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1/1）

曾左胡联盟——从兴起到瓦解

太平军反对清政府的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当时清政府的军队八旗和绿营兵腐败无能，丧失了战斗力，它所依靠的是崛起的新兴力量湘军。湘军在这里是一个总称，它包括罗泽南、王錱的老湘军、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和胡林翼在湖北的军队。与太平军作战的还有淮军，主要由安徽人组成，另成一个系统，但受湘军统帅曾国藩的节制。有些人说：太平军与清政府之争后来演变成它与湘军之争，亦即“湘粤之争”。这是指双方领袖的籍贯而言。还说：湘军并不是为保卫清室而战，“世谓湘粤之争，乃为孔耶而战，而非忠于清室也”。（李肖聃）因为太平军信奉耶稣教，而湘军领袖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首先标榜的是保卫儒、佛、道教，绝口不提保卫清室。

不论怎样，当时人们就留下了疑问：满人统治中原200余年，汉人备受歧视压迫，湘军领袖也有亲身感受，而且清政府腐败无能，外敌环伺，国事危急，何以强大的湘军集团在战胜太平军后，不一举消灭清王朝，建立汉人政权？有人认为这真如反掌间事。他们曾否有此打算？何以未能实行？在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当然，即使曾有过这样的计划，也是绝对秘密的，不会在文字上留下明显的痕迹。然而，当时社会传闻，以及一些笔记、，却有这类记载。因为缺乏佐证，又难令人相信。社会上纷纷传说，也许是广大人民对湘军的企望，也许真有一些根据。本章将根据几位湘军主要领袖的言行、活动，彼此的交往和当时的形势，对这个重大而又为许多人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

太平军在金田起义时，中国社会已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深受儒教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希望过安定生活的中层阶级都不欢迎太平军的“造反”。不论是保守派如曾国藩，改革派如林则徐、魏源、胡林翼等，他们不仅不同情“造反”，而且迅速站在清王朝的一方，参加扑灭太平军的行列。左宗棠也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员，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等的差异，在对待太平军起义的态度上，和他们既有相同之处，也有重大差别。

曾国藩是一位有名的学者、文学家和理学家。他反对太平军最坚决，动机首先是从儒家的爱国忠君思想出发，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从他的《讨粤匪檄》中可以看出，他对太平军崇尚西方天主，反对儒教，烧毁文庙、学宫和佛道寺院，痛心疾首，认为：“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这番话对于封建社会知识阶层很有号召力。湖南儒士如罗泽南、王錱等都纷纷响应，参加了湘军。

胡林翼在反对太平军破坏儒教方面，和曾国藩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是现任官吏，守土有责，所以早期就参加了对抗太平军的行列。胡林翼和左宗棠的交情很深，二人意气相投，对国家大事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于清朝廷的腐败无能都极为不满。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太平军起事早期，胡林翼的态度积极而活跃。左宗棠是老百姓，对清政府不负任何责任，他以超然和消极的态度对待时局的发展，带领全家藏到深山中，躲避战祸。但是胡林翼一再推荐他，最终把他拉出山来。当他遭受官、樊构陷时，又是胡林翼会同其他友人将他救出危难，并将他请到曾国藩大营。如果说，左宗棠的出山和以后的成功，胡林翼是主要的策划者和帮助者，是决不过分的。

左宗棠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到宿松大营后，不久胡林翼也赶到，同时曾国荃、李鸿章、李瀚章、李元度（字次青）等也在。这次湘军领袖宿松之会，是一次重要会议，对湘军的巩固和发展，及此后的战略部署都做了安排。他们几乎每日都在一起讨论，特别是胡林翼于四月初十日到后，曾、左、胡三人在一处单独谈的时候最多，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如：

十二日，早饭后，与胡中丞、左季高畅谈。中饭后，与左季高畅谈。

十五日，早饭后，与胡中丞、左季高畅谈。

十六日，早饭后，与胡中丞、左季高熟商一切。傍夕，与胡、左诸公谈江南事。

十七日，早饭后，与胡润帅、左季高畅谈。申刻，与胡润帅畅谈至二更。季高、次青诸公亦同在。

他们究竟讨论了些什么问题呢？从那几天曾国藩日记中的简略记载，以及会前会后他们的言行和书信交往中，可以看出他们谈论了天下大事，还讨论了壮大和巩固湘军集团的问题；对付太平军（主要在江南战场）的策略和击败太平军后湘军集团的前途。这次会中也决定了左宗棠的去处。

