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人生没有选择，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1/1）

公元331年，泾县县城，一场葬礼正在进行，死者是县令江播。这场葬礼的气氛不同以往，显得格外的诡异，暗暗隐藏着一股杀气。

江播的三个儿子身穿孝服，看上去有些奇怪的是，每个人都拿着一根手杖，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秘密，手杖里居然藏着一把利剑，氛围搞得如此紧张，因为他们知道，这场葬礼是仇人复仇的大好时机，搞不好躺在那里的不一定只是父亲，今天很可能成为全家人的祭日，所以不得不防。

该来的还是来了，一个身穿白衣素缟的吊丧客人，白布蒙着面孔，只露着一双眼睛，他随着吊丧的人群缓缓前行，到了灵堂，却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跪拜行丧礼，而是绕过祭台，悄悄地潜入内室，他知道江播的长子江彪在里面守护着棺木，说时迟那时快，进入内室后，此人突然拿出身上藏着的利刃，向江彪的要害处猛刺过来，江彪毫无防范，根本来不及拿出手杖中的利剑，便血流如注应声倒地，内室中其他人见状，乱成一团，四处逃散，其中包括江播的另外两个儿子，这位仇家哪肯罢休，追上前去，接连两刀，手起刀落，二子也倒在血泊之中。

看上去有点像金庸武侠中的情景，但却真实发生在公元331年的一天。

这位身手不凡的仇家便是桓温，他为什么会在葬礼上对江播三子痛下杀手，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刻骨仇恨呢？

其实，要说起来，桓温和这三个刀下之鬼之间没有直接的过节，仇恨是发生在父辈之间，简单地说，他们的父亲江播是桓温的杀父仇人之一。

这要从几年前说起，公元327年，东晋王朝发生了史上最大的内乱——苏峻之乱，桓温的父亲桓彝是个大忠臣，一心想救援朝廷，听说建康被苏峻攻破，他决定坚守泾县县城，拼死抵抗叛军。但一个月后，县城被攻破，桓彝被叛将韩晃所杀。而江播在此中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作为内应出卖了桓彝，所以被桓温视作杀父仇人。

这一天，桓温等了三年。

他父亲被杀时，桓温年仅十五岁，他指天发誓，一定要报弑父之仇。从此，他白天刻苦练习武功，晚上枕戈泣血，一心一意想复仇。江播听说此事，深感惊恐，终日不敢出门，家里戒备森严。

时间不等人，没等桓温兑现誓言，江播先死了。但人死仇不消，桓温把复仇对象转移到了江播的儿子身上，于是，便发生了开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父亲桓彝的死，是桓温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官宦子弟，过着颇为自在潇洒的日子，而此之后，他便要撑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在人生的道路上独立前行了。

整个家族的重担，从桓温诞生一刻起，就注定要由他来肩负，因为他是桓彝的长子，而且从一出生，桓温似乎就具备这样的潜质。史载，他出生不满周岁，当时的大名士温峤看到他，大为惊讶，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桓彝往自己儿子屁股上拍了几下，桓温放声啼哭。听到哭声后，温峤说道：“此儿将来肯定能成英雄”。能得到温峤的赏识，桓彝欣喜无比，于是给他取名为“温”，这也是“桓温”名字的由来。

对桓温来讲，青少年时代无疑是无忧无虑的，他的最大爱好居然是赌博，但不清楚是手气差还是水平臭，连赌连输，欠下了巨额赌债，他当然不敢回去和父亲要钱，无奈之下，只好找到自己至交袁耽。桓温找这位袁老兄并非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是赌神。

兄弟就是兄弟，桓温求上门时，袁耽正在为家人服丧期间，看到兄弟有难，二话未说，跟着桓温来到赌场，债主看着桓温带着一位来和自己赌，心里直犯嘀咕，他没见过袁耽的容貌，担心桓温带来的是这位赌神，便不安地问：“你不可能就是袁彦道吧？”彦道是袁耽的字，袁彦道当然不可能亮出自己的身份，否则还怎么玩？

袁耽赌博很有特色，“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旁若无人”，就是每次下了骰子，都会旁若无人地大叫，不知是为自己打气，还是要灭掉对方的威风，结果是三局以后，赌注已上百万，五局以后，桓温欠的巨额赌债一笔勾销，看到目的达到，袁耽见好就收，脱下自己的帽子，甩给对面的冤大头，说道：“你知道谁是袁彦道了吧”。

桓温总算解套了，他对这位袁老兄佩服得简直五体投地。

这位兄弟对桓温实在太够意思，不仅帮他摆平赌债，还原本想把自己妹妹嫁给他，可惜他的两个妹妹早已确定夫家，一个嫁给了殷浩，一个嫁给了谢尚，他非常抱歉地对桓温说：“很遗憾，我没有妹妹可以嫁给你了。”

什么是真兄弟，看看袁耽和桓温就知道答案了。可惜袁耽只活了二十五岁，史书没有记载桓温对老友英年早逝的感受，想必在袁耽死时，他一定痛不欲生。

不过，袁耽没有妹妹嫁给桓温，对桓温来讲并非坏事，相反，还有些幸运的成分在其中，这是因为桓温在为父报仇后，当朝的皇帝晋明帝司马绍将自己的女儿南康长公主嫁给了他，桓温没有做成袁耽的妹夫，却一跃成为了当朝驸马。

为啥一个杀人犯会成为驸马爷呢？照现行法律，一个人砍死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为过，考虑到为父报仇的因素，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也算正常，但是在当时，他的这种做法非但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反而被视为一种英雄行为。

这是因为在儒家正统学说里，为父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礼记·曲礼》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就是说对于弑父仇人，儿子们不能和仇人生活在同一蓝天下，无论仇人身处何处，儿子们非得找到并亲手杀之，连一向温文尔雅的孔夫子也教育弟子说，如仇人杀父母，就应睡在草垫上，枕着盾，不做官，不论在集市还是在官府，遇上了就要与他决斗，即使没有兵器，也要死磕到底。

因此，在当时几乎所有人看来，桓温的所作所为不仅正当，而且弥漫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更何况江播是参与苏峻叛乱的乱臣贼子，早就应该被诛灭，如今桓温只是替天行道。更让桓温没想到的是，这起事件对外传播的速度很快，很快传遍了整个东晋王朝，桓温不仅当上了驸马爷，而且成为了“网红”，许多粉丝为他的侠义之举击节叫好。

