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讲 一场“符水”中的革命（1/1）

正当灵帝玩得不亦乐乎，宦官专权将东汉王朝带入最为黑暗年代时，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起义终于上演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头人叫做张角，他是冀州巨鹿人(今河北平乡县)，在灵帝刘宏即位后不久，他开始在魏郡(今河北邯郸和河南安阳一带)传教，他传的教叫做“太平道”。

“太平道”是东汉末期民间的秘密宗教。说起这个宗教，要从道教的起源说起。道教推崇的经典是老子的《道德经》，但从严格意义上，老子、庄子并不是道教的创始人，他们只是开创了道家，说到底是思想家，而非宗教的创始者。道教最早应该是从西汉时开始孕育的。

汉成帝时期，有个叫甘忠可的方士，写了一本《包元太平经》，说上天派了一个叫“赤精子”的神仙下凡来帮助大汉，他鼓吹改元变号，接受天命。但生不逢时，此时西汉是儒家治国，最讨厌这样的有神理论，甘忠可因妖言惑众而被处死。到了汉哀帝时，他的弟子夏贺民仍不甘心，继续将此书呈献天子，因当时哀帝久病不起，有些“急病乱投医”，就相信了他所言，又是改年号又是祭神仙，想让病情好转，结果折腾半天丝毫没有效果，夏贺民和他师父一样，最后人头落地。

虽然这套说法没有被皇帝所认可，师徒两人也先后被杀，但书籍和其中的思想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到东汉时期，又出现一位自称“神仙”的于吉，据说他得到了一百七十卷神书，叫做《太平清领书》，这本书由他的弟子宫崇献给顺帝，结果还是因“妖妄不法”而遭到封存。

但是张角却对这本书着了迷，他刻苦专研这本天书，并完全接受教义，以此创立了“太平道”，张角自称为“大贤良师”。这有点像后来的洪秀全，洪秀全是在科举失利后，偶得《劝世良言》并沉迷于此，创建了“拜上帝会”。

张角和甘忠可师徒不一样，后者是想让皇上接受他们所说，但张角却将传授对象指向了广大民众。短短几年中，张角和他的兄弟张梁、张宝走南闯北，宣传教义，信徒由最初的几百人迅速扩大到三四十万人。

“太平道”信徒数量如此迅速增加，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当时瘟疫流行。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时代，在灵帝时代就爆发过五次大瘟疫。张角利用这样的时机，以“治病”的方式传教，张角兄弟声称病人喝下他们施过法术的符水就能痊愈，一些病人听后就来尝试，结果还真有一些人被治愈了。这样的治病方式本来毫无科学可言，但能取得这样的成效，很可能是“顺势疗法”在起作用，就是患者如果对一种治疗方法有充分的信心，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对病症的抵抗力也会有所提高。同时张角兄弟也懂些医术，不排除在符水中添加一些药物。总之张角兄弟能治病的消息迅速传播出去，许多人都把他们当做“神仙”来加以膜拜。

更让这些病友赞叹的是，张角兄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分文不取，如果有人自愿交钱，他们也不把这些钱收入自己腰包，而是用于救济贫苦百姓。张角兄弟告诉他们，只要加入“太平道”，就可以进入“太平世界”，那是一个没有痛苦，人人可以获得幸福的和谐世界，这对于生活在黑暗时代的百姓，仿佛看到了难得的光亮，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太平道”的名声得以广为传播。

二是东汉流民问题严重。东汉建立伊始，光武帝和汉明帝，对豪强地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量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这些农民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成为地主豪强们的雇佣，或者离开家园成为流民，不少人选择了后者。

由此流民越来越多，他们背井离乡，四处流窜，朝廷无法安置和赈济，结果导致他们无衣无食，甚至到了人相食的地步，而张角的“太平道”便成了他们最好的归宿，他们依靠宗教信仰得以解脱，同时还可以从其他教徒那里得到救济，所以流民迅速成为“太平道”的主要构成。

