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似敌非友，剪不断的复杂骨肉情（1/1）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逐步侵略，蒋介石政权的“不抵抗”政策遭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一致批评。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决定拉拢宋庆龄，希望她能加入南京政府，以达到“安定民心”的目的，从而稳固其统治。但宋庆龄根本就对他不予理睬，她在坚定孙中山革命信念的同时，逐渐向肯定孙中山政策的中国共产党靠拢。她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口诛笔伐，深刻揭露了蒋介石政权的本质，惹得蒋介石恼羞成怒，还差点被蒋介石暗杀。
这时，宋美龄站在姐妹亲情和夫妻关系的天平上，左右为难，但最终她把砝码放在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一边，在暗中一直保护着二姐。两姐妹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
庆龄舌战戴季陶，向国民党发难
1929年春，南京紫金山中山陵竣工。蒋介石以“总理奉安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发电请宋庆龄回国参加奉安大典。
这个消息让远在欧洲的宋庆龄感到很欣慰。奉安大典是已逝“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最高殊荣，她决定回国参加典礼。宋美龄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违的二姐了。她之前曾多次致电宋庆龄，希望二姐能回国看看，但是宋庆龄碍于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关系一直不愿意回来。这次，宋庆龄终于肯回国，宋美龄觉得这是一次冰释前嫌的好机会。
在蒋介石的加急电文发出后，宋美龄怕二姐还不肯回来，为了保险起见，她又亲笔写了一封信，让弟弟宋子良带往欧洲，恳请宋庆龄回国团聚。
1929年5月17日，宋庆龄抵达沈阳，回到了阔别近两年的祖国，在张学良夫人于凤至的陪同下回到了南京。6月1日，参加完奉安大典后，蒋介石苦苦挽留宋庆龄在南京居住。庆龄以回去看望老母亲为由，第二天一早就返回了上海。记者得到消息纷纷前往上海采访，均被宋庆龄以身体不佳为由拒绝了。
蒋介石对宋庆龄这次回国做好了这样的打算：第一是拉拢，尽力将宋庆龄争取到自己的利益集团，巩固其党内领袖地位；第二是封嘴，他不想看到有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言语从宋庆龄嘴中说出来；第三则是最坏的打算，如果前两者不行就只好采用强制手段。
6月9日，蒋介石让夫人宋美龄去请宋庆龄，希望宋庆龄能看在姐妹亲情的份上，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
宋庆龄对小妹的到来感到很高兴，但是一听到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很果断地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是政治问题，而姐妹之间是亲情，政治与亲情是不能画等号的。
宋美龄本是欢喜而来，结果却扫兴而归，不免对二姐如此决绝有些生气。但她也很明显地感觉到，以前两姐妹在一起时的那种温馨美好的感觉再也找不到了。
8月上旬，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在柏林召开，宋庆龄也接到了会议发来的邀请。宋庆龄当时是该同盟会议的名誉主席，本应该出席，但是她刚刚回国，往返不便。她很想为会议尽一份力，便在上海寓所拟定了一份电报，说明不能参加会议的原因，同时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动政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她在电报中写道：
反动的南京政府，正在勾结帝国主义势力，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大众。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掀起对俄国的战争。但是中国人民大众，不因受镇压而气馁，不为谎言宣传所蒙骗，他们将站在革命一边进行斗争。
蒋介石看到这份电报的内容后非常惊慌，如果电报内容流传开来，他将颜面扫地。于是，他立即做出指示，所有大报小报一概不准登载这份电文内容，以此来封锁消息。然而，他没想到，这份电文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了。
蒋介石的指令发出不久，在熙熙攘攘的上海南京东路上，雪花般的传单突然从天而降。传单内容正是宋庆龄拍发给国际反帝大同盟的电报原文。蒋介石得知消息后，立刻发令阻止，军警闻讯出动，警报长鸣，但依然阻止不了民众传阅的好奇心。
这次的传单事件，正是宋庆龄联合共产党人以及一些进步人士策划的革命活动。这份电报尖锐深刻的内容像一把尖刀，直刺向蒋氏政权的心脏。蒋介石惊恐之余，对宋庆龄恨之入骨，他召来谋士戴季陶商量如何对付宋庆龄。
戴季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考试院院长，被国民党右派尊称为理论家。他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曾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等小册子，从思想上把国民党新老右派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左派对抗，堪称蒋介石的忠实谋士。
戴季陶很快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到宋庆龄的上海寓所对其进行游说，他劝宋庆龄“参加国家的建设工作”，“分担一份党国艰难事业的责任”。宋庆龄反唇相讥，说自己在上海的言论自由都得不到保证，还谈何去南京参加“建设工作”？
戴季陶无言以对，只好掏出宋庆龄拍发给反帝大同盟的电文，责问宋庆龄这份电文是不是她发的，她当作何解释。
宋庆龄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份电文正是她写的。戴季陶马上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面孔，说宋庆龄“攻击政府”，丢了政府的脸，还不忘替政府解释：“纵使政府有了错误，你也没有权利公然说话，你应该遵守党的纪律。”
宋庆龄对戴季陶的这番话，给予了最严厉的反驳。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诱使她去南京政府为官，真是对她的“一种侮辱”，而她发出的电文“是代表被压迫的中国民众说话”，“现在的国民党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革命的意义”。
戴季陶没想到自己的一番话竟遭受到宋庆龄的强烈反驳，只得依照蒋介石的指示，用威胁的口吻要求宋庆龄“不要再发宣言”。宋庆龄听罢拍案而起，愤怒地说道：“使我不说话的唯一办法，就是枪毙我，或者监禁我，如若不然，这简直就是你们承认了你们所受的指摘并不冤枉。”
看到宋庆龄态度如此坚决，戴季陶只好草草结束这次谈话，并表示下次来上海再来拜访，宋庆龄断然拒绝：“再来谈话也是没有用的，我们彼此之间的鸿沟相差得太远了！”
宋庆龄的言行，表明了她誓死捍卫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旗帜，不惧威胁，不受利诱，威武不屈的立场。她的高风亮节，让人肃然起敬。为了表明自己在革命原则上的不妥协立场，1929年9月21日，宋庆龄在上海乘坐法国邮船士劳斯号赴欧，再一次选择了流亡海外。
听到这个消息，身为小妹的宋美龄也无可奈何。宋庆龄这次离沪不像上次赴苏那样小心翼翼，也没有回国时那样“风光”。当时去码头送行的只有弟弟子良、子安和姐夫孔祥熙等少数亲友。为了信仰，宋庆龄又一次悄然离开。
姐妹情深，美龄暗中保护二姐
1931年春天，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蒋介石虽然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但是时局却远没有稳定下来。
这时的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与蒋介石因约法之争，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汤山。后胡汉民逃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持反蒋政治主张。广东军阀陈济棠兵变反蒋，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重新统治广西。国民党元老唐绍仪联合孙中山之子孙科向全国发出通电，强烈要求蒋介石下野。
这时的蒋介石把精力再次转向对付中共武装力量方面，委任何应钦为总司令，令其率20万兵力，对共产党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炸毁柳条湖段铁路，反诬为中国军队所为，借机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全线撤退至关内，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借此迅速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受到各界一致批评。
蒋介石眼见局势错综复杂，其在党内的位置又受到挑战，简直被弄得焦头烂额。
同一时期，宋庆龄在德国开始接触更多的马列主义著作，了很多进步报刊，同时也接触到了欧洲的共产党员，如德国劳动妇女的著名领袖蔡特金、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烈士等。通过互相交流和学习，宋庆龄越来越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内心与共产党越来越靠近。
1931年7月23日，本来身体就欠佳的宋母听到宋子文被刺的消息，大受刺激，病逝于青岛。这一噩耗令宋庆龄悲伤不已，她想到从小最受母亲喜爱，长大后却因为婚姻问题深深伤害了母亲。她多年来流亡海外，更没能陪母亲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实属不孝。从上次回国见面后，不到两年的时光，母亲就离开了人世，从此天人相隔，此生再无机会相见。悲痛万分的宋庆龄，决定立即启程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
宋庆龄抵达祖国后，8月11日在国民党相关人员的陪同下，马不停蹄地到达大连，宋美龄派部下、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亲自到车站迎接。宋美龄此举虽不乏政治色彩，但更体现了她对二姐的重视。
宋庆龄一行并未在大连多做停留，随后乘船前往上海，再乘车赴西摩路宋家老宅。下车后就看到母亲的灵堂，宋庆龄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
就在宋母葬礼的前一天，宋庆龄的亲密战友邓演达因组织“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不幸被捕，这个消息让宋庆龄震惊不已。邓演达被捕后被押往南京，关在胡逸民任职的中央军人监狱。蒋介石软硬兼施，希望邓演达支持自己，以借此影响其好友宋庆龄，可邓演达始终没有屈服。
11月24日，宋庆龄得知邓演达的关押处后，连夜赶往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胡逸民安排了宋邓短暂的会面。邓演达向宋庆龄表示，他已经做好了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准备，宋庆龄眼见好友受苦却无能为力，忍不住掉下了眼泪。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会面，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
又一位好友的离去让宋庆龄极度悲愤，她决定一定要为好友做点事，不能让他白白牺牲。12月19日，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发表檄文《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在这份文件中，宋庆龄这样愤怒地写道：
当做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国民革命突然失去了领导，以致中辍。……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军阀和政客之间的相互争吵，造成了宁汉分裂，使党和人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
……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但是，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却被有意地百般拷打，以至于死，邓演达的惨遭杀害就是最近的例子。
宋庆龄的这篇讨蒋檄文一出，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早在这篇檄文发表前几天，蒋介石内外交困之下，于12月15日第二次下野。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时刻都在密切关注南京方面的一举一动。这篇讨蒋檄文使他非常恼火，终于忍不住向宋美龄表示了他的极度不满。
宋美龄知道蒋介石要对二姐不利，感到十分焦虑。她和二姐从小感情很深，不管怎样都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她极力试图说服蒋介石放弃对付宋庆龄的想法。
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去，他抓起书桌上的电话，让接线员接通杜月笙，宋美龄见状顿觉不妙。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头目，因耳朵较大，人称“杜大耳朵”。他在大上海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早年蒋介石因利益的需要，和杜月笙成为好友，他不便出手的棘手问题一般都交给杜月笙解决。这次宋庆龄惹怒了他，他需要杜月笙“帮忙”对付宋庆龄。
杜月笙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宋美龄怕他会对二姐不利。着急之下，宋美龄一把扯掉了电话线，对蒋介石大发脾气，不许他跟杜月笙通电话。蒋介石看到宋美龄真的生气了，只好允诺不会联系杜月笙。
事情虽然暂时搁置，但宋美龄也深知二姐的处境很危险。但一边是自己的丈夫，一边是自己的姐姐，两人始终对立，宋美龄心里五味杂陈，着实不好受。
宋美龄以为二姐暂时安全了，但有一点她却不知道，早在宋庆龄发表《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檄文之前，杜月笙就已经跟蒋介石交流过，明确表示要除掉宋庆龄。因此，那天电话中断后，杜月笙便知道事情有变，他决定亲自去找蒋介石。
杜月笙直奔南京蒋介石公寓，没想到见到蒋介石之前，宋美龄让他吃了一个“闭门羹”。杜月笙见对方没有让自己进去的意思，准备硬闯。宋美龄毫不客气地呵斥道：“这里是南京，不是上海！”这显然是下逐客令。
杜月笙没有办法，只好愤愤不平地离开了蒋介石的寓所。他心里十分不痛快，决心要加快对宋家姐妹的报复。宋美龄当然不会知道，本想保护二姐，没想到却弄巧成拙，为杜月笙暗杀宋庆龄添了一把火。
■宋美龄与宋庆龄的温情合影
当晚，蒋介石就知道了宋美龄拒绝杜月笙来访一事，他很不满夫人的所作所为，埋怨宋美龄不应该这样做。宋美龄借口说当时蒋正在休息，看到杜月笙贼头贼脑的，一定没什么好事，所以“轰”走了他。宋美龄不忘告诫蒋介石，如果二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自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第二天，杜月笙早早地来到蒋介石寓所，并与蒋介石见上了面。两人寒暄一番后，杜月笙询问起那天中断的电话。考虑到昨晚夫人在耳边的“教导”，蒋不敢再提对付宋庆龄的事，只好转移话题，问起上海那边近期共产党的活动情况。杜月笙洋洋自得地表示，有青帮在，共产党威风不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动静，还讨好蒋介石，让其放心，最近刚刚暗杀了一批“出头鸟”。蒋介石大大赞赏了杜月笙在上海的表现。
两人谈到下一批要暗杀的人时，杜月笙表态说，最近在上海发现的一批传单上面都是宋庆龄署名的“反动”文章，他很想除掉这个人，想征询下委员长的意见。
既然这个话题不可避免，蒋介石决定慎重表态。他字斟句酌地说，这件事远不止杀个人那么简单，宋庆龄身为总理夫人，如果杀了她，搞不好会引火上身，小不忍则乱大谋，需要从长计议。
杜月笙见蒋介石犹豫不决，考虑到宋庆龄与蒋介石的特殊亲戚关系，蒋又身为国民党最高长官，处理这件事肯定不是很方便。于是，他决定来个先斩后奏，帮蒋介石拔掉“眼中钉”。
一周后，上海传来消息，孙夫人遭遇车祸，受伤住院。这次的车祸需要从一个神秘电话说起。
事发当天，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到一个从复旦大学学生会打过来的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在电话中焦急求助：“夫人，学生领袖章士桐被捕，28名学生被抓，您快出面调停一下吧……”电话一挂断，宋庆龄就坐不住了，她匆忙找来司机小聂，立即赶往复旦大学。
宋庆龄乘坐的车刚从莫里哀路进入繁华市区，一辆汽车忽然迎面撞来。司机迅速转动方向盘躲闪，可是那辆汽车非常奇怪，宋庆龄的车往左它也往左，往右它也往右，直直地向他们的车撞过来。幸好司机躲闪及时，两车擦身而过，宋庆龄的车最终撞上了路边的一棵大树。如果不是司机眼疾手快，躲避及时，后果不堪设想。等宋庆龄惊魂稍定，再回头找那辆小车，早已不见踪迹。
宋庆龄当时坐在后座，受伤后马上被司机送进了医院，但孙夫人因车祸住院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爱国学生纷纷前往医院探望。