能够成功晋级驸马，除了侠义之气，桓温的长相对得起广大粉丝，他不是小鲜肉类型。《晋书》里说他“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就是说眼睛如紫苏辉石一样光泽黑亮而且棱角分明，胡须像刺猬毛那样直刷刷地分张开来，纯爷们一个。《世说新语》里也谈到他的长相，当时大名士刘惔说他“鬓如反猥皮,眉如紫石楞”，意思差不多。他长相最突出的特征是脸上有七个痣，就像天空中的北斗七星。

“郎才女貌”，男人说到底还是要拿事业说事。成为驸马，只是使桓温获得了一个很好基础，但真正在仕途上发迹，是因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庾翼。

庾氏家族是当朝的外戚，东晋初创时，王导、王敦等王氏家族掌控朝政，王家之后，权力便过渡到庾家手中，庾家老大庾亮病逝后，他的兄弟庾翼成为庾家的大当家，晋成帝病逝后，庾翼和他兄弟庾冰拥立了晋康帝，有了拥立之功，一时权倾朝野。

庾翼很欣赏桓温，史书说：“温与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宁济之事”，两人很投脾气，相约一起匡济天下。庾翼曾向晋成帝司马衍推荐桓温，说：“桓温具备英雄的才能，希望陛下不要用常人的礼节对待他，当成平常的女婿来豢养，应当委派给他重任，他必定能够建立匡救世事艰难的功勋。”

公元343年，在庾翼的建议下，朝廷任命桓温为北伐前锋。不久，又升任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此前桓温的职务是琅琊内史，算是地市级干部，在遇到庾翼后，像“坐火箭”一样，很快便成为了省部级的封疆大吏。

好景不长，两年之后，时任荆州刺史的庾翼病逝，他临终前上奏想让自己的儿子庾爰之替代自己的位置，但遭到了朝廷大臣们的反对，这些臣子对庾家专权早就看不怪，庾翼死了，正是去除庾氏家族的大好时机，所以坚决不能让庾家势力卷土重来。

庾家子弟不行，合适人选是谁呢？当朝丞相何充站出来说：“荆、楚乃是国家的西大门，拥有人口百万，选到合适的人则国家安定，选到不合适的人社稷可忧，怎么能让一个白脸的少年来担当这样的职位呢！桓温英气谋略过人，文武双全，这个职位没有比桓温更适合的人了。”

桓温的人缘实在不错，按说庾翼和何充是政治对手，但两人却争相要当桓温的伯乐，一个把桓温扶上了正部级的位置，另一个又要将地位极为重要的荆州给予桓温掌控。在何伯乐的建议下，朝廷任命桓温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把这个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重镇交给了他。

“人生的道路很长，但关键的只有几步”，坐镇荆州，对桓温来讲，无疑属于这几步中的一步。桓温刚上任，便提出要“统一天下”的口号。对于偏安江南的东晋，这个口号提得虽然硬气，但感觉宛若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历史上的几次北伐都无功而返，几乎没有人再对收复失地抱有信心。

整个朝野崇尚清谈，这些人整天身着宽袍、手持塵尾，云里雾里，谈玄论道，没有几个人还关心一统天下的事情。桓温偶尔谈谈，水平距离这些高手差很多，有次他和刘惔一起听别人说《礼记》，桓温觉得那个人讲得已经很好，但刘惔却觉得很一般。

桓温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对清谈变得毫无兴趣，觉得纯粹属于浪费时间。有次桓温穿着戎装出去，正好碰到刘惔，刘惔问他：“如此装束，意欲何为？”桓温说：“我不做这等事，你们怎么能安心清谈呢？”这明显是话里有话。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让朝野大跌眼镜，桓温决定亲率兵马进攻蜀地的成汉政权，打响了统一天下的第一枪。

成汉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简单地说，是一个由流民建立的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有一对父子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爹的叫作李特，儿子叫作李雄。

这还要把时光拉回西晋惠帝时期，当时在甘肃天水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实在活不下去，向朝廷申请迁往汉中，到了汉中发现情况也不好，接着南下蜀地，以寻求活路。这支浩浩荡荡的流民队伍中有汉人，也有氐族人、羌族人，其中包括氐族出生的李特以及他的兄弟李痒、李流、李骧等。

李特和一般流民不同，他曾经当过州县的军官，很有志向，但命运不济，被迫加入流亡大军中，当李特从汉中经剑阁进入四川，看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时，不由发出感叹：“刘禅有如此之地，居然束手就擒，真是一个庸才。”

当时蜀地父母官是益州太守叫作赵廞，他是皇后贾南风的亲戚，“八王之乱”中贾南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赵廞深感惊恐，此时朝廷传令让他去洛阳任职，将益州太守交于接任的耿腾，赵廞觉得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不甘心就范，就想在这些流民身上做文章。他开仓放粮接济流民，并把他们武装起来，任命李痒、李特兄弟为部将，正式起兵造反，杀了那个赶来接任的耿腾。

赵廞是个典型的小人，危机解除后，他看到李痒治军严谨，又害怕将来威胁自己，找了个由头将李痒杀掉，这下激怒了李特兄弟，他们率领流民武装，向赵廞发动进攻，一路杀进成都，赵廞乘船逃跑，途中为人所杀。此时，被朝廷任命为益州刺史的罗尚带着军队进入蜀地，李特刚刚和赵廞大战一场，元气尚未恢复，只能服从于罗尚领导。

这位罗大人初来乍到，想着干一番事业。眼前最挠头的问题就是流民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有很多种方式，但罗尚却选择了最简单也最愚蠢的做法——遣返。当时许多流民已经在蜀地安顿下来，遣返基本不具备现实操作性，李特也多次向罗尚求情，但都被拒绝。罗尚认为李特等人从中作梗，下令缉拿李特兄弟。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李特让自己弟弟李骧偷偷地把缉拿公告换了，原来公告写着只抓李家兄弟，现在抓捕名单则变成李、任、阎等各大流民首领，这一下把打击面扩大到整个流民队伍，流民武装纷纷聚拢到李特在绵竹的大本营。

罗尚见状只能采用硬手段，他派三万兵马偷袭流民大营，结果李特事先得到情报，早有准备，官军大败，死伤惨重。李特被推举为镇北大将军，一路杀向成都，蜀郡太守投降，李特攻占成都外城，罗尚躲在内城苦苦挣扎。

