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将军被囚禁时的情况（1/1）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立即背信弃义，对在西安所作的一切诺言，马上不认账。他对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恨之入骨，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全国人民面前又不便立即动手，只好暂时忍恨心头。他除了迫使杨虎城将军出国，暂去此眼中钉外，对张学良将军则以“劫持统帅”罪名，公开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交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负责看管。
张学良与杨虎城
张学良被囚禁后，最初一段情况我了解得不详，只知道抗日战争发生以前，张将军被囚禁在蒋介石家乡奉化县的雪窦寺。当时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副队长许建业率领特务30余名，担任内部看守工作，另外蒋介石还派了一连宪兵，负责担任外围警戒，相互配合，并相互牵制，以防发生意外。
抗日战争发生前夕，张将军才离开奉化，先后在南昌及湖南益阳桃花坪和湖南沅陵凤凰山等处囚禁了一个时期，到1939年才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与杨虎城将军被囚禁的息烽玄天洞相隔不远，是邻接的县份。戴笠为了便于警卫，还特别推荐军统大特务李毓桢去当修文县县长。戴自己每年总要抽时间去看看，并亲自指示部署内外层警卫工作。他规定，白天负责内部警戒的特务，站在离张将军住房十丈左右的周围，晚间则移到寝室窗外和门口；外围宪兵白天岗哨较远，夜间则移到特务们白天站的地方。在通往阳明洞的附近道路上，他还另外派有岗哨，不许来往行人接近这个地方。
当时戴笠对张将军比对杨将军在生活照顾上要好得多。因为一方面念在“西安事变”时，他和宋子文等去西安时，张没有为难他，并把他和蒋介石一同释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张和宋子文私交甚深，很多地方看在宋的关系上，所以张在生活方面比较受到优待。
约在1942年前后，国民党兵工署在贵州桐梓县一个天然大山洞内修建了一所兵工厂。这个厂占地很广，后面有一个近百亩大的蓄水池，是兵工厂发电用的。兵工厂仿照西湖式样在池中布置了三潭映月，池边桃柳相间。洞的附近，天然风景很好，特别是警戒方面很森严，交通也比修文阳明洞方便，汽车可以开进里面，不像修文阳明洞那样下汽车还得走很长一段山路。戴笠认为这个地方囚禁张将军最为适宜，得到蒋介石批准后，便向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了蓄水池的一部分地区，修建了一排七间的一座平房，作为张将军和特务队队长的住房。这所房子，左边三间是张将军住的地方，从中间进去三间相连，靠南端的一间是寝室，中间是书房，外边一间是客室；右边三间是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办公室和家眷住处，中间的房子作为吃饭的地方。另外在这所房子的左右及后面均修建有便衣警卫与宪兵住的房屋和一些岗哨亭。
张学良
张将军迁到这里后，一直住到1946年下半年才离开。在这几年中，我因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处处长的关系，戴笠经常派我送东西给张将军，所以对这一时期的情况了解较多。当时，陪伴张将军的是他的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即赵四小姐，多年来所有的人都叫她四小姐），两人每年轮流一次，到期换班去美国休息。于凤至于1943年去美国以后没再回来，赵四小姐便一直陪伴下去。
原先还有一个专门陪伴张将军的副官，姓名已忘记。这人随张多年，自张被囚禁后，他的行动也同时失去自由。有次他坚持要走，张答应了他。他便提着行李真打算离开，刚走出不远，特务队长刘乙光便带着特务赶上去把他扣押起来，立即打电报向戴笠请示，结果被送到军统息烽监狱囚禁起来，因怕他走漏消息，一直不释放。以后息烽监狱结束，他和一些政治犯一同被送到重庆白公馆继续囚禁。重庆解放前，毛人凤在重庆主持的震惊世界的“一一二七”中美所大屠杀案中，这人也一同被杀害。
另外有一个张将军的女佣人，一直跟随着张不舍得离开。这位老奶奶经常和我们谈起，她是受到老帅的嘱托，叫她好好照应少帅的，随便张去什么地方，她都要跟着去。还有一个照料张将军生活几十年的老家人，他经常爱和老年女佣人一同对我们谈张将军少年时的故事。有一次，张悄悄地站在背后，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这个老家人立即肃然敬立，不敢再谈下去。张这时往往和我们挤在一条凳子上坐下来，要他继续再讲，并说：“你们爱听，我也喜欢听，说下去吧！”
看守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刘乙光，也始终没有更换过。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他看守张十多年，从少校队长一直升到了少将队长。副队长许建业是江西人，在抗战开始不久调走，以后没有再设副队长。这个特务队除队长外，设有一个事务员，一个会计和一个同济医学院未毕业的学生充当张的医生。队里配备有一部小型无线电台，一个报务员兼做译电工作；还有一部小汽车，一名司机。特务队员虽常有调动，数目总保持在30名左右，系尉官级待遇，其中只有三个校官级的小队长。看守工作分三班制，每班八小时，日夜轮流调换。