在探望的人群中，宋庆龄意外地看到复旦的学生代表章士桐，她不禁大为惊讶，诧异地问道：“小章，你不是被捕了吗？”章士桐得知孙夫人是因为急着要去看望自己和同学们才受伤的，不禁大为感动：“夫人，您为我们受苦了。”
这时，宋庆龄也忽然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次事故是青帮故意而为，还好她比较幸运，捡了一条命。镇定下来的宋庆龄还跟大家开起了玩笑，说要不是司机小聂及时地刹住车，自己就再也见不到大家了。
宋庆龄遭遇车祸的消息传遍了上海与南京后，人们为之震惊。蒋介石听到这一消息，不由得一怔，马上打电话给杜月笙，杜月笙矢口否认。宋美龄得到消息后大发雷霆，怒声质问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蒋介石连忙推说并不知情，更谈不上什么谋划行动。
宋美龄怒气难平，质问杜月笙上次来访是为何事，并一口咬定这件事情与蒋介石和杜月笙脱不了干系。蒋介石连忙解释，杜月笙来南京后，两人谈的都是上海共产党的事情，并没有提到宋庆龄，况且自己已经跟杜月笙通过电话，杜月笙也否认这件事是他所为。
不管蒋介石怎么解释，宋美龄依然不依不饶，警告蒋介石不要在这件事上瞒哄自己。直到后来孔祥熙出面劝解，宋美龄才消了气。
其实这件事情的幕后主使人就是杜月笙，只不过他连蒋介石都欺骗了，并没有告诉蒋实情。当他知道宋庆龄大难不死时，立即召来那位小车司机，对其一顿臭骂，给了几耳光后还不解气，最终一枪将其毙掉了。
宋庆龄住院期间，又写了一篇谴责敌人阴谋的檄文交予章士桐，章士桐通过散发传单使其广为传播。爱国学生不断揭露青帮劣行，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反抗青帮。一时之间，上海滩出现了众多指责杜月笙的声音，杜月笙偷鸡不成蚀把米，处于舆论谴责的旋涡里如坐针毡。因此当蒋介石问起此事，他当然矢口否认。
深深姐妹感情，爱恨情长
宋美龄因二姐出车祸大发脾气，怪罪于蒋介石，让蒋深知自己的老婆是一个不好惹的角色。
宋美龄虽不清楚这件事情是不是杜月笙所为，跟丈夫到底有没有关联，但是这种“有预谋”的行为，跟蒋介石庇护下的上海青帮绝对脱不了干系，她准备马上去上海一趟。虽说她与二姐在政治上的观点有所不同，但毕竟血浓于水，这是无法改变的。
宋美龄手捧鲜花出现在宋庆龄面前，宋庆龄对小妹能来看自己感觉很欣慰。姐妹俩跟陪同的院长寒暄之后，开始闲话家常。
宋美龄向二姐说起为了这件事，还跟蒋介石起了冲突，但蒋介石却说根本不知情。宋庆龄听到妹妹肯为自己出头，很是感动，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追究。
温馨的谈话没进行多久，宋美龄便转移话题，劝宋庆龄不要固执己见。她说起之前的反帝大同盟电稿以及《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檄文，对于这两份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锐利文章，是否出自宋庆龄之手表示怀疑。
宋庆龄很坦然地承认，这两份稿件确实是自己所写。宋美龄听后大为惊讶，赶忙劝宋庆龄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宋庆龄听出了小妹的话外之意，也变得严肃起来，态度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宋美龄见宋庆龄与国民党日益疏远，逐步向共产党靠拢，忍不住想劝解二姐，结果两人话不投机，谈话无法进行下去。宋美龄只好改变话题，后匆匆告别，离开了上海。她满怀希望而来，想跟二姐重拾姐妹情谊，最终两人却不欢而散，败兴而归。宋美龄先前对二姐的同情心渐渐被气愤所代替。她清楚，两人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以后只能各走各的路。
回顾两人早年的经历，二人的姐妹情谊着实令人感叹。
宋庆龄和宋美龄儿时感情很好。相差五岁的姐妹俩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与西方生活方式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两人一起接受私塾教育，一起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塾——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在同一间寝室学习和玩耍。姐妹俩的性格有较大差异，一个沉静谦和，沉默寡言，另一个却活泼任性，颇具男孩子气，但两人手足之情深厚，身为姐姐的宋庆龄一直照顾着小妹宋美龄。
1907年，宋庆龄和宋美龄两人在姨夫温秉忠的监护下，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两人一起进入新泽西波特温学校就读，后来又一起转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与大姐宋霭龄会合。两年后，霭龄学成归国，小庆龄勇敢地担负起了小妹监护人的角色。那一年，宋庆龄才16岁，宋美龄11岁。小美龄很喜欢二姐，常常不离其左右。
在美国留学期间，宋庆龄开始关心国内局势和革命发展情况，并在校刊上发表了多篇反封建和宣传民主思想的文章。但是宋美龄的兴趣却不在此，她更热衷于学习美国的生活方式，练习美式口语，接受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俨然成了一名美国化的中国人。
1912年新年的第一天，“中华民国”成立。远在大洋彼岸的姐妹俩收到了家人寄来的新年礼物，打开一看，竟然是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从父亲的来信中，姐妹俩知道了“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还知道父亲和大姐都参加了孙先生临时大总统的就职仪式。
姐妹俩读完这封信后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她们把悬挂在宿舍里的清朝龙旗扔掉，换上了新的“中华民国”国旗。那时的宋庆龄根本没有想到，三年后，自己竟然会和孙中山走到了一起。
宋庆龄比妹妹先完成学业，回到了父母亲侨居的日本，接替大姐成为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此后，宋庆龄与孙中山日久生情，并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嫁给了比她大27岁的孙中山。
宋家上下为此都十分不满，唯有远在美国的宋美龄对二姐敢于追求幸福的行为表示理解，小妹的态度多多少少给了宋庆龄一些安慰。经过这场由婚姻引起的家庭纠纷后，庆龄跟美龄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为亲密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庆龄和美龄之间开始出现了分歧，特别是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之后，姐妹俩在思想观念、民族感情等方面的分歧更加明显，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1927年，中国风云突变。这一年，蒋介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宋家成员被情势所逼，选择了各自不同的立场。
宋庆龄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坚决地站在已逝丈夫孙中山的一边，对背叛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汪精卫、蒋介石之流深恶痛绝，明确与汪、蒋决裂，最终选择了出国。而嫁给蒋介石的宋美龄选择站在丈夫一边，与蒋介石“夫唱妇随”，这也注定了她势必会与宋庆龄“唱反调”。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宋庆龄和宋美龄对彼此都很失望。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宋庆龄选择了流亡海外去寻找新的革命道路，与宋美龄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宋庆龄私下说起宋美龄时，经常对其赞赏有加，说小妹在很多方面都比自己优秀。但是在政见上，两人观念不同，所以一直各执己见，经常闹得不欢而散。可见，姐妹情的淡化完全是因思想信仰不同而导致的。
宋美龄对宋庆龄的态度，也同样很微妙。姐妹俩感情一直很好，尽管政治观念不同，却一直没有中断往来，偶尔还通信，但基本上都是由秘书代笔，而且只谈私事，其他一概不谈，两人仿佛都在刻意回避不必要的冲突。
姐妹俩从1927年正式“划分阵营”开始，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政治分歧，直到一个可以弥合的契机出现——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双方连同社会各界共同铸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抗战期间的最坚固堡垒。
宋庆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次事变的和平解决，但她在幕后做出了积极有效的努力。于公，她站在民族大义的立足点上，摒弃前嫌，赞成释放蒋介石，携手抗日；于私，宋庆龄深明大义的举动感动了宋家上下，为日后宋氏三姐妹在抗日救国保持一致性上做了良好的铺垫。由此可见，西安事变也是一次增进宋氏家族姐妹感情的绝好契机。
西安事变前，庆龄沟通国共中枢关系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阴霾中。整个中华大地监狱密布、特务横行，当时《申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疯狂了的世界》的文章，对白色恐怖下的旧中国作了这样的描述：
整个世界是疯狂了，历史已回复到中世纪时代。战争、屠杀、恐怖、幽禁、破坏，魔鬼的舞蹈，奴隶的呻吟，整个世界是疯狂了！……“杀”替代了“自由”，“逮捕”与“幽禁”，禁锢了意志……文明破产了，野蛮复活了，白茫茫的雾弥漫了整个世界。
《申报》借此文章，抨击了国民党反动特务的一切罪行。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先后被国民党幽禁并暗杀，宋庆龄知道，国民党已经变质了，自己应该为保障人民自由而奋斗。在营救进步人士的过程中，宋庆龄更多地与共产党走在一起。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大片国土沦陷。1935年，日军又制造华北事变，华北各省名存实亡。国难当头，宋庆龄意识到，面对外族的入侵，国民党和共产党理应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宋庆龄与担任共产党地下联络工作的董健吾取得联系，并掩护董健吾以圣彼得教堂牧师的身份在上海开展相关工作。董健吾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一带的革命者子女及遗孤，其中就包括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
宋庆龄通过董健吾与共产党高层取得了联系，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信件也是通过董健吾传递的。在信件往来中，双方都谈到了国共合作。
1935年底，为了一致对外的共同目标，国民党也通过各种渠道与共产党方面接触，商讨双方谈判合作事宜。其中，宋庆龄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华北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国民政府统治受到极大的威胁。同时，日本侵华直接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亲美的国民政府必须做出行动。而一直奉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已被日本人逼入了绝境，他已经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加之当时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可能。经过综合考虑，蒋介石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政治方法”。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于右任、孙科等人先后响应，影响巨大。
同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学生们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响彻全国，全国上下团结抗日救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1936年5月，中共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郑重地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这一通电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已经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
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的正确的道路。
随着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转变，中共加紧开展了对国民党各阶层的统战工作。依照“上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国民党中央委员、军政要员、中上级军官等人都包括在统战对象之列。
为了更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9月28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分别致信蒋介石和宋庆龄。周恩来在信中言辞恳切地希望蒋介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毛泽东写信给宋庆龄，高度评价了宋庆龄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积极贡献，并希望她能在促进国共合作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请求宋庆龄介绍一些国民党中枢人员，与共产党派去的代表潘汉年谈一谈。
宋庆龄为了不辱使命，积极地与国民党中枢要人联系，为促进国共合作积极奔走。在上海，她引荐潘汉年与宋子文及宋美龄等人见面，对国共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杨逼蒋抗日，发动兵谏
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和中国共产党做出的巨大努力，蒋介石政府却继续坚持所谓的“外交解决”和“国际公断”等消极政策。虽然宋庆龄等进步人士积极奔走呼号，蒋介石却仍期望能够借助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给日本施加压力。
但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美方甚至有意在必要时，联合英法海军力量进驻华南，扶植粤桂集团，另立中央，以防止日本继续南下，威胁其在华利益。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又迫于社会舆论压力，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不得不答应与共产党谈判。
事实上，蒋介石并非真心合作，而是在耍“剿”、“抚”相结合的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招抚”、“收编”工农红军。
蒋介石这样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在他看来，红军经过长征，已经伤亡过半，兵力最多不过3万人，自己只要调集几十万大军加上战斗机编队，将红军歼灭在陕北完全是可以实现的。因此，与共产党谈判时，蒋介石提出改编红军，这使共产党和红军难以接受，中共对此表示“我党绝不做无原则的让步”。
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想法没能实现，令他格外气愤，决定按原计划进行，加紧对嫡系及精锐部队的调遣。他设定的方案是，如果身处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剿匪”不力，他派遣的几十万大军可随时调动以围歼红军，于是他把“剿共”的重任交给了东北军统帅张学良。
张学良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子，别名汉卿，人称“少帅”。他相貌英俊，早年在上海期间，与宋美龄相识并成为好朋友。张作霖在东北被日本人暗杀后，张学良接过父亲的执鞭，开始领导东北军。1928年，他率东北军“东北易帜”，成为蒋介石麾下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1934年，张学良出任南京政府军队第二指挥官职位，并被任命为“剿共”总司令，其任务是把河南、湖北和安徽境内的共产党连根拔掉。
■蒋介石和张学良
1935年，红军长征西移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进攻中国共产党根据地西安，把西安变成国民党的大后方。起初，张学良非常尊重蒋介石，无条件执行其命令，满怀信心地准备“剿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逐渐明朗化，特别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诨号，面对外界群众的质问与压力，他越来越意识到蒋介石的政策并不正确。
依照“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周恩来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周恩来在信中明确表示：中国人打中国人，特别还是在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实在是不可取的行为。原本就很爱国的张学良看过信件，联想到曾眼睁睁地看着家乡被日本人占领的情形，惆怅万分。
