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1/1）
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军统一直特别重视上海地区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共中央曾设在上海，从这里领导全国的党组织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斗争；其次是由于各民主党派与进步社团以及反蒋人士等，利用上海租界为掩护，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反蒋活动。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所交给的两大任务，一是反共，一是排除异己，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
我于1932年离开学校参加军统即在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区的交通、情报组长、助理书记，又兼任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及行动组长等职，直到1937年抗战发生后上海撤退时才离开。因此我对军统这几年在上海的组织人事及各种罪恶活动有相当了解，而且不少是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军统在这一段时期中在上海的活动表现得最凶狠残暴，戴笠也由于这一时期在上海有过不少“成绩”而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1932年4月1日复兴社特务处（对外又称军委会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早就派有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活动，戴笠本人也经常去上海，不过没有正式组织名称。1932年以后，才成立上海区，由翁光辉任区长。翁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浙江人，曾在海军方面工作多年。翁任区长时，区部组织很简单，只有书记一人，司书、事务、交通各一人，下面也只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上海人，军校三期毕业，一向在上海搞流氓帮会；第二组组长王昌裕，广东琼州文昌人，军校五期毕业；第三组组长徐昭骏，四川人，军校三期毕业。当时在上海的内外勤特务总共不过30多人，一般工作都只做做情报。蒋介石希望这些特务能打入中共在上海的组织，结果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都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戴笠在以后多年中对在上海的特务们讲话时，常常承认这是军统最为失败的一件事。
翁光辉任区长不久，因他拟将一项重要中共情报不通过戴笠直接送与蒋介石，被戴发觉扣留，撤去区长职务，改由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为区长，并将上海区扩大为华东区，增设了第四组和行动组。第四组全部人员均为杭州特训班甲班刚毕业的特务，组长为张人佑，浙江温州人，组员有程慕颐、倪永潮、方元勋、应志春、应怀宝、石仁宠等十余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十余人，大多为杀人越货的惯匪。这个组受双层领导，暗杀工作由戴笠和南京总处直接指挥，有关在上海地区的绑票与秘密逮捕等项活动则受区长领导，人事、经费等亦直属南京。
1932年秋，余乐醒任区长时化名为金鸣三，南京特务处化名则为杨柳青。余系湖南醴陵人，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曾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他寄以很大希望。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州等地区工作，但事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区长的话以外，其余几个单位根本不愿接受区的领导，因此华东区有名无实，没有好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当时区部组织仍很简单，情报多的时候，除区长外，区书记邓志英和我都得帮同司书陈拔萃来抄写密写信件。最初密写的化学药水很简单，以后才渐渐复杂一点，到1934年改由南京派交通每日来取情报，才停止用药水抄写和邮寄。
当时四个情报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基本特务，任务是想方设法打入中共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以及担任监视蒋介石交下来“应予监视”的反蒋人士的工作。因此情报组的情报反而不很多，而主要来源却是依靠由区所直接掌握的“直属通讯员”。这些人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的还在试用，有的则成为正式的通讯员。这种直属通讯员有30多人，都是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他们搞特务活动最初是兼差，慢慢才变成专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联系，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交通联系；特别是一些在民主党派中工作或伪装进步的人，他们最怕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因此联络时也很秘密。
上海特区头几年只设有一个邮局信箱而没有接头机关，一般都是一星期联系一次，有特别事项便写信寄到信箱去，我任交通时每天都得跑几个地方去取情报。直属通讯员必须与区长见面时，彼此都有些准备。区长怕他们靠不住被出卖，约见时往往先由我传达清楚后临时带他们到旅馆开房间或公园茶酒馆去等候区长。有时一再变更地点和时间，甚至见到以后谈了几句又雇出租汽车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长谈，弄得非常神秘的样子。有些通讯员也是提心吊胆，生怕一次见面后谈得不投机被带到南京去，所以彼此都不愿经常会见。有些通讯员往往半年才和区长见到一次。
南京总处认为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人，先后任过总处书记长的梁干乔和唐纵、张师等都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约谈，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更加弄得神秘了。我不但要使双方按时会见，而且还要担任临时的警卫工作，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有些区部认为比较可靠的通讯员，则不像和有党派关系的人见面那么故弄玄虚，除经常由交通直接去找他们外，区长和区书记也往往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电话告诉他们。
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另外还有专做复旦大学学生工作的一个通讯员叫陈绍宗，也是黄埔军校学生，曾在复旦担任过军事教官。他离职以后，戴笠便叫他在复旦后门口开了一个嘉宾饭店。他用他妻子吴树宾的名字当化名。这个饭店由于得到特务机关的津贴，资本比一般雄厚。陈认识的学生很多，又愿意赊账给学生，所以生意很兴隆。这家饭店有两间小房间，除了供学生们聚餐请客之外，还借给学生开小会和商谈问题。陈便借口义务招待茶水为名，叫他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常常进进出出去听他们谈话。遇到学生们事先关照不要随便进去时，这便无意中说明此地正在商量秘密问题，更成为注意的好线索。他拉拢过不少学生，打进学校中各种组织中去活动，因此情报比较多。后来整个江湾地区的工作都由他担任起来，连附近的女子体育学校、法政大学等都发展了一些学生给他做工作。我每次去总是用买饭票的方式把区部给他的指示夹在钞票里交给坐在柜台上他的老婆，再利用找钱为名取回他写的情报。
当时闹事最多的真茹暨南大学，特务人员除了在附近开有一个咖啡店从事掩护活动外，一些南洋回国的华侨学生也被吸收当了特务。这些学生当时虽然还在读书，却已身佩手枪到处乱闯，经常掏出手枪来威吓人。后来杨虎的一个姨太太还把这个学校的十多个华侨学生如苏振通、刘果庆等介绍给戴笠，送到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去受训练，成为军统的基干分子。
当时还有些地方军阀派在上海的联络人员，他们也替军统做工作。文化界方面，有在上海《大晚报》担任副刊《火炬》主编的崔万秋，以及一向在教育界活动的高巩白等，都是上海区的直属通讯员，我都跟他们联系过。在崔万秋所编的副刊上，张春桥曾用狄克这一笔名写文攻击鲁迅，并要鲁迅给他写回信时由《火炬》编辑部转交。崔万秋多次吹捧蓝苹的文章也是在这个报上发表的。当时崔万秋住在法租界，我每月给他送去津贴80元，有时还有几十元的奖金。我给他送钱和去他家取情报时，曾不止一次见到蓝苹在他家中，但崔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我去他家时，遇到他有客人的时候，他总是把我领到他家后面的亭子间内，一交一接便走了。他生怕被人发觉，我也不愿与他家的客人打招呼。另外还有些人是担任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以及无业流氓、帮会头子等各色各样的人。
到了1934年间改由吴乃宪任区长，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因出卖邓演达先生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时蒋介石和戴笠希望通过他过去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动派叫它为“第三党”）的关系，一方面进行搞垮这个党的活动，同时又企图通过这个党中的少数败类来接近中共组织去做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阴谋。他当时介绍到军统的第三党人员虽不多，但都很受南京总处的重视。总处的书记长曾多次到上海和这几个人见面，给他们的活动费也很多。这些人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他们大都是直接和吴乃宪用电话约好，叫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候他们给我情报。我常常在约定的时间与地点见到他们时，也顺便把钱交给他们。当时我和这几个直属通讯员很少聊天，因为吴乃宪曾再三叮嘱我少和他们谈话，见面后彼此都很客气，约定的地点总是茶楼酒馆的小房间。他们照例请我吃一顿，往往把情报夹在画报与中交给我。我当时还只20来岁，他们大都是三四十岁，老把我看成小弟弟一样，总要叮嘱我不要把东西落掉了。
