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往事如烟（1/1）

赵其昌

定陵发掘，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面对着文稿，那些悠悠往事一齐涌来，千头万绪。随着时光的流逝，有些事已经记忆不清，有些事也确实有意无意地不再去想它；那些终生难忘的，再度浮现时却又乱糟糟如一团麻絮，真不知从何说起。

文稿中写了万历皇帝、皇后、妃嫔、文臣武将，也写了明朝历史、考古学史、考古工程，还涉及一系列历史事件、人物，方方面面，影影绰绰，就像是乱麻中又洒上一杯胶水，使我越发择不出个头绪来。掩卷之后，我在屋子里来回踱步，苦苦思索。

“啊，原来我是在读一部纪实文学作品！”我倏然顿悟。

考古总要去考证历史，多年的考古生涯，使我的脑筋禁锢了，思想僵化了。文学史学，虽然同源，却不同流，文稿是文学，又何必非像考古那样，桩桩件件、点点滴滴去做详尽的考证呢？一部《红楼梦》，本来是文学，又是历史，对曹雪芹来说，不过是顽石一“梦”，如果非去考证大观园处所，宴会的座次，真宝玉假宝玉，岂不真的陷入“烦琐哲学”，这样的考证又有何益？更何况文稿已经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只是定陵发掘的一个侧面记录。定陵发掘已经过去很多年，地下宫殿经年开放，它本身也在阐述着历史，现在又添了个文学，有文有史，源流俱在，还有什么可讲？如果非讲它的是非得失，那就请广大的读者去评说吧。想到这里，我的思想也豁然开朗了。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用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古代人有意无意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很多，古城古堡、洞穴废墟、居住村落、建筑遗址等等是一类，而更多的则是墓葬。人总是要死的，古今皆然。按照一般习惯，人死去要埋葬，一代一代地死去，又一代一代地埋葬，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坟丘。社会向前进，各个时代的埋葬形式也随之发展演变，葬制、习俗、随葬器物也就千差万别。如果把它们一个个完整地挖出来，按照时代、地区加以排列比较，先民们所走过的脚步，也就成了看得见摸得到的形象逼真的历史。不管故去的先民承认不承认，也不论他们留给我们的是石器、青铜、金银、碑刻、陶瓷等等，抑或坛坛罐罐，一抹丹青、半爪鸿泥，甚至一堆遗弃的废物垃圾，但是，其中却无不积淀着他们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包涵了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再加上多种部落、民族、地区相互交往、学习渗透、取长补短所构成的物质文化——现实中人们常叫它文物，莫不正是我们今天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源呢？如果说考古是在“寻根”，寻人类的根、民族的根，寻我们文明之根、文化之根，那些书写考古的文学之作又是什么？时下社会上有“寻根文学”一说，要说它是真正的“寻根文学”，该是名实相符吧。

考古、历史工作者的历史寻根，常以文物展出或论文、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普及不免受到影响。而文学工作者用生花之笔去寻根，以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表现，影响所及，使人们对先辈的历史文明做更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其作用也许要远远超过前者。我们的民族之根很深，根深必叶茂；文史同源，文明之源很远，源远流长。祝愿老树新枝，让文明之花开得更艳。

定陵是帝王陵墓，封建帝王以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营建陵墓，埋葬自己，其规模之宏大可以想见。就建筑讲，地上的、地下的构成一个整体，它包括了对生与死的认识，对周围环境——所谓“风水”的理解、运用，同时涉及选址、布局、设计、测量、施工等诸多实际问题；就出土器物讲，又联系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水平等。一个地下宫殿，不只是皇帝生前生活的再现，实际上应该视为明代社会的一个缩影。皇帝生前可以建陵埋葬，但现在的陵墓已经不再为他所有，而是祖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把它完整地揭示出来，对出土器物进行修复整理、妥善保存并展示出来，再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阐述，无疑对祖国文化是一大贡献。定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四十多年以后，如果回顾这一历程，值得反思的地方的确不少，有些也不能说不是教训。

