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报告（1/1）

当赵其昌、王岩来到定陵，同定陵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王秀玲找到文物仓库保管员李亚娟，李亚娟拿出当年被称作“变天账”的发掘原始资料时，不禁大为震惊。几百份资料、数千幅照片，特别是那几大册现场记录，历二十年沧桑竟完好无损，这不能不算作不幸之中的大幸！

李亚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1958年定陵出土器物在神武门展览时，她被临时招聘为解说员，以后便来到定陵博物馆负责仓库管理工作。在大多数人失去理智的“文革”狂潮中，李亚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不惜代价以尽职责。当万历帝后的尸骨在无奈中被迫交出时，随着升腾的火焰和缥缈的尘灰，她曾流下过痛苦的泪水。也就在那时，她下定决心，哪怕要以生命作为代价，也要保住仓库中的一切器物。“造反派”火烧尸骨后，曾多次威逼她交出万历帝后的服饰、金冠。她被打得口鼻流血，几次昏倒在仓库门前，但她却以难以想象的意志与精神，使这些稀世珍宝免遭劫难。尽管她家里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患先天痴呆症，需要照料，但在1966至1968年形势最严峻的三年中，她几乎和家中断绝了来往，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定陵博物馆，日夜守护仓库，使造反派无可奈何。随着形势的好转，她又开始对仓库中的器物进行整理，并采取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数千幅照片底版，正是在她不断地晾晒和保护下，才完好如初没有出现发黄变质现象。

李亚娟只是一个具有初中文化的女性，对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则是出于职责的考虑，未必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层认识。直到1985年她患肺癌去世时，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通观她的人生经历，的确是极为平凡的，就像江河湖海中的一滴水珠，没有腾起过壮阔的波澜，也没有留下洪大的声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事实上，也正是像她这样的“小人物”，在共和国艰难的进程中，胼手胝足，用热血和赤诚默默地书写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编写发掘报告的情形左起：王秀玲、赵其昌、王岩

面对一堆原始发掘材料，赵其昌、王岩和王秀玲日夜兼程地整理编写，从十三陵概况、定陵的规模形制，一直到各类出土珍品的形态及来源、背景，不少器物还要进行修复。三人一边守着资料实物测量、绘图，一边来往于定陵与北京之间查阅文献，同时请专家对器物进行鉴定、化验分析，并考虑复制。

皇陵出土的器物品类繁多，这明代物质文化的精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研究课题，即便初步整理，也涉及多种学科与专门知识的配合。特别是那些半腐的织锦，人间近乎绝迹，技艺早已失传，如果不能分析、解剖、追踪，从缫丝、染色、织造成型等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流程研究起，就很难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当然也就谈不上继承，更谈不上“古为今用”发扬光大了。

苏州，这座美丽的城市，在明代是织锦的中心之一。苏州织品研究所有一位工程师吴平，这位年近不惑的单身女士告别了多年来相依为命的七旬老父，来到定陵，一坐就是三年。她夜以继日，在空荡荡的库房中面对那些既不易展开又不能触动的明代织锦遗物，绘制出几百张织锦、服饰图片，写下了几百页分析资料。直到任务完成，她才离开。最后的研究工作由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的刘柏茂、罗瑞林等专家扶病完成，撰写出“专题报告”。

苏州刺绣研究所所长顾文霞女士，为复制缂丝衮服组成专门班子，挑选最好的技艺能手，三上定陵，面对出土实物分析研究，然后回所用三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稀世珍品的衮服复制品。该所的孙佩兰女士也完成了衮服织造的技术报告。

赵其昌（左一），王岩（右一）陪同文物出版社编审、《定陵考古发掘报告》责任编辑楼宇栎，在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库房查看出土的丝织品

在明代，南京也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之一，定陵出土的织锦匹料、袍服，有的“腰封”已经注明为南京织造。南京云锦研究所所长汪印然接受复制“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的邀请后，拖着“文革”中挨打落下的腰伤病体，带领着技师和高级研究员对出土实物进行分析，特制了明代习用的提花木楼机，绘制出长长的专用花本，并追踪早已失传的明代染色技术。为了寻找锤打金箔的绝技，几度寻访，终于在南京郊区找到了明代打金箔工的后裔，当即在该处建立了打箔作坊，恢复了用金箔缠裹蚕丝的绝技。为了用金丝结合孔雀羽毛在透明显花的纱地上织成永不变色、金翠交辉的龙纹，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魏玉清跑遍了全国的禽鸟养殖场和动物园，才汇集到仅有的一团孔雀羽。

南京云锦研究所特制的明代大花楼木织机。云锦织机，高4米，长5.6米，宽1.5米，需由两人操作，一人坐在织机上提线，一人在织机下控制

地宫中的长明灯灯油，在地下储存三百多年，这样的实物在国内是仅见的。对此进行化验分析，取得数据，对我们今天的油料储存无疑是可资借鉴的。找到粮食部谷物油脂化学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樊铁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但他时间太紧，正准备资料出国讲学，因而只好连夜分析化验，写出专题报告，次日清晨就出国远行去了。