我在上海区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将近三年，1933年以后虽已担任法租界情报组长，但还是兼交通，住在区部。一直到1935年兼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才辞去交通职务，由南京总处改派王湘荪为区交通。我在担任区交通期间，与我有过联系的直属通讯员几十人当中，虽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干部，只有一两个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戴笠每到上海，对上海区没有办法打入中共组织与拉出中共的重要人员常常发大脾气。有次他找区长、书记和几个组长在四马路杏花楼吃饭，非常生气地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当时上海区的历任书记、组长等虽有些是中共叛徒，但在叛变后关系便中断，都没有办法再去发展。蒋介石和戴笠对这一主要工作最不满意，总责怪上海区的各级特务没有尽全力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28岁晋升为少将总务处长的沈醉（1942）
我在上海将近六年中，据我所知，当时每个特务莫不想尽一切办法来从事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打入拉出工作，但收到的效果很小，总没有像对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和反蒋集团那么容易。因此，上海区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老是要受到南京总处和戴笠一顿臭骂。每年年初虽拟好一些对付中共组织的办法，却从来没有一次能够做到过。戴笠经常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严格要求每个特务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但一直到抗战发生我离开上海时，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没有“成绩”。为此，区长、书记、组长等几年间也一再撤换。
余乐醒任区长时，区部都是设在法租界内，先后设在辣斐德路、吕班路、西门路等处。当时区部办公费和特别费只有200元，除租房屋和临时与直属通讯员见面开旅馆、进馆子等花去100多元外，剩下的便不多，连买一部好点的照相机都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才买成。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个组长能往来外，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
吴乃宪于1934年任区长后，区书记改由张师（号行琛）担任。张为中共叛徒，戴笠希望他能在对付中共方面多发挥一点作用，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区督察陈慈（号质平，听说后来他任蒋帮驻外大使），区部经费也增加到300元。吴乃宪和张师胆子更小，他们把区部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老西门，以后区部便一直不再迁入租界，总在老西门附近转来转去。但由于当时华界的卫生条件很差，吴乃宪和陈慈则住在法租界环龙路，他们的住处除了我和书记之外，别人都不敢告诉。
张师担任区书记后，对打入中共组织虽仍然没有办法，但他对处理有关中共情报方面有很多的建议，对分析这类情报有些见解。戴笠看中了他，便把他调升为南京总处书记长，遗缺先后由徐进、姚则崇担任，并一度叫我兼任过助理书记。不久，因我的兼职很多，便派郑修元为助理书记。到1935年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
约在1935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从此，军统掌握了这两条铁路警察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王新衡任区长后，内外勤人员均比过去增加，王本人也特别活跃。他是一个中共叛徒，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又是宁波人，与当时上海许多宁波商人一向有往来，还和杜月笙关系很密切，为杜的青帮组织“恒社”中最受欢迎的客人。他任区长期间，拉了不少留学苏联的叛徒、上海帮会分子、上海邮务总工会以及工商业和文化界方面的人参加了军统。直到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夕，他才离开上海，由周伟龙继任区长。在这段时期里，上海区的组织大肆扩充，除原来的几个情报组外，又增设虹口区、闸北区、沪南区潜伏组。还增添了十多个战地随军调查组，内外勤工作人员由原来100多人增到500多人，并添设了大量无线电台。
抗战前上海区的基层组织是几个情报组。我从1933年接徐昭骏任组长，最初叫第二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第三组组长王昌裕。第四组组长张人佑。吴乃宪任区长后改为分地区负责，陈为南市组，我为法租界组，王为英租界组，张为沪西组。以后由于各组组员工作路线无法划分，又无形中取消了分区负责制，各自随便去活动发展关系，只把监视工作作了划分。有关法租界内的对中共嫌疑、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反蒋集团分子等的监视工作，由我这个组担任，而组员自己发展工作关系则不限定地区。我前后兼任组长三年多，所领导过的特务虽只20多人，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几个乃至几十个“眼线”（助手）替他们做工作，我自己也运用一些关系从事各种活动。
当时这些组员的活动情况兹扼要分述于下：
苏业光，湖南新化人，过去当过共产党，也参加过民主党派。他当特务后，专门搞民主党派的活动，也做新国民党的工作。历任区长都希望他能打入到中共外围组织再逐步深入到中共组织去，结果几年间他在这方面是白费心机，一直没有能达到这一目的。他平日的活动方法，除了满口伪装进步言论外，还经常在人前大骂蒋介石和反动派，也在一些报刊上写写灰色文章，表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他便是拿这些办法去接近一些进步人士而从事他的特务活动。当时很有些人上过他的当，不过稍久一点他这种欺骗手法便被揭穿，因此总不能深入。
贾谨伯，四川人，他和当时出版界一些人有往来。他的活动办法是伪装同情进步舆论，经常替人携带反动派禁止发行的书刊到华界去，以取得一些进步人士对他的信任，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常把进步书刊寄存在他家中。他整天慷慨激昂地愿意替人冒风险，除了因此可以获得一些进步书报传单等当成工作成绩缴送外，还可以从中发现不少线索。戴笠当时对生活书店和内山书店很重视，通过他的关系，曾经给生活书店介绍过一个特务的儿子去当学徒，希望长期潜伏，慢慢深入了解生活书店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以及邹韬奋先生的活动情况。以后由于抗战开始，这个打入生活书店的人我便没有再去联系过。内山书店方面因鲁迅先生常常去的关系，特务们一向认为内山书店是日本共产党开的，老想派人打入，但始终没有成功，贾谨伯为此受到过多次的责备。
毛仿梅，《上海晨报》摄影记者。他利用公开的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同时负责监视当时上海新闻界中的一些进步人士。上海区的特务们从一些民主党派中偷出的文件也由他拍成照片后送还。他所运用的眼线大都是在新闻界工作的人，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的集会都有这些记者混在里面去搞特务活动。
范广珍，是一个在法租界警务处工作多年的华探目。他从当巡捕、包探（上海人叫包打听）到探目，一直是在法租界，不但情况熟悉，而且眼线众多，加上他自己又是一个帮会小头子，所以社会关系很复杂。他虽然参加军统，可是并不肯全心全意为军统出力，他对法国殖民统治者比之对军统更忠实。戴笠也了解他的作风是两面讨好，甚至在必要时宁可牺牲军统关系而投靠法国人，因此对他的要求也不很严，能做多少便算多少，往往只在必要时去用他一下。他的情报数量虽多，可是合用的却很少，尽管他关系那么复杂，但始终没有中共方面的线索可深入，只有军统在法租界进行绑票活动的时候叫他暗中去掩护一下。
阮兆辉，黄埔六期学生，与戴笠是同队同学，原来在南京总处当交通员。戴笠因为范广珍不可靠，而且法租界巡捕房内又必须有自己的基本特务，便叫范从中活动，并以500元活动费给他弄到一个包探的职务。当时法巡捕房的一般包探都是由巡捕中选拔出来的，他没有经过几年巡捕的阶段便得到这个职务。他既是范广珍的公开助手，又是范的领导人。在巡捕房的工作上他得接受范的领导，而在军统工作上范又得听他的安排。因为范不愿多与组长、区长等接近，怕被人发觉，组长便通过阮去领导他，随时转告他要做哪方面的工作。当时阮本人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却能很好地运用范的关系来从事一切活动，一年以后，范的一些关系几乎都变成了阮的关系了。这些人虽不能打入中共和民主党派去活动，但对监视居住在法租界的进步人士有很大便利，对在法租界所举行的各种集会也可以公开去进行旁听或混入参加。
周迅予，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他当时是四川军阀派驻在上海的联络人。他参加军统后一直是搞两面手法，既不愿开罪四川军阀，又想靠拢蒋介石集团。他经常去活动的地方主要是一品香饭店长住的客人谢无量与曾统一那里。谢无量和曾统一这两人住在一品香多年，饭店换了好几个老板，他们却一直住着不搬。他们也完全靠四川军阀接济他们的生活，那里来往的人也以四川人为多。同乡们在一起往往无话不谈，周便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情况和线索，再经过他自己去奔走调查一下，便成了他的情报。他是两方面都拿钱，所以有时也得把中央对于四川方面的一些措施和看法向军阀们去反映。戴笠老是认为他不可靠，一再叫我防范他。
罗华，是周迅予的老婆。当时吸收她参加军统主要是利用她监视周迅予。她的工作只是每天报告周的活动情况。不到半年，由于她逐日将自己丈夫的言行和来往朋友具实报告后，上海区再核对一下周的情报，便发现周一贯有欺骗行为，戴笠便命令将周扣押解往南京囚禁。周到南京听到法官审讯时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无法抵赖，只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一直没有想到竟是他老婆提供的材料。而周迅予被关起来以后，他妻子罗华也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是自己害了丈夫。她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月40元会把丈夫出卖掉。等到周被扣押后，她的工作也没有作用了，军统便将她停职，叫她找到工作路线后再恢复工作关系。不久，她便因接连受到丈夫被扣、生活无着等刺激而精神失常，军统也不再理她，不到一年便倒在马路上死去。一些了解这一内幕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都很寒心，也随时提防组织上暗中运用自己的老婆来做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敢让老婆了解自己的活动，弄得夫妇之间都心存戒备。
