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其人（1/1）
唐纵，字乃健，湖南省酃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全国解放，蒋帮逃往台湾后，毛人凤、郑介民相继死去，过去军统时期的大头子只有唐一人尚在继续为蒋介石主持特务活动[1]。
我从1932年参加军统在上海工作，即与唐有往来。抗战期间在重庆，我们相处五六年。抗战胜利后，唐主持警察总署工作，我当时也很想转入警察部门，又加上是湖南人，与唐接近更多。这里，只是将我与唐相识十多年来所了解的一些有关他的情况记述于下。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很冷静。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王和特务头子。但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我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是个异常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常常告诉我，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在军统中是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戴每遇到有特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戴死后，毛人凤也同样经常向他去请教，许多大特务背地里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在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
唐纵的这些情况，1943年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戴笠谈过。那次是戴在中美所举行招待会，请唐参加。唐到了中美所后，当时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因为太忙没有很好地招待他，他很不高兴便走了。等到宴会开始时，戴笠看到为唐安排的一个主人座位上空着没有人，才知道他走了。当晚宴会完毕，戴找潘其武和我去埋怨了一顿，说他没有注意这件事，大家也不注意，使唐不愉快地走了。接着，戴便提到唐和蒋的关系，要我们以后要注意。
唐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先是自己做情报，以后看情报。1932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帮助戴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第一任书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起来和组织起来。唐任书记时，我在上海区工作，经常因公去南京找他批发旅差费和特别费。当时他很小心，对规定以外的钱都不大肯做主。比如，由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如系共产党员或反蒋人士，按照规定可乘头等卧车；如送特务去则只能坐二等，回时一律发给二等车费。有次我送上海区组长徐昭骏去，我怕出事，临时乘头等卧车。我找他报销时，他就问我是不是得到戴的许可。后来，还是给戴管钱的出纳张衮甫说特殊情况可通融，他才批了“照发”。从这件小事便可说明他的小心谨慎了。
唐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先通知我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一般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且比较不复杂。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集团中的成员）谈话时，总叫我佩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生怕别人暗算他。
约在1933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开秘密会，问唐怎么办。唐便按照过去戴笠的做法，让用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当赵世瑞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两人，一面向蒋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非常满意。此后，戴经常说唐能识大体，叫我们都要学他这种精神。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酆悌奉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被任为副武官，随酆去德。当时蒋派酆悌、唐纵去的目的，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国人民的统治办法。唐出国前经过上海时，我和几个同事请他吃饭。他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法，要逐步把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他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冯文尧、王渭周、蒋镇南、范学文等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去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划，也不知该怎么办。自从唐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才亦步亦趋地极力仿效德国法西斯特务那一套办法。唐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竟有些什么，我并不清楚，只是去南京时偶然听到特务处的书记长张师告诉过我一点点。张在上海区担任过书记，他的爱人陈菊英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于这两种关系，我每去南京便去张家，闲谈中了解到一点情况。后来戴笠推荐吴迺宪担任京沪沪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入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德国法西斯特务的做法。我也亲自听到戴笠对我这样说过：“唐先生对我们发展组织有过不少的贡献，在团体中不但是元老，也是有功之臣，你们应当很好尊重他。”
唐在德国学习后回国，戴笠坚决邀请他回特务处。唐这时的任务虽然和以前的还是一样，不过官衔上多了一个“长”字。因为唐出国以后，特务处有一任书记是黄埔六期的教官林桓，戴为了尊重他，加了一个“长”字。以后相沿下来，特务处的书记都叫“书记长”，各外勤区、站的内勤负责人叫书记。
唐回国后，本来不想再搞特务，很希望转到行政方面去工作，因戴笠向蒋介石一再请求，并且亲自跑去找唐几次，他才答应了。当时许多特务都说戴笠是“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后来我才知道，戴笠最初在特务处搞的那一套，曾参照苏联政治保卫局的办法，但他感到还不能满意。自唐学习回国以后，主张采用德国的那一套，所以戴笠想按照唐学得的一套来加强特务处的工作，把苏联与德国两个完全不同制度国家的东西合并起来，硬是拉唐到特务处工作。唐看到无法推辞，加上蒋介石也要他去，他只好重回特务处。
1936年春夏间，我去上海江湾因搜捕正在开会的共产党时挨了一枪，在上海广慈医院拔出弹头后去杭州休养。那时，唐正在杭州警官学校特警班讲演。我头天去见戴笠时，戴便告诉我，要我次日也去听听唐的讲演。我去到警校，看到戴笠和不少教职员都去旁听。那天唐讲了一个上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些话，我很久都没有忘记。他仔细介绍了许多德国特务如何效忠他们元首希特勒的情况，这是过去许多留苏学生没有讲过的。当时在场的特务们对唐的讲话都感到很大兴趣，特别是戴笠不住地点头。在唐说完一段话的时候，戴便上台作补充讲话，要求在场的人务必学习这种“忠于领袖”的精神。
唐以后在许多集会讲演时，我又多次听到他谈过这一类的情况。他说，德国特务们为了保护希特勒的安全，不惜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一些有怀疑的食品，特务们先尝，看会不会中毒。为了防止敌人谋害希特勒，特务们除了仔细检查准备去的地方，还先去坐坐准备坐的椅子，睡睡床铺。有次果然发生爆炸，死了几个特务，而希特勒却安然无恙。
在唐的讲演中，他还介绍了德国特务网罗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充当他们的助手，从四面八方监视反希特勒的人士和德国人民的情况。当时使听众最感兴趣的另一些事，是德国如何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来为特务工作服务的问题，如秘密照相机、检查书信的紫光灯、电器窃听装置，以及不伤皮肉只刺激神经的电刑器具，先进的痕迹学、指纹学，等等。当时一贯用土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特务们，听了这些“珍闻”，莫不被其吸引，如获至宝。以后戴笠不断想法弄到这些东西，抗战前只买到几部秘密照相机、一架紫光灯；直到抗战期间，才由中美合作所的美帝供给了一些这类设备，满足了他多年的愿望。
唐每次讲完话以后，听众还问他许多有关德国特务的情况，他都很高兴地一一回答。以后军统学习德国的那一套法西斯特务做法，唐是尽了很大力量的。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蒋介石尽力扩大特务组织，将原来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组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将军统局交与戴笠。这时，蒋介石感到在他身边需要一个可靠的人来替他主管各方面的情况。戴笠了解到这一情况，便向蒋推荐唐担任这一职务。当时唐仍任军统局书记长，由于过去曾在蒋身边搞过这项工作，很快就得到蒋的批准，将唐调为侍从室参谋，主管情报业务。唐再度去到蒋的左右，比过去更加卖力。抗战期间，蒋介石逃到重庆后，为了集中权力便于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将侍从室的组织和权力予以扩大，成立了四个处，把军事、政治、人事、党务、财经等全都抓在身边。侍从室第一处中设立六个组，唐便被提升为第六组少将组长（原为上校参谋），仍主管情报业务。