不仅张学良有如此感触，他领导下的东北军同样抱着共同对抗日本人的想法。东北军从上到下都是清一色的东北大汉，他们看到家乡被日寇侵占，痛心不已。身为军人不但不能保卫家乡和亲人，还要到西北与自己人互相残杀，实在荒谬至极，全军上下抵触情绪十分严重。在听到各地全民抗战的呼声后，东北军最想做的就是打回东北老家，赶走日本人，收复失地。
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两人在延安秘密会面，商讨国共合作事宜。
当时，在西安很少有媒体记者，但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是个例外，继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之后，她于同年10月访问了西安，并作了如下报道：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
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激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随着张学良思想观念的转变，他对担负的“剿共”工作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他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提出停止杀害共产党、团结力量抗击日本的主张，但每次都遭到蒋介石的训斥。看到张学良“剿共”如此不给力，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亲临西安布置“剿共”任务，准备亲自督战，与红军决一死战。
1936年10月31日，这天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中国有句古话，“人到五十知天命”，蒋介石显然并不这样认为，他眼中只有一件事，就是“剿共”。
张学良为了劝阻这次行动，找到蒋介石“哭谏”，希望委员长能够收回成命，共同抗日，结果又挨了蒋介石一顿痛骂。祝寿大会上，国民党空军还举行了飞行编队表演，一为委员长助兴，二为“剿共”军力预演。
蒋介石结束“洛阳五十祝寿”后，立即飞赴西安，他并未带夫人宋美龄、顾问端纳、秘书陈布雷等人同行。为了安全起见，蒋介石在西安城10公里外的华清池设立官邸，作为这次“剿共”的行营。
之后不久，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等人先后抵达西安。一时间，西安的天上飞机轰鸣，地上战车滚滚，国民党“剿共”大战即将打响。张学良不禁心急如焚，他认为应该想办法阻止这场“中国人之间的屠杀”。
但单凭张学良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非常有限，于是他找到了与他共守西安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杨虎城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同样是主张抗日的将领。杨虎城与张学良志同道合，也想阻止蒋介石发动“剿共”战争。
■张学良与蒋介石
张学良与杨虎城两人来到蒋介石行营，再次请求蒋介石停战抗日。然而，蒋介石这时早已听不进去，他严厉拒绝了张、杨两人的“过分要求”，并严词警告张学良、杨虎城，如果不想“剿共”，就将东北军以及杨麾下的十七路军调入福建、安徽等地，听任中央调配。这样一来，就明显拆散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势力，张学良当然不答应。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组织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群众游行示威，号召全民抗日。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出兵制止游行活动，并指示，必要的时候可以开枪镇压。张学良拒不执行蒋介石这一命令，他与蒋争论，惹怒了蒋介石，蒋介石决定不再起用张学良。
12月11日晚，蒋介石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正式接替张学良的位置，同时下令中央军接替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剿共”任务。蒋介石此举将张学良逼到了悬崖边。张学良无可奈何，准备联合杨虎城实施兵谏，“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2日早晨5点半，四辆军用卡车满载着12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出现在蒋介石行营前。行营哨兵拒绝开门，首车营长一枪撂倒哨兵。此时的蒋介石刚刚起床不久，他习惯性地开窗晨练，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不由得一惊，护卫队也一片慌乱。蒋介石深知大事不妙，起身翻窗逃跑。
蒋介石爬上墙，掉进了护城河，脚摔破了皮，但他顾不得检查伤势，慌乱中爬到了河边的骊山上，钻进了一个小山洞。天色渐亮，搜查队包围了骊山，小分队开始逐洞搜查，终于在一个掩盖着茅草的山洞里把吓得一直哆嗦的蒋介石拎了出来。当时正值冬天，蒋介石又惊又吓，脸色惨白，浑身打颤，抖个不停，狼狈不堪。
卫队营营长孙铭九见状，与其余几名士兵轮流将老蒋背下了山。下山后，蒋介石被送进西北军司令部，西安的新市政厅。张学良搀着蒋介石走进一间屋子，让大夫给他治伤。
简单医治了一下皮外伤之后，蒋介石愤怒地指着张学良大骂，责问张学良是不是想叛变，张学良仍对蒋介石非常客气，解释说此举只是万不得已，目的是革命，而不是叛变，如果委员长可以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他将依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至于这次事变的后果，完全交给人民来裁定。
蒋介石听张学良这样说，长吁了一口气，他知道张发动的这一次兵谏仍然是一次老套的政变，自己完全有机会活下来。只是张学良此举实属“大逆不道”，让他倍感失望。
宋庆龄不计前嫌，力促和平解决
蒋介石在西安被活捉，身边的几位军政大员也同时被软禁。西安事变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事变发生当天，宋美龄正在上海主持会议，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事宜。忽然，她的大姐夫、财政部长孔祥熙神色慌张地来到会场，对宋美龄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宋美龄听到这一消息，差点晕了过去。随后，惊魂未定的宋美龄在孔祥熙和端纳的陪同下迅速赶往南京国民党党部。
1936年12月12日，即西安事变当天傍晚，张学良、杨虎城等19人联名通电全国，申明逮捕蒋介石的理由，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八项要求，其电文内容部分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辱，疆土日蹩，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电文中所说的“八项主张”就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项主张”等，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张学良随后以个人名义向宋美龄发出了一份电文，申明绝不会加害蒋介石，此举实属无奈，“耿耿此心，可质天日”，请蒋夫人放心。
蒋介石被抓后，国民党党中央乱成一团。为了尽快了解西安方面的真实情况，宋美龄决定马上派遣顾问端纳前往西安。端纳早年曾是张学良的知交和顾问，另外他是外国人，不太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宋美龄派他去也比较放心。
12月14日，端纳带着宋美龄的信件飞抵西安，同行的还有宋美龄的得力助手黄仁霖。宋美龄写给张学良的信全文如下：
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兄勋鉴：
奋密。昨在沪上，惊悉西安兵变，即晚来京，接奉文电，深以为慰。吾兄肝胆照人，素所深佩，与介兄历共艰危，谊同手足。在沪未接电前，已知其必承吾兄维护，当决无他；来京获读尊电，具见爱友之赤诚，极为感慰。惟精诚团结，始足以御侮抗敌；沉着准备，乃足以制胜机先。介兄自九一八以来，居处不宁，全在于此。吾兄久共军机，夙所深悉。凡吾兄有所建议，苟利国家，无不乐采纳。介兄以地位关系，不得不加以慎重，藉避敌人耳目。吾兄贤明，当必深惊此意。我国为民主制，一切救国抗敌主张，当取公意。只要大多数认可，介兄个人，当亦从同。
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另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起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
蒋宋美龄叩
当天，蒋介石见到端纳，甚是感动，待看完了夫人写给自己的信件，更是感慨万分。宋美龄在信中写道：
夫君爱鉴：
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只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且抗日亦系吾兄平日主张。惟兄以整个国家为前提，故年来竭力整顿军备，团结国力，以求贯彻抗日主张，此公忠为国之心必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目下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为国珍重。临言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健康！
妻美龄
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当天下午，端纳电告宋美龄，委员长一切安好，身体无恙。宋美龄这才放下心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高层对于如何处理西安事变，主要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宋氏家族成员为代表，他们主张和平解决；另一派则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亲日派为代表的高层，他们表面上主张武力讨伐张学良，其实最终目的是想趁机将蒋介石置于死地，然后取而代之。
目的截然不同的两派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宋美龄毫不客气地指责何应钦此举不是在救委员长，而是“谋杀”委员长，一句话顶得何应钦哑口无言。但是对于宋美龄提出的斡旋营救等策略，何根本听不进去，他立即颁布讨伐令，并迅速调集了20个师，派飞机到西安上空示威。
针对这一情况，宋美龄召集了黄埔军官紧急会议，声泪俱下地请求他们不要听何应钦的命令。
在宋家内部，宋美龄又组织了一次家庭会议，大家出谋划策，研究营救蒋介石的对策。宋子文认为，这次事件的关键人物是张学良，而张学良跟共产党走得很近。纵观整个宋氏家族，也只有宋庆龄跟共产党走得近。要想解救蒋介石，唯有请二姐帮忙，斡旋解决。宋美龄听弟弟一说，虽然知道二姐跟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很僵，恐怕二姐不会答应，但当时已经无计可施，也只能试着联系宋庆龄。
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同样被蒋介石遭兵谏的消息震惊了。从1927年开始，宋庆龄跟蒋介石差不多已经针锋相对地斗了十个年头。这次蒋介石被抓，她在深深佩服张、杨两人勇气的同时，也对全民抗战统一战线的即将形成持乐观态度。
宋庆龄刚刚得知消息不久，就接到弟弟宋子文打来的电话。宋子文在电话中说是受小妹委托，请求二姐出面。如果二姐能够在西安说得上话，请二姐务必帮忙。宋庆龄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定会出手相助。
不久，孔祥熙又找到宋庆龄。他知道，自己的命运是和蒋介石拴在一起的，这次救蒋，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他起草了一个谴责张、杨的声明，希望宋庆龄能在声明上签字，以此来号召民众，规劝张学良放人。
宋庆龄看过声明后，并没有签名的意思，而是将它放回桌子上，说道：“我看汉卿做得对，没有什么好谴责的。要说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也会这么做的，甚至还会做得更多。”孔祥熙听宋庆龄这么一说，知道宋庆龄心意已决，只好告辞。
孔祥熙铩羽而归，宋美龄决定亲自求姐姐帮忙，在电话中声泪俱下地哀求二姐挽救丈夫的性命。作为同胞姐妹，宋庆龄听到小妹哭得如此悲伤，难免有所动容，依姐妹之情，理应帮助小妹，但偏偏要救的是蒋介石，内心相当矛盾。
宋美龄还在电话中谈到南京政府的一些情况，也道出了何应钦等人的野心。宋庆龄深知亲日派的何应钦一旦出动兵力轰炸西安，事态会变得更为复杂。说不定就因为亲日派的崛起，中国会更快地陷入日本人之手。
目前国内外形势都很严峻，日本人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可能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如果这次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被人利用，再以此做文章挑起内战，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更加不可收拾。蒋的生命安全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
宋庆龄答应宋美龄会好好考虑一下，尽快给她答复。随后，宋庆龄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中共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往的恩怨暂时放下，竭力促成国共合作。另外，宋庆龄还收到了来自第三国际的电报，要求她做工作力保蒋介石生命安全。
经过综合考虑，宋庆龄决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介石，借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时形势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才是一切问题的重中之重，正如宋庆龄后来强调的：“所有军队的当务之急是：求同存异，组成一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任何阻碍此战线形成的做法，都是在犯罪。”
心急的宋美龄很快又将电话打了过来，宋庆龄表示愿意同张、杨联络并好好谈谈，希望他们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并在必要的时候放蒋介石回南京。
听到二姐的表态，宋美龄破涕为笑，连连表示感谢。宋庆龄表示，她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图什么报答和酬谢，而是从民族大义出发，营救蒋介石也是有一定条件的，那就是他必须明确答应接受张、杨的八项要求。假如他不答应，那么就算她去西安也是徒劳无功。
此时的宋美龄完全顾不上讲什么条件，只要能安全地将丈夫营救出来，便是最重要的事情。她向宋庆龄承诺，就算蒋介石出来后出尔反尔，她也会制止蒋介石，并请二姐放心。
结束与宋美龄的电话后，宋庆龄立即找到了救国会总干事胡子婴女士，把西安事变的大致情况告诉了她，希望她能陪自己去一趟西安。胡子婴很不理解孙夫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去西安，当她得知夫人是想力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时，就更加不解了。
宋庆龄确实很鄙夷蒋介石的某些做法，也很赞成张学良对蒋进行兵谏。但是形势瞬息万变，国民党亲日派代表何应钦很想取代蒋介石，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这种情况下，草率杀掉蒋介石是不可取的。
宋庆龄邀请胡子婴和何香凝与她一起去西安，但是把持军政大权的何应钦等只愿派出轰炸西安的军用飞机，拒绝提供前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飞机。宋庆龄只好放弃此次出行，但她随后立即约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潘向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以及张、杨方面希望在西安和平谈判的意愿。宋庆龄便安排潘汉年与南京当局有关人士进行联络。
宋庆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在这次事变中，宋庆龄与宋美龄进行沟通，并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而积极奔走，这无疑是宋氏三姐妹摒弃前嫌、携手走上抗日道路的良好开端。宋美龄也曾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写道：
当余心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
从此文可见，宋美龄对二姐宋庆龄充满了感激之情。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张学良、杨虎城很希望南京政府方面可以派人前往西安解决问题，但却遭到何应钦等人的万般阻拦。宋庆龄最终没能成行，但在宋氏兄妹的据理力争下，宋子文以蒋介石大舅哥的“私人身份”博得了去西安的机会。
12月20日，宋子文乘机抵达西安。蒋介石看到家中终于有人前来，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宋子文将宋美龄写的信交给蒋介石。当蒋介石读到宋美龄信中的“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死”一句时，忍不住潸然泪下。
