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叱咤商界，步入人生巅峰（1/1）
此时的杜月笙已过中年，正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他的这个黄金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杜月笙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金融界、工商界扩张，几乎控制了上海市所有重大产业，成为了真正的上海大亨。
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杜月笙志得意满，决定将自己的事业版图扩大，不仅仅是在那些见不得光的烟赌生意上，还要进军商界，洗白自己身上的黑帮印记，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上流人士。
不久，机会就来了，法租界华董出现空缺，众人一致推举杜月笙。在万众期待中，杜月笙顺利登上了五人华董首席宝座。坐上华董首席的位置给了杜月笙更多的信心，他认为，凭他现在的实力和人脉，只要他想，没有事是他做不成的。
而钱新之的来访，无疑是帮助杜月笙迈出了跨进商界的第一步。钱新之是上海金融界的巨头。他曾留学法国，眼界开阔，能力卓越，当初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裁的时候，他就坐上了银行总经理的位置，而如今他又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是上海滩当时风头无两的金融巨头。
钱新之和杜月笙之间并无交情，二者的交往始于一只箱子。钱新之在上海丢失两只大箱子，箱子中装着他很珍视的东西。箱子的丢失让钱新之心急如焚。他向巡捕房报案，可几天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钱新之越来越着急，无意中托人帮忙找到了杜月笙。杜月笙原本就有意与钱新之结交，钱新之来找他帮忙，他自然是乐意之至，再加上找箱子这件事对杜月笙来说真是小菜一碟，交代下去，半天的工夫，箱子就完璧归赵了。
找到箱子后，钱新之十分高兴，取出一部分钱作为酬金，准备交给杜月笙，作为答谢。谁知，来送还箱子的人没有收钱，而是转达了杜月笙的意思：希望能与钱先生交个朋友。钱新之自知欠了杜月笙一个人情，于是便决定登门拜访，亲自向杜月笙表达自己的谢意。
见到杜月笙，钱新之一拱手：“箱子失窃的事情，多谢杜先生出手相助。”
杜月笙摆摆手，笑道：“区区小事，何足钱先生挂齿，先生快请坐。”
先后落座后，两人侃侃而谈，谈话间，发现彼此十分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钱新之也将杜月笙当做了自己的朋友看待，便询问道：“杜兄，有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杜月笙十分豪爽：“你我二人已是朋友，有什么当问不当问的，但问无妨。”
听到这话，钱新之也就开门见山了：“如今，杜兄在上海滩可谓财大势大，又深得蒋总司令的器重，可听说目前杜兄仍然只做烟赌的生意。烟赌到底不是长久之计，杜兄可有想过进军商界？趁现在风头正劲，给自己来一个大转身，不但身份更加显赫，地位也更加稳固，何乐不为?”
杜月笙听了钱新之的话，大呼知音难觅，握住钱新之的手说道：“不瞒钱兄，我早有此意。奈何对这一行实在是不了解，贸然进军商界，就怕两眼摸黑，无处下手啊！今有幸和钱兄结识，你可要帮我啊！”
听闻此话，钱新之思考了一会儿，开口说道：“要我说呢，杜兄不如先开一家银行。开银行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稳赚不赔的。你可以吸纳进客户的钱，作为本钱，再另做实业，做生意；也可以把钱用来放贷。一句话，开银行，就像借鸡下蛋，是初入金融业最好的选择了。”
杜月笙听了果然心动了，立即问钱新之，开一家银行最少需要多少本钱。钱新之略一琢磨，给杜月笙报了50万的数字，说足够开一家一般规模的银行了。
“50万啊，哎呀，开银行好处是多，可这本钱也太多了，一时间，让我去哪筹这么多钱啊？”说杜月笙拿不出50万，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是他已经习惯了做无本的买卖，一下子让他把钱投进一个陌生的领域，怎么也要留一手。
钱新之也看出了杜月笙的心思：“杜兄开着富生、荣生、利生、义生和源利五家赌场，又有日进斗金的烟土生意，区区50万，应该还不至于难倒杜兄吧。”接着他又说道：“不过，开银行的本钱虽说不多，可大都也是一凑一堆的，哪有自己全出的。”
这话正说到杜月笙的心头上，他忙问钱新之，何谓“一凑一堆”。钱新之吸了一口烟，缓缓道明：“开银行嘛，别管要开多大的，本钱需要多少，事先你都要张罗一番。50万的本金，杜兄只需凑齐25万即可，剩下的25万，等银行一开业，自然有人主动来‘凑堆’。而至于杜兄凑的那25万吗，以杜兄在上海滩的势力和门路，何愁没人呢？”
听了钱新之的话，杜月笙还是半醒半悟的，便又问：“有人主动来‘凑堆’，是谁？”
“上海滩的银行界有一个惯例，只要有新银行开张，那么其他的银行就会在该银行开业的第一天各存一笔钱进去，表示祝贺，各银行存进去的钱就叫‘堆花’。杜兄的银行一旦在上海滩开起来，就冲着您的威望，其他的银行还不存满您的银行啊，杜兄又何愁‘堆’不出25万呢？”
杜月笙稍一琢磨，确实是这么个理，当即拍板，要在上海开一家银行。
看到杜月笙下定了注意，钱新之也拱手道：“杜兄决定进军金融界，今后咱们通力合作，将它搞个风生水起！今后但凡有用得到钱某的地方，我一定义不容辞。”
杜月笙和钱新之又聊了半晌。送走钱新之后，杜月笙就开始思考怎么招人凑出那25万，将银行交给谁打理最放心等等问题。他自己本身事务繁多，又不了解银行，亲自经营显然不可能，只能找个信得过的有才之人来帮自己。思来想去，他选中自己得力的两个助手——苏嘉善和田鸿年。
苏嘉善一直就是杜月笙的经济顾问，极富经商头脑；而田鸿年又一直帮杜月笙打理着他与银行之间的事务，本身就精通银行业务，在银行界人脉也丰富，此二人是帮助杜月笙管理银行的不二人选。
想好之后，杜月笙立即将二人叫来，告知二人自己的打算，吩咐他们去筹备银行开业的事宜，自己则去找人凑那25万。
杜月笙平日里就是和人打交道的高手，上海滩的很多富商都和他有交情，有的甚至还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求杜月笙帮过忙，而杜月笙帮他们摆平麻烦，也就拿着他们一份人情，如今自己开银行，也是他们还人情的时候了。
杜月笙第一个想到该向他“还人情”的就是富商子弟徐懋棠。当年，徐懋棠的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却没有说明这笔遗产留给谁，作为长房长子的徐懋棠就想将父亲的全部财产据为己有。可是，徐懋棠在这件事上碰上了个钉子。父亲生前的一个小妾不同意，要和徐懋棠平分财产。若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妾倒也不碍事，偏偏这个小妾的靠山也颇有势力，徐懋棠也不敢贸然行动，一时间，很是为难。
正焦头烂额之际，有人给徐懋棠出了个主意：“这上海滩，没有什么事能难得到杜月笙，为什么不找杜月笙帮忙处理下呢？”
徐懋棠听闻此话，赶紧找了个能和杜月笙说上话的人，求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直接带了几个彪形大汉去到那小妾的住处，开门见山：“你要和长房长子平分财产，不合规矩，但我可以给徐懋棠说说，让他给你分50万，你以后的生活也有了保障，你看如何？”
没想到，小妾完全不给杜月笙面子，还颇为嚣张地冲着杜月笙喊道：“这是我们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来说！何况，50万就想把我打发了？没门！”
杜月笙看小妾这个态度，就决定换个方法，吓唬一下她。他吩咐那几个大汉将这个“不识抬举”的小妾扔到黄浦江喂鱼。话音一落，几个彪形大汉就作势要来抓那个小妾，这可把她吓坏了，忙说：“别，别动手！有事慢慢商量！”
杜月笙吩咐手下住手，接着又问小妾：“除了刚才和你说的给你50万生活，我再同徐懋棠说说，让他允许你今后继续住在徐家，你看如何？”
这个小妾已被吓得六神无主，只得唯唯诺诺地答应了。
而徐懋棠也因为杜月笙的帮助，顺利地拿到了大部分的财产，他自己也欠了杜月笙一份大人情。于是，这次杜月笙开银行，凑那25万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了徐懋棠。
杜月笙找到徐懋棠，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徐懋棠，徐懋棠也爽快，二话没说就答应帮杜月笙凑出一部分的本金。第一笔本金有了着落，杜月笙仿佛找到了门路，用同样的方法找到其他欠自己人情的富豪，没几日，25万就顺利地凑齐了。
1929年2月，经过一番的精心筹备，杜月笙的银行终于开张了，这也是他迈进金融界的第一步。
杜月笙的这家银行名叫“国民银行”，位于爱多亚路97号。名义上，杜月笙是银行的董事长，可银行的实际操作却交由两位心腹苏嘉善和田鸿年处理。
银行开业之日，也正如钱新之所说，上海滩各大银行都送来了存款，这些银行共有几十家之多，一时车水马龙，场面甚是宏大。除了来送存款的银行数量多，各个银行送来的存款数目也比送其他开业银行的多，另外，因为杜月笙原本就经营着烟赌生意，所以开业当天，一些从事烟赌生意和其他的普通商户也送来了些钱财捧场。后来结算的时候发现，国民银行仅开业当天收到的“堆花”和其他各项存款就高达其他银行开业当天所得的数倍之多。尤其令杜月笙感到意外的是，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范尔迪也派人向国民银行中存了一大笔钱。
杜月笙的国民银行红红火火地开张了，杜月笙也开始沿着自己人生另一轨迹顺利地前行着。
自从迈进了金融界的大门，杜月笙就开始在金融界扩张自己的事业版图，他首先做的就是和银行界的各位大佬结交，扩大自己的人脉，巩固自己的地位。
