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老北京的胡同坊巷（1/1）

北京的建筑有三大特色，一个是四合院，一个是王府，另一个就是胡同了。走进现代化的北京城，人们感兴趣的往往不是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四通八达的宽马路，而是那曲折幽深的小小胡同。来北京旅游的游客，都会到各处的小胡同里溜达溜达，胡同俨然已经成为北京建筑的名片。

什么是胡同呢？据《北京胡同志》介绍，胡同是城市中一种狭长的通道，是由两排院落墙体、宅门或倒座房、后罩房的屋墙连成的两线建筑物构成的。在两排宅第之间，胡同形成了一条隔离空间带，便于宅院的通风、采光和居民的自由出入。

“胡同”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呢？历来有多种说法。

一说认为“胡同”一词最早出现于金、元时期。女真人和蒙古人都属于蒙古语系，在蒙古语中，城镇被叫作“浩特”，村落被叫作“霍多”或者“霍敦”，转音作“胡同”。当女真人和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便把这种叫法带到中原来，所以从此以后中原一带的街巷都被称作“胡同”。

一说认为，“胡同”一词源于蒙古语，也就是“水井”或者“有水井的地方”的意思。在今天蒙古族居住的地方，用“井”做地名的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而最早见诸于文字的“胡同”，出现于元曲杂剧中，例如《张生煮海》中，梅香姑娘有“我家住在砖塔儿胡同”的台词。另外，在取材于三国故事的关汉卿杂剧剧本《单刀会》中，也有“杀出一条血胡衕（胡同）来”的台词。这些都说明，“胡同”在元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北京的胡同有多少？老北京人说：“大胡同三千六，小的多如牛毛。”意思是多得数也数不清。按照当地的习惯，老北京人喜欢把街巷和胡同混叫在一起，统称为胡同，所以在统计数字上，有不同的说法。

另外，还有一个不好统计的原因是，胡同形成于元朝，明、清朝以后又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所以，具体的数目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在元朝的时候，据《析津志辑佚》记载：“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意思是共有街巷胡同413条，其中有29条直接称为胡同，而那384条火巷，其实也就是广义上的胡同。

明朝时期，北京的胡同数目又有所变化。多达上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有300多条。

在清朝时期，从清朝朱一新在其《京师五城坊巷志稿》一书中所提到的当时北京街巷胡同的名字可以推出，清朝时内城共有街巷胡同1400多条；外城共有街巷胡同600多条，共计2000多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有970多条。

到解放前的1944年，北京的胡同数目又上涨了不少。据日本人多田贞一所著的《北京地名志》一书中记载，当时的北京胡同共有3300多条。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建立了许多新的居民区，人口也显著增加，胡同的数目也随之不断增加。据1982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北京》一书中记载：“至今，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4550条。”最多时，竟然达到了6000多条。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的重建，又拆迁、改造了一些，至今北京有街巷胡同约4000条。

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看似非常简单，可要准确地回答出来，却并不容易。如今，城市的变化日新月异，胡同也在一天天地减少。保护北京古都的风貌，就应该对这些宝贵的胡同加以保护，但愿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北京胡同的行列中来。

北京的胡同

说起北京胡同的名称，很多人都会哑然失笑，因为北京胡同的名称实在太有趣了，例如驴市胡同、灵境胡同、辟才胡同、油坊胡同等，很有市井气息，有以府第、人名命名的，有以官府、衙署命名的，有以寺庙命名的，也有以市场命名的，可谓包罗万象。这里列举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

1.以人名命名的胡同

直接以人名命名的胡同有很多，共计100多条。这些人名中既有平民百姓、小商小贩的名字，也有达官贵人、民族英雄的名字，充分体现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例如，如今为府学胡同的文丞相胡同，就是以南宋时期抗元丞相文天祥的官称命名的胡同；赵登禹胡同，就是以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将军的名字命名的胡同；三不老胡同，就是以明朝三保太监郑和的官称三保太监命名的胡同，郑和人称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讹称为三不老胡同；刘兰塑胡同，就是以元朝著名的雕塑家刘元的名字命名的胡同……

2.以建筑物命名的胡同

在老北京，还有许多以建筑物命名的胡同，尤以庙宇命名的最多。在老北京的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庙宇甲天下”，各种古庙名刹可谓数不胜数。各式各样的寺、庙、观、宫、殿、庵、阁等，不仅成为所在胡同街巷的地标性建筑，而且大多都成了地名，如白云观街、城隍庙街、玉皇阁夹道、观音寺胡同、法源寺街、三庙街……除了以庙宇命名外，像仓库、桥梁、碑、楼、塔、门、牌楼等也有很多成为胡同名称，如石碑胡同、栖凤楼胡同、塔院胡同、陟山门街、银锭桥胡同、米粮库胡同、禄米仓胡同等。

3.以市场、商品命名的胡同

在胡同中生活，是离不开必须的商品的，所以北京胡同中有很多是以商品来命名的。而商品的买卖又离不开市场，所以也有很多胡同是以市场来命名的。后来很多市场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的已经变了名字，有的已经消亡，但其旧名称依然沿用了下来。以市场、商品作为胡同的名字，反映了北京人日常生活的多姿多彩、灵活多样。

以市场命名的胡同：灯市口，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每年的正月初八到十八，在此设立灯市，这条街于是被称为灯市大街，到清朝的光绪年间，改称为灯市口大街；肉市胡同，因旧时候这一代肉铺多而得名，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的发祥地即在此；珠市口大街，原来的名字叫作猪市口，因为在明朝的时候这一带是买卖活猪的集市，到了清朝的时候，猪市已经不存在，谐音转为珠市口。

今日珠市口

以商品命名的胡同：与“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有关的胡同是劈柴胡同（如今改名为辟才胡同）、煤渣胡同、炭儿胡同、油房胡同、酱房胡同、糖房胡同、盒子铺、馓子胡同、麻花胡同、烧酒胡同等；与生活用品有关的胡同是绒线胡同、帽儿胡同、毯子胡同、盆儿胡同、砂锅胡同、灯笼胡同、风箱胡同、靴子胡同、烟筒胡同等。

4.以“吉祥话”命名的胡同

有些胡同名称还能表露出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例如一些带“喜”啊、“福”啊、“寿”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鹊胡同、喜庆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福顺胡同、寿逾百胡同等。还有一些带“平”啊、“安”啊、“吉”啊、“祥”啊等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

5.以形象标志等命名的胡同

除了以人名、市场、商品、吉祥话、建筑物命名的胡同外，还有以形象标志命名的各种胡同，如较宽的胡同，就被顺嘴称为宽街，较窄的就被称为夹道、较斜的就被称为斜街、稍微曲折的被称为八道湾、长方形的称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洼的有“下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称“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小喇叭”等，非常形象，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去观赏、踏足。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因其他原因命名的胡同。这些胡同的名称反映了当时北京的历史、人文和政治生活的不同层面，同时也记录了很多有趣的人与事，展现了老北京人丰富多彩的生活色调。

东交民巷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是一条胡同。该胡同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近3公里，是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

东交民巷诞生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来元朝的那个时期。在明朝的时候，江南的粮食通过大运河运抵元大都，就在这里卸放，因此，这条巷子被叫作江米巷。渐渐地，当地老百姓便把“江米巷”叫成“交民巷”了。后来，为了修建棋盘界，原来的江米巷被划分为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逐渐演化为如今的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

在明清两朝，东交民巷是两朝政府的“五部六府”所在地，在这里兴建了四夷馆和会同馆，专门接待来朝的外国人。在清朝的初期，最初来到东交民巷的外国人是俄罗斯人，后在康熙年间，朝鲜、蒙古、琉球等地不断派人来此，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来中国学习满汉语言、藏传佛教经典等。如此重要的政府要地，原本是外国人来此学习的地方，后来为什么变成了带有屈辱性质的“国中之国”呢？

这还要从发生于清朝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说起。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等列强的炮火震碎了清政府“天朝大国”的美梦，从此，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后在清朝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北京城内犯下了滔天罪行。“北京之惨状，已臻至极。前门外大栅栏及东交民巷西什库等处，只是残转破壁……独各国之兵士，恃威横行……惨风凄雨，流血斑地，尸骨委于鹰犬，万骨枯而何人凭吊。”这段令人惨不忍睹的描写，是1900年一位日本记者目睹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并进行疯狂烧杀抢夺后记下来的。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开始了北京城史上最大的浩劫，东交民巷也难逃厄运，许多珍贵建筑被摧毁，许多稀世珍宝被抢走……1901年，八国联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东交民巷进一步陷入深重的苦难中。根据该条约，整个东交民巷地区被列强一口吞下，不许中国人居住和设立衙署，控制了完全的行政管理权，中国政府没有任何权力过问。

在东交民巷内，这些万恶的西方列强完全无视清政府的存在，随意地安排着东交民巷的具体事宜，在这里大兴土木，不仅修建了用于办公的使馆，还修建了银行、医院、俱乐部、饭馆、教堂等清一色的西洋建筑。除此之外，他们还任意地改变原有的街名，将东交民巷改名为使馆大街，还强迫清政府给予驻兵特权。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他们还在四周建立了高约6米的围墙，围墙上建有8座碉堡，修建了巨大的铁门……一时间，东交民巷成为西方列强的兵营，用以胁迫清政府和镇压中国人民。“长安门外御河桥，轿马纷纷事早朝，不料皇宫居冠地，炮台高筑欲凌霄。”清末一位诗人的这段关于东交民巷的描述，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多么令人悲哀的场景啊。在那个时候，东交民巷俨然已经成为中国人民不得进入的禁区和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北京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昂首挺胸地通过东交民巷，洗刷了五十年来中国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耻辱。但是，那段刻在中国历史上的耻辱绝不会因此而被遗忘，如今，在东交民巷，还残存着昔日西洋建筑的某些部分，如部分界墙残段、德国兵营内的地下牢房、“赫德路”路牌……这些打着耻辱印记的建筑残存，犹如一部打开的近代史教科书，警示我们不忘国耻、奋发图强。

