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客日强而主日弱，终恐非计”（1/1）

进军浙东——反对“借洋兵助剿”——“士民嗜利忘义，争附洋人”——“费中土至艰之饷，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

咸丰十一年底，江西太平军被鲍超军多次战败，但李世贤大军则在浙江继续得手，八月攻占严州、绍兴，十月攻占宁波、台州。浙江省除杭州外，只剩衢州、温州、湖州还在清军手中。温、湖二州四围都是太平军，清军只控制了衢州与江西接壤的通道。清朝廷看到江西已缓和，浙江却紧急，就诏命左宗棠赴浙督办军务。左宗棠奉旨后二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陷杭州城，巡抚王有龄自缢身死。曾国藩这时也认为浙江亟待救援，密疏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并写信给左宗棠说：“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十二月，朝廷下旨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左宗棠于咸丰十年八月领兵出征，不过一年余，就由四品京堂候补升为地方大员，可说是升官快捷之至了。

楚军初出湘时只有五千人，后来陆续增加到八千余人。但是兵力和将领仍远远不够。左宗棠奏请调广西臬司蒋益澧（字芗泉）任浙江布政使，并募兵三千人随来；又调湖南总兵刘培元任衢州镇总兵，也募兵三千。培元熟悉水战，衢州是水陆通途，命他设立水师，帮助陆军作战。这样，楚军兵力达到一万余人，兵力较前雄厚了。

左宗棠研究了浙江的局势，认为太平军攻陷全省各地，如摧枯拉朽，浙事之败，首先是由于当局者有依赖心。军兴之始，浙省竭尽全力供应金陵、皖南各军的饷需，希望依靠他们的力量保全本省，因而对于练兵选将漫不经心。浙皖清军失败后，又赶忙收集败兵残将，给以重饷，以为可以一战。结果兵越多，饷越困难，军令不行，以守则逃，以战则败，因此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他认为当今最重要的是要申明赏罚，给兵将发足饷，但对兵员应严加淘汰，补募一批真能作战的勇士，因此将蒋益澧和刘培元调来。对付太平军的策略，应该是“避长围，防后路”，先使自己巩固，宁肯缓进，断不轻退。这是他一贯的军事思想，也就是如夏炘所说：“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既慎于前攻，也慎于后顾。”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军事才能很为欣赏。当左宗棠提出全军援浙的策略时，曾国藩赞扬他“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同治元年九月，苏州、常州的太平军反攻包围金陵的清军，皖南太平军又攻占宁国县城，徽州告警。曾国藩急请左宗棠派蒋益澧军增援。但是益澧军正在汤溪与太平军对峙，无法抽调，只派了王文瑞军越过界岭，在休宁、歙县之间驻屯，示以威慑。曾国藩后来认识到所提要求不仅办不到，也于大局不利，复信给左宗棠说：

弟当危迫之际，每每不自持而陈说及之。胡润帅昔年亦多不自持之时，独阁下向无此失，从未出决办不到之主意，未发强人以难之公牍，故知贤于弟远矣。

曾国藩认为左宗棠的谋略、在考虑处理问题上，不仅远胜于他，也胜过胡林翼。胡林翼死后多年，他每当与左宗棠谈及军事、人才、国家大势时，总念念不忘胡林翼，总是以胡、左、曾三人并列，可见他们三人关系非同一般。

同治元年正月，楚军进入浙江，收复了浙西的开化，太平军退到遂安、常山一带。楚军乘胜追击，二月又收复遂安，太平军损失很大。左宗棠命令王开来和王文瑞分守开化和遂安，亲自率大军向衢州进发，三月抵达江山，在清湖击败李世贤军，李世贤本人也几乎被抓获。六月，楚军进抵衢州城外，刘典、杨昌濬部队攻城北，刘培元、王德榜攻城东南，太平军败退，衢州解严。李世贤退到金华。李世贤在浙江一路披荆斩棘，所向无前。但是进入浙江，他就连吃败仗。遇到楚军这支老对手，又吃了一次败仗。

这一战后的一二年间，清军和太平军形成了拉锯战。太平军人数众多，勇武善战，势力仍然强大。左宗棠采取的对策是：步步为营，每得一地，决不轻易放弃。这样，太平军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小，日蹙一日。同时太平军在江苏的形势也不利。李鸿章军于同治元年三月从安庆增援苏州、上海；曾国荃军于五月进窥金陵，前头部队已进驻雨花台；彭玉麟的水师也已到达护城河口。天京危急，李世贤奉洪秀全命，率一部分部队回援天京，在浙西的太平军群龙无首，陷于被动地位。