张将军被囚禁期间，戴笠每年总要去看他一两次，去时总得带一些日用品和食物送他。另外蒋介石还叫东北籍参政员莫德惠去看过张两三次。莫德惠去时，总是由蒋介石通知戴笠，戴派军统人事处长李肖白（以后李调军委会办公厅特检处处长）陪同一道前往，每去住两三天便回来。
张将军平日对看守的特务绝口不谈“西安事变”的情况，别人也不便问他。他也从不在特务们面前发牢骚和说不满蒋介石的话，因为他很聪明机警，懂得看守他的特务们都负有双层使命，一面看守他，一面要了解他的思想活动情况。他知道向这些人说话不当心，只有更引起蒋介石对他的仇恨，更不会释放他。可是每当蒋介石叫莫德惠去看他时，他才把一些藏在心里的话倾诉出来，往往谈到半夜不停，总希望能在抗日战争期间让他能为祖国尽一点力量。但莫德惠每去总只能安慰他一下，因蒋介石一直没有准备释放他的表示。在这一段时间中，他心情烦躁时，经常发脾气，刘乙光总是马上打电报向戴笠报告。戴笠知道后有时自己抽时间去看看，有时便写封亲笔信派我或其他的人送点东西给他。我去看他时，他也从不谈政治方面的问题。他是一个常识丰富而又健谈的人，一开起口来便滔滔不绝，没有别人说话的余地。他懂得的事很多，开汽车、驾飞机等样样内行，但他常常感到不足的是只会开汽车而不会修理汽车。
我们当时都了解他的心情，从不去问他过去在东北和西北时的情况，其他的事则可毫无顾忌地随便和他扯谈，他总是有问有答。我过去多年一直认为张和胡蝶有过一段关系。我为了满足自己这一好奇心，曾分别当面问过胡蝶，也问过张。我记得有次戴笠派我送东西给张之前，先找我去杨家山公馆吃午饭，在座只有戴笠和胡蝶。我在饭后趁戴笠去接电话时，问胡蝶有没有信和东西一起带去给张。胡似想说又不想说，只把头摇了两下。我便说，过去外面很多人传说你和张很要好，为什么不带点东西去？她便追问我是什么人说的？我说：“有诗为证。”她听了只抿着嘴笑。这时戴笠正走进来，胡便把这事告诉他。戴笠听了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就喜欢相信这些东西。”但我却并不因此而不相信，我到桐梓见了张将军后，又找了一个机会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将军对此矢口否认他与胡有过什么关系。他说那时实在很忙，只在一次舞会上见过胡蝶，而绝对没有与胡往来，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他一再说外面谣言不可轻信，并且要我问赵四小姐，证实这一问题。我相信张将军的话是真的，也没有再去问赵四小姐。而胡蝶对此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恐怕是为了抬高自己身价而故意让人去猜疑。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花费时间最多的事，是专心研究明史。他在这方面不但搜集了不少资料，同时也颇有心得，作了不少笔记，赵四小姐便为他整理和抄整这些东西。当时他需要有关材料，戴笠总是尽可能满足他。张将军于1945年对我说，他搜集到的野史和民间传说手抄本之类的东西相当多。他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他希望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家经常和他去谈谈。刘乙光得到戴笠的暗示，推说不易办到，他便没有正式提出请求，而只向我说过，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和这方面的专家们多多接触。
张将军在被囚禁期间身体长得很胖，行走起来都不大方便，并且有高血压的毛病。他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只二三百公尺，还只限于白天，黄昏以后便不能走出来。军统特务的警戒范围之外，便是宪兵连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彼此均可相望的包围着。他不经特务队队长亲自陪同是不能越过这个范围的。他当时的唯一乐趣是每天到他住房对面的蓄水池去钓鱼。只要天不下雨，他总是一早起身，邀同刘乙光一道，坐着一只四方形的小木舟，撑到水池中央一个凸起的沙洲上，这里四面环水，平日没有人能上去。这个沙洲上面有两个用包谷秆搭成的人字形小棚，他和刘两人各据一个，临流把钓，有时整天，有时半天，总是乐此不倦。他使用的钓鱼竿有宋子文送给他的一根美国制的车钓，可以钓起几斤重的大鱼，有由他自己用竹子做成钓鲫鱼的和钓水面游鱼的小钓竿。在他住的房子后面经常可以看到他把一根根生长得不很直的老竹子，用大石块拴住一端，另一端挂在房檐下，让它慢慢地垂直起来。他虽爱钓鱼，但对吃鱼却没有多大兴趣。
当时他很希望有客人去看他，一听到汽车声音驶进他住的区域，总急着想出去欢迎。他和赵四小姐都爱吃斑鸠。我因喜爱打猎，每去必带些野味和斑鸠送他。如在秋冬间，我去时还和刘乙光一同邀他到附近去打猎。他跟我们出去时非常高兴，总是自己背一个水壶，拿一支手杖，跟着一道跑一阵。他很知趣，从来不要求自己打枪，而只抢着拿打到的野物，很高兴地提着回来。