以上只举几个人的例子，其他一些组员如郑公弼、马龙海、王曼之等十多人，有的是有些线索搞搞民主党派的活动，有些没有一点线索便只能担任监视与复查等工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当时每一个组的组长，本身也得兼做情报和其他特务活动。以我为例，我当时对外用的化名是陈沦或陈沧，公开掩护职业是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记者。我也常常挂着照相机凭着记者证到处去“采访”拍照。我在许多大学里也利用一些同乡和亲戚关系要他们替我了解些情况，发现可疑的人或进步组织，便得花点钱请他们深入了解一下。几年间为我做工作最多的是复旦大学的历史教授姚名达和他的几个学生。他自己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爿女子书店，办了一个女子月刊社，出版的《女子月刊》大都行销南洋和闽广等省。这个月刊的主编也曾被我利用过。她多年来一直弄不清楚我的真正身份。她的一些女朋友以及一些常常在《女子月刊》投稿的人，只要我认为对我的工作有点滴好处，我总要设法去认识接近，无形中替我去做点事情。以后我虽然兼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督察和组长，经常干绑票暗杀等罪恶勾当，但这些人一点也不清楚，我也从不在他们面前露出半点风声。我母亲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多次住在我家中，也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天天干杀人害人的罪恶活动。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人员失风逃跑，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像是我，连忙大叫我的小名。这时我只好硬着心肠用上海话骂她一句：“侬瞎了眼！”她才没有再喊。当特务不但六亲不认，连自己母亲也会骂了起来。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一顿骂，我勉强支吾过去。以后戴笠知道此事，还多次称赞我能临机应变，连自己母亲面前都能不暴露身份。
当时我对每一个认识的人，几乎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一下，今天用不到时，明天后天总有机会去用一次才肯罢手。每次填写社会关系时，我总是把一切亲友都不遗漏地填上，因为迟早都会变成我的工作关系。
其余几个组的情况，我也大致上了解一些。如设在南市蓬莱路蓬莱里的陈志强组，负责华界方面工作。陈是帮会的小头目，经常利用特务关系包庇一些制造红丸吗啡毒品的门徒而从中分红利，所以自己有一部小轿车，生活享受比区长好得多。戴笠明知他利用特权贪污，却找不到证据，加上他在工作方面也能抓紧，情报的数量和质量均不错，只得由他。他主要是做上海社会方面的情报，和担任华界地区的监视工作。他的组员有一部分是上海市警察局的分局长。所长、科员和侦缉总队的队长、组长以及流氓地痞与小商人等。当时军统还没有控制到上海的警察，便通过他的关系去变相运用。警察局长文鸿恩和侦缉总队长卢英，都不大肯协助戴笠，戴便靠陈志强去掌握一部分警局人员为军统工作。等到以后蔡劲军当了局长，与戴的勾结渐渐加深起来，并把警士教练所让出一些职位给军统，由戴推荐区督察陈质平去担任秘书兼训导主任，杨华波、黄加持去当了指导员。戴曾多次想吸收卢英参加军统，把侦缉总队掌握过来，卢一直不愿意。这时陈志强更弄得越来越大胆，戴很不满意，虽找不到他的把柄，但到1935年还是把他免职，调为陕西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这个组也裁并，组员分配到其他的几个组。
王昌裕这个组虽然是负责英租界的工作，但他的组部却一直设在法租界接近英租界地区，主要是胆子小，怕别人对付他，因英租界比较乱，法租界稍许好一点。当时他以黄埔学生中的反蒋分子为掩护，整天在一些黄埔同学面前骂蒋介石，大发牢骚，说没有给他工作做。有些当权的黄埔学生到上海时见到他，除了劝他外，还有人送钱给他用，要替他找工作。有些则大上其当，附和着他，结果别人的一些反蒋言论都成了他的情报材料。他就凭这一套去做反蒋集团的工作。他的组员大都是广东人，多住在虹口一带，其中有些是与新国民党和两广军阀有关系，有少数混入了民主党派，另外在新雅、新亚、大三元等广东人开的饭店、酒楼以及先施、永安等广东人开的百货公司中都有他的眼线。我遇到要在这些地方去活动时，总是找他给我介绍关系，帮同去搞监视和侦察工作。由于他工作很努力，戴笠也非常器重他。他从1932年当组长后，一直到抗战开始才离开上海。
张人佑这个组负责沪西地区的工作。他的组部却总是设在静安寺路西摩路一带。他对外是以《温州日报》驻沪办事处主任名义作掩护，有时冒充温州什么商店经理或副经理。由于他是刚从杭州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在上海的关系不多，自己的活动有限，他的组员开始也是杭训班学生，到上海是实习性质，只能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以后应怀宝、石仁宠都陆续调走，另外才吸收了几个有工作路线的人。杭训班学生中只有一个义乌人程慕颐，因为肯吃苦，长期混在沪西工人区中居住，以后才与中共一些外围组织人员发生了关系，有一些成绩表现。后来张人佑因私自向警备司令杨虎借了几次钱供挥霍，为戴得悉，将其撤职，改由程慕颐任组长，专门从事发展有关中共的线索，1935年间并通过他的关系破坏过一个地委组织和江苏省委组织。
到王新衡任区长后，又先后添了两个情报组。一个组是由刘果庆领导，这一组人开始也是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到上海实习，以后慢慢发展了一些工作关系。另一个组是由阮亚丞领导，成分大多为流氓帮会分子和少数汉奸组成。1935年后，因我兼任了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第一组组长，专门负责行动，便把情报组长职务交给了苏业光，组员仍没有多大变动。王任区长后，各组分区负责制度完全取消了，只要有路线可发展就不问地区。由于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除了组长们常常能见见面外，组员间向无往来，因此时常弄出自己人做自己人工作的笑话来。
这些组员平日在人前总是伪装出一副不满现状和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进步”姿态，彼此在一个地方活动时，表现出的假积极也很突出，最易引人注目。在彼此不了解对方身份，而且一个人有几个不同化名，因此自己做了自己人的工作，区部也没有发觉，往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一直到准备破案逮捕对方时，把偷来和偷拍的照片送到区部做最后决定时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人。
有次为了一个姓马的直属通讯员问题，几乎弄得天翻地覆，花了近半年时间，用去1000多元活动费，动员了20多人，最后破案时却抓到了几个自己人。戴笠对此曾大发脾气。因为这个人原是中共叛徒，由于他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心理，还是拿过去一套在社会上活动，所表现出的也比一般特务们要神秘高明。几个组的特务们都对他很注意，他更利用这些去接近特务，进行相互哄骗。他有意无意地显示出他是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他经常装作经费困难，而又不直接向特务们去要钱，结果却不断得到了特务们对他的接济。最后决定破案时，戴笠还去报告了蒋介石，等到将他逮捕后并牵连了几个特务时才真相毕露。戴笠一面生气，一面也非常痛恨，大骂上海区的负责特务都是饭桶。区长王新衡也责怪他在进行这一欺骗活动时没有每天据实向区部作报告，弄得真假难分。但戴笠最后还是决定以假当真，将错就错，将他解送南京去处理，这样既不会在蒋介石面前丢丑又可以邀功。
当我把这个假的中共华东局负责人解到南京时，戴笠还对我说：“这个家伙竟敢利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我当时是知道这一底细的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事已如此只好昧良心来牺牲他了。好在军统抓的共产党不会再交给别的单位去审问，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不会再有人来过问的。这个叛徒在真正是共产党员时被捕没有被杀掉，而没有料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当了特务后，却被当成共产党而处了死刑。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戴笠便规定：特务们发现了新的线索以及伪装进步时接触到一些什么人，都要详细报告，为的是防止这类事件再发生。
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副大队长彭伯威一直未动，这个人是杨虎的人，多年来替杨搞海员工会，不少稽查员都是经他介绍去的。军统是采用逐步掌握，慢慢排斥和分别吸收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原有的人员来为军统效劳。
一直到1935年王兆槐继翁光辉当了大队长后，由于情况已渐渐摸清楚了，才决定把不大肯听话的彭伯威挤走，把第一组组长杨凤岐提升为副大队长，第二组组长许鹏飞兼任大队附，这样才把第一组接过来，由我兼组长，同时大批军统分子如江志钧、苏振通、刘耀、钟铸人、姚恺如等十多人也跟着派了进去。这是因为刚接收以后主要怕旧的一些人不安心工作发生乱子，这总还是一个公开的治安机关，要担任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加上一些旧人与英法租界巡捕房一向有密切联系，在租界逮捕人非常方便，所以不便一下子都拿过来；另外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军统便放心大胆地来运用它在上海进行种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逮捕、绑架和审讯、囚禁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另外几个能掌握到的公开机关如京沪杭甬铁路警察总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招商局警卫稽查室等，在工作上对上海区的帮助不太大，铁路警察总署与招商局警稽室又都是受总处领导，上海区只能运用一下，协助交通联络与解送人犯和必要时利用作掩护。
当时，军统很注意上海的学校，而能掌握运用的却只有杨虎办的肇和中学，校长关素之也被军统所运用。这个学校中的少数职员如事务主任谭良谱等则为戴笠所派去的特务。因为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有名的大刽子手杨虎，利用这个学校去进行活动是没有作用的，进步组织也不会到这里来公开活动，只有靠关素之个人利用校长身份暗中为军统去做一点工作。至于军统办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的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专门为军统吸收无线电报务人员。这个学校与上海区只有些事务上的联系，戴笠不准特务们利用这个学校去从事其他活动，害怕影响招收无线电通信人员的工作。我当时虽和这个学校的一些特务有往来，也从来不敢利用他们做工作，连做掩护都不敢。
