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商朝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科技（1/1）

1.农业

商朝农业生产已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大量记载了商人的农事活动，几乎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各个方面。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受年”“受黍年”“受稻年”等类辞句。卜辞的田字即为田的阡陌和沟洫之形。由卜辞可知，商朝的主要农作物有禾、黍、麦等。耕作的方法采用合力耕种及“焚田”（即火耕），并已使用粪肥肥田。商王除亲自视察田作外，还常命臣下监督农耕。当时农业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卜辞中常见在收割后把粮食放入廪中贮藏的记载。

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有木、石、骨、蚌，亦有青铜农具。耕具有耒、耜。耒为木制有歧头的木杈，用作翻地；耜为木制无分歧的工具，用作锸地起土。耨具有辰（蜃的贝壳）。收割工具有镰、铚。

石镰

商朝农作物的再生产品有酒、醴、鬯。酒为黍或稻所酿，醴为稻所酿，鬯为黑黍及香草所酿。商朝出土的酒器种类繁多，《尚书·酒诰》记载，人民嗜酒，淫逸，以致亡国，可见嗜酒风气之盛。酿酒业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朝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园艺和蚕桑业亦有发展。卜辞中有圃字，即苗圃；有囿字，即苑囿。果树有杏、栗等。卜辞中又有蚕、桑、丝、帛等字，商朝遗址中还出土有玉蚕及铜针、陶纺轮等物。在出土的青铜器上有用丝织物包扎过的痕迹，从出土的玉人像也可看到其衣服上的花纹。可见商朝的蚕桑业及丝织业已较发达。

2.商业和交通

商朝海贝

商朝的商品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部分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商朝遗址中出土有海贝、海蚌、鲸鱼骨、大龟骨等海产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集外，也有商人长途贩运而来的。除以物易物的交换外，当时已开始使用货币。商朝货币的主要形态是玉和贝，殷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贝，最多的达千枚。除天然贝外，还有石贝、骨贝、蚌贝、玉贝及铜贝等仿制贝。卜辞中有“赐多女有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赏戍嗣贝廿朋”的记载，证明贝在当时已用作货币，并以“朋”为计算单位，以十枚贝为一朋。

交通工具主要是陆路的车和水路的船。卜辞中有车字和舟字。商朝遗址中发现车马坑多座，出土的马车有二马一车和四马一车，车为木制，有铜车饰，单辕、一辀、一舆、一轴、两轮。车用于田猎、作战等。商朝的舟，尚无实物证据，但知其用于渡涉。

3.畜牧业和渔猎

商朝畜牧业也很发达，后世所称的“六畜”，都已全备。卜辞中的“为”字，像以手牵象之形，所谓“商人服象”。卜辞中又有牢、圂等字，即饲养牛羊马猪的栏圈。商人爱马，卜辞中的骊、驳、犸等，即是指马。对于牛、羊、犬、豕等的毛色，商人已能加以区别，还注意到牲畜的牝牡，并使用了去势术的技术。商朝的六畜也为人所食用，食品中的羞字从羊，豚字从豕，獲字从隹即禽，证明羊豕禽等已作为商人普遍的食物。商朝六畜还用于祭祀，有太牢（即牛羊豕）、少牢（即牛羊或豕犬）之称。商朝祭祀，一次用牲可多达数百头，而且往往牛、羊、犬、豕合用，没有高度发展的畜牧业是不可想象的。

商朝时黄河下游中原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并有广大的森林、草原、沼泽、湖泊，故作为农业、畜牧业补充的渔猎也很发达。卜辞中有“王鱼”“获鱼”的记载，商朝遗址中也出土过许多鱼类、蚌类的遗骸。捕鱼的方法主要有网罟、钩钓、矢射等。卜辞中又有“王田”“王狩”“获鹿”“获麋”“获虎”及“获象”的记载。狩猎方法主要有犬逐、车攻、矢射、布网设陷甚至焚山等，猎获野兽的种类和数量相当惊人。商王一次田猎获鹿可多达348头，获麋最多的是451头，足见其规模之大。

商朝的手工业分工较细，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

1.青铜器铸造业

商朝是青铜器的全盛时期，其品种繁多，主要类别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礼器中数量最多的是酒器，有爵、角、觚、觯、尊、盉、卣、彝、觥、壶、罂、瓿、禁、勺等；另有食器鼎、鬲、甗等；乐器铙、鼓、钲、铃等；兵器戈、矛、钺、矢镞等；工具刀、斧、锛、凿、针、锥等。

商朝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商朝遗址中已发现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熔铜的工具除有草拌泥制的坩埚外，还有外敷草泥的缸或大口尊。通过对青铜器中铜、锡、铅合金成分的研究，可知其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体相近。商朝晚期的司母戊方鼎重达875千克，鼎身和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浇铸而成。铸铜作坊规模之宏大、炼铜技术之高超、器物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花纹之复杂、制范技术之纯熟，都可看出商朝生产技术及青铜铸造的水平。