和大佬结交的方法同之前的一样，帮助各位富豪大佬解决难题，存一份人情。不要说杜月笙的方法毫无新意，在杜月笙看来，管用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凭借着这个极其有效的手段，杜月笙先后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老板陈光甫、金融巨子徐新六结识，并且通过这两位银行界巨擘的搭桥，杜月笙又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唐寿民、四明银行的总经理孙衡甫等银行界的权势人物建立了深厚的交情。通过广泛的人脉，杜月笙逐步在金融界站稳了脚跟，也逐步有了和这些金融巨头平起平坐的资格。
1934年，杜月笙在爱多亚路143号建起了一座大楼，并将其命名为中汇大楼，9月，将自己的第一家银行国民银行正式改名为中汇银行，迁入中汇大楼中。
中汇银行的昌盛仿佛也代表了杜月笙在金融界的地位和影响，在中汇银行迁址后没多久，杜月笙被推举为上海银行分会的理事。以此为标志，杜月笙在金融界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地，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前，由杜月笙出任董事和监事的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共多达20多家。
杜月笙在金融界站稳了脚跟，他自己的地位也越来越显赫，不再局限在烟赌事业上。1931年，杜月笙终于实现自己曾经对着去世外婆许下的“若以后不能风风光光回家，我发誓永远不再踏进高桥镇半步!”的誓言，衣锦还乡。
志得意满的杜月笙斥资50万元，在家乡高桥镇的祖屋边建立起一座富丽堂皇的杜氏宗祠，并举行了隆重的开祠盛典。然后盛大的开祠典礼过去仅3个月的时间，中国风云突变，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杜月笙也表现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怀。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北部柳条湖的一段铁轨，并诬陷是中国军队所为，蓄意挑起中日战争，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北三省的沦陷。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却激起了国人的抗日怒潮。
1931年9月24日，上海10万学子罢课；同日，3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杜月笙就迅速找到虞洽卿、王晓籁等上海各界的巨头，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大家纷纷表示赞成，之后杜月笙的提议又得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首肯，“上海市反日救国会”正式成立。
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和陈霆光等人担任了“上海市反日救国会”的常务委员，后来，“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又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并担任秘书长。自此，上海各界巨头开始了他们的抗日行动。
救国会成立后，杜月笙同众人商议，决定“抵制日货”，并以此为武器，用他们的手段制裁日本人。
凭着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振臂一呼，上海市民都开始拒绝购买日本的商品，接着救国会又在上海的各处要塞成立了检查所和保管所，搜查日货，一旦发现有日货，立刻带回保管所。
杜月笙很器重的门生陆京士，在上海劳工运动期间，专门负责联系杜月笙和广大劳工，他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私人代表，也是最高顾问。同样，在这次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他也起到至关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另外还有于松乔，他也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中，于松乔同陆京士有所不同，他靠着自己超人的气魄和胆识，成了人们心中的铁血英雄，也使得这场运动更加深入人心。
于松乔曾经是邮务工会的成员，在抵制日货运动的时期，它主要负责天后宫检查所。
有一天，他和爱国青年刘心权一起到“合昌祥”绸布庄检查，查出了两大箱的日本棉布，于松乔立刻下令将这两箱日本棉布带走充公。“合昌祥”的老板陈松源，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在上海颇有些势力，就这样被别人查抄了货，自然咽不下这口气。而于松乔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就在保管所里等着陈松源来找他。
于松乔不忌惮陈松源吗？显然不可能，但他依然等着陈松源来找他算账，是要“杀一儆百”，让整个上海滩的商户都看看，再继续出售日货，下场会如何。
果然，没过几天，陈松源就带着手下来保管所了。他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趾高气扬地走进保管所，一进门就大喊：“负责人呢？让他出来见我。”
陈松源话音刚落，于松乔就走了出来，不卑不亢，看着陈松源答道：“我是于松乔，是这里的负责人，先生，有什么事找我？”
陈松源上前和于松乔握了握手，自报家门：“于先生，你好。我是陈松源，有点小事和你商量下，可否借一步说话。”
于松乔没卖他面子，直接说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好，这一下让陈松源有些措手不及。陈松源心知此人不好对付，一改刚才高傲的态度，客气地同于松乔商量了起来：“于先生，听我店里的伙计说，您从我的合昌祥绸布庄拿走了两箱布匹，想来这其中应该是有误会，我是特来和于先生解释清楚的，还希望于先生可以高抬贵手。”
于松乔听到“误会”二字，就知道陈松源打得什么主意了，冷笑一声，“陈先生，这两箱布匹是日货，按规矩应当被没收充公，这里面可没有什么误会。”
陈松源这下才是真的愣住了，他没想到居然有人不买他的账，再看于松乔一脸正义凛然，一时之间也摸不清于松乔背后是不是真的有过硬的后台，才敢这样。两人就这样僵住了。倒是陈松源带来的一个保镖没沉住气，冲着于松乔吼道：“小子，睁大你的眼睛看看你面前站的是谁！”
于松乔本身也不想和陈松源结怨，可这个保镖的语气实在惹怒了他，便也不甘示弱地回道：“我管他是谁！国难当头，他还在店里大卖日本货，是准备让日本人在他这赚了钱好买兵器再来打我们吗？就冲着一点，我就可以叫他卖国贼！”
一听这话，陈松源的保镖作势就要动手，于松乔却动也不动，直直地瞪着他们。
这时，陈松源发话了：“于先生，咱们有事好商量。”他摆摆手让保镖退下，表示要和于松乔“好好谈一谈”。
谁知于松乔依然没给陈松源留半分面子：“有什么好商量的！同一个卖国贼，我没什么商量的。”
陈松源被左一句右一句的“卖国贼”彻底惹怒了，既然软的不吃，那就来硬的！当下就吩咐自己的手下进保管所去搜，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布匹。
就在陈松源的手下向各个房间里冲的时候，于松乔一下抓住陈松源的领口，冲着他的手下大喊：“你们谁敢胡来！”陈松源大腹便便，而于松乔身手矫健，他根本不是于松乔的对手，只能被于松乔拖着往里走去。那些人一看自己的主子被人擒住了，哪还有找箱子的心啊，直接跨到于松乔面前，掏出枪，要求于松乔放了陈松源。
于松乔看这情形，只是把陈松源往上提了提，冲着他们大喊道：“有种你们就开枪啊！我看你们的子弹先打死谁！”接着不理他们的威胁，朝着一个小房间挪动，准备把陈松源关进去。就在他把陈松源推进小房间关起来的当口，枪声也响了起来。
可是并没有打中于松乔，反倒是这声枪响惊动了保管所的众人。保管所的所有工作人员全都跑了过来，卸了这些人的枪，他们一看人多势众，连自己的主子都忘了，抛下陈松源就跑了。
陈松源虽说被关在小房间里，可也清楚外面的状况，一看自己的手下全跑了，一下就慌了，冲于松乔大喊：“姓于的，我陈松源绝对不会放过你！我说到做到！”
于松乔听到这话一点惧色也没有，还轻松地调侃起了陈松源：“你随便喊，反正今天你就得老老实实待在这里面。”
陈松源的手下跑回去把陈松源被关的消息带回了陈家，陈家一下炸开了锅，四处托人救陈松源。
陈松源怎么说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惹来众议。陈松源被关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人们一方面很吃惊，一方面也很佩服敢关陈松源的人。
不过上海的各界巨头和老百姓想得显然不一样。陈松源是纱布业公会的理事长，纱布业又是上海的十大行业之一，陈松源在上海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位大亨被关了，怎能不震撼上海？又听到关押陈松源的是于松乔，众人自然就奔着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保管所去了，一时间，保管所门前门庭若市。