三是东汉后期道家思想的合法性得以承认。长期以来，儒家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到东汉末期，情况发生变化。桓帝刘志在位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老子仪式，后来索性将老子的牌位请进皇宫。刘志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荒淫无道的皇帝之一，这样大张旗鼓地膜拜道教，一方面是想通过道教保佑自己有个“龙种”，解决一直没有子嗣的难题。另一方面在他统治时期，一些农民暴动总是打着老子的旗号，他这样做，也是想占据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但无论什么原因，皇帝对老子的尊崇使得道教得以迅速传播，这也客观上助长了“太平道”迅猛发展，因此“太平道”的信徒不仅有饥民、流民和病人，连一些官宦子弟、地方富豪、朝中大臣，甚至在宫中担任中常侍的宦官封谞、徐奉等人，也都成为张角的信徒。

队伍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张角出了个难题，那便是该如何有效管理这个庞大的组织。张角先自封为“大贤良师”，然后将全国弟子封为三十六个“方”，每个“方”设置一个首领，直接听命于张角，大方有万余人，小方有六七千人，这些信徒家家户户都供奉张角，此时的张角已经被完全神化，加入““太平道””成为一股社会热潮。

“太平道”的动静如此大，自然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大臣杨赐和刘陶上书刘宏，说张角的“太平道”已成蔓延之势，如不加以镇压，恐成大乱，建议朝廷要高度重视“太平道”的威胁，先解决流民问题，然后逮捕张角，彻底清除“邪教”。但上书被封谞、徐奉等人扣压并没有呈给刘宏，刘陶面见刘宏时也提出这样的建议，但刘宏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这事不了了之。

杨赐、刘陶所言确实不虚，张角的抱负并不在于传教治病，他的志向是改造世界，建立自己理想中的国家。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推翻东汉的统治。

按照当时“五德始终”学说，汉朝是火德，取代火德的是黄色的土德，他们宣扬“赤德气尽、黄德当兴”，又以甲子为初始，意为除旧布新，所以张角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苍天”代表腐朽的东汉政权，“黄天”则代表“太平道”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后，张角便开始准备起事。

张角最初的计划是让负责洛阳一带“大方”的首领马元义，联络宫中的宦官封谞、徐奉等人，里应外合，一举拿下洛阳。与此同时，三十六方同时起事，这样天下便可易主。他们确定的起事时间为甲子年即公元185年的三月初五。

在此之前，马元义做了许多造势工作，他派手下一些骨干分子进入洛阳城。不久以后，城里许多孩子都会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歌谣。朝廷衙门的一些大门上，也不时出现用白土写的“甲子”二字，当时负责首都治安的河南尹是何进，他对此也感到很蹊跷，但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个头绪。

正当起义紧锣密鼓筹备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马元义有位弟子叫做唐周，大概对“革命”前途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向朝廷告发了张角、马元义起义的计划。刘宏和大臣们听后感到十分震惊，随即宣布洛阳戒严，然后关闭城门，在城内派出兵马搜捕马元义，抓到了他并用车裂的方式处死，同时在洛阳城大肆搜捕张角党羽，先后诛杀千余人。

清理完洛阳的信徒，刘宏派出军队去缉拿张角。张角已经提前知道洛阳城发生的事情，形势非常急迫，他派快马通知各方提前起事，他自称天公将军、弟弟张宝、张梁分别为地公将军、人公将军。起义军用黄巾包头，历史上称作“黄巾军”，这次起义被称为“黄巾起义”，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宗教思想支持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由于“太平道”信徒众多，遍布全国，东汉王朝十四个郡至少有八个郡出现了暴乱，而且不少郡县被黄巾军占领。特别是在洛阳周边的几个郡，都出现了暴动，对京师形成了合围态势。

一时间，告急文书从各地传到京师，贪玩的刘宏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应对了。他组织召开御前会议，让群臣商议破敌之策。商议的结果是首先稳固京师。于是刘宏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统率所有御林军和警备部队拱卫洛阳。同时在洛阳周边设置了八个关隘，每个关隘都派重兵驻守，并任命一位都尉为统帅，号称“八关校尉”，防止黄巾军势力进入洛阳。

