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经过（1/1）
1948年7月15日，昆明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开枪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学生300余人，囚禁三个多月。我当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是这一血案的主谋凶犯之一。想起往日这一滔天罪行，至今犹愧悔交集！现将当日事件发生情况，就个人所知记述于下。
抗战胜利后，昆明学生爱国运动极为高涨，经常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对国民党政府种种反动措施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之深为厌恶，并经常进行残酷的血腥镇压，但不仅不能制止，反而愈来愈烈。我刚调任云南站长不久，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便告诉我当时云南许多情况。他认为最感棘手的是没有办法对付学生，因为轻不得重不得，轻了学生不怕，重了又怕引起各方面的反感。他当时最不满意的是云南的行政当局不能和他很好地配合一致，设法对付学生。他埋怨省政府教育厅不尽职，埋怨省主席卢汉拉后腿，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云南的学潮镇压不下去。他很希望云南站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从内部去进行破坏活动，设法掌握学联组织，侦察出学联组织中与中共有关系的人来。他认为每次学潮都是由于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指使，否则不可能那样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动员起来；如果纯粹是一些学生闹闹事，他不会对付不了。因此，他认为云南站的主要活动是弄清这些关系，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只要逮捕少数与中共有关的领导人，并进一步破获云南的中共地下组织，便可彻底解决问题。
我当时也很同意他这种办法，便着手加强云南站的学运工作。在这期间，云南站只有学运指导员杨文智和昆明组在云大政治系的职业特务学生张发顺两人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杨文智一向只从几个学校的教职员方面去了解一般情况，我便指示他一定要通过教职员的关系，在几个经常闹事的学校中直接去发展一批学生，并利用学校中担任事务方面工作的职员和工人去注意学生的行动，并趁学生上课时暗中搜查学生的寝室，以便多方面去找寻线索。张发顺在云大读书，只靠个人去活动，我便指示他要多利用同乡和要好的同学等组织一些读书会等小组织，吸收可靠的同学正式参加特务组织，由云南站给以津贴，不要像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稽查处的特务那样，专门注意那些闹得最凶、喊得最起劲的“猛张飞”，而要特别注意那些平日不大作声而专门指使“猛张飞”的“诸葛亮”。
在这同时，我规定昆明组的重点工作要摆在学运方面，除了组长罗若维应直接利用亲友和旧同学等关系在各学校发展线索外，还指定一个女组员王金林专搞学运活动。此外，对云南站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昆明市警察局几个接近学校区的分局，也给予了加强这方面工作的任务；特别对警察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周伯先，叫他利用该大队组织的篮球队、排球队等体育组织去拉拢一批学生，来替刑警大队搞学运活动。通过这些新的布置，云南站的学运情报在数量质量上虽有所提高，但对学潮的控制和侦破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线索，始终没有办法。
