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治国有方： 灭元军断其因果，立大明不蹈覆辙（1/1）

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式投靠郭子兴开始，到真正开创大明基业的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整整用了十六年的时间，从一个吃不饱饭的四方游僧成为一代帝王。这十六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对于一世为人来说，也足以是半场人生的精彩了。若是不能历尽血雨腥风、尝遍苦辣辛酸，吃常人所不能吃之苦，用常人所不能用之力，谋常人所不能谋之勇，朱元璋便也不能成为九五之尊位的座上主。这样的人生，是令人感慨的。

其实，朱元璋在称王之后，就已经在为日后一统天下而登基帝位进行相关的筹划工作了。1366年，他命刘伯温去为建立吴王新宫选址。最终，地址定在了钟山南面，并且还要在应天府的旧城后面修一座新城。除此外，朱元璋还在应天府中修建了天坛、地坛，并为其四代祖先修建了太庙以供祭祀。所有这一切的规制，都是按照天子皇王的体制修建的。此外，他还命人重新修订了历法，命名为“大统历”；又设立了翰林院等机构。尽管朱元璋此时并未明确称帝，却已经在用皇王的规制来进行操作，其一统天下的心思也明确地昭告给了世人。

1367年，应天府所有的工程都已经竣工。这年十二月，李善长率领百官前来劝进，以众望所归为由，请求朱元璋登基帝位。如同当初决定是否要称王一样，朱元璋最开始拒绝了文臣武将的请求。但明眼人其实都知道，此时的推托和拒绝都不过是在“演戏”。第二日，李善长又率领众人前来进谏，言称“主公谦让之德著于四方、感于神明，愿为民生计，早徇群臣之情”。意思是说，主公您素来便有谦让的美德，这是四方百姓都知道的事实，甚至连天上的神明都该为主公的这项美德而感动。并不是我们一定要让主公登基称帝，而是只有具有您这般美德的人才能够配得上这一尊位。主公称帝，是为万民百姓的生计而做的周全考虑，绝非是主公私心意取天下。既然天下为公，那么还请主公您早早听从了群臣的劝谏。

于是，在众多臣子的劝谏下，朱元璋终于答应了登基之事。

既然有了圣谕，众臣子也马上去安排登基典礼等诸多大事。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南面设立祭坛。在一片鼓乐声中，朱元璋身穿绣满了团龙图案的衮服，头戴冠冕，以毕恭毕敬之心对上天三礼三拜，又在读祝官的高声宣诵声中，正式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紧接着，朱元璋起驾前去太庙祭祀皇族宗亲。随后，又乘车前去祭祀社稷、土地等神明。待到登基仪式的所有程序全部结束后，朱元璋终于在新建成的宫殿“奉天殿”中面南而坐，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随后，朱元璋册封妻子马氏为皇后，朱标为皇太子，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皇族之人，不论在世还是亡故，均得到册封；开国大臣，不论功劳是大是小，均加官进爵。

称帝之前，关于如何定立国号，朱元璋思考良久也没有想到合适的字词。最后，在刘伯温的建议下，朱元璋仍旧沿用了小明王所使用的字，定国号为“明”，这也彰显了朱元璋自始至终没有改变的起义初心。而且以“明”字来立国，客观上更加容易争取到一些流散各地的白莲教信徒的心理认同。也等于是在向全天下宣告，真正的明君圣主已经即位，天下从此太平了，百姓们在当今圣上的领导下终将过上幸福安稳的日子。

其实，关于“明”字，还有另一种解法。儒学大家认为，“明”代表的是火焰与光明。按照五行的观点，南方为火，北方为水，以光明之火去攻克阴沉的水，这是天道运行的必然，因此“明”字象征着朱元璋北伐元军的征程如同火焰燃烧一般，给普天之下的百姓都带来新的光明。而“明”字又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古代祭祀中有朝日礼月的说法，代表的则是朝廷的正祀。从这两个层面上来讲，朱元璋以“明”字定国号，也符合了知识分子的认知。如此一来，不论是贫是富，皆对朱元璋称帝之事拍手称快。

称帝后，朱元璋下诏以应天府为南京，以汴梁城为北京，从此开启了两京制的政治制度。在北伐军攻下大都、平定山西、陕西等地后，又有人提议迁都到长安或者洛阳。虽然一时间众说纷纭，但朱元璋仍旧选择以南京为都城。他认为，南京“有长江天险，龙盘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把南京定为都城，唯一的不足便是此地距离中原要地略微远了些，为了避免皇权无法施展的境况，朱元璋又将距离中原地区较近的临濠（即濠州，朱元璋称吴王后改名为临濠）改为中都，以此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

临濠并非是座大城。在正式下诏改此地为中都前，朱元璋先是将临濠设为中立府，后来又改为凤阳府，设置凤阳县，并集中一切力量在此地营建一座皇城。中都皇城的建设整整持续了六年时间，在这六年中发生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朱元璋当初选择在此地建立都城，难免会有衣锦还乡的情绪掺杂其中。朱元璋本来是想借着自己手中的皇权，以兴建都城的名号改变家乡凤阳的穷苦面貌，但他在巡视工程进度时，却发现军士、工匠和农夫等，凡是参与到具体工程项目中的人，都对兴建都城怀有厌恶的心理。而且，家乡地区的一些乡绅地主、名门望族，不但没有改变以往骄横的姿态，相反更因本地出了当朝天子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横行乡里。于是，他宣布停止兴建中都的工程，而改为在南京城兴建大内宫殿。朱元璋下旨新宫力求简朴安固，雕梁画栋等一切装饰皆不要。

洪武十年（1377年），大内宫殿改建完毕。宫内设计虽然朴素了些，却也处处透露着皇家的大气。也正是通过这件事，朱元璋开始反思自己当上皇帝之后的所作所为，究竟是该为百姓带来更为安定的生活呢，还是因为大兴土木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劳民伤财的结果。虽然已经登上帝位，但历史也不会给他留下多少次改过错误的机会。为此，他不得不从以往的斗争对象们身上去反思一些经验教训，这些人包括当初的小明王、陈友谅、张士诚以及元朝的君王。他们或成或败的故事，都将成为前车之鉴。

虽然统一了中原，建立起了朱姓王朝，但对朱元璋来说，这才是他真正帝王人生的开始。想要走好下面的每一步，必须要明白前人的得失在什么地方，以此为鉴，才能避免自己重蹈覆辙。不论是以史为鉴，还是以人为鉴，摆在他面前最近的一个案例，便是元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军攻打到元大都通州附近，至此，元朝的都城已经近在眼前了。率军的徐达在请示了朱元璋后，下令大军在大都城外驻扎。此时，他在等待两个结果，一是与元军在大都城外展开一场生死厮杀，二是看元顺帝是否可以主动投降。但徐达万万没有想到，元顺帝竟然连与明军对阵的勇气都没有，他早已经带着后宫妃子往居庸关的方向仓皇出逃。大都城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了。

虽然元朝的统治已经覆灭，但山西、陕西和宁夏的部分地区还在蒙古人的控制下，朱元璋下令要一鼓作气收复所有的土地，因此命徐达继续率兵西征。当时，元军王保保在太原还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他在得知徐达率军西征的消息后，本想出奇兵快速绕过雁门关，再经居庸关，绕到大都城下，乘城中力量空虚而夺回这座权力之城。但他这一计谋早就被徐达识破。徐达认真忖度了一番，认为目前留在大都城中的守卫足以应对这样一支经过了千里跋涉的骑兵。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直取太原，使王保保有命率军出征，却再没有老巢可以回。可怜王保保机关算尽，却没有想到徐达会直捣黄龙，为了保住太原军力，他急忙回去救太原之急。

