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决策内幕（1/1）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而采取的一个蓄谋已久的重要侵略步骤。早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日本内阁首相、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日本将侵略的触角伸向资源丰富的中国。

日本法西斯为发动侵略战争，不断制造事端，大肆渲染“满蒙危机”，为行使武力寻找借口。1931年5月，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非法侵入中国东北边境屯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搜集情报，被中国东北军屯垦第三团关玉衡部捕获，并将其秘密处死，这件事被称为“中村事件”。当年7月，关东军侦知此事，便将这一事件视为“解决满蒙问题开端的绝好机会”。1931年7月，陆军参谋本部把攻城重炮秘密调运至沈阳，对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8月，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日本全国师团长会议上叫嚷满蒙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随后进一步作了发动此次战争的各种准备。同月，本庄繁走马上任关东军司令官，立即听取了关于“满蒙”情况的汇报和作战计划报告，随即发出“训示”，表示“已下重大决心共图伸展国运之大业”，接着，本庄检阅了以攻击中国军队为目标的军事演习，直到9月18日事变当天，本庄才回到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至此，关东军已处于临战状态。经过长达数年之久的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期迫在眉睫。

日军侦察兵

9月中旬，在奉天柳町一家带有艺妓的“菊文饭店”里，一场招待日军参谋本部建川美次少将的酒宴正在举行，建川此行是奉日军参谋总长金谷范之命压制关东军的策谋计划，而他本人对这个计划却持赞成态度。此时，策划事变阴谋的另一个主角坂垣征四郎大佐显得有些焦躁不安，这位日后在东京审判庭上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此刻的心中也没什么太大的把握，正在作战室里来回踱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自己的座右铭：“人生之途，当全力以赴。”

关东军原计划是于9月底发动事变，并按分工作好了准备，但建川在临行前授意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出了密码电报，告之：“事已暴露，必须立即动手。”关东军接到桥本电报后，当即于15日午后召开了紧急会议，16日凌晨2时，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发动事变。之所以要提前行动，并不完全是因为建川此行导致的，还有就是为防止泄密怕事情再出现意外变故。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将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南满铁路路轨炸毁，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日军以此为借口，突然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据这一事件的具体执行者、日本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后来回忆道：“9月18日夜，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人，向柳条湖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800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放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夜晚10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9月18日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19日零时40分左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进攻沈阳城。

“九一八”当晚，驻守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7旅，约有7000人，该旅军官大部分来源于东北讲武堂，少数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也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兵一般具有初小文化，也有中学毕业生，素质在当时的军队中算是拔尖的。在北大营的东北角还有一支拥有12辆轻型坦克的坦克队，当时驻守北大营的独立7旅可以算得上是全东北武装最现代化的部队了，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史料记载，日军向北大营发动进攻时，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所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于是在“不抵抗”的政策下，独立7旅被迫带着伤痛向东撤退，日军很快攻入北大营。

一位北大营士兵生前接受采访时说：“日本人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没动竟被活活刺死，最后一清点，光我们班就死了6个，说来丢人，我们北大营一个旅，有步枪有机枪有大炮，愣被五六百名小鬼子打得弃营逃跑。”由于东北军执行了上边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当晚便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整个沈阳城。日军继续向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的广大地区进攻，由于东北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在短短4个多月内，日军就占领了东北全境128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快了入侵中国的步伐。

1931年11月4日，日军向当时的黑龙江省府齐齐哈尔发动进攻时，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毅然下令坚决还击，在江桥打响了东北军有组织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马占山所部与日军血战江桥，鏖战了半个月，由于敌众我寡，没有后援，最后不得不撤离江桥。这是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军第一次正式抗击，马占山的名字，迅速传遍全国，成为了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从此名垂史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武力侵华的序幕，也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1937年7月7日，得寸进尺的日军又在中国的北平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被迫奋起反抗，中国的全面抗战终于爆发了。

斯大林坐像

1938年，欧洲大陆风云变幻，战争危机日益临近，希特勒一面大肆叫嚣要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一面又加紧准备，要向西方侵略扩张。面对纳粹德国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英法等国采取了绥靖政策，姑息养奸，一味的妥协、退让，只企图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苏联，指望德国和苏联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他们则可坐收渔人之利，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祸水东引”政策。为此，在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后，英法又以出卖他国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平安，与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