首先来到的是抗日救国会的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和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他们先是大力表扬了于松乔的工作态度和爱国情怀，客套话说尽了，话锋一转，说道：“松乔啊，咱们这个抗日救国会本义是为了弘扬民族大义，从事爱国运动，可毕竟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啊，咱们哪有权利随便把别人关押起来呢？这样一来不但你违法了，对咱们救国会的形象也不好啊。在事情还没有闹大之前，不如你先把陈松源放出来，咱们有什么事情再商量吗，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可是任凭陶百川和吴开先怎么说，于松乔就是不动，他就挡在关押陈松源的小房子前面，平静地向二人说道：“对您二位，我一直十分敬仰，平日里也十分遵从二位的训导，可是这件事，我没办法听您们的。不管我现在是对是错，我就要把他关到底！陈松源不但在自己的店铺卖日本货，还带着自己的手下来持枪抢货。他这么嚣张，不关他，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你们若是执意要放他，那我就撞墙自杀，我死了，你们随便。”
看到于松乔这样坚决，陶百川和吴开先只得悻悻而归。他们刚走，虞洽卿、王晓籁也随后而到。同样，任凭他们磨破了嘴皮，于松乔就是不放人。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来了一拨又一拨，可谁也没有说动于松乔。
杜月笙早就知道于松乔把陈松源关起来的事情，他认为于松乔做得很对，所以尽管外边早就乱成一锅粥，杜月笙就坐在自己家里不露面。
陈松源的家人看去了这么多人也没能把陈松源救出来，就请上海市商会的各位巨头营救。为此，上海市商会还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向于松乔发来了商会的抗议书：若不放人，各行各业将掀起无限期罢市。
如此一来，事情就闹大了。然而于松乔依然不动如松，就坐在那间小房子的门前。众人看各种方法都不行，只好趁于松乔不注意的时候，把他拖离小房子，准备强行冲进去救人。
于松乔一看这情况，直接一头撞上了对面的水泥墙上，不顾头破血流，向众人喊道：“你们非要放出这个卖国贼，那就让我死在这里，为抗日而死，我死得光荣！”
杜月笙听说于松乔撞墙了，这下可坐不住了，赶紧叫来陆京士，让他去看看于松乔伤势严重不严重，严重就赶紧送去医院救治。
陆京士赶到现场，一看于松乔伤势严重，赶忙劝他去医院，于松乔依然不为所动。陆京士急了，问他，要谁发话，他才肯听。于松乔说自己只听杜先生的话。
陆京士一听，赶紧给杜月笙打电话，汇报这里的情况。杜月笙一听于松乔伤得很重，交代陆京士：“你务必给于松乔说，保命要紧，其他的由我来处理。我这就派车，立刻送他去医院。”
陆京士向于松乔转达了杜月笙的原话，于松乔仍有些半信半疑，陆京士言之凿凿，说自己绝对没有骗他。于松乔这才松口说：“我听杜先生的。”
听到这话，众人长出了一口气，于松乔一出门，众人就赶紧冲进去把陈松源放了。于松乔也坐着杜月笙派来的车去最近的医院医治头上的伤口。陈松源被放出来之后，也没有“不放过于松乔”，而于松乔也一夜之间成了大英雄。事件至此圆满解决。
纵观此事，不仅扬了于松乔的名，也大大地促进了抵制日货运动的进展。上海滩的大小商贩一看连陈松源都因卖日货被关了起来，再也没有人敢朝着枪口撞，有日货的，都把货品放在仓库藏了起来，没有的更不敢去进日货了。
于松乔铮铮铁骨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可他除了自己过人的胆识之外，怕是还是知道有杜月笙站在他的身后。杜月笙最早倡议上海滩巨头组成救国会，并组织大家开展抵制日货的行动，上海滩抵制日货的运动实际上还是由杜月笙掌握着，再加上他手下有“不怕死，敢为抗日而亡”的门生，上海滩的抵制日货运动开展到了实处。
于松乔仅是杜月笙抵制日货的众多门生的一个代表，像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为了更加彻底地抵制日货，杜月笙做了一连串的部署。
1931年10月12日，杜月笙得知日本人准备在北四川路的日本小学举办“居留民大会”。下午，大会准时召开，到场的日侨超过了4000人，他们情绪激动、嚣张、跋扈，在会场上大声吵嚷着要上电日本内阁，请求他们使用迅速且强烈有效的手段，制止这场“不法而暴戾”的对日经济绝交行动。
这场嚣张而无理的集会持续了2个小时，一直到下午3点才散会，随后这些日侨又举行了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从北四川路一路向南前行，在经过美租界时，在场的中国人全都不曾有任何反应，队伍继续向前，到了华界闸北白保罗路及虬江路一带，队伍中的几名少年突然跑出去，并撕毁了沿途的抗日标语，这一举动立刻遭到愤怒的中国人的激烈反对，一些人甚至冲了上去，和对方厮打了起来。一时间，“打东洋人”的呼喊响彻云霄，原本气焰嚣张的日本人见到这种情形也吓得退缩了，游行进行了一半就逃回了自己的租界。这场事出偶然的中日第一仗以中国民众打走日本游行队伍，日本人全员溃败而告终，更棒的是，英巡捕房以“保护”日本民众为名义，逮捕了三名示威的日本青年。
日本人逃回去之后，很不服气，原本是为了抗议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为什么到最后却变成自己落荒而逃？于是他们计划再次反击，可惜结果仍然一样，以失败告终。
整个上海滩的米店和煤炭店都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部都拒绝和日本人做生意，没有米和煤，日本人的日常生活难以维持，很快就出现了大恐慌，这下他们就更生气了，可是又不敢发生正面冲突，只好来文的。他们试图和米店、煤炭店的老板协商，可一走进店铺，就发现门口站的全是凶神恶煞的大汉，他们要么就是劳工群里的英雄，要么就是白相界的打手，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这些店老板不能将货品卖给日本人，同时也为了防止日本人无谓的纠缠。
而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杜月笙的手下。
从这年10月开始，上海滩经常出现小型的斗殴事件，日本的外交当局抗议了很多次，却一点也不见效，闸北江湾一带居住的日本侨民是整个上海滩最多的，可现在这里住着的日本人几乎不敢出门，非出门不可也必须是结伴而行。整个上海滩到处回响着“打东洋人”的口号，连三岁的小孩子也知道“同仇敌忾”。
一天早上9点，一个骑脚踏车的日本人从公共租界穿过，路旁一个小孩冲出来，冲着他大喊“打倒东洋人”，这个日本人气不过，下车就给了小孩一巴掌，把小孩子打翻后，就骑上车子匆匆走了。附近的中国人知道后马上聚在一起，正好这时有一部载满日本人的汽车开过来，大家立刻把汽车拦住，车上的一群日本人就这样被打得一身是伤。而这些打人者，多数又是杜月笙的弟子。
10月28日，浦东申新纱厂秘密地向日本的新井洋行购买了14 600多件耐火砖瓦，日本人向浦东申新纱厂保证会用海军和陆战队的士兵亲自护送货物，保证送达。不过，很快申新纱厂的工友就向“抗日救会”举报，在28日，这批砖瓦会由五艘船分装，一艘由安宅军艇护送，收到消息后，检查所立刻制订了严密的行动计划。
就在新井洋行的砖瓦正在装船的时候，检查所的工作人员突然出现了，由于砖瓦体积大且笨重，根本无法掩藏，他们眼睁睁看着检查所将所有的砖瓦没收。日本海军恼羞成怒，在检查所查抄砖瓦时，冲了上去，双方发生激烈的打斗，最后我国有七名人员伤亡，日军拼死也只抢回了一小部分的砖瓦。
……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日本人想尽各种办法也卖不出去一件货物，仓库里货物堆积成山，而“抗日救国会”的封锁却一点也没有松懈，只要发现有东洋商品，立刻没收。上海滩没有哪个中国商人敢顶着压力贩卖日本货物，一旦被发现，不但是商品被没收充公，本人还要穿上印着“卖国贼”字样的囚服游街示众。在“抗日救国会”严格执行经济制裁的努力下，日本的工厂和商店基本上全部关门大吉。
不仅是和日本人进行持久的经济斗争，杜月笙还运用自己在上海滩的影响力，让上海的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捐钱捐物，帮助马占山的义勇军以及逃难的东北难民。
马占山的义勇军在黑龙江英勇抗日，消息传到上海后，杜月笙兴奋地召集一群朋友，连声呼喊：“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勇气可嘉。我们后方的民众应该给予他们大力的支持和物质的支援。”
朋友们都十分赞成，很快，他们就筹集到了10万大洋，汇给了东北的义勇军将士。杜月笙觉得这还不够，他希望可以继续募捐，并亲自派人到黑龙江慰问这些英勇的将士，并仔细询问将士们还需要什么，自己还能帮什么忙。可惜这个计划却未能实现，日本发动全面进攻后，马占山的义勇军被迫退到海伦，后又经由当时俄国的西伯利亚，转战西北边陲，杜月笙不方便进入西北地区，才就此作罢。
关于援助入关的东北难民，杜月笙准备举行一次平剧义演募集善款。他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租借新世界剧场的场地，邀请名伶名票、曲艺杂耍演员义务演出，同时还举办了轰动当时的“名伶选举”，前后一个月，杜月笙每天都亲自到场，亲自指挥一切。而他的辛苦也劳有所得，为期一个月的公演，共募集到了二十多万元的善款，杜月笙将全部所得如数交给了赈灾委员会，由他们将钱汇到北方，救济难民。
一方面要指挥上海抗救会和日本商人作战，一方面还要亲自主持和操办赈灾义演，这一时期的杜月笙心力交瘁，他的手下经常劝杜月笙休息一下，甚至有人还问杜月笙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杜月笙只说：“如果不这样，我们全都会死在这里。”
到了1932年1月，有关于日本方面抗议“抗救会”行动的文书已经堆了一大摞，可是“抗救会”仍在行动，不断和日本人纠缠。1932年1月18日，双方发生重大冲突，这也成为了“一·二八”淞沪会战的前奏。
华界的江湾马玉山路上坐落着一家三友实业社，1月18日下午4点，五个日本和尚路过这里，被冲出来的三友工人打成重伤。这次事件之后3天，也就是1月21日凌晨2点30分，三友实业社突然起火，英租界的巡捕在救火时发现40名日本浪人，巡捕立刻鸣钟告警，这些人仍没有收手，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并互有死伤。
中国工人打伤日本和尚，日本浪人烧了中国的工厂，中日双方同时提出严重抗议，23日，外交战达到最高潮。
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上海立即停止一切抗日行动，所有抗日组织和团体必须立刻解散，否则日本海军将会立即展开“自由行动”。
