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要隐就真隐，别玩虚的（1/1）

公元405年一个冬夜，彭泽县衙，寒风吹着窗户噗噗直响，已经卸下官服的彭泽县令，此时正在烛光下奋笔疾书，从桌上倾倒的酒壶来看，他已经喝了不少，不过他的内心从未像今天一样清醒，他知道今夜过去，意味着过去四十余年所有内心的挣扎，都将随风而逝，一个真正意义的自己将隆重回归。

这位县令叫作陶渊明。

他写的不是文告，更不是上疏，而是一封辞职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封辞职信，名字叫作《归去来兮辞》。一千多年后，有另外一个辞职理由火爆异常——“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虽然同为毅然决然的离去，但方向却截然相反，与“想去看看世界”的激情和期盼相比，陶渊明显得更为从容安定，因为他要回归的是——田园。

这是他第五次辞职，但注定是最后的一次。

五仕五隐，是对他四十年人生的总概括，从这个数字就可看出，他在进退之间一直犹犹豫豫，如果用两个字形容，那就是——“纠结”。

站在这两个字背后的是陶渊明的两位先辈，两个人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左右着陶渊明。一位是他的曾祖陶侃，另一位是他的外公孟嘉。

陶侃，是东晋前期的大名人，在门阀士族当道的时代，作为寒门子弟，陶侃用他自己的努力，塑造了一个由寒门到显贵的杰出榜样。

母爱伟大，这话一点不虚。陶侃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母亲靠纺线织布含辛茹苦地养育他。陶侃的母亲不仅育他成人，而且用言传身教将儿子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好”子弟。

《世说新语》记载，陶侃年轻时曾任管理渔业的小官。一次，他把一坛腌鱼赠送给母亲。他母亲得知这是官府的，就将腌鱼封好并且回信，责备陶侃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府的物品赠送给我，这样做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增添了我的忧愁啊！”

果然是廉洁自律教育的好教材。有一位这样的母亲，绝对是陶侃上辈子修来的福气，更为牛气的是，是她用一己之力将自己的儿子成功送上仕途。

鄱阳县有个孝廉叫范逵，有年冬天外出办事，途经浔阳。突遇天降大雪，他只好就近找人家借宿，刚好来到了陶侃家。大雪覆盖，找不到草料。陶侃母亲就把铺床的稻草铡碎，用来喂马。家里没有好酒好菜招待客人，她就把头发剪掉卖了，换回一桌酒菜。

范逵告别时，陶侃相送百余里。范逵问：“你想到郡中去任职吗？”陶侃回答：“想去，可苦于无人引荐。”范逵回去后拜见庐江太守张夔，极力赞美陶侃。张夔听了陶侃母亲剪发买酒的故事很感动，便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县令，迈开了陶侃仕途上极为重要的一步。

母亲的教诲，让善良和责任一直流淌在陶侃的血液里。有次张夔之妻生病，需要到几百里之外去接医生，当时天寒地冻，主簿等僚属们都不愿意去，所以皆不作声，只有陶侃站出来说：“侍君侍父是为臣为子之义，郡守夫人，就同我们的母亲一样，哪有父母有病而子女不尽心的。”于是主动要求前往，张夔夫人由此捡回一条命，所有人都觉得陶侃绝对够意思，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这样的人想不成功都难，陶侃后来升任荆州刺史，后改任广州刺史。

作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陶侃并没有陷入温柔乡，“自律”是他心目中最沉的两个字，由此诞生了“陶侃搬砖”的趣事，说的是陶侃在广州任上，总是在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到书房的外边，傍晚又把它们运回书房里。身边人觉得摸不着头脑，觉得这位陶大人是吃饱了撑的，精力过于旺盛，陶侃说：“我正在致力于收复中原失地，过分的悠闲安逸，唯恐难担大任。”

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陶侃这样自虐型的“劳其筋骨”，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担负起天下之大任。

时机很快就来了，不久后东晋发生了“苏峻之乱”，这场动乱把整个王朝搞得天翻地覆，京城建康也被叛军所占，在所有人感到无力回天的时候，陶侃又一次站出来，他率军攻入石头城，斩杀了苏峻，平定叛乱。战后，陶侃被封大司马、长沙郡公，掌管八州军权，威名之盛，到达顶点。

