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现代化的开端（1/1）

当法国革命和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震撼欧洲的时候，与大陆一水之隔的英伦三岛也正在进行着一场不动声色的“革命”，即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是一场广泛的经济、技术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从1780年起，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里，深刻地改变了英格兰的面貌；在八代人的时间闯入世界，推倒了所有现存的人类社会结构。从那时起，世界已不再是以前的世界了。虽然直至1815年，这场革命同法国革命一样，都在彼此的范围内孤立地进行，但是它们犹如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孪生火山喷发口，注定要对整个世界产生爆炸性的影响。法国革命的暴风骤雨已摧垮了古老欧洲的社会结构，而工业革命的涓涓细流也开始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使之不可逆转地进入前所未有的工业时代。经历了法国革命冲击的德意志，开始因其西部邻国所发生的两场革命的交叉影响，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起步的新时期。

一、工业革命的开始

德意志的工业生产起始于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的重商主义改革和发展计划，但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发展，是从拿破仑占领和控制德国开始的。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一方面为德国的对外贸易带来消极影响，并使一些传统的工业生产遭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国内一些新兴工业的发展。其一是通过发展毛织品、人造染料、菊苣咖啡和甜菜制糖等工业，使代用品生产在一些地区发展起来；其二是在萨克森和莱茵地区的纺织业、金属加工业中出现了最初的机器生产，部分地区的生产组织也开始从家庭手工业向机械化工业过渡。此外，封锁比旧制度下的重商主义理论和局部实践，更能使人们领会到保护关税在促进早期企业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占领时期逐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德意志资产阶级，到了和平时期，就能够借助过去的基础和经验来促进工业的自主性发展。

19世纪20年代，是德意志现代工业真正起步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1806年至1815年间所进行的改革初见成效，旧的生产关系受到较大的冲击和破坏，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保守秩序已不能阻止变革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1825年英国取消机器出口禁令的决定，正好为德意志工业的新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渴望发展民族工业的资产阶级立即在国内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

从19世纪初到20年代末，工场手工业在德国得到广泛的发展。在萨克森和西里西亚，新兴的棉纺织业和传统的麻纺织业，都获得长足的发展；在莱茵河西岸，采矿、冶金和金属加工工业，逐渐上升为主导性产业。尽管生产组织形式仍以工场手工业为主，但由于广泛利用了英国的进口机器和新技术，机器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同英国一样，德意志的棉纺织业最先采用机器。自1783年安装第一台水力纺纱机以来，到1800年已增至2000台。1814年仅在萨克森已有机织纺锭28万枚。1831年，机械棉织机已达1000台。1802年建成第一家毛纺工厂。1810年纺麻业也开始采用机器生产。与英国不同，德国的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业起步较早。1811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1787—1826）在莱茵地区的埃森建立了他的铸铁厂。1826年，其子阿尔弗雷德·克虏伯（1812—1887）接手后扩大经营，成为闻名世界的军火制造商。1819年，弗里德里希·哈尔科特在鲁尔区建立了一座矿山机械厂，在英国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这家企业以后发展成为德意志最早的蒸汽锅炉制造中心。著名的机械制造之父卡尔·戈特利布·豪格尔德在1820年设计了梳理羊毛机，并从1826年开始在开姆尼兹设厂制造纺纱机和蒸汽机，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业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初，在亚琛还出现了由查尔斯·科克里尔和詹姆士·科克里尔两兄弟创办的机械制造学校和纺织厂，1815年他们又在柏林设校办厂，大力发展纺织机械。因此，在工业革命启动之先，德意志轻、重工业的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基础，除了英国的影响，法国和比利时的工业化进程也产生了示范效应，同时也与德国自然地理和资源的分布有密切关系。但是，在30年代以前，由于各地区生产的分散性和不平衡性，德意志难以抵制英国商品的大量倾销，机器工业的发展在整体上还是相当缓慢和微弱的，尚处于工业革命的准备阶段。从30年代起，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首次在国内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工业发展才真正进入革命性的“起飞”阶段。其标志是手工生产开始向大机器生产过渡，生产的组织形式亦由手工工场向现代化的工厂转变。

上述两方面的变化最先从纺织工业开始，通常被视为德意志工业革命的开端。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机械纺织业已开始在萨克森推广，并出现第一批工业企业。从1834年至1838年，建立了大约45家大纺纱厂。其中开姆尼兹是棉纺织业的中心，有“德国的曼彻斯特”之称。此外，在波希米亚、西里西亚、维也纳和柏林，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工厂化也有了较快发展。1846年，普鲁士已有机械织机4600台，1861年增加到15258台。在关税同盟的范围内，1846年德国的纺纱厂已有313家，纱锭数达75万枚。1846年至1850年间，棉花消耗量为15782吨，1866年至1870年达68281吨，增加了3倍多。毛纺织业在棉纺织业之后也进入机械化时期。1846年，普鲁士的毛纺织业已有机械纱锭45万枚。由于适应生产更精美呢绒的需要，毛纺织业工厂和作坊发展很快，家庭制造业已失去地位。亚麻纺织业的机械化程度较差，到19世纪中期仅有麻纺厂14家，纱锭4.5万枚，尚处于起步阶段。

采煤、冶金和金属加工业在德国是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起来的。由于新的技术设备的采用和40年代以后铁路修建的刺激，上述产业获得快速发展。由于煤、铁资源蕴藏量丰富，重工业在德国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新技术的引用，这些长期埋藏在地下的能量和资源相继得到开发。其中莱茵河西岸的鲁尔区和萨尔区已成为采煤和冶金业的中心。在萨克森、汉诺威和拿骚也逐步形成较为集中的煤、铁产地。随着蒸汽机和矿山机械的广泛采用以及一系列冶金新技术的输入，德意志的煤、铁产量飞速上升，至1850年，煤产量已达670万吨，生铁产量增至21万吨。进入50年代，一些巨大的高炉和大型钢铁厂相继建成，集煤矿、炼焦厂、轧钢厂于一身的联营企业逐渐出现。

