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和戎自昔非长算”（1/1）

鸦片战争爆发——为抗英献策

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宗棠正在小淹教书，发生了一件大事：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了。西方列强的炮声震惊了沉睡几千年的神州大地。中央之国的人民擦擦眼睛，昏昏然，惶惶不知所措。皇帝和王公大臣们更是惊恐万分。也有少数明智之士事先已预见到“夷祸之可虑”，曾做过一点介绍“夷情”“夷务”的工作。而今听到炮声，知道他们担心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左宗棠可算是后者之一，也是这些人中最年轻、默默无闻的一个。

道光皇帝和文武大臣被英国几条军舰吓慌了，派了一个昏庸卖国的大臣琦善去和英国人交涉，初步结果是，英方答应将军舰撤出天津，而清朝廷却将坚决禁烟的林则徐和邓廷桢扣上“误国病民”的罪名，撤职查办，后来又流放到新疆，由卖国投降的琦善去广州接任两广总督，继续与英国人办理交涉。

当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但后来林则徐被撤职拿问，大家的心都凉了，惶惶然也不知今后将是何结局。左宗棠在小淹听到广州禁烟、英军挑衅时，已预感到西方列强侵略。他对西方情况还不熟悉，就去详细查阅自汉唐以来有关外国的记载和历代对外交涉的书籍。好在陶家的藏书很多，他从文籍中了解到，英国当时是西方列强中最富强的国家，而且一贯四处掠夺，包藏祸心，为时已久，决不可轻视。但是，他认为只要全国上下一心，积极奋战，敌人是可以击退的。

后来他听到坚决抗战的林则徐被撤职，投降卖国的琦善反被重用，十分忧愤。接着又传来英军索取香港，并且攻占了沿海一些领土的消息，他感到事态严重。小淹是偏僻的乡村，消息闭塞。那时贺熙龄正从北京告假回长沙。贺熙龄也是一位爱国派，反对议和。长沙消息较灵通，他又与京师官员们有书信来往。因此左宗棠常写信给贺熙龄，请他将时局发展情况随时告知，他的一些牢骚和愤懑无处发泄，也就都向这位尊敬的老师倾诉，他还认真研究对付英军的战守机宜，写了六篇军事策略：

一、《料敌》。对敌人有全面、正确的了解：国力、军员、军械、运输、后备力量等。

二、《定策》。确定军事、外交策略。

三、《海屯》。沿海军舰、炮台、兵员等的配备。

四、《器械》。增强军舰、枪炮、弹药等力量。

五、《用间》。重视对敌人的情报、侦察工作，了解敌人虚实、动向。

六、《善后》。计划好战后事宜。

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抗敌措施，如增设碉堡，简练兵卒，更造船炮等。并建议发动海上渔民、水勇，乘坐小艇，用木炮黑夜袭击英舰。他认为英军劳师远征，舰只、兵员不多，补给不足，只要严阵以待，是可以击退的。决不可屈膝投降。他以为他提的策略对战争有用，但却无处投诉，没有人会采纳他这样一个乡村穷教师的意见。他写信告知贺熙龄，贺熙龄很同情他。但自己是一个退休官员，也丝毫无能为力。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局势更恶化了。琦善的投降政策彻底失败，英军占领了香港，又向广州进逼，清军节节败退。道光皇帝于是又仓皇将琦善革职拿问。左宗棠对投降派气恨极了，写信给贺熙龄说：“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应当斩首军前。”他认为投降派的所作所为，长了敌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从此西方人更蔑视中国，中国将士丧失了信心，以后东南海隅可能会长期遭受敌人的侵略了。他的判断不幸而言中。

他的友人黎光曙（后改名吉云）任御史，是一位敢说话的官，对英军入侵一直很关心，上过几次奏疏。他比左宗棠年长许多，但很器重宗棠，写信征求他的意见。宗棠说：“当前要务是严惩那些主和、投降的人，也要追究那些作战失误的将领。不这样办，人心就不能振作，国威也从此不振。”他也知道，世局已如此糜烂，黎光曙也不过一名小官，人微言轻，朝廷哪能听得进去？

那年左宗棠正30岁，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写了四首《感事诗》发抒他的愤懑：

其一 爱水昏波尘大化，积时污俗企还淳。 兴周有诰拘朋饮，策汉元谋徙厝薪。 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 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其二 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 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 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 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

其三 王土孰容营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 痴儿盍亦看蛙怒，愚鬼翻看导虎来。 借剑愿先卿子贵，请缨长盼侍中才。 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说忧时到草莱。

其四 海邦形势略能言，巨浸浮天界汉蕃。 西舶远逾狮子国，南溟雄倚虎头门。 纵无墨守终凭险，况幸羊来自触藩。 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

在第一首诗中，左宗棠明确摆出自己的观点：“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对付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卑躬屈膝求和决不是可行的策略。

第二首诗是赞抗英英雄林则徐、邓廷桢等。他们坚决抗敌，并不是为了“封侯”等私心杂念，而是为了爱国。“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不仅是林则徐，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在外敌入侵时，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敌。

第三、四首既叹奸佞之徒引狼入室，朝中衮衮诸公束手无策，又叹自己空有一番才略，报国无门。“一尊山馆共谁论？”一名乡村穷塾师，谁能听取你的意见呢？

时局不仅没有好转，不久英军舰又驶往浙江沿海，相继占领了镇海、宁波。左宗棠在山村中听到了这些消息，越发忧虑。他写信给贺熙龄说：“国家就败坏在几个庸臣、奸佞之手。竟没有一个敢说话的人。时局坏到这样，真是古今未有！”他还抱希望于林则徐，认为只有林则徐复出，收拾局面，还能固守东南半壁。但他也慨叹：“恐怕逋翁是出不来了。”他还说：“天下没有不能办好的事，没有不能战胜的敌人，也不是缺乏会办事、能克敌制胜的人物。”无疑，他认为西方列强是可以战胜的，他也有雄心为国驰驱，求长治久安之策。但他也认识到：“目前局势败坏到这样，要改变朝廷中昏庸腐朽的现状，一时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慨叹“国家前途茫茫”，也渐渐由积极变为消极。

第二年（1842年），英国军舰由吴淞口沿长江长驱直入，开到南京城下。清朝廷在大炮口下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偿鸦片烟款，五口通商，承认领事裁判权和内河航行权等。鸦片战争是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战。实际上清军并没有认真作战，只是挨打。《南京条约》签订，从此我神州大好河山就陷入英、法、俄、日、德等西方列强包围、瓜分的局面。

左宗棠在小淹听到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既气愤又忧伤，他向贺熙龄说：“时局到了这步田地，真梦想不到，古今所未有，纵有能人出来，也无能为力了。”他感到世事茫茫，前途黯淡，思想变得十分消沉，想找深山僻处，隐居下来。

鸦片战争中，左宗棠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乡村教师，“身无半亩”的平民，但也是“心忧天下”的爱国者，怀着满腔报国热情，积极地为抵抗外国侵略出谋划策，几乎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难道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卑微的地位吗？他恐怕是太不自量力了。但是，他的哲学是“尽其在我”，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儒教传统下的一项优良品德。当然，他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他的善良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于是，他想逃避这丑恶的现实。“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是诸葛亮的哲学。但是时代已不同，要找一个桃花源已不可能了。诸葛亮终究会被请出来。这是时代的不幸，也是时代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