6月，昆明学生又集合3万多人举行了一次反美扶日的大游行。游行完毕后，学生们还齐集在昆明美国领事馆前面草坪上进行示威，高呼口号，并向美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吓得美国领事馆的人员紧闭铁门，不敢出面答话。学生们还把中英文的标语贴在领事馆大门外面。何绍周派出大批军警，也无法把学生驱散。
当天晚上，何绍周找我们去他家开会，到会的人有昆明警察局长王巍、宪兵十三团团长彭晋仁、警备总部稽查处长阮更生、情报处长刘剑义、政工处长刘善述等人。何绍周听取了几个人关于当天学生游行情况的报告后，非常生气地说：“真丢脸！我们这么多的人都不能制止这次游行。你们知不知道学生向美国领事馆提抗议，美国人却向我提抗议，这等于打了我一记耳光一样难受。”
会后，其他的几个人都走了，何绍周又特别叫我留下来和他商量一下，我们研究了如何把这个问题提到云南省特种会报上去讨论，迫使云南的国民党省党部与省政府和我们步调一致地参加武装镇压昆明学潮，免得到时有人拉后腿或从旁说风凉话。因为学生的家长们大都与当时云南党政军当局的人有往来，怕有人碍于情面，反对用武力镇压。何绍周觉得如不给学生一点颜色看看，就不能平安无事地过下去。我当时也感到采用武力镇压与从内部去破坏同时并举，对消除昆明学潮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也赞成采取一致行动来一次大的镇压。
云南省的特种会报，由于主持召集的省主席卢汉一向不大感兴趣，所以过去起的作用不很大，但每月或隔一个月总还得召开一次。7月初，我接到卢汉用化名通知的开会信以后，便先和何绍周商谈，决定要在这次会上提出用武力镇压学潮的问题，请何首先主动提出来谈。他也认为正是时候，应当不放过这一机会。
这次到会的人，有卢汉和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民政厅长杨文清、教育厅长王政、建设厅长陇体要、警务处长李毓桢，以及何绍周和他的副总司令兼参谋长马瑛、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中统局云南负责人查宗藩和我，共十余人。开会时除照例传达了国民党中央特种会报的指示文电外，便对当前云南方面的问题提出报告和进行讨论。
恰好那次中央特种会报的文电中提到应防止各地学潮的一些有关问题。何绍周便把最近学生反美大游行及在美国领事馆门前示威情况作了一番报告，说：“为了防止今后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应当对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菁中学等学校进行一次搜捕。”他再三强调这次学潮不单纯是学生闹事的问题，肯定背后有共产党在操纵指使；如不及时制止，将来随时可能发展成为学生在城市的暴动行为。
在何绍周这番危言耸听的发言之后，参加开会的人都表示同意来一次有计划的搜捕，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学潮给予有力的打击。特别是教育厅长王政更感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好办法。因为何绍周在发言中对教育厅进行了指责，认为主持教育的部门太不负责，越来越放纵学生。最后何绍周自告奋勇，表示愿意由他负责来主持这一工作，请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以及中统局、保密局等单位进行协助。
大约是7月8日或9日上午，何绍周邀我去警备总部参加他们的会议。这次到会的有警察局长、宪兵团长和警备总部各处处长。何在会上报告了最近昆明学潮情况，说明特种会报上同意由他负责主持对学生进行一次搜捕，他要求各有关单位立刻提供搜捕的黑名单。会议的第二天，我便把云南站掌握的几个学校中一些学生活动的情况和学联会负责人名单等送给了他。10日下午，他又要我去他家中商谈了有关搜捕的问题，并决定在11日晚间即开始行动，他还要求我随时向他提供有关材料。
11日下午，何绍周集合了稽查处、刑警大队的便衣特务和宪兵两个连，警察局保警大队两个中队，与总部特务营一个连的武装部队，于晚间10时后将云南大学和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包围，逮捕了30多名学生送到总部军法处看守所，由军法处长丁龙恺亲自连夜进行审讯。这次突如其来的搜捕，使学生们在半夜里被惊醒，来不及抵抗，但除了平日一些表现最积极的学生被捕以外，昆明学联方面一些重要负责人却没有捕到，也没有搜到重要的文件。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何询问情况，他认为不能令人满意，准备再进行一次细致点的搜捕。