采煤、冶金工业的发展以及后来铁路建设的巨大需求，推动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机器制造业是“大工业之母”，在工业革命以前，这一产业有限的发展已经展示了德国工业革命将走上轻、重工业同步发展道路的特点。继30年代的零星发展，到40年代机器制造业已有了长足的进步。1837年，曾在柏林官办的工业学校读过书的奥古斯特·博尔齐希把15—20家钳工工场合并为一个拥有50人的机器制造厂，10年后他的工厂发展到1200人。1842年，这个工厂按美国式样制造了第一台机车，第二年其产品已超过英国设计的产品，并在1853年开始机车出口。同在1837年，克虏伯家族的传人阿尔弗雷德·克虏伯通过生产坩埚铸锭和研制机车，使家族产业进入活跃发展时期。1848年他的工厂雇佣工人已达1300人，机车订货年67台。埃森地区由于克虏伯联合企业的存在发展，被称为“克虏伯城”。此外，汉诺威的埃格施托夫、开姆尼茨的里夏德、哈特曼、巴伐利亚的西门子等人所开办的大型机器制造厂也在发展同类生产。他们除了制造机车，还制造纺织机械、矿山机械以及轧钢厂和面粉厂所用的机械等。1846年，德意志共有机器制造厂130家，至1861年已增至600家，其中有些规模之大，已不亚于英国的同类厂家。

铁路修建和内河航运业的发展，是推动工业革命深入的重要条件，也是德国工业化的重要特点。德国由于政治分裂，各邦政府受英国铁路建设的启发，普遍认为发展铁路交通有助于打破各地方彼此隔离的状态，对铁路建设持积极的态度。1835年，在巴伐利亚首次建成德国境内的第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纽伦堡至菲尔特，全长仅6.1公里，但它标志着德国铁路运输时代的开始。自此，“铁路热”开始在全德兴起。1838年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铁路通车；1839年莱比锡至德累斯顿铁路竣工；1841年柏林与安哈尔特之间、1842年柏林与什切青、1843年从安特卫普到莱茵河岸的科隆之间的铁路相继通车。从1837年至1850年，全德铁路投资从2100万马克增至8.914亿马克，增长约四十多倍。截至1845年，共建成大约20条铁路，全长2131公里，加上奥地利境内的728公里铁路，其总长度已达2859公里，到1850年，已接近6000公里，大约为法国的两倍。

在铁路建设兴起以前的几十年，特别是从20年代使用轮船以后，德意志的内河航运就有一个兴旺时期。由于德国北部河流密布，加上运河和河道扩建作为补充和中介，德国有着发达的内河航运传统，但只有在使用蒸汽动力之后，才逐步改变了航运时间过长、运费过高的局限。1816年，在不来梅已建成第一艘蒸汽动力船。1824年，第一艘汽船开始在莱茵河上航行。1825年普鲁士莱茵汽船公司创立。1829年，在鲁尔区开始建立造船厂，同年维也纳建立了第一家“多瑙河汽船公司”。1831年3月，莱茵河所流经的各邦签订《莱茵河航运议定书》，实行了航运自由，产品的运价大为降低。不过，发展内河航运的重点不是增加航线的长度，而是提高效率，增加船只，提高吨位。在铁路建设兴起以后，铁道运输的作用已超过水路交通，但在德意志南部山区修筑铁路比较困难的地带，内河航运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随着内河航运的发展，德意志境内兴起一批内河港口城市，像莱茵河畔的科隆、杜塞尔多夫、美因兹，及其支流上的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多瑙河上的累根斯堡等，既是水运的码头，也是水陆交通枢纽。

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德意志的工业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在经济最发达的莱茵地区，先后兴起了一批依靠家族产业发展起来的工业家，像克虏伯、亨克尔、格里洛、曼内斯曼、赖弗艾森、康普豪森等。在萨克森则出现了一批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主，像达维德·汉泽曼、维尔纳·西门子、霍瓦尔德等。在威斯特伐利亚，也有一批工业家崭露头角。他们中有不少人脱胎于旧式商人、手工工场主，也有不少工业家族出身于工匠、农民甚至农奴。他们通过自己的发明创造，或凭借经商、赚钱的本领，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迅速崛起，加入资产阶级行列。前文提及的克虏伯家族，在19世纪初起步的时候，仅是一个雇佣4名工人的小业主，其中一度因负债停产，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其后在阿·克虏伯的更新经营下，才逐步发展成有名的军火制造商。达·汉泽曼（1790—1864）是普鲁士企业家、银行家，生于汉堡附近，1824年靠创办火灾保险公司起家，30年代后又经营铁路，在政治上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1851年他又通过创办贴现公司，步入金融界。在其子阿·汉泽曼的经营下，该家族迅速发展为银行业巨头。

40年代，以汉泽曼、康普豪森（1803—1890）为代表的工业资产阶级掀起了自由主义运动。他们通过上书普鲁士国王，要求实施宪法，召开全国议会，承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权利，并通过创办《莱茵报》积极宣传政治变革的主张。这些都标志着工业资产阶级政治意识的成熟。但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诞生的特殊历史环境，它不能像英、法两国资产阶级那样以革命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此外，它对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采取的敌视态度，也使它失去了真正能够和封建专制制度对抗的力量。这样，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要求必然以失败告终。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对德国未来政治统一和民主化改革的特定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高速发展与政治民主滞后将成为德国现代化的一大特点。

二、农业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化

自1807年施泰因—哈登堡改革启动以来，虽然维也纳会议后的封建复辟使各项改革陷于停顿，但农业改革能够逾越重重障碍，得以持续进行。至1819年以后，农业立法逐渐扩大到普鲁士新得的和重新得到的省份。1821年，普鲁士政府又颁布《义务解除法》和《公有地分割法》。前者重申只有富裕农民才能赎免封建义务；后者规定将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分割，变为私人所有。虽然着眼于保护容克和富裕农民的利益，但对旧的土地结构仍起到了冲击和破坏作用。对农村土地关系的最后调整发生于1848年革命之后。通过1848年9月7日的法令和1850年3月2日的《赎免法》，普鲁士最终通过农业改革完成了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转变。