曾、左、胡三人多次密谈，而且时常摒除他人参加，表明三人在湘军中的领袖地位已经确立。特别是左宗棠，他还不是清军正式将领，而且还是“待罪之身”，然而他得到曾国藩和胡林翼的高度器重，也受到湘军将领的普遍敬服。胡林翼自不必说，曾国藩对左宗棠这次来宿参会，并且答应随他襄办军务，喜不自胜。左宗棠离去后的第二天，他就写信告知其弟曾国潢：“左季高在余营二十余日，昨已归去。渠尚肯顾大局。”流露出满意之感。

他们为什么要密谈呢？显然是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内容。他们已看到对他们极为有利的形势。太平军于1853年在南京定都后，犯了一系列战略上的错误：没有集中兵力北上，而却在大敌当前之下，偏安江南一隅，做起关门皇帝，接着于1856年又自相残杀，石达开部队出走。洪秀全又迷信、腐化，王朝已失去了当初的革命性和朝气，尽管仍然拥有强大的兵力，但是败势已见。曾、左、胡看到胜利在望，当湘军击败太平军后，将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这支力量何去何从，是全国人民及清朝廷十分关心的问题，也必然是他们自己所要反复研究的问题。

满人入关后，对汉人一直采取歧视政策，兵权不授予汉人。直到太平军起事后，因为满人将领颟顸无能，满人中有识之士如军机大臣文庆、肃顺等主张重用汉人，这也是不得已的事。这样，曾国藩、胡林翼等才能身拥重兵。然而清王朝对汉人一直是不放心的，咸丰四年湘军在武昌打了一次胜仗，咸丰帝本来非常高兴，不料大学士祁寯藻却挑拨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听了脸色都变青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都是精熟历史的人，目前是太平军、湘军、清王朝三支力量鼎立，太平军消灭后，“狡兔死，走狗烹”，清朝廷必然会设法消灭湘军力量和残害湘军将领。他们必须及早考虑如何应付清王朝的迫害，以免一时措手不及。

胡林翼是湘军中的智囊。他是有胆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曾说过：“天下糜烂，岂能安坐而事礼让？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他不过是一员巡抚，一名地方官，有什么必要以“一身任天下之谤”呢？话说得很清楚，显然他有更大的志趣和图谋。他认为对天下不必客气，不能礼让。湘军的出路有一条，就是推翻清王朝。这既符合广大人民的心愿，也是不难办到的。当时内政腐败，外敌压境，八旗和绿营兵疲弱不堪。如果湘军在平定太平军后，反戈一击，夺取天下是不难的。

左宗棠和胡林翼志趣相同，年轻时“身无半亩”，却“心忧天下”，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为洞庭王庙题联云：“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口气很大，时人评说：“末四字有项羽‘彼可取而代也’之豪霸。”（吴恭亨）他对满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早就极为不满，由一个汉族为主的开明政府来取代腐朽的满族王朝，对中华民族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在太平军初起时，他抱有一定的同情心理，徘徊观望了九年。史家记载，“据比较可信的传说”，他曾袖策谒见洪秀全，劝洪秀全在政略上做一定改变，“放弃天主耶稣，专崇儒教，秀全不听”，左宗棠因而逃离（范文澜、简又文等）。天京大变乱后，左宗棠认为太平军已不能有所作为，在胡林翼、曾国藩和众多亲友劝说之下，终于放弃了中立、观望的态度，加入了湘军曾胡集团。他和胡林翼是莫逆之交，加入湘军，自然是同意壮大湘军集团的企图。他对湘军的未来必然也会有深入的考虑。