警备总部于深夜逮捕大批学生的消息，很快地在昆明传开了。被捕学生的家长和许多学校的学生立刻组织起来，向各方面呼吁救援被捕的学生。省参议会也召开临时会议，希望早日把问题弄清，将无辜被捕的学生立即释放，以免引起民愤。何绍周不但不理会这些，还坚持要继续进行镇压。
从12日开始，各校学生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警再来搜捕，便纷纷向云南大学集中，夜间轮流派人担任警戒，把四面围墙缺口加固起来，并将大门堵塞，以进行自卫。当时虽然内外隔绝，而集结在云南大学的上万学生的活动情况，却随时从一些担任事务工作的职工那里传到特务耳中。这时学生们情绪极为激昂，对反动当局的迫害更为愤恨。他们整天在校园里进行各种反抗国民党的活动，愤怒的诗歌、抗议的文章贴满了学校，慷慨激昂的歌声隔垣可闻。
何绍周接到这一类情况的报告后，诬称这是学生要在昆明进行大暴动的准备，非以更大力量来对付不能压平反抗的风潮。14日下午，何绍周集结了他在昆明所能调动的武装军、警、宪和特务，准备一鼓攻入云大，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搜捕，把集结的学生全部驱散。当晚，我陪着何绍周坐在警备总部听消息。何对这些学生感到太伤脑筋，他大骂国民党主办教育的人都是草包，培养出学生来反对自己。他要建议把这些学校停办，以免被共产党来利用。
这次进攻云南大学是在深夜，我没有亲自看到，只从电话中听到情况。当大批军警到达学校附近时，被值夜担任警戒的学生发觉，立刻敲打警报钟，学生们从睡梦中惊醒，奋起抵抗。这些手无寸铁的大中学生被军警的枪托棍棒猛烈敲打，抵挡不住，很快就被军警冲入校门。学生边打边退，大部分被从四面八方的围墙上爬进去的反动军警隔离开来。部分学生退到教室、宿舍、食堂等处后，被分别监视住。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一直退到云大最大的一所房子会泽院，始终坚持抵抗，大批军警就把这所大楼重重包围起来。
天刚黎明，我正和何绍周在进早点，突然听到一阵枪声。何急忙叫副官打电话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会儿便接到回答：因为学生从楼下退上二楼时用砖瓦等还击，所以军警开枪威吓。我急于想了解情况，便匆忙赶去现场。我在云大附近的几条马路上，看到全副武装的军警林立，交通断绝。围观的行人有近千人，其中不少学生的家长想进学校去看自己的子女，均被阻挡不许进入。一些老年人在痛哭呼号，处处充满群众愤怒的声音。
我到会泽院大楼前面时，看到警察局长王巍、警备总部稽查处长阮更生和刘剑义、刘善述等正在指挥着军警向大楼上的学生进攻。这时还有300多名学生从楼下一直退到四楼顶上，并把楼梯拆毁，坚决不肯下来。
何绍周接到报告，立刻亲自赶到。他问了一下情况后，便叫另想办法对付。我当时向他建议，让学生们的家长进来叫他们下来。他同意这一办法，便放进了一大群等在学校门口的学生家长。这些老人们用哭颤的声音叫着自己子女的名字，但是没有一个学生答应，喊了一小时左右，没有一个学生下来。何绍周叫警察局长王巍用白布写上“自动下楼来的概不追究”几个大字举向四楼，并把消防队救火车上的云梯升向四楼楼顶，准备强行突入。学生不但不下来，还把四楼平顶的石栏拆掉，捡起砖块向下面砸来。他们发现何绍周之后，便把砖块朝何的身上砸去。有一块砖头砸在何的左手上，王巍赶忙将一个消防警官戴的钢盔帽摘下来给何戴上，并把何护送到大楼二楼去休息。何便命令军警向学生开枪。
这时，师范学院查院长、云大校长熊庆来和其他几个中学的负责人都纷纷赶到，一致要求不要对学生们采用这种办法，各学校负责人愿意设法解决。何绍周气势汹汹地说：“你们有办法马上把他们都叫下来吗？”各学校负责人看到他这样蛮不讲理，谁也不敢保证能做到，都不再做声。何便命令王巍、彭晋仁等立刻把被分隔在教室、宿舍、饭厅等处的学生先行清理，把要逮捕的昆明学联的领导人和各校学联的负责人清出来先带走，其余一律驱逐出学校；对不下楼的300多名学生则留一部分宪警继续包围，看他们能够坚持多久。