据粗略统计，历年出土的商代青铜容器达数千件之多，兵器、车马器和工具等更以万计。商周青铜器品种主要有礼器、兵器、工具和生活用具等，这些青铜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造型生动奇特、刻镂精美见长，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堪称代表作；一类以雄浑厚重、形体恢宏而取胜，如后母戊鼎。数量众多且工艺高超的青铜器，表明商周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高度发达，生产规模巨大。铸造青铜器时，需要很多工序，如制模、翻范、熔铸等，并需大量人力密切配合。目前发现的商代熔铜坩埚，一次约能熔铜12.7千克，而后母戊鼎重达875千克，铸造这样一件大鼎，就需70多个坩埚。若一个坩埚配备3至4人，就需要二三百人同时操作。此外，还要分别铸好各个部件，再行合铸。商代青铜作坊规模相当大，殷墟发现的青铜作坊遗址，面积达1万平方米。

商王武丁在位期间，为祭祀其母，命人铸造了闻名后世的“后母戊”青铜鼎。

“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鼎为长方形，四足两耳，通耳高133厘米，衡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875千克。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也因此得名。该鼎形制雄伟壮丽，结构复杂，花纹华丽。大鼎腹部铸有蟠龙纹和饕餮纹，有首无身，两眼狰狞可怖，反映神权思想脚部刻有蝉纹，线条简约，加强了鼎的神秘感。后母戊是目前出土的数千件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个，在世界古代青铜器史上也是罕见的。在当时铸造这样一个大鼎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仅需要有大规模的作坊，还必须有复杂的分工和高超的技术水平。目前发现的商代熔铜用的坩埚，一次约能熔化12千克铜，如用这种坩埚铸造后母戊鼎，就需要70多个。如果一个坩埚配备三至四人，就需要二三百人同时操作。可见，这个大鼎的铸造，充分体现了商朝时我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也反映当时我国的冶炼业和青铜业相当发达。

出土的商朝青铜器中还有铁刃铜钺，现已于河北藁城及北京平谷两处商遗址中各发现一件。经检验，其刃部是利用天然陨铁锻打而成的，证明商朝已知道用铁。此外商朝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练的冶金技术。

2.陶器

陶器是商朝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制陶是商朝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器形有炊器鼎、鬲，食器簋、豆、盂，酒器盉、觚、爵等，储盛器罐、盆、瓮、缸、大口尊等，其中最能代表商朝制陶工艺水平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白陶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经1000℃高温烧成，胎质纯净洁白，表面有雕刻精美的花纹。釉陶以瓷土为原料，器表敷釉呈青绿色，经1200℃高温烧成，胎骨细腻致密，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3.骨器

骨器在商朝使用范围很广，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及生活用具簪、梳、匕、叉等。牙器有雕刻的梳、筒、杯，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有绿松石。从骨器作坊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骨料及半成品，其原料多为牛、马、羊、猪骨及鹿角甚至人骨，并发现制骨用的青铜刀、锯、凿、砺石等。

制成一件骨牙器，大致需经过选材、锯材、加工成形、打磨及雕刻、镶嵌等工序。骨簪的顶端还刻有不同形状的鸟头。

商代玉器

4.玉器

玉器均为软玉，产量很大，颜色有绿、褐、白等，种类主要有礼器琮、璧、圭、璋、璜、琥及其他用于礼仪的尊、磬、矛、戈等；实用器有杯、盘、臼、杵、梳；工艺装饰品有头饰、玉环、玉珠，以及各种不同形状的佩玉、玉人、玉象、玉虎、玉鸟、玉龙、玉凤、玉鱼、玉蝉、玉蚕等。商朝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

5.漆器

漆器易腐朽，故现今所见商朝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当时的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1.天文学

商朝天文学中许多天象在卜辞中均有记载，如“日月有食”“月有食”，在日食时并有“大星”等现象出现，可见对日、月食的观察之精细。卜辞还记载了观察到的“大星”“鸟星”“大火”等，不仅有恒星，还有行星，后世的二十八宿中的一些星座名亦见于卜辞，卜辞中“有新大星并火”，即是说接近火星有一颗新的大星。当时已有立表测影以定季节、方向、时刻的方法，卜辞的“至日”“立中”等，就是这方面的记载。

2.历法

商朝的历法是迄今已知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历法。商朝历法为阴阳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即3651/4日为一回归年，故又称“四分历”。阴历以月亮绕地球一周，即29或30日为一朔望月。商朝用干支记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日，小月29日。12个朔望月为一个民用历年，它与回归年有差数，所以阴阳历在若干年内置闰，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与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

干支卜辞

商朝每月分为三旬，每旬为十日，卜辞中常有卜旬的记载，又有“春”“秋”之称。一天之内，分为若干段时刻，天明时为明，以后有大采、大食；中午为中日，以后有昃、小食、小采。旦为日初出之时，朝与大采相当，暮为日将落之时。对于年岁除称“岁”“祀”之外，也称作“年”。