1月7日，吴铁城就任上海市市长，所以，日本舰队方面提出的抗议，也是吴铁城收到的。收到日本的最后通牒后，吴铁城立刻请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外交部，同时，也派人立刻去了解抗日救国会是什么态度。
吴铁城和杜月笙私交甚好，杜祠落成的时候，吴铁城不但亲送匾额，还主动捐款帮助修建杜氏藏书楼，而且他还亲自到场致祭和道贺。
所以，在28日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谈判之后，吴铁城立刻给杜月笙打了一个电话：“杜先生，现在形势十分紧张。日本的第一先遣舰队已经开进黄浦江了。为了避免战祸，我们有可能会答应日方的要求。”
杜月笙急忙问道：“那市长的意思是，会答应日本人停止抗日运动，并解散所有抗日团体？”
“是的。”
杜月笙沉思了一下，决定还是相忍为国吧：“如果市长觉得这是最好的处理方法，那么我会暂时解散抗日救国会，方便官方去和日本协商谈判，而且我想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吴铁城却说问题并不在解散抗日救国会上。
“问题不在这里，那是……”
“解散抗日团体还是不能让日本方面满意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在停止一切抗日行动上。”
的确，停止抗日运动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最难解决的一环。原本民众抗日的热情就很高涨，发生了三友实业社被焚烧的事件后，群众对日本人的愤怒到了顶峰，许多的上海民众团体已经自发组织成了后援会，他们强烈要求政府严重抗议日方的这种不正义行为，并要索取赔偿。
就在吴铁城和杜月笙通话的这段时间，河北和虹口两区的民众已经收拾好了随身细软，带着家眷，集体涌进了苏州河南的英租界，这些群众用最简单最实际的行动表达了他们不愿意做日本顺民的意愿。这样，就不说其他的抗日行动，单单这次的事件，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出大乱子。如果这时候出现一个日本人，吴铁城再怎么去和日本人交涉恐怕也没有用了。
怎样控制上海市民对日本的仇视情绪，怎么制止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抗日行动”，别说吴铁城没有十足的把握，就算现在让整个上海滩的军警全部出动，每天24小时的巡逻严防，怕也不能做到完全杜绝。
因此，吴铁城说仅解散抗日团体不行，也是有他的考虑的，他现在更希望杜月笙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难题，只要杜月笙开口，那么这件事就绝对没问题了。
可这件事也不是这么好解决的，组织是死的，解散就解散了，人是活的，怎么能随便控制？所以，杜月笙也不敢一口答应什么，只好和吴铁城打打马虎眼：“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事情谁也不敢随便打包票，我也一样。不过我答应市长，我会尽力而为。”
听到杜月笙这样的回答，吴铁城已经心满意足了。这件事上杜月笙给足了他面子，在二十年后，杜月笙去世的葬礼上，吴铁城撰写的悼文上还这样写道：“……1932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遘“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一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杜月笙）先生之助。”
有了杜月笙的承诺之后，吴铁城底气足了，他满心欢喜地去和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村井仓松进行最后的谈判。
这次的谈判持续了一个小时，为了让日本相信自己的诚意，而且自己又已经有了抗日救国会实际主持人杜月笙的支持，吴铁城当着日本人的面命令上海公安局：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吴铁城这么坦率，决断这么迅速，村井仓松也吓了一跳，不过既然目的已经达成，村井仓松也没再说什么。
接下来双方就5名受伤的日本和尚的医药费以及精神抚慰等零碎琐事谈了一小会之后，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谈判结束之后，吴铁城用最快的速度答复了日本总领事抗议书上所说的内容，并请市副秘书长俞鸿钧亲自送给村井仓松。俞鸿钧用最快的速度将答复书递交给了村井仓松，得到了对方的满意之后，便回去向吴铁城复命。
上海滩众多的记者中，只有《时报》的金雄白事先知道吴铁城在1月28日中午接见村井仓松并做最后谈判的事宜，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金雄白在海格路望庐吴公馆等候吴铁城的归来。
下午2点，吴铁城满脸倦容地到了家，见到金雄白还在等自己，就直接说道：“和日本的谈判已经成功了，战祸可以避免了。”
吴铁城说这句话句句都有真凭实据，在和日本的谈判中，双方不但签订了协议，村井仓松也接受了吴铁城的答复。日本坚持的条件是解散抗日救国会，并停止一切抗日行动，前者已经得到杜月笙的承诺，后者，杜月笙正在尽力疏导，基本上可以说是满足了日本人的条件。
金雄白还不敢相信，他再次问了吴铁城一句：“真的全部顺利解决了？不会开战了？”
吴铁城原本就筋疲力尽，金雄白一再追问，让他更是不悦：“我是这个市的市长，也是这次对日交涉的负责人。我会随便乱说话吗？如果不相信，大可不必问我！”
金雄白这次接受吴铁城的话。当天下午，《时报》用大木刻红字做标题，发布了中日战祸免除的消息，还出了号外：中日问题和平解决。
上海人一直揪着的心这才全部放了下来，已经搬到闸北和虹口两区的民众，也准备回家，仗打不起来了，他们不必害怕了。
然而并不是抵制日货就可以抵制日本的侵略。1932年1月28日午夜时分，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指挥，将海军陆战队分成三路，向驻守上海的19路军阵地发起攻击。“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
19路军是从江西剿共前线调来的，分散在京沪铁路沿线各处，总部设在上海，军长蔡廷锴。19路军下辖三个师——第60师、第61师和第78师，他们的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和区寿年，都是杜月笙颇有交情的好朋友。
19路军刚到上海的时候，士兵们装备简陋，精神不振，武器也十分落后，最有威力的重武器也不过是几挺机关枪。也正因为19路军的装备，日本一点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还高傲地说：“只要日本皇军发动攻击，4个小时之内，绝对拿下闸北。”
但鲛岛显然高估了日本军的实力，也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
日军的突然进攻，19路军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一扫军队的低迷士气。驻守宝山路、宝兴路一线19路军军人面对日军的突袭，奋起反击，誓死守护自己的阵地，不让日军前进一步。
而当19路军的军长蔡廷锴接到日军突袭的电话时，已是后半夜了。电话中，士兵焦急地向蔡廷锴报告着：“报告军长，我部遭到日军突袭，目前正在全力抗击，下一步请军长指示。”
蔡廷锴听到日军突袭的消息，心中的愤怒早已按捺不住，直接命令部下“狠狠打”，一定要“寸土必争”。前方将士接到军长的指示，更是激动万分，杀敌也更有了劲头。
自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推行，官兵将士畏首畏尾。现今，有了蔡廷锴的命令，面对着敌人的侵略，他们就好像打开了闸门，杀敌的动力止都止不住。所以，尽管日军装备精良，但从交战开始，他们就没占到什么便宜，更别提“4个小时拿下闸北了”。
这场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日军仍未能突破我军防线，但我军也是伤亡惨重。
早在淞沪大战爆发的当晚，杜月笙就给蔡廷锴打电话：“但凡有用到我的地方，我万死不辞！”杜月笙并不是和蔡廷锴说空话，淞沪大战爆发的第二天，他就四处拜访上海的各界名流，希望可以组建一个支持19路军的“后援会”，他的提议再次得到大家的支持，“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很快就宣布成立，杜月笙还在众人的推举之下担任了副会长一职。
19路军英勇杀敌的事迹早已激起上海人民的爱国情怀，杜月笙又推波助澜，再次大力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使其更加深入人心。
通过手中掌握的新闻力量，杜月笙向上海民众发出号召：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尽自己的所能帮助前线的将士们。
他的号召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物，为19路军提供了很好的后勤保障。而另一方面，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还联合社会各界人士组成了“战地服务团”，并以“团”为编制，先后组织成立了第一团和第二团。而两个团的团长一个是杜月笙的门生，一个对杜月笙十分敬仰。
“战地服务团”穿梭在前线和后方之间，他们向后方运送伤员，向前线运送弹药和食物。虽然手无寸铁，却一样英勇无畏。如果团中有成员不幸牺牲，很快就会有新鲜血液补充进去，可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19路军的抗战行动。
在整个上海乃至全中国生死攸关的时刻，杜月笙作为“抗敌后援会”的发起者，在支持抗战上，更是不落人后。