蒋宋两人单独谈话，商讨和谈的相关问题。宋子文向蒋介石简要述说了南京方面现状，并传达了西安初步商讨的结论。宋子文本来就对蒋介石打内战耗费国库的行为持否定意见，于是又添油加醋地陈述了利害关系。他希望蒋能好好考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后，宋子文和端纳先后回到南京。宋美龄听到西安方面的情况时，坚持要亲赴西安。她坚信自己只要去西安，就一定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紧要关头，她相信只有亲赴西安，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22日，宋美龄、宋子文以及端纳、戴笠等人一同来到西安。蒋介石一见到宋美龄，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声音也哽咽了，责怪妻子“入了虎穴”；而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落魄不堪，颇为心疼，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两人对当前形势作了一番分析，宋美龄认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他的生命安全就能得到保障，如今保住性命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中共代表赴渝解决西安事变
为尽快落实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事宜，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于24日抵达西安。谈判于当天开始。中共代表周恩来、东北军代表张学良、西北军代表杨虎城出席会议。蒋介石表示由宋氏兄妹全权代表自己，所以并没有出席，另外他还表示，他只以“领袖人格”为担保，不做任何书面签字，待回南京后执行谈判协议。
连续两天，国共双方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宋美龄等人被周恩来的风度所折服，特别是当周说到“在国家生死存亡的这个时期，除了委员长没有人能够领导这个国家”时，宋美龄很感动，她事后甚至表示，周恩来是她见到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
蒋介石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看到共产党人来访，但是周恩来友好地安慰了这个被扣押的对手，令蒋的疑虑与不安很快被打消。
周恩来早年任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身为校长的蒋介石一起共过事，因此他仍以“校长”尊称老蒋。蒋介石得知周恩来为救他，替他向杨虎城说情，并说服杨接受宋子文的资助，辞去公职“出国考察”，避免不必要的“惹祸上身”。蒋介石很感谢周恩来为他所做的一切。
经过两天的谈判，国共双方达成基本协议：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被捕爱国人士和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派各界各军举行救国会议，制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等。
条件基本谈妥后，宋氏兄妹要求张学良尽快释放蒋介石。当时圣诞节临近，宋美龄希望蒋介石能够回南京过圣诞节。圣诞节当天下午，张学良答应正式释放蒋介石，宋美龄终于如愿以偿。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获释，很多具体细节至今仍是一个谜，比如宋子文有没有交付赎金，苏俄方面有没有给共产党施压等。在当时严峻的时局之下，放不放蒋介石涉及多方利益，但西安事变的结果显然是最完美的，这个被英国大使形容为“完美魔术”的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暂时结束了内战，面对日本侵略军，中国人的枪口开始一致对外。
对于宋美龄而言，西安事变的意义非常重大。她以蒋夫人的身份英雄般地出现在西安，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所有人佩服的举动。在西安期间，她对蒋介石的影响显而易见。没有她全力调解，西安事变也许就没那么容易解决。
宋美龄凭借着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大大提升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同时也改变了西方人对她的看法。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宋美龄：“在任何时候她的智慧都显露无遗，她的力量使她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即使是在面对邪恶时。”
西安事变对于宋氏家族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增进姐妹感情、增强家庭凝聚力的机会，为宋氏三姐妹在日后抗日救国保持一致性做了良好的铺垫。
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在抗日的态度上保持一致。摒弃前嫌、重新聚集在一起的宋氏三姐妹同心协力，在上海、南京、香港、重庆等地一起出席会议，一起参加活动，一起为战争奔走呼吁，在后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谓抗战时最美的一道风景线。
三姐妹携手抗日救国，也是姐妹三人一生中第二次重聚的最好时光。三人抛开对彼此政治上的成见，尽享亲情带来的欢愉。
日本全面侵华，三姐妹沪宁两地呼应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他没想到日本人这么快就发起挑衅。他原本以为日军的这次行动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一样，会迅速停火。在国内，公众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政府再次妥协，加之共产党已经宣战，蒋介石不得不正视此次事件。
蒋介石也意识到，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侵扰华北各省，目的是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如果再次妥协，国民政府将再无退路，“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已经被否定，除了和日本开战，别无选择。
7月17日，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抗战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宋庆龄见国共合作走向正轨，全国出现高涨的抗日局面，感到非常欣慰。正在她着手准备支持抗战的妇女工作，却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时，大姐宋霭龄出现了。
宋霭龄本来不问政事，但是日本人打到了家门口，她的生意也没办法进行。宋霭龄受父亲影响很大，父亲生前常教育她们要爱国，因此她听说二妹准备发起“妇女抗敌后援会”，便表示也要参加。
宋庆龄见大姐如此积极主动，并且想法超前，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有了大姐的参与与姐夫的帮助，抗敌后援会一定会发展壮大。宋庆龄希望姐姐能挂帅，领导大家共同援助抗日。但宋霭龄并不喜欢抛头露面，她愿意出钱出力，至于组织上的事，她不想发表意见。宋庆龄见状，便举荐由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领导组织行动，宋霭龄表示赞成。
很快，上海的妇女界行动了起来。宋氏姐妹的提议得到了何香凝的赞同，她立即通知《妇女生活》主编沈兹九、两江体育专科学校校长陆礼华，中共地下党黄定慧和陈波儿、胡兰畦等，发起成立了抗战团体。
“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何香凝住宅召开了成立大会。在宋氏姐妹的建议下，何香凝被公推为理事会主席，沈兹九、王孝英、宋庆龄、宋霭龄、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孙科夫人陈淑英、蔡元培夫人周养浩等人任常务理事。理事会下设总务、征募、慰劳、救护四个小组，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
国民政府提出坚决抗战的号召后，“妇女抗敌后援会”是上海妇女界率先响应的第一个救亡组织。随后，上海国民党党部联合上海工、商、学、妇女、慈善等团体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
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在上海成立后，在南京的宋美龄也有所反应，她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还声称她那个组织才是全国最高组织，其他各地的相关组织都算她的分会，应该受她领导。宋霭龄对小妹的作为表示十分不理解。
宋庆龄知道小妹一直都很好强，便安慰大姐，救国人人有责，美龄身为委员长的夫人，这样做为人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且更具影响力。宋霭龄见二妹这么看得开，知道宋家姐妹多年的情谊依然还在，也感到很欣慰。
为了支援抗日，更好地规范领导妇女抗敌后援会，宋氏姐妹与何香凝等理事商议，决定把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作为南京宋美龄领导的妇慰会的分会机构。宋美龄得知这一消息后，打电话给宋庆龄，对二姐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
在政治立场上势如水火的宋氏三姐妹，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目标，再次走到了一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集结重兵进攻华东门户上海，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8月14日，国民政府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宣布“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国民党军队开始进行正面防守，淞沪会战打响。
三姐妹同心协力，争取美国支援
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每个对此曾漠不关心的人。比如宋家大姐宋霭龄，以前只关心做生意和炒股票。但随着日本人的入侵，她觉得还有比做生意更有意义的事情，也忽然理解了父亲口中所说的“国家的重量”。每天有那么多的穷苦难民，那么多受伤的前线战士，中国人被日本侵略者赤裸裸地欺凌，这一切都深深震撼了她。她愿意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为将日本赶出中国效力。
不爱抛头露面的宋霭龄把更多工作放在了幕后，比如组织人员把粮食运进难民区，抢救从前线撤下的伤员、捐资购买救护车以及军用卡车送给医院和红十字会等。她还和南京的小妹宋美龄呼应，热切关注中国空军，捐献卡车和飞行员皮衣等。另外，安排运送汽油到松江前线，这样细心的事情也是出自她手。
从不参加民间团体的宋霭龄，以抗战的名义，在上海担任了抗日救国公债会妇女组组长，在力促国民政府公债发行方面尽心尽力，努力完成相关指标。10月28日，上海各妇女团体联合会在国际饭店举行，各国妇女领袖悉数到达。何香凝、宋霭龄、田淑君、金光楣等人负责接待，抗日救国“七君子”之一史良和廖仲恺之女廖梦醒主持会议。宋霭龄用流利的英语作了致词：
我们妇女为确保世界和平，必须维护国际间的正义，我希望大家信仰这一真理。中国对于你们犹如第二故乡，你们对中国的声援和爱护，我表示感谢！
各国在华公使夫人争相发言，一致表示将尽力参加救护工作。她们齐声赞同致电国际联盟妇女和平会会长丁曼女士，呼吁大家都行动起来，主持正义，保卫和平。
面对从前线退下来的受伤将士，宋霭龄还特意组织了伤员救护委员会，并派长女孔令仪去香港做劝募救护品等工作。香港各界名流听到消息后，纷纷捐款，孔令仪依照母亲吩咐，用这笔钱购买了药品和外科医疗用具。暂居香港的孙科夫人陈淑英、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哈同（犹太裔地产大亨）夫人罗迦陵等立即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会香港分会，募捐了一笔巨款，并聘请了24个医护人员随孔令仪回到上海。
10月20日，增援日军在上海北部蕴藻浜登陆，守卫的中国国民军奋起迎战。宋庆龄不顾个人安危，来到美商RCA广播电台用英语发表演说，她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了大洋彼岸：
中国已发动抗战，抗拒惨无人道的侵略者，我们的非战斗员惨遭屠杀，对这种威胁世界文明的公敌，谁还能保持消极态度？所谓日本开明的首相，竟说“日本的唯一方法是鞭挞中国，使之屈膝，使不再有战斗的精神”。日本其他外交家也诡辩着……抗日思想应排除尽净，他们的野蛮行为应该由我们解释为奉天承命的神圣事迹。这是怎样荒诞的事！目前日本虽仅威胁中国，但谁能保证到了某种时候，不会从行动上危害其他民族呢？
几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攫取我们的土地。最近六年来，日本的侵略现已发展到进攻华北、上海，达到中国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中国为什么贫弱，日本为什么能在中国领土横行，扼要说来，十几年来，中国的虚弱无力，是由于内部的摩擦与自相残杀所致。日本现想进一步的侵略，可是它失败了。……不管日本军阀怎样的疯狂，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中国人都准备以最后牺牲，来保卫祖国。……我深信美国对我国争取自由独立的奋斗，必然同情。我们的抗争，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
你们自发地愿意抵制一切日货，这对于我们还有许多迫切的要求，请你们不要让任何一只船从美国开往日本去，因为日本可以把你们的出产物改造，来对付我们。金钱上的帮助对我们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请你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军火来充实我们的军队。……罗斯福总统的演说说出了全世界对国际恶棍的暴行都加以谴责，请你们拥护他的演说，使他的话能见诸行动，趁残酷的火焰尚未延烧到全世界之前将它扑灭。我吁请美国人士起来领导这个神圣的十字军。……
在广播中，宋庆龄强烈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强调了中国军民上下一心，与日本抗战到底的决心，最后希望美国能够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拒绝向日本提供物品，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支持中国，为自由而战！
国民党与日军在上海抗战的几个月里，宋庆龄除了演讲宣传之外，还和大姐宋霭龄积极发动妇女捐款捐物，训练照看伤员的战地护士，组织抗日宣传工作。
9月份，国民党政府准备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会长的宋子文，力邀二姐出任该会常务理事，宋庆龄欣然答应。这是十年来宋庆龄第一次对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表示支持，她还提议将9月5日作为首个“献金日”，号召上海各界妇女和市民积极“献金”，支持抗日战争。
何香凝女士带头拿出50块银洋，妇慰会上海分会的其他领导人也纷纷带头捐献，社会各界妇女都积极献出了自己心爱的戒指、手镯、项链等首饰，支持抗日。不到一个月，妇女们献金认购国债数额就达到了2.4亿元，接近发行总额的半数。
■享受重聚时光的宋氏三姐妹
宋霭龄在妇慰会分会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她积极协助宋庆龄组织各种演讲，出席各种联席会议。在宋庆龄因病不能出席一些活动时，她还能及时地顶替二妹，出了不少力。正是由于大姐宋霭龄在身边，宋庆龄心情也比以往要好，能够更好地投入后援救国工作中。宋氏姐妹为抗日做出的努力，受到上海各界的一致好评，姐妹三人也仿佛亲密如往昔。
宋美龄作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负责人，四处奔波，有一次还差点失去性命。
1937年10月23日，宋美龄来到上海前线视察看望伤员，顾问端纳和副官张琪同行。汽车刚过苏州时，由于道路上弹坑较多，行驶缓慢，被正在天上盘旋侦察的日军飞机发现了。轰炸机朝着宋美龄乘坐的汽车冲来，司机加大油门准备脱逃，后轮却突然爆破，车子一下子翻滚进了路边的土沟。宋美龄顿时昏厥过去，最后被端纳救醒。
宋美龄摔得满身泥土，还好躲过一劫。端纳征询宋美龄意见，是继续去上海还是返回南京。宋美龄经过考虑，还是选择了继续去上海。在上海前线慰问士兵时，宋美龄再次昏倒，被端纳等人送进了医院。
经医院查实，宋美龄的一根肋骨断裂。她虽然逃过一劫，但由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间，落下了病根，一旦劳累过度或遇到下雨阴天时，胸口就会隐隐作痛。
宋庆龄通过广播向美国传达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相关情况后，在美国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宋美龄决定趁此机会，亲自飞赴美国寻求支援。
到美国后，宋美龄做了很多关于中国抗战方面的报告和演讲，一方面强烈谴责日本的罪恶侵略行为，一方面宣传中国革命思想，希望唤起美国各界的重视及支持。在白宫，罗斯福总统接见了宋美龄。