那年四月，因失守宁波被革职的原宁绍台道张景渠从定海招收了一批海盗，收复了太平军占据的定海，然后又与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和英舰队司令刁乐德克密商，于十二日联合英法海军进攻宁波，英舰“会战号”首先发炮攻击，经过数小时炮战后，登陆占领宁波城。同时仙居民团也趁此收复了台州城。这次战役，太平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法国舰队司令耿尼、英国将领科诺华等28人被打死，英国舰长克莱吉受伤，太平军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增也受重伤撤走。这是在浙江首次发生的“借洋兵助剿”事件。

清朝廷“借洋兵助剿”太平军，在近代史上普遍被认为是一件不光荣、屈辱的事。借洋兵的事来源很早，咸丰三年当太平军进逼南京时，就有些人（如苏松太道吴健彰）提出请美、英、法派海军进入长江，帮助阻止太平军前进。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也主动表示，愿意帮助对付太平军，但是遭到咸丰帝的拒绝。咸丰四年，清军邀请法国海军陆战队协同作战，攻陷由小刀会起义军占领的上海县城，这是第一次“洋人助剿”的实例。但在随后的谈判中，咸丰帝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助剿”建议。

咸丰十年，又有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建议请英军助剿，咸丰帝在奏折上批云：“若藉资夷力，后患无穷。”英法联军侵入京师，与清廷签订了《北京条约》后，法公使向奕表示，愿帮助共剿太平军。咸丰帝经考虑后，还是认为“藉夷剿逆，流弊滋多，自不可贪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患”。所以终咸丰之世，“借洋兵助剿”虽建议多次，也曾在上海实行一次，但终未被清廷正式批准。

慈禧太后掌权后，改变了态度。她与奕都赞成与外兵合作，“同心灭贼”。同治元年三月上谕宣称：“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同时指示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还说：“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

上海的一些官员、士绅、买办等本来就极端崇洋媚外，早就希望靠外国兵力来消灭太平军。以道员吴煦和杨坊为首，与一个美国人华尔合作，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拼凑了4500人的洋枪队，后来改名为“常胜军”，主要由中国民勇组成，另雇有100余名外国领队官任训练和指挥。这是一种中外混合军。另外，英法两国还派出军舰和陆军，直接参与对太平军的战事，并供应军械、运输等。此后，“洋师助剿”就成为合法了。

利用洋师和洋船的主要人物是李鸿章，他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曾从曾国藩讲求经世之学，是曾国藩门生。太平军占据金陵后，他曾在家乡协助办理团练，后来加入曾国藩幕府，很受曾国藩的器重。同治元年命他回家乡招募淮勇七千人，又配备一部分湘军，成立了独当一面的淮军。曾国藩又奏荐他任江苏巡抚，以上海为基地，配合围金陵的曾军，进窥苏、常一带。

李鸿章像

李鸿章回家乡组建了淮军，由安徽去上海，如走陆路困难重重，沿途都是太平军。他于是与英商订立合同，重价雇用英轮，将淮军八千人分批运到上海。他这次与洋人合作得手后，很得意，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他看不起吴煦、杨坊这批人，认为他们“外交之术过趋卑谄”，“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他也不愿外国直接出兵攻打苏州、常州和南京，以免外国人夺了头功。但对局部利用外国兵，像华尔的“常胜军”这类组织，则完全赞同。

曾国藩在对待“借洋师”上和李鸿章有相同的观点。李鸿章还未到上海时，曾国藩就明确地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李鸿章到上海后，向曾国藩报告他对洋人的态度是：“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上海总要洋人保护方好。”他又表扬华尔一番，说：“华尔打仗实系奋勇……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华尔原来与吴煦、杨坊关系密切，后来转而受李鸿章调度。

张景渠与英法军联合攻占宁波时，左宗棠还远在浙西，顾不上浙东沿海。他对勾结外兵的张景渠十分厌恶，既不表扬，更不官复原职，而另委派史致谔任署宁绍台道。那时宁波的防守全靠英法兵，因为兵力不足，刁乐德克就仿照上海常胜军，在原英领事馆通事郑阿福招募的“绿头勇”基础上，增募一千人，组成中英混合军，分为“常安军”和“定胜军”两队，通称“绿头勇”。宁波海关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海军参将勒伯勒东也招募了一千人，与余姚士绅谢敬的“黄勇”合编成“常捷军”，通称“花头勇”。五花八门的中外混合部队纷纷成立。

美国人绘制的洋枪队士兵

几个月后，太平军反攻宁波，李鸿章派华尔的常胜军由上海往宁增援。清朝廷同时命令左宗棠派兵航海赴宁波，协同华尔作战。左宗棠当即复奏，以宁波远在海边为由，暂时无法派兵去，而且说：“虽借外国兵力暂保孤城，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表明了他不赞成借洋兵的态度。华尔的常胜军和宁波地方军配合，接连攻占了余姚、慈溪、上虞、嵊县等地，但华尔在进攻慈溪时受重伤，旋即死去。以后常胜军改由英国人戈登继任统领。