徐达率军抵达太原附近时，前锋郭英向其禀告了元军的情况，称太原城中的元军虽然数量众多、营盘面积很大，但这支队伍纪律涣散且毫无防备，只需一支精兵就可以偷袭成功。徐达用兵一向谨慎，在把郭英的话仔细思考了一番后，他认为夜袭的计谋尚有七成胜算，于是便点头同意了。

当夜，王保保正在营帐之中，忽然听得帐外传来了急速的马蹄声和阵阵厮杀呐喊声，他大叫一声“不好”，急忙下榻穿靴要出外看个究竟。正当王保保慌乱之中寻找鞋袜时，帐外突然冲进来一员白衣小将，直奔着王保保砍杀而来。王保保大喊“救命”，顺势向旁边一滚，躲过了这当头一剑。待到白衣小将再过来砍杀第二剑时，早有元军护卫前来保护王保保。眼看小将勇猛非常，身边三两个护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王保保趁乱钻出了营帐，在帐外寻到一匹老马，他也顾不上军中战况，带着几个亲兵向大同方向逃去。

王保保刚逃出去不远，往后瞧瞧，仍有明兵紧追不舍，他又急忙调转方向去往甘肃。徐达见已无穷追的必要，这才重新整顿军马，开始布置攻打关中和陇西地区的作战计划。

此时，徐达收到了朱元璋发来的手谕，其明确指示说：如今，汤和率军平定了浙左和闽中，杨璟安定了两湖和广西，他们二人都已经班师回朝。只是徐大将军你尚且灭胡未还，所以本应该给予汤和和杨璟的封赏也暂且要等一等。如今朝中只盼着大将军能够尽快取胜，所以朕又重新派冯国胜、汤和和杨璟三人率军随着大将军一起西征，万望你们齐心协力，共同铲除胡虏。朕身在朝中，对前线战况不能及时了解，你们各位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不必等着朕的旨令。

朱元璋下发这一封谕旨，可谓言辞恳切，又句句在理。既表达了对将士的关爱之情，又嘱托了前线将士的作战策略，在派来援兵的同时还把对成功的渴望说得清清楚楚。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朱元璋着重强调了将领之间的团结协作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特殊性。君臣之间，最难得的是彼此之间的信任。朱元璋多年征战沙场中，见识过许多将领在外拥兵自重的情况。而此时，他能够选择完全信赖徐达，这不仅仅是基于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更是朱元璋吸取了北伐过程中元顺帝一系列错误的统治方针和军事策略后，充分引以为鉴的结果。此举，必然也会使以徐达为首的前线将领士气大增，他们必将以满腔热血来回报当朝明君的厚爱。在之后的西征过程中，徐达率军节节取胜的战绩，即是对朱元璋这一份关爱的最好回馈。

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徐达率军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境内，一路势如破竹般攻城略地，先后把西安、凤翔收入囊中。在大军继续前进时，徐达发现此时关中地区正在闹饥荒，于是便以朱元璋的名号给当地饥民每人发放一石粮米。关中饥民无不感激涕零，纷纷把朱元璋比作是当初入关灭秦的汉高祖。徐达把这件事禀告给朱元璋后，朱元璋又下令必须确保关中和陇右地区的安定，并命人去把孟津粮仓中的储粮调拨出来，每户饥民可再分得两石粮食。如此一来，村村寨寨都自发为朱元璋设立了生祠，日日跪诵祈福当朝明君万岁永昌。

在安定了关中饥民后，徐达继续率军西征。其时，有人建议攻打甘肃庆阳城。庆阳本有重兵把守，此城拿下后，甘肃之地再无棘手之处。但也正是因为这里易守难攻，徐达遂决定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他先带兵紧逼临洮，打算通过围攻庆阳周边城镇的方式把庆阳孤立起来。守卫临洮的李思齐见徐达前来攻打，他知道抵抗不过，选择了献城投降。在断了庆阳援兵的通路后，徐达再转身前来进逼庆阳。本来以为这将是一场硬仗，可没想到庆阳的守城将领张良弼为了自保，他弃城而去宁夏搬救兵。张良弼去往的地方，正是徐达率军攻打的最终目标，即是守卫在宁夏的王保保。

张良弼离去的时候，把守城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张良臣。张良弼满心以为王保保会为了元朝手中已经为数不多的几个重镇而出兵相救，但王保保在见到张良弼后，却一心只念着二人的前仇旧恨，不等张良弼开口，王保保就让他做了刀下鬼。在庆阳城苦苦等着张良弼救兵的张良臣，眼见明军已经兵临城下，自己却被围困在城中。恰在这时，徐达派人前来城中劝降。张良臣计上心来，很爽快地答应了徐达招降的条件。

得知张良臣愿意投降后，徐达派薛显率领五千骑兵前去接收庆阳城。然而，几天之后，薛显负伤逃还，其禀告徐达说，张良臣假意投降却在夜间偷袭营帐。徐达大怒，命令全军攻打庆阳，诛杀张良臣。原来，徐达派去的五千骑兵只是诱饵，是为了让张良臣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其实在徐达围攻庆阳之前，他就已经接到了朱元璋的谕旨，其嘱托徐达说：“如今李思齐既然已经投降，那么下一步便可以攻打庆阳和宁夏。但是张良弼、张良臣兄弟向来狡猾奸诈，如果他们求降，一定要审慎对待，切不可中了此二人的计。”徐达不禁感叹，若不是当朝圣上提前嘱托，恐怕西征大计真会毁于一旦。

既然已经下了军令，攻下庆阳之事自然不在话下。而此时，张良臣等人被围困在城中已经有些时日了，城中粮草已断，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情况。上有统领不仁，下有将士不义，最终，张良臣的部将主动策反，大开城门迎接明军入城。张良臣父子投井自杀。攻取庆阳后，整个陕西也终于全部平定。

在西征过程中，虽然遇到了诸多抵抗，但朱元璋几次谕旨都告诫徐达要着重收服民心，这也正是他能够稳坐大明江山的原因。得民心者得天下，朱元璋吸取了元朝覆灭的教训，从而开创了大明的千古基业。

朱元璋从一个吃不上饭的穷苦百姓，通过自己一步步的努力，最终坐稳了大明江山，这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最为典型的案例。与过往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相比，朱元璋的出身低微，身世凄惨。而他本人却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对造成当时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行深入思考，这也为他日后在红巾起义军崭露头角提供了契机。此后，在南平陈友谅、东征张士诚的过程中，朱元璋一直都认真地吸取对方的经验教训，这也为他日后治理江山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当初，朱元璋一直奉行缓称王的策略，虽然并没有停下扩大势力范围的脚步，但他始终没有冒头称王，而是在名义上仍以小明王韩林儿为主公。但其实，韩林儿也不过是个傀儡皇帝，真正在幕后操控的人是刘福通。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大潮来临之前，刘福通可算是最早揭竿而起的领军人物。在他之后，才有了湖北徐寿辉、徐州芝麻李、泰州张士诚以及濠州郭子兴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也正是因为他是最早的反抗者，所以在百姓中的影响也最大，那么元军自然也就把他视为最大的眼中钉，恨不得及早铲除而后快。

刘福通率领的起义队伍发展的速度相当快。仅仅用了四年时间，他便拥戴韩林儿在安徽亳州建立王朝，史称宋，年号龙凤。之后，在刘福通的极力游说之下，中原地区的几大抗元势力纷纷响应，并兵分四路开始北征元军。当时，以关先生为首的北路军马沿着山西省界一直打到了元大都的外围，以毛贵为首的东路军马则夺取了山东地界，以白不信、李喜喜为首的一路人马直取陕甘地区，甚至攻占到了巩固（今甘肃陇西）地区。刘福通与小明王韩林儿所带领的中路人马，也以极快的速度攻破了河南全境，并把都城从亳州搬迁到开封。一时之间，天下百姓莫不闻红巾军英武勇猛的名号，其麾下的百万雄师大有推翻元朝统治的势头。