从改革开始到1848年，普鲁士共有将近29万户较富裕的世袭农民以现金或租息，解除了封建义务，约7万余户不富裕农民通过割地解除了封建义务，后者称“调整农户”。两者相加达36万余户，富裕农户远超过不富裕农户。他们总计赎买了1700万天人工劳役、600万天车马劳役，折合资金达1850万塔勒。1857年3月6日政府颁布《宣告丧失权利法令》，规定1858年12月31日后，农民再无权申请赎买封建义务。至此，那些长期无力赎买封建义务的小农和佃农，逐渐变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农业工人，农业生产者已经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历时半个世纪的改革，对普鲁士的农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可以自由离开庄园，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实际上失去土地的农民构成了一支潜在的自由劳动力大军，这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结构的最大破坏。第二，获得土地的农民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财产（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中的少数人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经营和扩大地产，成为农村的资产者——富农。第三，容克贵族的土地由封建领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且通过农民割让土地，地产不断扩大。在易北河以东，容克几乎无例外地把自己的地产合并成大庄园，雇佣农村“自由”的劳动力——长工和日工，来进行耕作。1854年颁布的《雇农法》规定，雇工和主人的合同一经签订，不得中途退耕或罢耕，从法律上保证了容克庄园的劳动力。此外，通过赎买封建义务，容克获得巨额赎金和现款，1815年至1847年容克所获赎金已达1854.5万塔勒，1850年3月，依据《赎免法》又获得1950万塔勒。这笔巨款既可改善农业经营，也可投资工商业，无疑加速了容克的资本主义化。容克在改革中靠牺牲农民所得到的土地总计420万摩尔根，经过1848年以后的调整，他们的土地进一步连成一片，为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随着工业革命开始后对粮食和工业原料需求的增长，容克纷纷把庄园经济改造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到19世纪后期，在欧洲几乎找不到比容克更好的农场主，比东部庄园更好的农场。它们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典范，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

在普鲁士进行农业改革的同时，德意志其他地区也以不尽相同的方式实行了农民赎买封建义务的改革。在德意志西南部，巴登的农奴制改革比较彻底。1818年首先从立法上废除了新获地区的农奴制；1820年取消人身赋税，并开始赎买劳役税；1831年无偿取消国家的劳役；1833年允许农民赎买地主的封建劳役；1848年废除了封建束缚的最后残余。在符腾堡、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选侯国，30年代以后均开始进行全面改革。巴伐利亚在19世纪初已开始宣布解放农民，但只是在1848年革命以后才推动了赎免的全面展开。奥地利在1846年颁布敕令提出改革计划，1848年9月7日通过立法宣布解放农民。总之，到1848年革命以后，德国几乎所有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完成了对农民的解放，这时候距离开始解放和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农业改革是在全德范围内进行的一场改变封建生产关系的变革，它的完成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与劳动者的分离，为资本主义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化的容克贵族通过新的农业经营方式和耕作制度，并借助新的科技手段，使农业生产力进入新的重要发展时期。表现之一为中世纪的三圃制被“改良的三圃制”（即在原来休耕的土地上种植三叶草、萝卜、马铃薯等）和轮种制所取代，这样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增加了牲畜的饲料来源。从1800年至1850年，休耕地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比重从33%减少至15%，增产谷物约1.2亿吨，畜牧业的条件也大为改善。休耕地的减少也与化肥的应用密切相关。科学研究的进展使人们了解到土壤的化学成分和植物生长中矿物质所起的作用，从而为提高土壤肥力制造化肥提供了条件。1840年，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1803—1873）发表《化学及其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创立了农业化学，并直接推动了化学肥料的研制生产。1855年德国建成第一座过磷酸肥料工厂。1860年，由于在施塔斯富特发现丰富的磷矿，磷肥开始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整个19世纪，德国成为化肥生产潜力最大的国家。化肥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休耕地的不断减少，并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能力。德国的农业开始由粗放型逐步转向集约型。

农业生产力变革的另一表现，是农具的改进和逐步走向机械化。1819年，在霍恩海姆建立了德国第一个农具厂，开始仿制英国的犁和农具。此后，在柏林（1847年）、莱比锡（1851年）、乌尔姆（1854年），都出现类似的农业机具厂。1861年马·艾特设计了第一具可供使用的蒸汽犁，以后又出现了模仿英美式样的播种机、收割机、打谷机、分离机、污水泵和离心泵。到19世纪末，中等规模的农场使用农业机械已十分普遍。

新作物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也是农业技术变革的重要内容。在德国，马铃薯和甜菜的引进种植、农业中的轮作制，对解决人口增长所需的粮食问题以及发展加工工业产生了巨大影响。马铃薯种植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已经开始，至1815年已推广到德意志全境。19世纪中期其种植量已达各种作物的24%。由于产量高，它既是一般居民的食粮，也是酒精工业、淀粉工业的原料来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马铃薯的产量在19世纪增加了近5倍，成为劳动者和中下级官员最一般、最便宜的食品。甜菜种植兴起于大陆封锁时期，是甘蔗的代用品。30年代以后，随着制糖工业的发展，甜菜迎来了第二次种植高峰。易北河两岸、马格德堡以南直至萨克森是甜菜制糖业的栽培加工中心，以波森为首的东部各省居于领先地位。1850年至1867年，甜菜糖厂从150家增至300家，1866年至1870年，年加工产量平均达250万吨，并在以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成为现代农业和食品加工工业的重要支柱。