在北京市珠宝市街的西侧，临近著名的大栅栏商业区，有一个胡同非常有意思，首先它的名字非常有意思，叫作钱市胡同。其次，它是历史上也是当今北京最窄的胡同，有多窄呢？胡同全长55米，平均宽仅0.7米，最窄处竟然仅有0.4米，两个人对面走过都要侧身前行，一个人推着一辆自行车就已经难以通行了。

据清《朝市丛载》记载：“银钱市，在前门外珠宝市中间路西小胡同。”这里所说的小胡同指的就是钱市胡同。在胡同的尽西头，有一座大罩棚，是清代官办的银钱交易大厅，简称“钱市”，钱市胡同因此“钱市”而得名。所谓钱市，是银、钱（制钱）兑换的场所，但只在账面上交易，盈亏在兑率的差价上，并无实际的银、钱。经营者要经过官府的批准，且仅限十八家，故称“十八案”。可以说，钱市胡同是中国现存最早，也是最完整的金融交易所。

钱市的形成与炉行有关，所谓炉行就是官家批准熔铸银锭的作坊。在清朝的时候，炉行都集中于珠宝市街，形成了钱市。民国以后，炉行失去了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再加上正逢币制改革，对贵金属熔铸的市场需求日渐萎缩，炉行便逐渐萧条下来，随之钱市也逐渐无市，后改建成银号铺房，形成了一条窄胡同。

其实，原本这条窄胡同并没有如今这么窄，主要是当时钱市胡同两侧的银号钻法律的漏洞，毫无节制地扩建他们的商号建筑，侵吞公共通道，最终使该胡同成为今天这个窄模样。

在如今这个窄小的胡同里，有中式的三合院、中式的二层楼，也有西式的小洋楼，中西两种不同风格的建筑文化在此交融，是弥足珍贵的“文物古迹”。

钱市胡同，虽然是北京最窄的胡同，却书写了我国从使用银两、铜钱、纸币到拆借资金的金融发展的历史过程。

钱市胡同

老北京胡同的名称大部分是“约定俗成”下形成，并经历史的沉淀而流传下来的，如出现于元朝时期的砖塔胡同，就是源于胡同东口有一座万松老人塔。砖塔胡同的名称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已经被叫了700多年。

除了砖塔胡同外，很多胡同的名称都是源自明清时期而未经改变的，如从明朝叫到如今没什么太大变化的绒线胡同、头发胡同、松树胡同、门楼胡同、罗儿胡同、翠花胡同、史家胡同、灯草胡同等。

可并不是所有的胡同名称都像砖塔胡同那样固定化，很多胡同名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改变，有的甚至几经更改，如现在的菜市口胡同，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绳匠胡同，在清朝乾隆年间就被讹传为神仙胡同了，后又被讹传为丞相胡同。

胡同名称的改变折射着老北京的历史更迭，同时也深深地镌刻着时代的烙印。在数百年的风雨沧桑中，胡同的名称或被“讹音”，例如，机织卫胡同是明代守卫京师的官衙济州卫署所在地，讹音叫成了机织卫；五道营胡同，明代时是武德卫营驻军的所在地，后来讹音叫成了现名。或被“雅化”，例如，驴市胡同被改名为礼士胡同，屎壳螂胡同被改名为时刻亮胡同，猴尾巴胡同被改名为侯位胡同，小羊圈胡同被改名为小杨家胡同，鸡爪胡同被改名为吉兆胡同，牛血胡同被改名为留学胡同……这些基本上都是以意思好的同音字，取代了不好听的字。

具体来说，都有哪些改变呢？

1.带有“人名”字样的胡同名称被改。如，沙锅刘胡同被改名为沙锅琉璃胡同；豆腐陈胡同被改名为豆腐池胡同；汪太医胡同被改名为汪太乙胡同；宋姑娘胡同被改名为颂年胡同；姚铸锅胡同被改名为尧治国胡同；张秃子胡同被改名为长图治胡同；张皇亲胡同被改名为尚勤胡同等。

2.带有“服饰、器物”字样的胡同名称被改。如，锅腔胡同被改名为国强胡同或国祥胡同；罗圈胡同被改名为罗贤胡同；裤子胡同被改名为库司胡同；烟筒胡同被改名为源通或淹通胡同；轿子胡同被改名为教子胡同；汤锅胡同被改名为汤公胡同；裤腿胡同被改名为库堆胡同；烟袋胡同被改名为燕代胡同等。

3.带有“动物如牛、羊、马、虫、鸟、鸡、鱼等”字样的胡同名称被改。如，驴肉胡同被改名为礼路胡同；狗尾巴胡同被改名为高义伯胡同；猴尾巴胡同被改名为侯位胡同；马尾胡同被改名为慕义胡同；熟肉胡同被改名为输入胡同；生肉胡同被改名为寿刘胡同；灌肠胡同被改名为官场胡同；驴市胡同被改名为礼士胡同；羊毛胡同被改名为杨茅胡同；鹰房胡同被改名为英房胡同；鸡爪胡同被改名为吉兆胡同；屎壳螂胡同被改名为时刻亮胡同；蝎虎胡同被改名为协和胡同；臭皮胡同被改名为受壁胡同；臭皮厂被改名为寿比胡同；牛蹄胡同被改名为留题胡同；干鱼胡同被改名为甘雨胡同等。

砖塔胡同

4.带有“不别致”字眼的胡同名称被改。如，烧酒胡同被改名为韶九胡同；廊坊胡同被改名为良乡胡同；油炸鬼胡同被改名为有果胡同；劈柴胡同被改名为辟才胡同；干井胡同被改名为甘井胡同；井儿胡同被改名为警尔胡同；佟府胡同被改名为同福胡同等。

老北京胡同名称的变化折射出了老北京历史和文化的繁衍与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演变，越来越多的胡同被拆除，其名称也随着胡同的拆除而消失于人们的视野，真是非常可惜且令人叹息！

提起灵境胡同这个名字，很多老北京人都知道，它地处西城区中部，呈东西走向，东起府右街，西至著名的商业街西单北大街，中与枣林大院、西黄城根南街、东斜街、新建胡同、背阴胡同相交，全长664米。

可说起灵境胡同的名称来源，很多人都不知如何开口了。其实，灵境胡同的名称源于一座被称为“灵济宫”的道观。

灵济宫始建于明朝永乐十五年（1417年），它的建造还与永乐大帝朱棣的一个梦有很大关系。相传，在皇帝朱棣自迁都后，由于劳累过度，大病一场，吃遍了天下名医开的药，都没有见效。正在愁眉不展之际，朱棣在一次睡眠中梦见两位道士前来给自己送药。梦醒后不久，朱棣的病就好了。朱棣非常高兴，下旨修建灵济宫，来厚谢两位仙道的救命之恩，还给他们封了号，一位为玉朗真人，一位为金胭真人，并将他们的夫人封为仙妃。

在后来的对外征战中，朱棣每逢作战不利时，都会请这二位仙道前来暗中助阵，果然取得节节胜利。

为了感谢二位仙道的帮助，朱棣在永乐十六年，又将他二人的仙位升了一级，由真人改封为真君。及至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二位仙道的名号又被升级了一大步。随着二位仙道的备受青睐，灵济宫的地位也逐渐上升，每逢初一、十五、立冬、夏至等节令，皇家总要派大臣前往烧香祷告，祭祀真人。

灵境胡同的一处住家

有时，大臣患病，也要想办法到此祭祀，以求真人保佑，早日康复。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大学士王锡爵身患重病，明神宗朱翎钧很为重臣的病担心，便拨白银五十两，令道官王昭忻到灵济宫为王锡爵祈福。在二位仙道的帮助下，王锡爵的病很快便好了。

灵济宫除了可以祈福、治病之外，还有一个功能，即百官举行集体活动的重要场所。每逢隆重大朝会之前，全体官员都要被集中到这里排演礼仪，直到明宣德年间，这种演礼才被移到其他地方。

为了彰显灵济宫的高贵地位，明朝的很多文人雅士还以歌颂灵济宫为美事，因此留下了很多关于这座道观的诗篇，如，有首诗写道：“晚来骑马过仙坛，宝芨灵文试一看。月度三花瑶殿静，风吹独鹤玉阶寒。”

正所谓“好景不常在”，灵济宫的高地位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走到了尽头。当时，有位大臣向崇祯皇帝奏了一本，说灵济宫供奉的二位真人是叛臣之子，不适合接受众朝臣的跪拜，请示用帐幕将其塑像盖起来，并将灵济宫的一切祭祀、祈福活动禁止。这个奏本被崇祯皇帝认可了。从此，灵济宫逐渐走向了没落。

到了清朝年间，灵济宫的没落速度更快了。其名称也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中，经过一番“以讹传讹”，把“灵济”变成了“灵清”，后来又转成了“灵境”，遂成如今的“灵境胡同”之称号。

老北京的胡同虽然不计其数，数也数不清，但并非全部一样，而是各有千秋、各有特点。在众多胡同中，有几个胡同是不得不提的，因为它们实在太与众不同了，被誉为北京胡同之“最”。

1.最长的胡同——东交民巷

说起那最长的胡同，则非东交民巷莫属了，它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近3公里，是老北京最长的一条胡同，在明清的地图上被称为“东西江米巷”。巷内街道两边西洋建筑风格各异、错落有致，是北京唯一一处洋房林立的特色街巷。东交民巷地理位置优越，是北京市内众多人文历史古迹和商业旺铺的黄金连线。再稍短的是前门东、西打磨厂街和东、西绒线胡同了。