四面出击的军事谋略，虽然以最快的速度给刘福通带来了战场的胜利，但若想推翻元朝的统治，就必须拿下元大都。可惜的是，起义军此时兵力四散，虽然对元军形成了各个击破的攻势，却也削弱了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正是看到了这样一个漏洞，元军对红巾军形成了反扑之势。率领军队镇压起义军的元军将领，是被视为奇人的察罕帖木儿。此人是王保保的父亲。察罕帖木儿天资聪颖，在军事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仅用了十年时间，就成长为坐镇一方的军事首领。这一次出兵镇压起义军，也是源于他的军事谋略。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红巾军的队伍攻到元大都城下。察罕帖木儿先是调兵平定了陕甘地区的起义军，几乎全歼白不信和李喜喜。随后，察罕帖木儿又从元大都和陕甘两地对山西地区的起义军进行包抄，并消灭了这支队伍。因为作战有功，元朝皇帝提升察罕帖木儿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元军与起义军进行过多次交锋，察罕帖木儿一路从宁夏、陕西逐渐攻到山西、河北、河南，所到之处几乎战无不胜。最终，察罕帖木儿取得了开封城的控制权。为了保命，刘福通不得不带着韩林儿逃往安丰。在这之后，才发生了张士诚意图攻占安丰，而朱元璋冒着被陈友谅背后攻击的风险前去营救小明王的故事。

在察罕帖木儿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把当初起义军攻占的城池一一夺回来之时，朱元璋虽然没有率领军队参与战斗，但他却把当时的战场形势分析深刻于心。以朱元璋当时的军事实力，尚不足以取天下以称王，但他也深刻地意识到，唯有凝聚军心、集中最精锐的力量逐个击破，才有可能巩固住胜利的成果。刘福通和小明王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因为受到了元军的反攻，实则是因为一时贪多求快造成的。正是因为急于求成，所以失败也来得更为快速。这使朱元璋更加坚定了自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

朱元璋所占据的势力范围，也在客观上决定了他不能贸然起兵北伐元军。南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后顾之忧，那么绝对不能做出贸然前行的决定。刘福通的失败，在于他虽然拥有四支军队攻伐元军，却并不具备对这四支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如今，虽然各个起义将领都征战沙场，若天下功业已成，四支军队会不会彼此之间出现内讧呢？这是最大的未知数。在刘福通和小明王失败后，朱元璋已经把如何一统江南、如何平复元大都以及在取得胜利之后如何解决将领们居功自傲的问题都进行了长远的规划。

刘福通与小明王、陈友谅大军以及张士诚起义军的先后失败，令朱元璋深刻意识到唯有团结人心才是真正的作战力量。但即便是统一了南方地区的起义军，面对蒙古元军的铁骑，朱元璋就一定必胜吗？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否定性的答案。尽管元朝的统治已经激起了全国百姓的激愤，但仍然不能对其属下强大的军事实力掉以轻心。这也就使朱元璋不敢用全部力量去平定南方的割据力量。正当他在保存实力和出兵作战这二者之间举棋不定时，从元军一方传来一则消息——元军将领察罕帖木儿被人阴谋害死了。

察罕帖木儿一死，元军又陷入了激烈的权谋争斗中，这就为朱元璋积蓄军事实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这段时间内，朱元璋先与陈友谅在鄱阳湖血战并取得胜利，随后又平定湖南、广东等地区，进而又把张士诚的队伍歼灭。南方的起义割据势力被朱元璋完全统一了起来，至此，大举北伐元军的后顾之忧也就不复存在了。

当朱元璋在南方地区的战斗取得了遍地开花的局面时，雄踞北方的元朝却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刻。

有一个叫孛罗帖木儿的人，他曾是察罕帖木儿的忠实追随者。察罕帖木儿死后，他的儿子王保保继承了父亲的所有权力，这让孛罗帖木儿产生了极大的嫉妒心理。为了从王保保手中夺取权力，孛罗帖木儿联合张良弼，二人分别从山西与河北两地向王保保的驻守地发起了攻击。王保保虽然不惧怕此二人的联合夹击，但他并不愿意为这种争夺而损折军事力量，于是他上书元顺帝，希望当朝皇帝能够化解这一场内部危机。

元顺帝自然也不希望看到军中有内斗，然而尽管他曾下诏书命令孛罗帖木儿与张良弼停止进攻，但此时皇室的诏令对于拥兵自重的将领就如同一纸空文。元顺帝的这则诏令不但没有平息将领之间的权力斗争，相反极大地激发了孛罗帖木儿的仇恨心理。当王保保看到孛罗帖木儿连皇帝的诏令都不放在眼中后，他也准备出兵应战。于是，在南方起义军尚未完全平定的情形下，元军内部两大军事力量之间开始了自相残杀。

这边武将之间的斗争尚未平息，元朝内部的文官也被一位名叫绰斯戬的奸相搅得天翻地覆。为了独揽朝中大权，绰斯戬用计谋暗算了同朝大臣，在独揽朝政后，他便大肆地牟取私利，甚至亲自出面雇人做起了印制假钞的生意。不仅如此，他还趁着元顺帝调和孛罗帖木儿和王保保之间矛盾的时机，把皇帝的圣旨当作是自己敛财的工具，分别收受孛罗帖木儿和王保保的贿赂，然后根据所收金银钱财的多寡来决定为哪一方说好话。如果在金钱上稍有不满意，他还会假传圣旨命令对方出军攻打红巾军。在绰斯戬的挑唆之下，孛罗帖木儿和王保保的矛盾日渐加深，元军内部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这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元军的战斗力。

绰斯戬的胡作非为引起了众多朝臣的不满，以御史大臣娄都尔苏为首的一些官员纷纷对其进行弹劾。然而绰斯戬不仅财大气粗，他在朝堂之上更是勾结了太子一党，对向皇帝提出弹劾的一众官员逐个追查打击，致使朝中人人敢怒不敢言。娄都尔苏为了保命外逃到孛罗帖木儿帐下，这一消息传到了绰斯戬耳朵中后，他直接迁怒于孛罗帖木儿，并且假传圣旨罢免孛罗帖木儿的一切官职。

绰斯戬的如意算盘打得再好，他还是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一直以元顺帝的名号行事，当朝皇帝是他最大的庇护伞。但元顺帝的敕令已经无法调动地方军队，皇威已经丧失殆尽。当孛罗帖木儿收到那道假圣旨时，他不禁怒火中烧。孛罗帖木儿拒不受命，亲手斩杀了前来传旨的人，然后下令挥军进逼元大都，他要亲自质问元顺帝。

元顺帝早就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为了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而导致自己的皇位不保，他按照孛罗帖木儿的要求罢免了绰斯戬等人的官，并命人将其押送到孛罗帖木儿营帐中听候处置。可笑的是，孛罗帖木儿在质问绰斯戬时，竟然想要收回当初为了收买他而送给他的那一串宝珠。没想到，绰斯戬私受的珠宝实在太多，光与孛罗帖木儿当初送出的那一串宝珠类似的宝珠便有七八串。这让孛罗帖木儿心中一凉，原来自己被当成了取之不尽的珍宝库。最终，孛罗帖木儿斩杀了奸相绰斯戬。