有一次前线的总指挥张治中将军前来，杜月笙亲自去慰问，两人一见如故，聊了很久，在快要告别的时候，杜月笙问张治中：“军中现在缺什么吗？”张治中如实回答，军中现在很需要交通通信器材，也就是电话机、机器脚踏车等的交通工具。杜月笙听后，表示一定会尽快将器材送来。
杜月笙一行人回到抗敌后援会，杜月笙立刻吩咐手下人去买交通通信器材。大家都劝杜月笙早点回去休息，杜月笙却表示一定要亲眼看到器材送出去再休息。
众人都觉得杜月笙太过小心了，谁知道还真的出了问题：上海滩市面上电话总机缺货，花多少钱也买不到。
杜月笙接到消息后，开始还不相信，他再次打电话询问，结果仍然是买不到。杜月笙纳闷之余也很焦急，他怕前线急需，而自己又买不到，这不是耽误军机吗？后来，看市面上实在买不到电话总机，杜月笙就决定把自己的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送往前线，他当时告诉吴开先：“中汇银行可以没有电话总机照常工作，可是前线没有是不行的。”
就在杜月笙吩咐手下人去中汇银行拆电话总机的时候，有人来回报说，西门子洋行还有一部电话总机，可是已经被人定过了，不卖。
听闻是西门子洋行，杜月笙立刻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也是西门子洋行前总顾问——杨志雄。杨志雄听说前线需要，马上就帮杜月笙牵线搭桥。经过多方奔走，终于在当天后半夜买到了电话总机，并立刻送往前线，看着所有器材顺利送走，杜月笙才松了一口气，回去休息。
战争一直在持续着，为了鼓舞士气，右翼军的总司令张发奎来上海督战，杜月笙因时间关系没办法亲自来慰问，就派代表来，并询问军中需要什么。张发奎大方地表示军需齐备，真的要有所表示的话，叫兄弟一起来鼓鼓气就行了。
慰问张发奎的代表回来后，向杜月笙转达了张发奎的话。杜月笙觉得去给兄弟“鼓鼓气”，空手去还是不好，总要送些什么吧，于是就找到吴开先商量。吴开先觉得送一些毛巾、食品、香烟等物品就好，杜月笙却觉得太过随便，思考之后决定送一辆装甲保险汽车。
吴开先一方面觉得用抗敌后援会的钱购买一辆装甲车，可能会引来非议；另一方面，当时杜月笙已经四处举债，让他个人出资更是不妥，他还准备再劝一下杜月笙，杜月笙却坚持用自己的钱买车，以“后援会”的名义送出。
几天后，崭新的装甲保险车买到了，杜月笙邀上钱新之、吴开先、潘公展、陆京士、陈小蝶等人，带着其他的慰问品一起到张发奎的部队“鼓气”。
这辆装甲车，张发奎一直用到抗战结束，而且他一直以为这辆车是抗敌后援会集体送的。后来张发奎受命去桂林驻防，正好吴开先去桂林公干，张发奎开着这辆装甲车去接吴开先，接待他。在车上，张发奎还特意说：“吴先生，你还记得这辆车吗？是民国二十六年，你们上海抗敌后援会送的。”一直到这时，张发奎依然不知道是杜月笙自己掏腰包买的车，而吴开先也没有再解释，只是笑着点点头。
后来吴开先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曾这样形容杜月笙：“当时，杜先生对于抗战的捐款之多，真的是数不胜数。”
杜月笙为抗敌救援会的工作忙碌，但仍以惊人的速度组建成立了“上海各慈善团体战区难民救济委员会”并担任了筹募组长。自从救济委员会成立后，主要解决的都是因战争流落街头的难民的衣食问题。在一·二八战役前后的35天里，战区受到救济委员会救济的人多达40万。
杜月笙在组织救济委员会的同时，还参加了史量才发起的“上海地方维持会”，并且担任了副会长的职位。维持会成立后，也是募集大量的现金、食品和衣物等，送往前线。另外，该会号召上海的广大市民要坚决地抵制日货。在这些行动中，身为副会长的杜月笙不但全程参与其中，组织各项运动，还在文艺界和学界组织发起了“战地服务团”，去前线慰问抗战杀敌的官兵。
在杜月笙的主持和组织下，共为19路军筹集了900万元银元，不但保证了各项军需物资的齐备，也保证了淞沪会战中，我国将士能奋勇杀敌而无后顾之忧。
淞沪会战激战正酣，日军却突然要停火了。
日军想要停火，原因有二：第一，是他们的兵力有限，援军未至；第二，日军本想迅速拿下上海，谁知拖了这么久，而日军的大本营也再没有命令传来，指挥官怕担责任。两方面原因的影响下，日军决定停火，但他们又害怕中国当局拒绝，也是就派日本海军中将野村先与一位有影响力的“民间人士”沟通，探知一下中方的意愿如何。
而杜月笙就是他们选择的那位“民间人士”，杜月笙在上海滩影响力极大，同时他又是“上海市抗敌救援会”的发起者，他同19路军的各层领袖也都关系匪浅，找他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而这也成为了杜月笙首次介入国际社交的活动。
拿定主意后，野村找来一个叫李择一的人去和杜月笙联络。李择一虽是中国人，却和日本人有不浅的交情，且日语流利，和双方交流起来都很方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本人是杜月笙的朋友。
早在杜月笙取代黄金荣成为上海滩的头号大亨的时候，日本特务机构就有心拉拢他，于是他们经常找一些北洋政府失意的政客，让他们携带巨款，去参加杜月笙的赌局，找机会和杜月笙搭上腔，李择一就是这些政客的其中之一。凭借着自己政客的身份，还有赌钱时的豪迈，李择一迅速地和杜月笙搭上了关系。后来，李择一还帮杜月笙在和金融街的日侨打交道时，牵线联络，两人关系也愈来愈密切。
野村将自己的打算告知李择一，李择一很快就找到杜月笙，传达此事。
“杜先生，我这次来是转达日军的野村中将的意思，和您来谈谈日军停火的事情。如果杜先生可以促成此事，那么上海的老百姓也免去了战乱之苦。”
杜月笙听到日军停火，心中自然也是高兴，但事关重大，他可不能贸然答应。于是告诉李择一自己需要好好斟酌下。李择一知道杜月笙向来行事如此，心思缜密，也就痛快地答应了，两人约定：杜月笙有了决定后，就立即电话联络。
李择一一走，杜月笙就叫来了他的高级智囊团，这是他的习惯，有任何重要的事情，杜月笙都会先和他们商量一下对策。
众人听了杜月笙的话后，各自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支持杜月笙作为中间人调停战役，另一部分怀疑日本人另有图谋，希望杜月笙小心行事。但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他们心中都为杜月笙高兴，无论日本人到底打得什么算盘，他们选择杜月笙作为中间人，而如果杜月笙可以成功促成此事，不单造福了上海人民，也提升了自己在上海滩的威望和地位。所以，智囊团中支持派的人占大多数。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不赞同。他们认为日本人很狡诈，这次停火谈判会不会是一次缓兵之计，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杜月笙去调停，不但是给自己泼脏水，也坏了上海军民共同抗日的大计。
这种问题，杜月笙也想到了，他说道：“是不是一次缓兵之计，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即使他们真的是缓兵，也不一定是坏事，我们又何尝不需要缓兵呢？我们可以告知吴市长和蔡军长，一旦有日军兵力不支的消息，我们立刻发动总攻，而这期间，我们可以先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至于谈判的细节，我想请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甘格林先生也一同参与谈判，我从中调停，不代表我通日。有什么问题，甘格林先生也可以为我做个证。”
杜月笙的一番话，彻底打消了反对派的疑虑。最后大家一致商定：先将此事告知官方，待官方允许，再和日方接触。
上海官方收到杜月笙的消息后，也慎重讨论了一番，并向中央政府请示，最后告知杜月笙：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接触，全凭其自己决定。
这个答复意图很明显，希望和日本和谈，又害怕和谈会破坏军民抗日的热情，不如就让“民间人士”杜月笙前去接触。
杜月笙显然也参透了其中的玄机，就开始积极部署和日方见面的事宜。他先找到了和自己颇有交情的甘格林，将要同日方见面的事告知于他，并征求同意，将双方见面的地点设在了法国总领事馆。
接下来，就请人找来李择一，“我答应和日本人员见面的事情了，不过我有个条件，要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甘格林也一同参与，并且我们见面的地点要在法国总领事馆中。”
李择一一听杜月笙的话就慌了，和日本人见面怎么能有第三方插手呢！可这话他也不好直接和杜月笙说，只好赔笑问杜月笙：“杜先生这么安排是有何深意？”
杜月笙脸色一正：“李先生，你应该也清楚现在我们和日本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我同为中国人，你应该更清楚我同日本军方接触是冒了多大的风险！有甘格林先生在场，以后万一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事情，也好有人证明我的清白。”
这时，李择一才放下了心，知道杜月笙只是想请甘格林做个证人，他也好去给日本人交差了。
很快就到了双方见面的时间，杜月笙带着自己的秘书、翻译还有多名保镖，而日本军官则由李择一陪同，大家先后走进了甘格林的办公室。作为双方联系的中间人，李择一开始介绍在场的人，谁想到，人还没介绍完，一名日本军官就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质问”起了杜月笙，或者说，是“质问”了中国人。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中国19路军的错，他们必须撤出上海！”
面对如此颠倒黑白的“质问”，杜月笙也冷静不下来了，他一拍桌子，冲着那名军官大声说道：“你们突然发动的袭击，造成了‘一·二八’大战的爆发，怎么这会儿责任全都在19路军身上了！你们袭击中国，19路军是中国的军队，保卫自己的祖国有什么错！凭什么19路军撤出上海，要我说，该撤出上海的是你们！”
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让那名日本军官无法反驳，可他不死心，还继续喊道：“我们这次的行动是得到上海租界各国防军的谅解的，是完全合法的!”