当时反满思想在汉人中普遍存在，左宗棠和胡林翼对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是熟知的。每当一代王朝由于自身腐败、濒于灭亡之际，必然会有各种势力纷纷崛起，图谋取代它。秦末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东汉末的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父子；隋末的李密、王世充、宇文化及李世民；元末的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明末的张献忠、李自成、努尔哈赤等。群雄并起，有些是农民运动的领袖，有些是贵族领袖，但不管领袖们的出身和地位如何，几种力量竞争的结果，其中一支最强大的力量战胜所有对手，取得统一国家的胜利。获胜的力量一定具有比较开明正确的政治纲领和军事策略，能吸收和团结各方才智之士，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否则，如果新的力量缺乏正确的政策，本身又腐化变质，得不到人民的拥护，就绝不可能成功。即使暂时建立起政权，也不可能维持长久。历史上已有许多先例昭示，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时清朝也正处于末世，国内反抗势力此起彼伏，王朝摇摇欲坠。太平军虽是一支强大的力量，但已成强弩之末，成功希望很微。湘军这支新兴的力量却不可忽视，朝野都看得很清楚，当然也会有些热心人为湘军领袖出谋划策。有一位韩超（号南溪），当胡林翼任黎平知府时，他任通判，协助胡林翼办团练。胡林翼曾荐他“深明兵略，刚正不挠，其才非臣所及”。他看到太平军占据江南，西方列强逼近京畿，建议曾国藩、胡林翼在南方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然后仿效唐太宗李世民前事，徐图天下。他给胡林翼的信说：

今津门、都下夷馆纷然，较昔所谓卧榻尤为逼迫。似此危险，何啻剑上炊耶！愚以为南方各节使宜早图自强，设有不虞，犹可支撑半壁，徐策中兴。夏之有缗，唐之晋阳，其前事矣。未识尊意及曾、袁诸君子以为若何也？

此日东南糜烂，畿辅垂危，则豫鲁之能否维持，所不可必矣。若秦、陇、楚、蜀联成一片，地亦不狭，力殊有余。自古分据之局未或久远。

胡林翼和左宗棠究竟如何想法，当时人也有所了解。如杨笃生在《新湖南》中说：

湖南人如胡、左二公，固非无度外之思想者。……左公薨时语其家人说：“朝廷待我固不可谓不厚。”少间，又语曰：“误乃公事矣，在当日不过一反手间耳！”此言故人子弟多闻之者。

当然，左宗棠薨时所说不一定真有其事，但说明当时人根据他的一生言行，相信他和胡林翼很早就有推翻清朝廷的企图。

至于曾国藩，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他虽然反对太平军，却并不绝对忠于清王朝，在《讨粤匪檄》中可以看出，只提维护名教，不提维护清王朝，这使清朝廷很不高兴。他对于太平军消灭后，兔死狗烹的教训是认识极为深刻的。在宿松之会中，他和胡林翼、左宗棠三人密谈多日，奠定了曾、左、胡联盟的格局。他对左宗棠终于加入他们的阵营是十分满意的。但当时他所迫切考虑的问题还不是推翻清王朝的问题，而是如何对付仍然强大的太平军，对于夺取天下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他始终是疑虑重重。

宿松之会后，左宗棠回到长沙，建立了“楚军”，准备东行协助曾国藩。正当这时，石达开率军由贵州进入四川，川中危急。朝廷商议要左宗棠去督办四川军务。曾、胡、左事先已有部署，一致反对这项决定。清廷无奈，改派了骆秉章去川。

左宗棠决定东行之前，胡林翼说过几句很值得玩味的话。他给左宗棠的信中说：“公入蜀则恐气类孤而功不成。”这是明白地说：“曾、胡、左三人必须团结在一起，结成雄厚势力，才能成功，如果宗棠去川，力量分散，则功将不成。”显然，胡林翼所谓“功”，就不限于平定太平军之功。因为如左宗棠去川，独当一面，他的才干远胜于骆秉章，取得局部的成功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胡林翼认为这样会削弱湘军集团的力量，也会破坏他们的计划。