关键时刻，李特也没有逃脱人性的弱点，面对大好形势，变得骄傲自满起来，他没有一鼓作气拿下成都，而让属下的流民到各个本地村垒去征收军粮，本来这些村垒已经表示臣服，李特这样做使得流民和土著成为了对立面，罗尚抓住了这个机会，派人联系各村的这些土著武装，恰逢西晋朝廷派水军驰援益州，这些土著武装本来就是墙头草，看到这样的形势，同意与罗尚统一行动，志得意满的李特遭遇大败，自己也丢了性命。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李特的弟弟李流收拾残部，和李特的儿子李荡、李雄擦干鲜血，继续竖起旗帜反抗罗尚。但形势已不同以往，李荡很快战死，朝廷从荆州派来的援兵前锋已至，李流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在部属的劝说下，准备缴械投降。这遭到了李雄等人的坚决反对，自己父亲用命换来的成果怎么能拱手交给仇家。李雄率军击败荆州援兵先锋，而统领荆州援军的将领不巧在路上病死，援兵就退回了荆州，接着李雄集中兵力攻击罗尚，让其龟缩在成都不敢出来。

疾风知劲草，李流看到李雄的表现，深深为自己感到羞愧，就将兵权交于李雄。形势虽然有所改观，但对于这支流民队伍，困难依旧重重，主要问题是当地百姓筑垒自保，后勤供给非常困难，长此以往，失败不可避免，如何能争取到当地百姓的支持，成为事关生存的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重要是要找对人。他们就找到一个这样的关键人物，此人叫作范长生，他是天师道首领，也就说是一位宗教领袖，很有感召力，他长期住在青城山，门徒众多，普通百姓把他当作神一样的人物。这种人肯出山帮忙，事半功倍，果然在范长生的号召下，流民武装得到了不少当地百姓的支持，力量大增。

李流终于可以放心闭上双眼，在他死前，竭力树立李雄的权威，逢人便讲：“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他立李雄为继承人，并让自己的儿子要绝对服从李雄。李流死后，李雄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支队伍的领袖。

李流的眼光不错，这支流民武装在李雄的率领下，越战越勇，一举攻克成都，罗尚弃城出逃，公元304年，李雄在成都称王，正式建立割据政权。两年后，李雄更进一步，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大成，历史上称作成汉政权。建国后，先后占据汉中、南中等地，成为了包括陕西南部、四川大部和云贵部分地区在内的重要割据政权，势力范围和当年三国时代的蜀国相当。

李雄没有走刘禅的老路，作为一名流民政权的开国皇帝，他的表现出人意料的优秀。对外，与东晋、前凉等政权和平相处，不出头也不折腾，对内，休养生息，薄赋兴教，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对自己，从谏如流，知错就改，克己自律，营造民主宽松的氛围，在乱世之中，将蜀地治理得像“桃花源”一般，用《晋书》中的话说：“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

但和许多英明君主一样，李雄的最大败笔出现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他有十个儿子，但却一心想将皇位传给自己哥哥李荡的儿子，这是因为一方面李荡过早阵亡，李雄认为自己得了一个便宜，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李荡的，另一方面在自己生病时，李荡的儿子李班悉心照顾，表现要比自己那些儿子强得多。

李雄的想法遭到了大部分臣子的反对，其中包括李雄的叔叔李骧，他们认为李雄的儿子都已成年，不传嫡子传侄子，极易引发内乱。但李雄对此意志坚定，谁劝也不听。李雄死后，李班即位，李雄的堂弟李寿受遗诏辅政。

李骧等人担心的内乱很快就发生了，李雄的儿子李越对自己父亲将皇位传给李班非常不满，他在成都奔丧期间，与自己兄弟李期商议夺权事宜，李班过于宽厚老实，对于两人的阴谋毫无察觉，自己最后被杀死在李雄的灵堂之上，刚刚闭眼的李雄如能看到发生眼前的这一幕不知会做何感想。

李期当了皇帝后，对李寿非常猜忌，搞得李寿只能起兵造反，攻入成都，先逼得李期杀掉了李越，然后又将李期废黜并软禁起来，李期后来自尽而亡。

李寿起兵之初，曾经歃血发誓，事成之后要归顺东晋，但皇位真正摆在自己眼前时，他又犹豫了，李寿让人占卜，占卜者说他有几年的皇帝命，有的手下说：“能做一天皇帝就相当不错，何况几年呢。”李寿深以为然，天下哪有能做皇帝而不做的傻瓜呢，李寿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带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登上了皇帝宝座，把国号由“成”改为了“汉”。

李寿还真是按照“过把瘾就死”理念进行统治，大兴土木，滥杀无辜，搞得民怨沸腾。做了五年皇帝后病逝，他的儿子李势即位，这位比他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荒淫无道，看上哪个女人，就将其丈夫杀掉，成汉因此内讧不断，上下离心，只待压倒其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

桓温的出兵时机，选择得实在恰当。但是入蜀之路艰险，即使在桓温集团内部，对是否出兵也意见不一，江夏相袁乔是坚定的出兵派，他认为江防稳固，后赵不会乘虚而入，而成汉日益走下坡路，只要下定决心，一定能平定蜀地。

说干就干，这是桓温的风格，他上表朝廷要求西征，上奏尚在路上，他便开始出兵。战表到了建康，朝臣们大多不同意桓温西征，但木已成舟，反对也无效了，只能接着探讨桓温这次出征是否会成功。

大部分人并不看好桓温，认为他是自讨苦吃，可以等着看笑话，唯有刘惔认定桓温必定会得胜归来。他的理由是从桓温赌博的表现可以看出来，非胜券在握绝不出手。这应该是讲袁耽帮忙之后，桓温的赌技有了很大长进，否则桓温欠下巨额赌债就很难解释清楚。刘惔还说出了他的担忧，那便是桓温灭了成汉后，东晋朝廷恐怕很难再控制他。

刘惔所言不虚，但桓温的胜利也并非来得那么容易，存在着一些侥幸成分，第一个侥幸是敌人送的大礼，李势听说桓温已经到达成都平原，急令将领李福、李忠和昝坚率大军抗敌，这位昝将军不甘心守株待兔，想要主动出击，但情报工作却发生重大错误，走了半天没看到一个晋军，原来他与桓温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直到听说桓温已经攻到成都，才匆匆赶回来增援，但是士气已经低落到极点，军队很快就跑光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

第二个侥幸是自己人送的大礼。桓温击败李福、李忠，杀到成都城下，双方在笮桥进行最后的决战，或许是困兽犹斗，成汉军队重新焕发了战力，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桓温的军队死伤惨重，流矢数次从桓温身边擦过，桓温看到情形不对，决定收兵再战，结果负责鸣金收兵的兵士误敲起前进的鼓，晋军听到鼓声继续进攻，这下蜀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逃。