张学良将军当时所吃所用的东西都不缺少，因有他夫人从美国带回大批东西，宋子文、戴笠又经常送他东西。他自己有钱，一些不能报销的费用，他总是自己支付。给他做饭的厨师，不但中菜做得好，也能做几道西菜西点和面包。每餐饭后，经常可以吃些水果、咖啡。在这方面，他比杨虎城将军好得多。杨将军常为了吃不到白面馍而生气，他却有吃不完的东西。他在这方面也从来没有过不满意的表示。晚上张将军的消遣办法是和看守的特务们打小牌。他很懂得特务们的心理，输多了怕引起误会，以为是变相收买他们，因此每次输赢总是只有两三块银元上下的钱。
抗战胜利以后，张将军心情表现得有些烦躁不安起来。当时外间又流传：他在关满了十年的时候，曾把他在瑞士所买的一只阿米茄表厂制造的百年纪念表送给蒋介石，暗示时间已经到了，希望蒋介石能守信用，十年期满应当释放他，但蒋介石没有理会，还是把他继续囚禁下去。
1946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去桐梓看他时，他却对我有点发牢骚了。我当时是顺便去看他，并告诉了他戴笠死时的情况。他听了以后，说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结束关门了，他却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离开？他还说，八年抗战中，他是一个军人，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很感惭愧，现在已被人遗忘了。这一类话，他平日是不大肯说的，不知什么原因他那次却谈了许多。我知道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更不会因他已被囚满十年而准备释放他。恰恰相反，还正在为他准备继续囚禁的地方。后来据当时任过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告诉我，蒋介石曾叫他在江西兴国县阳明洞修建了一些房屋，原来说是为蒋介石自己准备的。这处房屋修成以后，有次蒋介石带着王陵基亲自去看过一次，才知道是为囚禁张学良用的。所以抗战胜利后张还住在桐梓，是因为江西的房子还未修好。蒋介石看中兴国县阳明洞这个地方，不但是因为地方偏僻便于警戒，主要的是希望张学良能够在荒凉的小城中安心居留下来，学学王阳明，专心治学，不问朝廷大事，所以在贵州给他住修文的阳明洞，胜利后又叫他住兴国的阳明洞，便是这个原因。
以后蒋介石到台湾，看到台北草山温泉区比兴国更理想，所以在1946年秋叫毛人凤把张将军从桐梓接到重庆，先住在磁器口中美所内戴笠在抗战时期借口为蒋介石避空袭所修建的松林坡公馆内，约住了半月左右。当时在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分团主任的李觉和军统结束办事处主任张严佛、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等都常去看他，并陪他打湖南纸牌消遣。我当时奉毛人凤命令从南京赶到重庆照料张，并为他交涉飞往台湾的专机。我们当初还瞒着张将军，没有告诉他要去台湾，只说先到重庆等候消息。他很高兴，以为这次不成问题会释放他，不但十年期满，而且抗战已取得胜利，决不会再有问题。
我记得他到松林坡公馆第一次进餐时，刘乙光全家都和我们一起陪他吃饭。刘乙光的两个小孩把吃剩的骨头向地下吐，他看了连忙笑着说：“这样不行。这不比过去我们住在乡下，以后要留心些，将来我们住的地方都会有这样漂亮的地毯，可不能再随便向地下吐东西了！”可见他当时的估计是非常乐观，没有想到当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才突然宣布要送他去台湾而不是去南京。他当时听了不但很生气地把手用力向桌上拍一下，也表现出很难过的心情，把牙齿咬得紧紧的。
我们过去一向称呼张将军为“副座”，因他当过蒋介石的副委员长和鄂豫皖三省“剿总”副总司令等职。他过去对这一称呼从不拒绝，但那次当刘乙光在答复他的询问时说了一句“报告副座”，他马上说：“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当时他虽然气愤极了，但他知道与看守人员争吵和发脾气，是没有什么用处，也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说完这话便像发痴一样睁大眼睛呆坐了一会儿，极力压制住冲动的感情。随后，他表示同意去台湾，要刘乙光回电南京毛人凤。他走回自己房间向赵一荻谈起这事时，声音还有点气得发抖。当我们送他上飞机时，他和赵一荻强装笑脸和我们握别之后，便满怀悲愤默默地走上了飞机。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横征暴敛发动武装起义时，台湾情况混乱。蒋介石立即指示毛人凤，如果有人企图劫走张学良的时候，便要刘乙光一面竭力抵抗不使劫走，一面先将张学良击毙，务必不使张被劫或趁混乱时逃走。过去配属在看守张将军特务队的电台，一向是每周通报一两次，而在台湾事变发生时，毛人凤便规定每天除向南京报告三次情况外，紧急时随时可以叫通。南京总台指定专机日夜不停地收听台湾的呼叫，随时可以取得联系，毛人凤也经常向蒋介石报告。据以后我所了解，当时蒋介石巴不得有人去草山温泉放几枪，好借这一机会把张学良打死，自己可以不负责任。但附近的高山族人，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向这个地区进攻，张将军的性命才得以保留下来。1949年10月间，毛人凤在重庆奉蒋介石命令杀了杨虎城将军以后到了昆明时，我还问过他关于张将军的情况。毛人凤告诉我，张仍住在草山。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张将军的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