当法将勒伯勒东组织“常捷军”时，清廷谕旨李鸿章和左宗棠，给以署理浙江总兵的中国官职。李鸿章迅即通知史致谔，要他照会勒伯勒东。他又通知左宗棠，给勒以总兵札凭（任职证书）。左宗棠本来不愿管这事，认为李鸿章既然就近和史致谔联系，也应由他就近发札凭给勒，他也便于控制，上海离宁波近得多。但他虽然远在浙西，但因究竟是浙省巡抚，还是只好遵旨将札凭发给勒。他在奏章中借此阐述了自己对洋兵、洋人和洋奴的看法，说：

沿海各郡自五口通商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来，至今未睹战胜之利。于是妄自菲薄，争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语，悉洋情，致富贵。趋利如鹜，举国若狂。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以横行乡井，官司莫敢诘论。近闻宁波提标兵丁，多弃伍籍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此常胜一军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抑，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

他认为利用洋兵，从长远来看，有很大的害处。耗费国家巨饷来养洋兵：将来洋兵日强、华兵日弱，养虎为患，后患无穷。他反对借洋兵助剿，主张遣散已组建的洋军，但对于上谕不能采取对抗的态度，只提出予以限制，对那些谄媚、依附洋人的洋奴，包括见利忘义的市井无赖和昏庸无耻的上层人士，也予以猛烈抨击。

清廷看到他的奏折后，批示中打了一通官腔，给他碰了一个钉子。说他所提出用洋人的流弊，“朝廷早已虑及”。命令左宗棠与洋兵配合，“想该抚等必须遵旨妥办也”。

慈禧太后已决意要借洋师助剿，谕旨一再下达，左宗棠只能遵旨，但思想上却无法接受，在他权力范围以内，仍处处要予以限制，甚至遣撤洋兵。李鸿章给新任宁绍台道史致谔的信说：“此时专意仰仗西兵，亦迫于时势之万不得已。请丈静心忍耐，听客所为。……洋人船坚炮利，即大可恃。”他的崇洋倚洋心理昭然若揭。左宗棠则告诫史致谔，不要以为洋兵有什么了不起，有所长也有所短：“洋兵于海上之战最为得力，若入内港，则胜负参半。若舍船上岸，遇稍劲之贼，则更难得手。”他对于借洋兵助剿的既成事实虽无可奈何，但仍主张力加限制或及早遣撤。在给史致谔的信中又重申了上朝廷奏折的严正态度：“洋兵洋将费中国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此时猝加裁减，势固难行；然一任其逐渐增加，饷从何出？将来一有哗索之事，或遇调发之际，挟制多方，洋将且有所借口，以为诿卸之地，此宜早为之所者。”他告知养洋兵的后患：“十数年来，习见我军政之不修、将士之驽弱，务思驾而上之。不审我为时局所缚，不能不降心相从。遂尔多方要挟。……我不求彼之助，彼无可居之功，尚可相庇以安。否则衅端日积，何以善其后乎？海上士大夫多不知兵，故宜妄自菲薄，所思议者，无非得过且过之计。公宜图自强之策，勿为所误。”

同治元年十一月，左宗棠部将魏喻义攻克严州，楚军一路沿钱塘江东下，另一路肃清东南沿金华至诸暨、萧山一线，目标直指杭州。宁波的中外混合军也渡过曹娥江，进窥绍兴。同治二年正月，蒋益澧、高连升、王德榜、刘明镫、刘典等部相继收复汤溪、金华、龙游、兰溪等城。福建军林文察收复武义、永康。太平军放弃东阳、义乌逃走。刘璈军又收复浦江、诸暨，水师也由富阳迅速东下。踞绍兴的太平军守将陆顺德害怕被两面夹攻，就弃城逃往杭州。绍兴成为空城后，已进至北官渡的宁波军由法将德克碑率领，进入绍兴城。

以法兵为主的洋兵进入绍兴城后，干了许多坏事：酗酒闹事，抢劫居民财物，太平军留下的财物也被席卷；甚至先入城的清军也被洋兵遍身搜查。他们抢得财物后，又强迫卖给当地居民，居民拿不出现钱，就强迫立下借据，这样，居民共“欠”法兵约银11万两。居民和清官兵都气愤不已，敢怒而不敢言。左宗棠得知后，立即写信将详情告知总理衙门，并指出：“洋人在内地强横之状，实有不可以情理论者。……上年冬间，宗棠曾以洋将洋兵之害详告史致谔，嘱其勿事招致，无如甬、沪各绅富均视洋将为重，必欲求其助同防剿，以至自贻伊戚。……洋将有功则益形骄慢，日后更多要挟，已饬史道乘我军声势正盛，将洋兵陆续遣撤。”