宋美龄用流利的英语向罗斯福介绍了中国当前的革命形势，特别介绍了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她向罗斯福表示，这次来美国，一是向总统阁下通报中国严峻的革命形势，二是受中国航空委员会的委托，希望美国能够出手帮忙，解决飞机援助问题。她希望身在中国的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帮助培养中国空军人才，共同抗日。
罗斯福听完宋美龄的讲话后，有所触动。经过综合考虑，他答应宋美龄，为中国国民政府提供120架飞机的援助，并派遣美国空军志愿军前往中国。后来，这批飞机和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在中国的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淞沪会战打得异常惨烈，在日军强大的火力攻击下，上海失守。11月9日，驻守上海的守军兵分两路，分别向杭州和南京方向撤退，一路上伤亡惨重，上海落入敌手，成为“孤岛”。日伪特务横行上海滩，残杀革命志士，制造白色恐怖活动，上海各界人士纷纷逃离上海转移至香港。
中共中央特别关心宋庆龄的安危，通过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了希望宋庆龄撤离上海的建议。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陪同下，撤离上海前往香港。
宋庆龄到达香港后，易名简居。她到香港并不仅仅是为了避难，香港虽然只是个弹丸之岛，但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与地理位置，人才荟萃，信息发达，正好可以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更好地开展抗战救亡工作。
宋庆龄建立“保盟”，三姐妹齐聚香港
宋霭龄和宋庆龄对大后方的妇女儿童工作也是特别关注。日军的大举入侵，导致无数儿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为了收容并培养这些落难的孩子，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中国妇女慰劳总会还筹设了战时儿童保育院，宋霭龄和宋庆龄都出了不少力。另外，宋霭龄还和丈夫孔祥熙创办了全国儿童福利会，由宋霭龄主持日常工作。
宋美龄是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简称妇指会）的指导长，全权负责各项日常工作。她经常出入于保育院、妇女干训班、伤兵医院、收容所等场合，指导大后方工作。1938年4月，宋美龄以妇指会指导长的名义，函请各党派和各地区妇女代表，参加5月下旬在庐山举办的“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
宋美龄的此次邀请得到各方响应。中共方面任命长期从事妇女工作的邓颖超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与王明夫人孟庆树一起参加此次会议。左派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慰劳总会代表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民盟救国会代表史良等一大批妇女界的著名人士也确定出席庐山谈话会，宋氏三姐妹再一次聚在了一起。
会前，宋美龄与邓颖超就领导全国妇女运动组织问题交换了意见，她本意还是以“妇指会”为统一组织，但很多人并不赞成，如果另外成立组织，在战时也很难召开全国性的大会。邓颖超提议，战争时期相关事宜都可以变通办理，原妇指会可以适当改组，由各党派成员组成。邓颖超强调，组织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组织有没有实质内容，宋美龄表示赞同。
5月20日上午，“战时妇女工作谈话会”在庐山原图书馆如期举行。宋美龄致开幕词，邓颖超在会上作了《关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报告》，并将一份《我们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的书面报告提交给大会代表讨论。
会议经过五天讨论，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妇指会仍作为领导全国战时妇女工作的统一组织，选举宋美龄继续担任指导长，增补李德全、邓颖超、孟庆树等人为妇指会领导人，并任命了训练组、文化事业组、联络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
大会制定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作为今后妇女运动遵循的共同纲领，提出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总任务：“有计划有组织地来推动全国妇女大众，参加这神圣的抗战建国工作。”抗战期间，全国妇女统一战线就这样正式建立了起来。
宋霭龄在会上建议，每年的“三八”节要举行例会，商讨国是，为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努力。宋庆龄见大姐全力支持妇女工作，感到非常高兴。
5月25日下午，为期五天的妇女谈话会顺利结束，会议发表了《告全国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谈话会在友好轻松的氛围中结束，有人建议唱首歌，宋美龄提议：“既然我们这个谈话会是以合作抗日为宗旨而召开的，那我们就唱那首《松花江上》吧。”大家一致赞同。于是，在邓颖超的指挥下，各界各派代表妇女齐声高唱《松花江上》，歌声悲壮激昂，声声浩荡，飘扬在中国大地上……
在庐山期间，宋氏三姐妹跟各界各派妇女代表对妇女工作做了深入的探讨。会议期间，各界妇女代表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宋庆龄和邓颖超成了好朋友。
庐山会议后，宋庆龄跟随大姐宋霭龄回到了香港。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外国友人及海外华侨的援助，宋庆龄高瞻远瞩，决定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简称保盟）。她决定摒弃前嫌，团结亲人。宋庆龄的大弟、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以及孙中山之子、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被选为保盟发起人。
保盟发起后，香港各界人士以及暂居香港的内地爱国人士先后积极加入，中共方面派出的代表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另外，为了方便争取和联络国际力量支持，很多国际友人也在“保盟”中担任要职，如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沙尔文女士担任名誉书记，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郎士担任司库，原美国联合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担任宣传等。
1938年6月14日，保盟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宋庆龄任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同日，保盟在《保卫中国同盟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
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保卫中国同盟一经诞生，就积极参加了争取民族生存的尖锐斗争，积极参加了反抗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争取民主、自由与人类进步的世界性的斗争。
宋庆龄发起保盟的重要任务就是为了广泛争取国际援助，支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她深知舆论宣传的重要性，为此发表了大量文章和对外广播演说，并写信给外国友人，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以及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的重要地位。
1939年5月，她在《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中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英美等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她在信中写道：
我们看到每次日本在中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它就加紧进攻太平洋的英国和美国的据点。如果中国不战而沦为日本法西斯军事机构的一个物资供应基地和人力补充站，那么，请想一想，我们还能够在香港安静地坐在这里吗？
宋庆龄并没有一味地因追求国外力量支援而忽视国人的伟大能量，她严正地驳斥了中国人“依赖外国的倾向”的错误论调，在《致美国工人们》一信中，宋庆龄提到：
不积极参加我们民族斗争的中国人才会对人民缺乏信心，以至哭哭啼啼表示说，倘使明天外援不来，后天我们就会垮台了。为我们的国家和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的人是要求援助的，可是，他们为之而作了这样多牺牲的目标是不受任何条件的影响的。
宋庆龄虽身在香港，却并没有忘记在敌后战场英勇抗战的共产党队伍。她在呼吁外国力量的援助时，还着重强调了援助的重点应该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
与条件较好的国民党军队比起来，牵制了在华一半兵力的共产党几乎得不到来自外界的支援。正是在宋庆龄的呼吁下，负责宣传工作的保盟中央委员爱泼斯坦开展了出色的宣传工作，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勇杀敌的英勇事迹更多地被外界知晓。国际友人、海外华侨通过这些通讯报道，更好更全面地了解到这支伟大的敌后抗战力量，相关物资支援通过各种方式飞向革命根据地。
宋庆龄得知共产党的敌后战场缺乏主治医师后，经过精心安排，加拿大白求恩、印度柯棣华等许多医术精良的大夫被安排到解放区工作。他们发挥人道主义精神，协助中国抗日，救死扶伤、培养医护人员，许多人最后甚至将生命留在了这个国度，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庆屡遭轰炸，虽有美国军官陈纳德将军的帮忙，但是中国空军相关建设发展缓慢，一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宋美龄身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不禁急火攻心，先前受伤的肋骨又彻夜疼痛，令她难以入睡。
蒋介石希望夫人暂时放下相关工作，先休养一段时间。他知道宋美龄性格倔强，于是联系大姐宋霭龄，希望她能劝宋美龄赴港治疗并休养身体。在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努力劝说下，宋美龄动身前往香港。
宋美龄到香港后，住在了位于沙逊街的宋霭龄别墅，宋霭龄请宋庆龄也搬过来一起住。从那天起，三姐妹爽朗的笑声就经常从这栋房子里传出。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姐妹三人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地在一起生活了，她们的关系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段无忧无虑的留美岁月。姐妹三人第一次丢开了压在身上的沉重包袱，轻松愉快地享受着姐妹间的美好时光。这时的她们没有隔阂，没有矛盾，没有争吵，她们用上海话聊家常、开玩笑，下厨房，交换穿衣，偷偷说着女人间的秘密，亲昵地追忆往事，回忆那段让人羡慕的静好岁月……
姐妹三人陆续参加了香港爱国人士举行的一些茶话会和抗日集会。在抗日集会上，宋美龄通过讲演公开赞扬了宋庆龄领导的保盟运动和在内地进行的工合运动。宋庆龄、宋霭龄也相继发言，宋庆龄还代表保盟向宋霭龄领导的“伤兵之友”运动捐款。
宋庆龄口中的“伤兵之友”运动，是宋霭龄和丈夫孔祥熙在1937年抗日战争打响后成立的组织。宋霭龄曾任原“伤兵之友”理事，迁居香港后，她兼任香港伤兵之友协会会长。“伤兵之友”的主要任务是集资筹钱救助伤员，保证每个伤员出院或者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服、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
就在三姐妹在香港积极活动，引起各路记者追踪的同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大事。
1940年3月，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汪精卫叛变，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当时正处于中国全民抗战关键时期，汪精卫的这一举动无异于叛国。日本的舆论界顺势造势，借机挑拨国共关系，并将矛头指向了身在香港的宋氏姐妹。有报道说，宋氏姐妹逃避现实，在前线官兵奋勇作战的时候，她们却躲在香港享乐，已经准备抛弃中国这艘“破船”。
报道一出，谣言四起，面对日本媒体的恶意中伤和诽谤，宋氏三姐妹特别气愤，她们决定不再沉默，三人一起出现在公众舆论面前，明确了自己的态度。
实施计划前，宋霭龄请来了三姐妹的老朋友、后来因写作《宋氏家族》而名声大噪的美国记者埃米莉·哈恩，霭龄告诉哈恩：“今天晚上我们三姐妹准备一起去香港饭店共进晚餐，我想这次聚会绝对很热闹，值得一看。”
她将这个消息告诉哈恩，目的显而易见，就是希望通过媒体宣传，让社会各界见识一下这场三姐妹的公开聚首。果然，宋氏三姐妹将在香港饭店共进晚餐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港。
当晚，香港饭店大厅各路记者云集，人群拥挤，其中亦包括香港各界名流、英国洋行的经理和官员。每个人都想见到宋氏三姐妹同时出场的盛大场面。舞曲停歇，宋氏三姐妹在司仪的介绍下华丽登场。现场所有人都被三姐妹高雅、脱俗的气质所吸引，每个记者都在昂着脖子寻找最佳拍摄位置，闪光灯顿时闪成一片。当时曾有人评价三姐妹的神态：气质沉静的孔夫人、容光焕发的蒋夫人以及神情庄严愉悦的孙夫人。
在场的一些记者们看到宋庆龄时，感到十分惊讶，他们原先根本不相信孙夫人也会出现在这个场合。孙夫人的政治观念跟另外两姐妹不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宋氏姐妹三人一同出现在公众面前，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这段场景后来被埃米莉·哈恩写进了《宋氏家族》一书，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消息很快传开，顷刻间舞厅看来有点像温布尔登的人群一样拥挤，一对对舞伴沿着长桌翩翩起舞，他们的头转来转去，好像猫头鹰把脖子伸得长长的，一双双眼睛按英国礼貌所允许的限度紧紧地盯着她们。千真万确！宋氏姐妹在那里，全都在那里，举止文静而衣着华丽的孔夫人，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蒋夫人，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孙夫人。
三姐妹联袂出席晚宴，令整个香港为之轰动，香港媒体争相报道现场情形。一连数天，香港的街头巷尾仍在聊着这个话题。
宋氏三姐妹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她们团结在一起的立场，有力地还击了制造恶意中伤事件的日本媒体。随后，宋美龄邀请两位姐姐与自己一起回重庆。虽然宋庆龄有些为难，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也答应了下来。
宋氏三姐妹一起回到重庆，向全世界展示了姐妹三人摒弃前嫌，坚定为国，坚持为民的决心。
转战重庆，三姐妹为抗日积极活动
1940年3月31日，三姐妹在香港启德机场登上中国民航公司专机DC-3型飞机，飞往陪都重庆。十多年前分道扬镳的三姐妹这次联袂赴渝，轰动全国。
■宋美龄（中）在重庆郊外向大姐（左）、二姐（右）说明防空设施
宋霭龄和宋庆龄是第一次到重庆。正午时分，飞机降落在重庆的珊瑚坝机场。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到机场迎接，并再三解释说蒋介石正在主持一个重要军事会议，不能亲自前来迎接三位夫人，希望她们理解。
对宋庆龄而言，这次到重庆有着特别的意义。她作为蒋夫人宋美龄的贵宾赴渝，表示结束了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十年对峙。这是她第一次踏上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自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宋氏三姐妹此次联袂赴渝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她们用行动证明，汪精卫的投日和分裂国家的行为只不过是大环境下一个不和谐的插曲，民族团结的根基、抗日战争的前途依然都在。不少人对民族团结和抗战前途的担忧也因此烟消云散。
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及国民党的《大公报》都对此做了报道，并对三姐妹特别是宋庆龄的到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两大报社均表示，三姐妹以实际行动，向海内外和全国人民显示了她们心系团结抗战和民族解放大业、抛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博大胸怀。
《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欢迎孙夫人来渝》的短评，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除向领导女运、积劳成疾且病后重新工作的蒋夫人，及初次来渝的孔夫人敬慰外，谨向久与我们阔别的妇女界领袖孙夫人，表示最热烈诚挚的欢迎和致意。