稳固住京师后，下一步就是派兵讨伐各地黄巾军。当时可以委以重任的将领首推皇甫嵩，他是“凉州三明”之一皇甫规的侄子，他的父亲皇甫节曾担任雁门太守，一家人都为东汉镇守边关。皇甫嵩虽然是个军人，但很有政治头脑。他抓住这个机会，向刘宏提出一系列平定黄巾军的策略，包括解除党禁，大赦党人；将卖官的钱拿出招募和赏赐军士；下令让各地太守、刺史就地征兵；鼓励地主豪强自行募勇讨贼等。

刘宏觉得皇甫嵩所提建议大部分可以接受。只是对解除党锢有些犹豫，于是征询中常侍吕强的意见，吕强表示大家对党锢都有意见，党人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势力不容小觑。如不赦免他们，恐怕会与张角合谋，到那时就晚了。现在如能大赦党人，惩治贪官、整顿吏治，则天下人心还可以收拾，盗贼自然也不难平息。吕强的话起了重要作用，刘宏下令解除了党锢，自此，党锢之祸宣告彻底终结。

就在此时，有人上书将黄巾军的兴起与宦官专权联系起来，上书的是郎中张钧，上书中直斥当时权势很大的十二位宦官，由于他们都官居“中常侍”，历史上把他们叫做“十常侍”，张钧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应该讲，张钧的上书并不仅仅代表自己，实际上反映着当时许多人的心声。

刘宏看上去极为昏庸，但他深知统治之术，对于张钧的上书，他并没有驳斥，而是将上书下发给“十常侍”，让他们看看社会的呼声。平日里骄横无比的这些大宦官顿觉风头不对，赶忙脱掉官帽官靴，集体向刘宏请罪，并表示愿意捐出家产用来平叛。刘宏看到目的达到，便也就此收手。

在刘宏的驾驭之术下，面对黄巾军这个强敌，一直死掐的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官僚暂时缓和了彼此的关系。刘宏知道平日里需要依靠宦官，但对付黄巾军，还是需要依赖文官武将。所以他封皇甫嵩为左中郎将，朱儁为右中郎将，统兵南下讨伐离洛阳最近的颖川一带的黄巾军，拜卢植为北中郎将，北上迎战张角主力。

卢植是幽州涿郡人，是个文武兼备的人才。他少年时拜在大儒马融门下学习，这个马老师很有意思，有时上课时会让美女在旁边载歌载舞，对此卢植气定神闲，眼珠从来没有在美女身上转一下，深受马老师的青睐，便对他悉心传授。他曾经参与平定地方叛乱，拥有一定的作战经验。

另一位统兵将领朱儁，出生贫寒，他从小吏做起，参与平定交趾的作战，建立军功，并被封侯。临行前朱儁向刘宏提出一个请求，想任命自己老部下下邳县县丞孙坚为佐军司马，跟随自己一起出征。

孙坚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十七岁和父亲乘船外出做生意，海盗在岸上瓜分抢来的赃物，船主们都不敢前进。孙坚主动请战，他父亲觉得他年龄太小，没有同意。结果他自己操刀登岸，大呼小叫，指东划西，海盗以为来敌较多，纷纷逃散，孙坚追上去斩杀一人，由此名声大振。后来自己招募兵勇，配合官军讨伐自立为“阳明皇帝”的许昌父子，立下战功，被授予官职。朱儁觉得他是不可多得的青年才俊，后来事实证明，朱儁果然是慧眼识才。

战斗首先在南部战场展开，皇甫嵩和朱儁各率一军，攻击颍川黄巾军主力，黄巾军由将领波才统领。东汉军队首战并不顺利，被黄巾军击败，黄巾军一时气势很盛，但皇甫嵩毕竟是名将，他冷静地观察黄巾军，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破绽，那便是波才让军队在草丛边安营扎寨，这为皇甫嵩提供了难得机会。于是他命令少数人点燃火炬登城防守，吸引波才军的注意，然后派出精兵绕到波才军营处，纵火后大呼，波才军队顿时乱作一团，城里的东汉军队乘势出击，波才军队四处逃散。