左宗棠正式提出遣撤洋兵后，史致谔回信说：“常安军即英国绿头营，拟调回宁波分别遣散。常捷军即法酋教练花头、黄头营，阅时既久，喧宾夺主；而且绍绅还欠他们米、物价十一万两，分立五个月票据，现尚无力偿还。此款不清，必不听撤。”左宗棠无可奈何，只好指示史致谔：一面遣撤绿头勇，一面与宁波绅商筹商，设法筹借款项，代绍兴商民还清欠款。裁撤常捷军务必“慎速图之”。

常捷军统领德克碑已是第三任。第一、二任勒伯勒东和达尔第福先后在绍兴战役中丧命。绍兴收复后，德克碑要求再招募一千人助剿，左宗棠严饬不准。德克碑很骄横，在绍兴纵兵抢劫，又向地方官吏日夜逼索“欠”款。总理衙门知道后，向法公使交涉，要求惩办德克碑。法国改派实德棱取代德克碑。德见势不妙，就来严州大营求见左宗棠。

左宗棠听说实德棱也是个好利不讲理的人，到宁波后，就强索旅费5000两，和地方官争执不休，而且又有后台，来了以后，要赶走他比较困难，常捷军更裁撤不了，还不如德克碑容易约束。因此接见了德，待以礼貌，同时示以中国的威严，谕知他：“中国剿贼并不需要借助外力。”和他订了条约存案：须听左宗棠约束，不许节外生枝，兵员不能增加。德克碑表示一一接受，对在绍兴所作所为，也承认错误，并连称愿出死力报效，谨受节制。左宗棠告知他，既任中国总兵，就要遵照中国仪节，但准许他仍可以行脱帽握手礼。他第二天来见时，果然将一把大络腮胡子剃掉了。左宗棠用洋将是不得已，他报知了总理衙门，又写信给史致谔，再次告知：“洋将宜撤，弟早陈之。”嘱他早日清理绍兴绅民欠款。他对洋兵洋将与中国官兵一视同仁，有表扬也有批评，给奖决不过重，洋将在左宗棠麾下也颇听节制。一年后，洋兵洋将都陆续被遣散。

张景渠在浙江首倡借洋兵，左宗棠很厌恶他。可是后来李鸿章却为他铺叙夺取宁波、绍兴的功劳，还上奏朝廷，要求发还过去抄没他的财产。左宗棠知道后，十分愤慨，上奏予以驳斥。当时有人认为左宗棠是浙江巡抚，张景渠借洋兵的事可能是他主使，至少也是事先同意的。他断然否认，奏中说：“宁波辖境之复，张景渠求助洋人，并非臣意……浙江因借助洋人之故，翻致多费周章。洋人入绍兴后，多方挟制，经臣据理力争，始俯首听命，愿受节制。”他又说明了太平军自绍兴撤退，主要是因楚军连克金华、萧山各城，加之水师东下，恐怕两面受敌之故。太平军退后，德克碑才入城，“洋将德克碑尚不敢居以为功，何况张景渠借洋将洋兵之力，希图赎死者乎？”他批驳了李鸿章为张景渠摆的功，说：“论功未足蔽辜。”拒绝发还抄没财产。张景渠失守宁波，但后来收复了失地，还攻占了绍兴，对清朝廷也是功过相抵的。

左宗棠却认为他“功不足蔽辜”。“辜”有哪些呢？他擅借洋兵，引狼入室，不仅惹起很多麻烦，使宁绍以致全浙人民深受洋兵欺凌，而且丧失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气节，这就是最大的罪恶！和这种罪恶比起来，“功”就微不足道了。

左宗棠反对“借洋兵助剿”，鄙视媚洋分子如张景渠等，这自然会触犯主张借洋兵的李鸿章以及慈禧太后。他不能不遵从谕旨，也不能不用几名已为朝廷认可的洋将，但严格予以限制，不许胡作非为，有损民族利益。他反对借洋兵的主张，在奏折中，给总理衙门和同事、朋友的信中，都写得清清楚楚。可是有些书上竟说什么左宗棠是“法国侵略势力培植的代理人”，“与勒伯勒东和日意格相勾结，组织常捷军”，“仰仗法国流氓的保护”等，这是写历史却不顾历史事实，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可谓厚诬古人了。

近年来有些严肃的史家查究、评论了这一段历史，说：“左宗棠对清政府‘借洋兵助剿’政策，曾进行过相当程度的抗争，基本上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不是扩大了‘借洋兵助剿’的事态，而是尽可能地把它限制到最低程度，以致取消‘借洋兵助剿’。他对列强侵略本性的认识还是很清醒的。在民族矛盾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左宗棠反抗外来侵略的思想没有减退和消失，始终对侵略者怀有戒心和敌意。他在与洋人的交涉中，坚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在恶劣的环境中与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岑生平）这是一段史学家的有代表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