听到这里，杜月笙冷笑了几声，却没有正面反驳这名军官，而是扭头问起了身边的甘格林：“甘格林先生，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闸北可是中国的地界？”
甘格林自然答是。杜月笙接着问道：“那国防军可有允许日本军队进驻中国的地界？”甘格林回答是也不对，不是也不对，只好尴尬地摇了摇头。
杜月笙再看那名日本军官，已满脸尴尬。
这时李择一出来圆场：“杜先生，咱们今天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谈，咱们先去谈正事，怎么样？”
杜月笙也不答话，只是瞪着那名日本军官。
李择一叹了口气，为了缓解杜月笙的敌意，只好再次赔笑说：“杜先生，您这次来是为了上海滩所有市民的利益而来的，不如先听听日本停战的意愿，也好转达给上海军政当局。”
李择一说完这句话，现场的人都沉默不语，这会儿毕竟不是打嘴仗的时候。又因李择一的话明显是在讨好杜月笙，所以他先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正如李先生所说，我今天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停火的诚意的。”
听到杜月笙开了口，李择一如释重负，赶忙接话：“当然有，不然今天日本的几位代表也不会来了。”
这时，另一位日本代表也说话了：“停火，我们也是有条件的。”
杜月笙看都没看他，甘格林却明白杜月笙仍有些不高兴。为免双方再次争吵起来，甘格林做起了和事佬：“杜先生已经说了是来听听日方停火的诚意的。既然贵方有条件，那不如说出来，让杜先生也好衡量一下。”
没想到，日方又旧话重提，坚持要19路军撤出上海，而给出的理由竟然是：避免双方冲突。
此时的杜月笙已被气得哈哈大笑，他反问日方：“早在你们突袭上海的时候，冲突就已经造成了。那么为了避免冲突，你们是不是应该回你们的公共租界去啊？”
日方看杜月笙态度如此坚决，就准备迂回前进，提出日军返回公共租界，19路军也同时撤出上海的要求。
杜月笙丝毫不理日方的“退让”，再次义正词严地反击对方，谈判陷入了僵局。眼看着谈判就这么僵持下去了，李择一和甘格林再次出面调解，提议这样的军政大事，还是交由官方用外交手段解决。杜月笙点头同意，双方会晤结束。
见面结束后，杜月笙就把结果告诉了上海市长吴铁城的秘书，吴铁城了解事情进展后，立即采取了两项行动。
首先，他派人参加了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的调停会议，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讨，日方基本默认侵略的事实。接下来，吴铁城再次派杜月笙出面，代表政府和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的驻上海总领事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上，双方达成共识，自2月2日起，停火三天，双方不得互相攻击。然而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日军就撕毁协议，向19路军发起攻击。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一触即发。
当时日军进攻，一直都是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因公共租界有日本人的一份，所以租界当局也无话可说。
2月24日至26日，杜月笙的手下探听到一个重要的消息：日本派出千余名士兵通过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准备潜伏至江湾、庙行，包抄国军的右翼部队。
杜月笙得到消息后，立即告知吴铁城和蔡廷锴，让他们早做准备，因为日本人一旦成功，国军必将损失惨重。
吴铁城和蔡廷锴收到消息后，分头布置，杜月笙则跑到了甘格林的办公室。他大声质问甘格林，甘格林无言以对，只得佯装无奈地解释道：“杜先生，他们都携带武器的，租界当局若是反抗，可能就会让法租界毁于战火之中。”
杜月笙听后，告知甘格林中国军队为了自卫，同样有可能将法租界毁于战火之中。甘格林听后十分害怕，便问杜月笙如何解决。杜月笙思考片刻，“只有把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都请过来共同商讨了。”
杜月笙执意要公开日军的行径，甘格林却不想，无奈杜月笙表示不公开，问题就没办法解决，法租界就一直在危险之中。为了法租界的安危，甘格林只好答应了杜月笙的请求。会议在法国总领事馆如期召开，杜月笙作为法租界华界的首脑，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上，双方争论不休，日本的总领事村井仓松更是不断威胁恐吓。听到日本的威胁，各国代表心里都在打鼓，担心丧心病狂的日军真会做出些什么。
眼看着形势急转直下，杜月笙一拍桌子，冲着全场大吼：“好，你们尽管同意日本利用租界打中国人。只要这个议案一通过，两个小时以内，我发誓毁掉整个租界，大家同归于尽！”说完，就离开了会场。在场的领事一看杜月笙动真格的了，谁也不敢支持通过任何议案了，他们知道杜月笙既然敢说出来，就有能力做到。
当天，没有任何议案通过，潜伏在法租界的日军也在当晚悄悄撤退了，并且再也没有利用租界偷袭过。
杜月笙的一句狠话，喝退了千名日军，他介入国际社交的首次行动也宣告圆满结束。
徐新六是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之前曾在英国、美国留学过，专攻经济学，并获得过博士学位。由于他的精明能干和善于经营，很快，浙江兴业银行就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准备用官股打入各个银行，并控制一些重要的银行。不过浙江兴业银行却没有让他们得逞，官股在这里没能取得控制地位，这也使兴业银行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金融界人士自此对徐新六刮目相看。
为了巩固自己在金融界的地位，杜月笙想尽办法希望可以接近徐新六。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掘了徐新六私生活的秘密。
徐新六这个人很看重名誉，努力要给大家营造出一种此人洁身自好，谦谦君子的好形象，金融界也都称呼他“圣人”，可谁知，徐新六早就有了偏房，还生有两男一女。这件事，徐新六掩藏得很好，无论是家里的太太和亲戚还是身边的好朋友都不知道。
不过眼看着偏房所生的孩子一天一天长大，徐新六也开始烦恼了，他担心有一天自己去世了，偏房和她生的孩子不会得到承认，也就分不到他的财产。因此他希望找一位有势力的大人物，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做个证明人，在自己死后能出面为偏房和孩子作证，帮助他们取得一部分的财产。
徐新六的这点心思被杜月笙探知到了。一年夏天，徐新六去莫干山避暑，杜月笙也跟着去了。傍晚，在飒飒晚风的伴随下，杜月笙直抒胸怀，让徐新六觉得杜月笙是可以信任的仗义之人，便将自己的秘密全部说了出来，并亲笔写了一封信，交给杜月笙保管。
杜月笙陪着徐新六这么长时间，等的就是徐新六自己吐露秘密。于是，他向徐新六承诺：“你活着一天，我就为你保守一天的秘密；如果你遇到什么不测，我一定为你的偏房和孩子尽自己的一份力！”
徐新六在感激的同时也明白，杜月笙已经握住了自己的把柄，以后杜月笙有所要求的话，自己也只能尽力帮助。
于是，杜月笙顺利地拉拢到了这位金融界的大亨。
20世纪30年代，以孔祥熙为幕后操纵者的“七星公司”在上海大做投机倒把的生意，由于它掌握了准确的情报，再加上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云覆雨了好一段时间，赚了不少的钱。不过，对于这种利用特权赚取不义之财的做法，民族资本企业十分反感，所以当时的“七星公司”虽然赚了很多钱，却恶评如潮，非议颇多。为了保护自己的公司不受损害，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不被侵犯，上海的一部分商人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有一次，“七星公司”自认财大气粗，准备把黄金价格造成跌落的石头，让上海黄金的持有者大量抛出，他们好低价吃进。于是，他们在黄金交易所不停地抛空，果然，黄金的价格每日看跌。不过上海经营黄金生意的一部分商人，却联合起来，虽然每天看着黄金价格不断下跌，可就是不抛售手里的黄金。有合适的机会，他们还会吃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
“七星公司”没有想到往常屡试不爽的招数这次竟然不管用了，可现在他们已经做了太多的空头，已经伤及根本，现在轮到上海商人向他们讨债了，而孔祥熙虽是“七星公司”的后台，可是做投机生意失败，再公开赖账到底不好，于是，他希望杜月笙可以出面干预一下。
杜月笙出面，把这次黄金交易中的债主们都聚到了一起。聚会上，杜月笙略带威胁地说道：“这次生意，朋友走油跑马，我也不会去看冷铺，这样吧，你们不管有多少账，都送到我这，就算是倾家荡产了，我也代赔给你们。”
