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1/1）
天津教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列强侵略规模最大的一次爱国斗争。曾国藩主办：“反复筹思，殊无良策”，“外惭清议，内疚神明。”李鸿章协办：“已有正法者十余人，喜出望外。”左宗棠建议：“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
当左宗棠在金积堡受挫，清廷命李鸿章往西北支援时，突然在天津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教案。清廷又赶忙将李鸿章这位“外交能手”调回来，去天津协助曾国藩办案。
天津教案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对西方侵略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爱国斗争。这一次，列强的侵略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天津人民针对天主教堂和不法的外国传教士，以及首先开枪伤人的法国领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吓坏了清朝廷，也震动了全国朝野上下。主其事者是曾国藩，协办者是李鸿章，左宗棠也没有置身事外。由这宗教案也暴露了这三位“中兴名臣”、19世纪中下叶掌握中国命运的大人物，对待西方侵略的不同态度。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除了军事外，还有经济和文化方面。宗教侵略就是文化侵略的一种。来华传教的西方人士，不乏善良之士，但是败类也不少。帝国主义就把这些败类派到国外做侵略者的先驱。少数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勾结官府，欺压平民，干了许多坏事。国内也有一些市井无赖，以入教为名，倚仗外国人的势力，为非作歹。官府害怕外国人，因而包庇这些坏分子。老百姓平时敢怒而不敢言，积了一肚子怨气。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了多起拐骗儿童的事件，还发现幼儿幼女的尸体，城中人心惶惶。因为过去西方侵略分子经常勾结内地流氓、匪徒，诱骗和拐带中国穷人出洋做工，所谓“当猪仔”；加之经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几次侵略，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者产生了普遍的仇恨和不信任感。正好天津府县拿获了两名迷拐幼童的匪徒——张拴和郭拐，讯明予以正法。民间就纷纷传说，两名凶犯和天主堂有联系。不久又拿获王三纪、安三等拐犯，他们供称与天津教堂有联系，因而天津人民对教堂疑惧万分，且充满仇恨。六月十八日，天津民团盘查到一名拐犯武兰珍，武犯供认是受法国教堂王三指示，麻药也是王三供给的。由于牵涉外国人，清官府不敢轻率从事，由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位地方主管，带领众人押解武兰珍到天主堂，找王三对质。
天津市民听到消息后，纷纷赶来打听究竟，将教堂围得水泄不通。对质完毕，王三不肯招认，刘杰等就将武犯押解回署。教堂人员一向是倚仗洋人、欺压群众惯了的，这次被县官审问一番，教堂又被包围，老大不高兴。虽然围观人多，他们也全不放在眼下，竟动手殴打群众。不料这次群众竟不怕了，也用砖石回击，双方打起来。刘杰赶忙率领差役，又回来镇压，总算好歹将群众劝走。
本来群众殴打不过是件小事，可是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却以官方未认真弹压为借口，小题大做，竟携带两杆洋枪，和一批随从手持利刃，直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找到崇厚后，就开枪射击，幸而崇厚躲得快，逃进了内室，才幸免于难。丰大业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咆哮了一阵，将官署内的什物文件捣毁一空，才悻悻离开衙门。半路上正遇到从天主堂转回的刘杰，丰大业又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一名家丁。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忍无可忍，哪能容许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街道上任意开枪杀人？群众一哄而上，乱拳之下，将丰大业击毙。
天津人民和全中国人民一样，受外国人压迫好几十年，憋了一肚子气，这时突然发泄出来。一些市民立即鸣锣，把全城人民聚集起来，焚毁教堂和一些外国人的房屋，打死十余名法国人、三名俄国人，以及一些中国教民。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事件发生后，京畿和外省都受到震动。首先是法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以武力威胁，随之英、美、俄、意等国也联合抗议，并出动军舰在沿海巡游示威。
清朝廷恐慌起来，它既怕全国各地群众效尤，“群起与洋人教民为难”，又怕法国借此出兵侵略，其他各国配合行动。于是一方面下令各直省督抚，严饬地方官随时保护外国通商、传教，弹压“愚民借端滋事”；一方面对天津道、府、县等地方官扣上“办理拐案操之过急，不能事先预防”的罪名，要分别惩治处分。
清廷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特派崇厚为钦差大臣出使法国，去赔礼道歉。其实法国当时国内局势不稳定，天津教案发生后一个月，普法战争开始，法军迅速战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之役全军覆没。法国并没有能力在中国采取重大行动，因此法国驻华公使为国内形势忧心忡忡，对清朝廷的态度并不坚决。清廷对国外形势却毫不了解，总理衙门反而疑神疑鬼，认为法公使踌躇不决的态度是“凶兆”，说什么：“查该使臣遇各省细故，皆暴躁异常，此次反若不甚着急，似伊已有定谋，恐成不测。”