帝、后的牙齿需要鉴定，但是头骨牙齿毁于“文革”，怎么办？赵其昌想起了北京市口腔医院的周大成教授，他是口腔医学史专家，写过不少关于古人牙齿的论文。地宫打开之后，他到过定陵，能否从他那儿找到一点资料？谁知见面他就哈哈大笑说：“好哇！早已写好了，拿去吧！”二十多年前的资料他还保存着，这是不幸中之大幸，可算专题报告最为顺利的一项。首饰、木制品等项的鉴定，在北京花丝镶嵌厂的柳淑兰和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的刘鹏的热情协助下，也很快顺利完成。

骨骼毁了，无法鉴定。头发中微量元素含量的鉴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虎侯自愿承担，并请来北京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的高富愿，做头发的血型鉴定。幸而保存下了万历和孝靖的两束发髻，孝端的则毁于“文革”。

为宝石、玉石的鉴定，赵其昌和王岩来到地质部80岁高龄的老专家杨杰家中，请他帮忙。对宝石、玉石的鉴定，杨杰教授堪称国内最著名的权威。他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十三年，专攻宝石玉石，回国后又从事这方面的研究。1968年满城汉墓出土稀世珍宝“金缕玉衣”就是由他鉴定的。当他们说明来意后，老教授感慨地说：“我等了你们二十年，今天终于来了！”可惜来晚了，尽管老教授支撑着病体，断断续续地进行鉴定、分析、化验，但未及全部完成，他就谢世了。未竟的事业，不得不请地质博物馆的中年研究员赵松龄等专家继续完成。

老专家的去世，不能不说是件憾事。但是，更大的遗憾则是三具尸骨的消失。

对尸骨，郭沫若早就有过建议：要多方面化验。在清理万历皇帝尸骨时，郭老又对赵其昌说：“外国人有古代病理学研究，一是研究死亡原因，那是法医学上的问题。我们也希望知道万历的死因。他一生多病，有人说他是个瘸子，有史料记载他吸过鸦片，但是到底是什么病使他的身体变形，却成了不解之谜。将来可用多种手段测试，凡能做到的都要详细地分析研究。这样可以使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病致他于死命，并可知道什么病在什么时候就有了。比如梅毒，在明代末期才有记载。美洲的印第安人无此病，是欧洲人到美洲后才有的，过去此病在中国叫广东癌，万历有没有？我们都要追踪一下，积累一些确切的资料……”

可是当他们要找尸骨进行测试和研究时，已经晚矣。赵其昌、王岩和王秀玲满怀悲愤与悔恨，在定陵前广场和陵园外的土地上搜寻了整整一个上午，连一片骨渣也未发现，只有那个悲壮的故事还残留在人们心中。

1985年3月，定陵发掘报告的撰写工作进入尾声。夏鼐大师听取了赵其昌、王岩的汇报后，兴奋地说道：“考古所的工作，我可以少管、不管，定陵发掘报告的事我要管到底。困难我帮你们解决，争取尽快完成。”

1985年6月15日上午，夏鼐像往常一样正在办公室忙碌。他突然急剧地咳嗽起来，一股热流从胸中升起，沿食道喷涌出来。一低头，两口鲜血溅到地上，他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使他的胃、肝和心脏受到极大的损害，疾病越来越多地缠绕着他的身心，消耗着他的生命。夏鼐预感到今天的征兆不同寻常，便放下手中正在批阅的一份文件，缓缓地来到院内，想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活动一下筋骨，以便继续坚持工作，待稍有空闲时，再去医院诊治。

夏鼐在院子里踱了几步，又猛然立住脚，转身向办公室走去。他要通了定陵博物馆的电话，让赵其昌立即将发掘报告的初稿送来。

报告当天下午便送到夏鼐办公室，但夏鼐已病发而被送进医院。赵其昌和一位工作人员将报告送至医院，病情稍得缓和的夏鼐捧着厚厚的书稿，仰起苍白憔悴的脸，微笑着对赵其昌说：“看到它，我就放心了，走后对老同学、老朋友也有个交代。”

此时的赵其昌自然不明白大师话中的全部含义。当他醒悟时已经晚了，任他怎样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

1985年6月19日，夏鼐病情转危，医护人员抢救无效，离开人世，享年75岁。这位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曾被英国学术院、德意志考古研究所、美国国家科学院等七家外国最高学术机构颁发荣誉称号，人称“七国院士”的一代大师，在被抢救的最后一刻，床头还放着定陵发掘报告的初稿，稿纸上留下了用铅笔圈画的密密麻麻的字迹。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定陵博物馆原馆长，88岁高龄的朱欣陶，也在广州某医院与世长辞。昌平县委和十三陵特区党委在定陵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并遵照老人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十三陵这片他从青年时代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时起就开始奉献自己青春和热血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