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新气象（1/1）

无论李渊愿不愿意承认，贞观一朝的确比武德年间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新气象。

贞观元年正月十五日，李世民下诏，从即日起，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进入内阁议事，“内阁”一词，由此而来。

其实在唐代，内阁纯粹是一个空间概念，李世民执政时期平常在两仪殿上朝，每月一日、十五日则在太极殿上朝，而在太极殿前有东西两排房舍，称为“上阁”，李世民所说的内阁就是太极殿前的“上阁”，简单地说，就是高级官员开小会的地方，更高级的权力中心而已。如果能进入“上阁”开会，那么恭喜你，你已经是唐朝的核心了。

在引入“内阁”概念以后，李世民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其实这不是他的首创，而是延续隋朝的制度，在老爹李渊时代就已经实施，只不过李世民贯彻得更彻底而已。

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均为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尚书省原有诸曹确定为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户部原本叫民部，为了避李世民的名讳，改名为户部。

六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部级），副首长称侍郎（副部级），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正司局级）、员外郎（副司局级）。

中书省首长称中书令，门下省首长称侍中，尚书省由于武德年间李世民曾经担任过尚书令，因此在他当皇帝之后没有人再敢担当尚书令这样的高位，这样尚书省原来的首长称呼尚书令就消失了，而由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执掌尚书省。

在三省六部制下，通常的程序是这样的：中书省负责制令决策，门下省负责封驳审议。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起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凡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果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

如此一来，三省有互相制约的功能，相当于早期的“三权分立”，然而此“三权分立”与现代的“三权分立”完全不是一回事。唐朝的三省，说到底是群臣相互制约，皇帝坐收渔翁之利，三省即便斗得死去活来，最后受益的一定是皇帝，因为最后的决定权在他之手。而现代的“三权分立”，以美国为例，总统、国会、最高法院三权分立，总统是国家元首，但只是三权中的一极，跟唐太宗的权力根本没法比，用赵本山的话总结说，“国外比较乱套，天天弹劾领导，今天内阁下台，明天首相被炒”，说到底都是“三权分立”给闹的！

相比之下，李世民的“三权分立”非常巧妙，既给三省当家做主的权力，又不放弃背后操纵的手。说到底，唐代三省分割的是相权，巩固的是皇权，相权分散了，皇帝就安全了。

一个大型企业，总经理就如同秦汉时代的宰相，而董事长相当于封建王朝的皇帝，如果宰相的相权过大，那么皇权就必然受到压缩，直到成为压缩饼干。为了避免成为压缩饼干，隋唐都采用三省制，三省就如同三个大部门，大部门经理权力适中，且相互制约，更为关键的是，三个大部门经理都不足以冲击董事长的大权，如此一来，董事长安心了，大部门经理也安心了，两下心安，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那么三省六部制里真的没有宰相吗？这个可以有！

宰相是哪些人呢？三省的首长，即中书令两人，侍中两人，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这六个人就是宰相，没有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如此一来，唐代的宰相实际采用的是群相制，委员制。秦汉时期的宰相是独相，同一时期只有一根独苗，而唐代不是，同一时期，可以有一群。

唐朝初年，宰相并不多，只有三省首长等六人为宰相，还经常有空缺，等到李世民执政时，宰相的群体开始庞大起来，除了三省首长，其余的一些高官也可以是宰相，只要加授“参与朝政”“参知政务”“参议得失”“平章政事”，那么恭喜你，你也是宰相了，以后印名片时可以加一括弧——（享受宰相级待遇）。

“以人为本”这个词这些年被提及很多，看起来似乎是个新词，又或许是舶来品，跟CEO一样，其实都错了，“以人为本”是中国的传统词汇，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李世民，其中有一句话让李世民记忆深刻，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临天下者，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由此而来。

在我看来，“以人为本”才是真正的金玉良言，比魏征老爷子那些喋喋不休的谏言更管用，更实际。以人为本说白了，就是把人当人，皇帝能把老百姓当人看，那么这个王朝就有希望，一切就这么简单。

难道还有王朝不把老百姓当人看？有，多了去了。在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就是皇帝眼中的羊，而他就是天底下最大的放羊人。汉代以及唐代都有一个官职叫“州牧”（职位相当于州长），刘备就当过徐州牧，“州牧”是什么意思？就是替天子牧羊的！天子是天下最大的羊倌，官员则是天子手下的小羊倌，大大小小的羊倌联合在一起，放牧天下大大小小的羊，这就是“以羊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