这位大英雄级别的曾祖，无疑给年轻的陶渊明树立了高大伟岸的标尺，他在《杂诗》中写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一位热血青年渴望建功立业的强烈意愿跃然纸上。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则给了他另外一种人生观感，这种生活态度从更大意义上影响了陶渊明。说来也有意思，孟嘉娶了陶侃的第十个女儿，而孟嘉又把第四个女儿，嫁给了陶侃的孙子陶逸，陶逸便是陶渊明的老爸。

孟嘉和他岳父陶侃不同，他是读书人，可以说手无缚鸡之力，无法像陶侃那样用军功赢得殊荣，但是他靠着学识和气度，同样赢得了朝野的尊重。

“孟嘉落帽”，是发生在他外祖父身上最出名的故事。有一年的重阳节。当朝权臣桓温携下属游龙山，登高赏菊。一阵山风袭来，吹落了孟嘉的帽子。但他竟然浑然不觉。不久，他去了趟厕所。桓温就此搞了个恶作剧，让孙盛写篇文章嘲讽孟嘉，连同帽子和文章都放到孟嘉座位上。孟嘉如厕归来，看到嘲讽文章。立即要来纸笔，写了一篇作为回应。孙盛的写作水平本来已属顶级，哪知孟嘉所写却胜他百倍，“文辞超卓，四座叹之”。众人本来想等着看孟嘉笑话，结果反被他震惊四座。

孟嘉的人生态度与陶侃不同，他对功名看得并不重，据史书记载，孟嘉好酒，“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迳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就是说内心有感悟时，就驾车直去龙山，顾影痛饮，至晚方归。看得出孟嘉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一直以来他都以“旷达真率”闻名于东晋。

陶渊明年轻时，同样渴望像自己的外祖父那样潇洒不羁，活出本真的自我，所以他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从内心来讲，他还是喜欢大自然，期盼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两种生活的理念在陶渊明心中不停地激荡，一会儿他觉得曾祖父陶侃的人生足以壮怀激烈，是男人就该如此，一会儿又觉得外祖父孟嘉“今朝有酒今朝醉”也挺好，人活一辈子不容易，何必搞得那么紧紧张张，苦苦哈哈呢？

二十九岁那年，陶渊明决心告别徘徊，出任江州祭酒。这个官称虽然有个“酒”字，但和喝酒一点关系也没有，最常听到是“国子监祭酒”，大致相当于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但“江州祭酒”显然和校长无关，至于这个官职到底管什么，现在说法不一，但一般认为是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

陶渊明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实在太不靠谱。这位领导便是江州刺史王凝之，王刺史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王羲之，夫人则是以“咏絮”著称的才女谢道韫，但这老兄却迂腐才疏，以致谢才女非常无奈地说：“不意天壤之间，乃有王郎。”没想到天底下竟有王凝之这样的窝囊废。

更为奇葩的是王凝之迷信上了“五斗米道”，成为一个狂热的教徒，每天炼丹画符，神神叨叨，搞着整个衙门乌烟瘴气，陶渊明感到失望之极，无奈之下，开启了他写辞职信的历史，陶渊明的辞职有自己的特色，那便是递交辞呈便走人，根本不等答复和批准。

王凝之对这位下属很重视，觉得陶渊明撂挑子，是因为他觉得官小。没过几天，他派人找到陶渊明，让他担任江州主簿，这个职位参与机要，总领府事，有“诸职之首”之誉，以为这样陶渊明就会很痛快回来上班。但陶渊明实在不愿意伺候这位王教徒，于是挥挥衣袖，不带着一片云彩，回家抱儿子去了。

陶渊明的这个决定，只能用英明来形容。几年后发生孙恩叛乱，王凝之不积极备战，反而天天求神保佑，结果城池被破，自己和子女被叛军所杀，陶渊明跑路算是及时，免去了血光之灾。

陶渊明再次出山，已经是几年以后，在这中间他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刚过而立之年的陶渊明，经历了一次丧妻之痛，亡妻为他留下一子。不过很快另一个女人走进他的生活，这便是他的第二任夫人——翟氏。两人的家庭生活想必很幸福，这位夫人一口气给陶家生下四个儿子。