孛罗帖木儿并没有把绰斯戬当成一面照自身的镜子，他拥兵自重，在杀掉绰斯戬之后，成为了京城中无人敢动的第一权臣。相比起绰斯戬的贪财，孛罗帖木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史载，孛罗帖木儿在京城中奸杀掳掠，无恶不作。或许是骄奢淫逸的生活麻痹了他，当他正在京城中大肆享受时，王保保已经联合皇太子率军前来京城剿杀他。在里应外合之下，孛罗帖木儿终于被擒杀。此后，王保保被提为副宰相兼兵马大元帅，全权负责安定北方、收复南方的事宜。

至此，元朝内部的斗争终于告一段落，接下来他们要面对的便是朱元璋大明军队的北伐西征。然而，长时间的内部争斗已经把元军的战斗力消耗殆尽，在面对团结一心的明朝大军时，曾经勇猛威武的元军只给历史留下一个溃败而亡的结果。

元朝大败的原因，也正是朱元璋领导的明军大胜的原因。在元军内部同室操戈的时候，朱元璋统一了南方，他在观察元朝的动向。如何才能避免将领拥兵自重与权臣的君命有所不受，将是朱元璋安定天下之后所要思考的第一件事情。而如何处理君臣之间的矛盾，也将成为大明王朝兴与亡的关键。

经历了长时间的群雄混战，中华大地早已是满目疮痍，百姓不得农耕，田地荒芜，到处是一片哀鸿。虽然已经建立了大明王朝，但元朝廷留给朱元璋的是一个极难收拾的烂摊子。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自然懂得农民生活的疾苦。想要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就必须从农业入手。只有百姓心安，整个国家才能稳定基业。在密切关注各地农业生产情况的同时，朱元璋与刘伯温共同商讨出一个农业发展的策略，即以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安顿民生为总纲领，集中全国所有的力量去恢复农业生产，把农民身上其他一切和农业生产无关的负担全部取消。简而言之，便是九个字：轻徭薄赋，解放生产力。

朱元璋的这一做法，是符合当时以农业为本的社会状况的。元朝是产生于马背上的政权，他们不懂得中原百姓的生存基础，所以在治国治民的时候就会出现政策上的偏差。相比之下，朱元璋更加明白农业对于整个国家的重要性。朱元璋曾公开发布《农桑学校诏》，其中提到农桑等事是衣食之本，国家所需要的一切物资都需要农业生产作为基础，因此想要让百姓吃饱穿暖，过上安稳的生活，就必须大力劝导人们进行农桑生产。朱元璋在位期间，还编制了用于土地赋役管理的“鱼鳞图册”，以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来保障每个从事耕种的农民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可以劳作。

要想发展农业，第一个关键要素是劳动力。长年的战争，导致大量青壮年劳力流离失所，许多人战死沙场。那么，该如何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呢？朱元璋采取了“招抚流亡”的措施，号召因战争和饥荒等原因被迫背井离乡的农民积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开垦荒地。凡是新开垦的田地，便归开垦者所有，而且还免除三年赋税。不仅如此，为了保证外出逃荒的人回到家乡后的基本生活，朝廷还在第一年拨给每户人家一份粮田和菜地，保证农民可以自给自足地从事劳动生产。

尽管已经出台了如此优抚的政策，但因战乱连年而导致荒芜的土地数量太多，只靠流民回乡耕种，尚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的农业生产。为此，朱元璋在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又采纳了郑州知府苏琦的建议开始推行屯田政策，以民屯、军屯和商屯三种形式，大力发展粮食生产。

所谓农屯，是通过移民的方式，把人们从土地少的地方迁移到土地多的地方去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所谓军屯，则是让守卫边疆的士兵在征战和训练之余，利用空闲时间去开垦土地，从而可以使士兵们自己解决口粮问题。所谓商屯，又叫盐屯，是盐商为便于边境纳粮换取盐引而进行的屯垦。用粮食换来盐引之后，盐商才可以凭盐引支盐运销。通过对农民、军人、商人三方面的鼓励，大明王朝的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

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单单鼓励生产尚不够，还要防止一些目无法纪的人对正当生产生活的破坏。为此，朱元璋发布了一系列的强制性指令，如凡是无业游民或混迹街头对他人正常生产生活造成破坏者，都抓起来投入牢房，待到监禁期满，则发配边疆去垦荒。这样一来，既稳定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同时也扩充了垦荒的人员，可谓一举两得。

另外，针对监禁期满的服刑人员，政府下诏令其仍可以回归农业生产，并且可以与普通庶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发布诏令，除了官府和贵族，普通人家无论穷富都不允许进行奴婢买卖。对已经蓄奴的富贵人家，朝廷则派专人去劝导其少蓄奴、不蓄奴，让奴仆回家与亲人团聚。当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有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到农业生产中。同时，为了使这些政策可以得到有效的执行，朱元璋还规定地方官府都要有专人负责监督政策的执行以及百姓的垦荒情况，甚至还要把开荒垦种、劝民归农的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如此一来，也就保证了举国上下所有人都为快速恢复农业生产而齐心协作。

积极致力于农业生产是建国立邦之本，此举也造成了明朝初年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这就使得一大批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员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大名鼎鼎的富商沈万三便是这一政策下的典型受害人物。根据《吴江县志》记载，沈万三在吴江地区的房产不可胜数，其之所以具有富甲天下的财力，据传都是源于和外邦进行商贸活动而获得。尽管沈万三也曾积极致力于商屯活动，但商人的身份使他始终无法与朱元璋所领导的以农为本的朝廷相容。沈家先后被三次抄家，沈万三被流放云南，其可悲的人生结局，也只不过是在重农抑商政策下广大商人生存状态的缩影而已。

另外，朱元璋极力推行的军屯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普通百姓减轻了赋税的压力。朱元璋曾说：“朕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有如此雄心，朱元璋刚一即位便下令天下卫所均要执行屯田方针，不许坐食百姓。并且，朝廷还明文规定，边疆士兵可分出三分军力守城，七分军力参与到垦荒中；内地的士兵可留下二分军力守城，八分军力要参与到垦荒中。并且，军士开垦的荒地统一归朝廷所有，不允许个人进行转移和买卖。

为了达到安民的效果，朝廷还要考虑天灾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破坏。朱元璋规定，凡是遇到不可防控的自然灾害时，要对受灾地区的百姓免除赋税，并通过兴修水利、补发劳动工具等多种手段帮助农民渡过难关。从朱元璋登基之日起，一直到他去世，他在位期间因旱灾、水灾等情况免除农民赋税的情况几乎是常态，甚至在一个月之内曾数次下达免税令和赈济令。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严明的政策，才保证了充足的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来源。

当许多荒地被开垦出来，有更多的人投身到农业生产活动中时，全国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了明显提升，因战争而凋敝的国民经济开始慢慢复苏。洪武九年（1376年），户部上报称，国库中的粮食积蓄已经足够几年的用度而不必担忧了。朱元璋大力推行的务农政策，既为他自己保住了皇位和大明江山，同时也为明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俗话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要守好江山，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一个是如何用人，一个是用何种方法，即管理体制。在封建帝王时代，国家的中心权力集中掌握在帝王一个人手中。帝王需要面对的是举国上下不计其数的大事小情，想要高效且公正地处理好每一件事，就需要建立起一个职责明确的行政体系，使上令可以下传，也使下情可以上达。民众是水，帝王是舟，舟在水中，才能航行万里而无忧。唯有如此，才能使帝王与基层百姓呼吸与共。

因此，在建立明王朝后，朱元璋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革元朝遗留下来的行政体制，使其符合当时的国情，以及符合朱元璋个人对大明帝国未来的畅想。