《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法绥靖政策的顶峰。协定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1.1万平方英里的领土、360万居民和1/2以上的经济资源，丧失了捷作为边境地区安全屏障的防御要塞，破坏了英法在东欧的同盟体系，加强了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助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英国的战时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说过：“《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是英国未经战争而遭到的一次可耻的失败。”

在战争的阴云下，斯大林先是想谋求要与英、法联手结盟抵制纳粹德国的扩张，1939年4月至8月，英、法、苏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军事、政治谈判，苏联提出建立一个针对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同盟，以共同抗击德国的计划。然而，由于英法心中仍怀有怂恿德国进攻苏联，使两个潜在敌人共同消亡的“祸水东引”鬼胎，使得谈判毫无结果，三国谈判很快陷入了僵局。这时，希特勒已经决定要实施侵略波兰的“白色方案”，当他得知莫斯科正在举行英、法、苏三国谈判后，深感忧虑，担心一旦英、法、苏三国结盟，他将在未来战争中陷于被两面夹击的境地。

1939年5月到8月间，希特勒多次通过外长里宾特洛甫向斯大林表示纳粹德国无意侵略苏联，并希望改善苏德两国的关系。8月2日，希特勒直接电告斯大林，要求苏德会谈签约，当时，正和日本在远东地区的诺门坎激战的苏联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斯大林决定和德国缔约。

8月22日，德国外长冯·里宾特洛甫带着希特勒亲笔签字的全权证书，去到莫斯科，8月23日正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通过两次会谈，当晚，双方正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宣告了英法纵容德国祸水东引政策的彻底破产，使英法搬起的“祸水东引”这块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激化了日本和德国之间的矛盾，既让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同时也为苏联赢得了23个月的战备时间，利用这段时间，苏联加紧建立“东方战线”，趁德军横扫西欧无暇东顾之际，苏联在占领波兰东部领土后，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发动了苏芬战争，苏联取得芬兰部分领土，1940年7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波罗的海三国被并入苏联，同年6月，苏联占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

苏芬战争历时三个半月，战争最终以苏联的胜利而结束，但苏联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军事上，伤亡20余万；政治上，被国联开除；战略上，将芬兰推入德国的怀抱。

东方战线的建立使苏联增加了46万多平方千米的领土，边界线向西推进了约300～400千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防御空间，极大地改善了苏联的战略地位。直到1941年6月22日清晨，希特勒沿苏德几百英里长的战线上发出的大炮轰隆声，才把苏德的这一“蜜月”轰得烟消云散，在西线腾出身的希特勒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开始了“巴巴罗萨计划”，苏德战争爆发了。

1939年8月23日，为了粉碎英法“祸水东引”阴谋，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条约中，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9月28日，苏德两国签订《苏德友好边界条约》，立陶宛也就此被划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在希特勒那里获得承诺后，立即开始着手兼并波罗的海三国，就在这个时候，在爱沙尼亚发生了一起波兰潜艇“雄鹰”号出逃事件，苏联抓住此事大作文章，向爱沙尼亚施加压力，逼迫爱沙尼亚与其签约。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对波兰发动闪电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爱沙尼亚政府为防引火烧身，幻想以保持中立独善其身，然而到9月中旬，波兰潜艇“雄鹰”号意外造访，彻底打碎了他们的迷梦。

“雄鹰”号是1939年2月才列装波兰海军的一艘荷兰造最新型潜艇，至事发时才服役短短7个月。该艇潜水排水量为1473吨，水面航速为20节，装备有12根550毫米口径的鱼雷发射管，总共配有20枚鱼雷，另外，艇上还配备了一门105毫米口径的火炮、一台40毫米双联高射炮和一挺双管机关枪，艇上乘员达60人。