“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史书都这样说，但不少人认为鼓吏不可能犯下如此严重错误，可能是袁乔故意让鼓吏为之，无论是什么原因，这场蹊跷的敲错鼓事件，使得桓温赢得关键一役，进而攻占成都，李势向桓温投降，成汉政权灭亡。

桓温的胜利，让远在建康的东晋朝廷又惊又忧，惊的是桓温孤军入蜀，居然大获全胜，忧的是桓温声望爆棚，本来刚刚结束庾氏专权，桓温像一道阴影又一次笼罩在建康城。无论如何担忧，桓温平灭成汉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为东晋王朝消灭割据政权，算是立了大功，面儿上还是要大加封赏，于是桓温被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

平定蜀地是桓温一生中辉煌的时刻，在灭蜀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凸显了桓温的另一面。伐蜀途中，桓温的船队经过三峡，军中有人捉了一只小猿，带上了船，一只母猿沿岸哀哭嚎叫，跟着走了一百多里路也不肯离去，最后终于跳上船，一上船即刻气绝。剖开他的肚腹，肠子都一寸寸地断裂了，这就是成语“肝肠寸断”的由来，桓温听到此事大怒，下令罢免那个人的职务。

桓温是出了名的大孝子，虽然这样的悲剧发生在猿身上，他也实在难以容忍，但有时候忠孝却很难两全，也是在三峡进军途中，桓温看到陡峭的山壁好像悬挂在天上，翻腾的波涛迅猛飞奔，他不禁叹息道：“既然要做忠臣，就不能做孝子，有什么办法呢？”

平灭成汉后，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便是“我见犹怜”的典故，说的是桓温平定蜀地后，见到了一个绝色美女，此女正是成汉末代皇帝李势的妹妹，桓温一见倾心，便纳她为妾。桓温的正室是南康公主司马兴男，这个名字很男性化，不知在现实生活中这位公主是否也是位“女汉子”，总之，桓温和她不是很来电。

说两人夫妻关系一般，并非八卦而是有历史依据，据记载，桓温有个朋友叫作谢奕。此人经常跑到桓温府上来喝酒，喝醉了便衣衫不整，又唱又叫，还要追着桓温拼酒。桓温没有办法，只有躲到南康公主的房里，谢奕才止步。以后，凡是这个谢奕上门，桓温就躲到公主房里。南康公主满怀幽怨地说：“要不是这个醉鬼，我怎么能见得到郎君！”

公主脾气上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桓温根本就不敢把这位美人带回家，只能在外面“金屋藏娇”，但最终还是被南康公主发现了，驸马爷居然敢私藏美人，司马兴男勃然大怒，带着一群人来到李氏的住处来捉“小三儿”，公主等人闯进屋时，李氏正在梳头，黑发垂地，肤白如脂，明艳动人，超凡脱俗。看到穷凶极恶的一票人，她已知道是怎么回事，神情淡定地说：“我本来不愿意在这里，只是国破家亡，身不由己。如果杀了我，正合我的心意。”

激动人心的一幕发生了，公主呆呆地看着李氏，仿佛看傻了眼，手中的刀当啷掉在了地上。她颇有感叹地说：“我见犹怜，何况老奴！”就是说我看到你都动了心啊，更何况桓温这个老家伙！从此，两人情同姐妹。

一个女人美丽的最高标准，不是仅仅让异性喜欢，而是要能打动同性。

本来以为桓温就此会消停一阵子，没想到没过多久，桓温又提出要北伐。这下子给朝廷出了大难题，对偏安南方的东晋，北伐永远占据着道德的高点，况且此时后赵石虎死了，北方大乱，正是北伐的好时机，但朝廷不愿意看到桓温借北伐扩大自己的声势，怎么办呢？想出的万全之策是，一要北伐，二由朝廷组织，三不让桓温统帅。

东晋朝廷派出的主帅是当朝皇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他是一个大名士，但打仗绝对是外行，朝廷让他统帅三万兵马出征，当时中原很混乱，大量百姓逃亡想南渡，褚裒派兵马接应这些百姓，但在代陂被后赵军队大败，东晋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二十多万东晋遗民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不能自救，几乎全部死亡，褚裒的北伐宣告失败，他自己因羞愧自恨，很快便郁郁而终。

褚裒不行，朝廷又找来了殷浩，反正是不能让桓温北伐。殷浩更是一位大名士，也是王羲之的好朋友。他精通《周易》《老子》，谈玄水平很高，在那个崇尚清谈的年代，他的名望很高，他说：“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翻译过来就是：官本是臭腐之物，所以将要做官而梦见死尸；钱本是粪土，所以将要发财而梦见粪便。”这句话在当时被广为传诵。

殷浩的清高还体现他不愿意出来做官，朝廷召他，他不出山，征西将军庾亮召他，他也不出山，后来安西将军庾翼召他，他还是称病不出，身价与拒绝成正比，他越是不出仕，名望就越高，有人甚至将他与管仲、诸葛亮相提并论。

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殷浩也大抵如此，公元346年，东晋朝廷执掌朝政的司马昱又一次征召他，任命他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殷浩又拿出传统套路，上疏辞让，这下子把司马昱搞急了，他写了一封措辞很严重的信，大意是国家正当危难，衰败已到极点，殷浩见识广博，才思练达，为国所用，足以经邦济世。如若再存谦让之心，一意孤行，天下大事从此将要完结。一旦亡国，恐怕死无葬身之所。

殷浩一看司马昱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连“死无葬身之地”都说出来了，不好再拒绝，这场拉锯持续了四个多月，司马昱是在三月份发出邀请的，殷浩最终答应已经到了七月份。不过历史证明，殷浩的这次选择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错”，用四个字概括——“大错特错”。

名望很重要，但不能当饭吃，司马昱因为殷浩有极高的名声，受到朝野推崇，才请他出山，为的是抗衡桓温，如果让他在朝堂上谈谈玄，论论道，殷浩是一把好手，但要让带兵北伐，显然是找错了人，所谓“术业有专攻”，殷浩没有金刚钻，偏要揽瓷器活，到头来只能误己误国。