当侍从室准备在第一处设立一个组专管情报时，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向蒋推荐中统局的特务担任组长，戴笠生怕这个单位为CC抢过去，便请宋子文向蒋要求，由他兼任这个职务，以唐为副组长代他负责。后来蒋决定提升唐为组长，戴听了高兴异常。一次，戴在军统局的局务会议上公开提出，唐任组长后，成了军统局的“顶头上司”（实际上第六组不能直接领导军统，只是蒋身边的幕僚机构，不过戴故意要这么说，以表示对这个单位的重视），要大家都尊重唐。
唐自1938年调到侍从室当参谋以后，与军统已无关系，1939年调升组长。戴为了要拉拢唐，便规定要对唐在生活上予以补助。1941年冬我调军统局总务处长时，戴特别叮嘱过我，说唐的生活“清苦”，侍从室的待遇并不高，今后对军统的工作关系非常重大，叫我每月至少去看一两次，不要等唐开口，应主动地去照顾他的生活。唐当时住在上清寺蒋介石办公地方的附近，有几间小平房，院内有一个小门可以通向侍从室办公处。我每月都去他家，除了送日用品外，经常问他老婆家中缺少什么，随时派人送给她。唐自己从来不开口要东西。戴笠每逢过年过节，照例送唐一笔现款，也是交给他老婆。直到1943年，戴笠兼了中美合作所主任之后，蒋介石为了让戴多抽出时间与美帝去合作，才手令派唐兼任军统局的帮办。从那时起，唐才自己开口向我要东西，请客也由军统报销。戴笠又要我派一辆汽车供他专用，他因为自己住所没有停车间，而且平日去办公穿过小门就到了，不需要用车，把车仍停在军统局，需要时才打电话来要。唐平日很拘谨，不但自己办私事不要车，而且不准他老婆出面要车。这比郑介民和毛人凤放纵自己老婆不断向军统局要这要那完全不同。
唐当了第六组组长之后，戴笠总希望他处处能多帮助军统而去压抑中统和其他特务单位。其实唐并没有按照戴的意思去做，而另有他的打算。有一次，戴为了宪兵和军统的水陆交通检查特务发生冲突，彼此都向蒋介石攻击对方。戴生怕自己的报告去迟了，蒋先看了宪兵的报告便责备他。戴叫我去找唐说明这一情况，希望唐把军统的报告先送给蒋看。我当晚去找唐，一直在他家等到很晚他才回来。他听到我说明来意之后，马上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说：“我怎么能这样明显的袒护一方？第六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包办得了的。”我一听他这样的口气，便起身要走。他又把我留住，叮嘱我说：“你回去告诉戴先生，只说我一定会尽力照他的意思去想办法。别的话你不要多说。”我回去还是原原本本把他先后所讲的话告诉了戴笠。戴听了之后，没有什么表情，只说：“唐先生有他的困难，不能勉强他。”
当时唐的作风，是尽量利用他的职位和各方面拉拢，绝不愿显露出他是站在戴笠方面。蒋介石身边的一个侍从秘书曹圣芬，是湖南人，戴笠叫我多与他拉拢。戴除了直接送东西送钱给曹外，还要我经常请曹上馆子或送东西多与联系。我从曹的口中也了解到唐的不少情况，曹告诉我，唐对军统从来不敢公开包庇，别人攻击军统的情报都一一送给蒋去看，并且还尽力讨好CC系的头子，联络宪兵副司令张镇，巴结政学系。不过唐有一个最大长处，是能做到“守口如瓶”，从来不敢把蒋介石交办的事，或蒋集团中派系斗争互相攻击的话泄露出来，这一点最能讨得蒋介石的欢喜。我虽每月能和唐长谈一两小时，也从来不易听到他说出什么机密的问题。
1943年以后，唐虽以帮办名义到军统局办公，每周一两次，而且在戴笠出门时到军统局主持纪念周作报告，也只谈一般形势问题。军统局许多处长在他休息下来也爱围着他问长问短，他回答时都很审慎。有次军统党政情报处副处长叶翔之问他：“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算首屈一指？”他笑着说：“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要占优势。”说到这里，他就不再讲下去，大家听了也认为他这次回答还比较着点边际，比平日要好一些。
唐在这一段时间内的一切言行，是想尽办法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在工作上是兢兢业业，不分昼夜地埋头在他办公桌上，对每一件送给蒋去批阅的公文都亲自签具意见和整理得端端正正。1943年，蒋介石署名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唐除了向戴笠建议要每个军统特务仔细外，还指示我由总务处会同训练处向书店购买5000本，分发给每一个在重庆的特务。他还规定各个训练班都要把这书列为必读课本。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他再三强调每个特务必须熟读这本书，说这是“挽救”中国和“振兴”中国的“法宝”。当时许多特务对这本书远没有读黄色的兴趣大，虽然每人免费得到一本，但看完了的却没有几个人。
唐当时经常在重庆特务训练班作“精神讲话”。许多特务学生都希望他多讲讲他在蒋介石身边主管的业务情况，以便为毕业后升官发财找一条捷径，可是他在这方面却讲得极少。我遇到他在训练班讲课时，也和许多特务一起凑热闹去听上一课。他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蒋介石的言行一类东西。在他口中，往往把这个独裁者说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圣人”。他总爱讲他所亲自见到蒋的许多小事，用来证实他讲话的正确性。如说蒋如何“谦恭下士”、“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把蒋对于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情况举出作为例子。他说到蒋如何“英明伟大”的时候，便举出过去军阀混战时期蒋介石如何拉这个打那个的种种阴谋诡计作为例证。
对于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所表演的那一段丑把戏，唐曾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大套神话般的东西来，我也听他讲过两三次。他从当时跟在蒋身边的一些随从口中听到一些捏造出来的情况，再加以渲染美化，说得有声有色。戴笠非常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他也爱经常谈。因为他是从侧面入手，不像曾扩情、刘健群等人只从正面讲，所以收效更大，戴笠欣赏他的这项讲话，一方面是捧了蒋介石，另一方面是捧了戴笠。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利用抗战实行独裁统治，曾公开提出：“为了集中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坚决反对个人自由主义。”唐极力拥护蒋的这种论调，几乎不管在什么场合中，遇到由他讲话时总要重复说明，强调由于中国人爱讲个人自由，所以把中国弄得如同一盘散沙，因而招致亡国灭种的外侮。我在他主持的军统局局务会议上和纪念周上，以及训练班的精神讲话中，都听到他说过这样的话，好像中国之所以落后和受到日寇的侵略，都是由于中国人爱个人自由的关系。
在唐家的会客室正中，悬挂着一幅蒋介石和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会议时的照片。我亲自听到他教育他的儿女时，指着这张照片说：“这是我们国家最高领袖和世界上两个大国的领袖在一起的照片。中国有了这样伟大的领袖，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唐逢迎蒋介石的另一办法是蒋介石看什么书读什么报刊，他再忙也得抽出时间找到同样的东西去看看，这样才能够在蒋介石偶尔谈到有关的问题时能够对答如流。他平日读得烂熟的书，是蒋经常看的《曾国藩全集》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等的自传。他读书爱作札记，每天写日记从不间断。他除将每天经办的重要事项记录下来外，还把读书心得写上去。他曾多次告诉我，一定要坚持记日记，而且要我照他的办法去做。他很得意地说过，有次他和一些人随蒋介石去贵阳，蒋突然问到一件事，随行人员因未带档案，无法查出时间和内容，蒋大发脾气。他便从他日记中翻出来抄给蒋看，曾受到蒋的称赞。他认为这是写日记的好处。我当时在军统办总务，工作很繁杂零乱，经常挨戴笠的骂，他便特别向我推荐他的这一经验。
唐为了讨好蒋介石，对蒋的两个儿子便极力设法接近。蒋经国在江西工作时，每来重庆，戴笠总是和唐纵一道去迎接。戴笠平日招待一般客人吃饭请唐作陪时，他每每推说事忙分不开身，十次总有四五次不愿去。但是戴笠每次请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时候，只要通知他，他再忙也会抽身去作陪。有时他还叫我准备酒菜，单独在他家中招待一番。
蒋纬国经常自己开汽车横冲直撞，有次被军统局的警卫扣留了一下，虽然事情随即解决了，戴笠也查究了这件事，唐纵还是打电话给我，用很严厉的口吻责备我。那次他非常生气，我向他说明完全出于误会，他还是很不满意，一再叮嘱我以后不能再发生这类事件。隔了几天我去见他，他又向我提起这事。他说无论如何不能得罪这个人，否则会影响到军统的工作。
戴笠在这段时间内，对于唐纵越来越客气。戴看到唐的羽毛渐渐丰满起来，一天天愈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自己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对待他，便改用笼络的手法。1945年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时候，戴将唐纵和郑介民同时提出来竞选中委。当时军统掌握有几千张票，全部都是选他们两人。我记得我把戴笠这一决定私下先告诉唐的时候，他表面上没有什么高兴的表情，只是问了一下当时军统特别党部的一些情况。那时，我刚被指定充当特别党部的总干事，什么也弄不清楚。他就告诉我一定要好好控制选票，不要分散。这说明实际上他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戴这样顺水推舟做人情，唐也看得很清楚，他并不很感激。我在他当选为中委以后向他道贺时，可能由于我太强调戴笠自己不当中委而帮助他，他冒出了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看到我听了这句话的表情不大自然，马上补了一句：“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这种态度内心很不痛快，唐纵便一再叮嘱我不要向别人讲这些。我口头虽答应不说，可是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戴笠，却不料竟碰了戴一个钉子。戴听完我的话以后，竟恶狠狠地朝着我说：“你以后别管这些事，我不要听这些！”从这里，我看出他们之间已有矛盾，这些事戴笠是不愿意让我多了解的。其实，戴笠很喜欢我把这些情况真实地向他反映。当时他虽然那样责备了我，但是那一天在其他问题上他一直是对我表现得很高兴的。
