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驾亲临陵区（1/1）
从万历十年（1582年）冬天到万历十一年（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万历皇帝的情绪陷入了紊乱。继张居正之后出任内阁首辅的张四维，洞察皇帝心理后，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得到了一条计策，建议万历修建寿宫，以消除张居正事件引起的内心的不快。万历皇帝闻听，欣然同意。
事实上，早在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不满18岁的万历皇帝，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只是当时担心张居正等人劝阻谏争，才强行压住心中的欲望，未公开表露自己的意图。如今，张四维的建议，正中他的下怀。于是，在张居正病故仅七个月后，万历皇帝就急不可耐地发布谕旨：“朕于闰二月躬谒天寿山，行春季礼并择寿宫。”
许多年之后，人们才真正明白，对刚刚步入21岁青春年华的万历皇帝来说，这一看似奇特的抉择，并非他认为自己死期临近，方匆忙准备后事，而是另有所思。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的去世，使万历越来越感到群臣阁僚，并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机构或一架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机器来看待。这个时候的万历皇帝，正值青春鼎盛的最佳时期，虽然长年生活在深宫，且有师傅张居正有点过于严苛的要求，使他的性格变得软弱，对帝国人事的处理和长远谋划，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意味着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如果仔细回忆万历的成长之路，就不会遗漏这件事，以及万历在这件事情中所表示的思想脉络和人生感悟。
就在他听从张四维的计策，决定为自己在昌平建陵的时候，恰值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次策文的题目相当烦琐，竟出人意料地多达五百字。他询问那些参加殿试的贡士，为什么越想励精图治，后果越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弛？
答案显然是无法靠几个参试的贡士能准确找到的，而急于救帝国于危局，又深陷迷茫与困惑中的万历，亦没有破解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现实境况使他承受着沉重的精神重压。当重压达到极限时，万历感到喘息困难与步履艰难，此时的他，萌生了一个奇特、虚幻的想法，即接受精神上的活埋。
十三陵石牌坊
出乎万历意料的是，这次在昌平陵区预筑寿宫谕旨一下达，不但没有遭到廷臣劝谏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极力迎合：“我皇上欲因春礼预择寿宫，宏度卓识，其与三祖（明太祖、明成祖、明世宗）同符。臣等不胜钦仰。”
朝臣们以如此态度加以迎合，使万历吃了一惊，一时间有今夕何夕、恍兮惚兮的错觉感。不知道是群臣集体糊涂了，还是自己奉天承运，得神而助？事实上，直到万历驾崩，他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朝臣在他所做或预想做的其他事务上，屡屡进谏，甚至横加干涉、粗暴阻拦，而对此事却出奇地宽容和谅解？其实，内中隐秘并不复杂，在臣僚们看来，年过20岁的皇帝，掌控帝国已十余年，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天下臣民和后世子孙崇敬、爱戴。而修建陵寝同样是牵涉一国之本的大事，如其大事若早些落实，对巩固大明政权和维系天下人心至关重要。万历皇帝虽正值青春年少，但作为天下共主，具有足够的资格做此选择，并当此殊荣了。
按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嘉靖皇帝选择山陵的惯例，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前去天寿山先行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四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工部派出督水司主事闫邦、钦天监监副张邦垣、阴阳术士连世昌等人，赴天寿山先行勘察选择“吉壤”。
陈述岭一行来到陵区以后，开始了紧张而认真的勘察，足迹遍及陵区大小山丘、平原河流。经过一番冥思苦索地选择之后，于二月十四日返回北京。第二天，礼部向皇帝呈奏了他们的选择方案和图示，礼部题：“据祠祭员外郎陈述岭会同工部督水司主事闫邦等先诣天寿山，四顾相视，择得永陵东边一地名谭峪岭，昭陵北边一地名祥子岭，东井南边一地名勒草洼，俱为吉壤。”
万历皇帝览阅，急命定国公徐文璧[1]、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以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同去校勘。
徐文璧一行来到陵区，按图示登上谭峪岭，俯首观望，整个陵区尽在眼底。虽是二月早春，草木尚未发芽吐青，但置身山中，却分明感到一股春天的气息迎面扑来。每到太阳初升的早晨和日落的黄昏，山下的青松翠柏之中，便升腾起茫茫白雾，春风荡过，白雾缥缈起伏，在殷红的霞光中闪烁着彩绸般的光泽。青松、霞光、白雾，恍如人间仙境，的确是兴建寿宫的好地方。
徐文璧一行看过谭峪岭，又先后来到祥子岭和勒草洼勘察。这两处虽然和谭峪岭不同，却也有独特的风格和不容忽视的地理特点。就总体而言，两处和谭峪岭难分上下。
二月底，徐文璧、张四维等人回京，向皇帝呈奏：“三处地址确为吉壤。”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俱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钦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为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然而，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阻谏，毅然传旨：“已将成，不敢中止”，决定继续前行。
《出警图》（明·佚名绘）。万历皇帝戎服乘马赴天寿山拜谒陵寝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三十名，大汉将军三百名，其他武装军校四千余人，向昌平天寿山进发。
按照惯例，御驾未动，京城先要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万历皇帝的胞弟、潞王朱翊镠，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这次戒严事宜，其任务是搬着铺盖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一切可疑人物。浩浩荡荡的卫队伴着皇帝御驾走出德胜门，皇帝及其妃嫔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由京师去往昌平约百里的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史载，万历发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2]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座驾“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群臣大惊失色，侍卫们急忙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祸。这次事故，随行的大臣、官员、卫队将士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遂劝万历停止前行，但年轻的皇帝不吃这一套，下诏继续前进。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
万历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但他是以拜谒先祖的陵寝为名而来的，表面上的谒祭仪式还是要做一做，且尽量周到齐备，以堵群臣口舌，也使自己心安理得。因而，在出发之前，礼部便有所准备，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等等。
十四、十五两日，万历皇帝在拜谒长、献、景、裕、茂、泰、康、永、昭诸陵之后，按礼仪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张四维认为此举过于劳累，便联合随行大臣，以各种理由予以谏阻，万历方才勉强答应，命驸马等人去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详细察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诏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臣僚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道：“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
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消除他们的抵牾情绪，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以致最后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钩心斗角、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可叹事件。
注释：
[1]徐文璧：南直隶凤阳县（今安徽省凤阳县）人。中山王徐达八世孙、定国公徐增寿七世孙。隆庆二年（1568年），徐文璧袭封定国公。隆庆五年（1571年），在廷议中同意俺答汗封贡。明神宗即位后，改掌后军都督府事。徐文璧为人小心谨畏，受神宗亲信，久为“班首重臣”，屡代其郊天，又疏请建储、罢矿税及释放被逮官员。累加至太师兼太子太傅，袭爵共三十五年。万历三十年（1602年），徐文璧去世，获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傅，谥号“康惠”。
[2]巩华城：明代皇帝北征及谒陵巡狩驻跸之所，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内。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随即在此建起一座行宫，作为皇帝巡狩和后代子孙谒陵停留之处。正统元年（1436年），行宫被水冲毁。嘉靖十六年（1537年），世宗驻沙河，礼部尚书严嵩奏请建城及修建行宫，驻兵防卫。嘉靖十七年（1538年）动工修建，十九年（1539年）完工，御赐名“巩华城”。城呈方形，南北、东西各长1000米，城高10米，每隔16.7米建一垛。城以行宫为中心，辟四门，南名“扶京”，北名“展思”，东名“镇辽”，西名“威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