在清廷掌权的是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他深恐得罪外国人，“后患不可胜言”，特委派德高望重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立即由保定前往天津处理教案。这是曾国藩一生中所办的最后一件大事，也是他办的唯一的一次重大外交事件。
曾国藩于六月初接得赴津谕旨后，诚惶诚恐，心情十分复杂。他那年已60岁，衰病侵寻，长期腹泻，头昏，胃口不开，两腿疲软无力，右目失明，左目也日渐昏蒙，经常卧床，实在已不适于承担如此重任。他对付外国人，首先有畏难、惧怕心理。他有自知之明，认为自己没有对付外国人的“机智肺肠”，曾说：“与外国人交涉，别有一副机智肺肠，余固不能强也。”天津事情闹大了，他此去可能凶多吉少，因此写信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作为遗嘱，预先安排后事，连将来灵柩如何运回湖南，书籍、木器如何处理，都一一做了安排。信中还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他害怕事态扩大，却又想不出对付的办法。
曾国藩在去津之前，先和奕通过函件商定了几条原则：查清武兰珍与王三的关系，但即使查出洋人牵涉拐骗案件，也要掩饰过去，为法国人留有体面，不可激怒洋人；迅速严拿凶手，“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如果法国兵船开来挑衅，“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决不与之“作战”，即一意妥协投降。
曾国藩到津后，立即大抓“人犯”。他虽然看到“天津人心汹汹，拿犯之说，势不能行，而非此又不能交卷”。崇厚要他撤去道、府、县三官之职，“以悦洋人之意”。他虽知“撤张守即大失民心，而不得不勉从以全大局”。一周后，法国兵船陆续开到天津，以武力要挟。崇厚害怕极了，曾国藩说他“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以顾和局”，但他自己也实在害怕，不禁说：“目下洋船到者已八九号，闻后来尚且不少，包藏祸心，竟不知作何究竟？”
在法国驻华代办罗淑亚的威胁下，他听从崇厚的意见，将府县官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他自己也知道做得很不妥当，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吾目花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遭此大难。”“余自来津，诸事惟崇公之言是听，挚甫等皆咎余不应随人作计，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
到了六月底，崇厚看到曾国藩身体不行，腹泻如故，又加上呕吐，头昏毛病也时常发作，就奏请朝廷加派了两名大员来津会办，一名是朝内的毛昶熙（字旭初），另一名是江苏巡抚丁日昌（小名雨生）。那时曾国藩已命令道府抓获11人，丁日昌一到天津就说：“大约如此大案，总须缉获四五十人，分别斩绞军流。”只有这样，外国人认为中国政府有“弹压百姓之威权”，他们的安全有了保障，才不至于联合起来对付清廷。后来曾国藩、丁日昌等陆续抓了八十多人，又听从罗淑亚的无理要求，释放了罪犯王三、安三和武兰珍等。但是这次教案，丰大业等是在群众气愤之下，被大家你一拳、他一脚打死的，在几千人中要找出谁是主犯，哪能有确凿的证据？于是只有严刑逼供，熬不过酷刑的则屈打成招。曾国藩也承认：“拿犯八十余人，坚不吐供，其认供可以正法者不过七八人，余皆无供无证，将来不免驱之就戮。既无以对百姓，又无以谢清议。”
当时除了天津“人心汹汹”外，全国人民看到清政府对内采取高压手段，迫害无辜，也都义愤填膺，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朝廷中也有一些人反对妥协投降，如内阁中书李如松说：“天津人民是为保护官吏而击毙洋人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继因丰大业向官长开枪……斯时，民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李如松是属于极端守旧派的人物，他还以为可以“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这就出轨了。但是他替天津老百姓说的几句话，还是对的。
醇亲王奕也是反对向外国人妥协投降的。慈禧太后使了两面手法：骨子里是要按奕和曾国藩的办法，镇压群众反西方侵略的运动；一方面也要做出点姿态，以安抚百姓和朝中的抵抗派，包括守旧派。六月底，朝廷下旨说：“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同时做出姿态，在各地加强军事戒备。曾国藩趁此将李鸿章和他统率的淮军从陕西调回直隶，因为他从李鸿章信中，知道他不愿参与西北边事，回津加强兵力，也可防止民变。他仍然坚持对洋人妥协，回奏说：“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他给曾纪泽的信也说：“已抓获十一人，或可以平洋人之气。”
李鸿章到直隶后，对曾国藩严惩无辜人民以平洋人之气的办法，完全赞成。听说已抓获了一批人抵罪，十分高兴，得意扬扬地说：“已有可正法者十余人，议罪二十余人，固觉喜出望外。”
同时，总理衙门也去函给左宗棠，征询对天津教案的意见。他和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的态度截然不同，回信首先指明不必害怕事态扩大，他认为外国人一般是通过威胁政府官员去压制老百姓，如群众起来闹事，他们会慎重考虑，不至遽尔挑起战争。他说：“泰西各国与中国构衅，类皆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至拂舆情，犯众怒，则亦有所不敢。”他指出事件的起因是丰大业首先向中国官员开枪，咎在法国，老百姓闹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点赔偿，可以允许。但反对以无辜百姓的性命抵偿。