2.最古老的胡同——三庙街

在老北京众多的胡同中，最古老的胡同当属三庙街胡同了，其历史可以追溯到900多年前的辽代，比金代的广安门大街还要早呢，当时被称为“檀州街”。北京城经过了几百年的变迁，可三庙街胡同始终保持着900年前的姿态，静静地候在北京城的一角，看着北京城一点点地演变、发展。

三庙街胡同呈东西走向，长约300米，宽约四至六米。据考证，该胡同早在唐朝时期就已经成型；在辽、金时期最为繁华；在明朝时期，因此处有紫金寺，所以又被称为“紫金街”；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被改名为今天的“三庙街”这个名字；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改名为“立新街”，后又恢复“三庙街”的名号，并沿用到今天。

在老北京，像三庙街胡同这样元朝以前的街巷胡同还有很多，如现今广安门内大街上的北线阁街、南线阁街、宣外的下斜街东边的老墙根街等。

3.最宽的胡同——灵境胡同

灵境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单地区，呈东西走向，最宽处已达到32.18米，所谓被称为北京最宽的胡同。

4.最窄的胡同——钱市胡同

关于最窄的胡同，近几年来不断有新发现，较早时期说崇文门东珠市口北的高筱胡同南口最窄，仅65厘米。后来又有人说小喇叭胡同北口向西拐弯处仅58厘米。最新的发现显示，最窄的胡同是大栅栏钱市胡同。

钱市胡同位于珠宝市街的西侧，临近著名的大栅栏商业区，胡同全长55米，平均宽仅0.7米，最窄处竟然仅有0.4米，两个人通过此胡同需要面对面侧身通过。

5.拐弯最多的胡同——九道湾胡同

九道湾胡同，顾名思义，以拐弯多著称。九道湾胡同位于西城区东部，东口与铺陈市胡同相连，西口从校尉营胡同通出，全长约390米。在这从东到西的三四百米的长度里，直弯、急弯、斜弯、缓弯比比皆是，可谓弯连弯、弯套弯。

九道湾胡同的名称来自于胡同有9个90度的拐弯，其实按地砖线划分，从东到西数，有9个直弯，4个斜弯、缓弯，其它细小的微弯忽略不计，共13个弯，堪称北京城弯道最多的胡同。

九道湾胡同

6.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

北京最短的胡同在琉璃厂东街东口的东南，被称为一尺大街。一条胡同、一尺大街、十来米长、只有6家门脸、店铺，是北京胡同的缩影。该胡同虽是北京最短的胡同，却并非只有一尺长，而是长25.23米。

一尺大街的历史还算悠久，据清末进士陈宗蕃1931年所著的《燕都丛考》记载：“自杨梅竹斜街而西曰一尺大街，又西曰琉璃厂。”可见一尺大街至少已有70余年的历史。如今“一尺大街”的名称已经撤销，被并入了杨梅竹斜街。在杨梅竹斜街西段，桐梓胡同北口至樱桃胡同北口之间的那段路，就是曾经的“一尺大街”所在。

在北京，有很多胡同被称为什么什么“条”，如东四三条、东四十二条等。很多人可能有疑惑，这些地名为什么被称为什么“条”呢？“条”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里的“条”指的就是小胡同。“胡同”一词由蒙古语转化而来，“条”是北京本土的发明创造，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与街、巷、胡同共存延续至今。据《北京市城区街巷地名全图》记载，北京共有422个以“条”称呼的街、巷和胡同。可见“条”名称在北京城的流行。

令人奇怪的是，老北京为何以什么“条”为胡同名称呢？这还要追溯到明朝时期。在明朝，北京城的面积和规模比元朝时期的大了很多，街道、胡同的数量也随之显著增加。为了更好地区分这些地名，遂采取街道名称的“序列化”。在最初，我们称这些胡同为“某某胡同头条”、“某某胡同第二条”、“某某胡同第三条”……或“某某街头条”、“某某街第二条”、“某某街第三条”……可是叫着叫着，人们就发现这样叫很拗口，于是渐渐地便简称为“某某头条”、“某某二条”、“某某三条”……北京东四的十四“条”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东四头条（一条被称为头条）、东四二条、东四三条、东四四条、东四五条、东四六条、东四七条、东四八条、东四九条、东四十条、东四十一条、东四十二条、东四十三条、东四十四条。

东四地区的胡同住过很多的名人、有着很多的故事传说、保留着很多的古迹，是老北京精彩生活的清晰写照。

提起东四头条，很多人都不陌生。在众多“条”中，东四头条的文化气息最浓厚，在这里曾经居住过多名文人雅士，如在胡同的1号院，曾经住过钱钟书杨绛夫妇、卞之琳、余冠英、罗念生等人；在胡同的5号院，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和著名的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先后在此居住。

东四二条。东四二条位于区域的中部，外交部的西侧，呈东西走向，北起东四三条，西止东四北大街，南邻东四头条。据说金庸笔下的福康安曾经在这条胡同住过。在金庸的里，福康安是个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在民间传说中，他是清乾隆帝的私生子，几百年来围绕着他的故事非常多。据老一辈人讲，东四二条胡同几乎一半的院落都曾经是福康安的宅院。

东四三条。东四三条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止东四北大街，中部往南可通东四二条，往北可通东四四条，呈东西走向。东四三条曾经汇聚了很多达官贵人，据说还有一位格格住在这里。这位格格是溥杰的候选夫人，但最终未能嫁给溥杰。后来，格格的母亲又想让她嫁给溥仪，但最终也没成，最后这个格格终生未嫁。

东四四条。东四四条呈东西走向，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止东四北大街，中部往南可通东四三条，往北可通东四五条。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1993年就居住在东四头条的19号，只是他那时居住的房子在上世纪90年代已翻建，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

东四五条。东四五条呈东西走向，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止东四北大街，南有二支巷可通东四四条。该胡同虽然没有什么文人雅士或者达官贵人居住过，但艺术氛围非常浓厚。

东四六条。位于东城区东部，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至东四北大街，南与月牙胡同、流水巷、育芳胡同相通，北与月光胡同、南板桥胡同、德华里、石桥胡同相通。该胡同的63号和65号就是号称“东城之冠”的崇礼宅。这座宅院也是这一带唯一的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私人住宅。

东四七条。东四七条位于区域中部，东四北大街东侧，属东四街道办事处管辖，呈东西走向，中间曲折。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止东四北大街，南与德华里、月光胡同相通，北邻东四八条，中与南板桥胡同、石桥胡同相交。据说辅国公载灿就是在东四七条找到了他的“乘龙快婿”。

东四二条

东四八条。位于东城区东部，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至东四北大街，南与石桥胡同、南板桥胡同相通，北有支巷通东四九条。胡同内71号院，原是清代为宫中掌管帘子的王姓官吏所盖的一座房子，解放后为教育家叶圣陶故居。

东四九条。“东四九条”，又称“九条胡同”、“红日路九条”，北京胡同名。位于东四北大街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止东四北大街，南与南板桥胡同相通，并有支巷通东四八条，北有支巷通东四十条。在讲述和珅故事的电视剧里，有一个与和珅勾结、狼狈为奸的大贪官李侍尧，这个李侍尧就住在东四九条。

东四十条非常普通，几乎没有什么逸闻趣事传出。

东四十一条为历史上的运粮道，所以，该胡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没有树。那个时候，谁要是在这个地方种树，是要被砍头的。

东四十二条，远离闹市，是一条“平民胡同”。

东四十三条位于东城区东北部，东起东直门南小街，西至东四北大街。在明朝的时候被分为两段，东段称慧照寺，西段称汪家胡同。慧照寺位于胡同东端与小菊胡同南口相交处路北，原为永宁伯府所在地。成化十七年（1481年），僧人庭佑将其宅改建为慧照寺，寺所在巷也改名慧照寺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慧照寺胡同并入汪家胡同，改称东四十三条。

东四十四条，肃亲王善耆就曾经居住在这里。她的女儿非常有名，就是后来被称为“男装丽人”的超级间谍川岛芳子。

去南锣鼓巷游玩时，您或许会偶然路过南锣鼓巷59号，咋一看，这是一座非常不起眼的小门楼。可细看一下，你会发现在小门楼旁边挂着的、一块同样不起眼的说明牌上却记载着一件很起眼的事实，什么事实呢？原来这座宅院就是洪承畴的府邸。

洪承畴是谁？

先看一首诗词，可能很多人听过或者在哪读到过，即“兵败松山一怆神，可怜已似楚囚身。朱门今日只余恨，忍死偷生作贰臣”。这是清人为洪承畴所题写的一首竹枝词，也是后世人对洪承畴的一生评价。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人，先仕明于松山之败后降清，是明末叛臣之一，但也是清朝定鼎中原的重臣。

明朝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洪承畴考中进士，十余年后升任陕西布政使司参政。后因镇压起义军有功，逐步被提升为巡抚、总督等要职，成为明末重臣。崇祯十四年（1641年），洪承畴率领吴三桂等8个总兵官共13万兵马救援锦州。面对实力强大的清军，洪承畴本想结营固守避免决战，不料生性急躁多疑的崇祯皇帝却派人前来督战，洪承畴被迫进军，损兵折将5万余人，只好退守锦州城外十八里的松山城。半年以后，清军攻占松山城，洪承畴兵败，被俘绝食数日，拒不肯降。皇太极无计可施，特命大学士、吏部尚书范文程前去劝降，发现其果有宁死不屈的决心。皇太极对洪承畴备加关照，恩遇礼厚，最终打动了洪承畴，成为带领清军南下的急先锋，为大清帝国的开创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大清开国功臣，为大清的统一、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和睦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清顺治二年（1645年），洪承畴被委任“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官职，坐镇江宁（南京），后又出任云南贵州等五省经略。顺治十六年（1659年），洪承畴保荐吴三桂镇守云南，自己因眼病发作，返回北京疗养。顺治十八年（1661年），69岁的洪承畴退休，被授予可以世袭四代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这只是正三品职衔，而他原本是一品大员，所以退休时所得封赏甚薄。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去世，享年73岁。清乾隆皇帝因洪承畴为叛明降清之人，将其列于贰臣甲等列入《贰臣传》。