考古发掘，是要把埋没在地下的遗迹遗物揭露出来，在揭露过程中，遗迹遗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发掘都是对遗迹遗物的破坏，古今中外皆如此。考古工作者的责任在于采取最妥当最严密的方法，使这种损坏降低到最低程度，从这一原则出发来检验定陵发掘，年轻的工作队经受住了考验。按照考古常规，发掘工作完毕，只是完成了全部工程的一半，最重要的工作是将出土器物进行整理，然后写出全面的发掘报告，这才是全部工程的最后结束。但定陵的发掘却不是这样，发掘工作完成后，工作队解散了，队员们各自回到原单位或下放劳动。工作队解散，定陵博物馆建立，开放参观，但是并没有继续工作队未完的工作。二十多年之后，再到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时，有些器物已经面目全非了。损坏没有发生在发掘之初，而是发生在发掘之后，这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损失已无法弥补，不禁令人扼腕。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运动的冲击、人为的破坏，也许主要还与认识或当时当地当权者责任有关。一个文化工作者，如果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没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与认识，甚至起码的热爱，损失自然也就不可避免了。三十多年以后，夏鼐所长说了句不无遗憾的话：“如果现在挖，后果会好些，再推迟三十年也许更好。”至此，我才理解他与郑振铎当初一再反对发掘的含义和后来上书国务院请求制止再挖皇陵的良苦用心。

定陵发掘完成后，地下宫殿开放，陈列一些出土器物，并不能满足多方面研究工作的需要，因而全面地系统地详细地反映陵墓发掘与出土文物的“报告”就显得特别重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外学术界对它的盼望、催促与责难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遗憾的是，报告问世，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了。对人类历史来说，三十年不算个大数字，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之中又能有几个三十年？发掘工作于1958年完成，再回定陵整理器物、编写报告已是1979年底，而1991年新年前夕我才看到发掘报告的样书。我久久地望着几十万文字、几百幅图像、拓片、照片、厚厚的八开版两大册，心潮起伏，又勾起许多往事。

编写的曲折过程不必再提，而发掘委员们关心发掘报告的一些零星琐事，却难以忘怀，怎么也排遣不开。

郑振铎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主管全国图书馆、博物馆与文物考古事业，又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时夏鼐为副所长），关心定陵发掘是必然的。有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解决，我说，有一部明代抄本《万历起居注》，现藏天津图书馆善本部，它是《明实录·万历实录》的底本，保存定陵材料当然比现行《明实录》更多，但属特藏善本，不外借，我们很需要但看不到。他当即答应“这事我来办”。五天之后，他专程派人借来，送到定陵，还附了一张字条：“确是明抄，海内孤本，十分宝贵，保存好，速看速还。郑。”几十大本，几百万字，我连夜、摘记，又立即组织人重抄一部，原书送还。重抄本数十册现存定陵。

发掘工作刚完，在故宫神武门举办了“定陵出土文物展览”。布展期中，《人民日报》约他写稿介绍，他来到现场，一见我开口便说：“发掘工作完成了，要立即着手写发掘报告，要快，不能拖。”又说他藏有明代帝后服饰图片数十张（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收藏家），十分宝贵，有彩色，比《三才图会》的要准确，写报告可做参考，次日他便把图片交夏所长转给我。展览开幕后，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出（1958年8月31日，题为《朱翊钧的地下宫殿》），定陵发掘的消息一经公布，轰动中外。我下放时，在农村新闻广播中听到他出访阿富汗、阿联（即由埃及等国合组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存续时间较短，现已解体）等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若干年后回定陵写发掘报告，他的图片真的成为复原帝后服饰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事毕送还，主人却归道山了。他去世后，全部藏书捐赠北京图书馆，入特藏部，馆方为他的赠书编印了厚厚一部《西谛书目》（郑字西谛），那些图片久借不归，未能列入书目，我有责任，至今引为憾事。然而略感慰藉的是，利用定陵资料写出文章的，在发掘委员中他是唯一的一位。