幸好，中国大历史中有了李世民，有了贞观之治，也就有了“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把人当人，首先体现在“慎杀”，然而“慎杀”也来之不易，这是两个无辜的人用血换来的。

第一个无辜的人叫卢祖尚，时任瀛洲州长，被杀原因：拒绝正常的工作调动。

事情是这样的，贞观二年，时任交州都督的遂安公李寿腐败了，贪污了公款，李世民将他撤职定罪，这样一来交州都督就空了出来，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填充上去。李世民查看官员履历，发现时任瀛洲州长的卢祖尚文武全才，清廉正直，正是交州都督的合适人选，行，就是他了！

对于这次委任，李世民很看重，亲自召见了卢祖尚，当面激励了一番，说了一通“去了好好干”的话，卢祖尚感恩戴德，连连叩头称是，最后叩头谢恩退出。

大家本以为交州都督的空缺将就此填上，没想到，卢祖尚在退出皇宫之后居然反悔了，理由是我有病，还没好利索。

卢祖尚为什么要反悔呢？看一看地图我们就明白了。

卢祖尚时任瀛洲州长，地理位置在现在的河北省河间市，而拟任的交州都督地理位置在哪里呢？今越南河内市！在那个交通基本靠走的年代，两者之间的距离怎么能说远呢？那得说是相当远！

不愿意出远门的卢州长想以有病为由拒绝去交州，然而李世民不答应，并且让杜如晦转告卢州长：“匹夫尚且遵守承诺，何况你已经答应，怎么能反悔呢？”

其实李世民派去劝告卢祖尚的不只杜如晦一个，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卢祖尚的大舅子周范。周范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不过在当时却是李世民面前的红人之一，李世民走到哪里，周范就跟到哪里，他的任务很简单，保卫首长安全。

李世民让周范再次告诫卢祖尚说：“只管去，只去三年，三年后一定征召回京，另有任命！”

话已经说得很直白了，甚至把卢祖尚三年后的仕途都安排好了，再不去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出乎李世民的意料，卢祖尚居然不为所动，坚决辞职，宁可不干州长了，也不去交州那个或许鸟都飞不到的地方。卢祖尚说：“交州，瘴疠之地，要想身体没病，只能一日三餐喝酒，可问题是我一点酒都不能喝啊！”

理由很充分，态度很决绝！

几天后，李世民再次召见决绝的卢州长，当面规劝，然而即便李世民再三劝说，一根筋的卢州长还是坚决请辞，不去，就是不去！

李世民被彻底激怒了，从来没有人敢违背他的意愿，这个杠头卢祖尚居然触摸他忍耐的底线。李世民大怒，指着卢祖尚说道：“我连一个人都指挥不动，还如何主持朝政！”

一挥手，拉下去，不用去交州了，就留在金銮大殿前吧！

斩立决！

一刀下去，卢祖尚遂愿了，终于不用去交州了，改道去了天国。

事后不久，李世民后悔了，自己贵为天子怎么一点肚量都没有呢？怎么能盛怒杀人呢？以后的历史会怎么写自己？后人将怎么评价自己这个皇帝？

不应该，太不应该了！

此时的李世民尽管懊悔，但还没有找到症结所在。三年后，他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又是盛怒之下杀人，起因是一个疯子。

贞观五年，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人李好德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经常说些不着四六的混账话，这些混账话可能有攻击政府的言论，于是被认定为妖言惑众，被收入大理寺审判。

经过审判，大理丞（最高法院主任秘书）张蕴古认定：李好德精神失常，有相关的医学鉴定，按律不应承担法律责任，随即将这个结论上报给了李世民。

疯子？精神失常？医学鉴定？哦，原来如此，那就准备放人吧！

然而就在“疯子事件”即将翻过去的瞬间，一封奏疏将原本要收尾的“疯子事件”一下子推上了高潮，这个高潮让疯子事件的定性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奏疏是时任治书侍御书（副总监察官）权万纪上的。这个权万纪在历史上的口碑很不好，可以总结为“能吏加酷吏”，有能力，但很冷血。