洪承畴在降清以后被编入镶黄旗汉军旗籍，他居住的地方在清朝正是镶黄旗辖区。据民国时期的《燕京访古录》记述：“洪承畴府第，在后门外（地安门外）方砖厂东口外路东，今府已废，惟府门外之二铁狮巍然独存。府后门在南锣鼓巷，尚居洪氏子孙。”南锣鼓巷59号曾经为洪承畴府邸的一部分。可关于洪承畴究竟何时来到这里，又到底居住了多久却很难确知了。

根据史料分析，洪承畴府邸的旧址西起南下洼子胡同，东至南锣鼓巷，北抵黑芝麻胡同，南达沙井胡同，占地范围很广。可令人遗憾的是，昔日辉煌无比、气势宏伟的府邸已经或被拆毁或被转为民居，如今仅存祠堂的三间房屋。

早前居住在这三间房屋中的人，对这座宅院和洪承畴的故事了解不多，但随着不断有人到此拜访、踏足，洪承畴的故事也逐渐地街知巷闻了。可是，故事被流传了下来，昔日辉煌的府邸却再也无法重现光彩。

洪承畴府今景

在南锣鼓巷西侧，从南往北数第三个胡同，就是曾经住过好多名人的雨儿胡同。该胡同属东城区交道口地区，自东向西沟通南锣鼓巷与东不压桥胡同，长约340米。

雨儿胡同的历史非常悠久，起源于明朝时期，那个时候，它被称为雨笼胡同。及至清朝，被改名为今天的“雨儿胡同”这个名称。民国时期继续沿用这个称号。曾经一度改名为辉煌街三条，后来又恢复了“雨儿胡同”的称号。

雨儿胡同曾经出过许多名人或者要人，据《啸亭续录》记载：“公（叶）布舒宅在雨儿胡同。”这里的“公（叶）布舒”指的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四个儿子，他在清康熙八年（1669年）被封为辅国公。如今雨儿胡同11号、13号、15号的位置就是曾经的辅国公（叶）布舒的宅邸。

在民国时期，13号与其东侧的11号和其西侧的15号原本是一体的，当时是北海公园董事会长董叔平的宅院，被称为“董家大院”，后来这座宅院被分割出卖。

雨儿胡同出过的众多名人中，最有名的当属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齐白石是中国画大师，中国近代美术文化史上的杰出画家、书法家、篆刻家，曾任北京国立艺专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北京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齐白石故居位于雨儿胡同13号院。13号院在胡同中段北侧，紧邻南锣鼓巷，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后由文化部购买，作为画家齐白石的住所。1955年，齐白石曾在这里住过半年，后搬出。后来该院被改为“齐白石纪念馆”，后改为“北京画院”。如今该院仍然为北京画院用房，是北京画院《中国画》编辑部和北京美术家协会所在地。

齐白石像

31号院为罗荣桓元帅故居，虽然如今的院门已经经过改建，但还是能够从中看出昔日的气派。罗荣桓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33号院是粟裕将军的故居。粟裕是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战略家，淮海战役、上海解放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指挥者，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总理级）、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5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雨儿胡同院内有3间北房，两侧各带3间耳房；有东、西厢房各3间；有南房3间，两侧原来也应该各带耳房3间。院内房屋均为清水墙体的带廊起脊合瓦房，且有回廊连接，墙体磨砖对缝，装饰性很强的铃铛排山脊，做工考究。虽然不算宽敞，并且昔日那些历史名人居住的痕迹早已辨认不清，可是从今日看来，依然不失静美、温馨。

说起老北京文化味儿最浓的一个胡同，非琉璃厂莫属了！老北京最原汁原味的东西都在这儿。相传昔日皇帝出宫来遛弯儿，琉璃厂是其必到之处。不止皇帝爱来这儿，许多达官贵人还喜欢在此处居住，并且全国各地的会馆都聚集在此。官员、赶考的举子们进皇宫，这里也是他们的必经之地，足见其文化底蕴的深厚。

琉璃厂位于西城区，距离天安门广场约有1公里，它西起南北柳巷、东至延寿寺街，全长800米。实际上在辽、金时期，这里并不是城里，而是郊区，当时叫“海王村”。及至元、明时期，此地建造了很多官窑，用以烧制修建皇宫所用的琉璃瓦件，所以被改名为今天的“琉璃厂”这一名字。明朝时期，明成祖朱棣为了迁都北京，下令重建北京城。琉璃厂的炉火就越烧越旺了，制作出来的琉璃瓦，把北京这座历史名城装点得金碧辉煌，历经百年风雨而光泽不减。

及至明嘉靖三十二年修建外城后，这里变为城区，琉璃厂便不宜于在城里烧窑，而迁至现在的门头沟区的琉璃渠村，但“琉璃厂”的名字却一直留存了下来，沿用至今。

在清朝的康熙至乾隆年间，琉璃厂渐渐地发展成为文化街。当时，很多汉族的官员都居住在琉璃厂以西的宣武门外，并且来自各地的赶考举子居住的会馆也都在附近。他们对书籍的需求量很大，各地书贾更是纷纷在此设摊、建店，出售大量藏书。繁华的市井，便利的条件，形成了“京都雅游之所”，使琉璃厂逐渐发展成为京城最大的书市，形成了人文荟萃的文化街市，与文化相关的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等，也随之发展起来。及至清光绪二年（1876年），这里的书店发展到270多家。民国初年，经营文化商品的店铺及其作坊发展到200家。琉璃厂逐渐成了北京城里最有文化味儿的一条街。

琉璃厂与新华街交界处为“厂甸”，是二百年来京城最盛大的春节庙会所在地。清人马炯章的《厂甸记》中说：“至正月则倾城士女，如荼如云，车载手挽，络绎于道。”

如今的琉璃厂越来越适合旅游观光了，虽然表面上更加风光，但那些值得细品的东西却日渐稀少，渐渐地被表面的繁华景象所掩盖，需要细细地品味和挖掘。

去琉璃厂游玩，有几个地方是必须去的，这里略举一二。

琉璃厂有许多著名老店，如槐荫山房、古艺斋、瑞成斋、萃文阁、一得阁、李福寿笔庄等，还有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中国书店，以及西琉璃厂原有的三大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而琉璃厂最著名的老店则是荣宝斋，有人说：琉璃厂因荣宝斋等著名文化老店而享有盛名。荣宝斋素有“民间故宫”之称，是琉璃厂的一块金字招牌。拥有300多年的历史，不仅有典藏的文房珍宝、精湛的装裱工艺、绝技的木板水印，还常常举办“以文会友”等交流活动，使其成为了联结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首要通道。

琉璃厂的摊位

除了荣宝斋之外，琉璃厂必去的第二个地方是中国书店，琉璃厂地区延续千余年的古旧书业之精华便汇聚于此。它专门收集中国历代古籍、碑帖、拓片、各类旧书、报纸杂志，发售新印古籍和研究有关的各种图书及画册，兼营文房四宝，还开办了京味书楼和北京民俗馆等各类书展。最有特色的还是这儿的古旧书收售及古籍修复技艺。

东邻交道口南大街，西近南锣鼓巷，南依北兵马司胡同，北靠前圆恩寺胡同，有一座叫秦老胡同的胡同，它的35号院非常有名，被称为“皇后的姥姥家”。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里的“皇后”指的是哪位皇后呢？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这里的“皇后”指的就是清朝的末代皇后婉容。

秦老胡同35号院，在早先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宅院，而是私家花园的一部分。是哪家的私家花园呢？据说是清朝末年内务府总管大臣查哈拉索柱家的，这座花园在当时被称为索家花园。

查家原本在秦老胡同中部有一所房子，后来经过几次扩建后，渐渐地其范围从秦老胡同中部扩展到胡同西口路北。查氏的后代是曾崇，曾崇曾经任内务府大臣，曾崇的儿媳妇是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的姨母，所以，民间有着秦老胡同35号院为“皇后的姥姥家”的说法。

35号院原本只是索家花园的一部分，被称为“绮园”，如今园内假山上还有“绮园”二字的刻石呢！园内除假山、水池、桥、亭等建筑外，还有一方江南园林中建筑——船形敞轩，这敞轩底部似一大船，船体上为木结构敞轩，造型独异，使花园不同流俗。

后来，35号院被出售，买主后来拆除了花园内的全部建筑，重新修建了房屋，只留下大门内东隅一组假山。改建后为四进院落，宅院比较宽敞，院内的主要建筑是硬山和瓦清水脊顶。

1986年1月21日此院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作霖在北京居住期间，曾经购置了多处公、私房产，如西城太平桥的大帅府（即顺承郡王府）、黄寺的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新街口的东北大学、王大人胡同（今北新桥三条）的东北军驻京办事处等。

其实除了这几处房产外，张家还有一处房产，那就是位于翠花街5号的一座“私宅”。相传这座私宅是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为红颜知己赵一荻购置的。

提起张学良，很多人都知道，他风流倜傥、威震东北，是一位少帅将军；他曾因软禁蒋介石而将国共全面抗日战争序幕拉开，也正因此他饱尝了几十年与世隔绝的软禁之苦。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不过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创造的爱情史话。他和赵一荻延续了70多年的真挚爱情，被后世人奉为爱情绝唱。

1931年，张学良举家迁到北京（当时被称为北平），居住在顺城郡王府（也就是今天的太平桥大街路西的全国政协机关所在地），陪他住在这里的除了他的夫人于凤至，还有他的红颜知己赵一荻。于凤至是个贤淑、大度的人，赵一荻又十分乖巧懂事，二人相处得还算和谐愉快。但不久后，张学良为了更好地与赵一荻相处，就为赵另外找了一个住处，就是我们这里所提及的翠花街5号院。