孙夫人于中山先生逝世后，始终积极地坚决地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她在促进团结抗战，力求实施民权方面，尤多显著的成效。
……我们深信，重庆的，以至于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领导之下，一定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团结，能够使妇运有更迅速的、广泛的和深入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妇女运动，将大大地增强抗战力量，将促进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宪政，而使抗战更早地得到胜利。
《大公报》也对宋庆龄来渝表示欢迎，并撰文说：
我们欢迎孙夫人这次到内地来。因为自抗战以来，孙夫人还未到首都来过。孙夫人此次到重庆来，无论其任务有无或大小，都是团结的有力象征……因为，敌人已走向败亡之路，我们已看见胜利的曙光。
……新兴的中国，是孙中山先生所手创，也正在孙先生的精神领导下而抗战而建国。我们欢迎孙夫人，更希望孙夫人帮助政府，使抗战早成，建国早成！
宋氏三姐妹到重庆后，顾不上休息，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活动。
■三姐妹与保育院的孩子们
4月3日，霭龄和庆龄在小妹美龄的陪同下，视察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并与该会全体工作人员合影。她们随后又接见了“妇指会”高级干部训练班学员，并与学员们共进午餐。考虑到第二天是儿童节（国民政府规定4月4日为儿童节），当天下午，她们一同驱车前往乐山，探望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保育院的500多名孩子。
见到这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姐妹三人都很高兴，没有孩子的宋庆龄和宋美龄对孩子尤为怜爱。保育院知道三位夫人要来，还做了提前准备，让孩子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节目表演完毕，三姐妹把带来的小礼物分发给大家，并与孩子们合影留念。在离开保育院的归途中，三姐妹还参观了“新生活运动”妇女工艺社，对妇女们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和赞扬。
宋霭龄在当晚的日记里很高兴地记录下当天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在保育院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情形，让她感慨颇多。她认为这些都是自己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4月7日，宋美龄为两位姐姐在黄山官邸举行“为欢迎孙、孔两夫人莅渝”盛大欢迎会。冯玉祥夫人李德全、邵力子夫人傅学文、吴国桢夫人黄卓群以及英国驻华大使的夫人等180多位重庆妇女及国际友好人士受邀前来参加欢迎茶会。
黄山官邸是蒋介石在重庆的抗战指挥中心，重庆屡遭敌机轰炸，指挥中心是重庆为数不多的安全之地，绿树掩映下的一幢幢小楼雕梁飞檐、精巧别致。时值春天，官邸周边芳草如茵，花团锦簇，使在场的贵宾都心情大好。
欢迎会设在大草坪上，当三姐妹拉着手走进会场时，中外来宾全体起立，一齐鼓掌欢迎。能看到三姐妹同时出场，人们都显得很兴奋。三姐妹款款而行，宋庆龄神情自然、质朴，显得很恬静；宋美龄活跃、自信，一副女主人的模样；大姐宋霭龄庄重而内敛，给人一种老大姐应有的老成持重的感觉。
宋美龄首先致欢迎词，她强调孙夫人和孔夫人不仅仅是自己的姐姐，更是全国姐妹们的同志。两位姐姐抗战以来为国家、为民族所做的一切努力有目共睹。宋美龄在讲话中提到，抗战以来，二姐在国外努力做宣传工作，大姐在上海为伤兵和难民做了不少工作，最近她们在香港做推动“伤兵之友”活动。她这次赴港求医，有幸能与两位姐姐并肩作战，做了不少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她将两位姐姐请到重庆，希望她们能够长住重庆，领导妇女工作。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表示赞成这一提议。
宋庆龄紧接着发表讲话。她表示这次回重庆，看到不少被日军轰炸的残迹，知道还有很多同胞在受苦受难，感到十分难过。她希望更多的妇女姐妹们团结起来，多做实际工作，“多参加国民大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实施与妇女解放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宪政运动和妇女也是不可分离的”。
宋庆龄讲完话之后，宋霭龄也应邀讲话。她表示虽然身在外地，但是一直心系重庆，希望全国姐妹们都能继续努力工作，“要以忠诚来贡献祖国，这只是为了一个可以在短期内达到的目的——造成一个新的强盛的中国”。
欢迎会过半时，蒋介石才姗姗来迟。原本老蒋也知道这个茶会，但是他上午有公务缠身，没能及时出席。当初三姐妹抵达重庆时，他因为参加军事会议没能亲自到机场迎接，这次再缺席就有点说不过去，况且这还是一个和宋庆龄冰释前嫌的机会。于是，他让孔祥熙“压阵”部门例会，自己先“逃”了出来。
蒋介石作为“二战”时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又身为宋家女婿，对宋氏姐妹的此次到访，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孙夫人和孔夫人到重庆来，不仅是全国的姊妹们喜欢，而且是全国的民众都喜欢的事情，因此，我代表全国民众表示欢迎。”
会后，在宋霭龄的提议下，蒋介石愉快地与三姐妹一同合影。也许，这样和谐的场景只能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才能看到。
■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在一起。左起宋美龄、宋霭龄、蒋介石、宋庆龄
4月8日，宋庆龄造访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社，并题词：“抗战到底。”同一天，宋氏三姐妹赴“伤兵之友”社总医院——第五陆军医院慰问伤兵。第五陆军医院有“新生活运动典范”和“花园式医院”的称号，此次得知宋氏三姐妹要造访，全院早已提前做好了迎接准备。
三姐妹到来时，宋美龄在前，宋霭龄居中，宋庆龄紧随其后。宋美龄在院长的陪同下探问病床伤员的情况；负责后勤的副院长则跟着宋霭龄，汇报医院医药补给等问题，希望得到孔夫人的支援，财大气粗的宋霭龄一口答应；同两位姐妹比起来，宋庆龄显得很谦逊，她跟在后面，微带笑容，讲话不多。
此次三位夫人视察医院，给伤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姐妹三人沿着一排排病房往前视察，和伤病员握握手或者谈谈话，那些沮丧、自暴自弃的伤员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勇气，轻伤员则大都表示等伤养好了，再去前线打鬼子。一时间，医院上下，对生活的激情冲淡了伤病的痛苦与悲伤。
在重庆期间，姐妹三人日程都安排得很满，她们除了出席各类会议、向抗战团体发表讲话之外，还参观了工厂、学校和机关部门。她们走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
在此期间，日军战机一直对重庆骚扰不断，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在他的安排下，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宋氏三姐妹于4月15日通过电波向美国听众演讲。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并没有住在姐妹家中，而是独自安顿下来。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因为不喜欢警卫森严的控制之外，还方便社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方面相关人员找到自己。
就在演讲的前一天晚上，日军再次派飞机轰炸重庆，这一次差点打中了宋庆龄所住的房屋。空袭警报解除过后，宋庆龄去城内四处查看，看到到处被炸的凄惨场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让她更加坚定了信心，第二天要在广播中狠狠揭露法西斯的侵略本质。
4月15日，三姐妹按计划分别来到了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这场广播由美国ABC电台向全美转播，三姐妹用英文广播，这样的号召力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
宋庆龄首先发表讲话，她介绍了中国战备资源短缺、需要美国支持的情况：
……我们缺乏武器、燃料、钢材和食品，更缺乏全世界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我们呼吁你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援助。……我们呼吁你们，敦促美国政府抛弃所谓的“中立”政策，尽快与法西斯帝国宣战。因为今天发生在中国的惨祸，明天或者后天就有可能降临到贵国人民的头上……
一年后的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惨祸降落在美国人民头上，正应了宋庆龄的话。在演讲最后，宋庆龄指出：
日本藉着它拥有优越的武器，在开战以前，曾向世界夸口说，要使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于三个月内向日本屈服。可是我们中国，曾始终不屈地作有效的抗战三十三个月以上，而且抱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自信必能获得最后胜利。
宋庆龄情绪很激动，结束讲话后一时还难以平静。宋美龄安排她在休息室休息。宋霭龄的演讲没有像宋庆龄那样激动，她用平和的语调说道：
当我向美国讲话时，我感到并且深知，我正在向真正同情中国的朋友们讲话。在不断捐赠我们最需要的救济金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同情。在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生死存亡的战斗中，我们始终都没有被孤立的感觉。……中国妇女们已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到处参加工作……在工业和公共事业里，都有妇女们作出的贡献。
在演讲中，宋霭龄抨击了南京的汪伪政权：
南京那幕可怜的丑剧，那所谓政府也者，完全是一个笑话，这是人类智慧上的一个侮辱。它不能代表中国，它只是政府污水中的渣滓，这些日本利用的工具，是中国人所诅咒的叛徒，世界上任何有自尊心的国家，都会加以唾弃的。
最后一个演讲的是宋美龄。宋美龄的演讲口才并不逊于两位姐姐，她所做的演讲话题跟姐姐们也有所区别，她把演讲的对象重点指向了美国的国会议员和新闻界。多次跟美国政界有过交流的宋美龄知道，只有这两者才能左右美国政府的态度。
宋美龄希望美国中止对日本战争物资以及油气资源的供应，并希望中国能在国际上得到公正的对待，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回答。为了让美国方面有所触动，她还说道：
我们并不是没有放弃战斗的可能，但我们仍旧在这样困难艰苦的情形之下，不怕挫折，为着自由而继续抗战。我不知道贵国的国会议员，可曾想过，万一中国被日本军阀的武力征服了，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形？……如果列强不认识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性，日本就有获得这种侥幸收获的可能。那时节，世人将会公认，中国的功绩对于整个人类是怎样珍贵的贡献。
宋美龄在广播的最后呼吁：
只要给我们以正义的同情，到相当时期，一定能使他们完全失败……现在问题只在能不能对我们表示正义的同情，这个问题只能让美国人民、美国国会议员给我们一个答复，中国人民已经被炸弹声震耳欲聋，但是他们仍在焦急地等待着贵国方面的答复。
宋氏三姐妹同时登台向美国作出的生动演讲，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抗战，誓死捍卫国土完整的决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据说，在听到三姐妹演讲的第二天，数千名纽约的大学生上街集会游行，声援中国抗战。美国国会内部显然也受到了影响，部分国会议员向国会递交了对日制裁意见书，美国国内舆论也倒向支持中国抗战这一面。显然，宋氏三姐妹的联袂演讲达到了预期效果。
日本人对宋氏三姐妹在重庆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他们用行动做出回应。日本飞机更加频繁地“光临”重庆，姐妹三人索性钻进防空洞，聚在一起讨论当前形势，商讨相应对策。
在重庆期间，只要三姐妹联袂出场，就少不了摄影记者争先恐后的抢镜头。很多照片上都能看到姐妹三人，脸上常常挂着微笑，给人亲切的感觉和美好的希望。在那个充满恐惧和悲伤的时代，她们仿佛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希望。
细心的人还会发现，姐妹三人出席各种活动时，霭龄与美龄时常手挽着手，两人的关系显然更为亲密一些。在记者拍照时，庆龄总是谦逊地站在一旁，而让大姐和小妹更多地走到镜头前。这些微妙的细节也说明了此次三姐妹之所以聚首，在宋庆龄看来，一多半原因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需要。
安排完在重庆的日程后，宋氏三姐妹又决定去四川成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沿江各类工矿企业、高等学校及文化团体纷纷迁至四川，成都也因此成为中国的大后方。三姐妹经过商议后，决定去那里看望当地的抗日军民和妇女儿童。
于是，宋氏三姐妹冒着可能被空袭的危险来到了成都。她们的到来，给战争中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希望，在当地引起了巨大关注。一名外国记者在《大公报》撰文这样写道：
她们在中国旅行就要投宿于当地的客栈里，这样不仅床上有臭虫咬而且天上还有飞机追赶，但你别指望，例如孔夫人，会很自然地适应这种环境。她看起来似乎还是待在城市中自家舒适安全的房子里为好，那才是她这种人住的地方……但是，她吃苦耐劳，三姐妹个个能吃苦耐劳。面对空袭，她们面带微笑，旁若无事，谈吐自然。
4月25日，宋氏三姐妹前往中国合作社成都事务所，受到了数百名女工的热烈欢迎。宋美龄在短暂演说中赞扬了合作社为抗战所做的贡献，并希望更多的爱国妇女积极加入，进一步扩大合作社。
在参观合作社毛纺班过程中，一些女工正在赶制军衣。宋美龄也来了兴趣，她坐到缝纫机旁，亲自动手为抗日将士缝制军衣。随行的美国摄影师及时抓拍了这一场景，不久，这张照片就刊登在国内各大报刊上。
宋美龄在成都期间，还别出心裁地组织了一次励志社茶会，欢迎两位姐姐的到来。宋美龄此举，其实主要是为了二姐宋庆龄。这次好不容易说服二姐到四川，她和大姐都心照不宣地利用机会对宋庆龄进行“感情投资”，尽量消除姐妹之间的隔阂。
由于宋氏姐妹的极大影响力，尽管工作人员一压再压，这些茶会上，成都各界到会人数还是超过了400人，比在重庆黄山官邸那次欢迎会还要盛大。三姐妹均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强调了妇女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姐妹们都能够积极参与到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中来。
宋氏三姐妹的这次重庆之行，成为了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段佳话。特别是宋庆龄，不计前嫌，为了民族大业和姐妹们团结在一起，更是赢得了众人的称赞。宋氏姐妹团结抗日的活动影响深远，使得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阵营更加巩固和纯洁，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协力办“工合”，主持“一碗饭”运动
宋庆龄在重庆期间，该参加的活动基本上都参加了，在重庆、成都等地住了一个多月以后，感觉是时候回香港了，那里还有更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比如保盟的活动等。另外，她也不喜欢重庆，特别是重庆官场阿谀奉承的气氛，言不由衷的客套话让她觉得很不舒服。
宋庆龄提出了返回香港的想法，但是宋美龄和宋霭龄都不想让她回去。之前宋美龄曾明确表示，希望宋庆龄能长住重庆，指导全国的妇女工作。蒋介石听到宋庆龄要走的消息后，也特意带来口信，希望她能够长住重庆。但是宋庆龄执意要走，宋霭龄很了解这个倔强的妹妹，知道她一旦做了决定，别人很难劝得动，只好同意放行。
其实，这次宋庆龄回香港，与“工合”运动有着很大的关联。此次来重庆，促进“工合”运动的发展，是宋庆龄的任务之一。
“工合”的全称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起源于1937年，是由国际友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和时任上海工部局工业科科长路易·艾黎发起组织。这三位国际友人一直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他们在中国进行了许多支持抗战的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工业区逐渐沦陷，大批人员撤往内地，后方工业品匮乏，这个时候，仅凭农业牧业支撑的中国，要想战胜日本是难以想象的。三位国际友人认为，这个时候必须在后方采取有效行动，动用人力物力重建工厂，发展生产，以供应战备需要。同时，还要解决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伤兵的就业问题，对稳定后方秩序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于是他们提出了在非敌占区发起建立小工业合作社运动的想法。