元时，中央政权为了方便管理全国事务，曾设中书省来总理全国事务，而中书省的实际掌控权则在左、右两名丞相手中。这样一来，事务不论大小，中书省都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于是也就有可能会造成左、右丞相个人私欲膨胀以及以权谋私的情况。这一行政方式，使两位丞相相互制约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缺点。如果两位丞相政见不合，便会直接造成国家决策层的争斗，甚至还可能会出现皇权被架空的现象。元朝的地方建制，则是直接效仿了中央中书省的方式，在各地分别设立行中书省。行中书省又被称为“外政府”，各地的政、法、军权都在其掌控之下。元朝后期，各地官府各自为政、擅自专权以及军队之间的相互攻伐等现象，都是中书省制所造成的直接弊端。当朝廷对地方官府的掌控丧失殆尽后，国家必然会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

小明王公开建国后，最初也是效法元朝中书省的行政体制，而朱元璋便是这一体制中的实际掌权者。在当时，全国大小事务都必须要报给朱元璋审批，他却不必件件事情都向小明王汇报。这就使朱元璋在短时期内掌握了军政大权，并且对全国各地的政治形势有了非常明晰的了解。元朝实行中书省制而造成的种种弊端，朱元璋早就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他既明白此种体制所带来的好处，同时也对其所造成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悟。朱元璋在建立大明政权的初期，也沿用了这一政治体制。因国家行政体系尚不完备，各地臣子违法乱纪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这使朱元璋意识到改革国家的行政体系已经势在必行了。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诏告大臣说：“当初元朝一统天下之时，虽然曾有元世祖雄武勇猛的楷模，但元朝之所以短命而亡，皆是因为把国家权力全部任由臣子掌控而导致了欺上瞒下的局面。按照这一体制，人们是不能越过中书省而向皇帝直接禀奏的。在我看来，这是元朝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因为帝王不能了解到真实的状况，所以臣子才会恃权无恐，这恰恰是我今日想要改变的问题症结。”在朱元璋的原话中，他提到了“躬览庶政”四个字，意思是指从此之后自己要亲自处理朝政，各地大臣只是遵从皇帝的命令行事。

如果完全按照元时的政治体制，国家政事该如何处理，中书省是可以完全自主决定的，皇帝只需要进行相关的批准和诏告。如果有人将政事越过了中书省而向帝王禀奏，这不但违背了元朝定下的逐级奏请的行政制度，奏请政事的人还会因此而获罪。朱元璋提出要亲自处理政事的要求，就等于削弱了中书省的权力，从而逐步把自己手中的皇权扩大。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官员以权谋私，所以朱元璋又在政治体系中设立了御史台，作为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监察机构。

1382年，朱元璋改原来的御史台为都察院，在其原本职责基础上，更赋予其可以代表皇权而对国家行政和军事系统全面进行监督的权力。在朱元璋的授权下，都察院具有“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的权力。凡是臣子之间有奸佞之人、结党营私之徒、作威作福之众、贪污腐败之属、学术不正之流，都察院都可以随时随地对其进行考察、弹劾和举报。如此一来，国家权力不但全部集中在朱元璋一人的手中，他更是凭借都察院而对全国官员进行了全方位的掌控，这就把朱元璋推向了“独裁”的地位。当这一权力体系得到系统的贯彻执行时，明王朝也终于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一个朝代。

都察院的总负责官员为督察御史，在朝中为正二品。在督察御史之下，又分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布于全国各地十三个布政使司。每道监察御史之下，又分别设立七到十一人的编制，分别负责监督和纠察举报当地官员的不法行为。以今视之，朱元璋此举则实现了都察院和朝廷各部之间的分权并立和互相制衡，这对维护皇权具有极大意义。

1381年，朱元璋又设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大理寺，以大理寺卿为最高执掌，主要负责对各地刑狱之事进行校正。在朱元璋的大力推动下，凡是刑部、都察院和五军断事官所定下的一切刑狱案件，都要将卷宗和囚徒全部移交到大理寺进行复审，以确定前者的审讯和定刑有无徇私枉法之处。于是，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三者就组成了一套完整的纠举、审理和复核的司法程序。如此，在行政系统的权力被逐一分散之后，国家司法系统的权力也实现了彼此之间的分散和制衡。

关于朱元璋为加强皇权而分散各职能部门权力的做法，不论是当时朝中还是后世评论家，都对此举甚有微词。朱元璋也曾因此而发表过自己的一段经验总结，他说：“我曾经罢黜丞相的职位，设立了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机构，便是要实现各个职能部门之间可以分别有效管理天下事务，并且可以实现彼此之间的权力制衡而不能互相倾轧。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由朝廷统一管理，这才能实现天下政权的稳固安定。”朱元璋的这段总结不无道理，自他之后，整个明王朝都沿用此体制，这也从客观上说明此套行政系统是行之有效且利大于弊的。

为了达到中央集权的最强化，朱元璋还曾下令：“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杀无赦。”这一诏令，也为此行政体制的贯彻执行奠定了基础。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后，整个大明王朝形成了由行政、军事和司法监察三大系统分立，同时又保持皇权具有最高决策权力的政治体系。朱元璋成为了封建权力的集中掌握者。

在建立完整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若想要保持该制度的完整贯彻与实施，必然离不了对人才的选择与任用。毕竟，不同的政治制度在本质上讲其实并没有好与坏之分，唯有人，才是导致一个国家走向灭亡或者引导一个民族走向兴盛的关键因素。朱元璋能够从一个普通农民逐步走上九五之尊的皇位，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深深地明白了人才的重要。在战争年代，他需要的是可以攻城略地的武将和可以出谋划策的文臣。当政局大定之后，他需要一套完整的选贤任能的标准来广纳天下贤才。

朱元璋自己在学问上并没有太高深的造诣，但他明白，治天下并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实现的。为此，早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刚攻下集庆的时候，朱元璋就征招夏煜、孙炎、杨宪等人为自己的谋臣，此后又陆续收纳了宋濂、刘伯温等一批有名望的谋士。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深深懂得了“忠良进，则国曰治；奸邪用，则国曰乱”的治国之道。因此，在建立了洪武政权后，朱元璋一直奉行“唯才是举”的用人之道，凡是有能力者，应该才尽所用。

在最开始时，为了能够快速得到一些有治理经验的官员，朱元璋提出了“元官复用法”，对那些曾经在元朝为官并且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人，只要他们愿意效忠明王朝，朱元璋就接纳他们为己所用。这其中最为知名的一个复用官员，便是对皇朝典章制度极为熟悉的元朝户部尚书张昶。通过任用元朝旧官的方法，可以以最快的速度使这个新建立起来的王朝走向正规的治国轨道。

为了更大程度地完善国家的官吏体系，朱元璋还从被判有罪的部分官员中，选出一些在劳役改造中表现优异的人员重新启用。此举又曰“罪官复用法”。据记载，仅洪武七年（1374年）的下诏中，朱元璋就在凤阳县屯田的有罪官员中选取了四十多位重新纳入国家行政体系。

通过这两种选贤任能的方法，大抵也可以看出朱元璋求贤若渴的心。尽管对元朝旧官和有罪官员的重新录用，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国家培养一名合格官员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但朱元璋始终无法对这些人百分之百放心。毕竟，他们的出身、背景和所作所为曾与朱元璋所追求的政治利益背道而驰。如果此时明王朝的政治权力被这些人全部掌控在手中，这是一场养虎为患的冒险。为此，朱元璋必须要有一套严格的制度，选择出真正效忠于朱姓王朝的臣子。