发掘委员会的委员中，郭沫若最关心发掘，经常到现场看看，有时还带几本明人笔记要我，坐下来谈考古、谈明史，一坐就是半天。郭老早年学医，打开地宫之前，他一再嘱咐，人死放久了，有一种“尸毒”，千万要小心。帝后的尸骨，将来要做多方面检验，提供病理或医药方面研究，请专家写专题，附在发掘报告上。他关心工作队的健康、安全，尽可能做了些防护设备，没有出现事故也没有染上“尸毒”，但是，尸骨却被烧毁了，连一点骨渣也没有找到。

地宫打开之后，他来得更多了。一天下午他突然来要看一下皇后的“谥册”——死后晋封的册文。他坐在木板房内用放大镜仔细，夫人于立群却张罗着为我介绍女友。郭老听觉不敏，拍拍助听器仍听不清我们的谈话，站起来大声问：“你们在谈什么？”于立群附耳大声说：“皇后问题。”我在纸上写了“对象”二字，朝他眼前一展，他笑了：“噢，对象！我看你的对象就是发掘报告，这比结婚重要啊，你结婚时立群可以参加，不过，我可希望你在结婚之前就把报告拿给我看！”说罢哈哈大笑。今天，发掘报告终于出版，他却溘然而逝。我往哪里去送呢？

邓拓对定陵发掘十分关心，也经常来工地现场。他说：“我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万历一朝是关键。”他翻阅我平时摘录的有关明代史料的卡片，并希望我借给他，我答应了。临上车他又嘱咐我：“开棺要告诉我，我要看，出土器物我要一件一件仔细看，发掘报告我更要看。”并一再说明，写报告时，史料卡片一定送还。“文革”之中，他被抄家，卡片不知去向，多少年的心血丢失了，我并不介意，而现在，发掘报告出版了，作为发掘委员，他却无缘过目了，我深感不安。

“文革”后期，在灯市口马路上突然遇到夏鼐所长——我的业师。他说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要筹备一个全国文物展。随后问我情况，我如实以对：“我还没有解放，正在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他说：“很好嘛！还在挖土，没离开老本行呀。”问我定陵情况，我摆摆手说：“这一行不干了！我现在练就了一把好手艺，设计、画图、起券垒墙，样样能干，以后改做瓦匠了！”他笑着说：“按古希腊的谚语，你能盖房子，再种些树，我看还是个好公民嘛。”看得出他是有意在安慰我。

夏所长有个习惯，平时同他谈话，他总是随走随说，在办公室里，也是我坐着说，他来回走动，边听边说。这一次却一反常态，我们在马路边相对站立，足足二十分钟，没说上几句话。我把他提着的一捆蔬菜放在自行车筐内，并肩而行，一直走到干面胡同他的宿舍，路上我们竟没说一句话。事后，他把询问定陵发掘报告的信函递给我，有国内的，更多是国外的，厚厚一叠。有询问，也有讥讽、挖苦，甚至口出不逊，令人难以忍受。我也把收到的询问信送他看。他不再走动，静静地坐着，一语不发。我已经理解，为了这未完成的皇陵工程，他所承受的压力该有多大。没想到一部发掘报告的分量，竟是这般沉重！

王岩和我把整理定陵发掘报告的工作计划、编写提纲拟好之后，送夏所长过目，顺便讲了个意见：定陵出土器物中丝织品最多，多年没做整理，保存又不好，这一次想仔细整理，留下个详细记录，绘出细致图样，使今后的研究工作不再去触动原物，以减少损坏。他很同意。请他估计个时间，以便掌握进度。他沉思很久说：“定陵挖了两年，那是日夜赶工的，照那样干法，几千件东西整理起来，也许比两年要长些，你们看两年半行不行？”临行时，他又补充说：“所内的技术力量你们随时用，下田野的可以调回来。我只希望能快点完成。”实际情况比我们共同估计的要复杂得多，夜以继日，足足干了五年才完稿，送他过目时，时间超出了一倍。我们很感不安，而他却平静地说：“我了解，实物腐朽严重，不容易整理，你们尽力了。”稿子交到他手不久，谁又想到，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身兼国外六国院士的一代考古巨匠，却与世长辞了。