宋庆龄很赞成这个提议，并向各界做了宣传。她是宋家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合”事业的人，随后宋霭龄、宋美龄以及宋子文也加入了该阵营当中。
宋子文之所以积极投身工合运动，有着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宋家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工业和金融业被日军毁灭殆尽，使他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一直有着比较坚定的抗日决心；其次，由于孔祥熙掌握了国民政府财政和金融大权，宋子文无力抗衡，需要有一个空间来扩大自身影响力与孔抗衡。
因此，综合考虑之后，宋子文坚定地站在二姐宋庆龄一边，支持工合运动。宋子文在后来工合涉外募捐筹款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帮了二姐宋庆龄不少忙。
工合运动开展后，发起者和组织者深知，仅有民众支持是不够的，政府支持和资金支援也是很关键的因素。于是，他们找到财政部孔祥熙部长寻求支持。一开始，孔祥熙对此不冷不热，他不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没钱可赚”的事情。宋庆龄知道，要想改变姐夫孔祥熙的看法，大姐宋霭龄是关键。她跟姐姐交流后，宋霭龄表示赞成工合，由自己来做丈夫的工作。
宋霭龄当时爽快地答应有着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可以团结二妹宋庆龄，宋氏家族能够重新拧成一股绳；第二，宋霭龄办过救济工厂，对这方面也有兴趣，况且这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声名鹊起的好机会，不容错过。
在夫人“枕边语”的规劝下，孔祥熙勉强答应，但还是存在一些抵触情绪。由于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卡尔和宋庆龄对这件事都很赞同，国民政府为了不得罪国外势力和社会各界，蒋介石也只好接受成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事实。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成立。路易·艾黎出任技术顾问，孔祥熙任理事长，宋美龄任名誉理事长。
毛泽东曾于1939年致函工合国际委员会，对在抗日边区和游击区建立工合表示坚决支持。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延安工合运动积极高涨，并成立了工合延安事务所。路易·艾黎还两次前往延安与中共方面洽谈发展工合的相关事宜。在宋庆龄的大力支持下，工合运动在抗日根据地取得了显著效果，根据地的困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在抗战时期，工合组织想要筹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国民政府把财政收入大多投到了军费开支上，实际上并没有给工合拨多少经费，所以工合组织把筹募资金的任务放到了海外。宋庆龄提议发起组织工合国际委员会。
1939年1月，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罗纳德·霍尔）任主席，宋庆龄任名誉主席，宋子文、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文达·普律德女士（美国社会工作者）等为委员。
在宋庆龄的委派下，普律德女士赴美宣传工合运动，得到了上至总统夫人、下至普通市民的强烈支持，很快，美国援助中国工合委员会在纽约成立，罗斯福总统夫人任名誉主席。两院议员、教会领袖以及美国各界知名人士构成了百余人的委员阵容，总统夫人还专门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上撰文指出：
中国人民就工合运动，作极有趣味之试验，我本人对此极应予以赞助。盖中国之胜利及其经济的建立，将可保证远东在民主政府下生存的民族间之交换自由。
随后，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先后成立了援助中国的工合组织。
由于宋庆龄的崇高威望，工合国际委员会受到了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的广泛支持。大量捐款、物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飞往中国。路易·艾黎甚至说过“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可见当时宋庆龄在工合国际委员会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1940年宋庆龄在重庆期间，除了与姐夫孔祥熙礼仪上的接触外，两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工合运动。宋庆龄很清楚，工合不能全靠国外的援助，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内支援同样重要，如此一来，就不得不争取掌握国民政府财政大权的孔祥熙。她认为，即使孔祥熙不出钱，只要能出力，出席一些相关活动，也会在商家和企业界产生影响。
但是遗憾的是，孔祥熙虽然总是口头上表示支持，却很少付诸行动，好在大姐宋霭龄对工合运动还很热心，运动在重庆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宋庆龄认为来重庆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便决定离开重庆。
1940年5月9日，宋庆龄和大姐霭龄一同返回香港。回港后，宋庆龄接受了记者采访，介绍了这次重庆之行中对大后方的印象以及此行感受，发出了“只要坚持抗战，必可战胜日寇”的号召。
工合在国内最大的一次募捐，是宋庆龄领导的1941年7月至8月间在香港举行的“一碗饭运动”。所谓“一碗饭运动”，顾名思义，就是每人用“一碗饭”的费用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
■在香港举办的“一碗饭运动”海报
1939年，“一碗饭运动”由美国医药援华会、妇女赈济中国难民会等团体首倡，整个活动得到的捐助将作为工合国际委员会扩大救济伤兵、难民的基金。
“一碗饭运动”首先在美国得到响应。旧金山唐人街更是万人空巷，广大侨胞纷纷慷慨解囊，支持“一碗饭运动”。随后，这一操作简单而又行之有效的独特的募捐方式扩张到更多国家。
1941年盛夏，“一碗饭运动”在香港举行。当时的工合委员会确定了这样一种募捐方式：由委员会发售餐券1万张，每张2元，由参加赞助的饭店、酒家、茶室提供炒饭，买到餐券的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饭一碗，这种差额盈余将交给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救济西北难民的基金。
“一碗饭运动”的消息传出后，在香港引起极大震动。众多酒楼、茶室、茶居、西菜、饭店纷纷响应号召，加入“一碗饭运动”队伍。7月1日，在香港湾仔著名的英京酒家，宋庆龄举行了规模盛大的“一碗饭运动”成立典礼，为一个月后的正式运动积极造势。
开幕式那天，时任香港总督罗富国爵士虽因故未能出席，却写来了贺信，有力地支持了这项运动的开展。他在信中说：
“一碗饭运动”是一项弘扬正义、激发善举的运动，相信它在香港会和在英美一样成功。因为它的目的是为了援救侵略战争中的遇难者。凡有爱国之心、凡属血气之人，均应引为己任。
随后，宋庆龄、保盟名誉书记克拉克夫人等纷纷发言并致词。路易·艾黎在开幕典礼上还放映了他亲赴各地拍摄的影片，影片形象地介绍了中国的工合运动开展过程中各地出现的一些动人场景。宋庆龄率先做出表率，将珍藏多年的孙中山生前墨宝、纪念品等物品当场义卖，义卖所得全部作为“一碗饭运动”活动经费。顷刻间，这些珍品就被抢购一空。
在宋庆龄的号召下，文艺界人士也纷纷以不同方式支持该运动。一时间，香港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支持“一碗饭运动”的标语、海报等。香港《华商报》还专门出版了“一碗饭运动”特辑，刊登了克拉克夫人和美国记者杰姆斯·贝尔特兰的题词。
克拉克夫人的题词是：“买一张一碗饭运动的饭券不仅是做一件慈善的事，还可以使中国的难民有工作，能生活——帮助他们吧，使他们以合作来自助。”贝尔特兰的题词是：“你，中国的朋友，在香港的饭店里买一碗炒饭，那黄河边上千万无家可归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过着快乐的生活。”
1941年8月1日，计划为期三天的香港“一碗饭运动”正式拉开帷幕。《华商报》刊登了宋庆龄为该运动所作的亲笔题词：“日寇所至，骨肉流离，凡我同胞，其速互助”。该题词登在了报上最显著的位置。
这一天，香港中环、西环、湾仔等闹市区热闹异常，到处可见响应号召，全家出动去吃饭的人群，整个香港都沸腾了。当天捐助的炒饭就卖出了14700碗，接近原计划的一半指标。接下来的8月2日和3日正好是周末，全香港市民全家出动，盛况空前，香港当局的很多官员及军官也纷纷购买餐券去吃爱国饭。很多市民表示，吃这碗饭是小事，援助祖国抗战是大事。
由于需求量太大，“一碗饭运动”决定相应地延长时间。9月1日，“一碗饭运动”闭幕式在英京酒家举行，宋庆龄在会上公布了“一碗饭运动”的成果。“一碗饭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项运动共募集纯收入港币22144.95元、国币615元，扣除开支后，英国赈灾会香港分会将捐款凑整，共计港币25000元整。
“一碗饭运动”结束后不久，宋美龄、宋霭龄联合爱国民主人士发起保盟和工合联合举办的“嘉年华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民众联欢，展销工合生产的产品，以此来募集资金。
“一碗饭运动”和“嘉年华会”都是宋庆龄、宋霭龄等人在香港募集资金的一种方式，有效激发了香港各界的抗日救亡热忱，为支持抗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然空袭美军太平洋军事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紧接着，日军出动飞机轰炸香港、新加坡等地。繁华的香港已战云密布，即将沦陷。中共中央发来紧急通知，大家都劝说宋庆龄赶紧离港。就在九龙启德机场被日军攻占前的几小时，宋庆龄和大姐宋霭龄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飞往重庆。
在重庆，宋庆龄除了忙于工作之外，还与霭龄和美龄积极参加各种妇女组织活动。三姐妹再一次团聚在重庆，继续为抗日做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宋氏家族拥有“姊妹兄弟皆裂土”的无上特权，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令人侧目的家族集团，宋氏三姐妹更是声名远扬。作为姻亲的孔氏家族也因此“沾光”，走上历史的舞台。
然而，蒋、宋、孔三大家族表面和平，内部却充满着矛盾与猜忌、对抗与制衡，他们之间的关系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兴衰发生着极其微妙的变化。
利益冲突，家族内部矛盾再起
经过两次由于婚姻导致的家庭分裂后，身为宋家老大的宋霭龄虽然积极调解周旋，但也只能勉强维持宋家貌合神离的状况。由于政治观念的不同、权力利益上的冲突，宋家兄妹矛盾重重，危机暗伏，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爆炸性危险。
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0多年中，郎舅宋子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然而，由于出身、个人经历、性格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利益关系，两人摩擦不断。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时任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的宋子文积极筹措经费，保证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讨论迁都事宜，将武汉作为首都的提议基本通过。但后来蒋介石却突然变卦，要求国民政府同意将他的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他想把中央政府归之于自己的军事管理范围内。
宋庆龄坚决不同意蒋介石的这一主张，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紧要关头，宋子文选择站在二姐这边，掐断了蒋介石的经济来源。蒋介石是个只管军事不管经济的人，在此情况下，他只好无奈地同意将国民政府迁往武汉。自此，蒋介石与宋子文就结下了“梁子”，为以后两人的冲突也埋下了伏笔。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宋子文出任国民党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长。1927年3月，宋子文奉命去上海规劝蒋介石不要搞分裂，反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回武汉后，宋子文又受到了姐夫孔祥熙的劝说，希望其加入南京政府共事。
孔祥熙分析了当前大革命发展的形势，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实力的对比，汪精卫与蒋介石个人成就的对比等等。渐渐地，宋子文的态度在个人安危、前途利益等面前发生了变化，先是同意加入南京政府，后来又同意蒋宋联姻。
宋子文投靠蒋介石后，也曾与蒋介石配合默契，比如蒋介石下野，两人配合排除异己孙科，增加国民政府财政收入等等。但是在1934年，两人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将国库收入用于打内战，引发了宋子文的不满，两人分歧越来越大，经常争吵，争吵得最激烈的时候，宋子文还被蒋介石打了一记耳光。
宋子文为此极为愤怒，两天后就将辞职报告递了上去。蒋介石也毫不犹豫地批准了宋的辞职请求，并派孔祥熙接替了他的位置。
■宋家合影，后排左起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宋子良，前排左起宋美龄、倪桂珍、宋霭龄
宋子文的辞职在宋家引起了轩然大波。宋母倪桂珍非常生气，宋美龄也觉得丈夫此举太过武断，就这样将大哥撤掉，实在太不顾及宋家的面子。于是，宋美龄气冲冲地去找蒋介石理论了一番，并威胁说，如果蒋介石不给大哥恢复职务和名誉，她就搬回娘家住。
蒋介石见事情越闹越大，也不想跟宋家闹得太僵，没多久便任命宋子文为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至此，这场蒋宋之争暂时归于平息。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日益猖狂，为了稳固统治，蒋介石越来越意识到争取美英抵抗日本的重要性，便派遣亲美的宋子文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寻求帮助。
1940年6月，宋子文被蒋介石委任为“外交部长”，出使美国。在宋子文的努力下，美国之行的收获很大。美国政府表示愿意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提供包括物资在内的数亿美元的援助。毫无疑问，宋子文这次出马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他也在美国大捞了一笔，让宋氏家族除宋庆龄之外的其他成员特别眼红。
根据传闻，宋子文在美国的环球贸易公司处理大约35亿美元的租借法补给品时，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大量军用补给品以仓库着火、敌特破坏、轮船沉没等理由推脱丢失，但实际上，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美国本土，还有些物资刚到中国不久便出现在了黑市上。
宋氏家族爱财的不止宋子文一个，他得到了如此大的利益好处，有人就坐不住了，尤其是爱钱的宋霭龄。
宋霭龄询问了宋子文传闻的真假及其他相关情况，宋子文并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回答，这让宋霭龄更觉得弟弟赚了“大头”。想到自己只能在股票、运输等方面赚点“小头”，宋霭龄也很想在这方面插上一手，但是宋子文坚决说那些传闻都是假的，并希望大姐不要插手干预。
宋子文对姐姐的态度不好也是有原因的，姐夫孔祥熙接手财政部后，对他之前整顿国家经济所做的成就进行过破坏，让他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不想看到大姐再在这方面添乱。
两人话不投机，闹得很不愉快，在宋霭龄眼里，弟弟此次行为是置整个家族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因此，她觉得有必要做些事来制止。
宋霭龄将相关情况略带夸张地告诉了宋美龄，于是，宋美龄跟蒋介石也开始找宋子文了解情况，但宋子文坚决否认，一再强调自己在处理租借外资时没有任何“猫腻”。
蒋介石认定宋子文不说实话，就决定剥夺他的外交部部长的权力，另交给孔祥熙的财政部。对于这种结果，宋霭龄和宋子文反应各异，宋霭龄颇为愉悦，毕竟丈夫从中得利了。
宋子文看到老蒋又欲从自己手中夺权，很是不满，他据理力争，表示不服。宋家姐弟及相关人等决定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宋霭龄和宋美龄表示外面的传闻实在太多，希望子文自己能够站出来澄清事实，以免丑闻继续流传。宋子文认为这是一种恶意中伤，这件事换任何人去做都会受到怀疑，招致非议在所难免。
蒋介石说这次谈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抓住某些人的“小辫子”，而是为了证明宋子文在这件事情上的清白，希望他把手头上关于处理租借物资的相关工作内容移交给财政部，这样管理上也方便。
宋子文拿出了一封美国来信。这是北卡罗来纳州一个读经班写的，他们捐献了一点救助中国孩子的钱，但是也听闻这些钱被用在黑市上汇兑，进了某些官员的腰包。信中说到的这笔钱是对华救济联合会的海外捐款，由财政部掌管。宋子文借此讽刺财政部的肮脏行为，并表示如果由财政部接管了租借物资，结果可想而知。