抗战胜利后，唐纵大走鸿运。蒋介石在戴笠没死之前，就有意培植唐，以便更好地实现他的特务统治。戴死之后，蒋对唐更加重视了。我在这一段期间内与唐接近得更多，尤其是戴笠死去以后，我一面投靠毛人凤的浙江派，一面又被人指为唐纵湖南派中的骨干。唐过去在军统局中掌握的干部不多，由于我是湖南人，而且十多年来一直和他没有断过关系，他的老婆也希望我主动地多分点戴笠的财物给她，因此对我都很不错，我对他的情况也比以前要了解得多一些。
1945年冬，蒋介石下令结束他的侍从室，改在国民政府参军处下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的工作大部分继承下来，以他的亲信俞济时任局长。唐纵被调升为参军处的中将参军，除仍为蒋主管全国情报外，还兼看有关警政、保安等其他机要文件。我在他出任参军时去看他，问到他以后的工作是否和过去一样。他只简单地回答我：“差不多。”我知道他的老脾气，不会谈这些，但又很好奇，想摸清楚他究竟是不是调了一个闲差，以便根据情况来处理对他家庭生活方面的照应。如果他不再得到蒋的信任，按照戴笠一贯的做法，就不必那么周到而可以采取敷衍的态度，否则就得加倍小心奉承。为了掌握这一分寸，我便利用他去办公的时间去他家，借故与他老婆谈些还都以后房屋的安排、家具陈设与汽车等问题。因为处理这类问题，必须以他在蒋介石身边得到的信任程度来决定，要安排得恰如其分才不会受到戴笠的责备。
我选择上午10点左右去到唐家。唐的老婆正在料理家务，我便和她谈迁回南京后的住房问题，她当然很有兴趣跟我谈。我趁机问她，唐近来工作是否比过去清闲些，没有从前那么辛苦了？她听到这话就滔滔不绝地说，唐如何比过去更忙，除了要看原来那些公文外，还加了许多东西，有时回来刚想休息，蒋介石又叫人打电话找他去。我趁机问她是不是看到过唐最近的日记？她马上显出很气愤的样子对我发起牢骚来，说：“他的日记谁也不准看。我和他结婚十多年，多次想看看他那些宝贝日记，和他吵过好几回。要不是有这么多孩子，我真想和他闹一场。”我摸到这些情况后，又回去问毛人凤。毛也告诉我：“唐先生比过去更得到委员长的信任了。”
1946年春天，蒋介石先后到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视察时，除了带着俞济时、陈希曾、竺培基等侍从人员外，唐是参军中唯一的随行人员。他每次随蒋出发的前一两天，总要先到军统局找毛人凤了解这些地区的情况。一些刚从这些地方发到军统局的电报，还没有来得及缮呈蒋介石的重要情况，他都亲自摘抄在他的手册中，以便随时当面向蒋报告，或备充蒋查询时的材料。
1946年2月间，唐随蒋介石去上海视察时，报纸上发表了他被任命为内政部政务次长的消息。他一回重庆，我又随同许多大特务去向他道喜。他尽量压抑住自己的喜悦心情，谦虚地说他的能力有限，对这样一个重要职务没法承担起来，担心辜负蒋委员长的栽培等一套话。
当时许多大特务都很兴奋，认为今后军统人员可以通过他的关系向地方行政单位发展。他马上婉言拒绝，说：“大家（指军统特务）以后的工作更忙更重要，只怕人还不够用，哪能要求派人搞这方面工作。只怕那时我希望请人来帮忙，戴先生也不肯给我。”有的特务原先以为通过唐的关系可以当行政专员或省政府的厅长，听了他这几句话都很失望。
那天去给唐道贺的人很多，我没有向他告辞就先走了。他的老婆追出来送我时说，他以后工作更要忙，她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我知道这是要东西的意思，便立刻叫人买了些银耳、燕窝一类补品送了去，反正是军统局开支，我乐得做人情。
1946年3月20日晚上，戴笠摔死的消息得到证实以后，毛人凤准备向蒋介石请求派人主持军统工作时，曾召集他认为最可靠的几个人商议。到场的有：副主任秘书张毅夫，处长何芝园、郑修元，戴笠的侄儿医务所长戴夏民，还有我。大家商定请求蒋介石指定郑介民当局长。会后，毛再三叮嘱，不能让唐纵知道这件事。当时不仅毛不欢迎唐来当局长，在场的几个人也和毛一样认为唐为人太拘谨，气魄太小，在他手下不方便的地方太多。而郑一向不注意小问题，又加当时已去北平担任军调部工作，由郑继任，等于由毛负责。如由唐继任，他马上可以来办公，一定抓得很紧，所以不愿意他去。
尽管毛再三叮嘱，我在第二天一早去南京给戴笠收尸之前，汽车路过上清寺时，还是悄悄地去看过唐。他刚起床，我匆匆把昨晚毛的决定告诉他以后，他苦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他们不希望我去，我也不想去收拾这个烂摊子。”我请他不要有什么表示，知道这事就是了。他微笑地说：“我几时随便说过话。”
当我从南京回到重庆的第二天上午，唐打电话找我去他家。我向他报告戴笠暴死的惨状时，他丝毫没有什么难过的表情，而且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听我谈戴死的情况。我只好很简单地说完，听他的意见。结果却出我意外，他只冷淡地说：“这是没有办法可避免的事情，人都死了，难过也无用。”接着，他又说：“我现在工作和过去不同，天天得出去办公。你回去把戴先生过去用的汽车挑一辆好点的给我用。”我一听心里好不难过，感到这个人太寡情了，不想再说什么，只好答应他马上去办。我正要走，他又告诉我说：“委员长已决定要郑先生当局长，要我和毛先生当副局长，在郑没有回来前，由我代理。我坚辞不了，实际上我是不会去的。他们不欢喜我，我也没有时间去。”我力劝他不要那样，对毛的意见只当作不知道，希望他们三个人能一心一德通力合作。他当时表示，以后军统局的问题多得很，戴生前得罪的人太多，他乐得不去插手。
大约是在3月底或4月初，戴笠摔死的消息在报上公布不久，又发表了以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唐、毛为副局长的简短消息。郑介民马上在报上公开否认。唐纵也打电话向我查询这一消息是否为军统所发，并且很不高兴地说：“这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发这些消息？”以后我查明这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采访到的，向他报告后，他虽没有和郑一样公开否认，对外却一直说他根本不过问军统局的事。事实上他的确很少过问军统局的工作，虽然蒋介石正式命令他代理局长，他还是一样，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经郑、毛两人一再邀请才去一下。等到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时候，他这个挂名的副局长兼代局长也取消了。
戴笠生前拟有统一掌握全国警察的计划，准备成立警察总监部，由他兼任总监。当时，李士珍也正在倾注全力夺取这一职位，以实现他的“十年建警计划”。后来，戴突然死去，军统中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单位一定会被李士珍抢去。正在这时，蒋介石找唐纵去研究这个问题。有一天，唐突然向毛人凤要戴所拟的有关建警计划的其他材料。唐自己虽然没有透露蒋已属意于他，而毛人凤却向许多大特务谈出了蒋连续找唐研究的消息。
戴笠原来拟订的警察总监部的计划，规模很庞大，与中央各部组织差不多。我曾经看过这个规划，记得大致上是这样：总监之下设副总监、正副秘书长各一，分设四个署执掌行政、保安、刑事、外事等业务。署之下设几个处，分掌总务、教育、交通、通讯等。又有几个室，主管秘书、人事、会计、督察等。唐纵在起草拟订这个机构时，首先感到这个名称太刺目，组织也太庞大。他力主缩小一点，只求职权范围能达到掌管全国警察为度，名称和组织应比中央一般的部要低一些。这时参加帮他起草的特务们，如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副司长汪弼、原中美合作所主任秘书潘其武等人，虽一再建议不必多作更改，他始终不予接受。潘其武几次与毛人凤谈到这个问题时，希望毛去劝劝他，毛总是笑一笑，不表示任何意见。
1946年7月，蒋介石任命唐纵为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免去他内政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当时，唐非常高兴，因他从来没有做过主管官，对这样一个署长已感到心满意足了。而许多准备转到警察界去做官的大特务却很失望，背地里说：“唐先生得手了，我们却没有着落。”
唐一向以谨慎稳健著称，在酝酿起草成立警察总署期间，他一直不先作人事上的安排。他在军统中关系最深的一些人，如他的酃县小同乡刘国宪、罗杏芳，都是他从小学同学一直到黄埔六期同队，抗战期间由他介绍分别在重庆稽查处任副督察长、邮检所长、军统特务团副团长，还有他的堂弟唐振文、堂兄唐振寰，几乎经常去找他，希望早点知道给他们什么职位，但他始终不肯表示。这些人和我的关系都很深，见了我也常常埋怨。我曾顺便问过唐，能不能先安排一下将来给他们什么工作。他照例笑一笑说：“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怎么能答应别人。”直到他拿到了任命状，他才找毛人凤、郑介民商量人事安排问题，忙了一个多月才大体上作出决定。8月中旬，警察总署宣告成立，同时人事也初步决定，大致如下：
署长唐纵，副署长酆裕坤（1947年又加了一个副署长，原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
第一处处长汪弼，主管行政；
第二处处长李搴，主管教育；
第三处处长李国俊，主管保安；
第四处处长潘其武，主管刑事；
第五处处长黄天迈，主管外事；
第六处处长李叶，主管总务；
主任秘书马策，督导室主任胡国振。
以后这些处长常有变动，这里不一一列举。当时这个署的人事安排，包括唐、郑、毛各派的人。其中的李国俊、李叶、胡国振、马策等，是唐自己找去的；黄天迈是郑介民推荐的郑派中的骨干分子；潘其武是毛人凤的左右手；还有大批科长、股长、督导员，也是原来毛派中的骨干；此外，还有李士珍介绍的人；第一处处长汪弼是副署长酆裕坤多年的得力副手。警察总署刚成立时，是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但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已逐渐形成为清一色的唐派天下了。
在起草警察总署的规划时，唐已露出了他的野心，那便是过去连戴笠都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控制各省保安团队，使“保”、“警”一元化。