定陵发掘之初，他并不赞成，确定发掘之后，他却是具体指导者，无论是初期的发掘工作还是最后的发掘报告，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在和他的遗体告别之后，归途中我默默地想：与其他发掘委员相比，也许他还算幸运的，虽然没有看到发掘报告最后成书，总算看到了完稿，自始全终，在发掘委员中他是仅有的一位。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吴晗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管文教事业，我的原单位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为他直接领导（后属文化局）。他又是历史学家，明陵发掘的发起人之一、发掘委员，对发掘当然关心备至。

1958年初秋，我下放前夕，《考古通讯》要公布“定陵发掘简要报告”，责任编辑徐元邦坐等索稿，我连夜赶写“简报”上半部，打电话报告吴晗，问他是否过目。回答很干脆：“简报稿子我不看，我只望你抓紧时间早日完成正式报告，我要看正式发掘报告。”我低声答应。他哪里知道，我第二天就要离开定陵，下放劳动，我不愿告诉他。此一去何时回京，能否回来，不能预料，正式报告的事我却贸然答应下来，真是糊涂之至，心中十分不安。

吴晗逝世十年之后，即1979年，“三家村”冤案平反。1984年是吴晗七十五周年诞辰、逝世十五周年，生前他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学会事前筹备开纪念大会、出版《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他原为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建“晗亭”（邓小平题字）届时揭幕，学会理事分工，我承担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吴晗纪念展览”的工作。布展期间，我从定陵取来几张照片，放大展出。开幕前夕，吴晗的胞妹吴浦月来了，面对照片，问我当时情况，我极力按捺住激动的情感，尽量把话题扯开：在1957年前后，吴晗要出访埃及，特地来到定陵，问我要不要带回一点关于发掘金字塔的资料。我告诉他这类资料图书馆可以找到，从定陵出土器物看，急需一些国外对出土文物的修复、保存等书籍。此后不久，他陪同驻埃及大使陈家康夫妇到定陵参观，顺便将厚厚一本修复文物的英文书交给我。我试译了其中的重要章节供参考，挺费力，没译完就放下了。说到这里，我把吴晗与陈家康夫妇的合照指给吴浦月，她一直默然不语。我又讲述了一些多年来吴晗关心北京文物考古的事例，她仍然默默不语，后来我讲他关心定陵发掘报告以及多次指点我读书记笔记的情况。讲述之间，也许无意中流露了我的深切怀念之情，万万没有料到，她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紧紧抱住我号啕大哭起来，我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事隔不久，《吴晗传》作者之一王宏志来找我，说要补充一点吴晗与北京文物和定陵发掘的史实。当时发掘报告正在编写，尚未完稿，一提定陵这块心病，我又哽咽起来，谈话无法进行。我们是先后同学，也许不会怪我失态。没过多久，侯仁之教授介绍美国人马紫梅女士来访，她也要写一本英文本《吴晗传》。事先约好时间，我有了一点心理准备，谈了一些吴晗关心北京文物事业的例子，她满意地走了。然而就在送走马女士之后时间不长，吴浦月也带着无限悲伤和遗恨，寻找她的胞兄去了。我满怀悲痛之情参加了她的葬礼。

定陵发掘报告久久不能问世，师友们偶尔问及原因，我也讲述一些情况，做点解释，自然也流露一点情绪。有的同行知道一点内情，冲着我说几句歇后语发牢骚：你不就是拉磨的驴吗，报告写不写关你屁事，咸吃萝卜淡操心。他的意思很清楚，安排不安排整理发掘报告，有领导在，你，小干部，是“小驴拉磨”，听吆喝的。有的师长劝我：既如此，你可以考虑写一篇“备忘录”，在《考古》杂志上刊出，至少可以取得国内外同行的谅解。发掘期间，工作记录之外，我也零星地记了些日记，以备查考。但“文革”中大都丢失了，时间、地点、人物记不大清，“备忘录”不好着笔，一直没有写。现在好了，发掘报告出版，一代皇陵工程终于最后结束，我如释重负，再也不用“备忘录”了。