在翠花街5号这座原本华美、精致的院落里，张学良和赵一荻度过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日子，在这里他们广邀好友、交际应酬，周旋于北京各界社会名流之间。赵一荻凭借她得体的谈吐、流利的英语、优美的舞姿，协助张学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谱写了一段精彩的爱情佳话……

张学良旧照

翠花街，原东起赵登禹路，西至翠花横街，原有1号至25号、2号至20号。而今由于马路拓宽和附近富国里小区占地，翠花街只余极短的两个院落——5号、7号。5号院为广亮厦门，但已略显残破。倒座房数约七间，可见当年这三进四合院的气派。

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更迭，如今的翠花街，再也没有昔日辉煌的光影。

但翠花街因为有5号院这个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感人爱情的早期见证地，而铭刻在很多懂爱的人的心里。

提起北京的八大胡同，很多人可能会说：“肯定包括什么南锣鼓巷、国子监街、东交民巷啊……”其实，还真不是。这里所说的八大胡同，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只是它们的名气不在于展示出了老北京的民俗风情，而是在于它们曾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

那么这八大胡同都是哪些胡同呢？

八大胡同也被称为八大埠，位于前门大街、大栅栏附近，离紫禁城不远，离天安门约1公里。从具体的地理位置上看，这些胡同都位于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是：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平常老百姓口中所提及的“八大胡同”，并非专指这八条胡同，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在前门外大栅栏一带的各个胡同里，都分布着各种规模、等级不等的近百家大小妓院，而这八条胡同的妓院多是一等二等，妓女的“档次”也比较高，所以才如此知名，被称为“八大胡同”。对此，一位老北京研究专家也曾经有所提及，他写道：“从广义上讲，八大胡同是指从铁树斜街以南，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南新华街以东，煤市街以西这一大片区域内的三十多条胡同，这些胡同中有过明妓或暗娼，至少也住过‘八大胡同’中的从业人员。只是上面说的这八条胡同多为一二等妓院。”

虽然这八条胡同因其妓院等级相对高些而被封为“八大胡同”，但其实他们的妓院相互之间档次也不尽相同，其中一等妓院比较多的是百顺胡同、陕西巷、胭脂胡同和韩家潭。所谓一等妓院，也被称为“清吟小班”，顾名思义，就是顾客主要是为饮茶、谈棋、说戏而来，并非只有皮肉生意，相对来说高雅一些。而这些顾客也多为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二等妓院比较多的是石头胡同，二等妓院也被称为“茶室”。三等妓院比较多的是王广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

旧京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

要说起“八大胡同”的由来，还要追溯到清末民初。起初，这里并不是“红灯区”，而是进京戏班所在地，后来成为清代男色的最大聚集地，清末民初才逐渐演变成名噪一时的烟花柳巷。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对此描写得非常精彩，这首打油诗摘自《京都胜迹》，具体是：“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要说起八大胡同中名气最大的女人，则非名妓“赛金花”莫属。赛金花，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先是嫁给了当时的状元洪钧，当了他的三姨太，后来跟随丈夫出使德、俄、荷、奥欧洲四国，成为大使夫人，周旋于上流社会。但命运最终捉弄了她，她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时因故搬到了北京，就住在八大胡同之一的石头胡同，并且先后在高碑胡同、陕西巷挂牌营业，晚年非常贫困，并在1936年病逝于北京。

由于八大胡同在历史上具有比较特别的意义，它见证了曾经的中国情色业的发展轨迹，因此即便北京处处大动工、大改装、大翻新，但它们也被保存了下来。如果您有机会来北京旅游观光，不妨来八大胡同看看，认识一下这个曾经繁华如今朴实的与众不同之地。

提起老舍故居，不得不提那座有名的丰富胡同。老舍故居“丹柿小院”就在这个胡同内。丰富胡同距离王府井不远，在灯市口西街上，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北临北厂胡同，附近还有举世闻名的王府井大饭店。如今的丰富胡同只是一条小小的巷道，巷内虽没有多少院落，但狭窄得很有味道。巷内也安静得很，连行人都少见，在喧闹的王府井大街旁边，在这样静静的小巷内游走，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具体地说，老舍故居“丹柿小院”位于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院子不大，方方正正，是座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这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最后住了16年的地儿，是老舍1950年回国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购买的，老舍也因此成为解放初期政府批准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第一人。其间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方珍珠》、《龙须沟》、《茶馆》等几十部话剧和大量曲艺、杂文、诗歌、散文等。

1950年，老舍被任命为新中国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老舍希望能有一所自己的小房子。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肯定答复后，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500美元版税，换成100匹布，在东城丰富胡同10号买下一所小三合院，也就是如今的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

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生前比较爱种植花草，这座宅院里的花草树木几乎都是他亲手种植的。1954年春，他的夫人胡絜青女士在院内种了两棵柿子树，每当深秋来临，红柿高挂，所以这个小院子也被称为“丹柿小院”。如今，这两棵柿子树依然枝繁叶茂。看守老舍故居的老大爷说，秋天满树都会挂满黄澄澄的柿子，比市场上卖的柿子甜得多呢！

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死在北京，他写了一辈子北京，老舍和北京分不开，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老舍在北京解放前后住过的地方共有十处，其中解放前九处，即小羊圈胡同（现为小扬家胡同）8号是他的出生地，北京师范学校（今育劝胡同）、第十七小学（今方家胡同小学）等地，解放后仅一处，即兹府丰盛胡同10号（今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他在这里居住直至辞世，居住的时间最长，人生成就最辉煌。

现在，故居院内的东、西厢房，被辟为老舍纪念馆，通过大量珍贵的照片、手稿，展示了老舍先生的生平及创作历程。1984年5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老舍故居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国子监，又被称为太学、国学，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也是掌管国家政令的最高机关，它通常设置礼、乐、律、射、御、书、数等教学科目。当时的人若能在国子监上学，那可算是光宗耀祖了。国子监的最高长官被称为祭酒，元代的著名学者许衡就曾经做过这里的祭酒。当年他亲自种植的柏树至今已经存活了好几个世纪。

北京的这所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在最初的时候是效仿晋代时的名称而被称为国子学。在明朝初期毁弃，改建北平府学，从此北平府学成为北京地区的最高学府。后来明朝的永乐帝从南京迁都北京，又效法唐代名称改北平府学为北京国子监，同时保留着南京国子监。如今的北京国子监内，元代建筑遗存比较少，绝大部分建筑为明清两代所建。

国子监街，因国子监在此地得名，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它位于东城区西北部。东起雍和宫大街，西至安定门内大街，是首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之一。东西贯通的国子监街全长669米，平均宽度11米，清朝的乾隆皇帝赞其为“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国子监为首善之地”。

要说起国子监街的历史，可谓十分久远，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元代。元代至元二十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大都城的崇仁门（今天的东直门）内的这条大街上修建了“国子学”。及至元大德六年修建了孔庙，元大德十年在孔庙西修建了国子监，体现了“左庙右学”的规制。对此，明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的《帝京景物略》有详细的记载：“都城东北良隅，瞻其坊曰‘崇教’，步其街曰‘成贤’，国子监在焉。”在明朝的时候，国子监街被称为“国子监孔庙”，后在清朝的时候改名为“成贤街”，在民国以后改称为国子监街，曾经一度改名为红日北路九条，后又被改回国子监街之名。

国子监街是整个北京城仅存有牌楼的街道，其最突出的景致之一便是那四座牌楼。在街的东口和西口各有一座，额枋上写的是“成贤街”三字。另外两座在胡同中间的国子监大门的两边，额枋上书“国子监”三字，该两牌楼两侧路北均有石碑，用满汉文镌刻“文武官员到此下马”字样。

清代国子监辟雍

如今的国子监街，尚保存着较好的旧京街巷的风貌，是京城现存不多的古老街道之一，巍然耸立的牌楼，夹道的古槐，和两旁的大小宅院、庙宇，古色古香，清幽恬静，古城韵味十足。1984年被定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要数北京城比较具有文化底蕴的老胡同地带，当属南锣鼓巷地区，它的历史很悠久，与元大都同期建成，汇集了元朝以来不同时代风格的建筑群体，是历代达官显贵居住之地。从南锣鼓巷出发，向其东西两翼搜寻，十六条胡同中共有二十多处挂牌的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这一区域在历史传承上的分量有多重！而在这一区域中，挂牌保护最多、四合院建筑水平最高、最有历史价值的，当属帽儿胡同了。

帽儿胡同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西北部，东起南锣鼓巷，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在明朝的时候，它被称为梓潼庙文昌宫，直至清朝的时候才被改名为今天的“帽儿胡同”以名。如今，建在文昌宫的基址之上的是帽儿胡同小学，而帽儿胡同的9号和11号是可园，属京城最富代表性的私家园林之一。而帽儿胡同37号，则名气最大，就是被海内外所熟知的中国封建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婉容的故居，相邻的35号院是婉容家的花园。两个院落合起来，被称为婉容的娘家。

帽儿胡同

37号院是个三进的四合院，进门的左边是一排南房，右边是带垂花门的中院，从中院北房当中的过厅进入后院。后院的东西房，皆是一明两暗的三间房。北房五间，前廊后厦，两边各带耳房一间。婉容的闺房，是北房最西头一间。因婉容的闺房是在37号院，所以1984年市级文物单位“旧宅院”的石碑，就镶在了37号院的外墙上。

37号院对外开放，每日游人不断，可是35号院却不同了，整日地铁将军把门，油漆得朱红锃亮的门上还贴着“谢绝参观”几个字。但35号院的神秘还是被一些人给揭开了。据去过的人描述，一进帽儿胡同35号院，经过一段假山叠石，直达内院，北房西侧有一月亮门和37号院相通。解放后，由于荣源府分属两个产权单位，所以这道门被封。

