第三十九章 “日暮途长，引边荒艰巨为己任”（1/1）

神道设教——进军天山——通过大戈壁——反对收复新疆的议论再起

光绪二年三月十三日，左宗棠到达肃州，指挥大军出关。驻在肃州的是主力部队刘锦棠的老湘军，正待命出发，可是在部分官兵中产生了畏战、厌战、不愿出关的情绪，特别是在老湘军内。南方人来到西北，不服水土，听说又要去新疆，一路上沙漠戈壁，飞沙走石，夏天热气蒸腾，冬天朔风大雪，湖南人都闻之生畏。张曜和金顺两军是看湘军行事，不敢打先锋。只有在陕北招降的董福祥部队董字三营和回军精善五旗敢做先驱，但他们也在窥察主力部队湘军的动静。湘军士气低落，可又不能将士兵们一个一个军法从事，只能想办法激励、鼓动他们，变消极为积极。

左宗棠到肃州那天，刘锦棠率部队出城十里迎候。他向左宗棠汇报了军中情况，特别是士气低落的情形。左宗棠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就和刘锦棠密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仿照《三国演义》中诸葛孔明的办法，面授了一通机宜。

他们定下计策，刘锦棠做好了布置。于是大队人马这才缓缓前进，向肃州城进发。当他们经过董字营前时，忽然有一名湘军老兵从行列中跑出来，直奔到左宗棠乘坐的大轿前，高声大喊，随从亲兵拉他不走。宗棠当他是疯子，不理睬他。不料随从队伍听到这个老兵的话，都大吃一惊，一个个屏声敛息，只听那老兵大声喊道：“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无衣无食，如何打仗？请宫保发给一个月满饷，大家吃饱了，好随老统领去打新疆。”

刘锦棠统率的湘军原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生前受部下的爱戴，称他为老统领，刘锦棠接任后，称为少统领。刘松山战死，湘军作战奋勇当先，誓为老统领报仇。他们忽然听到老统领英魂下凡，还口口声声要带队伍去新疆打仗，士兵们又敬畏，又感动，满腔热血沸腾起来，行列也停止不前了。左宗棠赶忙命大家向空顶礼膜拜，向老统领致敬。

那老兵闹了一阵，清醒过来。看他号衣是董字营勇丁，刘锦棠劝他归队。第二天，刘锦棠找董福祥来问：“何以留下这个疯子？”董福祥说：“这个人平时好好的，在营已有五年，未犯过错误。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

刘锦棠又把那个老兵找来，亲自问他，是怎么回事？老兵答道：“那阵子感觉从西北吹来一阵冷风，不觉之间，老统领已到。他命令我讲这番话，后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刘锦棠向左宗棠报告，左宗棠立即命全军设祭，致奠刘松山，还焚化纸钱、车马、衣服，行军道路上火光蔽天。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兵营中又有人加油添醋，说是到肃州后，早就听说老统领已到嘉峪关，催少统领制备寒衣万件，准备出关。这话也不知从何而来，可是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肃然起敬。

自从老统领英魂下凡，部队中人人摩拳擦掌，个个奋勇当先，那种畏葸不前的情绪基本消除了。左宗棠将这宗奇事写信告知留守兰州的刘典，还若有其事地说：“忠壮（刘松山谥号）殁后，遇有大战，必先示梦其部曲。忠义之灵，固常在也。”

天机不可泄露，除了左宗棠、刘锦棠和那个老兵外，对他人还以保密为妥。当时的社会，上自宫廷、官僚，下至士卒、百姓，无不充满了封建迷信思想。利用将士们对老统领的崇敬、怀念的心理，以激励他们的勇气和决心，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当然，这只能是临时、权宜之策，偶尔行之有效而已。

湘军于是大举出发了。谭上连、谭拔萃、余虎恩三员将领分率部队先行出关，刘锦棠大军也随之前进。

玉门关外是春风不度的一片荒凉地带，大军行经之处，天空上常有一大群乌鸦，总有数万只，黑压压的一片，随着部队飞行。部队歇息时，这大群乌鸦就在天空飞翔，呱呱鸣噪。部队开拔，鸦群飞翔在前，似乎是做向导。土人说这里生物稀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盛况，士兵们惊讶不已，称之为“乌鸦兵”，认为必是老统领英灵率神兵相助，都感奋不已。