宋子文随后又陆续拿出几张纸片，列举财政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黑市兑换混乱等种种问题。宋子文将攻击矛头直指孔祥熙，而这一切情况的始作俑者又是蒋介石，所以老蒋打断了宋子文的话，说道：“那你说财政经济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刚说完这句话，蒋介石就反应了过来，明明是自己质问宋子文，现在怎么一下变了，顿觉落了下风。搞经济的宋子文倒乐于接受这个话题，他说：“之所以出现混乱的状况，根本原因就在于机构太多，但又没有一个机构具备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权力，政出多门，根本就不能做有效的管理，成立一个专门机构部门来监督其他部门尤为重要。”
蒋介石回应说：“成立机构没有什么不可以，但这样一来就打乱了现在的政府机构部门，从根本上来说，私自设立这样一个部门也是不符合宪法的。”
宋子文愤怒极了，开始出言不逊，两人便争吵了起来，蒋介石大为恼火，大骂一声“娘希匹！”抓起一只茶杯就朝宋子文头上砸去，宋子文赶忙躲闪，但茶水还是溅了他一身，额角也擦破了，鲜血直流——这便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之间继“耳光风波”之后发生的“茶杯风波”。
随后，宋子文立即派弟弟子良赶赴美国，严抓环球贸易的进货和管理，防止受到大姐控制。一连数天，宋子文以受伤为由，拒绝参加任何会议，这让蒋介石想从他手中夺权之事也不得不拖延了下来。
但宋霭龄和宋美龄仍在蒋介石耳边鼓吹宋子文在经济上的问题，蒋介石不耐烦地道：“你们谁要有本事，就替他和美国人打交道啊！谁能弄到美国钞票，我就相信谁。”也许这句原本只是蒋介石的气话，宋美龄却当了真，回应道：“我可以去！”宋美龄自信满满，再加上宋霭龄和孔祥熙极力推荐她，蒋介石考虑过后，便同意了。
1942年11月，英语和外交水平均不在哥哥宋子文之下的宋美龄以蒋介石夫人的身份赴美访问。到达美国后，她按照蒋介石的指示，迅速展开了亲近美国政要，寻求美元支持等行动，此外，宋美龄还要查清宋子文在美国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其争取美元的渠道等。
宋美龄在美国7个月，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不论是争取美元金额上，还是与美国政府高层的接触成就上，丝毫不逊于宋子文。
宋美龄曾对好朋友、美国女作家项美丽（艾米丽·哈恩）说，她在9岁以前都一直穿哥哥宋子文的衣服，宋子文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常到威斯里安学院探望美龄，两人感情很好。可质朴的兄妹之情，长大后却因政治、私利与狭隘的胸襟而变得水火不容。在她看来，大哥大权独揽，极难共事；而在宋子文眼里，宋美龄则在政治上过于突出，有些嚣张跋扈。宽容、友爱的信条显然并未在这个基督教家庭里生根发芽。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表现由衷地赞赏，而宋子文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长驻美国纽约。这样一来，宋子文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美国和欧洲，很少回国。1949年，蒋介石政权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准备退居台湾，而宋子文也准备偕同夫人飞赴美国。
这对争吵了20多年的亲家与冤家，据说在分别之际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蒋介石说：“你为党国做了许多事，我都记得。”宋子文则回应道：“你打了我几次，我也记得。”
1963年初，在宋美龄的要求下，蒋介石分别致电在美国的孔祥熙、宋子文，盛情邀请他们合家到台湾一起过旧历新年。
1963年2月8日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宋子文、宋子安兄弟，孔祥熙、宋霭龄夫妇，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一同前往台湾南部澄清湖。在澄清湖招待所，东道主蒋介石、宋美龄夫妇设宴招待。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也参加了这次“家宴”。这也是蒋介石一家人与孔氏家族自1948年以来，头一回全体团圆聚首。这场家族聚会，也是蒋宋孔三家的最后一次聚会。
宋霭龄掺和，郎舅俩争权不止
20世纪30年代初期，宋霭龄的私心膨胀，她巧妙利用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矛盾落井下石，想趁势把宋子文推下水，将丈夫孔祥熙拉上政坛高位取而代之。这对姐弟的矛盾日益尖锐，斗争也更加表面化。
在打内战筹措经费一事上，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种种不愉快。“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时，他又调开抗战的十九路军，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
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宋子文本人也极为愤怒。当时，他的金融利益主要在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阀身上，如此一个个“不抵抗”，他的金融利益便受到了严重威胁。
另外，在宋子文看来，蒋介石“不抵抗”也就罢了，又来了一个“攘外必先安内”，动用国库储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将国家财政用在了打内战上。
在这个问题上，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出现过一场激烈的争论。宋子文认为蒋的做法完全是本末倒置，并陈述了平衡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性。这番话把一直奉行在“剿共”问题上没有商谈余地的蒋介石惹怒了，他把宋子文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蒋介石一意孤行，宋子文觉得和他实在没法共事。随后，宋子文心灰意冷，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借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之机，准备去美国散散心。他的举动正中蒋介石下怀，宋子文卸任后，蒋介石随即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
宋子文卸任财政部长一职后，并没有把孔祥熙放在眼里。宋子文利用英美背景，各政治势力的关系，与江浙财阀的紧密联系，以及安排在金融界的人事关系等，使他并没有因与孔祥熙对抗而处于下风，宋子文依然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宋霭龄感到很不满，她最恨的是宋子文始终抓住财政部一些油水很好的部门不放，各重要部门的亲信也多听命于他，孔祥熙的号令在这些人面前根本起不到作用。宋子文的亲信们一直以来都瞧不起孔祥熙及其手下的“老土鳖们”。
面对这样一个“霸气”的宋子文，宋霭龄决定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孔祥熙。聪明的宋霭龄知道，正面冲突是极为不可取的，向蒋介石争宠才是值得下工夫的事情。孔祥熙按照夫人的“指示”，在蒋介石面前一直都是毕恭毕敬，处处唯蒋马首是瞻，一切都是老蒋说了算。
孔祥熙本人在人际交往上确实有一套，他在各个方面所流露出来的长处恰恰是宋子文所欠缺的。如此一来，争宠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孔祥熙坐稳了财政部长宝座后，在夫人的策划下，开始了一系列针对宋子文的行动。孔祥熙利用权力，对宋子文管理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处处发难，打压宋子文的手下。宋孔争宠，宋子文暂时败下阵来，只好负气避走香港，不肯与蒋孔合作。
1937年，中日正式开战前夕，蒋介石派遣孔祥熙出访欧美。访美期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正式打响。由于孔祥熙在美还有重要任务，国内战时经济状况必须要一个负责人协调处理，所以在蒋介石的一再请求下，宋子文答应回到上海，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的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并就此在上海成立四联总处（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全面主持金融业务。
■左起：孔祥熙、宋霭龄、宋美龄、宋庆龄、宋子良的合影
得知宋子文卷土重来，随同丈夫在海外考察的宋霭龄决定先回国，以谋划对策。见国内金融业有所好转，宋霭龄深知目前状况对丈夫不利，而她又不方便出面，便将长子孔令侃推了出来，在上海成立财政部驻沪办事处，与宋子文唱对台戏。孔令侃打着财政部长大公子的名号，每天到中央银行总裁室处理事务，在母亲的吩咐下，与大舅宋子文抗衡。
不久，上海沦陷，孔祥熙出访归来，四联总处撤往汉口，孔祥熙任主席，令亲信谭光接任秘书一职，孔重新控制了对全国金融的领导权。宋子文再次回到香港，但不愿意出席汉口四联总处的活动。后四联总处又迁往陪都重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联合起来，抵制孔祥熙组织的相关金融活动。四联总处办事消极，让身为理事会主席的孔祥熙一筹莫展。随后，孔祥熙不得不妥协，与宋霭龄密谋后，建议由蒋介石兼任四联总处主席，孔则退居副主席。如此一来，宋子文也就无话可说，两人间的矛盾才逐步缓解。
宋霭龄和宋子文，一个是宋家大小姐，一个是宋家大少爷，两人有手足之情，本不应该针锋相对，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身为宋家长子的宋子文，不甘心受到姐姐的控制；而好强的宋霭龄则不愿意看到自己的位置受到威胁，所以对丈夫的直接竞争对手宋子文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况且她的孩子也已经长大，她需要在财政金融领域留下一块“自留地”给孩子们，特别是跟她的作风十分相近的长子孔令侃。
于是，宋霭龄毫不犹豫地站在孔氏家族这边，即使损害了宋氏家族的利益也在所不惜。20世纪30年代的宋氏家族，实质上早已经分崩离析。在宋霭龄眼里，宋家的“异类”二妹庆龄早已脱离了这个家族的利益范畴，她和小妹美龄嫁人后，也已经和孔氏家族、蒋氏家族的命运牢牢联系在一起。
在宋氏子良、子安两人看来，宋霭龄等三姐妹嫁为人妇，早已代表不了宋氏家族，宋氏家族的门面应该是大哥宋子文；但是宋霭龄却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因为父亲临终之际，将重振宋氏家族雄风的重担交到了她的手上。
可以说，宋氏姐弟之间的一切矛盾纷争均是源于对权力之杖的争夺。孔祥熙和宋子文的财政部长之争，由于宋霭龄的幕后参与变得更功利，以他们为首的阀阅之家充满着矛盾与猜忌、对抗与冲突。
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因心脏病发在美国去世，终年87岁。宋美龄偕蒋经国等人赴美吊唁，然而，宋子文并未出席追思仪式。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旧金山的一场晚宴中因食物哽住气管而呛死，终年77岁。宋子文去世后，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出面，邀约宋家姐妹以奔丧为名，聚首美国。三姐妹起初全答应了，但到最后却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参加。尼克松总统因此叹息道：“不知中国人怎么这么对立，会牵扯进如此大的政治因素来。”
孔宋郎舅之间的宿仇积怨，严重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这让美国总统迷惑不解，宋家姐弟的关系竟沦落到这般境地，让国人也欷歔不已。
虽有纷争，庆龄与姐弟真情不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方向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掌握。由于国共两党政治目的的不同，宋氏姐妹再次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率国民党退居台湾。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也刻下了宋氏家族两代人的生命印记。在这个显赫家族中，对中国近现代革命影响时间最长、最引人注目的两位人物，便是宋庆龄和宋美龄。
这一对姐妹花从小在一起学习、玩耍、出国留学，经历了属于各自的爱情和婚姻故事。两个人的婚姻都轰轰烈烈，令人瞩目。一个是“中华民国”的国母，聪慧可人，支持和捍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政策，爱国爱民，与时俱进，与中国共产党战斗在一起，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最敬仰的人，被尊称为“国之瑰宝”；另一个则是权倾一时的国民政府第一夫人，聪颖优雅，睿智能干，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忠心辅佐丈夫蒋介石，与蒋家王朝贯彻始终，是个不折不扣的优雅夫人。
她们仿佛都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上，在纷乱多变的近现代中国，因政治信仰和政治追求的差异，最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两姐妹之间的情感故事也随着国家命运沉沉浮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要解决的是国家的内部问题。宋美龄力主联美反共，选择了支持丈夫蒋介石，依靠美国的援助将枪口瞄向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以此来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宋庆龄则坚持反对打内战，支持和谈组成联合政府。
1946年，宋庆龄在《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中指出：“内战不能促成团结和解放，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内战带给中国人民的只是混乱、饥饿和破坏。”
宋庆龄认为在中共区域内“实行了孙中山的政纲，将耕地分配给农民。同样的民生主义的筹策应推行到全国。”因此，她希望国共双方能够一笑泯恩仇，实现第三次合作。
那段时间，虽然姐妹二人的政见有所不同，但是依然保持着联系。因为都患有家族遗传性皮肤病，两人还经常在电话中交流治疗心得，聊聊生活琐事，尽量避免谈政治。
但是一场不可避免的解放战争还是爆发了。四年内战，国民党败走台湾，在最后分别的日子里，宋美龄依然十分惦念二姐在大陆的生活。
1949年5月19日，上海解放前夕，身在美国的宋美龄和二弟宋子良联名致函宋庆龄，信中充满了真切的骨肉亲情。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姐姐：
……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在中国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
如果我们在这儿能为你做些什么的话——只要我们能办到，请告诉我们。我们俩都希望能尽我们所能地帮助你，但常感到相距太远了，帮不上忙。请写信告诉我们你的近况。
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忠实的美龄、子良
这封信并不是表示宋美龄没有立场，而是一种美国做派的体现，将政治和家庭分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亲情是两码事，她不愿意把两者混为一谈。
这是宋美龄写给宋庆龄的最后一封信，两人后来也有几次可以见面的机会，但由于身份的不同和种种因素的干扰，始终没能再见上一面。
■宋霭龄与宋庆龄两姐妹的合影
宋庆龄和大弟宋子文的感情一直很好，两人一开始在对待蒋宋联姻问题上保持一致意见，坚决反对将小妹嫁给蒋介石，一起站在大姐宋霭龄的对立面。但是在1927年，宋子文在宋霭龄与孔祥熙的“策反”下脱离了武汉国民政府，投身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因革命政见不同，子文选择了与二姐不同的道路。从此，姐弟俩一个继续为寻找新的革命道路而奋斗，另一个则为蒋氏和自己的前途四处奔波。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全中国人民统一起来联合抗战，在民族的生死存亡面前，姐弟俩放下政见携手合作。
宋庆龄深知她这个弟弟崇拜的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文明与民主，不喜欢日本封建法西斯主义。所以，她坚信在反对日本侵略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可以重新站在一起的，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
宋子文坚决反对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军侵略上海时，宋子文还派出稽查队协助十九路军抗日，与后方宋庆龄等组织的妇女运动积极回应。另外，宋子文对二姐营救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的行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按照老蒋的“旨意”去管制。
在香港期间，子文大力支持庆龄领导的“工合运动”以及“一碗饭运动”。所有的这一切，宋庆龄都看在眼里，对大弟的作为深感欣慰。
解放战争胜利后，除了宋庆龄留在大陆之外，宋家其他家庭成员及后代或留在台湾，或远在美国，宋家的辉煌时代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