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英明的开国皇帝为何会成为暴君？（1/1）

公元前202年，刘邦统一天下，诸侯共同尊他为皇帝。即位大典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区西北）举行后，叔孙通奉命制定朝廷的仪式制度。但刘邦嫌秦朝留下的礼仪太烦琐，全部删除，只求简易。结果一帮大臣在朝堂上边喝酒边争功，喝醉后有的人大喊大叫，有的竟拔出刀剑在柱子上乱砍，刘邦觉得实在不成体统，担心没有办法收拾。

叔孙通知道刘邦心里头已经非常讨厌这种现象，就提出建议：“读书人在打天下时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可以一起守成，我可以召来鲁地的儒生，与我的弟子一起为陛下制定上朝的仪式。”

刘邦问：“会不会太难办了？”叔孙通说：“我可以用比较简单的办法。”刘邦同意试一试，但是要求“一定要容易学，按照我能做到的程度来订”。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长乐宫建成了，诸侯、文武百官齐聚新宫，完全按照新的朝仪举行朝会。天刚亮，警卫宫殿的兵车、骑兵、步兵就在庭院中排列整齐，举着武器和旗帜。负责指挥调度的官员——谒者，在检查合格以后，将诸侯百官依次序领进殿门。大殿的台阶两旁排列着数百名郎中，一声“趋”——意思是快步轻声上前，百官鱼贯而入，功臣、列侯、诸将和其他武官排列在西面，东向站定；丞相以下的文官排列在东面，西向而站。一切准备妥当后，在殿上的典礼官接受百官的逐级报告，又接力传声，请皇帝起驾。皇帝坐着轿子离开住所，有仪仗队开道，沿途警戒。皇帝在大殿坐定以后，典礼官引导诸侯王至六百石俸禄以上的官员依次拜贺，诸侯王和百官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没有一个不毕恭毕敬的。朝见以后，皇帝赐酒，有资格坐在殿上的大臣都低着头，俯着身子，依照地位尊卑、官职高低，分九次向皇帝祝酒，然后谒者下令“罢酒”。在饮酒的过程中，始终有御史在监督，发现有不遵守仪式的人立即把他带走，整个朝堂上没有人敢喧哗失礼。刘邦好不得意地说：“我今天才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了。”

当时另一位大臣陆贾，他认为要使新建立的汉朝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使刘邦了解治国安邦的道理，所以经常在刘邦面前引用《诗经》《书经》中的话。刘邦非常讨厌，有一天竟破口大骂：“你老子是在马上夺取的天下，要靠《诗经》《书经》干吗？”陆贾反问他：“在马上得的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吗？”又说了一番大道理，把刘邦说得哑口无言，刘邦心里虽然不乐意，却也感到内疚，就对陆贾说：“试着为我写一点秦朝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各国成败的教训经验。”

于是陆贾就概括论述了兴衰的规律，写成了十二篇文章。每奏上一篇，刘邦没有不说好的，左右见皇帝高兴，一齐高呼万岁。陆贾奏上的书就被称为《新语》。

刘邦之所以从善如流，接受陆贾的意见，承认在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大概已经尝到了治天下的不易。而叔孙通为他制定隆重的礼仪，也使他享受到了皇帝的尊严，体会到治天下的妙处。

但治天下不易到什么程度呢？史书上没有明说，读史者往往缺乏具体的了解，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在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前，中国历代都是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在这种条件下，要得天下，推翻一个现存的政权，取而代之，自然只能够依靠武力和阴谋。因为堂堂正正地进行政治斗争，无异与虎谋皮，不仅成不了气候，反而是自取灭亡，连试试这种可能性都不现实。但这些却成为企图得天下者的优势，因为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可以不论。无所不用其极，反正不必承担什么政治、道义责任。即使真相暴露，也不难找到各种借口或者替罪羊。