其实，乌鸦在西北荒原很难觅食。大军经过的一路上和宿营地，都留下大量食物残屑，是乌鸦的美食。因此鸦群跟随大军飞翔，越集越多。行军途中，乌鸦飞得快，似乎是在为西征军做前导。在荒漠上空，有一大片鸦阵伴随西征部队，既可为士兵解寂寞，也确实是难得一见的景色，无怪乎湘军以为又是老统领降临了。

大队人马不久到达哈密。刘锦棠命军士将哈密的存粮先运到巴里坤，再由巴里坤运到古城。由哈密到巴里坤要通过天山，巴里坤到古城是一条重要的运输通道。他调徐占彪进驻巴里坤，保护这条运道，派张曜军屯哈密，修治进军台站，又在天山险要处竖立扶栏，以保护人马车辆安全通过。左宗棠为此写了一篇《天山扶栏铭》，铭曰：

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贯木树扶栏。谁其化险贻之安，嵩武上将惟桓桓。利有攸往万口欢。恪靖铭石字龙蟠，戒毋折损毋钻刓。光绪二年六月刊。

大军于是浩浩荡荡通过天山险阻，进入了渺无人烟的大戈壁，由董字营打前锋。营中回兵都纷纷说：“戈壁中有巨怪，专食人畜，听到人马声，就会刮起一阵飓风，顿时飞沙走石，人马双眼被沙砾迷住，妖怪随风而至，会将人畜吃光的。”兵士们听了害怕，不敢前进。将领们禀知左宗棠，宗棠大怒道：“哪来的妖魔？胆敢侵犯我的部队吗！只要它敢出来，我们就开炮轰它！”他当即传令全军，一路鸣炮而过，妖怪并未出现。于是湘回各军都认为左宫保天威，有神灵相助，平定新疆不在话下，士气由此大振。

正当西征大军克服了自身的低沉情绪，安全通过了天山险道，战胜了戈壁“妖魔”，浩浩荡荡大举出关的时候，不想朝野上下又响起了一片反对声。投降派、妥协派以及一些“好心”的人，又纷纷出来反对，多方掣肘。

反对者有些是出于妥协投降、苟且偷安的心理，有些则出于私心嫉妒，不愿看到西征军成功；至于那些“好心”的人，也认为收复新疆，谈何容易？原以为左宗棠和朝廷都只是口头说说、虚张声势而已，不想大军真的出关了。将来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悬军绝域，还要消耗东南各省巨额协饷，如此下去，民穷财尽，实在是下策。还不如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只在几处要地驻军，将新疆交与阿古柏和其他民族分裂主义头目分而治之，倒是省心得多。一些好心人看到左宗棠大胆冒进，一意孤行，也为他的安危担心。

收复新疆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呢？确非如此！从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看，那些人的顾虑重重，是有一定的理由的。中国历代用兵新疆，从汉唐到清初叶，都是处在强盛时期，要对付的只是比较落后的上层民族分裂分子。现在呢？国内经过20余年的内战，又受到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割地赔款，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财政凋敝，政治腐败。西征军深入数千里穷荒之外，道路险阻，粮饷不继。当时的敌人虽然是一个中亚小国，背后却有强大的英、俄撑腰，拥有从印度运来的精良的军火。西征部队呢？发不出饷，有时连饭也吃不上，行军时兵士们每人背一袋生红薯，用它既充饥，又解渴。左宗棠为了筹粮筹饷，常常深夜绕帐彷徨，不知所措，有时愁到寝食俱废。这样的部队能打胜阿古柏匪军吗？即使战胜了阿古柏，后面还有英国和俄国。如果英、俄出面，孱弱的中国怎能打得过它们呢？左宗棠对敌人也做过充分的估计，他认为：“安集延帕夏狡悍能战，将来非数大恶战不能结局。”“俄在外国最称强大，其战阵与泰西各国大略相同，火器精利，亦复相似。”他的头脑也是非常清醒的。