一次，我与唐纵去昆明公干，当时云南省警务处长李毓桢向唐报告，说云南警务处在执行任务中最伤脑筋的问题，是保安团队与警务处的职权没有明确划分，因此不能很好地配合，彼此之间经常闹摩擦。特别是在有人民武装游击部队出没的地区中，警察局的保警队和地方的保安团队在“清剿”中不但不能统一行动，往往各自为政，坐失良机。唐听了之后只是简单地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得到解决，将来可以把事权统一起来就好办了。”
我当时很想到省里去当警务处长，听了李毓桢这番话以后，也认为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对唐究竟怎样解决这个矛盾相当关心。我还问过唐，警察总署第三处主管保安警察业务，是不是兼管保安团队？他笑我没有常识，说保安团队是军队组织，警察机关怎么管得了。不过他又说：“将来一定要想办法能管得了才行。”
1947年初，国防部又设立了一个保安事务局，由唐纵兼任局长。这个局主管全国保安团队的整编、训练和装备。下面只设两个处，由唐选定刚从陆大将官班毕业的军统特务赵世瑞等去担任处长，全部人员只有40多人。据赵世瑞告诉我，这个局的编制虽然不大，却很有权，可以主管全国所有的保安团队。
蒋介石这一新的措施，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意外。我知道从唐的口中打听不出什么东西来，但还是在照例去向他道贺的时候，问问他这个局的情况。他说：“今后警察和保安团队的领导权统一起来了，不会再发生像云南过去发生的那种不协调现象了。”他还是不愿多谈，不过我以后还是了解到他兼任保安事务局的一些情况。
有次警察总署第四处处长潘其武在和毛人凤谈话，我有事去找毛。他们正在谈唐兼保安局长的问题，我也就坐下来旁听。从他们谈话中我了解到，原来唐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时，早就了解到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就会进行反共内战。蒋对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感到担心。唐便建议统一全国警察和保安部队，并举出云南警保之间存在矛盾而使中共地方武装力量日益坐大为例证。因此蒋介石把主管保安部队的职权一起交给了唐。1947年4月，各省扩大警务处的职权，改组成为警保处把警察和保安部队的领导权集中统一起来。在蒋介石反共的罪恶行动中，唐纵也越来越显得重要起来。
抗战胜利后，唐虽官运亨通，但日子却很不好过，使他伤脑筋的事层出不穷。这里我只就我所了解的事举出几件来。
唐刚刚发表为警察总署长，连总署还没有正式成立，只是一个光杆署长的时候，就在昆明发生了举世震惊、全国人民一致愤慨万分的“李、闻血案”。蒋介石为了应付各方面的责难，立即明令指派这个刚上任没有几天的署长亲自前往“彻查”。据唐的老婆后来告诉我，唐被蒋介石急电召赴庐山，当面命令他去昆明调查这个血案，他回到南京连觉都不能睡，连呼“伤脑筋”不止。
唐回南京求援于毛人凤，希望毛尽全力协助他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第一件任务，希望带几个得力助手去昆明协同办案。毛因为刚从重庆“还都”南京，身边只有少数干部，分不出人来帮他。警察总署的刑事警察处长潘其武又以尚未明令发表，并且正在中美所办理结束工作，不愿随他同去。还是毛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去重庆选几个人。因为当时有些人还没有走，有些走了又回到了重庆。他无可奈何，只好先去重庆。那时我正由南京回重庆，处理军统还都人员和物资的交通运输问题。他先从南京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我，除了叫我给他准备在重庆的住宿和汽车等外，并于第二天去接他。他还叫我通知军委会原邮航检查处长李肖白、军统局行动处长郑修元，不要离开重庆，准备随他去昆明。他到重庆后，我又向他推荐曾任军统特务队长、内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当时任中美所汽车总队长的许建业一同前去。
唐去昆明调查李闻案的情况，我已写过一篇《李闻血案侧记》，这里不再赘述，只谈谈他当时的一点苦恼心情。
唐过去执行蒋介石交办事件，据他自己说，没有一次不是上午奉命下午就动身的，可是这次他却迟迟不飞昆明，而在重庆待了几天。有人说唐在南京时就已知道李闻血案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所干的，据我所知并非如此，要是那样，他便不必跑重庆找人了。实际上，他了解到霍揆彰有重大嫌疑的，还是毛人凤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才决定叫我不要找人充当假凶手，并马上带我和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四人动身去昆明。在没有得到毛人凤的电报前，他每晚在寓所花园中徘徊到深夜，还不断找我和李肖白等研究，他那时的苦闷心情是我过去很少看到的。
唐到了昆明，听到军统云南站长王巍向他详细报告，知道确系霍揆彰派人暗杀李闻的情况后，本来可以放下重担，但他仍旧感到伤脑筋。因为霍揆彰是陈诚系统的重要骨干分子，唐不但怕得罪霍，更怕得罪陈，因此对此案如何处理很感棘手。
霍揆彰认为蒋介石派唐纵去昆明查办此案，是蒋有意包庇他，所以不愿承认这一罪责。因此唐在向蒋报告中，有些问题也不敢肯定。霍揆彰只承认自己约束部下不严，以致发生这种由于一时激愤所造成的偶然事件。蒋介石看出唐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困难，便另派顾祝同前往。消息传到昆明，唐一方面很高兴，感到责任轻松了，不必自己出面去得罪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的面子有些难堪，堂堂一个警察总署长第一次出马亲自查办案件就遇到这样头痛的事。唐回到南京时，毛人凤请他吃饭，我和李肖白等人作陪，他还说：“昆明气候虽然很好，但这件事太伤脑筋，一直没有睡好吃好，体重比去时减轻了。”
第二件使唐大伤脑筋的事是1947年发生在上海的“金都血案”。这件轰动上海、南京的大案件，当时报上曾连篇累牍地作了详细报道，这里我只极简单的谈一下。事情是发生在上海金都戏院门口，由于警察和宪兵发生冲突，双方开枪射击，宪兵人多火力强，当场打死警察六人，打死打伤过路的市民十余人。当时，火并行动虽被制止，但双方均认为吃了亏而不服气。第二天起，全市警察一律罢勤，要求严办肇事宪兵。宪兵也全体罢岗，要求严办警察。当时，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用了最大力量压制两方不准再闹，而个别地区的警察与宪兵仍时起冲突，动辄开枪互击。蒋介石据报后，曾打长途电话给宣铁吾，大骂一顿，叫他把出事原因和责任立即查报。那几天，上海市民人心惶惶，多不敢随便外出，怕遇上宪警互相射击时成为流弹下的冤死鬼。
金都血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唐纵派了警察总署督导员李哲会同宪兵司令部一个科长一同去上海实地调查。隔了几天，唐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上遇到宪兵司令张镇还开玩笑地说：“你们宪兵打死了我们的警察，是准备赔钱呢还是赔人？”唐平日和张一向很要好，说话也很随便，哪知这次却不同于往常，张因刚受到蒋介石的责骂，正在为上海肇事的宪兵抵赖，说是警察先开枪，宪兵有几个人被打伤。张见唐这样质问，怀疑唐向蒋介石告了他的状，立刻冒起火来，气冲冲地指着唐的鼻子说：“你不要乱说，究竟谁先开的枪你弄清楚没有？”唐一向有涵养，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责难，总是一笑置之，连忙把话扯开，又经在旁的人劝说，两人都走了。唐回到办公室，立即叫人打电话到上海催李哲赶快查明究竟据实上报。
此案虽经调处，但双方仍各执一词，都向蒋介石告状，请求严惩对方。蒋介石大发脾气，把唐纵和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叫去大骂一顿，责令他们两人迅即查个水落石出。唐奉令后，又认为是件大伤脑筋的事。第二天，唐去到上海亲自进行调查。他除了听取上海警察局长俞叔平的报告外，还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上海市政府调查室主任王新衡、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以及在警察局工作的军统特务张师、杜醇、冯文尧、宋廷均等找去研究，并从各方搜集材料。唐在上海搞了一个星期左右，总算把事情真相弄明白，确定是宪兵先开枪打死了警察，警察才进行还击。
秦德纯调查的结果，也和唐所查得的情况差不多。他们研究了以后，决定把几个首先开枪的宪兵带到南京交国防部军法局去审讯。那天，我恰好和唐同车从上海回南京，他在谈到这个案件时，一直担心要和张镇闹翻脸，因张在蒋介石面前始终不承认宪兵是先开枪的。我在和他谈话中，借机建议把宪兵和警察的职权明确划分，以免日后再发生类似问题。他连连点头，说他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
南京军法局将解到的六七个宪兵，经过一两个月的审讯，才决定把首先开枪打死警察的宪兵罗国新予以枪决，其余的几个分别判处徒刑。这场宪警血战案虽然是警察方面得到胜利，张镇却将唐纵当作仇人。原来，张被蒋介石狠狠地骂了几次，把怨气都怪到唐的身上，两个人弄得好久都不讲话。唐虽竭力避免闹人事摩擦，结果却没法避免。有一天，唐到保密局和毛人凤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感叹地说：“过去总认为戴先生爱和人闹意气，弄得各方面印象不好。今天才感到负起责任以后，这些事总是无法避免得了的。”毛人凤等他一走，便幸灾乐祸地对我们几个处长说：“唐先生过去一直说别人不会处好人事关系，今天轮到自己头上才懂得这种困难。不像他在侍从室那样不与别人直接接触，与人没有冲突，什么事都好办。”
经过这次宪警大纠纷，在唐的建议下，反动政府才正式颁布“宪警职权调整办法”，明确规定一般性的治安问题由警察处理，只有军人违反治安的案子才由宪兵处理。军民之间有纠纷，军人交宪兵，老百姓交警察处理。这样，过去宪兵驻在哪里便和哪里的警察争权夺利的问题暂时得到解决。
第三件使唐大伤脑筋的事是警保合一的问题。他虽处心积虑地想把警察和保安团队一起抓到手中，成为蒋管区后方镇压人民的强大力量，以博取蒋介石对他进一步的重用。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经常使他感到头痛。
1947年3月前后，国民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改组各省警务处，与各省保安处合并而成立警保处，但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唐的这一如意算盘始终没有实现，虽然他以警察总署长兼保安局长身份来执行这一改组任务，但仍旧行不通。各省主席表面同意而暗中反对。他们采取拖延对付的办法，迟迟不肯将两处合并，把保安处实权仍抓在手中。这是因为各省主席都把这些保安团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手。当时，保安团的经费出自地方政府，各省主席便以此要挟，说如果要将保安团划给警保处，便请中央负责经费。