畜牧业随着农业的发展也有了重要进步。由于城市居民对肉、奶、奶制品需求量的不断扩大，牛、猪、羊和蛋禽类的饲养量在逐年增加。其中羊的饲养还因毛纺工业的兴起得到迅速发展。1816年至1849年，德国羊的饲养量从830万头骤增至1700万头，开始取代西班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优质羊毛生产国。马匹由于军事需要以及犁耕和部分交通运输的需要，一直保持着扩大饲养的势头。从1816年至1849年，普鲁士境内的牲畜增长量分别为：牛34.25%，猪65.1%，羊97.2%，山羊307%，马26.6%。畜牧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德国林业资源丰富，与其他国家相比，德意志各邦森林面积所占比例很大。1800年普鲁士在总面积500万公顷中森林占160万公顷，1820年为240万公顷；奥地利在总面积600万公顷中森林占200万公顷；巴伐利亚为80万公顷，黑森选侯国、汉诺威、符腾堡各有20万公顷，萨克森约15万公顷。由于教产还俗和农民森林收益权的改革，在普鲁士有将近15%的国家森林被出售和瓜分，致使农民的森林占有量迅速增加。到1858年私人森林已占到普鲁士森林总面积的59%，加上以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为主的城市森林30万公顷、农村乡镇森林60万公顷、国家控制的180万公顷，普鲁士成为中欧最大的森林占有国。由于木材丰富，使用木炭冶铁的时间在工业较发达的地区，如西里西亚，比其他地区更长。到1840年，德意志有1/3的鼓风炉仍然以木炭为燃料。除了冶铁，建筑业、矿山、铁道枕木、家具制造仍依赖林业资源。林业在6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提供能源的作用，但仍然是重要的工业原料，并且是国家重要的收益来源。随着木材价格的上涨，普鲁士国家林业管理局的收益在1850年以后的20年间增加了50%—70%。林业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成为最重要的产业。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国家林业局分别拥有3.5万名和1.5万名专职林业工人，成为可与克虏伯公司一比高下的大型企业。

随着农、林、牧各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德意志还出现了许多官方的、半官方的或纯属民间的农业组织，它们对发展农业教育、推广和传播农业科学技术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809年在巴伐利亚，1811年在普鲁士，1817年在符腾堡，先后出现了国家和私人创办的农业协会、模范农场、试验站等组织，通过举行展览会、建立“冬学”和咨询活动来促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发展。1842年在普鲁士，1848年在萨克森、黑森—达姆施塔特，还专门成立了“国家农业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农业中心”，指导和促进各省农业协会对农业技术的研究推广。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它在土地制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巨大变化，已经引起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关注。

三、北德意志经济一体化

德意志的工业化是在尚未完成政治统一的条件下，由各邦自发进行的。这个特点使工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缺乏统一市场的矛盾。在邻国实行高关税壁垒的形势下，“市场成为资产阶级学习民族主义的学校”（斯大林）。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德意志出现了通过建立统一关税区，实现经济统一的同步进程。这个进程促进了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并为未来的政治统一创造了物质前提。普鲁士由于拥有全德最发达的工业区，加上它在全德贸易和对外贸易中特殊的地理位置，最先对关税统一做出了反应。它为扩大关税区域所作的不懈努力，对统一局面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也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出身于符腾堡罗伊特林根的一个手工业工人家庭。早年曾做过书记员、财政官员，1817年被杜宾根大学聘任为政治经济学教授。1820年当选为符腾堡等级议会议员。1841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在欧洲大陆的运用提出挑战。他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实行保护关税，维护民族资本主义在本国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套关于晚发展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新理论体系，对当时和以后德国奉行的国家主义发展战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李斯特的重要贡献是区分了财富与生产力的界限，区分了个别商人与国家利益的界限。他特别强调通过征收具有“教育意义”的关税，在一个国家内部发展“创造能力”和建立“工业伦理”的巨大社会意义，认为单纯的农业国，只靠农产品去交换英国的工业品，是永远不能实现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同时，一个国家只有有了工业能力，才能使农业具有商业性质，把农业从传统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手段主要是工业；由于自发的市场力量不能使发展趋向平衡，这就需要保护国内市场的国家政策，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因之李斯特把建立统一的关税体系视为发展民族工业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一个终生生活在相互敌对的关税官员之中的人，实际上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工商业者试图与发达工业国（英国）进行平等贸易的可能性，始终是值得怀疑的。

基于以上认识，李斯特从1819年起就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争取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实践活动中。1819年4月，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复活节商品交易会上，李斯特领导建立了有800人参加的“德意志工商业者协会”，发起要求废除各邦关税、建立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请愿活动。协会的活动吸引了几乎全德的商人和企业主的注意，它的成立立刻在整个德意志引起巨大反响，不久就成为德国资产阶级争取经济统一的中心组织。李斯特为协会创办了《全德工商界机关报》，大力宣传建立关税同盟、各邦自由交往、争取实现经济统一的思想。许多政论家相继发表文章，表示对协会的支持。李斯特本人已意识到：关税的统一，必将导致全民族的统一，“不在德意志各邦人民之间实行自由交往便不可能有统一的德国，不建立共同的重商主义制度便不可能有独立的德国”。但是，协会的活动未能在邦联议会中引起积极的回应，他们不支持这个超越“国界”的“非法”活动，甚至不允许协会使用这个名称。此后，协会曾派出数批代表团赴各邦宫廷游说，希望得到一些君主的支持，但收效不大，唯有李斯特在南德和中德的活动取得了一定进展。1820年他亲率代表团奔走于南德各邦政府之间，积极谋求在各邦谈判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关税同盟。5月，在李斯特的斡旋下，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和图林根诸邦开始了建立关税同盟的初步磋商。但由于内部分歧较大，直至1823年夏，各邦之间虽达成了一个统一关税的临时协议，终因各自经济状况的差异而未能成为现实。工业基础较强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希望同盟能保护自身工业的发展，最后在1827年至1828年缔结了一个有限的双边同盟协定；而经济较为落后的达姆施塔特则因财政困难被迫向普鲁士靠拢。

在南德各邦迟迟未能取得关税统一的有效进展时，率先在内部关税改革方面获得成功的普鲁士开始行动起来。由于积极推行通过扩大新的关税区域来实现经济扩张目标的政策，普鲁士成为关税统一进程中最有力的推进者，全德关税同盟的建立也进入一个实质性的发展阶段。