其实，朱元璋早在1359年就已经意识到了培养效忠于自己的人才的重要性。他曾命宁越知府王显宗开办郡学，专门聘请精通五经的先生来授课。此后，朱元璋又把这一措施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一时间，全国上下大兴书堂教育，从中央到地方按级别设立国学、郡学和社学。

1365年，朱元璋改国学为国子监，专门选择官员子弟和民间才学尤为出众者前来读书。随后，他又从国子监中挑选出一批优秀者，使其成为太子朱标的陪读。这批人，基本上已经被确定为日后治理国家的备用人才了。

朱元璋建立的国子监，原本是在元朝设立于集庆的路学基础上改建的，但为了突出国家对人才的重视，他又命人在金陵重新开辟一处新址建造学府。入选国子监读书的标准非常严格，这就保证了国子监是真正培养国家顶尖人才的地方。为了保证这些人无后顾之忧，朱元璋命令朝廷给学子们配发统一的服装，并且还允许家眷陪读，每个人按月领取朝廷配发的伙食费用。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学子们可以安心于学业，待到功成名就，其对培养自己的朝廷也必然会抱着感恩效忠之心。

尽管设立国子监是个选拔人才的好方法，然而相比之下，官吏的子孙更容易进入国子监学习，平民百姓很难得到接受国家教育的机会。这样一来，国子监所选拔的人才在先天上就具有了某种政治立场，这也有可能会在日后造成很多不必要的争端。而且，此方法也存在选贤范围过于狭隘的弊端。为了广开门庭，朱元璋在1367年便开始推行科举选拔制。

在最开始推行科举制度时，朱元璋设立了文武两科来分别取士。相比国子监的教育制度，分科取士只以考试中的实际表现为唯一标准，与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并不挂钩。朱元璋也渐渐发现，通过科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往往更加听从命令。这样一来，他也就逐渐冷落了国子监的教育。与此同时，他还号召各地官府多加劝谕本地有着远大抱负的读书人，应该抓住朝廷举行科举的机会一展宏图。洪武三年（1370年），大明王朝正式推行科举选士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通过读书参加科举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仕途梦。这为大明王朝文官势力的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了鼓励人们读书并参加科举考试，1371年，朱元璋下旨命令各省连续三年举行科举选拔考试，凡是考中举人者可以免去会试，直接进京接受任职，以应对国家各个部门人才紧缺的现实情况。在这一段时间的科考中，朱元璋选拔出了如王辉、张唯等一批优秀的青年才俊进行特别提拔，让他们以宋濂为师、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深造。此举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各方面人才。

尽管科举考试可以帮助国家在短时间内选拔出大批量的人才，但朱元璋很快就发现了科举考试的一个弊端，那就是这些人仿佛只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却因为长期的寒窗苦读而缺乏必要的社会经验，故而在处理现实问题的时候总是缺乏足够的经验和技巧。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一系列人才，虽然填补了国家的官员空缺，却无法很好地完成治国治家的理想。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朱元璋决定暂时停止科举选士的制度，而是改为了荐举。通过各地官员推荐本地德行和品性、学问兼优的人才，以此来改善前期通过科举选士而造成的官员实践经验不足的问题。

朱元璋规定的荐举人才标准，以德行为主，才能次之。荐举之人才，不计出身背景，其可以是山野村夫，也可以是当任的官员，还可以是前朝遗老，亦或者是一方富贾。由于朱元璋所推行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针，明朝时期的官员任选方式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盛况。志士莫须问出处，在国子监、科举和荐举的多重手段下，虽然大明王朝刚刚建立不久，但朱元璋却用最快的速度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人才选拔体系，这对稳定王朝统治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尽管曾给后世留下了诛杀开国功臣的说辞，但朱元璋在执掌朝政期间并非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君王。正相反，在明朝初期，朱元璋一直励精图治，并且非常重视和鼓励人们的诤谏之言。朱元璋之所以会如此做，这与他复用前朝旧臣和大开取士之门的原因有着相同之处。面对自己用生命换来的天下，朱元璋希望这个王朝帝国变得越来越好。这一份责任，仅凭他自己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完不成的。他需要并且也必须去听取更多的意见，从而才可以避免自己走上专断独权的道路。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一月的一天，朱元璋在奉天殿视朝完毕后，对身边的翰林侍制吴沉说道：“一位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必须要重视两件事情：进贤和纳谏。这是最为重要的、关系到国家兴衰的事情。”其实，朱元璋求纳诤言的心并非今日才有。早在元至正十年（1350年）的时候，朱元璋与诸多参将谈心时就透露过自己对如魏徵这般良臣的渴望。他说道：“不知道魏徵这样的人物，是不是还会再一次出现在人间。”谋士俞中回答说：“如果还有如太宗一样的帝王出现，那么魏徵就一定会再现人间。”这个回答，很得朱元璋的心。大约也是从这时开始，他便立下了要做如唐太宗一般名留青史的帝王了吧！

1366年，朱元璋又一次对左右群臣强调，如果臣子们有所建言，一定要当面向他详细陈述。在登基之后，他又屡次明确表示了自己对臣子们能够提出建言或诤言的渴望，并且希望大臣们能够到民间去体察民情民意并反映给自己。尽管如此真切，但朱元璋并没有听到多少有用的意见和建议。为此，他曾发出感慨，说：“朕一直以来都想听到一些真实的想法，并且许诺不会责怪群臣的直言不讳，可是至今为止仍没有人愿意当着朕的面说出真话。”这时，他身边的侍臣回答说：“陛下聪明天纵，孜孜为政，事无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无可言者。”朱元璋知道，这样的回答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另一番赞美，却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他直接指责对方，说：“若君有过而臣不言，是臣负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纳，是君负臣。”这番话，再一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诤谏的渴求。朱元璋指出，只有昏庸的君主才不愿意听到自己的缺点而拒绝了全天下的善良之言，只有那些一心想保住自己的官位爵禄的人才会害怕被降罪而不敢有所建言。如果君臣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国家社稷必定会走向倾覆。

为了鼓励和推动臣民的诤谏，朱元璋意识到必须以明确条文的形式来规定此举无罪，才可以使进言者放下心中顾忌。为此，他出台了三项举措：

第一，规定不论臣民，都可以直接向皇王进言，任何人不得进行阻挡。朱元璋曾宣布：“凡军民利病、政事得失，条陈以进。下至编民卒伍，苟有见，皆得尽言无讳。”《皇明祖训》中更有明文规定：“今后大小官员并百工技艺之人，应有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奏闻。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违者即同奸论。”这项规定明确指出，如果各级衙门及官员阻挡了进谏的人，便要以奸臣之罪来论处。朱元璋希求建言的心，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为了使进言者放心直言，还规定要对言事者进行保密。朱元璋曾为此专门颁布过一条命令，曰：“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实封直达御前。”人们想要向皇帝言说某事，写的文书要密封起来直接送到御前。为了防止有人中途阻止或破坏信件的传递，朱元璋还成立了专司“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的机构，取名为通政司，职责便是负责专门递送臣民的密封奏章。

第三，为了鼓励人们多建言，还对言而有实、有利的人进行奖励。同时还规定，不必对言而不实的人进行处罚。其明文规定曰：“臣民凡有谏诤，有善者则奖而行之，言之非实亦不之罪。惟谗佞而谀者，决不可容也。”也就是说，虽然对言而不实的人不进行处罚，但如果有心怀谗佞的奸诈小人恶意举报他人，就应按照律法规定严加处置。如此一来，既鼓励人们建言献策和举报监督，同时也打击了谗害忠良的行为。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鼓励下，不少臣民都纷纷响应帝王号召。不论是官还是民，其上言议事、针砭时弊、倡议革新等内容，朱元璋都择其可行者而一一付诸实施。洪武年间，因进谏有益而得到职位升迁的官员不在少数。甚至有很大一部分臣子冒着可能被砍头的风险而进谏，且丝毫不给朱元璋留一点颜面。

