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师夷长技以制夷”（1/1）
在福州（下）——创办马尾船政局——“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
同治五年二月，左宗棠班师回驻福州，到十月离开，仅仅八个月，时间虽然非常短暂，但却为地方和人民做了不少事。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件事，是创办福州船政局，在马尾山下、罗星塔畔，开设造船厂，并开办了“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局的创办是清末洋务运动中的一项重大事件。马尾造船厂是中国第一家新式机器造船厂，它也是左宗棠倾注全力创办的第一项，也是最有深远影响的一项“洋务”。所谓“洋务”，就是当时社会所指的“现代企业”，例如“机器工业”（与手工业对比），也包含铁路、电讯等企业，因为是由西方传入的，所以统称为“洋务”。办洋务即是办现代企业，这无疑对于国家和人民都是有好处的。从长远看，也是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人办洋务是先从办军事工业开始的。这是由于中国人和西方接触，首先遇到的是西方的炮舰外交。西方列强凭借他们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可以随意将兵船开到沿海以至大沽口，甚至开进内河；可以随便用大炮轰击沿海沿江的炮台和城市。西方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是不友善的和邪恶的，是“侵略”，即使是通商和传教也带有强迫性。中国人害怕西方的军舰和大炮。明代郑和的木船队和火药、土炮也曾称雄于世，现在却敌不过人家了。因此，那时开明的人士最先想到学习西洋的当务之急，就是仿造船炮。
19世纪40年代初，林则徐就提出了制造炮船抵抗外国侵略的主张。随后魏源提出了著名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抵抗西方的侵略。魏源有一部重要著作《海国图志》，共100卷。前60卷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后40卷成于咸丰二年（1852年）。这本巨著收集论述了海外各国历史地理情况，也包含造船、造炮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知识。这在当时是一部比较系统完备的介绍西方的“百科全书”。魏源希望通过这部著作宣扬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达到国强民富的目的，但他只是一位学者，不是当权派，《海国图志》传播了西方知识，他的正确主张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能实现。
自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英国人在沿海挑衅，左宗棠就开始发奋研究西方情况，那时中国人对海外情况了解不多，这方面的书籍也很少。左宗棠收集了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杂记等，仔细；后来又读到《海国图志》，很赞美这部书内容翔实，不比那些山经海志差，他特别欣赏“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道光二十年他就提出中国要自造船炮，同治元年（1862年）他向总理衙门建议：将来有经费时，必须仿制轮船，以巩固海防。同治三年他在杭州仿造了一艘小轮船，在西湖上试航，外表初具，但航行不快。从这以后，他就决心创办一个大型的机器造船厂。
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到福州刚一个月，就正式向清朝廷提出一份建造轮船的详细计划。他首先指明造船的目的，是巩固国防和发展民生。他说：“自从海上用兵以来，西方各国军舰和商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京师直接受到威胁。洋船行驶快，运费低；中国商人靠木船运货牟利，费重行迟，敌不过洋商。沿海各省居民十之六七是从事商业的，这样下去，商业萧条，税收减少，富人变为穷人，一般人民生活则将更为穷困。如果中国自行制造轮船，在战争时期，军舰可以巩固海防，抗御外国侵略；和平时期，可以发展商运和漕运（粮运），促进民生发展。”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的学员与洋教官
他的目的还不止于造船，他主张先从外国购买造船机器，船造多了，可以布置在沿海各省，造船厂又可购买或自制其他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币、修水利以及一切民生日用工业，都可以逐一兴办起来。这就是以造船为基础，发展其他军用和民用工业。这确是一项很有远见的计划。
当时清朝廷也认识到轮船的重要。但朝中有些人反对造船，主张购买或雇用外国船。左宗棠认为购、雇不如自造。反对者提出了造船的若干难点。他对此做了周密的设想，并一一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如：选择厂址的困难，在马尾山下可以解决；购买机器和聘请外国技师的问题，他已和德克碑、日意格谈妥；筹款问题，浙江巡抚马新贻和广东巡抚蒋益澧都答应协助；船造成后的驾驶管理人员，可开办求是堂艺局进行培训；等等。
当然，还有最大一难，新创办的事业总是不易为人了解接受，因而各种议论、诽谤，甚至公开的反对纷纷而起。阻力既来自清廷内部，也来自外国。朝内有一部分顽固派，反对一切新事物。如大学士倭仁、监察御史张盛藻等，他们认为：“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足以应付一切，外国人自会躲得远远的，用不着造轮船和洋炮。如果“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让科甲正途人员去学天文、算学等，去了解制造洋船洋炮的道理，那是他们极端反对的。因为这样，恐怕天下将以礼义廉耻为无用，大家都去学洋学，人心因之解体，国家要垮台了。这些议论竟然出自大臣之口，是极端荒谬的。幸而朝廷当权派亲尝过西方列强侵略的滋味，没有听信他们的意见，迅速批准了左宗棠的建议，着其试行办理。