行文至此，本可结束了，但猛地想起，热心的读者也许关心多少年前那支工作队的去向，所以应该再唠叨几句。

白万玉，据他讲，“卢沟桥事变”后曾在他的老家张家口龙关县（现已撤销，并入赤城县）干过一阵游击队，跟日本人狠打过几仗。除去这段时间，他一生都在干考古，大家尊称他“白老”。定陵发掘没有星期日，两年多他也就在探沟和地宫中度过。他田野经验丰富，尤其长于修复器物，可惜工作队结束过早，没有发挥他的专长。回到考古所，不久退休，北京大学的考古专业又请他去讲过器物修复课，也带过同学的野外学习。他无子嗣，记得螟蛉子在电车公司工作，我去找过，却无结果。对中国早期的考古调查，河南、陕西、甘肃以及新中国成立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内蒙古、新疆之行，他都有过详细的讲述，我也做过详细笔录，如能整理出来，对他应是个纪念。

于树功本是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秘书，工作队初建，他担负了一切行政事务，安排就绪后，又回到文物组。他青年时代与先烈李大钊有交往，送莫斯科学习，与乌兰夫、伍修权等同届。日本占领东北，回哈尔滨做情报工作，被告密入狱，判死刑，又改无期。几年之后，他竟说服了留学日本的青年狱医赵公民（新中国成立后任吉林省卫生厅厅长，死于“文革”），结伴出逃，成为日本监狱内重犯逃脱仅有的一例。曾入煤窑，隐姓埋名做矿工。后回到北京，蹬三轮车为生，新中国成立前接通关系。能说半句俄语，他却偏偏要做文物工作。“文革”中，为越狱一事又受冲击。晚年躺在病床上，我去看他，去一次哭一次，害得我不敢久待。只有一次，我们忆起当年有人曾以掘陵破坏“风水”为由，扬言要干掉我，他特地送我一把苏制匕首防身的事，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遗憾的是他去世时我在定陵写报告，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刘精义这位当年的文弱书生，今天已是文质彬彬的学者，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致力于北京史研究，写了几篇颇有见地的论文。他说并未放弃对十三陵的研究，正在作“明陵札记”，几十万言，不久即可成书。一提到健康，他总是说陵园中那日日夜夜的泥水生活锻炼了他，至今保持着熬夜的习惯。

李树兴是开工不久才到定陵的，清理工作中搞登记、保管，工作队解散留在定陵，“文革”中焚毁尸骨，他是目击者，听他讲过一些别人不愿说的细节。现在颐和园管文物，偶去游园还谈谈往事。

曹国鉴、冼自强、王杰仍在考古所工作，曹练得一手瘦金书、写意画，成了书画家；冼在实验室搞碳-14，整日足不出户；王杰却天天出差去发掘现场画图。

“文革”中我在本单位挖防空洞，劳动改造，有人告诉我一位公安人员在等我，带着盒子枪。一听说枪，吓了一身冷汗。满身泥污跑出防空洞，看到他远远地向我敬礼，走近一看，是庞中威。看到我这一身装束，泥泥水水，他感叹不已。他说回考古所不久，下放河北省某县，当了一名干警，干得挺不错。多年不见，凭了他的精明强干，也许当上局长了。还有一位时桂山，回考古所后去了青岛博物馆，虽未见过面，但有信函，刊物上也见到他的文章。清理工作最紧张时，人手不足，我去请考古所的同学好友支援，刘观民、黄展岳他们是自己背了行李去到定陵的，现在是所里的研究员，各自领导着一摊子。

如果前后联系起来，二十年后编写报告者自然也属工作队成员。

王岩这位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文革”中去保定满城发掘那知名中外的“金缕玉衣”，发掘报告刚一完成便转到定陵。整理器物等细致烦琐而艰巨的工作是他和王秀玲完成的，几年的时间，把他累坏了，明显地看出两鬓增添了几缕白发，刚一结束，又远去洛阳了。人在洛阳，心系定陵，仍要关心那本报告稿，排图、修改、校样，一稿一稿与责任编辑楼宇栋折腾了七次，京洛路上他往返至少七趟。五年编写，两年复核校订，一本报告耗去他七年时间。现在他是考古所洛阳队队长，又在那里挖汉唐城址，消息传来，很有收获。