唐为实现这一计划，于1947年六七月间，亲自跑到浙江、福建等省去商谈，希望有几个省能率先做到真正的警保合一。结果到处碰钉子，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希望能由警保处掌握各县的保安队。这一让步，也只是得到表面上的同意，实行起来仍是问题很多。各县县长也同省主席一样，认为自己总得抓住县保安队这一点点实力才行。这样一来，各县又不断发生警察与保安队争权的冲突。唐为了这些问题，时常弄到深夜都不能入睡，后来只好拟具一个“警保自卫队职务划分办法”签报蒋介石由内政部通令各省施行。
这个办法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只记得主要是规定各县（包括省辖市）城区治安与清查户口等工作由警察担任；重要据点与交通线的保护，以及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或保安团对零星人民武装的“清剿”工作，由保安队负责。对于乡村的防御和要道口出入行人的检查和乡村户口的检查，则由各地民众自卫队负责。
这个职务划分办法颁布以后，实际上又恢复了过去“警保分治”的情形，这个闹了许久的警保合一的计划无形中变成了昙花一现，只徒有空名，有些省连这个名义上的合并工作也都没有实现。
第四件使唐伤脑筋的事是推行“警管区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
在警察总署没有成立之前，南京便已试行“警管区制”。这是利用警察对人民进行的一种特务统治办法，主要是将城市划分为若干“警管区”，每个区二三百户人家，每区设一警员，切实掌握住这个区的一切情况。这个警员可以随时抽查户口或盘查区内居民，遇到可疑的人可以随时配合各个区的派出所进行搜查。唐对这一制度极为重视。他上任后，便下令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推行。结果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强烈反对，认为警管区制度侵犯了人民的权利，要求取消。最后弄到国民党的立法院也出来反对，说这种办法不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唐只好去报告蒋介石。蒋认为这种办法对肃清城市暗藏的共产党和维护城市治安有很大作用，便叫他坚持实行下去。后来立法院开会叫他去说明，指责他这种办法是“违法”的措施，他又不能把蒋介石这块招牌抬出来作为挡箭牌，因为蒋介石还要装出一副假的面孔。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什么警管区制实际上就是警察勤务制度的一种，只是使警察业务更加精密化的一项分工，采用警员也只是为了提高警察业务的素质等。结果，有的立法委员仍不满意他这样的说明，仍旧要他取消这种侵犯人民自由的制度。他虽口头上答应可以考虑，实际上却一直到全国解放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在变本加厉地实行这一制度。他逃到台湾后，仍把这一办法正式规定下来，不过一直是遭到反对。
第五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警察不能免除兵役的问题。
唐纵上台后，提出了一个动听的口号，以说明警察工作的重要性。他到处宣传：“建国期间，警察比军队更重要。”因此，他认为警察可以不服兵役。
在这个问题上，唐纵完全失望了，也使他伤透脑筋。因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根本不是在作建国的打算，而是要坚决发动全国反共的内战。打仗便要炮灰，警察大多是适龄壮丁，许多人怕被征当兵而当警察，也以为可以得到免役。但各省的征兵机关照样征召这些警察入伍。当时，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的办法，各省市的警察局纷纷请求总署解决这一问题。唐最初也以为不成问题，正式函请国防部兵役局通令各省军管区一律免予征召现在服勤的警察入伍。但出乎意外，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要他通令各省警察单位服从兵役机关的征召。他唯一的法宝是找蒋介石，但报告上去，许久没有批下来。他直接又去找兵役局长徐恩平商量，也没有结果。弄了很久，才勉强达成一项协议，规定23岁以下的警官警察仍旧要服兵役，只有23岁以上才准缓役，必要时仍得应征。他对这项规定很不满意，曾在保密局向许多人发过牢骚，说这样一来，谁还肯来当警察。
第六件使他伤脑筋的事是重庆发生用小孩肉喂警犬的惨案。
唐上台后一直是标榜警察工作要“科学化”、“现代化”。他提倡办案要采用科学办法，不主张老一套凭经验来进行调查判断，所以很重视科学设备，提倡大量训练警犬。但没有料到为了训练警犬的问题，又使他大伤脑筋。
事情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那时南岸烟雨堡附近山腰上有一个专门训练警犬的单位。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因为口渴了想找点水喝，便跑进这个警犬训练所的厨房去找。他见没有人，便想在锅内偷点吃的东西，不料揭开锅盖，他看到锅内正在煮一个被肢解了的小孩尸体，大吓一跳，便一路叫出来“煮娃儿喂狗”！附近的居民一听，连忙集合起来，准备冲进去看个究竟。这个所的特务们听到喊声，一面把门关上，一面赶紧把锅内的尸体投入深井内。群众破门而入时，锅内已不见东西，便到处搜寻，结果在垃圾中发现有些残余的骨头。有一个居民的小孩正在前几天失踪，便认定一定是被这些特务偷去喂了狗，立刻大哭起来。在一声“打”的喊叫下，群众把这个训练所全部捣毁，所长徐某和几个“狗教官”都被打得头破血流，抱头鼠窜，几十条警犬也被打的打死，跑的跑散。群众对此仍不甘心，便请求重庆警察局逮捕这个所的特务法办。他们还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便找唐去骂了一顿，叫他派员查明严办。
那时我正有事去重庆，唐便叫我去查明真实情况。我找了几个特务询问情况。据说杀活人喂狗的事还没有过，有时因为牛肉贵买不起，挖出刚刚死去埋下不久的小孩尸体去喂狗的事却有过几次。我去这个所里看了一下，只见房屋已被捣毁，无法进行详细调查，便根据特务们所告诉我的一点情况，回南京时答复了唐。唐听完我的话以后，一直摇头，又把他那句经常用的口头禅搬了出来：“真伤脑筋！”他一边把我谈的情况记在他的小笔记本上，一边向我说：“这些人太不懂事，为了省几块买牛肉的钱，做出这种事来，被人告到委员长面前，叫我怎样去回复呢？”
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我所见到的唐纵“伤脑筋”的事实在太多了，顺便举出这么几件。其他类似的事还多得很，除了比这些更使他“伤脑筋”的事另行写出外，一般的就不再多举了。
1946年8月15日，警察总署正式宣告成立的这一天，许多保密局的工作人员都被邀请参加它的庆典。唐在讲话中，除再三强调建国时期中警察工作的重要性外，并说今后一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法规。他说中国自有警察以来已有40多年，都是仿照外国的一套办法，没有根据自己国家具体情况作过什么长远的规划，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都是自己搞一套，从来没有统一过。他着重说明，警察的任务是维护治安秩序，除对一切犯罪分子作斗争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警察力量来巩固国家政权。他公开提出，日本人被打垮以后，还有比日本人更可怕的敌人时刻在准备和国民党争天下，这会比过去任何战场上的战斗更激烈，一刻都不可放松。他反复说明，这是建国时期警察的中心任务，他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他要求每个从事警察工作的人都不可疏忽，他还请求与会的各方人士都要多多帮助。他在讲话中还提出两句口号，说他在任期中，一定要做到“一文钱不浪费，一个人不浪用”。
在过去，军统局运用警察进行反共活动时，一般都是由各地区的区、站等组织通过所能掌握的警察机关去执行。唐任署长后，便把这一任务统一起来，由他以“训令”、“通令”和“密令”指挥所有警察机关来执行。这就比过去力量大得多了，也方便多了。
在国共和谈期间，凡有中共机构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各省的警保处、警务处，都经常接到唐的密令，要求详细调查和监视这些地区的中共人员，随时向他报告情况。我当时经常去这些大城市处理工作，当地不少局长、处长同我谈起这一问题。其中，重庆警察局和刑警处为此时常遭到唐的指责，因为重庆的中共人员不少，警察局和刑警处都不易调查清楚，致使唐纵很不满意。
和谈破裂以后，蒋介石悍然不顾一切下令遣送中共人员回延安时，唐立刻发出指示，命令各地警察局长切实认真执行，监督中共人员全部撤离，并认真查明是否仍有中共人员留下继续进行活动。有次我到重庆，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和我谈过，说唐对此非常认真，曾密令叫他对留下的中共人员秘密逮捕，或强迫留下的中共人员自首。唐在密令中还规定，这项命令要由各级主管亲自负责执行，不能作为一般例行公文看待，如执行不力要受到严厉处分。
1947年冬天，唐去南京召集各省市警察负责人开了一次“警政检讨会”，到有福建、江西、浙江、河南等省的警保处长严泽元、龚建勋、竺鸣涛、杨蔚等，和北平、成都、安庆等市警察局长汤永咸、刘崇朴、林超等共40余人。
在这次警政检讨会上，唐自己承认在和中共斗争方面，警察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并引咎自责。他说，他过去对这问题重视得不够，各地也放松了这一工作，因此表现不出一点成绩来。他强调国共和谈业已破裂，中共是誓不两立的敌人，一定要竭尽全力配合前方军事行动在后方彻底消灭共产党。他一再说明，只有后方消灭共产党的工作做得好，前方的军队才能打胜仗。
蒋介石对于这种全国性的警察会议很重视，在百忙中还听取了唐纵对他的报告，并指示唐对出席人员转达他的期望，勉励这些人全力把后方治安工作做好，防止中共地下人员在后方各大城市的活动等。会议结束前，唐请求蒋召见出席人员，当面给以训示，蒋没有答应。据唐说，这是由于参加的人太少，蒋对此不甚满意。
唐纵原计划在1948年再召开一次全国警政会议，蒋介石马上批准，并指示一定要全国各省市的领导人亲自参加。于是唐从这年春天开始就做准备。但是由于蒋军一再惨败，这个会也随之烟消云散。