波兰潜艇“雄鹰”号原本是因故障前往瑞典进行维修的，因为潜艇指挥官科洛茨科夫斯基在中途生了重病，随艇医生怀疑他是患了伤寒，由于怕传染才决定改道去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为艇长治病。9月14日晚，他们到了塔林，艇长被确诊只是疲劳过度，而不是伤寒，于是便把艇长留在塔林医院中治疗。当时波兰已经与德国开战，闻知此事德国驻爱沙尼亚的大使要求爱沙尼亚立即扣留“雄鹰”号，身为一个小国的爱沙尼亚只能照办，9月15日，“雄鹰”号被爱沙尼亚政府扣留。9月17日国际时局发生变化，苏联也对波兰出兵，得知这一消息后，“雄鹰”号潜艇副艇长格鲁钦斯基少校决定组织武力行动夺回潜艇，9月17日晚，波兰水兵占领了潜艇，逃离了塔林。次日天亮后，尴尬的爱沙尼亚政府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各国驻塔林使馆及当地媒体都接到了通知：“深夜3点钟左右，被扣的波兰水兵夺艇而逃，此前已从艇上卸下14枚鱼雷、运走炮弹并拆下火炮尾闩，但艇上仍余有6枚鱼雷，当班的爱沙尼亚哨兵奋力阻止，但也被波兰人随艇掳走。”

苏军趁德军西进之机，也出兵波兰，并占领了波兰东部的领土，图为苏联坦克经过一支德国军队。

在这个事件中，应该说爱沙尼亚政府措施不当，看守不力，有失职之过，至于其中有没有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但原因不重要，苏联要的只是一个借口。9月19日，苏联以波兰“雄鹰”号潜艇事件开始向爱沙尼亚政府施加压力，声称波兰“雄鹰”号潜艇就活动在波罗的海三国的水域内，对苏联的船只构成了威胁，苏联将不承认爱沙尼亚对它的沿海水域拥有主权，它的安全将由苏联来保卫。为迫使爱沙尼亚政府就范，苏联的飞机和军舰开始在爱沙尼亚的领空领海活动，并开始在爱沙尼亚边境集结兵力示威。

9月21日，意大利驻塔林使节向国内发回过一封电报，描述了那里的情况：“这里阴云密布，人心惶惶。以潜艇逃逸为借口，苏联军舰不肯离开爱沙尼亚水域，并严密封锁了海岸，可能是在为随后的占领作准备。苏联军舰的示威和部队在边境集结，旨在迫使爱沙尼亚放弃徒劳无用的抵抗，乖乖束手就擒。”

为了缓解危机，9月24日，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谢利捷尔亲率政府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请求和解。苏联政府趁机要求签订“互助条约”，莫洛托夫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愿意和我们签订互助条约，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通过其他的途径，也许是更严峻、更复杂的途径来保障苏联的安全，请你们不要迫使我们对爱沙尼亚使用武力。”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下，9月27日，爱沙尼亚政府决定接受苏联的缔约建议，在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苏爱互助条约》，爱沙尼亚就此允许苏联红军进驻本国领土，并在帕尔迪斯基城、哈普萨卢城、萨列马岛和希乌马岛修建海军和空军基地。《苏爱互助条约》签署后，苏联政府马上就把目光转向波罗的海的另外两个小国——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苏联的武力威胁下，拉脱维亚政府于10月5日与苏联签订了《苏联和拉脱维亚互助条约》，10月10日，立陶宛代表团也接受了苏联的建议，签订了《关于维尔诺市和维尔诺省移交给立陶宛及关于苏联和立陶宛互助的条约》，10月29日在评论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协议时，斯大林说：“我们找到了一种形式，可使我们将它们纳入苏联影响的轨道，我们不要将他们苏维埃化，而要等他们自己这样做。”

1940年7月14日和15日，波罗的海三国自己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并主动请求加入苏联。8月3日至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通过决议，接受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加入苏联，1940年9月28日，苏军开进了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出动大军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给苏联人民造成了重大灾难，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德国对苏开战之前，苏联领导人曾制定过进攻德国的秘密计划，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付诸实施，德军在漫长的战线上对苏联发起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战争前期，毫无准备的苏军被打得措手不及，短短10天之内，德军就突进苏联境内600多千米。整师、整军的苏军被德军消灭或俘虏，仅第一天的战斗，苏军就损失1200架飞机，其中800架还未起飞就被炸毁，德军的突然袭击，取得了战役上的巨大胜利。一贯警觉的斯大林为何不防范德军的闪电突袭？面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斯大林真的没有防范吗？

尽管战争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然而在公开场合，希特勒仍大谈他的和平主张。

事实上，斯大林对希特勒从来没抱什么幻想，他非常清醒地知道苏德早晚是要开战的，他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不过是为即将来到的战争争取些准备时间的权宜之计，因此说斯大林没有作好战争准备是不符合事实的，只不过他确实没料到希特勒会在此时开始战争。据披露的内幕资料显示，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曾得到过许多关于纳粹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但它们都无一例外的被红军的情报总局归入了“可疑情报来源”。斯大林不相信那些情报自有他的道理，类似的情报已经十几次放在他面前了，结果都没有打，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有他自己对战争会在何时爆发的判断，只不过他没料到希特勒是疯子！疯子的思维是常人难以预料的。