当时特务处虽然名义上也属于复兴社，可是始终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与复兴社的关系不多，因此上海区与复兴社上海的组织方面在工作上并不能打成一片。当时上海复兴社的负责人刘炳藜与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刘炳藜为了挤走牛沛江，对许多人常常散布谣言中伤牛，说牛品行如何不良，为了想篡夺上海领导权正准备找人暗杀他，而牛也以同样手段对刘进行报复。他们之间这种狗咬狗的明争暗斗，也成为上海区的情报对象，经常把这些向总处反映。有几次还奉到蒋介石的批示，要上海区进行严密调查。可是上海区与刘炳藜等人间，却从不提到这些情况。特别是复兴社推荐给戴笠的上海方面一个次要负责人徐进（别号岸登）到上海区当书记时，区长吴乃宪便再三叮嘱他，有关上海区对复兴社方面的调查情况，千万不能泄露，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上海区一些基本特务大多是要参加复兴社组织，一般组员则不一定要参加。参加后所编的小组也仍旧是把军统编在一起，不与外间混合。我当时是与几个组长，加上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军统黄加持、杨华波等，编成一组。而各人的具体工作从不在组会上报告，对复兴社所指示的要随时反映情况一节则根本没有做过一次，以后甚至连小组会都不开了。这些人名义上是复兴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却对这个组织从不尽义务，主要是这些人干的罪恶勾当，已超过复兴社一般成员不知多少倍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们，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有奖金和特别费。一些组员工作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除直属通讯员有100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100元，组长另有100元特别费和房租费。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入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奖金。我曾多次向戴笠谈过组员生活费太少，他总是回答我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刻苦一点。”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多少次以后，也有时会露出一点马脚，说出他真正的意图。有次因张人佑向杨虎借钱给他发觉，也找我去骂过，说我事前知道不向他报告。我又提出实在是钱太少不够用，他这时才向我说出这样一段话（原句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这样）：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办法。可是另一面也造成了特务们利用方便去搞贪污活动的勾当。
当时上海区的特务们，除极少数人有军委会或参谋本部、军事杂志社等证章外，没有其他任何证件。最初要搞贪污敲诈很不容易，等以后掌握了侦察大队后，一些不搞公开工作的因与侦察大队的特务认识，便互相勾结起来搞贪污活动。当时兼了公职的特务比较好些，生活费照常拿，又有公职收入，所以许多特务都希望能兼上公职多搞点钱。
有些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都希望兼一个公职，不但可以两方面拿钱，还可以有更多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像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警察局的侦缉大队等单位，尤其弄钱方便。我记得我刚派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时，第一天去上班，我把一些书报放进抽屉去，发现里面放了一个红纸套，上面写了三个字“请笑纳”。我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200元的现钞。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第二天，我再打开抽屉，钱不见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戴笠。他问我为什么不要？我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将来我就得听别人的了。”他很高兴地称赞我。从那次以后，便再没有人在我办公桌内放东西。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除了杀害杨杏佛、史量才两人我已专题写述过以外，最多最惨的要算杀害当时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共党员。这些被惨杀掉的先烈们，由于不像杨杏佛和史量才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都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对他们的姓名一直记不清楚。有些当时即不知道姓名，只晓得是共产党，谁也不曾去查问究竟是真名假名，杀掉便算了。至今想对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表扬一下他们最崇高的品质与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连一个姓名都已弄不清楚了。
解放后，不少人谈到军统屠杀革命人士后用药水消灭尸体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我就亲自见到一次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至于在抗战期间如重庆中美所等处，解放后有人指出某处是特务们杀人后化尸的药水池，据我了解，可能是一种误传。因为以后军统特务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屠杀革命人士后，一般都是杀后掩埋掉或不杀即行活埋，而不愿再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用镪水等来毁灭尸体。万一有必要，如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以后，便是用火焚化。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为所欲为，根本不必多去费事。只有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秘密逮捕到中共党员后，因解送既不方便，杀了之后尸体又无法处理，这样才采用毁尸灭迹的办法，以避免租界警务当局的注意，同时又可达到不会泄露秘密的目的。
当时戴笠要对中共党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据以后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所了解，主要是共产党不像其他进步人士，杀一可以儆百，至少可以威吓一下其他的人。如杀杨杏佛以后，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杀史量才以后，上海新闻界中虽有不少人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案，但都不敢像杨杏佛被杀后，宋庆龄先生那样义正辞严来公开指责反动当局，却使一些人噤若寒蝉。这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是否被捕叛变等。这样更可提供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变节的党员要采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是有其原因的。
秘密杀害
我亲自看到过的一次用“化骨水”毁灭一个共产党员的尸体事件是在1933或1934年的秋冬间。我当时兼上海区交通，又是情报组长，可以经常和特务们接近，没有人会对我怀疑。有天下午我因送一件重要文件给行动组长赵理君，先到他的住处没有找到他，便到他的组部去。这个地方当时是不准其他特务去的，我也只有必要找组长或副组长时才偶尔去一下。
当我从后门溜进去以后，看到赵理君和几个组员忙碌异常，赵一见到我就问有没有空？当我回答他除找他外没有别的事，他便留我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我便知道是要把昨天秘密绑架到的一个共产党杀害后第一次试用一种药水将尸体毁灭掉。我很好奇，也想了解一下这种被称为“化骨水”的妙用便留下了。
这个被绑架来的人的姓名我没有问过，只知是共产党员。他被绑架后，非常坚强，毫不动摇，而且大叫大骂。特务们怕惊动邻居们，便将他击晕过去。这人醒后，仍丝毫没有改变，又被击昏，并将手脚捆绑，口里塞上手巾。赵理君决定执行南京的指示——如绑到的人毫无动摇转变即行秘密杀害，将尸体毁灭。这人便成为特务们的试验品。
事后，据赵理君告诉我，这种药水不行，不但费事而且添了许多麻烦，因此他不主张再用这种办法。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或听到特务们采用“化骨水”毁灭尸体的事情。
不久，他们改用另一种方法，那便是抗战前上海租界内经常发生的“箱尸案”。这一残酷方法不但用过多次，而且以后军统还收集资料编成教材，作为在特殊环境下杀人后的“移尸嫁祸”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被害人击昏后进行尸体肢解，再装在箱子里，这种箱子，有时用汽车装出抛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有时则提到马路上雇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了手。
特务们这些狠毒的做法，一直得到戴笠的夸奖，认为干净利落，处理得当。特务们在屠杀革命人士时，有时也采用另一些方法。如将被害者击昏后或击毙后盛入麻袋中投入黄浦江。也有时故布疑阵，将人杀后，本来是一次政治性暗杀，却故意把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纳入死者口中，使人认为是情杀或奸杀。特务们除了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外，还有更为卑劣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他们对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往往先行轮奸再行屠杀。戴笠知道了不但不加制止，还认为这是对行动员的一种“鼓励”。他们对个别胆小一点的行动员，便将被害者的心肝摘下来炒熟叫他吃，说吃过人心可以壮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用种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法暗杀掉的共产党员，连赵理君也记不得数目。这个凶狠的刽子手，一直受到戴笠的特殊赏识。抗战初期，他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即被戴笠任为军统局行动科科长，不久又提升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为了要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人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还是被他主人杀掉。戴笠除痛哭几场外，以后每经成都总要到龙泉驿军统公墓去凭吊一番。
绑票