多子多福，但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如何养活这些嗷嗷待哺的孩子，成为摆在陶渊明面前的现实问题，过去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首先要保证让这五个孩子吃饱。正当陶渊明一筹莫展的时候，大将军桓玄派人带着亲笔信，礼聘他到自己帐下任职。陶渊明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于是欣然应召。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公元396年，晋孝武帝驾崩。司马德宗即位，军政大事任由太傅司马道子父子摆布。这父子俩，操控朝政，卖官鬻爵，引起了朝野不满。公元399年，江州刺史桓玄起兵，讨伐司马道子父子。

陶渊明投奔桓玄，虽然有养家糊口的考虑，但更多的应该是想为国家出力，毕竟桓玄打的是“清君侧”的牌子，是为了社稷除掉奸臣，充满了正义感。陶渊明来到桓玄帐下，很大程度上是被这种正义感所吸引。

时间久了，陶渊明感觉到不对劲，敢情这位桓玄不单纯是“清君侧”，而是想“清君”，既然如此，此地便不能久留，此时正好陶渊明的母亲去世，听到这个讯息，他第一时间递交了辞职信，还是不等批准便走人，径直回家奔丧去了。

这次又可以加十分。没过多久，桓玄除掉了司马道子父子。然后，又逼司马德宗将皇位“禅让”给了自己，陶渊明避免成为“乱臣贼子”篡位的帮凶。

丁忧三年期满，陶渊明又一次出仕，这次他显得比较主动，不排除有家庭生活困难的原因，但更多是壮志未酬，心有不甘，此时他已经将近四十岁，或许他觉得自己人近不惑，却没有什么功名，离当年的理想实在相差太远，内心也觉得愧对自己的曾祖陶侃，所以他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想着努力去搏一把。

他这次投奔的是桓玄的死敌——刘裕，担任参军，也就是幕僚的角色。但他很快也感觉到刘裕也是一个狠角色，野心丝毫不亚于桓玄，没办法，他又转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幕府，这段时间，陶渊明写了不少诗歌，在这些诗中他多写到自然风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内心深处越来越向往宁静的田园生活。

很快刘敬宣辞官，陶渊明也只能跟着辞了，就此四次出仕，皆“无功”而返。

很快陶渊明迎来了自己仕途中的最后一站——彭泽县令。如果说前面出仕，是抱有为社稷分忧的壮志，这次当官完全是为了家庭生计考虑，本来陶渊明心里对出仕已经心灰意冷，但“五个小子，吃死老子”，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在陶渊明犹豫之际，他的叔叔陶夔规劝他：“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老婆孩子着想啊!”这让陶渊明下定决心第五次出山，在陶夔引荐下，陶渊明做了彭泽县令。

七品芝麻官，看上去官衔不大，但对陶渊明来讲，有两处让他感到些许满意。一是离家近了，只有百里左右，坐船不久就能到达，不像以往要远涉山水。二是过去所干的多是幕僚，说白了就是为人出出主意，听不听完全取决于桓玄、刘裕等人，自己说了根本不算数，彭泽县令虽然官不大，但可以主政一县，在这个区域内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陶渊明这次出来当官的初衷，是为了改善家人生活，这个目标很快就实现了。当时县官的待遇相当不错，有一百亩公田，种啥随便，收成全归自己，这点让陶渊明颇为满意。

看到如此大一片可以自由支配的土地，好酒的陶县令第一个想法是想种秣谷，因为秣谷可以酿酒，这个提议遭到了自己老婆的强烈反对，毕竟酒不能替代粮食，全家人还指望在公田里种些粮食填饱肚子，妥协的结果是，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这样两者都得以兼顾。

遗憾的是，粮食还没成熟，陶渊明又决定不干了，表面上看有两个原因，一则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故事记录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陶渊明如此大的反应，和这位督邮有很大关系，此人名叫刘云，常以巡视之名索贿，凶狠贪婪远近闻名。当县吏提醒陶渊明说：“我们当备好礼，穿盛装，恭敬迎之。”陶渊明一下子就怒了，本来就不太想干，这更是火上浇油，于是他决心宁肯挨冻受饿，也不再忍受官场的污浊。

另外一个由头，便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去世了，陶渊明和这位妹妹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他《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说：“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意思说他早有了归隐之心，但没有马上付诸行动。但是他听说妹妹去世的消息，立即便下定了决心。