治天下者做事就不能太过分，至少不能越过社会公认的底线。比如清朝初年，在关外反明，袁崇焕守住了边关，清朝军队屡次被袁崇焕打败。于是就使用反间计：派人到北京散布流言，故意泄露所谓袁崇焕与清朝勾结的密信。崇祯皇帝居然信以为真，再加上当时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袁崇焕成为牺牲品，不仅蒙了“汉奸”“叛国”的恶名，并且被崇祯皇帝残酷地处以凌迟的酷刑。但等到要治天下的时候，到了乾隆年间，清朝方面自己披露了事实，而且为袁崇焕平反昭雪，因为统治者不这样做，以后就逃脱不了恶名，跟他治天下的身份，跟自己标榜的“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这样的形象是不相称的。

得天下的过程中可以以破坏为主，不计后果，而且破坏得越严重，对自己越有利。所以无论天灾还是人祸，巴不得闹得越大越好，搞得越乱越管用。治天下的人什么事都难辞其咎，人祸固然是治理不当、防范不力、政策错误、吏治腐败所致，天灾则更是上天的警告和惩罚，说明自己失去了“天命”，成了“天之所厌”，不仅会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更会动摇人心，为反对派所利用。任何时候，破坏不知比建设要容易多少。

所以在得天下的过程中，惯于使用断绝粮食供应、屠城、杀俘虏、以水代兵、散布流言蜚语、美人计、反间计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总是握有主动权，可以随时随地应用。治天下者防不胜防，只能被动挨打。

得天下的人为了争取人心，煽动民怨，可以不顾实际可能，做出过高、过多的承诺，或者给自己的支持者、拥护者以现成的利益，反正是慷他人之慨。治天下者只能量力而行，在物质基础有限的条件下，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还必须留有余地。

比如王莽在执政之初，就给社会各阶层许诺，并且一律给予优待，获得各阶层的好感和普遍支持，这使他顺利篡夺，当上皇帝，得了天下。但等到他治天下的时候，面对着虚假的数字和空虚的国库，那就只能用空话、假话应付天下人，号召臣民艰苦奋斗，以野菜代替粮食，结果原来的拥护者都成了反对者。

同样，李自成发动民众支持自己的口号是“吃他娘，用她娘，闯王来了不纳粮”，由文人加工为“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反正开的是明朝的官仓，分的是别人的家产。但一旦他进了北京，就忙着“追赃”，搜刮金银财宝，连仓皇出逃的时候都舍不得丢弃。要是真让他治天下，百姓的负担恐怕绝不会比明朝时轻。

得天下的时候可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要目标对着现政权，都能互相利用。其他方面的分歧或者冲突可以暂且不论。内部的权力斗争虽难以避免，但是大敌当前，首领还不能当孤家寡人，专制和残暴的手段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到治天下的时候，皇帝和现政权就成了另一些人的唯一目标和夺取的对象。

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对老部下说：“皇帝谁不想当？……你们不想当，谁能保证你们的部下不想当？到时候把黄袍披在你们的身上，你们怎么办？”这话虽说得绝了一点，却是至理名言。一方面，五代时候那些短命的皇帝就算得了天下，可是却治不了天下，一个个像走马灯般下台或丧命。另一方面，当了皇帝就有了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以往的袍泽、同乡、师生、兄弟关系一笔勾销，更不必有什么顾忌。于是就大开杀戒，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被杀也不在话下。

得天下的过程中，从上到下都还没有过多的要求，原来的贫民、罪犯只求活命。因种种原因投奔的也志在长远利益，被武力收降或阴谋收买的人会暂时隐忍。在物资有限和战事频繁的时候，各级首领还没有条件或者来不及太腐败。等到治天下的时候，个人的要求都要得到满足，统治者也不能一直提倡艰苦朴素。老是要求臣民“共度时艰”又不像个太平盛世。要天下太平，还得对一部分人实行赎买政策，对豪强做些让步，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所以往往刚坐稳江山就开始捉襟见肘。

正因为如此，英明的开国皇帝往往在治天下时会成为暴君，当现成皇帝的人不少是昏君，或者成了权臣、宦官的傀儡和玩物，不幸当了末代皇帝下场就更惨，这些都是专制制度治天下的产物，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