战前军统在上海租界内比暗杀搞得更多的是绑票，当时美其名曰“秘密逮捕”，实际上是实行政治绑架。除了以共产党员为主要对象之外，对许多民主人士与反蒋集团分子都是采用这种办法绑到南京或秘密予以杀害。当时担任这种罪恶工作的，最初还是以赵理君率领的行动组来执行。1935年以后，我兼任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公职后，大部分绑架工作便由我担任了。特务们开始是采用上海绑匪的一套硬绑的方法，由几个特务以手枪威胁着将人强拉上汽车。这种办法时常遭到意外麻烦，最难处理的便是被硬拉到汽车旁边后，被绑的人总是昂着头尽力挣扎不肯上车，虽然一边一个特务挟持着并且用手枪抵着腰部，仍不易推进车门。戴笠常骂我们蠢猪笨蛋，不会多想办法。我便和我当时率领的组员苏振通、朱又新、王开明、陈邦国等十来个人经常研究，改进绑票的方法。我们有公开的职务身份，有在英法两租界携带手枪的证件，整天可以将手枪带在身边进出租界，万一失手，便可改绑票成公开逮捕。
当我们最初研究出一套强拉上车的办法后，戴笠非常称赞。其实这种办法很简单，当把绑到的人（肉票）拉到汽车旁边时，先有一人在车内将车门打开，挟持的特务，一人用手枪抵住“肉票”的腰背，一人以拳猛击他的小腹，这时被击的人自然会将腰一弯，正好是一个上车姿势。紧接着另一特务用手压住他的上身不使再昂头，车里的特务再一拉，这样就能够很快将“肉票”推入汽车。这往往是紧要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刻，分秒都得争取，因此我们得空便加强练习。后来，我们这一套手法锻炼得很熟练准确，即令被绑对象狂呼大叫，我们也只要几分钟就能将他绑上汽车。附近的巡捕发觉后，往往连警笛都没有来得及吹响，我们便已一溜烟开车跑了。
戴笠看到我们肯钻研，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软”的办法，要能在热闹大马路上稠人广众之中去进行绑票，不应当局限于偏僻地区。在金钱和精神两方面不断鼓励之下，特务们又渐渐找出了许多新的窍门。我们经常采用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又增加了好几种。例如，我们事先侦察好要绑架的对象经常经过的路线，便将汽车开去停在附近，当对象走到离汽车不远的地方，由一个特务从背后用两手蒙住他的眼睛，并以大拇指用力掐在两耳根下命门部位，使之无法挣脱，另一特务则紧握对象两手，两个特务同时狂笑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过路的人以为是在开玩笑，被绑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已被连拉带推绑进汽车，纵然发觉想叫喊也来不及了。
有时甚至不用汽车，临时雇人力车也能把人绑了回来。那是先准备一条一头装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由一个特务从对象背后猛击头部一下，便立刻飞逃。当这个对象被击昏倒地后，另一特务便装作这人的亲友，一面扶住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假充好人叫人力车（或在附近租汽车），伪装送往医院急救，等抱上汽车或人力车后再在途中改变地点伪称先送回家，这样就很顺利地把人绑回来了。有次用这个方法绑一个画家，正遇到他的学生，特务们便马上要他去通知他家里的人到广慈医院去。这个学生当然愿意，于是便被轻易地支开了。
由于特务整天在打坏主意搞这类罪恶勾当，方法也越来越多。有次我带了两个人去侦察桂系派在上海活动的特务头子陈六安，准备绑架他，正巧遇到他从家中走出来，提着一个大皮包向一家出租汽车行走过去。我们立刻采用紧急办法进行绑架。我们当时都穿着便服。我叫两个助手等在路上，我自己很快跑到车行叫车，车行以为我是陈家的佣人；同时我又帮助司机将车打扫一下，陈又以为我是车行助手。陈走过来雇车时，我忙将车门打开请他上车，自己坐到司机旁边。车刚开出，我叫司机停一下，两个助手一边一个窜了上来，在三支手枪威逼下，便将他绑到了侦察大队。司机一看是军事机关，在多给他几块钱后，他也吓得不敢说出去。当然在利用别人汽车进行绑架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在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绑刘芦隐先生，因他的夫人发觉了大叫起来，刘先生也很机警地从后面一个筋斗栽到前面，占住司机座位不让特务开走。这时巡捕赶来，我们便只好由绑票改成公开逮捕了。
到了1937年初，特务们绑架的方法也越搞越阴险毒辣了。我们训练了两个女特务来协助进行。这一办法便可不受地区限制，什么热闹马路上都可进行。这是利用旧社会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气作为罪恶行动的掩护，特别对一些穿着很考究，排场阔气，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达到目的的人最有效。这种方法，除了不能在绑架对象的住所使用外，其他的地方都能实行。女特务伪装成绑架对象的姘妇，一见面便把对象扭住又哭又吵要拉他回去，当对象受到此一突然纠缠时，最初决不会马上叫喊是绑票，多先作解释，认为她看错了人。她便更大哭大吵起来，一面骂着没有良心，丢了她不管又去找别人等一类的话，同时用力扭住他上车，另一个女特务也从旁相劝叫他同回去一趟。这时看热闹的人当中又闪出一两个男特务来，一开口便说：“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吧！”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先把这一问题肯定成为秘密的男女关系争吵问题，使看热闹的人不会识破是一幕绑票案。在几分钟内，这群特务便连拉带拖将肉票推上汽车，被绑的人弄得有口难辩。只要一上了车，什么都解决了。特务们用这一办法先后在英法租界最热闹的地区绑过三个人，都没有遇到困难，到抗战开始才没有再做。
当时除了在租界上经常进行绑票外，在反动政府统治地区也常进行这类活动，不过一般都限于对工厂中进步工人与大学校的进步学生。因为到工厂里公开逮捕人往往遭到工人的阻拦，有时甚至发生殴斗，结果人抓不到，反而走漏风声，一些关系马上转移了，以后不能再进行连续逮捕。所以总是用秘密的绑架方式进行逮捕后，马上执行刑讯。这种密捕（即绑架），多半先暗中与厂方领导人或黄色工会负责人取得联系，由他们提供照片和关系，了解对象常出入什么地方，有时甚至是在夜班时，厂方或工会故意借故指派被绑者外出，暗中协助特务，只要对象离开工厂或工人群集的地方便可下手。至于绑架（即密捕）大学中的进步学生，则不去和校方联系。因为学生失踪后，学生家长往往吵着向学校要人。特务们也不公开到学校逮捕，因为学生一哄而来，不易将人带走。一般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由学校中的职业学生先提供线索，或故意约其外出，让特务们得到便利。
搜捕
对于居住在华界的个别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等，一般不采用绑票方式，而于深夜去搜捕。这样，不但可以将人抓走，还可抄查证据文件。几年间，这种公开逮捕到的政治犯比用秘密绑架的还要多得多，其中最大的略举几件如下：
约在1935年间，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他还想进一步去破坏上级领导机关，整天到处去活动。结果他被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纪律制裁，在法租界徐家汇孝友里附近空地上被击中两枪，因未中要害而未死。当时戴笠正在上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指示上海区和侦察大队，要利用这一叛徒的生命来进一步达到破坏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戴笠不准送他到华界医院就医，硬叫他住在法租界西区偏僻处一家小医院里。同时叫一家小报发一个消息，说徐家汇空地上发生一次情杀案，被害者身中两枪经××医院进行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不日即可出院等。按照戴的估计：一方面，这个人未被杀死，会更加仇恨共产党，必然要设法报复；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一定会派人继续制裁他。如果再去，便可发现线索扩大破坏。他调派十多个特务暗中监视，准备跟踪，还派一个混入医院充当内应。戴笠决定的办法是不当场逮捕，等再来把这个叛徒打死以后再分别跟踪。因为租界的巡捕经常在马路上“抄靶子”（对人身进行搜查），共产党员不会身带枪支在外面乱跑，必然会分途回去，只要跟住一个便不难发现这个秘密机关。
我当时也被指定带了几个特务去附近监视，过了三四天还没有一点动静。我们几人分别化装成为拉人力车的，做小生意的或骑自行车故作损坏修理的，都掩护得很好。这个住在医院里的叛徒，不知道军统准备牺牲他的生命来达到破坏党组织的阴谋，还一再写出书面请求，请求带伤出院寻找关系，一方面趁机立功，另一方面可以报仇。戴笠坚决不准，要他整天睡在床上静养。
大约在第五天或第六天下午，果然有两个人提着水果食品等进医院看这个叛徒。当时附近有两三个把风的特务在守望，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分别做好各种准备。这两个人刚进去不久，便听到两声枪响，一会儿便跑了出来分途飞奔。这时，守候在医院外面的特务们，乘自行车的、拉人力车的、步行的，都一齐出发跟踪追去。十多个特务中，有两个人因为走慢了跟不上，便乘电车回去，半路上正好遇上了其中一个，这样才没有被“脱梢”。其余的特务兜了几个圈子之后，都找不到要跟踪的人，我只好带着他们准备回去受处分。戴笠接到守在医院的特务的报告，知道那个叛徒已受到第二次惩处，被击中头部当场死去，便赶到侦察大队听取跟踪结果。他一看我带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回去，知道没有跟上，气得跳脚大骂，并限期一定要侦察到这些人的地方，否则要严厉处分。他骂过一次还不够，过了不久又把我和几个特务再骂一次。
正当戴笠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时，突然接到那两个跟上的特务来电话，说开枪的人有一个已被我们跟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这人从后门上去许久没有出来。戴立刻命令会同法租界巡捕马上去搜捕。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凤岐、组长许鹏飞和我，立即率领几乎整个大队的特务出发，会同法捕房华探长直扑这家银楼，果然在二楼抄出手枪六支、子弹几十粒和几百元现款，并逮捕到三男一女，其中的一个男的便是去医院开枪的人。当时法租界警务当局以案件发生在法租界，要先行审讯，戴笠认为只要抓到了共产党，破坏了机关和抄出了枪支，让法巡捕房审讯一下也可以，但是发现新的线索要马上告诉侦察大队。听说这几个被捕的人只承认是专门制裁共产党内叛徒的一个组织，叫“打狗团”，即专打叛徒，并不搞暗杀国民党统治集团上层分子的活动。以后这几个忠贞不屈的党员，再没有供出其他情况，最后都被引渡到南京处了死刑。
我在上海的那几年，公开逮捕共产党和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时轰动中外的第三国际中国情报总支部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敦案（戴笠向蒋介石报功时一直称之为远东负责人），便是军统特务逮捕的。这一案的线索是由军统湖北站发现而最后在上海破案的。最初湖北站逮捕到一个共产党嫌疑犯关兆南，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后来经南京总处派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关兆南同意试写一信到上海请求组织上派人和他联系。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派了一个名叫陆独步的人去武汉，当即被捕。经数度刑讯之后，陆独步供出在上海与组织取得联络的办法，但他当时只负责对外交通联络工作，内部情况不了解。戴笠马上决定把陆送到上海去，同时他自己也赶到上海指挥布置。陆独步被解押到上海即由侦察大队特务接收，按照他与组织上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好房间，再由陆写一信到邮局一个指定信箱，特务们即守候在这个房间内等待前来接头的人。