从苏联红军在卫国战争前期遭受的惨重损失看，红军似乎的确是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纳粹德国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然而，事情真的只有这么简单吗？据战后的苏联史料表明，在5月中旬，苏联内地军区许多集团军已开始按总参谋部的命令，在部队野营训练的伪装下，向前线开进。也就是说，当庞大的德国战争机器缓缓向东部移动的同时，苏联的军事机器也在发动之中，只不过斯大林比希特勒慢了一步。早在1941年春天，斯大林就很清楚，苏联在战争中采取防御战术是没有任何前途的，那时他就已经考虑首先向德国开战的计划。他调集重兵于苏德边境，并不是因为他预见到希特勒随时可能侵苏而采取的防范措施，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德国不宣而战时显得手足无措。1941年5月初的一天，苏联军队高级指挥官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为军事科学院毕业生举行庆祝活动。斯大林在祝酒时说道：“奉行和平政策当然是一件好事，我们至今也一直实施着防御方针。但是，我们的军队已经大大改进，同时配备了充足的现代化武器，军队实力增强了，我们应该从防御转向进攻。”斯大林的这番讲话使苏联领导层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共中央书记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在一次谈话中公开表示，不排除苏联根据局势发展采取进攻性军事行动以掌握主动权的可能性，苏联其他高级领导人如安德列·日丹诺夫、米哈伊尔·加里宁等当时也都曾表示苏联可能首先对德国开战。斯大林特别重视进攻，他的计划是，一旦德国和英法开战，苏联就选择时机主动进攻，使德国处于两面作战的不利状态。

德军入侵苏联。借助装甲部队的来回穿插，德军在战争开始阶段得以长驱直入。

苏军总参谋部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精神，迅速制定了进攻德国的作战计划，命名为“大雷雨计划”，明确决定“6月12日开始进攻德国！”但由于准备不够，只得推迟到7月，时任苏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在这份计划中指出：“为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我军的任务已不是防止德军的进攻，而是趁德军正在集结、尚未形成有效防线和诸兵种协同能力之际，对其实施突然打击，并歼灭德军。”从前线兵力的配置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斯大林在西部边境部署了数量惊人的部队，从苏军的兵力部署状况来看，与其说是防御性质的，不如说更带有强烈的攻击性。正是因为苏军在全力准备攻击，因而缺乏防御的准备和部署，纵深非常薄弱，才会在德军的突然打击下溃不成军。为了实施“大雷雨计划”，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人自己已经把边境上的铁丝网拆了，地雷挖了，还修建了不少东西纵向的公路（正好被德军利用长驱直入），有个苏军师长说那时他的部队正在开往西方的铁路上。

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希特勒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狂人，在德英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就突然发动了侵苏战争。苏军当时的副总参谋长事后感叹道：“要是进攻希特勒的时间真的是1941年6月12日该多好呀！那样就比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提前了整整10天……”

“大雷雨计划”——一个苏德战争爆发前，苏军试图先发制人进攻德国的计划；一个曾经存在，只因慢了一步而夭折了的计划真的存在吗？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如果连俄罗斯自己的“历史学家”都承认“大雷雨计划”的存在，我们也不妨换个角度去重新审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或许有助于解开某些历史中的谜团。

科涅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并称的苏联陆军的野战三驾马车之一，苏联陆军攻击之王。他擅长步炮协同作战，能把强大的炮兵火力和步兵高速度下出其不意的进攻完美无缺地结合起来，他在1943年后打出了一系列经典的攻击战，直至在柏林战役抢去了朱可夫的光芒，在柏林战役时，科涅夫是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统帅。