有一次，朱元璋大发脾气要杀人。监察御史欧阳韶却不畏圣上龙威，径直走上殿前，高呼“陛下不可”，执意大冒圣颜而阻止朱元璋肆意杀人。还有一次，朱元璋命宦官从城外带进一班女乐进宫享乐，正遇上了监察御史周观政监守奉天门。周观政言称此举有伤风化，坚决不让宦官进城。尽管宦官声称此是皇帝亲命，却也未得到入城的允许。无奈之下，宦官只得先自行进宫复命。良久，宦官出来对周观政说：“皇上已经决定不用这班女乐了，御史大人也请息怒吧。”换作他人，也就不再追究了，然而周观政是个耿直的人，他要面见圣上进言此事。然而，还没有等他走到宫内，朱元璋却主动迎了出来，并对周观政解释说：“现如今宫中早已经废止了丝竹音乐赏玩之事，这班女乐不过是我想请来与自己家人赏玩罢了。现在朕已经后悔有这样的决定了，周御史你这件事做得很对呀！”

通过这两件小事，也足以看出洪武年间人们诤谏的社会风气已经颇为浓厚。之所以有这个局面，与朱元璋本人对进言之事的真心渴求密切相关。但人非圣贤，朱元璋也曾因为被人冒犯进谏而动过怒，甚至降罪于他。但在事后他醒悟过来时，又将之重新任用，并且嘉奖他直言敢谏的精神。在这些人中，曾被举荐为山阴教谕的韩宜可是个非常典型的事例。

当时，朱元璋在朝中非常仰仗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和中丞涂节三位大臣。但在韩宜可看来，这三个人都是奸佞小人，是不宜重用的。为此，他竟然当着此三人之面为朱元璋递上一份弹劾的奏章。结果，韩宜可却因此而获“排陷大臣”的罪名。也即是说，朱元璋认为韩宜可是在恶意诽谤他人，因此要下大牢、判重刑。但这件事过去不久，朱元璋便意识到自己的处置可能有问题，于是便命人将韩宜可释放并让其任陕西按察司佥事。

此后，韩宜可并没有因为这次获刑的事件而改变性情。重新任职后，他听说有万余名受到处分的官员被贬谪在凤阳屯田，他又上书说，国家设置刑罚是为了禁断罪恶、以儆万民，但刑罚要按情节来区分轻重。如果不对具体的犯罪原因做出区分，甚至还有可能被人公报私仇，那么这样的处罚就是不得当的。在一万多名官员中，必定有不少人是受到了过度处罚，甚至是被冤枉的。这一次，朱元璋终于采纳了韩宜可的进言，并对凤阳屯田的官员重新进行了刑罚审核。

再后来，韩宜可进京面圣，碰巧遇到了朝廷把一批犯罪官员的家中女眷分赐给诸司官员。韩宜可不但拒绝了这样的赏赐，他还给朱元璋递上了一封奏章，曰：“犯罪之人得到相应的处罚，这是自古以来便有的体制。但因为一人犯罪而连坐全家人等，这就是对法律的滥用了。而且男女之别是人间大伦，如此处置那些犯有罪过的官员家中女眷，这不但不合道德，更加有伤风化，这哪里是当今圣上应该做的事情！”看完了奏章，朱元璋又一次采纳了他的意见而对诸多女眷另行安排。

以上，不过是朱元璋在广开言路之后与臣子们之间发生的几件小事，但却可以看出朱元璋对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是十分上心的。若当朝天子乐于听闻诤言，那么臣子们也敢于直话直说。君臣之间，应该共同为家国奉事，为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有了这样共同的理想，又有哪个王朝不能长治久安呢？

通过一系列切实有效的举措，明朝初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在大明王朝的经济发展中，工商业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为了对工商业经济进行有效管理，朱元璋首先对货币的发行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早在小明王当政时期，朱元璋就曾下令设立宝源局，主要负责铸造钱币“大中通宝”。朱元璋称王后，又在江西行省设置货泉局，分别设大使和副使各一人，主要负责“大中通宝”的铸造和流通事宜。在建立了大明王朝后，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即令户部监督各行省铸造“洪武通宝”钱币，并且在各行省分别设立宝泉局，与设立在京师的宝源局共同负责钱币铸造事宜。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又下令将大中、洪武两种大钱改为小钱。洪武六年（1373年），则正式下文禁止民间私自铸造钱币。

当时所流通的铜钱，在铸造、使用和流通上存在着诸多弊端。其一，当时的铜矿资源并不丰富，而且开采技术也相对落后。为了满足铸造钱币的用铜需求，朱元璋曾鼓励百姓把家中的铜器制品上交，但此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铜资源匮乏的情况。其二，因为朝廷铸造的钱币无法满足市场流通的需求，于是便为民间私自铸钱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导致一大批劣质钱币——即假铜钱——流入市场，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其三，鉴于铜钱本身具有分量重、价值低且不方便携带的特点，铜钱的使用率和市场流通率其实并不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发展。朱元璋发现，当时天下商人已经不太愿意使用铜钱，他们更倾心于用纸钞进行价值兑换。

其实，早在宋代就出现了纸钞“交子”，蒙古人统治时期也在中统元年发行过两次纸钞。这种货币虽然并不是新鲜事物，但在当时的使用量也不是很大，只是在一些商户手中进行大额交易时使用。为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货币流通，并且保证纸钞使用的安全性，朱元璋下诏命令中书省印造“大明宝钞”。大明宝钞以桑穰为纸料，纸质青色，高一尺，阔六寸许，外为龙纹花样，横额有“大明通行宝钞”六字，其内上下栏两旁各有篆文小字，右旁为“大明通官”，左旁为“天下通行”。宝钞中央绘有钱贯图样用来表示此宝钞的面额，若是绘钱十串，则为一贯。宝钞下栏印有“中书省奉准印造大明宝钞，对犯罪者毫不手软，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此行字即是对官府统一发行的宝钞的认定，同时也标明伪造钱币属于犯罪行为，举报犯罪者有赏。当时，大明宝钞的面值分为六种，其发行的最大面值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一朝代的纸钞。

大明宝钞的发行，帮助明朝快速克服了铜钱原材料短缺以及铜币价值低、重量大等缺点。尽管如此，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朝廷还要进一步对大明宝钞的印制和发行加强管理，使其发行量和流通量与全国的物价水平保持一致，避免因为人为因素而扰乱了市场平衡。为此，朱元璋又设立了以打击假钞、伪钞为主要责任的钞纸局，力图最大限度保证朝廷对宝钞印制的绝对控制权。

大明宝钞在最初发行流通的时候，为确保印钞大权掌握在皇室手中，朱元璋命令皇太子负责钞纸局的具体事务。当时，流通到市场上的许多假钞的造假技术并不高，朝廷印制的真钞上面有两处标识，但造假者却多不知晓，所以打假的工作也不复杂。相比之下，更复杂的却是如何保证宝钞的市场流通。朱元璋曾经下诏，禁止民间用金银等贵重金属进行货物交易，违反者要治以重罪。如有告发犯罪者，则把收缴罪犯的物品赏赐给告发之人。