何绍周离去之后，宪警和特务在清理被分别围隔在各处的学生时，清了大半天也找不出几个黑名单中的人来。因当时学联方面一些骨干分子大多逃到四楼，加上学生们彼此掩护，不肯讲出来，只有少数平日为特务们认识的被当场指出后抓起来，其余便都赶出了学校。在被捕学生中，我记得姓名的有温宗江、白明顺、王友珍、傅金德、董德平、金维和等。
同日，围攻南菁中学的宪兵，企图从围墙上爬进学校办公大楼，因学生已有防备，未能得逞。宪兵便用楼梯从四面窗口爬入，又被学生将窗口堵住。有四名宪兵爬上屋顶，准备揭开瓦片进入楼内，其中一名宪兵不慎失足，从屋顶跌了下来，当即毙命。宪兵团长见跌死了宪兵，就下令开枪，对学生进行威胁，但学生仍坚持斗争。第二天，大批宪兵从四面八方冲上去，将学生打伤几十人，逮捕了30多人，后与在云大逮捕的学生一同关在南菁中学进行“管训”。
事件发生之后，整个昆明都为之骚动，弄得全城不安，人们对国民党当局用这种血腥手段对付爱国学生愤恨达于极点，到处听到“救救孩子”的声音。一些被围困在云南大学四楼的学生的家长，日夜在学校门外痛哭呼号，到处托人求情，探听情况。一些进步报刊也纷纷提出指责。何绍周却仍旧坚持非把为首的学生逮捕起来不可。
双方坚持到16日仍无结果。我在这天又到云大去看过一次，学生们虽被围困在楼顶一天没有吃东西，但仍然在四周派人监视着宪警的行动，防止他们爬上楼去。我正在和王巍、刘善述、阮更生等研究对策时，发现学生从楼上泼水下来。我知道一两天不吃东西可以支持下去，如果不饮水则不易支持，便提议如要迫使学生下来，应当断绝自来水的供应。大家一听很同意，王巍便叫消防警察把通向楼顶的自来水管关闭。一会儿果然听到了楼顶传来的喧哗声：“水没有了！水没有了！”可是这一狠毒的办法，同样没有收到效果，还是没有人下来，又这样过去了一天一夜。
17日上午，云南省主席卢汉亲自到云南大学，在楼下架设起扩音器，向被围困的学生们用亲切关怀的口吻劝慰，要他们不要再这样坚持下去。学生们听到卢的声音，都集到大楼边上静听。最后卢提出保证，不惩办他们，并说这样坚持下去对他们不利；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由于不听劝告而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卢讲完话后，又再三喊学生们马上下来。我这时也赶到了。卢看到学生们仍没有表示，便再次恳切地说了一番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你们再不听我的话，我就不管你们了！”他说完便离开扩音器准备上车。
这时学生中发出了喊声：“主席不要走，我们下来！我们听你的话！”卢听到喊声，又转身站在楼下。这时通向四楼被堵塞住的楼门打开了，守在下边的警察也大叫“下来了”！卢便站在楼下，看着学生们鱼贯而下。其中一些轻伤的由同学们扶着，重伤的则背着抬着才能下楼。卢吩咐王巍和学校当局赶快给学生们准备早餐茶水，并叮嘱把重伤的先送医院，轻伤的要上药包扎。有些被枪伤的学生虽然用衣服包裹着伤口，但仍在流血，衣裤上都染满了血迹。他们下来后，在几个教室中分开休息，个个疲惫不堪。
我和王巍等爬上四楼，看到还有几包大米。从这一情况看来，如果卢汉不出面叫他们下来，他们还会坚持几天。卢刚一走，何绍周便赶来。他看到我，便气冲冲地说：“他（指卢汉）专充好人，叫我们来当恶人。我是不怕什么，他答应不追究，没有这样便宜，还得想办法彻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当天下午，何绍周下令把这批学生用卡车送往南菁中学软禁起来，对外则用“暑期集训”的名义。他指定政工处长刘善述负责主持，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并着重进行法西斯毒化教育，一面用相互揭发和收买利用的办法来清查进步学生。他企图将昆明学联一些领导人的背景弄清楚，以期达到破坏中共在云南的地下组织的目的。因此在这个变相的集中营里，经常以开谈会的方式来进行检举和清查。保密局、中统局、警备总部、宪兵、警察等特务机关，更不停地派人去活动。但据当时保密局云南站学运指导员杨文智和昆明组的特务们的报告说，学生们团结相当紧密，很不容易达到进一步破获中共组织的目的。何绍周对此也很灰心，加上十几个负重伤的学生先后又死去几个，各方面对他的责难迫使他不得不放弃长期拘禁这批学生的阴谋，而实行三个月的“集训”之后，便宣告结束。这一野蛮镇压昆明学生爱国运动的血案，除了引起广大人民更加激愤之外，反动当局则一无所获，只得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