对于拥护中共的民主党派和反蒋人士，唐纵也是运用警察权力，尽力进行迫害和打击。1948年我调到云南以后，得知云南人民在中共和民革的领导下，到处发动武装革命斗争，唐对此异常注意。据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告诉我，唐曾三令五申叫他运用一切权力，配合中央驻滇军队把云南人民武装部队消灭掉，不能让这个大后方不安宁。邱开基在保密局云南站召开的公秘单位会报上，多次提出请求，希望云南站和其他在云南的军统组织尽力协助他完成这一任务。这年冬天我去南京，唐对云南情况问了许多。他很不满意邱开基，认为这个人干劲太差，没有做出一点成绩，甚至连情况都摸不清楚，终于将其撤换。
在遣送中共代表返回延安不久，蒋介石又宣布解散民主同盟。唐的嗅觉很灵敏，早在蒋介石正式宣布解散民盟之前，就先密令各省市警察机关严密监视各地民盟组织的活动，并切实做好关于取缔民盟的各项准备。当唐叫秘书拟好这个密令时，副署长酆裕坤还向他建议暂缓发出，以免影响到对民盟的拉拢，因为这时蒋介石正在要张群、吴铁城等拉拢民盟的某些领导人。但唐的回答是：一定不会有结果，务必趁早叫各地作好准备，等到公开宣布解散的时候，一些人又会转入地下活动，那时困难就多了。
隔了几天，唐又拟出取缔民盟的一套办法，要求民盟成员登记自首，并规定只要向警察机关自首登记后，不再参加民盟活动，便可不再视为民盟成员，政府可予保护；如果拒不登记而继续进行活动时，即以不遵守宪法及违反“动员戡乱实施纲要”予以取缔，情节重大的立即拘捕。
蒋介石正式宣布取缔民盟后，唐便大吹其牛，说他早有预见，能抢先一步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他说：“这就是为领袖担忧分劳。”据说，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
我曾好奇地问过唐，像这类问题，要是没有看得准，是不是会闹出乱子来？因为一方面拉拢，另一方面又准备取缔，这不是增加麻烦，给别人一个借口吗？他笑着回答我说：“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措施，不但不是增加麻烦，而是有利于工作。”他说，这是对民盟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就范。反正是两条路，要么他们跟国民党走，要么跟共产党走。先给他们一点压力，跟了国民党之后，彼此也不会有什么不愉快。如果拉不过来，也早已做好取缔的准备工作，以免临时手忙脚乱。这叫“制敌机先”之法。
不过以后毛人凤告诉我，并不是唐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也不是他有胆量敢先来这一手，主要是他从蒋介石身边的许多人口中先了解到拉拢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一定会弄到取缔这一步。唐由于先了解情况，才敢抢先来了这么一下。
唐任署长两年多的时间里，除配合蒋介石的反共军事活动进行各项镇压人民的罪行外，同时也对警察制度和法规等做了一些工作。现就我所了解的分述如下。
在解放以前，警察对违警罚款最感兴趣，罚款越多，好处也越多。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法币不断贬值，民不聊生，连靠罚款增加收入的警察官员们也叫苦连天。根据国民政府原来的规定，违警罚款最高额为30元，超过这个数目，警察机关算“违法”。这种罚款的数目是抗战前规定的，抗战后法币不断贬值，各省市县的警察机关将这项罚款各自为政变相提高，有的按银元折算，有的罚实物或按实物折价，一直没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合理规定。
警察总署刚一成立，各省市警察机关纷纷请示，要求制订统一的罚款办法。有些省市的警察局擅自折合银元或按实物折价的罚款办法，又遭到各省市参议会的责难，没法继续行使下去。唐纵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只好采取拖延的办法，复文措辞也很含糊，只说正在拟具统一办法中，但直至全国解放始终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唐一上台就叫嚷要制定一套统一的警察法规和制度，可是人们能看到的只是制定统一的警察服装。据他说，这是由简入繁，先从仪容着手，慢慢再进一步制定一些有关根本性的条例。
唐认为他任署长后的得意之作，是举办全国警官登记和制定统一的指纹制度，以及推行警员制与修定警察法规等。但举办全国警官登记的工作搞了两年多，直到全国解放始终没有能够全部完成。许多边远省市对这个工作一直拖延未办。唐花过不少时间拟定过大量的人事调查表、编制表、警官履历表等，要求各省市警察机构填报。据在警察总署人事室工作的军统特务刘本钦、汪摄吉等告诉我，全国究竟有多少警官和警察始终弄不清楚。蒋介石几次问起这事，唐也答不出数目来，回来总是要将办理登记工作的人员斥责一顿。有次我顺便也问他这件事办得怎样，他认为很有把握把这件事办好，一两年内一定能在报上公布一个可靠的数字。但他又说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困难自然是免不了的。
他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办完全国警官人事登记后，接着便要举行警官甄别考试的工作。他说，把全国警官的人事情况摸清楚，对于军统的工作会有极大帮助。他出身于军统，如何运用特务组织去进行镇压全国人民，他是随时随地没有忘记过的。
唐纵对统一全国警察机构的指纹工作，曾请过不少所谓“专家”来研究。我当时对指纹研究工作颇有兴趣，也常常去了解一下。据说，中国警察采用指纹登记已实行了一二十年，在个别大城市的警察局里设有主管指纹的单位。由于搞指纹工作的人员，有的学德国，有的又分别学英、美、奥、法、日，都是各搞一套，因此非常混乱。往往在甲地犯过案的人，到乙地再犯案后，警员采取指纹时，因办法不一致，分类归档各有不同，调阅档案时便发生许多困难，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一些专家的研究后，决定采用统一的规定：凡采取两手十指指纹时，一律采用亨利爱德华式；采取单指指纹时，一律采用白脱里式。这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分类简便明显易于推行。过去采取指纹的纸型也很零乱，有的过简，也有的过于烦琐，这时由警察总署统一划定标准格式，分发到各省市警局实行。
唐推行警员制度，是为了运用警察来实现他的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使警察完全“特务化”。过去各大城市的警察一般都是警士待遇，素质参差不齐。有少数警士是中学程度，绝大部分只是高小、初小的文化程度。他认为要这些人担任错综复杂的反共斗争是无法胜任的，唯一办法是提高待遇才能提高质量。可是警察经费又无法增加，便只好采用裁员增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两三个警士的钱来养活一个警员。据他说，这是非常合算的事，因为一个质量好的警员，比起那些质量差的警士来，在反共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便不止可顶两三个，而是可以以一当十。
唐纵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是如何安置军统局缩编后裁汰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小特务。这一大批在抗战期中扩充组织时吸收来的小特务，既无资历又无学历，军统缩编时大都被送入军官总队收容。唐任警察署长后，又将他们大量转送到中央警官学校转业警官人员训练班去受短期的警察业务训练。这批人别的事做不来，而反共反人民却都是“老手”。唐将警士改为警员后，便毫不费力地可以把这批人安置下来，既可增加自己的力量，又可向蒋介石去讨好，因此他将这一制度一直坚持下来。不过以后解放地区一天天扩大，特务逃往后方的越来越多，也就无法安置得了。解放前我在云南，由南京派往昆明市的警员一批又一批涌来，一直没法处理。
在他的“健全警察制度，必须使警察现代化和科学化”的口号下，经费却大成问题，唯一办法是依靠中美合作所的剩余物资来装点门面。他接受毛人凤推荐原中美所主任秘书潘其武担任刑事警察处处长，主要还是看中了中美所特警班在重庆的一批刑事实验器材和上百只从美国空运来华的警犬。当时军统收下这批东西，不但没有多大用场，连警犬的喂养也感困难。郑介民和毛人凤落得做顺水人情，将这些器材和警犬一起送给了他。因此他在警察总署内增设了一个刑事实验室，由原任中美所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刘人奎任主任。军统局原有一个警犬室，主任王芝禄，有几十条警犬，毛人凤也连人带狗一起送给了唐纵。这一批器材和警犬便成了他实现科学化的“宝贝”了。他不止一次公开招待记者们去参观这些美国最新式的科学设备，吹嘘这是远东唯一的现代化装置。在召开全国警政会议时，他也亲自陪同各地赴南京开会的代表去参观这些新式刑具的表演。
中美所留下来的大批美国脚镣手铐，他也全部要了去，分发到几个大城市的刑警处，用这些东西作为镇压人民的利器。
他原来一向是崇拜德国警察制度的，抗战胜利后又改为崇拜美国。他曾准备聘请美国一个什么“犯罪学专家”为警察总署的顾问，以便更好地模仿美国的那一套。但那位“专家”对他所出的价钱不满意而不肯来，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唐纵在“不浪费一文钱”的口号下，尽力施展了他那种“小家气”的作风（这是特务们背地里这样埋怨他）。他在一般的事情上可以马虎一点，在用钱方面却非经他亲自审批不行。副署长和主任秘书可以批其他公文，却不能代他批发特别费。每天别人下班了，他还埋头坐在办公室里一件一件地批阅从几十到几百元的经费卷宗。在他身边工作的人，从来得不到他一文钱的特别照顾。他既不像戴笠那样逢年过节送特别费，更不准透支薪金，弄得许多人叫苦连天。大特务另有生财之道，一些小特务便只好与外面的特务勾结起来搞点花样来维持生活。
唐纵很少花钱请客。有次他和毛人凤两人出面请内政部次长和司长们吃饭，毛叫我完全由保密局开支。我故意说，既是两人出面请客，便得各摊一半。毛笑笑说：“你不是不知道唐先生的脾气。要他出钱的话，他会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去的。”
那次他们两人为什么要请客，说来也是一件内幕新闻。胡宗南率领大军攻下延安之后，一心想仿照卫立煌的先例，将金家寨改为立煌县的故技，希望把延安改名为“宗南县”，以显示他反共的“丰功伟绩”。胡宗南以为只要有人发起，就可以顺利实现他那幻梦。在他的授意之下，首先由陕西省参议会提了出来。他满以为陕西省政府就可决定这个问题，殊不知一个县名的更改要经过内政部办理许多手续才行。胡只能指挥陕西省政府和省参议会，却指挥不了内政部，便叫他的老婆叶霞翟和毛人凤商谈。毛认为唐当过内政部政务次长，所以请唐出面和他一起请一次客。唐对拉拢胡宗南也是很愿意的，所以立刻答应了。宴会之后，唐、毛两人从中活动，自然没有问题得到顺利解决。不过等到一切手续都快办好，只等正式公布时，而延安又被解放军收复，胡宗南部狼狈逃出延安。事后，毛人凤用非常懊丧的神情对我说：“一切都已办好，只怪胡长官太不争气，白白花费许多精力，要能再坚持一个月，不是可以‘名垂千古’了么。”