公元350年，殷浩被任命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殷浩走马上任，开始组织北伐行动，意气风发的他开始便不顺，出发时坠落马下，虽然灰头土脸地爬起来，继续骑马出发，但实在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接着不利之事接踵而来，本来后赵的许昌守将张遇已经降晋，殷浩派手下大将谢尚去接收，不知谢尚哪里得罪了张遇，这位降将又反了，“跳槽”投降了前秦，并且击败了殷浩所部，可以说出师不利。

此时，王羲之给这位好友写信，劝他应该收手，和桓温处好关系，等时机成熟再考虑北伐。殷浩没有听劝，开弓哪里有回头箭，决定硬着头皮干下去，但是他实在不是这块料，越干越暴露出他非但不懂军事，政治上也一窍不通。

团结是最大的政治，殷浩的北伐军团中最有战斗力的是姚襄的军队，姚襄是当年前赵大将姚弋仲的儿子，前赵覆灭后，姚弋仲和姚襄率一支羌族军队，转投东晋。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支军队，还有一线胜机。但殷浩却极其不信任姚襄，先是派人监视，后来索性想除掉他，本来应该想方设法让姚襄卖命打仗，殷浩却反其道行之，欲置姚襄于死地而后快，这样一来，失败已经是板上钉钉。

作为大名士，殷浩对付姚襄的手段却显得有些下三滥，他派刺客去刺杀姚襄，接连派了十几个，个个有去无回，到最后再没有刺客敢去。暗杀不行来偷袭，他派手下魏憬率五千精兵偷袭姚襄所在的谯城，结果被姚襄大败，魏憬被杀，姚襄下令将剩下的降兵脱了个精光，让他们回去告诉殷浩，不要欺人太甚。

种什么得什么，击败殷浩的果然是姚襄。殷浩出兵后，任命姚襄为先锋，对于这个角色，姚襄和手下经过讨论认为，这又是殷浩在使坏，如果他的军队胜了，功劳是殷浩的，如果败了，殷浩会借此收拾自己，很可能有杀身之祸。无论胜败，都没有好的出路，商量来商量去，姚襄决定把矛头先对准自己的主帅。

姚襄在一个叫作山桑的地方埋下伏兵，然后派人告诉殷浩说姚襄准备率军投敌，殷浩率领所有兵马来攻击姚襄，结果中了埋伏，所有人马被困在山中，任人砍杀，几乎全军覆灭，殷浩好不容易逃出，他以这样一种近乎耻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北伐之旅”。

殷浩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桓温做什么呢？三个字“看笑话”，他太知道殷浩了，觉得北伐对于殷浩而说是不可承担之重负，失败是迟早的事情。

作为很早成名的两个人，几乎明争暗斗了半辈子，谁都不服谁，年轻时两人有一段精彩对话，桓温问殷浩：“你和我相比，谁更出色？”殷浩来了一句：“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言外之意是说“我就是我，不一样的花火”，我殷浩决然不会羡慕你，因为你的一切和我无关。

用现在最流行的话说，便是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生活的节奏。

殷浩的失败，对桓温来讲无疑是“落井下石”好机会，他连续上书朝廷痛斥殷浩误国，要求追究殷浩的责任，朝廷没办法只好废殷浩为庶人，流放到东阳郡。桓温这下得意了，他对别人说：“小的时候，我和殷浩共骑竹马，我把竹马扔掉走了，殷浩上前捡起来，所以殷浩不如我。”

在贬损自己这位老对手时，桓温也清楚殷浩只是个替罪羊，北伐失败根本在于朝廷没有下定决心，而且所用非人，他对别人说：“殷浩品格高洁，能言会道，假使让他担任尚书令和仆射，足以成为朝廷百官的楷模，朝廷用才不当，以致有今日。”

殷浩来到流放地后，经常以礼佛读经度日，他虽然没有天天怨天尤人，但偶尔也会生些闷气，这时候他会对身边人说：“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意思是说：我顺着司马昱的梯子爬上去了，现在倒好，他把梯子给撤了。

或许殷浩觉得说了也白说，后来索性沉默寡言，整天用手在空中写“咄咄怪事”四个大字，有人认为殷浩这是恢复了名士风范，但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更像是得了抑郁症。过了一段时间，治疗抑郁症的良方来了，已经掌控朝廷的桓温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打算让殷浩出任尚书。

“宁作自己”的殷浩，如今不再那么矜持了，他心中感到大喜并立即回信。写好信，封好后，又担心信中是不是写错了，拆开来重新检查。然后再放到信封中，刚要送出去，还是担心有不妥，再拆开来看，就这样，他把这封信拆拆封封了十多次。最后终于觉得没问题了，派人把信送走。待送信人走远后，他回家才发现写的信还在桌子上，派人送走的只是一个空信封。

本来不想把事情做绝的桓温，等来的却是一个空信封，觉得殷浩以这样的方式侮辱自己，不由大怒，从此与殷浩绝交。殷浩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被自己搞砸了，追悔莫及的他在两年后忧郁病死。

褚裒、殷浩先后兵败，朝廷再没有理由阻止桓温出兵北伐了。桓温这次北伐的目标是苻健建立的前秦。

永和十年，也就是公元354年，一直叫嚷北伐的桓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一年，他开始第一次北伐，兵分两路，桓温自己率领四万多人从江陵出发，出湖北，然后经河南直趋武关。同时命令梁州太守兵出子午道，合击前秦军队。

憋了许久的桓温，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能量，蓝田一战，大败前秦军，白鹿原又打败秦将苻生，推进到长安郊区的霸上，就是当年刘邦驻兵的地方，长安城已经出现在攻击视线内，而城中只有苻健带着六千多兵马驻守。

看到东晋军队，最高兴莫过于关中百姓，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十八年没见过官军了，因此“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用一句歌词可以描绘当时那种感人的情景——“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桓温的军营里”。一些老人更是激动到失声痛哭，边哽咽边说：“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官军”。

不过接下来，桓温要让他们失望了。桓温到了霸上，便再没有动静了，对于近在眼前的长安视而不见，安静得让人匪夷所思。对此解释有三：一是桓温自己的解释，是说后勤补给出了问题，行军千里，后勤补给线越拉越长，粮草很难供应上，本来想抢收关中的春麦，但被前秦抢先一步收割，如意算盘被打破，所以无力进攻；另一是一个普遍的解释，那便是桓温从心底就没想去平灭先秦，他只是想用北伐来揽权树威，积累向朝廷叫板的资本；还有一种解释是桓温带的兵马并不多，害怕一旦攻克不了长安，自己会遭遇覆灭的命运。

到底哪种解释正确，不得而知。谁都不是桓温肚里的蛔虫，无法探究他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一种，也或许是几种综合考虑的结果。总之，桓温最后选择了退兵。