这些商人哪个不是在上海滩几经沉浮，怎么会听不懂杜月笙话里隐含的意思，话都说到这了，这些人只好强撑笑脸：“别人掉了枪花，倒要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这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就照杜先生的牌头，这笔账就算了。”
眼看着就要到手的钱却这么生生飞了，换谁都难免心疼。而更令这些商人忧心的是，经过这场黄金交易所的抛空风波，虽然最后以他们的险胜告终，可“七星公司”却丝毫没有收敛，反而愈加猖狂，做起了更大的投机生意，他们也越来越难抵御。于是这些商人想出了一个妙计，由他们来推举杜月笙担任金业交易所的理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一定会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孔氏家族也会有所收敛。
而这种想法正中杜月笙下怀。杜月笙之所以会插手这次风波，就是为了向当事的双方显示自己的实力，并在四大家族的心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有故意炫耀自己和四大家族关系的意思，这样也会让上海滩的其他商人对自己有所畏惧。这种做法显然奏效了，黄金交易所事件之后，杜月笙就顺利地给自己加了一个新名号：金业交易所理事长。
除了金业交易所，杜月笙又通过对孔祥熙担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担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的帮助，成功地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并顺利登上了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的宝座。
中国通商银行是盛宣怀在1897年11月创办的，只要是中国通商银行的广告就一定可以看到一句：“我国首创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可谓是我国当时牌子最老、影响也较大的银行了。
盛宣怀去世之后，傅筱庵接手中国通商银行，当时的四大家族控制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而作为这四者之外的重要银行，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有心染指，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根据“法币政策”的规定，“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第二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纸币以及市面上正流通的纸币都要以这四个银行发行的钞票换回，并停止使用。
为了防止出现各个银行随意印刷钞票调换“法币”的问题，国民党政府调查了拥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其中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钞票额为3430万元。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开始秘密集中中国通商银行的大量钞票，并突然地前去中国通商银行兑现。由于事出突然，再加上傅筱庵看到上海地价暴涨，正耗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建造中国通商大厦，所以一时没有那么多的现钱可以满足全部兑现要求。
于是，国民党政府立刻出面斥责中国通商银行“准备不守规定”，并以维持金融为借口，提出在中国通商银行加入官股，并由政府指派董事或者董事长，准备借机全面控制中国通商银行。
不过傅筱庵却不甘心认输，他极力阻挠，国民党政府就抓住他曾经和北洋军阀有过来往这个小辫子，给他扣了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傅筱庵。在恐慌惊惧之下，傅筱庵抛下一切，只身逃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大连。
傅筱庵的离开，让中国通商银行上下陷入了一片恐慌。如果中国通商银行因此而倒闭，上海的金融市场势必会引发波动，而且宋子文、孔祥熙只是想控制中国通商银行，不想让它倒闭。这时候的傅筱庵已经被政府整怕了，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他的通缉令还没有撤销，不好直接请傅筱庵回上海，便委托杜月笙代为办理。
杜月笙也乐得去做这个好人，当下就托人去给傅筱庵送信。
“还请先生回来把中国通商银行的账目算清楚，就算是天塌下来，我杜月笙替你顶着。”
傅筱庵的出逃原本就是一个权宜之计，现在看到有杜月笙出面担保，就顺势回上海去，他给杜月笙回信道：“杜先生真是铁肩担道义，既然如此，我择日便回去上海，刀山火海，在所不辞。”
他的这封信写得很有水平，一面表示自己完全是因为杜月笙的面子才愿意重新回到上海的，另一方面又吹捧了杜月笙的仗义，同时也表示杜月笙必须对自己的身家性命负责。短短一封信，既吹捧了对方，又保全了自己。
回到上海后，傅筱庵七拼八凑，钱仍是不够，无奈又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以300多万元拍卖了，才勉强还清了中国通商大厦的所有债务。还清债务之后，中国通商银行也奄奄一息了，这时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觉得火候差不多了，就授意杜月笙出面代中国通商银行提出要求，称希望得到中央银行的支持。
随后，中央银行便顺势以“救济”为名头，名正言顺地给中国通商银行塞进了大量的官股，之后，中央银行任命原中央银行的业务局长顾诒谷担任中国通商银行的新总经理，而杜月笙也担任了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这之后的杜月笙在金融界的地位更是蒸蒸日上。
不仅仅是中国通商银行，凭借着自己和官僚资本特殊的关系，杜月笙又先后担任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董事，还有浦东银行、国信银行的董事长，另外还担任了上海市银行公会的理事，虽然并不是银行公会的理事长，不过杜月笙如今的地位也足够他在金融界呼风唤雨了。
进军金融界并顺利地打下一片江山后，杜月笙并没有满足，他希望自己有更广阔的江山，首先瞄上的就是实业界。
杜月笙进军实业界是从收购华丰面粉厂开始的。华丰面粉厂的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欠下巨额的赌债，却没有钱还，只好把面粉厂卖掉还债。
当时的面粉业是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大而风险小。杜月笙听说华丰面粉厂要转让，立即就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一次机会。他找来助手杨管北，让他去和华丰面粉厂的负责人洽谈。
杨管北去和面粉厂负责此事的人联系，那人却一脸遗憾地告诉杨管北，已经有人提前一步，价钱都定好了，只等明天来签协议了。
杨管北很是懊恼，却听对方说还没有签协议，忙问：“你们还没有签协议？”得到对方的肯定回答后，杨管北转忧为喜，“没签协议，就不算数。这样，我们现在就来商量价钱，然后直接签协议，你看如何？”
对方开始很为难，认为这样没有诚信。杨管北却劝道：“做生意要讲诚信，也要讲利益啊。”看对方有些犹豫，杨管北继续说道：“你不给我面子，总要给杜先生面子吧。”
“可对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这人是谁？”
对方表示要为买主保密，杨管北听后，笑了笑：“这上海滩，有谁的面子能大得过杜先生？”对方一想，是啊，有几个人呢？于是，在杨管北的软磨硬泡和威逼利诱下，华丰面粉厂顺利到手了。
就这样，华丰面粉厂顺利地落入杜月笙的手中。接着，杜月笙就开始了他下一步的计划——登上上海面粉交易所理事长的宝座。
当时上海面粉交易所主要由两人掌控，一是理事长王一亭，另一个是常务理事荣宗敬。要想自己当上理事长，必须扳倒这两人，而其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荣宗敬了。
荣宗敬还有一个兄弟荣德生，二人在上海的面粉业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杜月笙一方面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一方面不断削弱荣氏兄弟的实力。
他先是出重金挖走了荣氏兄弟的得力助手王禹卿，接着又派人请来了内地面粉业的翘楚，卞筱卿。并由杨管北、卞筱卿和王禹卿三人共同管理华丰面粉厂的事务。在他们强强联手的管理下，华丰面粉厂越来越强大。