但这一切似乎都只是“导火索”，引发陶渊明总爆发的原因并非那么简单，这次事件最终让他与官场彻底远离，背后的作用力一定是综合而强大的。

“官不好做”，恐怕是其中的外部原因，这和时局有很大关系，东晋王朝已经步入垂死的暮年，孙恩叛乱、桓玄篡国、刘裕专权，风雨飘摇，人人自危，陶渊明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在“鱼骇鸟惊”的环境中，当官变成了一个高风险事业，跟不对人，不要说很难得到荣华富贵，反倒是很容易人头落地，从保全自身和家庭的考虑，陶渊明不愿意再掺和其中。他的朴素想法是，由他们争斗折腾去吧，眼见别人起高楼，然后楼塌了，而自己耕耕田，喝喝酒，教育一下孩子，在乱世之中，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官做不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体制内为官，需要察言观色，四面玲珑，有时候该放下身段时就必须放下，在这方面，陶渊明显得相当“不合时宜”，他是一个把尊严看得很重的人，让他去阿谀奉承，靠投机专营获得步步高升，断然不可能。所以他知道自己这种人，并不适合在官场里混，几次出仕遇到的挫折也一再教育他，“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瓷器活”，否则只能使自己内心越来越痛苦，最终无法自拔。

“听从内心声音”，似乎是他做出这样选择的源头所在。

仕与隐，像驻扎在他内心的两支军队，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一会儿“仕”占据上风，一会儿“隐”又拔得头筹，这让陶渊明颇感痛苦和纠结，年届不惑后，他终于参透了所有的疑惑，内心的一个声音不停呼唤他，让他感知自己的本性所在，用《归去来兮辞》的话说：“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就是说，为什么最终选择归隐呢，本性使然，这是勉强不得的。过去出来当官，很大程度是“皆口腹自役”，如今不愿意再过这样让自己身心俱累的日子，而要遵从内心由喧嚣的官场走向宁静的田园。

不过，彻底归隐是需要底气的，至少归乡后还要能够养活一家人。陶渊明有气节，但尚没有到不顾全家人死活而执意归隐的地步。虽然他在《归去来兮辞》中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把自己说得像揭不开锅的贫民，但陶渊明显然过谦了，也不排除为自己出仕找些理由，事实上，他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交代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应该更接近于真实状况。

似乎也因为如此，陶渊明扔掉乌纱帽后，老婆孩子并没有很在意。陶渊明归乡时，“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孩子们早已等候在门口，陶渊明牵着孩子们的手走进家门，发现桌子上的酒壶已经温好了酒，这无疑是贴心的老婆为自己准备的，这个场面实在温馨得可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回到自然之中的陶渊明，此刻心中涌动着两个字——惬意。“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每天在田地里忙会儿，回到家痛饮一番。这样的小日子无疑是他渴望已久的。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旧林和故渊，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终于走出了内心的牢笼，在自然中获得了内心的解放和释怀。

可惜的，这样的好日子只过了三年就到头了，一次不经意的失火，将陶渊明方宅草屋烧得一干二净。

“一夜回到了解放前”，本来衣食无忧的陶渊明生活顿时陷入困顿，一家人不得不暂时转移到船上，“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最为困难时，竟然要叩门去讨食，在一首名为《乞食》的诗中，陶渊明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翻译过来就是“饥饿驱我出门去，不知究竟去哪里。前行来到此村落，敲门却难致词语。”此情此景，实在让人感到同情和唏嘘。

讨食，这对于陶渊明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平日里能说会写的陶渊明，居然拙于言辞，实际上是因为根本不好意思开口，把面子看得很重的陶渊明，让他去讨食，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但是在陶渊明看来，这种行为虽丢面子，但尚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至少比在官场讨好上司要好得多。

越是困顿越容易考验成色，面对如此困境，一个老问题又变得现实起来—是否要第六次出山？答案——NO。而恰好在此间朝廷征他为著作佐郎，陶渊明坚决予以谢绝。从他在彭泽县衙写了辞职信后，心中便断绝了继续出仕的想法，即使生活困顿，也丝毫不能动摇他的决绝之心。