王秀玲是“文革”期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十三陵生人，研究乡土，当然最合适，现在担任讲课任务，培养解说员。

魏玉清是十三陵特区文物科长，编写报告期间承担着繁重的后勤行政事务，做得井井有条。又潜心于业务，写书还担任着十三陵的全部陈列工作。

吴平，是从苏州特邀来的，六十年代初北京工艺美术学院染织系的高才生，在定陵一住近三年，丝织品匹料、龙袍、靴帽等全部图案纹饰是她一人完成。在大案子上把破损的碎片拼凑起来，初稿画完，誊成清稿，一稿一稿、一张一张，足足几百张，一个放大镜磨得模模糊糊。有一次她举着放大镜却斜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呀，你呀！把我的青春磨完了！”回苏州不久，又离别相依为命的老父远渡重洋去美国进修。不久前接到来信，询问发掘报告的事，我真想回信不提“报告”二字，只写个“祝你青春永驻”，也回敬她一个玩笑。

定陵开放之后，观众人山人海，天天如此。有一次我陪外宾去参观，走出陵园大门，在广场上看到一位农民装束的白发老者，站在一块石头上高声讲解，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侧耳听听，定陵的历史、发掘和意义、过程，讲得清楚明白，真实而生动，语气中还带着几分得意。定陵的人我几乎都熟悉，但不认得他，哪里来的一位义务解说员？仔细一看，原来是三十多年前参加发掘的一位民工，模样还记得，但忘了姓名。我不愿打扰他，悄悄地走开了。三十多年前疑神疑鬼的山民，今天高高地站在广场上对着众多的观众讲得绘声绘色、头头是道，又是什么使他有了这么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噢！我突然明白，是文化，文化显示力量了。

直接与定陵发掘有关的人讲完，该轮到我自己上场了。我嘛，四十多年前的毛头小伙子，已经退休，齿摇摇、发苍苍，垂垂老矣。田野跑不动，只能关在斗室中爬格子。定陵发掘之初，吴晗要求我搜集明代北京的历史资料，“文革”前作过一部分送他过目，他被抄家，资料散失了。“文革”后重新再作，日夜不息，二百万言已经脱稿。吴晗是我的领导、师长，生前交给我两件事，定陵发掘他没有看到最后完成，也没能利用发掘报告写出一篇文章，过早地逝去了。今天，发掘报告已经出版，还获得两个奖项，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个夏鼐考古学基金会的考古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明实录北京史料》业已完成，得此消息，九泉有知，当可瞑目了。老师，安息吧！

写到这里，我感到很累，很疲乏。站起身来，直直腰、挺挺胸，推开窗子想换换空气，扭开收音机听听香港回归的消息，不想却传来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明天 晴

温度 零上2摄氏度至零下9摄氏度

风力二三级

北部山区有小雨雪

噢！明天，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年轻的考古队又该出发了，一点小雨雪挡不住他们的去路。

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太多了，埋藏得很深，需要他们去苦苦地寻、深深地挖。我依稀看到他们的身影又在凄冷的荒野上一步一步地探索、寻觅，一铲一铲地发掘。他们肩上的担子够重的。祝他们成功。

一九九六年冬，于北京西四

【简介】赵其昌（1926—2010），河北安国人，1953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调查研究组，后转入首都博物馆工作，长期从事北京地区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1956年参加明代定陵的发掘工作，担任考古发掘队队长。1985年—1988年任首都博物馆馆长。1988年退休，后兼任首都博物馆专家委员会主任。主要著述有《定陵考古发掘报告》，与王岩（社科院考古所）合著，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优秀成果奖与夏鼐考古基金会优秀奖。另有《定陵掇英》大型画册。《明实录北京史料》四册，有关北京史迹考证、论述文字数十篇，如《唐幽州乡里》《延庆奚人遗迹》等，编为《京华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