阻力也来自外国。英公使威妥玛和税务司赫德听说中国要自造轮船，而且请的是法国顾问，就急忙横加干预，向清政府提出建议说：
中国要图自强，应当向外国学习新事物，这固然不错。至于轮船机器等还是以买和租雇最为方便。
威妥玛表面说得很漂亮，似乎是帮助中国图自强，实则没安好心。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后来收复新疆之役，他一贯使坏主意，企图侵占中国利益，不是欺骗就是恫吓。他反对中国自造轮船，而赞成购雇，有他自己的打算。中国如能自己造船，巩固了海防，对西方列强不利，以后就不能肆意欺侮中国了，这是主要的一点。造船请的是法国顾问，他们也眼红，如果购雇，则英国还可以得利。清政府不相信威妥玛，寄了一道密件征询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揭露了威妥玛的意图，清廷就据理驳复了他。
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的上谕
朝廷既已同意试办造船，左宗棠也积极行动起来。船政局规模定下来了，他立即派人去欧洲采购机器和船槽，同时开办求是堂艺局，选录了一批优秀青年，学习英、法语及算学和画法等。正当他兴致勃勃地筹办船政的时候，忽然朝廷降下一道谕旨，将他调任陕甘总督，去镇压甘肃省回民起义。他这时实在不愿离开福州，而又不能违背圣旨。西北局势确实也很危急，新疆已被外敌入侵；但船政局的事还必须料理，另外还有军事、民政等方面未了的事。于是他奏请暂缓几个月再去西北。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他离开福州后，船政局由谁来接办呢？他看中了福建人沈葆桢（字幼丹），他是林则徐的次女婿、曾国藩的门生，正丁忧在家，不肯出来做官。左宗棠亲去他家中敦请三次，这才答应。二人对船政详细商议后，左宗棠奏准清廷任命沈葆桢为船政大臣。船政已有头绪后，左宗棠于是上奏，总结了筹办船政经过，又一次着重说明造船的必要性。虽然自己即将离闽，造船则绝对不可半途而废。他说：
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也，非如雇买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其事较雇买为难，其费较雇买为巨……凡费宜惜，钜费尤宜惜，而顾于此者，窃谓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雇募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擅无穷之利也。
清朝廷倒很嘉赏左宗棠勇于负责不因离闽而推卸船政的精神，下谕表扬他，说：
创立船政，实为自强之计。若为浮言摇惑，则事何由成？左宗棠大臣谋国，所见远大，自当坚定，以期有效也。
左宗棠离福州后，在西北的十余年中，戎马倥偬，仍然十分关心数千里之外的船政局。他所委托的沈葆桢是可靠的人，对船政尽心尽力，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接任闽浙总督的是一位顽固派吴棠，到任后就声言：“船政未必能成功，成了又有什么益处？”他处处与船政局和沈葆桢为难，由于沈葆桢坚持，左宗棠也上奏揭露吴棠的无理破坏。清廷重申了设厂造船是借此以转弱为强，志在必成，不能听信一二浮言，产生动摇。不久将吴棠调走。
还有一个法国人美理登，任福建税务司，他也来阻挠船厂建设，先是扬言造船不能成功，说：“要使中国人学会外国语，并懂得造船、造机器和驾驶技术，诚似梦中行为。”他还重弹赫德的老调：“造不如买。”阻挠未成，他又提出要将造船企业纳入海关，归他直接掌管，也许这就是他的本意，其后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巴士栋也来干扰，但都被船政局和总理衙门予以拒绝，使造船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一个外国税务司和副领事就能来干预中国内政，也可见当时清政府的积弱和西方列强的气焰。
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十日，第一艘国产轮船“万年青号”下水了，排水量为1370吨，由中国舵工和水手驾驶。在岸边观看的千万群众看到轮船缓缓驶入海中，无不兴高采烈。据当时人记载说：“微波不兴，江岸无声，中外欢呼，诧为神助。”“万年青号”一直航行到达天津，抵达码头时，中外人士“观者如堵，诧为未有之奇”。这是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大轮船，过去中国人不敢想的事，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做不到的事，现在终于做到了，无怪中外人士惊奇。显然，造船成功使中国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信心提高了一大步。
福建船政局还经常受干扰，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又以用款太巨建议暂行停办，他的理由是，和外国已议和，不用再考虑海防了。清廷咨询了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意见后，决定继续制造。总计福州船政局从同治五年（1866年）开办，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暂行停办为止，一共制造40艘船只。最先造的4艘，轮机是从国外购的，以后都由船厂自造。前期的船都是木壳，马力小（80—150马力），时速低，载重只有1000余吨。后期的造船技术显著提高，造出了2400马力、载重2000余吨的钢甲钢壳军舰。后期日、意、格等洋员已经撤走，完全是由中国员工，包括求是堂艺局派出国留学归来的学生自己制造的。所造大部分是兵船，也有少量商船。船的质量与从国外购来的相差无几，受到中外人士的称赞。英国水师军官看到这些船，赞叹说：“若不是亲眼看到，真不相信福建船厂能造出这些精致而巨大的船。”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何必舍己求人，舍近图远？以后沿海沿江的兵船和商船都由福建船政局承办好了。”李鸿章本来反对福建造船，后来也承认这些船确实“精坚合用”。