普鲁士是德意志境内的大邦，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它几乎占有全德最发达的工业区：从莱茵区、萨克森到西里西亚，集中了德意志最有成就的工业发展区。但是由于地区差异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各地关卡林立、关税重重，严重阻碍着普鲁士内部贸易的正常进行，也无法应付英国商品倾销所带来的沉重打击。加上连年累增的军税负担，关税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和摆脱财政危机的唯一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817年年初爆发的饥馑为契机，普鲁士开始了改革关税的最初尝试。当年1月，财政大臣碧洛和高级顾问卡尔·马森向国王威廉三世呈交了关税改革草案。为了对草案进行审议，普鲁士专门成立了以威廉·洪堡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从4月起，委员会在两个月内，经过26次的详细讨论，最后在少量修正的基础上通过了这一提案。1818年3月10日国务委员会批准了提案，当年5月26日国王正式公布了这部关税法。新税法废除了邦内一切内部关税，针对不同进口产品，实行10%—30%的进口税和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标志的出口免税制，统一了境内关税。新税法还规定对邻近各邦征收高额过境税，以打击邻邦的走私贸易，并吸引它们在适当时候加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新税法首次使普鲁士成为经济统一体，为工业发展和商品流通开辟了广泛的活动空间，也为政府财政收入创造了可靠的税收来源。此外，统一税法在王国内的推行，也为王国在德意志的经济扩张提供了法律保证。

为了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关税同盟，从1819年起，普鲁士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同周边小邦展开关税战。此后10年间，在普鲁士提高过境进口税的压力下，有9个处于普鲁士领土包围之中的小邦（主要分布在易北河两岸）被迫加入普鲁士关税体系。普鲁士的关税体系以参加邦的居民人数平均分配关税收入，这个较为合理的措施对其他各邦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从而使它不断取得成功，并保持了自己在同盟中的优势和领导地位。

普鲁士同盟体系扩大，并对中德和南德各邦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关键步骤是争取黑森—达姆施塔特加入同盟。黑森—达姆施塔特是中德连接南德的一个农业小邦，它曾参与建立南德关税同盟的讨论，但因经济落后同南德各邦在关税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分歧，以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向普鲁士靠拢。1825年双方开始谈判。开始黑森—达姆施塔特试图同普鲁士签订一个贸易互惠条约，但遭到普方的拒绝，普鲁士新任财政大臣莫茨坚持达姆施塔特加入普鲁士关税区。双方的谈判持续到1828年2月14日，最后正式缔结“黑森—普鲁士关税同盟”。达姆施塔特的入盟，引起了南德各邦的震动，加速了它们谋求地区性经济联合的步伐。1827年4月27日，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签订预备条约，1828年1月正式结成“南德关税同盟”。

南德关税同盟的出现，使处于南、北两大同盟体系中间的小邦，特别是工业较为发达的萨克森陷入困境。萨克森面临南、北两道关税壁垒的包围，工业品输出和原料的输入都受到严重限制。为了摆脱困境，它与汉诺威、不伦瑞克等北部邦国开始了结盟谈判，并在1828年8月组成“中德商业同盟”。同盟没有形成统一的关税制度，仅表示入盟各邦保证不与南、北两个同盟发生任何商业联系，所以这是一个不巩固的同盟。这样，从1828年起，德意志境内先后出现了三个关税同盟。奥地利置身于德意志各同盟体系之外，它希望保持三足鼎立的局面以便削弱普鲁士的影响，保持自己在德意志的霸权地位。

但是，中德同盟本身是不巩固的，它们仅建立了一个内部贸易自由的关税区，而未能在统一关税上取得一致；南德同盟夹在法国和奥地利两国的高额关税壁垒之间，相对狭小的活动空间使它们很难有大的作为。这样就为黑森—普鲁士同盟的扩大创造了条件。

变化首先发生于南德同盟。由于中德同盟的出现，南北之间已看到它们的共同利益。1829年5月，南德与普鲁士签订了一个交通与贸易协定，决定加强两个同盟之间的交通和贸易联系。协定的内容之一，是要在两个同盟之间修筑两条公路，以保持双方贸易的畅通。但拟议中的公路建设需要通过中部小邦萨克森—希尔德堡豪森和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土地。普鲁士财政大臣莫茨认识到，公路建筑的政治化将是瓦解中德同盟的有效武器。于是，普鲁士开始就筑路一事与这两个小邦进行接触。在许诺给两个小邦以财政支持以后，它们在1828年7月3日至4日正式签约，同意参与公路修建，并答应最迟在1835年1月1日加入黑森—普鲁士关税区。这样，普鲁士就在不稳固的中德同盟中打开了一个较大的缺口，它既有助于保持同南德的联系，也使中德同盟陷于孤立。事实上，中德同盟从此开始走向瓦解。1831年8月25日，处于普鲁士东西领土之间的黑森—卡塞尔选侯国，开始放弃坚持了十多年（从1818年开始）的拒绝与普鲁士合作的态度，加入黑森—普鲁士关税体系。至此，普鲁士的关税区终于连成一片，并切断了中德工业最发达的萨克森与北部的汉诺威、不伦瑞克及奥尔登堡的联系，在事实上宣告了中德同盟的解体。至1833年3月，陷于孤立的萨克森被迫加入同盟，中德各邦抵制普鲁士经济扩张的愿望以完全的失败告终。

在卡塞尔加入黑森—普鲁士关税区以后，普鲁士加紧了同南德同盟的合作谈判。南德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在普、奥、法三道高额关税壁垒的阻隔下，开始意识到把两个德意志经济区联合起来的必要和前景。1833年3月22日，经过长期谈判，南、北双方最后达成联合协议。1834年1月1日，一个被称作“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关税统一体正式宣告成立。