第二天，陆的哥哥陆海防果然按时到达，他把门推开一看均不相识，立即转身逃走。这时守候的特务还正在打瞌睡，猛听到门响，才惊起追出，连人都没看清。我当时带了两个特务守在外边，看到他推了一下门就走，知道业已发觉，便紧跟过去。他下楼以后在先施公司人多的地方转了几下就不见了。
我知道在这里寻找必无结果，便叫两个助手一人在里面找，一个和我分别到通向后边的小街上去守候。过了一会儿便看到他从侧门仓皇跑出，我立即尾追过去。他在慌忙中不慎滑倒，我跑上去按住他，他转过头来咬住我的手腕。我便用手枪柄猛击他的上唇，将其门牙击落以后，才把他的手铐上一只，我也自己铐上一只，这样他再也没有办法挣脱。等我的助手赶来，便将他一同带到附近巡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混入到革命阵营中的败类，看到审讯他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经戴笠一顿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他当时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如碰不到，以后便无法再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大雨，我和两个特务押着这个自从逮捕共产党以来还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么快就叛变的叛徒，半信半疑开了汽车到指定的地点等着。在他说出的时间，正好4点的时候，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当这个叛徒惊喜异常地说出“就是他”三个字以后，我的两个助手便窜出汽车猛一下将那个欧洲人抓住。这时，这个叛徒陆海防要求我立刻将车开走，不愿和这个人同车。这时守在附近的另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我才带着陆海防先行离开。我问他为什么这时还怕这个外国人？他红着脸说：“先不让他知道我，以后更方便些。”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一个欧洲人，身上没有一点证据，不同意马上引渡，只好暂留在捕房看管。
据这个叛徒陆海防供认，这个外国人是第三国际的一个负责人，他是这个外国人的英文秘书，只知道他叫华尔敦，其他一切均不了解。陆每周只能和华尔敦见面一两次，均临时约定地点，总是事先由华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有关的人。
当天黄昏时，陆海防要求去接他妻子，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怕组织上强迫她走掉，以后便无法找到。我又带着他再走一趟。不料刚一踏进他的家门，便看到他妻子正在焚烧文件。她一看到陆海防仍然衣冠楚楚若无其事地和我边说边笑走了进去，这位可敬的女共产党员，立刻严词厉色地对他呵斥起来。我至今没有忘记她那几句义正词严的吼声。她用非常愤怒的口气朝着陆海防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有脸见你这个叛徒！”当时弄得他非常狼狈，他一再解释，我也一再从旁相劝，叫她识时务些，并请她和我们一同走，免得出问题。她用极其鄙视的眼光看着我说：“除了你把我抓起来，否则我不会和他一样自动和你一道走的。”我看她这么坚强，知道劝也无益，以为是一时感情冲动，改天再去便不会这样了。当我和陆离开时，还一连听到好几声“无耻的叛徒！无耻的禽兽！”我回来告诉戴笠这一情况，并建议过两天再去接她。戴一听马上叫我把她立刻抓来。我因忙了一天连饭都没有吃，便先去吃饭。等我再去时，除了看到一大堆纸灰，东西抛了一地外，人已不知去向。我扑空回来正准备挨一顿大骂时，戴笠却没有发脾气，因为捕到了大鱼，漏网的只是一条小鱼。这时他正是很高兴，便对我进行一番教育。他认为我太不了解共产党员的个性，父子夫妻之间不似国民党那样，千万不能看私人关系便可以马虎大意，叫我以后特别注意这些问题。我当时对此并不灰心，还派特务去守候过三天，一直没有看到她再回去。
第二天以后，陆海防又继续交出一些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其中经我去逮捕能记得姓名的有电影女明星××。当时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务们把她逮捕以后，曾当面讥笑她“自由神今天可不能自由了”。她被关在侦察大队的楼上受到优待，上海区长王新衡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找她聊天，请她唱歌。戴笠本来也是准备找她胡调的，当他发现自己部下已先他而来，便假装正经教训了一大顿，说他们会受共产党的迷惑，要影响工作等。我原来也天天和她谈谈，从那次以后也不敢随便找她了。另一个被捕的袁×，又名袁××，是个左翼作家，他写的书和文章都一起被抄，当时也受到优待。还有一个女的叫程×，又叫程××，绰号黑牡丹，四川万县人，留德学生。当时特务们对程×竟是共产党员都感奇怪，也很出意外。她原先与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中的主要刽子手杨虎和陈群关系密切，由他们送去德国，回国后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一个万县籍姨太太很要好。我们按陆海防提供的地址去抓她，竟没有抓到。当时王陵基正在上海闲住，她躲在王的家中，以后逃往苏州老家。她把陆海防交出的一位重要共产党员刘××掩护逃脱特务的魔掌，而她自己却没来得及离开而被逮捕。其余由陆交出的人，因我没有经手逮捕，也记不到姓名。
华尔敦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因他被捕时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连当时外国人随身起码要带的外侨身份证也没有。当陆海防说出华尔敦是一个负责人后，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缉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全体动员去调查他的住址和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这批数以千计的中西包打听和特务，加上他们数以万计的眼线助手，天翻地覆地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戴笠骂这些人是一群饭桶，蒋介石也骂戴笠不中用，吵了快一个月，连华尔敦住过哪里都没法弄清。在审讯他的时候，从他口中得不到一个字，当时报纸上只好称为“怪西人案”。
有次我把陆海防带到法庭去作证，华尔敦一见到陆远远走向法庭，便怒不可遏地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这时连站都站立不住，两腿软下来跪在地上。我再三强迫这个叛徒上去，他看到华尔敦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他的两条腿一直哆嗦，哀求我宁可马上枪毙也不肯再上去作证了。我踢了他一脚也不中用，只好带他下来。陆以后在军统当特务时，我还问过他，为什么那次那么胆小？他说他一生中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可畏的人。
华尔敦虽没有任何证据与供词，但租界还是同意把他引渡到武汉市去归案。因为他骂了陆海防一声“叛徒”，凭这两个字就可以证实他是共产党员了。在押解途中，特务们都非常好奇地看待他，究竟讲不讲话。可是他一上轮船便和懂英语的特务随便扯讲起来。有人就问他，审讯时为什么不讲话？他的回答的确是使人不能忘怀的。他说：“共产党在敌人审讯时去作解释，便是一种祈求饶恕的懦弱表现。如果对自己任何问题向敌人作交代，哪怕是自己的姓名或住址，都是最可耻的叛徒行为，因为这些事是不能向敌人去谈的。”当然，他在轮船上和特务们谈的也只是吃饭喝水等生活方面的问题。特务们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往往遭到他的呵斥。这位怪西人，直到解放后，我看到别人提供的材料，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罗伦斯。
我受到的惩罚
我在写述这些过去自己的反共罪恶历史资料时，我也没有忘记我在和共产党员做斗争时所受到的几次惩罚。好几回我都差点被打死，因为公开和秘密去逮捕一个共产党员时，总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是用尽一切力量进行反抗，极个别的才肯束手就擒。在这种生与死的斗争中，我多次遭到过失败。事隔多年，我对那些英勇反击的先烈们至今犹有余悸。他们不到完全无力反抗时是从不肯停止还击的，我领受过不少拳头和脚尖。老实说，我到最后是越来越胆小和谨慎，每听到去抓共产党，我的心情总是非常紧张，一直到平安回来才松一口气。至今我身上存在的几处最不光彩的伤痕，便是我受到正义惩罚的痕迹。过去我在军统许多特训班讲课举例时，也从不肯把自己这些“丑事”拿出来作教材，而专爱谈一些自己认为最得意的“成绩”。
193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奉命带着十多个特务到江湾去搜捕几个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我们刚要接近时便被发觉，他们立刻分头跑开。一个担任掩护工作的党员，却守在通路的要口没走，掩护其余的人离开。当我带着两个特务冲上去时，突然一声枪响，我左胸上像挨了一拳一样。我知道我已负伤了，但由于是小手枪，距离也相当远，所以没有洞穿。我低头看了一下，胸脯正往外流血，我便把我的外衣提起来，不让血液染透外衣，并赶紧靠在墙上指挥助手冲上去。我知道我当时如果不忍耐一下，助手便会先来照应我，这给对方以继续发射的机会，所以只有咬紧牙齿支持。当时特务们以为我听到枪响怕死，也迟疑了一下，等到他们追了很远才用枪击伤这个人的腿部。他倒在地上，但还继续射击，最后子弹射尽才被捕。当他看到我流血很多坐在地上时，还用非常后悔的口吻对我说：“早知道能打中你这条走狗，我应当再给你几枪。”由于他一个人尽到了掩护与警卫的职责，其余的都安全脱离。我被送到宝隆医院，从左胸两条肋骨中间取出了一粒小号勃朗宁手枪子弹后，虽只一个星期就出了医院，却终生留上了一个标志罪恶的伤疤。
同年冬天，我带两个特务去曹家渡逮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我们早先以为是个文人，对他没有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结果几乎三个人都送了性命。我们先侦察好他的行踪，知道他往往很晚才回去，便决定黎明前去逮捕，事前暗中勾结好他的二房东做内应。当我们轻轻叩开了大门，一直走到他三楼房间时才把他叫醒。他开门一看，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便很客气地要我们坐，并答应穿好衣服就跟我们走。他虽然从容不迫，特务还是先抄了他身上和看过他的衣服才让他穿上。我们想着，三个人对付一个，都很满不在乎；加上他无半点抗拒表示，便都把手枪收了起来，准备客气些好早点使他交代。