他说：“法国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为者实不多见。”“津郡事变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群起与之为难。虽受迷无据，而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王三虽不承招，武兰珍则生供俱在，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仓卒，非官司授意使然。丰领事且以洋枪拟崇大臣、天津令，从人已受伤矣；其时欲为弹压，亦乌从弹压之？愚见法使所称四层，如志在索赔了结，固无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偿，则不宜轻为允许。一则津郡民风强悍，操之过蹙，必起事端。万一如该公使所言，激成变乱，中国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虑？且津民哄然而起，事出有因，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迫。未可以仓率不知准何之人论抵，致失人和。彼如以必欲抵偿为言，则事起仓卒，莫得主名，在我本为有词。倘更滥及无辜，怨毒益深，即彼亦多不利。各国以通商为利，以众怒为畏，亦必自知设法转圜，无须别作计较也。”
他的意见合乎情理，既保护下人民利益，又捍卫了国家主权。他分析法国人并不至于轻易起兵。但是奕和曾国藩等主意早已拿定，听不进这些，曾国藩还对左宗棠不应乱抓乱杀人民的意见进行反驳，说：“以为津民义忿，不可查拿；府县无辜，不应讯究者，皆局外无识之浮议。稍达事理，无不深悉其谬。”又说：“天津枉杀教士，外国疑天津可杀二十，其他口岸就能杀四十；今日可杀二十，异日即可杀二百。洋人在中华几无可以容身之地。”他替洋人设想，做出毫无根据的推理，并以此作为处理外事的根据。因为害怕洋人“忽来攻战，则吾将获大戾”，虽然已抓了八十余人，他认为，认供可以正法者只六七人，为数还太少，洋人未必肯结案，因此不能“拘守常例，要变通办理”，于是昼夜抓人，严刑拷打，最后结案共得正法之犯20人（后来实际处死17人），军徒各犯25人。张光藻、刘杰发往黑龙江充军，另赔偿法国46万两银、俄国3万两。他自认比较满意，说：“办理不为不重，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
天津教案结束后，全国民情沸腾，认为是屈辱外交。天津人民原以为曾国藩此来，将一反崇厚所为，备兵抗法，至是大失所望。一些被冤屈的犯人家属纷纷去京告御状，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左宗棠得知教案办理情况后，很为不满，在给友人信中批评了曾国藩，说：“曾侯相平日于夷情又少讲求，何能不为所撼！……彼张皇夷情，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数年以来，空言自强，稍有变态，即不免为所震撼，洵可忧也！”
曾国藩是六月初到津的，八月底结案，在津共三个月。案子办完，虽然自觉“足对法国和诸邦”，但究竟内心有愧，给兄弟的信中一再表示：“内愧方寸，外干清议。”“心绪不免悒悒。”他旋奉诏调任两江总督，自己已不愿去，说：“余目疾不能服官。”“趁此尽可引退，何必再到江南画蛇添足。”到任后也不高兴，想起“昔年所办之事，又有大不妥如水师者，贻人讥议。用是寸心焦灼，了无乐趣。境颇顺而心不适”。一年半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于南京任所去世，终年62岁。
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但他事前事后还经常自责，“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表明他还是有良心、爱国的人，他明知威力之下，主要原因是他对国家民族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害怕得罪洋人，大动干戈，惹出一场“大祸”。他的健康状况很差，体力脑力都已极度衰退，无力应付这样的大案，也是一项重要原因。他责怪崇厚误导于他，给曾纪泽信中一再说：“诸事唯崇公之言是听……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以前为崇公所误，失之太柔，以后当自主也。”将责任全推给崇厚，也不是实事求是。固然崇厚是一名昏庸腐朽的满族大臣，后来又成为大卖国贼，在天津教案上出了许多坏主意，但终究要怪曾国藩自己心中无主，“失之太柔”。他的声望地位远远超过崇厚，但他一贯害怕有皇室撑腰的满族大臣。几年前，曾国荃曾奏劾官文，他听了俨如大祸临头，赶紧去信责备。
在这方面，左宗棠和他截然不同。左宗棠也知道满族大臣不宜得罪，曾向孝威说：“与旗员闹口舌是吃亏事。”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却不相让。他曾与穆图善争论，并奏请将其部队遣撤，又曾奏参成禄几次，直至成禄被拿问。
左宗棠和曾国藩年轻时是好友，在太平军后期与胡林翼三人一德一心，形成坚固的湘军联盟；联盟瓦解后，又互相维护。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十分悲痛，写了一副“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的著名挽联，表明他们的生死之交。但是，他们二人在性格、志趣、能力、生活经历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在对待列强侵略的态度上，也有所不同，对天津教案出现分歧，后来在“海防塞防之争”上，也有不同意见。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争议就更严重了。历史学家在评价这一段历史时说：“在清政府中央和地方的当权派中，敢于正面提出办理天津教案应持的爱国立场，事后又敢于谴责曾国藩的投降外交，批判曾国藩等办理洋务运动是‘空言自强’的，只有左宗棠一人。”（董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