德意志关税同盟囊括了德意志18个邦国、2300万人口和占全部领土3/4的土地，首次在德国的核心地带形成了一个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有统一关税、收益按人口分配的庞大国内市场。这个以条约为纽带的经济联合体，起初的有效期为8年，以后经过三次续订，其范围不断扩大。30年代陆续加入同盟的有巴登（1835年5月）、拿骚（1835年12月）、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836年1月）和图林根各小邦。到50年代，一度在英国的支持下成立的以汉诺威为首的“税务同盟”也宣告解体，其成员陆续加入关税同盟。至此，德国在实现政治统一之前，已通过关税统一部分地实现了经济统一。这是从滑铁卢战役到柯尼希格莱茨会战之间的51年里，德国历史上最重大、最有影响的事件。虽然统一过程贯穿着普鲁士经济扩张的意图，但它适应了一个政治上长期分裂的民族发展民族经济的愿望，客观上也符合工业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由于这个统一体的出现，德国人民面前已展示出一幅走向政治统一的、令人鼓舞的前景。一百多年以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历程，似乎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内容再现了这一规律；尽管双方所接受的遗产、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以及所要追求的目标存在着较大差异，但无疑地在广义上都反映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此外，关税同盟也是普、奥在德意志“二元争霸”的产物。由于奥地利被排除在同盟体系之外，普鲁士开始上升为德意志经济统一，也是未来政治统一的领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它意味着战胜了奥地利的努力，这还算不了什么，主要的是，它把中小邦的整个资产阶级都吸引到普鲁士一边来”（恩格斯），从此，德意志的面貌和普鲁士的地位发生根本变化。一个小德意志帝国的核心，伴随着这个经济有机体的发展开始形成了。

四、大转变时期的文化成就

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德意志的民族文化精神也进入一个空前的繁荣发展时期。以古典哲学、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以及音乐领域的伟大创造为代表的辉煌成就，既是“现代化”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德意志民族文化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在哲学领域，黑格尔所进行的巨大综合和费尔巴哈别树一帜的唯物主义，对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保持着强大的影响。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出身于南德符腾堡斯图加特城一个财政官员家庭。早年曾在杜宾根神学院学习，毕业后做过几年家庭教师，从1801年起开始在耶拿大学任教。1806年，他写成第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博得了一定声誉。1808年法国占领耶拿后，他离开大学，到纽伦堡一所中学，先后任教师、校长达8年时间。在这里，他写成了最重要的著作《逻辑学》，出版后在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16年他应聘出任海德堡大学教授，两年间出版了《哲学全书》（包括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等），从此他声名鹊起，成为德国哲学界公认的权威。1818年普鲁士政府特聘他去柏林大学主持哲学讲座，1830年升任为校长，其哲学理论也被推崇为“国家哲学”。除了1821年发表《法哲学原理》之外，黑格尔写成的《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美学》等，都在他死后由其学生整理出版。这些著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把德国古典哲学推向一个新的时代高峰。

德国古典哲学由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创立，费希特和谢林（1775—1854）在批判康德的基础上曾对这一学说作过新的发展，但直到黑格尔时期才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唯心主义思想，把精神和意识提升到世界本源的地位。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一种精神或理性，这种精神既不是一个个人的精神，也不是人类的精神，而是一种宇宙精神，黑格尔称之为“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是一切现实事物的本源；世界上任何现象，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以及人的思维现象，都是这种绝对精神的产物。但是，黑格尔在描述这种绝对精神的发展中，却阐发了辩证法的原理。他首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这样，他在描述精神演进的世界图景中，就不自觉地揭示了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即事物内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尽管黑格尔只是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事物的辩证法（列宁），并服务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但这绝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马克思），从而使他的学说成为一种超越前代思想家的深刻的发展学说。由于他的唯心主义体系的限制，他的辩证方法未能充分发挥，也未能贯彻到底，这实际上反映了维也纳会议以来，德国社会变革的要求与保守的政治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之所以集中地反映在黑格尔的学说之中，与他本身的经历密切相关。青年时期的黑格尔，如同许多先进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是法国革命的崇拜者。他向往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热诚欢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他曾同杜宾根学院的同学一道种植“自由之树”，高唱革命歌曲，并积极参加当时革命青年的秘密政治组织——政治俱乐部的活动，在那里发表演说，热情洋溢地宣传自由、平等这些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甚至到晚年，他仍在《历史哲学》中满怀激情地把法国革命称颂为“壮丽的日出”。这种进步观念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正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来源。因为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特别是黑格尔关于在发展中出现渐进过程的中断，概念运动将通过质的飞跃来进行的原理，无疑已触及辩证法的本质，这也是对他所处时代所发生的革命变革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此外，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新成就，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如数学领域的微积分理论，化学领域的量、度概念，对黑格尔的合理猜想都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黑格尔的进步观念在不同时期发生过重要变化。他对法国革命的态度，随着革命的深入，特别是雅各宾派实施革命专政以后，逐步由具体的肯定转变为抽象的肯定，乃至批评革命的暴力和恐怖政策。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他的政治态度开始趋于保守。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德堡大学的任职演说中，他颂扬“普鲁士国家就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此后，在任柏林大学教授的开讲辞中又迎合资产阶级要求，提出“人民与贵族阶级联合”的妥协口号。从此，保守的国家观念和自由主义的进步观念开始在他的学说中被糅合在一起。直至晚年，他一方面热情地颂扬法国大革命，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改良是德意志自宗教改革以来社会变革最适当的方式，因而他极力推崇君主立宪制度，寄希望于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他把这种政治理想称作意识和现实的和解。因此，黑格尔的政治观念正是他哲学中辩证方法与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矛盾性的表现。到了晚年，他的思想中保守的方面愈来愈浓厚，以至于辩证法的革命锋芒开始因过分茂密的唯心主义体系的限制所钝化。拯救辩证法的革命精神是无产阶级哲学的任务，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适应资产阶级迫切需要直接表达现实物质利益的要求，费尔巴哈高举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旗帜，首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体系进行了批判，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别树一帜的唯物论代表。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04—1872）诞生于南德巴伐利亚兰得休特城一个律师家庭。1823年入海德堡大学神学系学习，1824年转学到柏林大学，随黑格尔学习哲学。黑格尔的学说为费尔巴哈的思想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很快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信仰者。但是在经过两年多的学习以后，他开始对黑格尔哲学的前提和抽象性质产生了怀疑。在1826年离开柏林时，他已向这位可敬的前辈表示他将重新考虑思辨哲学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1827年，费尔巴哈进入爱尔兰根大学，选学生物学、心理学，并准备博士论文。一年后他担任该校讲师，负责讲授哲学史和逻辑学。1830年，他在纽伦堡匿名发表《论死与不死》的小册子，公开向基督教教义宣战，否认人类个体在精神上的永恒和绝对。这些大胆的议论在德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遭到政府和宗教人士的谴责和讨伐。随着匿名作者被查实，费尔巴哈受到社会舆论的责难，并被赶下大学的讲坛。从1836年开始，费尔巴哈离开城市，迁居布鲁克堡乡村。从此，他在偏僻的乡间默默地度过了三十余年，“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恩格斯）。但是，费尔巴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而是以宁静的大自然为沉思对象，继续探讨哲学问题，先后写下的重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1839年）、《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宗教的本质》（1845年）以及《宗教本质讲演录》（1851年）等。