“酒”成为此时陶渊明最好的朋友，事实上，这位“老朋友”一直伴随着他，只是这时候更显得亲密无间，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写道：“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五柳先生”就是陶渊明，这段文字也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说的是，他生性喜爱喝酒，家里穷经常没有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他这种境况，有时摆了酒席叫他去喝。他去喝酒就喝个尽兴，希望一定喝醉，喝醉了就回家。

由此看上去，谁要想请陶渊明做客，家里一定要备足酒，这位老兄断不会有任何客气，一定会喝到“断片”后尽兴而归。

那是一个充溢着酒水的时代，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们，把酒喝出了水平，喝出了名气，喝得感天动地，千古留名。陶渊明与他们不同，他喜欢独饮，即便和别人一起喝的时候，好像交流也不多，他只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于别人感受则不管不顾。偶尔他也会请亲朋到自己家里喝酒，作为主人的他往往自己先喝高了，这时通常会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意思是说，我已经喝醉，要先睡了，你们喝完自己走人吧。

陶渊明喜酒，但不完全是借酒消愁，或者借酒装疯，他是真正喜欢那种喝酒的感觉，在酒中他喝出了对生死的参透，喝出了生命的趣味，这点很像他的外祖父孟嘉，孟嘉也非常好酒，桓温对此不解，有次问他：“酒到底有什么好的，为何如此贪恋。”孟嘉答道：“你老兄实在是不懂酒中的趣味啊。”

“李白斗酒诗百篇”，对文人而言，酒和诗文从来不分家，不过要论历史上大量写饮酒诗的第一人，非陶渊明莫属，没有之一，他一下子写了二十首以饮酒为主题的诗歌，组成了著名的《饮酒二十首》。

在这组诗前陶渊明写了一个小序，说明了这些诗句皆由酒而来：“我家居无事且少欢笑，加之秋夜已越来越长，偶尔有好酒，便没有一晚不喝。对着自己的影子独自干杯，瞬间又醉了。酒醉之后，总要挥毫题写几句以自娱。于是，诗句渐渐增多，所写之词没有加以选择，也无章法次序。姑且请旧友帮忙誊写并稍加编排，以此供欢笑罢了。”

但透着酒意的二十首诗，不简单的是“供欢笑”而已，它写尽陶渊明对生死、对仕途、对归隐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陶渊明在第三首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了世间的虚名，连美酒都不敢饮，那么爱惜自己的身体，难道能长生不死吗？”在他看来，人生就如闪电一样短暂，“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短短不过一百年，你还想成就什么呢？

“一切趁早”，这就是陶渊明亮出的人生态度。

在他看来，不要认为人生漫长，实际上蹦跶不了多少年，所以不要活得那么别别扭扭，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换个角度说，如果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得那么长又有什么意义呢？对生命而言，长度很重要，但质量更重要，为了追求长度而牺牲质量，实在得不偿失。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幸福和意外不知哪个更早到来”，与其这样，不如做些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第五首的这几句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在喧嚣的世俗社会里，如何能活得安静清澈。答案只有一个——“心远地自偏”。常常说环境造就人，但陶渊明认为，只要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可以不受外界的影响，所谓“以心转境”，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纯真。

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实践者，他辞官归隐，并非躲进深山，从此不食人间烟火。他只是回到家里，与家人一道过着普通的农夫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隐居”，而只是“回归”。

陶渊明没有逃避生活，而是更加热爱生活，在完全与外界没有隔离的环境中，如何抗拒光怪陆离的诱惑，陶渊明认为归根结底，是要坚守住自己的内心，这样才能体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美好，体味到生命真正的趣味。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第九首讲了一个故事，充分表达了陶渊明对于仕与隐的态度，说的是一大早就听到敲门声，他来不及整衣便去开门，来者是一个给他送酒的老农，两个人坐下来聊会儿天，老农劝解陶渊明，何必把自己搞得如此清苦呢，有时人需要一些妥协。陶渊明深感老农的好意，但他说自己天性如此，当官实在违背自己的本意，不如一直做一个快乐的穷光蛋。

元嘉三年，就是陶渊明去世前一年，又有人向他提出类似的问题，此人是江州刺史檀道济，他带着米和肉去看陶渊明，看到陶渊明贫困潦倒的样子，对他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若此？”他的意思是说：聪明人遇到世道好的时候当官，世道不好则退隐，现在的天下，是从未有过的盛世，先生何必为难自己呢。