粮饷确实是个大问题，清朝廷虽然已命令东南各省负担，但各省经常借口加强海防，对西征军饷拖欠不付，积欠达二三千万两。至于清朝廷，虽然将全权交给左宗棠，但如西征失败，大军陷于进退维谷之地，清廷是决不会来分担责任的。上谕早就说得清清楚楚：“如果各该军逗留不前，则罪在主将。倘因粮饷不继，致误戎机，惟左宗棠是问。”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清朝廷虽然腐败，但封建专制统治依然强大。慈禧太后手下杀过好些亲王、大臣。如果西征失败，等待左宗棠的将不是什么好下场，理所当然地会被抛出当替罪羊，这点左宗棠是很清楚的。

但是他毅然抛弃了个人利害，以至于生死的考虑，决心进军新疆到底。为什么呢？我们只能用一个词来回答：爱国主义精神。

他驳斥了所谓只需在要隘驻兵的意见，在与沈葆桢的信中说：“乌鲁木齐就是最重要的要隘，乌城未复，无要可扼；即使收复了乌城和玛纳斯、伊犁等地，如果将新疆分封给各民族分裂分子头目，他们难道有能力、愿意为中国固守边疆吗？他们力量分散，不久都将为俄国吞占，以后西北之患亟，内、外蒙古都不能安枕。所谓撤西防以裕东饷，不单不能填满无底之橐，而且先就坏了万里之长城，真是是非颠倒、本末倒置了。”

他与王加敏（字若农）的信中又说：

“此时关陇既平，兵威正盛，不及时规还旧城，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人臣谋国，不可不预为万全，苟顾目前而忘远大，彻夜自思，何以为安？议者乃借外寇以相恐吓，尤为非理！”

左宗棠自入肃州后，就派出多批人员出关侦察敌情，对敌人兵力强弱、地势险要、远近等，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他下定决心进军新疆，于是上奏清廷，提出战略方案和用兵程序等。在奏中有一段自己的表态，说：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所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必不出此。而事颇有万不容己者……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若此时即便置之不理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左宗棠青壮年时期，长期在乡村当穷教师，后来却飞黄腾达，当了20年的总督，封了伯爵，如今身任大学士、钦差大臣，高位显爵，声望之隆，朝野中外无不侧目。可以说名誉地位已到了顶了，而年龄又将近古稀，本来他早就想引退回乡，如今却坚持己见，力排众议，必欲率军深入万里西域荒漠，面对强劲的敌人，难道他真会为了想立功边疆，还有什么更多更大的名利思想，就甘冒身败名裂的风险，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吗？正如他所说，连最愚蠢、最鄙陋的人，也不会这样想、这样干的。他所以不顾个人安危，完全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沦陷的新疆，决不能不管，否则后患将不堪设想。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负守土之责的大臣，如果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只考虑个人安危得失，彻夜自思，良心能过得去吗？！他给沈葆桢和王加敏的信中，已阐明了自己的信念，他还引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话说：“至成败利钝非可逆睹，则虽武侯亦不易斯言。”又引范仲淹的话：“吾知其在我者当如是而已。”表明他为国驰驱、不计成败，尽其在我的决心。

他并不考虑年老多病，在另一份奏折中说：

微臣 朽菲才，又值衰疾侵寻，志虑钝竭，何敢不自忖量，谬以自承。顾念臣子之义，厥重匪躬，疆场攸司，责无他诿。自从戎伊始，即矢尽瘁驰驱，岂头白临边，忽易初志？

一些历史学家读了这些奏折和信件，对他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几段话“感人肺腑”，赞扬他“是一个不顾个人安危的爱国志士”。“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次进军新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用兵新疆都要艰难得多，危险得多”。（齐清顺）

这一次，各种各样的反对者，在他义正词严的态度面前又一次退缩了。但是，尽管阻挡不了大军的西进，他们遇有机会还是会再次出来捣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