稍后，他要求在房门后拿顶帽子戴上便和我们一道走时，我们都以为这次很顺利了。突然间，他从一顶呢帽里掏出一个手榴弹来，并且很快把保险栓拔掉，态度马上变得很严肃，说：“动一动，大家都同归于尽！”这一声怒吼像霹雳一样击到三个人头上。特务们都知道这种炸弹的厉害，如果是速燃导火索，一松手就爆炸，在那样一间房内爆炸起来，四个人不死也得重伤，是无一能幸免的。我当时就不舍得那样死，宁可让他逃跑，回去受处分也不敢冒那个险。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是愿以一个人换三个敌人的。他一手高举那个已拔掉保险的炸弹，不断逼近我们，我也只好假装笑脸，叫他有话好说何必如此。他哪里听那些，只是不停地威胁我们谁敢动一动手枪，马上就爆炸。我便叫两个助手不要乱动，自己也不敢去拔枪，想等待机会去夺取他手上的东西抛出窗外。他慢慢靠近了门边，突然将电灯关了。接着砰的一声，我们三个人都以为他把炸弹扔下了，各人便急忙把身子伏下来，几乎都慌成一团。等我把手电拿出一照，原来是人已不见，房门关上了。我立即把电灯打开，门却已被反扣。我们用力敲门，大叫二房东上来替我们把门打开后，一问，这人早已跑了。我们怪二房东为什么不拦住他，而回答却令人啼笑皆非。他说，你们三个人拿了枪还抓他不住，我一个空手人还敢拦他！等我们出去分途追寻时，附近工厂上早班与下大夜班的人来往很多，已无从再找到了。
我以后在训练特务学生时，虽未把这件丢脸的丑事全部讲出来，却一直叮嘱凡逮捕人时，犯人所穿所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直接去取用，必须谨慎小心地看过后才交给被捕的人，否则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至于我在这几年中搜捕共产党时所遭到的种种反抗，经常被打伤咬伤。几乎是成为家常便饭，这里就不详细列举。
当时一些叛徒在进行对党组织破坏活动时所遭受到的惩罚除前面谈过的外，一些在军统搞了多年的叛徒也是时常要提心吊胆的。如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他叛变后虽对党的地下组织危害不小，但并不以为满足，还时常腰挂手枪到处乱跑，遇到过去熟识的党员总用软劝硬拉的办法拉下水，不听他劝诱的便逮捕囚禁。有次，他一个人到浦东工厂区去，遇到过去两个认识的党员，这两人都受过他的领导。他满以为很有把握可以拉到军统来，结果被骗到野外打得半死，手枪也被抢走。如果不是巡逻警察在附近经过救了他，那次便会被打死，从此他一个人再也不敢乱闯。
当时住在租界上的一些大特务家门口，几乎时常发现可疑的人在侦察监视他们，甚至连在华界方斜路白云观（上海人一般叫茅山殿）侦察大队附近，前后也逮捕到过三四个前去侦察的共产党员。因为这里成天有人被抓进来，囚禁过不少忠贞不屈的党员，所以经常有人去附近调查。就在这块白色恐怖统治区内，特务们也是时常提心吊胆，往往弄得草木皆兵，害怕共产党进行报复。
当时军统特务在上海除对付以共产党为主的种种任务外，还有些其他活动。如1935年秋天，上海区一个情报员的助手打听到“一·二八”以前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未中而误毙其秘书唐腴庐一案的凶手和宋的司机的下落。戴笠对这一事隔多年的旧案有了新的线索极感兴趣，马上指示一定要派人设法抓回归案，因为可以借此讨好一下宋子文。
我奉命和程慕颐带着这个眼线，先后在仪征县十二圩和瓜洲、泰兴等地去侦察，最后分别在盐城、扬州将当时刺宋凶手之一和宋的司机逮捕到。这个人在刺宋未中后即离开上海，在盐城保安队当班长。因为眼线认识他，我们便雇好一条小船等在小河边，当眼线把他骗到船上后立刻被我们逮捕。经送县政府用了一顿刑之后，他供出当时刺宋与宋的司机有联系，才了解宋的行踪。宋被刺后，这个司机也逃走了，在苏北一带做修理自行车等工作，后来我们在扬州抓到了他。
当我们把这两人带回上海后，戴立刻把宋的司机照片送给宋去看了，认为确系事件发生后逃走的那个司机。宋子文为此事感到很高兴，曾叫戴领着我去宋家见他。他当场签了一张5000元支票给我作奖金。我刚一接过，戴向我使个眼色，我又恭恭敬敬退还他，坚不肯收。戴连着说：“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敢受奖。”宋听了很高兴。当我们辞出回来，戴笠只给了我和程慕颐与那个眼线各500元。
当时四大家族和大批豪门权贵，每星期六从南京到上海度他们荒淫无耻的假日时，军统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几年间所公开逮捕与搜查对他们安全有任何危害的人，就我亲自经办的不下十起之多。一些人往往只在这些人的公馆别墅门前多走了两趟或多看了几眼他们上下汽车情况时，便被指为刺客嫌疑，一经逮捕，到弄清完全是冤枉，也白白坐了几个月的黑牢；幸而获释，也从不敢公然埋怨，反要花上一笔钱来感谢这些“暗镜高悬”无法无天的特务才能了事。像这种数不胜数的例子，这里就不多举了。
另外是1935年11月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未死，主谋的晨光通讯社负责人华克之、张玉华等逃到上海后，也是由上海区和侦察大队的特务们进行公开逮捕的。除华克之逃走外，张玉华和刺客孙凤鸣的妻子及几个重大嫌疑犯均被捕。关于这一情况，我在写戴笠的材料中已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上海区的特务除干过以上一些罪恶活动外，还有许多卑劣暴行，也是非常令人痛恨的。如到生活书店多次去暗放炸弹，使得不少读者遭到伤害。当时生活书店设在法租界陶尔斐司路吕班路口一座平房内，由于发行的《生活》周刊和其他一些书刊均有进步言论，很受读者欢迎，因此前往购书的人相当多。蒋介石和戴笠虽很厌恶这家书店，但因设在租界内不能随便查封，便只好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捣乱。办法是把一种触发性的爆炸品用报纸包成和一般书籍的包装差不多的形式，由特务带到书店放在一个别人不大注意的地方，偷偷将保险栓拔掉，立即离开。这时只要有人去动它一下，立刻就爆炸。有的读者看到这种纸包，以为是别的顾客忘了的东西拿去交给书店，有时书店人员在收拾整理时移动了它，炸弹爆炸了，站在附近看书买书的人以及书店工作人员往往都被炸伤。当时军统还不会制造定时炸弹，又不便公开甩手榴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虽然前后炸过两三次，可是不但吓不倒书店里的人，而读者反而越来越多。本来这个设在非商业区的一家小书店，自从一炸再炸之后，却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这一完全出乎戴笠意外的后果，使得他不得不下令停止这种做法，改为派人打入书店去进行活动，以便深入了解情况再从中进行破坏。这一阴谋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停止。
酷刑种种
军统掌握了侦察大队这个公开特务机关后，几乎无恶不作。它所干的一切，连当时警备司令部也不能过问，尽管杨虎当司令时期虽和戴笠沆瀣一气，但同样不能干预这个单位的工作。我记得我带着几个特务绑架刘芦隐先生没有成功，只好以侦察大队身份变为公开逮捕，可是连这个司令官都事前毫无所知。当事情发生后，半夜临时找他去补一张手令，他也只好照办。侦察大队完全成为上海区的一个外勤行动单位，只有在对外应付不了的时候才去找司令。有时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特别是处理一些冤枉被捕的无辜的人时，便找军法处去出面。当时的军法处处长陆京士和大队长王兆槐，都是杜月笙的学生，两人关系特别深。侦察大队把一些嫌疑犯打得体无完肤时，最后也送给军法处去交保释放。陆本人是没有不同意的，可是军法处的一些职员却老在背地发牢骚，说总是替侦察大队“扛木梢”（上海话为替人背过的意思），实在没有道理。
当时被这个侦察大队逮捕的人，连看守的特务也常常说“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在这个机关进门右边的一个小院内有三间牢房，都是用饭碗粗的木头做成栅栏。犯人关进去后，在里面的一举一动都可看清楚，地板上冬天只有几堆稻草，夏天蚊子臭虫是成群结队。被捕关在这里的人，一律不许见客和通信，被捕时穿什么便一直穿什么，不能得到亲友任何接济。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亲人被关在这里，但去看望时总是说没有。从来不准政治犯在这里会客。
刑讯室就设在牢房后边，特务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及嫌疑犯等，在进行初审时，除极少数经不住考验的当场叛变外，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酷刑。这里没有什么审讯员和法官，一般是由组长或督察来主持初审，重要点的便由副大队长或大队长审讯，特别重要的则由区长有时甚至是戴笠亲自主持。审讯时，只要三句话不对头，立刻就喊“吊起来”。这个队的一个警卫班除担任警卫外便是帮助用刑的。
审讯室里放着各种刑具，梁上挂着两根专吊人的麻绳。吊人时，最轻的是把两手反背捆起来，将两个大拇指拴上，一声喊“吊”，只要将绳子一拉就将受刑者吊离地面。最初让脚尖刚可着地，便将绳子向固定的钩子上一挂，又继续审讯。几分钟后，受刑者力气再大也得满头大汗。如仍不招供，再喊一声“扯”，这时受刑者便整个身体悬空，全部体重都落到两个大拇指上，一两分钟便是全身汗透，痛苦难当。审讯的特务往往轻松地坐在旁边抽烟，看着受刑者在痛苦中挣扎。受刑者如再不讲，身体弱一点的往往痛昏过去。这时，特务们便将绳子放了下来，朝着受刑者头上冲一盆冷水，让他慢慢醒过来。这一盆冷水夏天还不要紧，要是冬天，上身衣服全部淋湿之后，谁也不管冷不冷，既没有衣服可换，又没有火可烤，就得这样自己去干。过些时第二次又来一下，单就这一点也就够难受了。
可是更残酷的刑罚却还很多呢。吊既不灵，第二套便是“炒排骨”。“炒排骨”是先将受刑者吊起，让脚尖着地，有时还将脚固定下来用绳捆好。这是防止受刑者用脚踢施刑的特务。因为有次审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一个主持审讯又兼施刑的特务在行刑时，被这个宁死不屈的党员猛踢了几脚。当然这个人后来被活活打死，而特务受到这一教训后也提高了警惕，随时防止反抗。所谓“炒排骨”这种酷刑，是先将受刑者背靠墙壁，衣服解开，使之不能退让，行刑的特务戴上粗厚的皮手套，将受刑者肋骨徐徐用力按下去，使内脏受到挤压，然后上下移动。按下去已够痛了，再上下摩擦起来更是痛不可当。但受刑者不会马上昏过去，所以对审讯很有方便，可是一经这样“炒”过之后，不仅当时痛苦，往往一两个月胸部都碰不得一下，有些摩擦得厉害的几年都疼痛。
如果这一套还不起作用，再下去便是向鼻孔灌冷水和采用“老虎凳”、“踩杠子”一类的刑法了。灌冷水是将自来水龙头打开，直射受刑者鼻孔和嘴巴。这比淹在水里更难受，时间稍久，不是鼻孔肺部呛出血水来，便是晕了过去。老虎凳和踩杠子则弄得受刑的人终身残废也是常有的事。特务们为了强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线索，总是想尽方法来折磨革命人士的身体。经过这一套又一套的刑讯之后，不死也得重伤。有些虽招供了一些情况，甚至是实在再提不出新的东西，也往往在审讯的特务一时不高兴情况下随便来上一两套，这已习以为常。
对一些女性革命人士的审讯，特务们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一面审讯，一面借此来发泄兽欲。除了上述几种酷刑之外，还加上用小针插入奶头，竹签刺入指甲，藤条抽打阴户，以及剥光衣裤进行羞辱，等等，特务们则围观取乐。有次在强脱一个女共产党员的衣裤来相威胁时，她真是愤怒到了极点，厉声责问特务们：“你们有没有妈妈和姊妹？你们是不是人？你们这种无耻的动作连禽兽都不如！”可是骂是骂，而特务为了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还是坚持脱掉了她的衣裤。她最后是一阵狂笑，说：“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一套！”终于她在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和侮辱之后死在那间黑暗的小女看守所中，一个字都没有招出来。