事实上，正是权万纪的奏疏将张蕴古逼上了黄泉路。

权万纪的奏疏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三段论：

张蕴古的老家在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需要得到地方官的照顾；

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恰好是相州州长；

因此张蕴古说李好德有精神病史是为了讨好老家所在地的州长，是存心包庇，办案不公！

完了，神仙也没救了！

看完权万纪的奏疏，李世民又冲动了，一挥手，杀！

张蕴古被斩于长安街市之后，李世民后悔了，权万纪的奏疏尽管逻辑严密，合乎情理，但是证据呢？谁能证明张蕴古确实跟李好德的哥哥勾结？怎么能因为权万纪一个人的推断就认定张蕴古有罪呢？怎么又在盛怒中杀人呢？为什么又犯了跟三年前同样的错误？不应该，不应该！

思索了半天，李世民终于发现症结的关键所在，原来毛病出在死刑执行太快，快得让你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没有。即使你想改正，人头已经落地，人死是不能复生的，能复生的只有哪吒！

如果在死刑执行前设置几道坎，死刑执行前多次审奏，那么或许就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冲动杀人。

随即李世民下诏：“今后有死罪案件上报的，即使是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的，也要重复报告三次，三次都批准处死的，才可以执行。”

这样，李世民利用规则给自己上了三道紧箍咒，提醒自己要慎杀。

不过三审而杀的规则也没有持续多久，没过多长时间，李世民把这个规则给改了，三次审奏升级到了五次。

李世民规定，凡是执行死刑，京师地区的案件，应该在两天内分别向皇帝重复奏报五次，五次分别为：处决前二日、一日分别奏报一次，处决当天重复奏报三次。地方上报的案件，应该向皇帝重复奏报三次。另外执行死刑的当天，宫廷内不得进食酒肉，各机关不准奏乐（犯有十恶不赦大罪的不在此行列，十恶不赦者只需奏报一次即可执行）。

自此，李世民坚定了“慎杀”的主题，每次执行死刑之前他都必须重复着同样的问题：

你确定吗？

真的不改了吗？

你确定不改了吗？

你真的不改了吗？

你确定真的不改了吗？

是不是有点眼熟？没错，像《开心辞典》里的王小丫。在我看来，当年的李世民或许正是在王小丫式官员的不断奏报前坚定自己“慎杀”的原则，这个原则很好，很人性！

贞观四年，全国一年累计处决二十九人，数字之低，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可以名列前茅。

贞观六年，李世民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这个惊人之举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纵囚”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这一年李世民来到了监狱，亲自提审了所有在押的即将处以死刑的罪犯，盘点下来，将要处以死刑的人共计390人。

提审完毕之后，李世民竟然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朕跟你们作个约定，现在就放你们回家，明年秋后回来接受死刑，你们同意吗？”李世民满怀诚意地看着死到临头的罪犯们。

三百多名罪犯面面相觑，不敢相信是真的，大家把求证的眼神转移到李世民脸上，此时李世民的脸上是坚定的神情，他的神情告诉罪犯们，“君无戏言”。

这个约定就这样执行了下来，390名罪犯星散而去，只留下李世民在原地沉思。

贞观七年秋，390名罪犯应到390人，实到390人，全部到齐，等候李世民的最后处决令。

李世民缓缓地抬起手，现场的空气凝固了，390人在一起等待那迟来一年的死刑，他们就要等到了。

“赦免，全部赦免！”

没听错吧？没听错！君无戏言！

自此，“纵囚”事件以约定开始，以赦免告终，李世民不按常理出牌，却赢得了更大的收益，390人获得劫后余生，李世民则获得天下人心，什么是高，这就是高！

尽管史书宣称此次纵囚事件自始至终官方没有任何监视，一切凭犯人自觉遵守约定，实际上这一定是美化历史的结果。纵囚事件说白了是一个秀，而这个秀是作给天下人看的秀，所幸390名罪犯都是好演员，他们看出了李导演的本意，也看到了暗处潜伏秘密监视的眼睛，结果390名罪犯加一个皇帝为全天下上演了一出“纵囚”好戏，效果很好，掌声热烈，综合评定：史上最佳政治秀！

其实，真放也好，作秀也罢，不可否认的是，李世民确实做到了“慎杀”，君临天下者能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