他给郭嵩焘的密信说：“季公得林翼与涤丈左右辅翼，必成大功，独入川则非所宜也。”这句话更堪玩味。当时曾国藩是两江总督，胡林翼是湖北巡抚，左宗棠只是奉旨襄办曾国藩军务，即辅翼曾国藩的。胡林翼却反圣旨而行，说应由总督曾国藩和巡抚胡林翼来辅翼一名刚出任四品候补的在籍举人左宗棠，以成其“大功”，这岂不是难以令人理解吗？但深思之下，也并不难于理解，显见胡林翼对左宗棠期望之深，“成大功”决不仅限于平定太平军。因为天国崩乱，败局已定，即使左宗棠不出山，以曾国藩的湘军加上李鸿章的淮军，也足以完成平定太平军的任务。而且为了对付太平军，也决不可能由左宗棠做主帅，反由曾国藩去辅翼他，这不符合朝廷的安排。胡林翼是聪明绝顶的人，在这种大事上，哪能糊涂至此？

显然，“成大功”是指争雄天下，除此也再不能设想有什么需要曾国藩和胡林翼去辅翼左宗棠的大事业。

湘军集团的存在和曾、左、胡形成联盟是一个事实，尽管他们不会打出一块联盟招牌。在这个联盟中，谁最适合做争雄天下的领袖呢？胡林翼对左宗棠的评价极高，称他“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他认为无人胜过左宗棠，他自己不及左宗棠，曾国藩也不及。曾国藩在当时以道德文章负天下重名，但他是循规蹈矩的人，他在《忮求诗》中说过：“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这样一个“终身让道”“于世少所求”的理学家，是并不适合当争雄天下的领袖的。他自己不会有这种愿望，别人也能看到这点，所以胡林翼认为左宗棠是适合的人选。他那时还希望曾国藩能和他一起辅翼左宗棠，“成其大功”。

虽然胡林翼这样希望，并且和密友郭嵩焘说起过，但这毕竟只是从发展中、从未来着想。当时的事实是，曾国藩是湘军领袖，地位和威望最高，湘军的一切都不能撇开他。

曾国藩也是一个矛盾的人，他虽然“终身让人道”，但当太平军起义，面临“名教之奇变”，却不愿袖手安坐，立即挺身而出。然而，他又没有更多的想法，给弟曾国潢信说：“平世辞荣避位，即为安身良策，乱世仅辞荣避位，尚非良策也。”他的地位越高，威望越大，却越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惧之感。在他给兄弟与儿子的信中，多次提到他的危惧，如：

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

惟圣眷太隆，责任太重，深以为危。知交有识者亦皆代我危之。只好刻刻谨慎，存一临深履薄之想而已。

胡林翼就是曾国藩所谓知交有识者之一，他不仅代曾国藩危，也为自己和所有湘军领袖危。他认为不能仅仅危惧，而应该有对策。据说他曾试探曾国藩：“公亦有意于天下乎？”曾国藩未予肯定答复。曾国藩不仅是湘军领袖，李鸿章的淮军也听命于他。他不作“度外之想”，尽管胡林翼热心，也无可奈何。如果胡林翼能再活一些年，也许随着岁月迁移，还可能有各种变化。但他于宿松之会的翌年（1861年）即去世。他久患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很清楚，一旦他去世，他所苦心筹划的曾、左、胡联盟将随之瓦解。将来湘军平定太平军后，势力必大大膨胀，唯一的出路是夺取天下。如今曾国藩无此打算，那么必须退而求其次，谋求保全之策，以免湘军领袖异日遭到不测之祸。他信任左宗棠的才略和胆识，将这个重任托付给左宗棠，写信给左宗棠说：

涤公之德，吴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其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

这封信分析的形势与曾国藩家信中所分析的一样。他委托左宗棠保全曾国藩，处理曾、左、胡联盟的善后。这是他为联盟所做的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道策划。

咸丰十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第二年由曾国藩密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这年咸丰帝去世，同治即位，还只六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大学士肃顺等带头反对太后听政，认为清宫无此前例。慈禧立即杀了肃顺等人。曾国藩那时升任两江总督不久，身拥重兵，感到十分恐惧，在给兄弟的信中说：