很多人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婉容的娘家作为皇后的娘家，应该修建高贵的豪门深院呐！为何仅仅是座普通的宅院？其实，这与当时朝廷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婉容被封册为皇后后，溥仪皇帝封婉容的父亲荣源为“承恩公”，赏其“头品顶戴”并给予其“在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同时也赏赐了很多银两让他重修其府。但由于当时的小朝廷经济实在有些拮据，所赏赐的银两并不多，所以荣源府并没有与之相称的豪门深院。

婉容生于1906年，直到1922年与溥仪结婚，在这里居住了16个年头。在这座宅院里，婉容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据她的弟弟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婉容很小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家庭教师对她进行教导，足见家人对其教育的重视。不过，婉容也没有让家人失望，在她随溥仪皇帝接见各国使节时，她的美丽和优雅折服了在座的各位使节夫人。

然而，婉容的一生毕竟是不幸的，晚景非常凄凉。1946年，婉容被溥仪抛弃，当时的她贫病交加，终至不治而死，年不过40岁。

可以说，对婉容来说，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她的大婚时刻及在帽儿胡同居住的那些日子。

如今的帽儿胡同没有像一些老胡同那样落得个凄凉、落寞的下场，其两端均与繁华热闹的大街相接，内里不时有各色轿车穿梭。浓密的林阴道下，时尚的跑车与古老的三轮车交错行驶在红门灰墙间，隐隐中透着帽儿胡同的非凡地位。

在北京城，我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经有多处故居，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位于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的“梅兰芳故居”。这是梅先生的晚年寓所，在1961年他逝世前，就是在这座温馨、静谧的四合院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岁月。梅先生逝世后，这座宅院被建造为“梅兰芳纪念馆”，自1986年起对外开放。多年来，吸引了众多爱“梅”之人前来驻足、缅怀。

除了“梅兰芳故居”外，梅先生在北京的住处还有很多：1907年，梅先生举家迁至珠市口东大街北桥湾道北的北芦草园，此时梅家的经济状况正处于窘迫时期，故该住处是梅先生一生居住最简陋的一处；1909年，梅先生搬到鞭子巷头条（后更名为锦绣头条），梅先生在此宅院结婚生子；1912年，又搬到鞭子巷三条（后改为锦绣三条）26号一座四合院，此时的梅先生得到谭鑫培提携，于天乐园首次与谭合演《桑园寄子》，身价倍增；1915年和1916年，梅先生的儿子大永、女儿五十相继不幸在此宅中因病夭折，梅先生夫妇大为悲痛，决定另觅新居。及至1916年，梅先生以两千几百两银元典了北芦草园逛西青云巷8号（现青云胡同29号）的一所宅院，一住就是六年。可以说，青云胡同29号院，曾见证了梅先生事业上的发展和转折。

青云胡同，原名庆云巷胡同、庆云大院，据《北京市崇文区地名志》记载，该胡同北起西兴隆街，南至南芦草园胡同。至于该胡同的名称由来，清《京师坊巷志稿》对此有记载，即：“在大小崇真观与北芦草园之间有庆云庵。”也就是说，该胡同因庵而得名。1965年庆云大院、十间楼并入，统称为青云胡同。

青云胡同为南北走向，其29号院是东、西两所打通的并列四合院落。两个院落的格局几乎相同。街门设在东院，倒座南房面阔五间，东侧间辟为门道，街门面向南开，使北房成为正房。通过门道向西走，你会发现在两厢房南山墙间设置了一道障墙，将南房隔在外院。北房为上，面阔五间带前廊。通过北房前可以通向西院，南、北房也各为五间，均与东院房并连，北房也带前廊。东西厢房也各为两间，西房南侧辟为街门，临街为高庙胡同（也就是今天的长巷五条30号），在平时这个门不开，东院之门是正门。

梅兰芳纪念馆

随着历史的变迁，昔日华美、精致的青云胡同已经失去了其往日的光辉。然而，每每想到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当年曾在这里生活过，就令人不由自主地感怀不已。

在西城区东北部，地安门以北，鼓楼前脸儿，什刹海前海北侧，有一条北京城最老的斜街——烟袋斜街。它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北起大石碑胡同，南至前海北沿，街区占地14公顷。此街东西斜形走向，全长232米，宽5到6米，街道两侧建筑典雅朴素，颇具明清传统风格，其前店后居的形式呈现出古风犹存的市井风情，充分展现出浓郁的老北京传统风貌。

烟袋斜街始建于元朝，成街于明朝，在清朝和民国时期最为繁华热闹。据说，这条街在元代至明朝中叶，被称为“打鱼厅东街”，打鱼厅是元、明时期管理海子捕鱼的官厅机构，其衙署设于此街之上，故名。明嘉靖年间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日中坊二十二铺，北安门西……银锭桥，打鱼厅斜街。”后来，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被改名为鼓楼斜街，在清朝的末期被改名为今天的“烟袋斜街”这个名字。对此，清乾隆年间刊刻的《日下旧闻考》一书有详细的记载。

有读者或许会问，它为什么被改名为“烟袋斜街”了呢？这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当时北京城里的烟叶行业发展得非常好，主要是因为居住在北城一带的旗人们很多都喜欢抽旱烟或水烟。可是，仅有烟叶是满足不了他们日益旺盛的需求的。在那个时候，还不流行抽烟卷，大家抽烟都讲究用烟袋。针对这种情形，住在斜街上的人家便开始打起开烟袋铺售卖烟袋的主意，就这样，一家家烟袋铺便在斜街上开了张。时间长了，这条斜街便被叫成了“烟袋斜街”。

更加有意思的是，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天意，这条街本身就像一只烟袋：细长的街道好似烟袋杆儿，东头入口像烟袋嘴儿，西头入口折向南边，通往银锭桥，看上去活像烟袋锅儿。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以“烟袋”命名斜街，真是名副其实，既形象又朗朗上口。后来烟袋斜街的名字越叫越响，一直流传到今天。

据说乾隆朝名臣纪晓岚就常拿烟袋杆儿

民间一直称这条街为“烟袋斜街”，但这个名字直至清嘉庆或道光年间才得到官方的正式确认。清朝时期是这条街最为繁华的时期，当时的烟袋铺特别多，这些烟袋铺经营各种大小烟袋及水烟袋、鼻烟壶等，也卖烟叶，如关东烟、旱烟叶、兰花烟等。除此之外，还有古玩字画店、裱画店、纸铺、钟表店、当铺、杂货铺，有糕点铺、豆腐房、各种服务性行业及风味小吃店等，甚至还出现了“鬼市”。主要是因为南城的南药王庙举办庙会时，整夜都有香客进香，由此庙门两旁的各种服务性摊贩也通宵不断，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鬼市”。

烟袋斜街地近什刹海、南北锣鼓巷，王公府第众多。辛亥革命给这条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自辛亥革命发生后，附近的清朝权贵、满族子弟日趋没落，失去昔日的特权，不少人家靠变卖家产、贱售古玩度日。由此，烟袋斜街开始有人做起了古玩买卖的生意。及至民国以后，这条街开始逐渐成为古玩商们的根据地，当时比较有名的古玩店有宝文斋、敏文斋、太古斋、抱璞山房等六家之多。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服装店、理发店、洗澡堂等。

后来，烟袋斜街开始沉寂下来，街面店铺也渐渐地转变为民居，原有的商业环境逐渐消失。2000年开始，政府开始对这条街进行整治，并将其列为传统商业街，对它进行重点保护。整治后的烟袋斜街，颇有一番古色古香的韵味，再现出老北京传统的青砖灰瓦的建筑风貌，形成了以经营民族服装、服饰、烟具、茶具、古玩等民间工艺品为主的业态风格，成为北京北城较有名气的文化街，留下了很多文化名人的足迹。

当代著名诗人叶宝林在游览烟袋斜街时，曾经写下这样一首脍炙人口的七律，名字叫《烟袋斜街》，或许这首诗能让我们对烟袋斜街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从而领略到这条街的精华所在：

后海波寒柳雾凉，一根烟袋点残阳。 银桥可载西山重，老店犹飞爆肚香。 梦落鼻壶闻烂醉，魂游瓦巷转悠扬。 斜街更比烟竿短，几步明清岁月长。

金鱼胡同位于东城区灯市口大街的南侧，属于东华门地区，是王府井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二条胡同，是当年由皇城出来逛灯市的必经之地。它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王府井大街，南与校尉胡同相通，北邻西堂子胡同，比一般胡同宽，长540米，可算是条马路。著名的吉祥戏院和东来顺饭庄就设在这里。

该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属澄清坊，在当时就有了这个名字，在清朝的时候它属镶白旗，沿用了“金鱼胡同”的名称。

在胡同东段北侧，坐北朝南，是内部相通的4个宅院，加上东边的1号旁门共5个宅院，占地一万六千多平方米，是清末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桐的府第。对此，《燕都丛考》有明确的记载：“那琴轩桐相国故宅，旁有园，俗名那家花园。”“那家花园”东起金鱼胡同东口，西到现在台湾饭店的东墙，占了半条胡同，南北贯通金鱼胡同与西堂子胡同。

那桐旧照

那桐，全名为叶赫那拉·那桐，是满洲镶黄旗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并兼任过京师步军统领和管理工巡局事务。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往西安，那桐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大臣，随奕劻、李鸿章参与签订《辛丑条约》的谈判。《辛丑条约》后，任专使赴日本道歉。清帝退位后，迁居天津。