但仅仅一家面粉厂还是不能撼动荣氏兄弟的地位，杜月笙又使出了分化的招数。他先是找准时机取得了苏浙皖三省面粉商人的信任，接着又拉拢一批上海的面粉商人，同时一边暗中收购上海面粉交易所的股票，一边搜集王一亭和荣宗敬的资料。结果发现二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贪污和挪用公款，待到收购的股票占据一定比例的时候，杜月笙立刻要求召开上海面粉交易所股东大会。凭借着手中的证据和拉拢的面粉商人，上海面粉交易所只能同意改选理事，而杜月笙的呼声又最高，于是，他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理事长的位置，并将杨管北安置在常务理事的位置上。就这样，杜月笙在上海的面粉业也坐上了龙头老大的位置，开始在实业界大展拳脚。
在实业界占据一席之地，远远满足不了杜月笙的野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顺利地吃进了大达轮船公司，开始进军航运界。
大达轮船公司是由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的一家民营轮船公司。1926年，张謇病逝，公司的另外一位经理包心斋也去世，大达轮船公司的管理出现了混乱。随后，公司平时存款的德记钱庄破产，公司的两艘轮船又失火，一连串的打击，让大达轮船公司负债累累。
上海商业银行的董事长陈光甫是大达轮船公司的债权人之一，眼看着公司就要关门大吉了，他心急如焚，最后想到找杜月笙帮忙。
这个时候的杜月笙意气风发，哪里都想插一脚，一听说这件事，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于是，在最快的速度下，杜月笙出任了大达轮船公司的董事长，而他的得力助手杨管北担任总经理。
接下来，杜月笙派人去请张骞生前的得力助手，吴寄尘来协同管理。可是因吴寄尘并不赞同杜月笙入主大达轮船公司，刚开始请他的时候，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杜月笙还请来自己的老朋友杨志雄从中斡旋，事情终于顺利解决。
公司的管理问题解决好了之后，杜月笙就开始准备增强公司的实力，打败其他竞争对手，重振大达轮船公司的威风。
在杜月笙等人努力下，大达轮船公司生意越来越好，最大的竞争对手大通轮船公司也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被大达轮船公司吞并。
大达轮船公司起死回生，杜月笙在航运业的地位节节攀升，终于，他如愿登上了上海船联会第三届理事长的宝座。
拿下了银行业、面粉业和航运业的杜月笙，胃口越来越大，他不断地扩张着自己的事业版图，不久之后，他又拿下了纱布业头把交椅的位置。
当时的上海滩，多是通海（即江苏南通与海门）人士在经营着棉纱生意，顾永元便是其中一名。有一段时间，顾永元坚持“做空”，谁知纱布交易却天天涨停板，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周，却仍不见下跌。从没见过这种怪现象的顾永元坐不住了，这一天天的涨停，让他赔的钱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杜月笙和张啸林也在“做空”，也是赔了个底儿朝天。
顾永元有个朋友叫陆冲鹏，此人和杜月笙颇有些交情。顾永元打听到杜月笙和张啸林也在赔钱，就找到陆冲鹏，希望他可以帮忙请出杜月笙。
顾永元一见到陆冲鹏就大吐苦水，说自己快完蛋了。陆冲鹏赶忙问怎么回事，顾永元便把自己近来的遭遇讲了出来。
听后陆冲鹏也觉得奇怪，觉得里面有猫腻。一看到陆冲鹏也和自己有一样的猜忌，顾永元心里更有底了，他忙说：“我敢保证这里面一定有人在作崇，只不过，我手里没有证据。”
陆冲鹏听到这里算是明白了，顾永元是来找自己帮忙的，“那你现在要怎么办？”
顾永元忙答：“你能帮忙把杜先生请出来吗？请他把作崇的人揪出来。而且我听说，杜先生和张大帅也在做空，赔的肯定也不少。”
顾永元又告诉陆冲鹏，自己愿意做前锋，只要杜先生最后露个面，把幕后黑手揪出来就行。陆冲鹏这才答应帮他去请杜先生。
到了杜公馆，陆冲鹏把自己从顾永元那听闻的纱布交易所的黑幕都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一听，再一想自己赔进去的几十万，心头一阵火。接着，陆冲鹏又说出了顾永元的计划，杜月笙听后立即把张啸林也请来了，三人觉得方法可行，又仔细商量，定出周密的计划才散去。
陆冲鹏离开杜公馆后，直接找到顾永元，把几人商议的具体步骤告知于他。第二天，他们的行动就开始了。
上午，纱布交易所准时开市，但交易所里却多了几十个横眉怒目的人，他们一身短打，腰间似乎还别了什么“家伙”。
正要开拍的时候，顾永元进来了。他怒气冲冲地冲众人大喊：“交易所连日来一直涨停，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我怀疑有人在暗中捣鬼。我要求暂时停拍，揪出那个幕后作弊的人！”
顾永元的一席话无疑是引起了那些同样“做空”的人的共鸣，于是，很快就有人附和，要求停拍，揪出作弊者。
一时间，交易所里一片混乱，现场维持秩序的人员准备把顾永元拖出去，防止他再次“扰乱秩序”。谁知那几十个大汉将顾永元护在中间，场务人员根本就碰不到顾永元。这时，一人无意中碰到了其中一个大汉别在腰间的手枪，吓得脸色发白，边向外跑还边喊：“他们有枪！”
这一句就像一个炸弹一样，周围所有人都四散开来，一个还算冷静的理事，冲进办公室，拨通了巡捕房的电话。
巡捕房的人早就被杜月笙买通了，接到电话许久之后，才派了四名巡捕到现场，到了现场也只是在一旁观看，并不去维持秩序。
顾永元喊得更大声了，交易所中充满了“揭开黑幕，揪出作弊人”的声音。
交易所的人一看，巡捕房的也不管事，慌张之中，给交易所的负责人闻兰亭和袁履登打了电话，如实汇报了整件事。二人一听，就知道顾永元来头不小，他们一边吩咐交易所的人冷静下来，不要轻举妄动，一边赶紧出门，去找杜月笙调解。
两人匆忙赶到杜公馆，却吃了个闭门羹。杜公馆的听差说杜先生正在午休，不见客。这可急坏了闻、袁二人，他们给听差塞了点钱，希望可以通融通融。谁知道听差把钱又退了回来，还说自己不敢打扰杜先生午休。
闻、袁二人心急如焚，又无可奈何，就怕交易所那边闹出什么大事情。二人细想了一下，觉得找一个和杜月笙关系极深，又德高望重的人来最好，一番权衡后，他们请来了上海工商界的大佬虞洽卿出马。
虞洽卿对工商界的事情向来热心，一听说交易所出了事，二话不说，就赶来了杜公馆。进了杜公馆大门，虞洽卿叫来管家万墨林带路，直接冲向杜月笙的卧室。一进卧室，虞洽卿就大喊：“月笙，快起来，出大事了！”
杜月笙一看是虞洽卿，也不好发作，只好随他去了交易所。众人一看杜月笙来了，都纷纷嚷道：“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
杜月笙慢慢走到顾永元面前，装作不认识地和他打起了招呼。一番寒暄过后，杜月笙说道：“不知顾先生愿不愿意赏脸，到寒舍走一趟？那边的几位交易所朋友也一起吧，咱们慢慢商量。”
这都是几人之前定好的计划，顾永元自然不会反驳，而其他几人听到杜月笙愿意调解，自然也是忙不迭地答应了，一行人又回到了杜公馆。
到了杜公馆，顾永元首先发难，一口咬定交易所的理事作弊，要求彻查账目。交易所那边的人看杜月笙没有表示，再一看顾永元言之凿凿，好像握有什么证据一样，只好承认自己做了手脚。
一看到交易所承认了，顾永元气焰就更加嚣张了：“既然这样，那就让法院来裁决吧。”说完，就佯装要起身离开。
这时候，就到了杜月笙的戏份了。他一把拉住顾永元，做起了和事佬：“顾先生，先少安毋躁。”话说到一半，看了一眼屋里的人，又继续说道：“听杜某一句，可好？依我看，官司还是不要轻易打得好。”
“那杜先生觉得怎样处理才合适？”
杜月笙微微一笑：“依我看嘛，很简单，怎么来的就让它怎么回去。”
众人不解，都等着听杜月笙解释什么叫“怎么回去”。
“交易所照常开拍，怎么升上去的，就让它怎么跌回来，跌到原价为止。”
“我听杜先生的。”顾永元第一个表态。
那几个交易所的理事听完这话，心都在滴血。好不容易逮到一块大肥肉，谁知道还没下肚呢，就要吐出来了。
杜月笙看除了顾永元，没人答话，就继续说道：“这样最公正。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谁也不吃亏。”
话已至此，交易所的人再不愿意，也不敢有异议了。
于是，纱布交易所继续开拍，股价一路狂跌，跌回了原价。这样一来，杜月笙、张啸林和顾永元赔的钱又都赚了回来，而且他们的这一举动还挽救了其他因“做空”而濒临破产的人。大家都口口相传：杜先生是讲公道的人。
这件事，为杜月笙在上海的纱布业树立起极高的威信，凭着这份威信，没多久，杜月笙就坐上了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的位置。
这次在纱布业的举动虽是无心之举，可却帮助杜月笙再次扩大了自己的势力。从此，杜月笙的脚步几乎遍及上海滩的每一个角落，最终，他还顺利地拿下了上海市商会的领导权。这个阶段的杜月笙四处抢占交椅，从一个只做烟赌生意的黑道人物，转身一变，成了上海滩的商业经营，杜月笙也攀登上了他人生的巅峰。
随着事业版图的不断壮大，杜月笙的声誉也如日中天，人脉交往也越来越广，手下的弟子和学生数目更是翻了不止一倍。不过同杜月笙的事业不同，中国的局势却越来越差。
1936年年底，中日关系十分紧张，华北和华中的军队都严阵以待，战争一触即发。可蒋介石仍四处叫嚣：“和平仍有希望，我们绝对不能放弃和平政策。没有到最后的关头，绝对不能轻言牺牲。”在他这种论调下，这个时期对日的政策是“力谋以外交方式调整中日两国邦交，冀弭战祸”。
可日本并不崇尚和平政策。1936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了著名的广田三原则，而广田三原则的实质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