费尔巴哈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颠倒来表明他与唯心主义的决裂，并为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奠定基础的。此后，他又通过研究基督教的起源和本质，把宗教的批判和无神论思想的宣传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至40年代，他进一步把哲学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批判，从而完成了世界观的最后转变。费尔巴哈把他的唯物主义叫做“人本学”或“人本主义”，即将人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视为哲学研究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主张自然先于意识，是一切存在的基础；人是自然的产物，在人和自然之外，什么也不存在。这样，他就继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之后，重新确立了唯物主义的权威，给宗教神学和哲学唯心主义以沉重打击。1841年，当他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在莱比锡出版时，深深地震撼了整个思想界。恩格斯后来写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足见他对黑格尔之后的德国思想界所起的划时代作用。对于正在酝酿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来讲，费尔巴哈的学说和批判精神是他们反封建、反专制要求的理论表现，也是激进的民主派对保守派斗争的反映。他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促进了德国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对19世纪欧洲的人文主义文艺创作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德国文化界那种浓厚的唯灵论思想气氛被打破，英国的乔治·艾略特也通过翻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开始在其创作中贯彻人本主义的精神；俄国的赫尔岑、奥格辽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也怀着感戴的心情接受他的唯物主义主张。

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是不彻底的。他的人本主义离开了人的社会性，从孤立的自然属性来谈论人的存在，使他无法正确地理解人类社会，因而在历史观方面他仍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当费尔巴哈作为唯物主义者出现的时候，历史是在他的视野之外的；当他考察历史的时期，他又根本不是唯物主义者了。”此外，他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时，完全抛弃了他的辩证法，这使他的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机械论的色彩。然而，这些局限并不妨碍他在德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独树一帜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唯物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合理内核，经马克思、恩格斯扬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同黑格尔一样，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主义直接的哲学先驱。

法国革命和德意志的社会变革也在艺术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德国的古典文学和音乐以其强烈的时代感和真实性所表现出来的活力以及杰出的艺术成就，极大地丰富了德国文化宝库。它所表达的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人类不断向前发展的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歌德、席勒、海涅所进行的新的文艺创作和贝多芬的音乐艺术成就，使他们成为这一时期文艺主潮的典型代表者。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1832）出生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他的父亲曾做过皇室顾问官，其外祖父为法兰克福最高行政长官，家庭生活富裕悠闲，且有浓厚的文化气氛。歌德早年曾在莱比锡求学，学习的专业为法律，但他对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1770年他到斯特拉斯堡学习，因受赫尔德（1744—1803）影响，广泛地了希腊、罗马以及18世纪英国的文艺作品，走上了诗歌创作道路，并成为后来称之为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一员。受狂飙突进运动的鼓舞，歌德创作了两部获得世界声誉的作品：《铁手骑士葛茨·冯·伯利欣根》（1773年）和《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歌德试图通过《铁手骑士葛茨·冯·伯利欣根》这个剧本把一个没落骑士理想化为正直的争取自由的英雄，来加强德意志的民族意识；而《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书信体则通过对一桩爱情悲剧的描写、渲染，直接表达了对没落封建制度的批判。1775年，歌德应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担任枢密顾问，开始了近10年的从政生涯。1786年至1788年，他到意大利访问，通过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艺术观点，开始形成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返回魏玛后，他辞去行政职务，集中力量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并领导魏玛歌剧院达27年之久（1791—1817）。

从意大利归来的第二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歌德理解法国革命的时代意义，但反对革命的暴力手段。他呼吁政府顺应时势进行改革，以防止自下而上的革命，并在不少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改良主义思想。从1794年以后，歌德开始与著名文学家席勒接近，他们彼此密切合作达10年之久（1794—1805），开创了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魏玛黄金时代，德国古典文学进入高峰发展时期。

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生于符腾堡小城马尔巴哈，是一个少尉军官的独养子，13岁时被送入符腾堡公爵所办的卡尔学校学习法学和医学。卡尔学校是一个著名的“奴隶制造所”，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席勒因严酷的训练和奴化教育在精神上备受虐待，由此形成了他激进的反抗意识。在卡尔学校期间，席勒写成了他的第一部悲剧《强盗》，其主人公所表现的反抗压迫的精神已具有明显的反封建色彩。为了逃避公爵的迫害，席勒开始远离家乡，过上了漂泊不定的流亡生活。在流亡中他写下了他的名作《阴谋与爱情》，以动人心弦的笔触描述了资产者与贵族的冲突，获得巨大成功，但这没有改变他饥寒交迫的生活处境。1787年他创作了诗剧《唐·卡洛斯》，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念，这标志着他开始从受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向古典主义过渡。从1787年至1792年，席勒开始研究尼德兰革命和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并在1789年被聘任为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1792年以后，他又开始研究康德的哲学，写出了关于美学的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美育书简》（1795年），他试图通过发展人的审美活动，实现个性自由，达到政治解放的目的。