为广东水师制造的丙乙号快船
福州船政局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第一代优秀的造船人才和海军军官。求是堂艺局的学生和留学生魏翰、汪乔年、吴德章等在测算、制图和造船技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后期由他们造成的船舰质量接近外国船只。清政府本来没有现代化海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从国外购进一些船只，更主要依靠福州船厂提供了一批船，建成了北洋、南洋、广东、福建等几支水师，共有88艘军舰，其中30艘是福州造的。光绪十四年（1888年）海军正式建制，提督丁日昌以下的总兵、副将等七个要职中，有六个是求是堂艺局学生。
在中法战争中，虽然由于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马尾海军遭到突然袭击，加之双方力量悬殊，但是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由船政局制造的船组成的福建水师还是英勇还击，虽然牺牲重大，也给法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求是堂艺局学生做出了重大贡献和英勇牺牲。当日本舰队从半岛海面，对我国从朝鲜返航的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时，旗舰“定远号”中弹起火，管带（舰长）刘步蟾在统领丁汝昌受重伤后，督阵指挥，以寡敌众，使敌舰受重创。“定远号”沉没时，他也自杀。“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表现最英勇，当“致远号”受重伤、弹药用尽时，他命令开足马力向日本快舰“吉野号”撞去，不幸中雷沉没，全舰250人壮烈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超勇号”管带黄建勋、“扬武号”管带林履中都英勇奋战，最后为国献身。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等都是求是堂艺局学生，管带以下的大副、管轮等军官中也有许多船政局学生，他们在作战中表现英勇，临死不屈。
甲午海战虽然由于清廷的妥协投降政策而惨败，但海军官兵们的坚决抵抗给了敌人以教训，并迫使日本舰队首先退出战场。求是堂艺局学生的爱国牺牲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福州船政局在奠立中国的海军基础和在反对侵略、抵御外侮方面，都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它所培养的海军人才，不仅在当时，直到几十年以后的民国时代，也还有深远影响。这一时代的海军将领大多是福建人和求是堂艺局学生，如曾在清末任海军提督的海军元老萨镇冰。求是堂艺局还培养了几位特殊人物，如传播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他翻译过一些西方重要的社科书籍，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他还办过报纸，对清末维新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又如，詹天佑是一位杰出的工程专家，主持修造了京张铁路，发明了火车车箱自动连接器。中国人很尊重并纪念这位工程界先驱者，他的铜像至今耸立在京张铁路旁的万山丛中。
福州船政局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管理不善，经费支绌”而停办，虽遭到各方面，特别是福建人的反对，但是清政府已濒临崩溃，无暇顾及。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国民政府恢复了船政局，改名“马尾造船所”，但规模不大，建造的船也不多。
辛亥革命次年（1912年）四月十九日，孙中山乘轮由沪抵达罗星塔下的马尾镇，参观了马尾造船所，并向全所员工发表讲话，说：“马尾船政局缔造艰难，成船不少，本可足为海军根据。但在甲申（中法）、甲午（中日）两战中失败，兵船损失殆尽。清政府无力补救，一蹶不振。现在民国光复，亟应兴船政以扩海军，使民国海军与列强并驾齐驱，与于世界强国之邻。”他还追述了年轻时的理想，他少年时原想投考马尾船政学堂，学习海军，以达强国的目的，不料中法战争发生，马尾船政局被毁，他入海军的愿望未能实现，因而改习医学。这次特意到马尾船厂来看看，亲历其地，以偿少年时代理想的夙愿。可见马尾船政局在当时国人心中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它促进了中国人强国富民的愿望，特别是唤起了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
孙中山的国民政府寿命不长，其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相继接管了马尾造船所，同样规模不大，造船不多，而且变换频繁，经过几次战争，船厂设备损失殆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尾造船所再改为马尾造船厂，才获得新生。现在已扩建为有一定规模的造船企业，还建造了现代化码头。当然，它的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它的本身，而更在于推动了中国造船工业以至整个近代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