据考证，那桐是在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搬到金鱼胡同来的。当时只有住宅部分，后来进行了东西向扩延，遂形成了“占地二十五亩二分九厘二毫，原有房廊三百多间的那家花园”。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欢迎大会就在此园召开。此后北京上层社会的大型集会常借用此园，因此在社会上很享盛名，“那家花园”这个名称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民国时期，那家花园一度成为政治交际场所。此外，它还经常被出租，用来唱堂会和结婚。日寇入侵后，它一度为张璧强行租占。1950年，该园最东边的院落被出售，成为机关办公用房，后在70年代末期被改建为面临东四南大街的高层楼房（如今成为商业用房），门牌改为东四南大街249号，金鱼胡同从此无1号。其它的几个院落从1951年开始陆续出售，渐次改建成现在的和平宾馆。1988年，和平宾馆、王府饭店扩建，将半条金鱼胡同拆去，那家花园也被拆除。目前，尚有“翠籁亭”、假山及井亭等“那家花园”的旧物。

今天的金鱼胡同，道路非常宽敞，街道两旁是高大的台湾饭店、和平宾馆、王府饭店，再也找不到昔日的胡同景象。

说起大栅栏一带的美味小吃，不能不提门框胡同。门框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北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辖区东部偏北。它北起廊坊头条，南至大栅栏，是条南北向很不起眼长约百米中间仅约有三米宽的小胡同儿。

别看门框胡同非常不起眼，这里还曾经住过我国著名章回体大作家张恨水呢！张先生一生勤奋写作，笔耕不辍，在1930至1933年居住在门框胡同12号院里，仅几年就创作出了《啼笑姻缘》、《金粉世家》等好几部。

门框胡同在清朝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名字，对此，《光绪顺天府志》有明确的记载：“大栅栏，有小胡同曰门框胡同。”民国的时候继续沿用这个名字，直至今天。

说起门框胡同的来源，也非常有意思，只因为胡同内有一个石砌的过街门槛，下面设置着石门框，所以有个这个名称。

曾经的门框胡同是著名的小吃一条街，同时也是连接大栅栏一带繁华商业区的通道，是京城著名的专售小吃的胡同。曾经有谚语提到京城的繁华之处，里面就提到了门框胡同：“东四西单鼓楼前，王府井前门大栅栏，还有那小小门框胡同一线天。”

当年的门框胡同不仅有同乐轩戏园子（后又成红极一时的同乐影院）和一些老字号商铺，更在这窄小的胡同里聚集着名扬国内外的京味传统的众多小吃摊，曾经发展到近20家，从南往北的商铺一家紧挨着一家，生意特别红火，各家小吃的香味从未断过。这儿最有名的店铺是刘家老铺复顺斋，它开设于清代康熙年间，专卖酱牛肉，肉香味醇，远近闻名。除这家酱牛肉店外，这里的小吃店还有年糕王、豌豆宛、爆肚羊、厨子杨、年糕杨、豆腐脑白、爆肚冯、奶酪魏、炒火烧沙、同益轩羊肉、德兴斋烧羊肉杂碎汤、俊王爷烧饼等，丰富多彩，味美价廉。这些贩卖小吃的小摊饭铺虽然门脸不大，但几乎每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说，吸引了各阶层的食客光顾。据爆肚冯第三代传人冯广聚及豆腐脑白的后人追忆，民国时期正是京味小吃的黄金时代，那时很多戏曲文艺界名流都是在演出卸妆后到门框胡同吃小吃，如裘盛荣、荀慧生、尚小云、金少山、李万春、马连良、谭富英、谭元寿、常宝坤、侯宝林、白全福、郭全宝等都非常爱吃京味小吃，有些人是门框胡同的常客。

解放后，政府对门框胡同的老字号施行了公私合营政策，很多传承了数代的老号被收归国有，一些门脸相继合并或关闭，那些生动鲜明的字号也逐渐消失了。

直至1985年，爆肚冯的后人在门框胡同重新开办了爆肚冯饭馆，此后瑞明楼、月盛斋等老号也纷纷落户门框胡同，门框胡同又与整个大栅栏一道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门框胡同

清末民初，北京出现了一批融合中西两种不同建筑风格的四合院，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7号、9号四合院是其典型代表。

说起后圆恩寺胡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兴趣，可要说起它是茅盾故居和曾经的蒋介石行辕所在地，估计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了。

后圆恩寺胡同，位于鼓楼大街的东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属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地区，是交道口南大街路西从北往南数的第三条胡同，全长444米。

该胡同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就已经有了这个名字，直沿用到今天。在1965年，政府在整顿地名时曾经改过它的名字，时称“交道口南三条”。后来又改其名为“大跃进路七条”，后复称“交道口南三条”，直至1979年恢复了“后圆恩寺胡同”的名称。

这条胡同的13号院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茅盾先生的故居。与该地区周围的很多深宅大院相比，这个院子显得非常不起眼，只是普通的两进四合院，面积非常小。茅盾先生是在1974年搬到这个四合院来的，直到1981年他病逝在这里。就是在这座普通的小四合院，我国一代伟大的文豪度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时光。

1984年，13号院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胡同内有圆恩寺影剧院等单位，余为居民住宅。

出了13号院往东走，没隔几个门院，就是7号院了。这座宅院的面积相对较大，据说它曾是清宗室载旉的宅第。对此，《东华图志》有明确的记载：“此院建于清代后期，原为清代庆亲王奕劻次子载旉府，因赌博输给他人，后被一法国人购得，并在此建立中法企业的办公处。抗战胜利后，成为蒋介石的行辕。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共产党华北局所在地，曾为南斯拉夫驻华使馆。现归友好宾馆使用。”根据该篇记载和其他的史料所知，载旉是庆亲王奕劻的次子，其父奕劻是清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的孙子，曾经任职清廷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和内阁总理大臣，与袁世凯是姻亲。奕劻是敛财高手，他的儿子载旉则是个散财高手，堪称“风月场上魁首，赌博局中豪客”，是名副其实的“散财真人”，后来将全部家当包括这座四合院输于他人。

1984年，该院作为“四合院”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的旧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最后杰作，凝集着一个悠远而古老民族的文化。城中有条胡同非常有名气，它就是菊儿胡同。这条胡同青砖红檐、典雅古朴，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长438米，如同一道亮丽的风景，镶嵌在古老的京城。

菊儿胡同，在明朝的时候属昭回靖恭坊，被称为“局儿胡同”。在清朝的时候属镶黄旗，乾隆年间被改名为“桔儿胡同”，“桔”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洁”，另一读“橘”，清末又谐音作“菊儿胡同”。直到宣统年间被正式改名为“菊儿胡同”。民国时期，沿用了这个名称。直到1965年，政府在整顿地名时，才改其名为“交道口南二条”。后来还曾一度改其名为“大跃进路八条”，最后又恢复了“菊儿胡同”的名称。

菊儿胡同的3号、5号、7号是清光绪大臣荣禄的宅邸。后来，7号还曾是阿富汗大使馆。43号原为寺庙，据传，寺里的开山和尚是皇帝的替僧。可以说，菊儿胡同充满了人文气息和历史的厚重感。

菊儿胡同虽然住过一些名人，有过一些特殊的用途，但与东交民巷、国子监街这些有名的街巷相比，还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小胡同。可这样一个普通的胡同如今为何被称为“震动国际建筑界的文化路标”呢？

这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菊儿胡同被列为北京危旧房改造项目说起。正是因为这项旧房改造项目，菊儿胡同成为京首例新四合院。这里的新四合院，记录了一位建筑师的思考和创造，它与这位建筑师的名字，共同载入了世界建筑史册，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得到了国际建筑界前所未有的认同。这位建筑师就是吴良镛，他凭借着菊儿胡同改造建筑群的设计，得到过“联合国人居奖”等数不清的奖项和赞誉。

吴良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所长，人居环境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和教育家，获得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的改造过程是艰难的，可谓历尽艰辛，但最终的结果却是非常喜人的，引起了全世界人的关注。经过整治后的菊儿胡同，犹如涅槃重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它的住宅楼设计参照了老北京四合院的格局，又吸收了公寓式住宅楼的私密性的优点，整个布局错落有致。在保证私密性的同时，利用连接体和小跨院，与传统四合院形成群体，保留了中国传统住宅重视邻里情谊的精神内核。

菊儿胡同新四合院，从菊儿小区一期入住，到1994年二期完工，各种表彰、奖项就纷至沓来：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金奖、世界城市建设荣誉工程、联合国人居奖……时至今日，菊儿胡同新四合院工程依然是我国获得国内外大奖最多的建筑作品。

城市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着，古都神韵依然流动在古老的街巷和红墙黄瓦间。散发着迷人光彩的菊儿胡同，在历史和现实中摇曳，它如同一朵继往开来的建筑之花，绽放在古老的北京城里，表达着中国建筑应有的文化自信，被誉为中国建筑界的一支奇葩。

帘子，又被称为“堂帘”，在严寒的冬天，通常会使用棉帘、毡子帘、皮帘、蒲草帘等；在酷热的夏天，则通常会使用竹帘、纱帘或珠帘等。旧时的老北京城里，宫殿、王府及大四合院的房宇前都建有走廊，其屋门外冬天多安装个挡风门或挂个厚厚的棉帘子，入夏后拆下风门挂上竹帘。对此，有专门描述这种帘子的诗作，如《都门竹枝词》云：“帘卷空阶日影斜，蜂声满院静槐衙。”描述的就是老北京城夏天挂帘子的场景。

说起挂帘子，最有名的莫过于大清慈禧太后的帘子了。这里说的就是她“垂帘听政”的事儿。据史料记载，当年由于清光绪皇帝登基时年龄非常小，还无法独立处理朝政，慈禧太后在杀害八大顾命大臣后，想出“垂帘听政”的法子，以掌控朝廷大权，统治了大清半个世纪之久。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处

那么，当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子制造地是哪儿呢？据说就是在帘子库胡同。帘子库胡同，位于地安门内大街东侧，呈南北的走向，北起东吉祥胡同，南止黄化门街，东与东板桥西巷、锥把胡同相通，西与慈慧胡同相通，全长188米。

该胡同在清朝的时候属于皇城地带，在清宣统年间被称为“帘子库”；在民国的时候，沿用了这个称呼。直至1949年，才被改名为“帘子库胡同”。如今该胡同内有黄化门小学等单位，其余的房屋都已经称为普通民居。