唐纵提出的“不浪用一个人”的口号，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最初由于怕别人说他滥用私人，不便把自己的堂弟唐振文留在警察总署，而介绍到交警总局去当交警总队副总队长。实际上到后来各方面介绍来的人他都得应付。俞济时一次介绍给他十多个亲戚和小同乡，指定要做大城市的警官，唐都一一予以照办。
在人事问题上，唐纵一直是弄得吃力不讨好的。特别是1947年5月间，第一批警保处长发表的时候，军统特务所占的比例很小，除云南警保处长邱开基是军统外，其余像浙江的竺鸣涛、福建的严泽元、江西的龚建勋、湖南的李树森、湖北的杨啸伊等，有的与军统有点关系，有的完全没有关系，弄得军统特务们大吵大闹，认为他当了署长忘了本。我对此也很不满意，不过表面上没有什么表示。我只把许多大特务不满意的情况告诉他，目的是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当时心情很不宁静，听完我的话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才慢腾腾地说：“大家太不谅解我。这批人是刚从中央警校高级研究班毕业的，他们当中不少是抗战时期的军长、副军长或师长，对抗战都有功劳。蒋委员长交下来要妥善安置，不给他们当处长是不行的。”稍停片刻，他又告诉我，他不会不用“老同志”，叫我尽可能向这些埋怨他的人多予解释，将来一定会轮到他们头上的。因为全国警保合并的工作还正在进行，许多省的人事还没有决定，要大家不要性急。
他为了说明他对军统特务的照顾是尽到了他的力量，举出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为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爱护“老同志”的。东方白是下班在家拜佛，上班就下令抓人杀人的一个有名的刽子手。他当了贵阳省会警察局局长后，竟听信了一个姓吴的江湖术士的话，在警察局里设了一个炼丹炉，大炼其“长生不老”的什么“仙丹”。一些善男信女，天天到警察局去找局长和吴某大谈修行炼丹等秘法。有人把这情况报告蒋介石，蒋要唐彻查此事。据唐告诉我，他认为东方白虽然有点迷信，但执行任务时还是很认真的，在镇压贵阳学生运动和搜捕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方面，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大问题。他根据这些向蒋介石报告，说东方白工作一贯认真，“成绩”不错，至于个人迷信并未影响执行任务，因此仍旧保留了他这个局长，只不过叫他不要把炼丹炉设在警察局内。接着，他加重语气说，正是因为东方白是军统的“老同志”，所以他尽力维护。他说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有些同志的行为也太有点荒唐了，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叫我也很为难，许多老同志还不能谅解我。”
自第一批警保处长发表受到军统特务的指责后，他不能不很好地考虑这个问题。许多在他身边工作的特务都表现出很明显的不满，背地里的闲话越来越多。他起先还不理会，以后有人告诉他大特务们说他只会向军统要东西，不肯用军统的人，这样下去，不如大家都弄垮台算了。他对这些激愤的言论很伤脑筋。他过去没有可靠的班底，跟他的人都指望能做大官，因此对他将各省的警保处长委派给过去与军统无关的人担任很不甘心。毛人凤派的人也从中煽动，散布流言蜚语。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后发表的警保处长中便出现大批军统老特务了。我记得的有：江苏的张达、河南的刘艺冉、河北的杨清植、甘肃的王孔安、四川的杨超群等。原来非军统的也有些换了军统，如江西换了柯建安、湖南换了李肖白。
在健全警察制度方面，他的确花了不少工夫。警察部门过去的一些法令条文，许多省市实行起来各自为政，唐对此都作了些修订。警察部门过去所没有的或不统一的东西，如警察法、警察抚恤条例、奖惩制度、退休办法等，都一一加以制定。他还选定以白色警鸽为警察的标帜，制定各种奖章。我每去警察总署的时候，经常听到或看到他介绍这些“新产品”的方案或图样。他对他的这些“成绩”很满意，总爱向比较亲近的人介绍一下。但他却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官吏，爱在报纸上大吹大擂，专做自我宣传。
他最怕见新闻记者，记者们也不易采访到警察总署的消息。当时只有军统办的大同通讯社的特务们能出入该署，所以对于这个过去主持镇压人民的大本营活动情况，报纸上公开报道的东西很少。这是由于一方面这个机关的许多措施都是与人民为敌的不便公开发表，另一方面是他怕出问题挨蒋介石的骂。他出任署长后，许多记者想找他的照片和履历去报上刊出，这在当时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但他却坚决拒绝。有次我去他家时恰有一个记者去访问，他叫副官去拒绝。我怕那个副官态度不好得罪人，便主动出去婉言答复那个记者。我回屋时，唐对我说：“我最不愿意在报上出风头，因为委员长看到了这些东西最不高兴。”听了这句话，我才明白过来。
唐纵在出任警察总署长之前，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一向还处得不错。戴笠过去与李士珍闹摩擦弄得不可开交时，他从不介入，有时还说戴对李太过分了一些。他去侍从室几年中，李还常去找他。他当上了署长以后，初时也很想避免和李发生矛盾，希望李在训练警官方面能与他很好地配合工作。他不但首先去拜访过李，同时对李也很恭维，我就看到他当着许多人称李为“老大哥”。但李士珍却并不因为唐对他的态度好，就能真正和唐合作而消除嫌怨。这主要是因为李没有将警察总署长抢到手，这一怨恨是无法解决的。李等了十多年，眼看戴笠死于非命，满以为十拿九稳可以把全国警察领导权夺到手中，连做梦也没想到唐纵把这个职位抢走了，他怎么会甘心。
最初唐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我记得他发表署长不久，我就向他提出过，要警惕李士珍这个人。他回答说：“你以为戴先生处不好的人我也会处不好？”我一听这话很不痛快，便不再作声。他又笑了笑补充说明他和李过去关系不错等一些话，好像很有信心，能把过去与军统为敌的人变成朋友。
问题很快就揭开了。不到两个月，有人告诉他，李士珍在中央警官学校内公开批评他，说他是“完全外行”，由这样的人来主持全国警政，非弄得一团糟不可。究竟为什么这么快闹翻了脸？原来，李向他推荐一批骨干想在新成立的警察总署中抢个地盘，他虽然接受了几个人，却没有全部满足李的愿望。这样一来，李就大大不满，内心愤懑，于是爆发出来。不过这还只是刚揭开的序幕，激烈紧张的“肉搏战”却还在后头。
李士珍多年来准备了一个《十年建警计划》，抢在戴笠之前送给了蒋介石，满以为抗战胜利后成立警察总署时第一任署长就会轮到他。结果署长被唐抢了。李就把他的《计划》印成小册子，向人分送。可是这个计划送到蒋处，遭到了“阅而不批”的命运，被蒋介石搁置下来。
唐针对李的计划的缺点，迎合蒋的意图另外赶制了一个《五年建警计划》。他究竟在蒋身边多年，懂得蒋的心理比李多得多。他的这一计划大受蒋的赏识，准其按计划逐步施行。不过蒋的政权寿命太短，没有等到五年已被人民赶走。
唐计划的主旨是“统一事权，加强职能”，这就和蒋介石“戡乱建国”的方针相吻合了。他计划中的“警保合一”以及运用警察力量巩固后方治安，与大城市的警管区制、警员制，使警察与特务一元化等，都是为了配合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措施。因此唐纵这个“外行”比自命“内行”的李士珍在蒋介石面前吃香得多。
为了进一步和李争夺警察教育权，唐的计划中也采用了李的一些办法，所以看起来比李的就更完善了。
唐对李的那个计划，曾用讥讽的口吻批评过，说是“书生之见”。最使李伤心的是唐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从这个计划中可以看出李大哥对教育长很有兴趣，还想再当上十年的样子。”自然，这些话很快就传到李的耳中。据说李听了气得脸色发白，大骂唐的计划是“邪门歪道”、“流氓作风”。从此以后，唐、李两人不只是互找对方工作上的毛病，而且进行人身攻击，仇恨越来越深，形同水火。不过他们在公开场合中见面的时候，彼此还是有礼貌地招呼一下，唐有时还故意表示亲热的样子。
唐李之间的第一场“肉搏战”是争夺在东北设立警官学校的领导权。先是，李士珍呈准蒋介石，在东北设立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因此，在警察总署成立之前，他就作好了种种准备，内定黄埔二期毕业的严××任分校教育长。严是他黄埔同期同队的同学，经他推荐给蒋介石，也批准了。当李士珍正在筹备的时候，唐纵给蒋介石一个报告，请求由他派人去东北主办中央警官学校分校。理由是：当时在东北设分校，不应该是去招收训练正科学生，而是将接收下来的原东北伪满洲国的警官和替日寇充当特务的汉奸们加以短期训练，利用这些有经验的人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工作。因此，必须针对当时情况，由他派人去办，才能顺利完成反共的任务。
李士珍对唐纵突然来这一手，非常愤慨。事后，许多接近李派警官的特务们告诉我说：“我们辛辛苦苦地办了十多年的警察教育，眼巴巴望到胜利，整个警察领导权都被你们拿过去了，今天连这碗办警察教育的饭都不让我们吃，未免太过分了！”
唐是了解蒋介石的，只要提出反共措施，蒋总是非常高兴采纳的，所以唐在和李争夺东北分校领导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当蒋介石正在考虑将东北分校交与唐的时候，李士珍以辞去中央警校教育长的职务来要挟。蒋介石考虑到要保留这个忠实为他培养爪牙的走狗，才决定仍将东北分校交给李去办。
有天，蒋把唐找去，说明改变决定的经过和原因。唐满口答应。其实当时他要办的事还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争权，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李来一个下马威，给点颜色让李看看。
第二个回合是唐李抢夺国境警察局领导权的问题。在蒋介石统治前期，边区几省一向由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权力达不到这些边区，因此没有设立国境警察机构。抗战后期，这些边区逐渐由蒋介石掌握，胜利后军统便想将国境警察局掌握起来。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计划》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戴笠死后，毛人凤一度准备抢夺这一机构，因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无意再提这事。1947年春，唐向内政部正式提出，请求成立八个国境警察局：西南边境四个，分设于云南、广西境内；西北四个，分设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国境警察局，组织规模都很庞大，拟定的编制每个局都有警官百余人、警察几千名。