朱可夫，苏联军事家，1943年1月18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是苏德战争中继斯大林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苏军统帅。因其在苏德战争中的卓越功勋，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时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统帅。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统帅原本是罗科索夫斯基，从当时战场形势看，他的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正处在直接面向柏林的位置，无疑他具有最好的机会取得“柏林征服者”的荣誉。但出乎他的意料，斯大林通知他最高统帅部已经决定将他调任为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同时由朱可夫接任他的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的职务，显然斯大林是想把征服柏林的荣誉保留给朱可夫元帅。斯大林原来的意图是让红军统帅中最有声望的朱可夫指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占领柏林，但由于德军向首都集结百万重兵，摆出了全力固守的架式，因此有必要让科涅夫指挥的实力强大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加入柏林方向作战。

德国37毫米反坦克炮战斗状态。

1945年4月1日，斯大林召集苏军高级将领研究对德国的最后进攻，谈到进攻柏林的问题，科涅夫表示他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攻克柏林。朱可夫也请战说已作好充分准备，锋芒直指柏林，况且他的部队距离柏林最近。斯大林决定让朱可夫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正面攻击柏林，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则在柏林南翼助攻。科涅夫很不服气，最后，斯大林要他们两人准备好各自的作战计划，两天后提交最高统帅部定夺。4月3日，两位方面军司令员再次来到斯大林面前，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计划和理由，在斯大林面前据理力争，斯大林终于作出了让步，两个方面军的分界线划到了柏林以南40千米的古本，就是说只要科涅夫能在朱可夫之前到达古本，他就可以直接进攻柏林，两支苏军随即展开了竞争。

科涅夫命令部队：“必须立即强渡施普雷河，于4月20日夜至21日凌晨从南面冲入柏林。我们部队应抢先进入柏林，较好地完成伟大的斯大林的命令。”

朱可夫命令部队：“最晚不迟于4月21日凌晨4点，第二近卫坦克集团军部队应不惜一切代价冲进柏林郊区，随后立即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向媒体公布。”

战役开始后，朱可夫方面军受阻于赛洛高地，而科涅夫则长驱直入，科涅夫命令他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司令员：“脱离方面军的主力部队，更大胆地向战役纵深挺进，不要顾及后方。”随后他接到斯大林的电话，最高统帅告诉他，朱可夫的部队遇到德军的顽强抵抗，进攻受阻，询问是否可以将朱可夫的两个坦克集团军调过来，通过他的方面军打开的缺口向柏林方向突击，科涅夫认为这将造成很大混乱，现在他这里战事发展顺利，他完全可以用自己手中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向柏林进攻，斯大林表示同意，让他把坦克集团军转向柏林。接完电话后，科涅夫立即向两个坦克集团军司令下达命令，让他们向柏林方向迅猛发展进攻。两个坦克集团军接令后，立即风驰电掣地杀向柏林，4月21日，朱可夫和科涅夫的两个方面军从四个方向冲向柏林，于25日又在柏林以西会合，随即以多路向心突击战术，强攻市区。27日，苏军突入市中心，一天之内摧毁300个街头据点，逐街逐屋进行争夺战。

4月29日，在抢占通往国会大厦的要冲安加尔特车站时，朱可夫抢占了先机，科涅夫对朱可夫说：“您的楚科夫和卡图科夫集团军切断了我的卢琴斯克和雷巴尔科集团军的战斗队列，请改变您的兵团进攻方向。”朱可夫立即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反应，他认为科涅夫的两个集团军故意跟进的唯一目的就是首先抢占国会大厦，随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所有这一切都在制造羁绊，妨碍部队，严重破坏了战斗指挥。”斯大林随后签署命令，要求两位元帅从4月29日开始，严格遵守新分界线，把国会大厦划给了朱可夫，命令科涅夫清除柏林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德军，朱可夫最终在攻克柏林指挥权的争斗中获胜。

朱可夫的部队开始攻打处于其作战范围内的德国国会大厦，30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室自杀，当晚9时50分，第150师战士叶戈罗夫中士和坎塔里亚下士将师军旗插上国会大厦圆顶，这面军旗后被誉为“胜利旗帜”，1946年，康塔里亚和叶戈罗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5月20日，“胜利旗帜”在参加了红场上的胜利大阅兵后，正式交给红军中央炮兵博物馆，如今在俄武装力量博物馆内珍藏。