陶渊明的答复是：“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就是说我哪里敢和那些聪明人相比啊，自己实在是没有能力做官。这显然是陶渊明的托词，但这个回答凸显了陶渊明“真隐士”的形象，也将他与那些大批量的“假隐士”区别开来。

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仕”和“隐”是读书人面临的重要抉择，但历史上像陶渊明一样，将“隐”作为一种真正归宿的并不多，大多数人将“隐”作为了一种手段，有的是因为无官可做，为了面子，只好隐起来，有的是以退为进，隐是为了等待时机，条件成熟便迫不及待出来，即使口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也不能脱俗。

所以，陶渊明用自己的坚守告诉所有人，他所辞掉的不是一个官职，而是一种劣质的生活方式。人生苦短，他决心去寻找和创建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既然如此决定，便在这条路上注定不会再回头。

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如果用两个字概括，便是“率真”，而“酒”无疑是铸就这种生活方式的催化剂。

有酒就是朋友，江州刺史王弘很想结识陶渊明，但陶渊明并不感兴趣，于是便假装有病而不见。王弘知道陶渊明嗜酒如命，有一天，王弘得知陶渊明要去庐山，他托朋友庞通带上酒和酒具，在去往庐山必经的地方，邀请陶渊明来喝酒。陶渊明一听有人请喝酒，立马来了兴致，当时他正患脚疾，行走很不方便，竟然让两个门生用小轿子抬着他去，“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不一会儿，王弘恰到好处地出现，这时候的陶渊明也顾不上讨厌王弘了，三人一起推杯换盏，喝得开怀尽兴。

陶渊明有个好哥们叫作颜延之，公差路过浔阳，造访陶渊明，两人是天天都喝，每喝“必酣饮致醉”。还有更令人叫绝的是，颜延之临别的时候，给陶渊明送了二万钱，陶渊明转身就去了酒家，把二万钱全放在那里当作“预付款”，以便随时可以买酒喝。

“不喝酒不足以谈人生”。陶渊明到死最牵挂放不下的，还是酒。在他为自己所作的挽歌中，写道：“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喝了一辈子酒的他，生平最大的遗憾居然是酒没喝够。

如果说陶渊明还有另外一个遗憾的话，便是孩子教育得实在一般。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没有一个成才。恨铁不成钢的他，曾经为此写过一首《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因为五个孩子小名分别叫舒、宣、雍、端、通，这首诗实则把每个孩子都数落一顿，一个都不能少。

陶渊明生气在于，老爸这样牛，这五个小子居然都“不好纸笔”，不仅如此，五子几乎都是“懒癌”患者，不求上进，甚至智商都有些问题，老大十六岁了，“懒惰故无匹”；老二更无心向学；老三和老四是双胞胎，十三岁了，连六和七都不认识；最小的儿子还一个劲儿地馋嘴，天生一个“吃货”。

作为这样五个孩子的家长，能不着急吗，但着急又有什么用呢，在陶渊明看来“天运苟如此”，一切皆是天意如此，怎么办呢，“且进杯中物”，不想了，继续喝酒吧。

但陶渊明并没有放弃他们，在自己年过五十，感觉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时，他给五个孩子写了一封信，名为《与子俨等疏》，信中他回顾了自己五十余年的生涯，阐述了自己的人生理念，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们要互相友爱，要按照高尚的理想和做人的准则生活下去。

信的最后写道：《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就是说《诗经》上说：“对古人崇高的道德则敬仰若高山，对古人的高尚行为则效法和遵行。虽然我们达不到那样高的境界，但应当以至诚之心崇尚他们的美德。”这算是陶渊明留给孩子们最后的嘱托。

可怜天下父母心！

很快就到了公元421年，这年发生了两件颇有关联的大事，政治上，篡位成功的刘裕用棉被闷死晋恭帝。文学上，为此激愤的陶渊明写出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记》。

“桃花源”，是在残酷时代里，陶渊明为自己也为世人编织的一个理想世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种生活无疑是陶渊明最为向往的，都被他浓缩到了“桃花源”之中。