李士珍知道唐纵提出的计划后，立刻集中力量来抢夺。他倡言，训练国境警察局的警官，应由中央警校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班来进行国境警察业务训练，等这批警官毕业以后，才能成立国境警察局。他认为，以现有人员仓促组成，不但不能完成任务，还会弄得笑话百出，有辱国体，不如暂时维持现状。他振振有词地扬言，应以国家主权和声威为重，反对草率从事。李士珍的这个建议，当时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连立法院也同意先训练出一批人员才能设置这种机构。
李士珍向内政部提出的报告，唐纵第二天就完全了解。他立刻针对李的意见又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从速成立国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当时一心在搞他的反共军事部署，便将这个问题交内政部处理，并指示：将来成立国境警察局应由内政部直辖，不归警察总署领导；训练国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央警官学校主办。
在这一回合中，唐没有得势。后来内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只派一两个不重要的人去参加。他曾很气愤地说：“我们争不到手，他（指李）也不会有希望。大家都不搞算了！”就这样，直到全国解放，这个酝酿了两年多的国境警察局始终没有成立起来。
第三个回合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唐纵在前两次的争夺中没有取得胜利，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权与李士珍为难。他对李派人员借故更换了不少，或不再派充重要领导工作。李士珍为此向蒋介石“告状”。蒋找唐问话，唐的答复是：这些过去一向干军事工作的人，只经过短期的警察训练，担负起一省的责任不太适宜，还得多留在总署见习。
李士珍在训练警务人员时，要求受训人员都要参加他所领导的中华警察学术研究会，结业后参加中央警校同学会。李一直想运用这两个组织来和军统争夺警察领导权。
唐纵针对李的这套手法，运用他的职权对这些人员都亲自进行一番拉拢活动。他在警察总署召集他们座谈，照例还请他们吃饭，并送给每人一张他自己穿最高警官制服的照片和一笔特别费。警察总署人事室在分发这些人去各地工作时，还叮嘱他们要参加当地的中国警察学会，并说明这个学会是由唐亲自领导的。
唐纵好几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对我说过，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培训的人，他只花半天的工夫就轻轻地拉过来了。这些人见到我时往往说：“唐先生请吃饭，还送我们一笔特别费，真是好不容易的事情。要不是李士珍和他闹摩擦，我们怎么能得到双份特别费。”的确是这样，唐纵花这笔钱是有些心痛的，他那“不浪费一文钱”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用的。
与此同时，唐纵还在全国警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设立一所警察学校，每县设警察教练所，由各省自己训练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学校代办。最使李士珍不满的是唐纵还要在南京设立一所首都警察学院，培植高一级的警官。这样一来，中央警官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李士珍派的人透露，李得到这一消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向部下发牢骚说，他对这个教育长职务并不看重，早就准备辞职不干，是蒋介石坚决挽留，他才留下来。现在唐纵既这样对付他，他反而要再干下去，不能让唐的如意算盘得逞，要使唐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全国解放，唐李双方斗法相持不下，最后唐把这个计划卷起带到台湾。可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却并不因为全国解放无容身之地而有所缓和，到了台湾还是继续斗争下去。据说唐在老蒋与小蒋的支持下，力量一天天发展，李被赶出了中央警官学校，由唐推荐军统特务乐干当了教育长，结束了李唐之间多年来的这一场斗争。
唐任署长后，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由宪兵中的元老韩文焕抢去了。蒋介石驭人的一贯手法，是有意识地丢出几根骨头让走狗们争来夺去，使这些人为他拼命卖命。他虽以军统头子唐纵当警察总署长，却并不将警察大权全都交给唐。
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蒋介石手下有名的杀人刽子手谷正伦（绰号谷屠夫，任宪兵司令多年，杀人以万计）极力向蒋介石推荐而抢到这个肥差的。韩自恃有宪兵作后盾，自己又是“老资格”，加上与李士珍有勾结，便想把首都警察厅里的人事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挤厅内的军统分子，因此与唐纵不断发生摩擦。
唐表面上虽不主张马上向韩开火，内心里却是很讨厌韩的。警察总署发出的命令，韩有时敷衍一下，有时就干脆搁下不理。有次唐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唐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的答复使唐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的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拨，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拨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就不送。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唐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其实，送文簿登记的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知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唐总认为韩目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把首都警察厅夺过来。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大概由1947年夏天开始，唐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他自己并不直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凤帮助他；发动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几个月工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轻易地抢了过去。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个人，果然一保就准。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宪兵方面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长了首都警察厅长。黄对唐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唐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韩文焕下台后，特务们便怂恿唐，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蒋介石批准后，特务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和毛人凤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但中国人民却把他赶出了大陆。
我于1948年5月去昆明，年底到南京公干，再次见到唐的时候，仅隔数月，他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惶惶，大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的老婆一见到我就谈起这个问题，她很不满意唐还在故作镇静不送她和孩子们走。我问唐为什么还不送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迟早是要送走的。我们都得走的。”接着他和我谈到当时的局势，认为很难乐观。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同我当时接触的一些反动头子的看法不相同。他告诉我：“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他叫我注意防止发生这类事情，对从云南逃往香港的大官们的行动随时报告，同时又危言耸听地警告我说：“共产党只有对干特务工作的人不肯要，而且始终是仇恨万分，非置之死地不可。”那天我和他谈得很久，他整个谈话都充满着悲观情绪。那次以后，我再没有看到他。
全国解放后，唐在台湾仍是一帆风顺。据说已成了蒋经国手下的得力助手，在报上看到他当了多年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书记长。在过去军统的几个大特务头子中，只有他还活着在干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1] 本书首版付印前唐已在台湾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