苏军攻陷德国国会大厦。胜利后的苏军尽情地欢呼。

德军突击波兰。德军以强大的火力和迅猛的穿插突破了波军的一道道防线。

1939年8月31日晚，在德国和波兰的边境上响起了枪声，数股为数不多的波兰士兵越过边境，袭击了德国的格莱维茨电台和其他一些地方……

1939年9月1日晨，在纳粹德国的上空响彻了希特勒那声嘶力竭但又极富鼓动性的声音：“昨天晚间，波兰的军队已经对我们的领土发起了进攻。为了制止这种疯狂的行为，我别无他策，此后只有以武力对付武力。我又穿上了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衣服，要不然就以身殉国。”当天，数十万德国军队对波兰展开了蓄谋已久的闪电攻击，一场导致了5500万人伤亡的世界大战就此打响了。

按照先期制定的“白色方案”，以反击波兰入侵为借口，德军航空兵配合装甲部队对波兰进行了闪电突击，9月16日，波兰政府逃亡国外，被遗弃的守军和人民进行顽强的抵抗，但落后的波军根本没有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力量和经验，波兰的失败已成定局。在此期间，与波兰签有条约的英法被迫对德宣战，这场德波边境冲突事件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纳粹党卫军的帽徽

这场被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德波边境冲突事件，其实是希特勒自己指使他的安全警察总监海德里希上演的一场闹剧，对于野心勃勃的希特勒来说，吞并波兰是计划中的事，早在1939年4月初，希特勒和他的最高统帅部就下令制定旨在灭亡波兰的代号为“白色方案”的对波兰作战计划，由于波兰是英法的签约盟国，希特勒需要为入侵波兰寻找一个借口，希特勒把这事交给了德国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要他在德波边境上制造一个事端，希姆莱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海德里希。

海德里希，外号“金发恶魔”，被希特勒称为“铁石心肠的男人”，他接到任务后，很快就制定出一了个栽赃稼祸的计划，海德里希给这个计划起了一个代号“希姆莱作战计划”。

为了完成这个计划，海德里希挑选了党卫队突击队队长缪勒，他是海德里希在基尔时代的朋友，海德里希交给他一项任务，要他虚构一件波兰人袭击格莱维茨电台的边境事件，他说，“外国报纸和德国宣传部门需要掌握波兰对外侵略的真凭实据”，作为导演的海德里希规定，“波兰分遣队”应占领电台，并且要把它“控制”到有一名说波兰语的德国人通过电台发出愤怒的号召时为止，海德里希说：“在演说词中应当这么说，波兰和德国之间的分歧随时会发生，波兰人应当团结起来镇压每一个反抗他们的德国人。”

一切细节都考虑得有条不紊，“进攻”在规定的时间进行了。8月31日下午4时，在海德里希的亲自布置下，从纳粹集中营中拉来了十几名死囚，让他们全部穿上波兰的军服，并给他们配备了波军的武器，缪勒对那些将被杀害的判刑者保证说，由于他们为了祖国参加这次行动，因而应该受到赦免和释放。接下来，由一小队身着便装的党卫队，在一个叫约克斯的党卫队军官的率领下，将这一批“波兰军人”拉到波德边境的树林里杀死，只保留了一名死囚，身着波兰军服的党卫队押着这名幸存的死囚，冲进位于德波边境的格莱维茨电台，然后让翻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讲话稿，对着麦克风用波兰语进行播音，就这样，无数正在收听广播的德国人听到了波兰人的声音和夹杂其间的枪声，念完后他们打死了那名死囚，胡乱开了几枪后离开了那里。这次事件的全过程只有4分钟，4分钟之后，约克斯就带着人马溜得无影无踪了，只是在电台门外，横七坚八地留下了几具血淋淋的穿着波军制服的尸体。

缪勒战后在纽伦堡供认说：“他大约有12个或13个被判过刑的犯人，让他们穿着波兰制服的尸体躺在出事地点，这样可以说明他们是在进攻时被打死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海德里希雇用了一名医生，由他给这些人打上一支死亡针，然后再给他们补上几枪，当这次袭击结束之后，新闻记者和其他人士被领到现场。”

在同一时间里，在德国克罗伊堡北面的边界的德国霍赫林登海关，由党卫军伪装的“波兰军人”也从波兰境内向德国边境进行了进攻，第二天一早，德国的所有报纸、电台、广播都无一例外地发布了同一条新闻“波兰暴徒进犯德国”。德国国防军被迫转入进攻，以“回击”波兰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这样被党卫队的间谍们点燃了。