没有战争、没有杀戮、没有饥荒、没有纷争，充溢安详和谐，满是幸福美好，自从陶渊明写出这些文字，“世外桃源”就成为千百年来备受战乱、饥荒、瘟疫折磨的中国人的终极向往。而一旦提到陶渊明，人们也一定会想起桃花源，两者已经变得密不可分，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恬淡一生的陶渊明没有壮心，早已参透了生死。已经年近黄昏的他，给自己写了三首《挽歌诗》，从容地述说了他的生死观：“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公元427年3月，感觉到大限将到的陶渊明，写下了最后一篇文章——《自祭文》，虽然一生过得不易，但陶渊明用了两个字为自己的人生盖棺定论，那便是“满意”。“身居陋室，意气傲然，饮酒赋诗。我识运知命，所以能无所顾念。今日我这样死去，可说是没有遗恨了。我已至老年，仍依恋着退隐的生活，既以年老而得善终，还又有什么值得留恋！”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陶渊明发出了人生最后的一声叹息，人生实在艰难，死又能把我怎样呢？所有的艰难困苦都已经闯荡过来，到最后只剩对死亡的蔑视。

自古以来，让无数人感到恐惧而不可解的问题——死亡，在陶渊明那里获得了最终的释然。

三个月后，陶渊明在茅屋中离开这个世界。想必临死之前，他一定神情平静，嘴里喃喃念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匪贵前誉，孰重后歌？”既不以生前的美誉为贵，谁还会看重那死后的歌颂呢？《自祭文》中这一句，冥冥之中映射了他的生前死后。

是金子总是要闪光，陶渊明生前，他的文学上成就并没有得到认可，后来在南朝时期开始引起了世人的重视，钟嵘在《诗品》中评论了他的作品，接下来的萧统在编《文选》时，对他的作品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陶渊明真正被人重视和推崇，是在几百年后的唐朝。到了宋代，对陶渊明的赞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苏东坡无疑是陶渊明的铁粉，他如此评论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木心先生说：“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千年以后，陶渊明和他的作品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其说人们喜欢他所写的诗文，不如说更欣赏和推崇这些文字背后的精神和气质。

叶嘉莹先生说：“在中国所有的诗人里面，真正能够不雕琢、不修饰、不逞才、不使气，以最真诚的态度来写诗的，也就要数陶渊明了”，这份真诚背后，叶先生认为是“任真”的自得和“固穷”的持守，“他挣脱出了人生的种种困惑与矛盾，在精神与生活两方面都找到了足可以托身不移的止泊之所”。

“人生的爱好者”，是林语堂给陶渊明的评价，“他的生活是简朴的，风格也是简朴的，这种简朴的特质是令人敬畏的，是会使那些较聪明较熟悉世故的人自惭形秽的。他今日是人生的真爱好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反抗尘世欲望的念头，并没有驱使他去做一个彻底的遁世者，反而使他和感官的生活调和起来”。在林语堂看来，“这种和谐的生活已经达到完全自然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超越过”。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句网红语言，着实给许多人打了鸡血，似乎整个社会进入了“做梦”的时代，不少人都在梦想着一夜暴富或成名，梦想着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陶渊明则告诉我们，还是要冷静冷静，比追逐梦想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

陶渊明很喜欢孔子一个叫作曾点的弟子，为此在《时运》中他记载了一个典故，有一次，孔子问几个弟子的理想是什么，子路说：“我要用三年时间，让一个千乘小国变得强大。”冉求说：“我要用三年时间，让一个贫寒小国变得富足。”公西赤说：“我要致力于宗庙祭祀，为诸侯会盟搞庆典。”只有曾点沉默不语。在孔子的追问下，曾点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想着天气暖了，就呼朋引伴，到沂河里游泳，去舞雩台吹风，然后唱着歌走回家。”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在这点上，孔子和陶渊明是相通的。事业即使再宏伟，也需要一个个当下作为支撑，在追梦的过程中，尤其不能忘记生活本身。

陶渊明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此，用一句现在很流行的话说，他走了很远，但从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出发。他从找寻到内心真正之爱后，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始终恪守自己的价值观，抵御一切困苦和诱惑，从而最终获得了生命的从容与淡定。

无论出身、长相、智力、家庭、环境如何不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桃花源”，只是许多人忘记了开门的密码。

其实，密码只有三个字——做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