说起帘子库胡同的名称由来，很有意思，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原是皇宫储存帘子的地方。皇宫包括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所使用的帘子都是由工匠精选南方的上等慈竹为原料，经过十几道工序精工编织而成的。可是，再精细的竹帘也有破旧伤损的时候，以新换旧是免不了的。换下了的旧帘子因为是皇家用过的，不可能卖给平民百姓使用，只能设立个地方存储，于是就有了帘子库，而帘子库所在的这条胡同就成了“帘子库胡同”。

北京城内除了帘子库胡同外，还有很多带“帘子”字眼的胡同。很多人可能会以为，北京城内其他的带“帘子”字眼的胡同，也都是因有制作帘子的作坊在那里或者那里是存放皇家帘子的地方而也被称为什么“帘子”胡同。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比如，位于国家大剧院的西侧，和平门内北新华街东西两侧的东新帘子、西新帘子、东旧帘子、西旧帘子胡同，就与帘子的制作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几个胡同在元朝的时候被合称为“莲子胡同”，因为这一带地势比较低，慢慢地便形成了“水塘”，而塘里盛产莲子，所以被称为“莲子胡同”。及至明朝的永乐年间，因要重建内城的城墙而将元朝时的城墙向南移动，所以原水道被断流，导致那地势低洼的水塘逐渐成为死水坑，里面最后也没有莲子生长了，当时的人都改其名为“臭沟胡同”。直到清朝时期，因为这条死水沟的臭气非常大，周围的人家便都在门前和窗前挂起卷帘子以遮挡臭气，渐渐地，人们便改其名为帘子胡同。

在老北京的胡同里，老百姓们通常都有设置一些摆设，如泰山石敢当、栅栏、上马石、拴马桩、水窝子、牌楼、过街楼等。

1.泰山石敢当

“泰山石敢当”是五个字的长方形石碑，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具有辟邪保平安之意。

远在上古的时候，就有很多禁忌和崇拜，石崇拜就是其中很特别的一种崇拜方式，意思是将小石碑（或小石人）立于桥道要冲或砌于房屋墙壁，上刻（或书）“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等字眼，以表镇压不祥之物、保佑本家平安之意。在当时的胡同民居中特别流行。

关于“石敢当”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史游的《急就章》：“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颜师古注：“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颜氏认为，石是姓，敢当为所向无敌意。其实，“石敢当”是我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石神，据说他原本是古代的一个大力士，后来被人们神化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石敢当”如果与“泰山”相结合，则胡同和宅院就可以保平安了。所以，在北京的老胡同里，几乎家家的大门口或者房屋的墙壁上，都会有“泰山石敢当”。

2.栅栏

“栅栏”，顾名思义，就是栅栏门。栅栏在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有花园栅栏、公路栅栏、市政栅栏等。目前，在很多城市流行私家别墅和庭院栅栏，多以木制板材为主。胡同如果没有坊墙防护，则是敞开的，会很不安全，如果设置了栅栏，则可起到一层屏障、保护作用。

在明清时代，为了防盗，很多街巷胡同口都会安装一些木制的或铁制的栅栏。这些栅栏白天开启，夜晚关闭。随着时代的更迭，老北京的这些栅栏都渐渐地消失了，有的成了地名，如“大栅栏”。

3.上马石

“上马石”，也被称为“下马石”，是以马代步时代用来上马、下马的石头，大多左右对称地摆在宅门的两侧，它从侧面看巨石是“┗”形，是一个具备有两步台阶（有的是三步，以两步居多）的石头，第一步台阶高约30厘米，第二步台阶高约60厘米，通常材质多为青石或花岗石。一般只有大户人家的宅门前才会设置上马石，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家都有马骑或可以骑马。

4.水窝子

在老北京的一些胡同里，有一些水井，在水井的旁边，通常会有一些窝棚，这些窝棚就被称为“水窝子”。水窝子是看井并为大户人家挑水送水人住的地方。在清朝，胡同里的水井被称为“官井”，由兵营里的火夫管理。清朝的统治结束后，原来管理水井的火夫开始承租水井，成为“井主”，井主雇水夫送水，水夫则在水井旁搭建窝棚作为住处。

5.拴马桩

拴马桩，顾名思义，拴马桩就是用来拴马的桩子。常见的拴马桩有两种，一种是独立式的石柱或石碑，再一种是“石洞式”拴马桩，它固定在宅院倒座房的后檐柱上。拴马桩不仅是胡同宅院建筑的有机构成，也如门前的石狮一样，有装点建筑、炫耀富有、避邪镇宅的意义，所以被称为“小户人家的华表”。

在城市里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自然也就离不开市场。因此在老北京众多的胡同街巷中，有很多名称带有“市”这个字眼的，其中名气最大的当属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胡同。菜市口胡同的名字为什么这么大呢？主要是因为那里曾经是杀人的地方，是刑场，有不少名人都是被斩首在那里的。该胡同北口外东部至铁门胡同南口一段，就是清朝的时候菜市口行刑法场的故址。

菜市口作为刑场，是从清代才开始的。清朝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政权实行首次“垂帘听政”时，被她杀害的八大顾命大臣之一的肃顺，就是在此被杀头的。除了肃顺之外，在这里被斩首的还有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等人。那个时候，犯人一旦被押出宣武门（顺承门），过断头（魂）桥，经迷市，送往菜市口胡同法场，就不可能有生还的希望了。到了民国时期，刑场改到了天桥，菜市口又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菜市”。

谭嗣同旧照

菜市口胡同位于牛街地区东部，呈南北走向，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西街，中部西侧与北半截胡同、天景胡同相交，全长640米。

菜市口胡同始建于明朝时期，被称为“绳匠胡同”，因当时由有很多以制绳为业的工匠居住在这里。清朝前期，继续使用这个名称，及至乾隆年间，被改名为“神仙胡同”，到了清朝晚期又被改名为“丞相胡同”，因在当时曾经有几位丞相住过这里。民国时期，被正式定名为“丞相胡同”，1949年后还继续沿用此名称。直到1965年，政府进行街巷名称整顿时，因其北口是菜市，所以被改名为“菜市口胡同”，沿用到今天。

与老北京其他的胡同相比，菜市口胡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居住名人最多的胡同，如曾国藩、左宗棠、徐乾学、毕沅、洪亮吉、刘崇佑、龚自珍、刘光第、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另外，北京最早的女学堂就曾设在这里，当时的教习是秋瑾，她主编的全国性第一份报纸——《中国女报》，就在女学讲习所代售，如今该所成为菜市口胡同小学；“五四”前夕，李大钊担任主编的《晨钟报》也就是后来的《晨报》编辑部，当年就在胡同路西的一个院落，李大钊也曾生活和工作在这里。

1998年前后，政府对菜市口胡同进行彻底整改，将菜市口丁字街拓宽成菜市口大街。及至1999年8月正式建成菜市口大街。

如今，昔日的菜市口胡同已被菜市口大街所取代，胡同的西侧已经不复存在，只余下东半边，成为新的菜市口大街的组成部分之一。

棉花胡同，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东北，北起罗尔胡同，南至护国寺街。在明朝的时候被称为“绵花胡同”，对此明《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宛署杂记》有明确的记载。在清朝的乾隆十五年，“绵”被讹作“棉”字，遂有了“棉花胡同”这个名称。

提起棉花胡同，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要提起大名鼎鼎的蔡锷将军，则很多人都会点头了。

蔡锷是湖南邵阳人，梁启超的学生，护国运动的领袖之一，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而彪炳史册。他在1911年积极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立“大汉云南都督府”，后被袁世凯软禁起来，在1915年离开北京，并在同年于云南昆明宣告云南独立，声讨袁世凯。1916年任四川督军，11月病逝。

1913年至1915年，蔡锷将军被软禁在北京城的两年时光里，所居住的地方就是如今的棉花胡同66号院。据《北洋军阀史话》记载，66号院原本是袁世凯的亲家天津大盐商何仲璟的产业，后何家搬走，就由何的一个福姓亲戚代为管理。蔡锷将军在1913年11月来到北京后，就被袁世凯软禁在这个宅院里。

在这个宅院里，曾经发生过很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蔡锷和小凤仙那令人感动的爱情佳话。

小凤仙，当年北京城的“红灯区”——八大胡同里云吉班的名妓，粗通翰墨及琴棋书画，也算饶有风姿。如果她没有遇见蔡锷，也可能一生“老大嫁作他人妇”而已。但她遇见了蔡锷，并成就了千古奇缘。

当时，袁世凯早已经有了复辟帝制之心，可又怕蔡锷将军不同意，便一方面派人严加防范蔡锷，另一方面诱之以利，把小凤仙介绍给他，企图让他沉溺于美色而忘了国事。

小风仙掩护蔡锷离开北京，蔡锷东渡日本，又从日本转道越南，回到云南举兵反袁，蔡锷成了我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功勋卓著的历史人物。

蔡锷像

按照常理，一个寻常的烟花女子遇到大将军蔡锷，最大的理想也不过委身相与跳出火坑。但殊不知小凤仙却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女子。据史料记载，小凤仙经常出入这所宅院，为蔡锷迷惑袁世凯的“金屋藏娇”造成事实，也经常陪将军赴天津密晤梁启超共商反袁起义机密。而蔡锷将军之所以能够顺利摆脱袁的监视，潜出北京赴云南发动起义，成就大事，正是得益于小凤仙的掩护。

经过百年的变迁后，棉花胡同66号院已经成为一座普通的宅院，完全平民化，院内的建筑已多有变动，院内的居民按部就班地过着柴米油盐的普通日子，对这里曾住过近代护国运动首领蔡锷将军也习以为常。唯一令人欣喜的是，院内还基本保持着原先的格局，前后院之间的过门似乎仍是当年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