1940年5月10日，德国开始实施“黄色方案”行动，发动了西线攻势，以7个装甲部队为先导的德军，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展开了闪电攻势。周密的策划、准确的指挥，高度集中的火力加上人员极强的作战素质，使这场闪电攻势取得了令人瞠目的结果。

5月20日晚，势如破竹的德军装甲师就占领了松姆河口的阿布维尔。5月24日，从阿布维尔向英吉利海峡推进的古德里安坦克部队，以让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分别攻占了布伦和包围了加莱这两个重要港口，并进抵格腊夫林，将惊慌失措的比利时军队、法国军队和英国远征军共计40余万人，三面围困在格腊夫林与敦刻尔克之间一个很小的三角地带。

前有大海，后有追兵，被围的联军和比利时军队突围的可能性是没有了，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由敦刻尔克从海上撤退。而此时，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可以望见敦刻尔克，并已沿运河一线摆好了阵式，准备投入最后的厮杀。

濒临绝境的比利时军队和英法联军全军覆灭的灾难，似乎已经无法避免。然而，5月24日晚上，德军最高统帅部突然发出一道使德军前线将领大惑不解的紧急命令，命令德军的坦克部队停在运河一线，不要再向前推进！开战以来势不可挡的德军装甲集群的战车在乱成一团的联军眼皮底下刹住了，原地待命，直到16日夜。

这道命令无疑给了面临崩溃的联军一个意外的喘息机会，当晚英军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从英国本土紧急动员了850多艘各类船只，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直到6月4日凌晨，在德军的鼻子尖下撤出了34万人，创造了一个叫德国人万万想不到的奇迹。

在德军眼看就要取得这次战役中最大胜利的时候，怎么会发出这道难以解释的命令呢？下这个命令的原因是什么？谁应该负这个责任？这个问题在有关的德军将领和历史学家中众说纷纭，曾引起过一场大辩论。

以伦斯德和哈尔德为首的将领，把责任完全推到了希特勒身上，而丘吉尔则在回忆录中为这场争论作了一个判断，他认为这个命令出自伦斯德，而不是希特勒，他引述了德军司令部的战争日志中的记载为证。

在5月24日早晨，希特勒曾到伦斯德的司令部去过，当时伦斯德建议“在离敦刻尔克不远的运河一线上的装甲师应当停止前进，等候更多的步兵部队的接应”，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议，认为装甲部队应当保留下来，留待进攻松姆河以南的法军时使用，并说盟军陷入的袋形地带如果太小，就会防碍空军的活动，就在那天晚上希特勒从最高统帅部发出了正式的命令。

疲惫的比利时军人驱车行进在布鲁塞尔的街道上。

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则把矛头指向了德国的空军司令戈林，他在日记中愤怒地说：“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这些命令真是莫名其妙，我们的装甲部队由于元首的直接命令，都将因此完全停止下来！消灭包围圈中的敌军，要留给空军去干！”这个表示轻蔑的惊叹号表明，戈林当时也参与了希特勒的决定，事实上戈林的确曾建议“由他的空军单独来消灭被包围的敌军”！

希特勒为什么发出了这道命运攸关的命令？除了军事上的考量还有其政治上的原因，希特勒当时用两个主要考虑来支持他的这道“停止进攻”的命令，第一个考虑是军事上的理由，他认为那里的地形不适合坦克活动，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所以要等待步兵的参战。第二个理由是政治上的，目的是想使英国避免一场奇耻大辱，从而促进和平解决，这一点，与后来副元首赫斯只身飞往英国谋求议和是遥相呼应的（对于后一个原因，哈尔德认为那是希特勒突然发生的神经错乱）。此外，还有一个希特勒不便明言的隐情，那就是希特勒不希望看到这一辉煌的胜利全部被陆军获得。

这个时候，戈林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向希特勒建议单独用他的空军来解决被围的盟军，这样一则不用装甲部队来冒险，二来如果这一伟大胜利的荣誉由他获得，元首和纳粹党的威望也会提高。元首显然是过分相信了戈林的保证和“斯图卡”轰炸机的威力，因而批准了这一方案，可惜的是，那几天由于天气的原因以及英国空军的全力拼搏，戈林的保证没能兑现。

再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地是日耳曼人聚居区，这里居民中的纳粹党支持者较多，他们响应希特勒的号召，准备把佛兰德斯变成纳粹党的独立王国，与德意志遥相呼应。歼灭战如果打响，佛兰德斯的日耳曼人聚居区将成为一片焦土，当地居民有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这是希特勒不希望看到的。