现在宣布第一次北伐的结果——失败！

桓温并不丢人，至少比褚裒、殷浩这两位要强得多，他们都没有到黄河边，而桓温却隐隐看到了长安城。这个时候，桓温向东晋朝廷提出一个令所有人都不敢想的建议——还都洛阳。

这个上疏传到建康，顿时在朝堂上炸了锅，桓温是几个意思，让君臣迁到他眼皮下的洛阳，这不是想重演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吗？况且洛阳被群狼环视，放着江南的好日子不过，怎么能主动往火炕里跳，所以一万个不答应。

桓温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拍脑门，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在道义上完全站得住脚，洛阳是正朔所在，当年司马睿南渡那是没办法，现在具备还都条件，理应回到晋王朝发家的地方。

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群臣对桓温的用心已经看透，但是由于道义上不占理，因忌惮桓温而不能迁都这种理由，还不能拿到台面上说。

群臣只能另找理由：一说百姓南迁已经半个世纪，早已落地生根，迁都很困难；二说如果迁都，晋元帝以来的皇帝陵墓都被抛在江南；三说洛阳能否守得住尚存疑问，还都后如果再被胡人攻破，岂不又要重蹈“永嘉之乱”的悲剧。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愿意。既然这样，桓温也没有办法。

桓温或许也没指望朝廷能同意，他只是为自己找个退路，反正地方已经打不来了，也通知朝廷诸位了，如果大家不愿意来，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于是，桓温从洛阳撤军，退回江东了。

不过，朝廷的担心并非多余，很快已经叛变的姚襄举兵围攻洛阳，朝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负责司、冀二州的军事，进军讨伐姚襄，开始了第二次北伐。

这次出兵非常顺利，一路畅通无阻到达洛阳近郊。围攻洛阳的姚襄不得不调转枪口，抵挡桓温所统帅的晋军。他把精锐部队藏在树林里面，派使者告诉桓温：“我是愿意投降的，只要您的军队稍稍往后退一点，我就拜伏在路边。”姚襄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那便是如果桓温军队后撤，他的军队就会趁势从树林里冲出，从而一举击溃晋军。

桓温毕竟是桓温，不是“书呆子”殷浩，一眼看穿了这个雕虫小技。他传话给姚襄：“我去收复洛阳，拜谒皇陵，与你没有关系。你想投降就自己来，不要再啰唆。”没办法，姚襄只好率军从树林中冲出，双方大战。桓温亲自披上铠甲，指挥弟弟桓冲和诸将死战，姚襄大败后溃逃。

桓温顺利地进入洛阳城，拜谒了西晋诸皇帝的陵墓，并对毁坏的加以修复。如今的洛阳城已经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看到此景，桓温也没有心思再给朝廷打报告，要求还都洛阳了，他自己也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于是他把洛阳周边的老百姓三千多户迁到江汉平原，只留了两千士兵驻守洛阳，保卫皇陵，自己带兵回到了荆州大本营。

第二次北伐的最终标签——成功！

桓温总算暂时消停了，不过在北伐过程中，他深感朝廷“外难未弭，内弊交兴”，不解决这些问题，自己再卖力恐怕也很难成功，于是他上书朝廷，提出著名的《七项事宜疏》，就是指出当前政治上的七个弊病，要求朝廷高度重视，予以整改。

哪七条呢？一是抑制朋党，杜绝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二是合并、裁撤冗余的官职；三是避免办事拖沓，对公文案卷的处理要限制时日；四是明确长幼之礼，奖励忠实、公正的官吏；五是褒奖惩罚要公允；六是继承、遵守古制，弘扬学业；七是选派史官，编修晋书。

桓温确实是人才，这七条放到任何一个王朝都适用。

仅仅说这些还不过瘾，很快他主持了一项重要的改革——庚戌土断，就是严厉清查户口，对隐匿户口的大族予以严惩。朝廷收税以户口为基准，而世家大族把流民收罗到自己庄园，这些人没有户口，但却成为大族们的佃户，结果造成朝廷没钱，但世家大族却很富裕，这项改革便是针对这个朝廷的“出血点”，效果相当明显，彭城王司马玄因违禁藏匿流民五户，被下廷尉问罪。仅会稽郡便“亡户归口三万余口”。庚戌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大大提高了东晋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桓温属于“闲不住”类型，忙完改革事宜，他又把目光对准了前燕。当时前燕有慕容儁、慕容恪等明君良将，所以在双方交锋中东晋一直处于下风，一败再败，丢了不少地方。

公元362年，前燕将军吕护领兵去攻洛阳，洛阳守将遣使告急，桓温派竟陵太守邓遐率三千人协助守城，就在此时，不知为何，桓温又一次提出了还都洛阳的上疏，这次比上次更进了一步，要求从永嘉之乱南迁人士，全部北移，以充实河南地区。

旧事重提，桓温这是要意欲何为？东晋朝廷又一次炸锅，反应似乎比上次还要大。按照桓温的方案，门阀大族和所有士大夫都要北迁，历经几十年，他们在江南置办的大量家业岂不要化作浮云，况且洛阳是前线，朝夕不保，在他们看来，桓温简直就是想让他们当炮灰。

每个人心里都犯嘀咕，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毕竟桓温是当今的老大，都不敢公然得罪他。就在大家都犯难的时候，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站出来打破了沉闷。

孙绰讲得很坦率，主要意思是丧乱以来，六十多年，黄河洛水一带早已是一片废墟，中原也是一派萧条。南迁人士已经历经几代人，还活着的都已经是有孙辈的老人。让他们携家带口万里远行，跨越艰难险阻，远离家坟，放弃产业，田宅未必卖得出去，车辆船只也无从得到，路途的劳顿很可能导致很多人要不累死在路上，要不淹死在江里，真正能到达北方的人应该不会很多。

一句话，桓温说的不可行！

“此处必须有掌声”，想必孙绰出头说出此番话时，朝堂上所有的人心底都为他暗暗叫好，但洛阳毕竟是大晋的故都，还都本身没有错，所以孙绰没有把话说死，他建议先派有威望的将帅镇守洛阳，收复河南，开通航运，等中原小康，再商议还都之事。

孙绰这样说，相当于把皮球踢回给了桓温，桓温听说后非常生气，他托人带话给孙绰说：“干嘛不去找你的《遂初赋》读读，何必操心别人的家国大事！”《遂初赋》是孙绰述说自己隐居世外思想的作品，桓温以此讽刺孙绰，意思说孙绰应该如自己写《遂初赋》那样，哪凉快哪待着去，别跟着瞎掺和。