解押人犯的办法
当时把政治犯从上海解送到南京去，除极个别是用汽车专送外，一般都是乘火车。解送的办法也特别，很少用手镣脚铐，大都是用简单的化装方法来掩盖犯人面部，使人一下认不出来为原则。例如，用纱布绷带包去半个面部或眼睛，或是戴上一副大的黑色眼镜等。而最无人道的做法，是在鞋子内满布图钉，让被解送的人有一只脚不能落地，以免逃跑，只能装成跛子由特务挟持着上下火车。被解押的人穿着这种有图钉的鞋子，有时不留心触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纸板上的图钉便刺入脚掌，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只要一两个人解送便够了。
由于解送南京的人经常有，因此解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厕所的机会跳窗逃走。以后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车的当天，整天都不准饮水，上车后就是真要解大小便也不准许，一直要硬忍到南京。这一夜时间的确是不易挨过。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乙莫名其妙。有时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因为平日没有横的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两人同时均被带走，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晓得哪天要去坐牢。
我在上海的几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后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特务也达20余人。其中有些经过几次转移囚禁，一直关了十来年到抗战胜利才开释，几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残废。
监视工作
上海区几年间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即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与反蒋分子，这几乎是每个外勤特务都担任过的。可是每个被监视的对象究竟为什么要受监视，一般的特务不一定清楚。有时当组长的也只简单的了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让知道真实内幕的，即令透露一点情况，也是欺骗或故意说成是汉奸或者笼统地指为“反革命”、“反动派”。可是真正的汉奸却从来不敢去惹他们，甚至彼此勾搭起来。
约在1937年年初，有人介绍一个姓郭的到侦察大队来当稽查员，大队长王兆槐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大家慢慢了解到，他是长期替日本领事馆做情报工作的，但谁都不敢说替日本人工作叫汉奸，反而美其名曰“日本通”，他也引以为荣。王兆槐还很高兴地能得到这样一个人，凡是与日本人交涉，总是派他去。而那些常常被称为汉奸的，我以后才知道是些民主人士或反蒋分子。我在任法租界组长期间，我那组所监视的人大都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对他们不好加上汉奸帽子，只好称之为“反革命”。
几年间没有间断过监视的人，如宋庆龄先生，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经常监视的。当时我们只知道宋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与同情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团体的，要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利用她的地位来与政府为难。因此宋先生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可是特务们又不便直接去对付她，所以采用长期监视的办法，主要是看哪些人与她有往来，可以对付的便由特务们去对付一下，不能对付的便报告上去。
1933年夏天，特务们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先生，这一方面是威吓宋先生，另一方面是对接近宋先生的进步人士的打击，企图阻止进步人士和宋先生往来。法租界组还奉戴笠指示，一定要设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我便派了一名女特务先去和宋家那个女佣人往来。这个女特务化装成附近住所的女佣人去和她勾搭，可是很快就被发觉。因这个女特务办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佣人打听有关宋的情况时，被她察觉了，没有几天就不再理这个女特务了。不过还有一点机会可利用，就是这个女特务与她往来时，得知她刚与一个流氓丈夫离了婚，我便另派一男特务去勾引她。这个男特务当时只20多岁，与宋的女佣人年龄差不多，而且长相不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虽然往来了一个多月，这个男特务也从来不去打听宋家的情形，最后还是被她拒绝不愿再与他往来。
尽管特务们使出各种花招，但并没有生效，而蒋介石还是不肯罢休，仍叫长期监视宋先生，每周要制成一份监视周报送到南京。上海区便指定两个特务分上下午守在寓所附近，专门注意出入宋宅的人员，有些乘汽车来的人便将车号抄下来，认识的人便记住姓名，并记录进出时间。蒋介石虽在百忙中仍不放松这件事，可是担任监视的特务却因时间久了很疲沓，有时随便在周报上填上几个常去的人的姓名，或是从邻居佣人方面打听到一点情况，便应付过去了。因为规定只在住宅附近监视，不追随外出，所以了解的情况也很有限。特务们有时也打电话或写信对宋先生进行一些侮辱与恐吓，而这些做法只是更增加了宋先生对反动派的仇恨和鄙视。
有次戴笠在杨杏佛被暗杀后问我，宋先生的态度变了没有？我说还是和过去一样。他叫我好好研究一下对付她的办法。我考虑了很久，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向戴笠报告。他仔细听了后，认为很好，并叫我作好准备，等他请示过蒋介石之后便立即实行。
我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挡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只听说德国生产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出时，特务开车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进时撞去，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伤。戴笠虽认为这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我的驾驶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露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了。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样在撞车中保护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要做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1933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愤恨。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用对面的法国公园来进行监视。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书店，自然也是监视侦察的对象。至于临时交下来要监视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这里就不多举了。
当时监视工作是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威吓人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收到的效果很少，作用也不大，只是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
当时特务们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很不得力，经常遭到戴笠的责备。因为共产党员警惕性很高，不像上面所讲的那些人满不在乎。我这个小组曾多次集中力量到徐家汇孝友里和打浦桥去监视过几位共产党嫌疑人士，成果毫无，甚至连被监视的对象何时搬走了都没弄清楚。戴笠曾亲自命令上海区逮捕中共上海地下领导人陈×（以后听说为陈赓将军），当时只知道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找来了一张旧照片。吴乃宪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亲自出马活动，结果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过。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量特务去搞监视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现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全部力量放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与反蒋分子方面，因而对日本这个主要的真正敌人却一直未予注意。等到七七事变以后，才手忙脚乱地来布置对日的工作，匆忙建立虹口、闸北潜伏组，吴淞组，江湾组。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周伟龙当场提出了两个人去当组长，但这两人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但是，还没等我开口，戴笠马上同意，并勉励我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我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当时周伟龙的化名叫任重，上海区的化名叫任致远，我的化名改为杜康。出发前我去请示戴笠，是不是还要同时注意共产党，因为我在前几天都看到侦察大队用搜捕汉奸的名义在十六铺和浦东逮捕了十多个共产党嫌疑关起来。当时虽然公开承认国共合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共产党的迫害，不过比过去秘密一点。这时戴笠答复我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发现了还是应当做做这方面工作。但是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这时整个虹口没有一个特务在那里立得住足，这便是几年间集中力量反共反人民的结果，等到大敌当前，对真正的民族敌人便一点都没有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