总之，直到26日夜，希特勒才取消了停止前进的命令，装甲部队可以继续向敦刻尔克挺进了，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被围的联军已经得到自己加强防务的时间，稳住了阵脚，德军的装甲部队在敌人有准备的抵御下，进攻已经非常的困难，而英法联军则一边抵御，一边偷偷地逃到海里去了。

据海军部长诺克斯的密友詹姆斯·斯泰尔曼透露：1941年12月6日晚，在美国白宫，美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商务部长霍普金斯少见地聚在一起，与总统罗斯福一同消磨时光，他们在等待一件事——日军进攻珍珠港！

珍珠港，位于夏威夷群岛，距日本约3500多海里，距美国本土约2000海里，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最重要的基地。1940年春夏之际，纳粹德国以“闪电战”横扫西欧，英军退守英伦三岛，日本军方中的“南进”派认为这是日本占领太平洋诸岛，攫取战略资源的大好时机。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认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的主力对日本“南进”计划威胁最大，为去掉后顾之忧，山本五十六制定了一个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上空的日本飞机接到了一个信号：“虎！虎！虎！”这是对珍珠港美军基地发起进攻的命令，日本海军特混舰队长途奔袭，以354架舰载机偷袭了美军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国舰艇40余艘，美国损失飞机260多架，伤亡4000多人。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美国，第二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演说：“昨天，1941年12月7日，美国遭到了日本蓄意的攻击，这个日子将永远是我们的国耻日！”当天下午，美国政府对日宣战。英国首相丘吉尔得知日本偷袭珍珠港消息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好了！我们总算赢了”，当初为了把美国拖进战争，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是搞到一个《租借法》，想不到日本人帮了他大忙——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人终于找到了参战的借口！

按詹姆斯·斯泰尔曼所说，美国总统罗斯福和一些美国上层官员事先已知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他的说法是否属实？后人为此收集了许多资料，以期证明美国到底是否事先知道日本要偷袭珍珠港？从那些资料中人们提出了一些疑问：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美国当时的海军情报官劳伦斯·萨福德中校破译了日本联合舰队向珍珠港开进的详细情报，这份极有价值的情报由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中将送到了白宫，然而，罗斯福却只漠不关心地说了句：知道了！罗斯福在得知这份情报后，曾密电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海军上将，让他立即把珍珠港内的航空母舰调到外海，照例进行训练，而其他舰船则一律留在港内，在金梅尔接到总统的密电后，美军太平洋舰队通信参谋莱顿中校也破译了日军的密码，并将其送到金梅尔的办公室，但金梅尔却不屑一顾地将其扔在桌上，只是对莱顿说：“军人最大的弱点是惊慌失措。这没有什么！你已尽到职责了，但是，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当日本飞机在珍珠港上空扔下第一批炸弹时，下面整齐地排列着美军的水面舰船和作战飞机，只有航空母舰没在港内。

袭击前日本大使从日本外交部获得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并受令在发起袭击前（华盛顿时间下午一时）将它递交给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但大使人员未能及时解码和打印这篇很长的国书，最后这篇宣战书在袭击后才递交给美国，这个延迟增加了美国对这次袭击的愤怒，它是罗斯福总统将这天称为“一个无耻的日子”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篇国书在日本递交美国前就已经被美国解码了，据说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在读过这篇国书后立刻向夏威夷发送了一张紧急警告，但由于美军内部传送系统的混乱，这篇电报不得不通过民用电信局来传，在路上它失去了它的“紧急”标志，袭击数小时后才由一个年轻的日裔美国邮递员将这张电报送到美军司令部——这看上去也太不可能了。

从这些证据来看，在当时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上层，有极少数人事先就已经知道了日军将进攻珍珠港的情报，并且显得是那样胸有成竹，在这一切情报最终报告给罗斯福时，他正在与他的助手和好友霍普金斯交谈，他对霍普金斯说：“我料定我们的敌人不会永远不犯错误，如果日本人进攻我们，我将争取国会批准美国参加这场战争。”近年来，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以此为据，认为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为了摆脱国内孤立主义思潮的束缚，以太平洋舰队为诱饵所施的一个苦肉计，珍珠港被袭，真的是罗斯福的苦肉计吗？至今还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