京师十月以来，新政大有更张。皇太后垂帘听政，前此受赞襄之八人者：肃斩决，郑、怡赐自尽，穆军台，匡、景、杜、焦革职，中外悚肃。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但是当时太平军尚未消灭，慈禧太后新掌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还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湘军的支持。加之新任命的议政王大臣、恭亲王奕也是主张重用汉人的，所以，不但曾国藩没有遭受颠坠的危机，反而继续被重用。几个月以后，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军务，又加太子少保衔、协办大学士。有许多湘淮军将领由他保荐，担任了各省巡抚，可谓权倾一时。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其后一二年间，太平军在浙、闽余部也被消灭，天国从而覆亡。清朝廷论功行赏，曾国藩封为一等侯爵、太子太保；曾国荃封为一等伯爵、太子少保；左宗棠也封为一等伯爵、太子少保。

曾国藩名位之高，声望之隆，可谓无以复加了。太平军已经消灭，他的忧危之感也无以复加，给曾国荃、曾国潢的信中说：

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

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戾。

平定太平军后不久，曾国藩立即将兵权交出来。但是他仍然终日忧惧，因为他考虑到即使功成身退、解甲归田，可是湘军的庞大势力和他的崇高声望，都不是一时可以消灭了的，清朝廷对他下毒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他的忧虑并不是毫无根据。他虽然不想当皇帝，清朝廷依然对他猜忌。当时社会上也有许多人想让他当皇帝，连他的女儿纪芬也听到这类话。她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有一段记载：

文正在军未尝自营居室，惟咸丰中于家起书屋，号曰：“思云馆”。湘俗构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无知，乃以湘乡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皇帝！”湘谚谓小为细也。其时乡愚无知，可见一斑。

纪芬所记木工的话，是代表南方民间的普遍想法，据说曾家听了，全家陷于极度恐慌之中，俨然大祸将临。

大家看到曾国藩和湘军将领将有危难，曾国藩自己早看到，胡林翼看到，左宗棠自然也看到。胡林翼将保全曾国藩的重任托付给左宗棠后，又写信给曾国藩说：

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

他虽知道曾、左交情很深，但仍放心不过，再一次告知曾国藩：左宗棠虽然平日好争论，但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希望他们共同度过危难。

慈禧太后是心狠手辣的人，她先后杀了重用汉人的肃顺等人，但是对曾、左始终优礼有加，并未动手。是慈禧对曾、左特别发慈心呢？还是曾、左采取了一套成功的保全自身的策略呢？这又是些什么样的策略呢？这正是曾国藩和左宗棠当时需要精心策划的问题。

曾、左、胡联盟从建立到消亡，已成为历史陈迹，当时的人感到遗憾的是，强大的湘军未能推翻清王朝，建立新政权。章太炎说：“曾氏既夷粤寇，而勿能定九鼎于金陵。曾氏既殁，左氏横于赤县者尚二十年。当是时，白人虽觊觎，犹敛戢勿敢太肆。其克新疆归，有劝进者，长息曰：‘吾日暮途远，然而齿坠矣。’嗟乎，有其时者无其志，有其志者阻其年。”

章太炎的嗟叹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意见。人民对清政府颟顸无能、丧权辱国，已极端失望，汉人社会又普遍有排满思想。曾国藩既无夺取天下之志，人民于是寄希望于左宗棠。章太炎所记有人劝进及左宗棠的叹息，不一定真有其事，但是表明了人民的看法和愿望。他们认为：左宗棠是有能力，也有志气来担当天下的重任的。但是他以前在湘军中的声望和资历不能逾越曾国藩有所作为；及至西征成功，虽拥有重兵和崇高威望，而日暮途远矣。

其实，综观左宗棠一生，他是一位爱国者，但不是想做皇帝的人。他的上半生以诸葛亮作为楷模，下半生头白临边，“引边荒艰巨为己任”。他虽然鄙视满贵族的无能，也受过满人的排挤、迫害，但他不是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者。他率兵统一中原，恢复边疆，着眼点是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他具有更高的境界。

胡林翼设计了曾、左、胡联盟，从他劝左宗棠出山，组织宿松之会，建议由他与曾国藩辅翼左宗棠，成其大功，直到死前委托左宗棠处理善后，这个秘密结盟若隐若现，引起社会上的众多猜疑。历史上不可能有什么更详尽的记载。但可以确信的是，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曾、左、胡之间有若干情形，是不足为外人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