危机尚未解除，朝廷想派人去同桓温商量，希望他能收回还都的主张。扬州刺史王述说根本不用，他说：“桓温不过是虚张声势吓唬朝廷，他并不是真的想让还都，只管答应他，不会有什么事情。”于是朝廷给桓温下诏，给他戴了一堆高帽子，希望他能统帅三军收复中原，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朝廷虽然避免了还都，但对桓温这位权臣没有什么有效制约措施，只能“哄”着。公元363年，朝廷加封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能想到的名号都给了这位权臣。

两年后，桓温移镇姑孰，将自己原来的大本营交给兄弟桓豁，让另外一个兄弟桓冲负责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这样，长江沿岸都被桓家所掌控。

再往前一步，就是加九锡，这对于桓温似乎唾手可得，但他不想硬干，觉得还是要让人心服口服，如何才能让朝野服气呢，还是老路子——北伐，收拾了前燕后回来晋级，一切才会显得水到渠成。公元369年，桓温率领五万兵马从姑孰出发，桓温的第三次北伐就这样开始了。

“金城泣柳”，是这次北伐路上留下的典故，说的是桓温途经金城，看见自己早年担任琅琊内史时栽种的柳树已经有十围那么粗壮，感慨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攀着树枝，捉住柳条，不禁潸然泪下，当年种下这些柳树时，自己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儿，如今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只能感叹，时光似水，不舍昼夜。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从此成为人到暮年时一种痛彻的伤怀，南朝诗人庾信作《枯树赋》，就曾引此典抒发对故乡的思念并感伤自己身世：“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毛泽东晚年很喜欢这篇文章，1976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请人读这首赋，一个人可以战胜一切，唯一不能战胜的便是时间。

吃一堑长一智，第一次北伐因为后勤补给困难而失败，这次桓温决定用水路解决这个难题，他让人在巨野开凿水路三百里，使船只由清水进入黄河。船队浩浩荡荡，看上去很是威武，但却存在很大隐患。桓温手下郗超看出了风险所在，他说：“由清水入黄河，逆流而上，路途遥远，航运很难保证，如果运输线断了，又搞不到粮食，形势会变得非常危险。”郗超建议桓温尽率全军直击前燕国都邺城，或者坚守河道，控制漕运，储蓄粮食，直至明年夏天再继续进攻，感觉甚好的桓温根本没有听进去。

桓温的大军进展很顺利，一直打到枋头，前燕皇帝慕容暐都想弃城北逃，被手下臣子劝住。他一方面向前秦求救，以割地为条件请前秦出兵援救，另一方面起用很能打的慕容垂。两军在枋头形成对峙局面。

此时老问题又来了，后勤供给渐渐开始跟不上，桓温命手下袁真进攻谯郡、梁国，并打开石门水道。但袁真始终无法开通石门，最终晋军军粮耗尽。无奈之下桓温焚毁战船，退军而去。慕容垂率八千骑军追赶，与晋军战于襄邑。桓温大败，死伤三万余人。

本来想以一场胜利为自己上位做个铺垫，没想到搞得如此灰头土脸，尽管朝廷不敢把他怎么样，桓温还是觉得面子尽失，总要找个替罪羊，袁真被他隆重推出来，桓温说他没有完成任务导致兵败，袁真不服，占据了寿春并降了前燕。

怎样才能重新树立权威呢，打仗是再打不动了，郗超给他出了个高招——废立皇帝。桓温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声称司马奕身体有毛病，不能生育，让褚太后下诏废掉司马奕，改立辅政的司马昱为帝，是为晋简文帝。

这位新皇帝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历史上的权臣一般喜欢拥立小皇帝，以便自己容易控制，但五十九岁的桓温却拥立了仅比自己小六岁的老皇帝，的确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说起这位司马昱的皇帝之路，怎么一个艰辛了得。原本他有机会在幼年时成为东晋第二位皇帝，没想到，却在五十多岁垂垂老矣时成了第八位皇帝。

司马昱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最小的儿子，司马睿四十五岁时，司马昱来到这个世间，司马睿算是中老年得子，所以他对这个小儿子非常疼爱，当时的“活神仙”，也是风水学的泰斗郭璞说司马昱：“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就是说，将来能振兴大晋的，非这小子莫属。

作为司马睿的幼子，前面有五个哥哥，按说即位当皇帝一点希望都没有，但由于司马睿对他的疼爱，再加上郭璞这一席话，司马睿居然动了让他当太子的念头，在他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的时候，司马睿封他为琅琊王，这可不是一般的名号，因为司马睿在没有成为皇帝之前，就是这个封号的拥有者，他从来不舍得把这个名号拿出来，现在将珍藏多年的名号授予司马昱，可见对这个幼子寄予了厚望。

司马睿后来决定再往前走一步，改立司马昱为太子，不过此事被王导等人给搅黄了。过程很有趣，当时重臣王导和周顗都觉得司马睿的这个想法不靠谱，所以坚决反对，但另一位大臣刁协为了迎合帝意，建议司马睿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于是，司马睿拟好了圣旨，他怕王导、周顗等人阻挠，想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他原本计划传旨让王导和周顗进宫，然后把诏书给刁协，令其对外宣布旨意，王导和周顗知道时木已成舟，也不好再反对。

王导、周顗进宫后，司马睿怕露馅，让他们到东厢房休息，周顗没有多想，但王导觉得里面有蹊跷，他直接找到司马睿，一直追问为什么要召见他们。司马睿无言以对，面露愧色地把藏在怀中的诏书拿出来撕掉。

司马昱最接近皇位的一次机会就这样溜走了，在他两岁时，最疼爱他的老爹驾崩，他的大哥司马绍即位，三年后，大哥病逝，他的侄儿司马衍即位。司马昱二十二岁时，侄儿皇帝也死了，司马衍的弟弟司马岳即位，司马岳干了两年多，便得重病，他的两个儿子尚在襁褓之中，当时执掌朝政的庾冰、庾翼兄弟提议传位于已经成年的司马昱，这是司马昱第二次最接近皇位的机会，但庾冰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司马岳在临终前三天下诏，立自己的儿子司马聃为太子。