由于和歌德的交往，席勒又恢复了文艺创作，至1805年逝世，他的创作经历了一个新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席勒创作了历史剧《瓦伦斯坦》三部曲（1799年）、《玛丽亚·斯图亚特》（1800年）、《奥尔良的姑娘》（1801年）以及最后完成的《威廉·退尔》（1804年）。其中《瓦伦斯坦》是席勒戏剧创作的代表作，它以曲折的情节、华美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再现了德意志三十年战争波澜起伏的壮观场面，展示了人们对不变的道德、绝对的信念、纯洁忠诚的理想的追求，是德国第一部有群众场面的戏剧。但是，当席勒的《瓦伦斯坦》一剧达到创作的高峰，并使他意识到戏剧创作是他最基本的职业时，他那长期颠沛流离的身体，终于积劳成疾。1805年5月5日，席勒因病去世，他成为全民族最受敬仰的诗人和剧作家。除去他的精神财富，人们也常以激动的心情看待他那勤奋而困苦的一生。

在席勒生前，歌德已完成了长篇《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并着手修订了他的巨著《浮士德》第一部。歌德比席勒多活了27年，在超出一代人的岁月里，他勤奋写作，先后完成了《诗与真》（1811—1833）、《意大利游记》（1816—1817）、《西东合集》（1819年）以及《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1821—1829）和《浮士德》第二部（1832年）。其中《浮士德》的写作，从1773年延及1831年，历时近60年，是毕其一生精力的鸿篇巨制，是诗人漫长一生中的伟大高峰。通篇贯穿的主要思想是人类通过各种矛盾冲突，将不断地在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热爱生活的过程中获得进步，这是对自文艺复兴至法国革命以来，西欧社会剧变所作的深刻揭示，它对人类发展前景的展望，反映了变革时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和精神风貌。但是，同席勒一样，这位文学大师也希望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来实现自由和统一，因而他们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同现实妥协的改良主义倾向。

在歌德之后，在德国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是亨利希·海涅（1797—1856）。海涅生于莱茵河畔杜塞尔多夫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由于法国对莱茵地区的占领，海涅从幼年时期就受到法国革命中自由、平等思想的熏陶。进入大学以后，他曾受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和黑格尔哲学的影响，20岁时开始文学创作，至1831年已发表了《歌集》和《旅行杂记》两部早期作品。《歌集》是一部优秀的抒情组诗，诗歌以个人的爱情遭遇为主题，伴随着生动的自然景物描写，由于风格朴素、音调和谐，自然景物与个人情感融为一体，堪称优美的抒情诗篇。其魅力和神韵，只有歌德青年时期的诗篇才能与之媲美。《旅行杂记》是一部散文集，包括游记和随笔，既有对德国现实面貌的速写，也有对祖国自然景色的热爱和对劳动者的同情。它标志着作者已开始走上反映现实的创作道路。

1831年，海涅来到革命运动的中心巴黎。由于同法国进步作家的交往以及目睹法国七月革命后的现实，他坚定了革命民主主义立场。1833年，他创作了《论浪漫派》一书，在批判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同时，提出了文学必须同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进步主张。40年代以后，特别是1843年在巴黎结识了马克思，海涅的思想和创作风格发生了重要变化，他已突破早期抒情诗的个人范围，开始以他那变得富有战斗力的笔来反映德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其中写于1844年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一诗，就以铿锵有力的笔调颂扬了起义工人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成为最早、最优秀的社会抗议诗篇。海涅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长诗《德国——冬天的童话》（1844年）。全诗以夸张的讽刺、离奇的譬喻对德国政治分裂等现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由于讽刺深刻、节奏有力、譬喻生动，此诗集中地表现了海涅晚期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思想深度。但是海涅的思想未能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界限，他在同情劳动人民的同时未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直至晚年他都对共产主义抱有疑惧心理。这些都减弱了他的作品在反映现实斗争方面的力度。

同文学一样，音乐文化也是最能反映时代脉搏的战斗领域。在音乐世界，杰出的作曲家贝多芬创作的交响乐成为反映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路德维希·冯·贝多芬（1770—1827）出身于波恩一个贫困的宫廷歌手家庭。由于环境的熏陶，贝多芬在4岁时就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未受过正规教育，曾自学钻研过荷马和莎士比亚等人的古典作品，以后专心致志于音乐。他的第一位教师是聂耶菲，他帮助他打下坚实的音乐基础，并介绍他到维也纳学习。在维也纳，他先后向莫扎特和海顿学习，直到30岁才举行首次个人音乐会，巩固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此后他长期侨居维也纳，在终身未婚，以后又双耳失聪的艰难条件下，他以坚强的意志致力于歌曲创作，谱写了许多动人心魄的不朽乐章。

贝多芬从青年时期就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憎恨封建专制，向往自由、平等、博爱，他的创作充满了革命热情和英雄气概，鲜明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斗争精神。贝多芬的作品，除了代表性的9部交响曲外，还有5部钢琴协奏曲、32首钢琴奏鸣曲、几十部乐曲以及歌剧、神剧、弥撒曲等。在9部管弦交响曲中，第三、第五尤其是第九交响曲影响最大，直接表现了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第三交响曲（《英雄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命运交响曲》）分别用葬礼进行曲和悲痛哀婉的乐章反衬交响曲最后的狂欢乐，使生活、斗争、死亡和取得新胜利的喜悦，在不同段落节奏的对比下，取得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在宏伟的第九交响曲（《合唱交响曲》）中，他运用跌宕起伏的音乐艺术技巧，把人民通过英勇的抗暴斗争，冲破黑暗迎来自由解放的欢乐推向最高潮。由于在末章加上席勒《欢乐颂》诗篇的人声联唱，交响曲因这一创新成为最富于表现革命热情和英雄性格的音乐体裁。第四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田园交响曲》）是抒情性的交响曲，他用清新柔美的旋律，表达大自然的活力和欢快气氛，是贝多芬艺术创作的另一表现风格。贝多芬创作的钢琴奏鸣曲，如《悲怆奏鸣曲》、《热情奏鸣曲》、《黎明奏鸣曲》等，也都通过所塑造的鲜明音乐形象，给人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列宁在听完贝多芬的奏鸣曲之后曾说：“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人间所没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贝多芬的音乐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革命精神，他的乐曲就是革命时代的奏鸣曲，他的名字和艺术成就不仅属于德意志，而且属于赋予他创作激情的时代和进步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