与此同时，朝廷允许，甚至鼓励人们用金银和宝钞进行等额兑换。当时规定，商人在缴纳税款的时候，所交铜钱最多占总税款金额的十分之三，而宝钞需占比不少于十分之七，并且钱数在一百文之上时禁止使用铜钱进行交易。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下达了强制使用宝钞的命令。其规定，卫所军士在外出买盐时必须使用宝钞交易，各盐场相互之间也不再用实物或铜钱进行兑换。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规定朝廷官员的俸禄都不再以米支付，而是改发钞币，以一石米兑换二贯五百文的比例进行发放。

朱元璋通过这一系列有效政策，切实保证了大明宝钞的市场流通性，并对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稳定和推动作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开先河，也为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对于老百姓来说，生活上可以获得极大的便利，这才是他们逐渐愿意接受宝钞的重要原因。治国当以民心为本，这一点也恰恰成为朱元璋当政时期推行的诸多政策的最大核心要素。

尽管明朝初期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经济运行平稳有序、边疆安定无忧，但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更加关注人们的品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打下大明江山不容易，朱元璋不希望这个江山被自己以及后世朱姓子孙因骄奢淫逸而挥霍殆尽。

尚在打天下的时候，朱元璋的艰苦朴素就已经众所周知。与之相比，张士诚和陈友谅却是奢侈有余。朱元璋是一个身体力行的人，他对别人所要求的标准，一定要自己先做到。据记载，朱元璋在平定陈友谅之后，江西行省在抄查陈友谅家产时曾把一张镂金床送到应天府，献给朱元璋。朱元璋在看到了这张镂金床后，不无感叹地说：“想当年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昶有一把镶满了宝石的尿壶。如今，这张镂金床与那把镶满宝石的尿壶有什么区别呢？一张床就如此奢华，其他所用东西如何，是可想而知的。陈氏父子穷奢极欲，最终走向灭亡是有一定道理的呀！”说完这些话，朱元璋命人当场把这张镂金床拆毁。

当时，尚有臣子对朱元璋的做法感到不解。这样一张价值连城的床，哪怕是收归国库也比完全毁掉好。有一位臣子或许是为了迎合朱元璋，在他感叹完之后，接话说：“尚没有富裕就开始骄满，尚没有尊贵就开始奢侈，这大概就是陈友谅败亡的原因。”朱元璋却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勤俭节约并不只是穷人应有的美德，即便是富贵之后，也是不可以骄奢的。

朱元璋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与他贫苦农民的出身有关，普天之下没有官员比他更了解农民的处境，更能体会吃不上饭的窘迫。为此，朱元璋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悲悯之心。洪武二年（1369年）五月，朱元璋在回京的路上看到几个老农在田间劳作，他们挥汗如雨的背影使朱元璋想起了自己早已经亡故的老父亲。朱元璋命令左右停下车马，他对身边的大臣说：“朕已经很久没有在田间劳作了，看到那几位农夫冒着酷暑还在辛勤耕耘，心中觉得甚是可怜。农业是国家之本，我们的一切吃穿住用都要靠农民来供给，可是仍有很多官员不知怜悯他们，却总是对农民十分傲慢。今日，我要走路步行，以亲身行动告知天下人应该尊重农人的劳作。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思耕夫之苦呀！”

还有一次，朱元璋到东阁去视察，当时因为天气十分炎热，所有官员都已经汗流浃背。朱元璋身边有专门侍从的人员，当看到他衣服湿透后，就会取来干净的衣服给他换上。这时，旁边的一位名叫李思颜的大臣注意到一个细节。原来，朱元璋换下来的都是已经穿得很旧，甚至洗得褪了色的衣服。李思颜曾说：“当朝陛下尚且如此节俭，可谓万民之榜样，其他人又怎么能骄纵自己呢！”

朱元璋曾说过一句话：“忧人者，常体其心；爱人者，每惜其力。”意思是说，如果对他人有所忧虑，就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揣摩其心中想法；如果疼爱自己的百姓，就要怜惜他们辛劳的付出。他还曾说：“朕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就总是会想到天下是不是还存在吃不饱饭的人；朕每次穿衣的时候，就总是会想到军民中是否还有衣不能蔽体保暖的人。”朱元璋的这份爱民之心，并非是说说而已，他更是将之付诸实际行动。

当年在修筑宫殿的时候，朱元璋命令全部宫殿都不彩绘，他让工人们在自己和嫔妃们居住的殿堂墙壁和屏风上都画上耕织图，以此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农民劳作的辛苦，如今虽然已经富贵，但仍要勤行节俭。同时，他还让人在太子居住之处绘制自己的出身和人生经历，希望子孙不要忘记父辈、祖辈的艰辛不易，忆苦思甜之后更能懂得珍惜当下的生活。在其他各个殿堂中，朱元璋又命人在墙壁上书写一些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的典故和格言，以此来警醒自己和众位大臣励精图治。朱元璋经常说“珠玉非宝，节俭是宝”，为了以身垂范天下，他命人在宫墙之内给自己留了一块空地，每当闲暇之时，他都会来这里汲水灌田、除草捉虫。内侍太监给朱元璋使用的农具上都做了金银装饰，后来朱元璋令其把所有装饰都换成了铜。

朱元璋之所以对自己的行为如此严苛，是因为他明白一个道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历史上也早有“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典故，他不希望因为自己一个人的爱好或享受，而成为全国奢靡风潮的始作俑者。明朝建立之初，湖广总督给朱元璋进献过一领竹席，但朱元璋害怕自己收下这份献礼后会给众多臣子开了进献之风的先河，于是便勒令退回了。后来，金华地区也曾进贡香米，朱元璋食之觉得很是可口，但因担心自己的这项喜好而增加米农的负担，于是便制止了进贡。朱元璋在宫中的饮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耕种的。

关于朱元璋劝诫进贡的事例，典籍中还有许多记载。朱元璋向来不喜欢喝酒，却对太原地区进贡的某种葡萄酒赞赏有加。但他认为自己不能贪图这个口欲，于是也禁止了葡萄酒的进贡。此后，西域番国也以葡萄酒进贡。作为回礼，朱元璋命人赏赐对方一些绸缎衣物，同时把酒退回了。中书省官员认为此举恐怕有损进贡番国的情感，朱元璋解释说：“对朕来说，饮食和衣物只要能够满足日常所需就可以了，额外的追求只会带来更多的祸害。你看以前蒙古人当政时，西域番国曾经数次进贡葡萄酒，来往两地进贡的使者络绎不绝，却有更多的百姓因为要奉养这些人的吃喝而饱受疾苦。朕今坐临天下，又怎么能够再做出此等祸国殃民的事情呢！”山西潞州曾为朱元璋进贡人参，朱元璋也回以同样的说辞，曰：“朕听说采集人参是很困难的，国家的职责在于养民，怎么能够为了自己的喜好而如此劳民呢？”

因为朱元璋既有勤俭持家的美德，同时他还以身作则，所以明朝的文人盛赞其：“节于自奉，食不用乐，罢四方异味之贡。非宴群臣，不特设盛馔。功业益崇，益尚俭朴。”意思是说，朱元璋的吃穿用度都很节俭，吃饭时不像一些帝王那样要演奏音乐，他还下令各地停止进贡珍奇异味，如果不是宴请群臣，绝不大摆宴席。功业越高，越崇尚俭朴，这正是朱元璋帝王生活的真实写照。

朱元璋知道，自己并非是王侯将相的公子，他本没有什么文韬武略可以与历史上的诸多帝王相提并论，因此就更要珍视自己从贫苦老百姓身上吸取到的治国经验。“古者之兴盛，未尝不由于勤俭；其败亡，未尝不由于奢侈”，这番前人总结出来的得失之道，朱元璋引以为自我操行的明鉴。他以自身的所作所为，为后代子孙和普天之下树立起一个鲜明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