好吧，司马昱接着辅助自己的侄孙子，转眼十七年过去了，侄孙子司马聃死了，司马聃没有子嗣，按说应该轮上司马昱了，他当时已经年过不惑，正是人之盛年，朝中的呼声也比较高，但当朝褚太后，害怕司马昱上台后，自己大权旁落，于是下令由侄儿司马丕即位，就这样，司马昱又一次与皇帝擦肩而过，没过几年，司马丕也死了，他依然没有儿子，褚太后又把司马丕的弟弟司马奕送上皇帝宝座。

就这样，司马昱眼看皇位上的人轮流交替：他的哥哥、他哥哥的大儿子、他哥哥的小儿子、他哥哥小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小儿子，而他自己则一天天老去。

自此，司马昱彻底死心了。

事实证明，身体确实是革命的本钱，一个个小辈先他而去，经历了七朝变更的司马昱，终于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只是司马昱当年的热情早已消逝，更何况他是被桓温指定做这个皇帝，上台后注定也是一个傀儡，这种赶鸭子上架的做法，让司马昱不仅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反而非常郁闷。

郁闷到什么程度，史载，司马昱每次见到桓温都痛哭流涕，搞得桓温也不知如何是好。本来身体还算不错的司马昱，当上皇帝后却每况愈下，皇帝宝座坐了不到一年，便被重病击倒，他隐约地看到死神在朝自己招手，想着召桓温来商量后事，连下四道诏书，请在姑孰的桓温入朝，但都被桓温拒绝。

桓温为什么拒绝，现在看来还是一个谜团，如果想篡位，此时应该是最好的机会，带兵入朝，趁着皇帝病危，可以顺利登基。但桓温为什么却拒绝入朝，对此后世颇有争论，挺桓温的认为，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桓温根本就没有篡位之心。另一派则认为这是桓温一贯毛病，和第一次北伐拒不攻取长安一样，他最擅长关键时候掉链子。

司马昱等不到桓温，只能自己安排后事了，他下诏立自己的儿子司马曜为太子，让桓温像当年周公一样摄政，还说道：“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这句话很熟悉吧，这和当年刘备在白帝城与诸葛亮说的基本是一个意思，临终说出这样话的帝王，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继承人比较羸弱，二是辅政大臣很厉害，三是对身后之事充满焦虑，这种话看上去诚恳，但实际上是一种试探，更是一种警示。

司马昱当然希望桓温和当年诸葛亮一样，听到此话后，能知道深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身边的侍中王坦之，似乎对桓温根本没有信心，他看到诏书，觉得后患无穷，当着司马昱的面子，撕掉诏书，司马昱也在生命最后一刻做出正确的抉择，对桓温由“君可自取之”改为“如孔明、王导辅政”。

桓温无疑是失望的，不管他是否真有篡位之心，他心里期盼着司马昱会把皇位让给他，至于他是否愿意做，那另当别论，但结果司马昱死前又立了一位皇帝，而他自己也只是辅政而已。不知是真生气了，还是为了奔丧，桓温带着一些兵马到了建康，东晋朝廷一直以来对这位头牌就非常忌惮，听说他引兵入朝，纷纷盛传桓温这是要来夺皇位的。

东晋朝廷根本阻挡不了桓温，能做的就是让王坦之、谢安等率领百官去新亭早早迎候桓温，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新亭风波”中，谢安立功了，他不卑不亢，经过与桓温的长聊后，桓温选择了退兵，也就此选择了自己最终的命运。

桓温回到姑孰后，便重病缠身，他的欲望似乎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只是希望朝廷能够授予他九锡，这是历代权臣除了篡位外，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在盖棺论定时，桓温需要一个上层次的称号，但遗憾的是他遇到了谢安，最后的这个愿望注定成为一桩黄粱美梦。

谢安用的方法很简单——拖，本来有人已经起草好了加九锡的诏令，谢安看完，觉得写的不到位，让拟稿人修改，修改完了再给谢安看，谢安还是觉得不满意，这个材料也没有标准，谢安的意见是要精益求精，能够惊天地泣鬼神，结果还没定稿，桓温就不行了。

公元373年七月，一代枭雄桓温在姑孰病逝，走完了他六十二年的传奇人生。

桓温虽然死了，盖棺但很难定论，一直以来，对他的一生充满争议，焦点在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匡济社稷的大英雄，还是一个意图篡位的野心家。

持前者观点的认为，桓温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被重视，桓温虽然权倾朝野，但出身并不高贵，在那些大门阀大名士眼中，桓温就是一介武夫。

有次桓温为自己的儿子向王坦之的女儿求婚，这居然引得王坦之的父亲，也是大名士王述大怒，他说“兵，那可嫁女与之！”就是说，我们王家的女子怎么能嫁给一个当兵的呢。桓温所以如此努力，三次率军北伐，无非就是想用功名来赢得天下人的尊重和认同。况且既然桓温能够废立天子，自己要想做皇帝根本没有人能阻拦他，但至死他也没有迈出这一步。

持后者观点的认为这正是桓温最大的弱点，在关键时刻缺乏孤注一掷的胆量。柏杨先生是后者观点的代表，他说：“桓温显然渴望篡夺政权，无奈，他虽有篡夺政权的决心，却不敢篡夺。司马昱卧病，一夜之间，发出四次诏书，征召桓温进京，这是上天赐下的篡夺良机，桓温竟然拒绝，使人怀疑他的智力商数。他之所以拒绝，由于他的恐惧，恐惧掉进陷阱。因为他无胆，所以在节骨眼上，也就无能。桓温终于放弃晋帝国帝位，不是力量不够，而是他对自己的必胜把握，没有自信；而自信，正是英雄事业的必要条件。所以，桓温不能称为枭雄，不过一个较王敦略高一筹的饭桶军阀而已。”

“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是桓温留给这个世界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成为他充满争议一生的真实写照。悠悠千年过去，流芳后世或遗臭万年，对桓温来讲，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倒是他留下的那些典故千年以来让后世津津乐道。

桓温一直把西晋大忠臣刘琨作为自己的偶像，有一年北伐，他遇到了刘琨手下的一个老歌姬，于是问：“我跟你已故的主人刘琨比，如何？”这位女士说：“我看你长得跟刘将军差不多。”这可把桓温乐坏了，马上梳妆打扮一番，再问：“我哪里像他？”这位老人回答：“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就是说，眼睛相似，就是小了点；脸相似，薄了一点；胡须相似，就是红了一点；身材也相似，就是矮了一点；声音相似，就是有点像女人的声音。本来满心欢喜的桓温听后备受打击，脱去衣帽，一头扎进房间里不出来，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这份真性情或许才是真实的桓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