3.数学

在数学方面，商朝已采取了十进位计算，卜辞中分别有个、十、百、千、万，最大的数字已有“三万”。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老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是汉字的早期形式。

甲骨文发现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是商朝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

1.产生背景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已知，殷商时期，国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亡之后，占卜在周代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作“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2.甲骨文的发现

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尚无定论。河南安阳殷墟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不断发现商代铜器，当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王懿荣

在清朝光绪年间，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看见上面刻着字，就觉得很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把这些奇怪的图案画下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作“甲骨学”。另当时药店收“龙骨”有规定，带字的不要，所以不可能在药中看到。由于药铺老板拒收上面有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农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以6文钱一斤的价格，将挖出的龙骨卖给药铺。于是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当作药吃进肚里，这就是所谓的“人吞商史”。

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他在得到甲骨之后，即认定其上文字是比籀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遗物，并开始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然而，王懿荣尚未对这种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杀殉国。

王懿荣对甲骨的收购，逐渐引起学者重视，古董商人则故意隐瞒甲骨出土地，以垄断货源，从中渔利。王懿荣好友刘鹗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为甲骨来自河南汤阴。后来罗振玉经过多方查询，终于确定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这里与古文献记载的商朝后期的殷都所在地相吻合。

后来人们将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3.甲骨文的分期

甲骨文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270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

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以文风而论，各期各有特色。

（1）雄伟期。自盘庚至武丁，约100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2）谨饬期。自祖庚至祖甲，约40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谨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3）颓靡期。自廪辛至康丁，约14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4）劲峭期。自武乙至文丁，约17年。文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5）严整期。自帝乙至帝辛，约89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从文字上看，甲骨文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具备了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另外，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甲骨文

4.甲骨文记载的内容

甲骨文记载的内容主要有四项：

（1）经过加工和刮磨的龟甲和兽骨，由专门负责的卜官保管。卜官在它们的边缘部位刻写上记述这些甲骨的来源和保管情况的记事文字，称“记事刻辞”。

（2）卜官在占卜时，用燃着的紫荆木柱烧灼钻凿巢槽，使骨质的正面裂出“卜”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叫作“卜兆”，是据以推断卜问事情吉凶的依据。在时代较早的甲骨卜兆下面，刻写出占卜进行顺序的数字，这种数字也叫“兆序”。

（3）甲骨文的主体部分是卜辞，即占卜活动结束后记录占卜活动进行情况与结果的刻辞。大多刻写在甲骨的正面，也有部分刻写在反面的。

（4）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组成的60个干支名称的干支表，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日历。

另外，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当时学习刻写卜辞的人练习刻写的作品，称为“习刻”或“习契”。

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大都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关于天气，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早生贵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从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约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5.殷商历史的实证

甲骨文就是殷商时代的文字，是用利器在龟甲（多为腹甲）或兽骨（多为牛胛骨）上契刻成书而成的。商代处在所谓“鬼文化”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被外在的神秘力量所笼罩，使得权力越大，阶层越高，越是遇事多疑，喜用占卜，解决国事或家事中的重大难题。占卜的方法通常是先在甲骨上钻孔，在这种孔洞将透未透之时，对它们进行烧灼。根据烧灼后出现的裂纹（卜兆），由专业的卜师进行解释，并把所问之事及卜兆的结果刻写在甲骨上，有时还把日后的应验也刻写上去，并用朱墨涂写这些刻字，有时也用朱墨直接写在上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绝大多数甲骨文的模样。甲骨文内容记载的主要是占卜，但也有一些记事的。这些记事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帝王的事务，比如祭祀、征伐、田猎等，也就是说，不可能是平民百姓的事情。这说明，文字的起源，主要是来自社会上层的需要。而中国的汉字，发展到甲骨文的时代，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时期。后来的学者曾总结汉字有六大特征，即所谓“六书”：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在甲骨文中都有其表现。从甲骨文往上推断，中国文字的起源无疑是相当悠久的。所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其意义也是相当深远的。

有关殷商的历史，大多是根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但因实物证明有限，所以认为书中关于殷商的记载传说多于史实。甲骨文被发现和确认后，1917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又以甲骨证史的方法，把释认的卜辞中的甲骨文字与司马迁的记载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证实了《殷本纪》对殷商帝王名姓的记载基本可信。这不仅确认了司马迁的记载，而且确定了中国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后来，又有著名学者董作宾，鉴于甲骨文的散乱不整，对其进行了断代研究，使这些地下的实物证据更便于作为史料来进行合理的使用。

但是，甲骨文并不是殷商历史的记载，它所记载的只是与占卜有关的事件，且其形式皆为简单的字句，并非完整的篇章，所以，当时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要靠后人的想象和推断，这也就降低了其历史价值。同时，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甲骨文是殷商时代的文字，也是至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了解殷商的社会，在社会生活和精神观念诸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水平。从甲骨文来看，殷商社会是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