波才残部逃亡的路上遇到了东汉另一支军队，统领这支军队的是后来的一代枭雄曹操。

曹操的父亲叫做曹嵩，他是担任中常侍的宦官曹腾的养子。灵帝刘宏公开卖官，给了曹嵩机会，他出钱一亿买了个太尉。曹操出身在官宦家庭，家境很优越，不可避免沾染了官二代的习气，放荡不羁、游手好闲，在少年时代，做了不少荒唐事情。但是他后来收敛许多，改过自新，刻苦读书，并注重结交名士，曹操的诗文一流、文韬武略，和他青年时代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因为他爷爷是宦官，父亲的官又是买来的，所以不少人看不起曹操，唯独老太尉桥玄很欣赏他，认为他是个奇才。桥玄让他去找一个叫做许劭的人，因为许劭专门品评天下名士，在这方面很有权威，他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会成为定论。桥玄让他找许劭进行品评，如果评价不错，无疑对曹操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广告。

曹操找到许劭后，两人谈论世事，曹操对答如流。许劭听后并没有下结论，曹操有些着急，直截了当要求许劭评价自己。许劭还是笑而不语，曹操很生气，一把抓住许劭的衣领，让他赶快下结论，许劭被逼无奈，便说了十个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对这个评价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走了。人们经常说曹操是“乱世奸雄”，出处应该就是这里。

作为官二代，曹操很容易就步入了仕途，他二十岁时，做了郎官，后来调任洛阳北部尉，负责警戒京师各个城门。曹操上任后准备大干一番，先是修缮了各个城门，并在每个城门上挂了五种颜色的大棒，也可叫“杀威棒”，胆敢有犯禁的，不论是谁，即刻棒杀。当时刘宏非常宠信的宦官蹇硕的叔叔，不顾宵禁令夜里出来瞎溜达，曹操令左右将其拿下，并用乱棍打死。从此权贵们收敛行迹，无人敢犯。

由于曹操的背景，权贵们对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找了借口让他离开京师去地方当了一个县令，但很快他又重返朝廷，担任议郎，他开始表现得很积极，针砭时弊，抨击权贵，为被宦官杀害的窦武、陈藩叫屈，表现出一派名士的风范，他的爷爷是大宦官，曹操是想用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宦官群体彻底划清界限。但后来感觉东汉朝廷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治，所以也就不再多事。黄巾起义爆发后，被任命为骑都尉，领兵讨伐，从此开始了曹操的戎马生涯。

曹操的首战很幸运，正好碰到了被皇甫嵩击溃的波才部，曹操带人乱杀一通，斩获不少。并与领兵追杀而来的皇甫嵩、朱儁合兵一处。没过多久，波才整顿逃兵聚众再战，又被击败。捷报传回朝廷，刘宏下令封皇甫嵩为都乡侯，由于朱儁曾经得罪朝中的宦官，这次没有得到封赏。皇甫嵩、朱儁、曹操趁胜进攻，在阳翟再次击败波才，波才在乱军中被杀，自此，颍川、汝南被平定。

皇甫嵩为人很正直，得胜后并没有贪功。他主动上书把功劳归于朱儁，并为他请功。朝廷封朱儁为西乡侯，并升曹操为济南相。受封后，皇甫嵩讨伐东郡，朱儁讨伐南阳，曹操到济南赴任，三人就此别过。皇甫嵩在仓亭一战中击败黄巾军卜己部，生擒卜己，平定东郡，随即奉诏北上驰援冀州战场。

为什么要北上驰援冀州？因为此时北方战场进展不顺利。北方战场的统帅是卢植，他带兵来到冀州后，开始进展非常顺利，接连击败张角。张角力不可支退守广宗城，与此同时，当地的太守、商人、大庄园主纷纷招募兵丁乡勇来侵扰黄巾军，这里面包括后来的蜀汉创始人刘备。

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身上流淌着皇家的血液，但到他这一代时，家境已经非常败落，他以贩卖草鞋草席为生。虽然家道中落，但并没有消磨刘备的志向。他十分喜欢结交豪侠之人，先后结识了关羽和张飞，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只是说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黄巾起义爆发后，他们也拉起一支队伍，加入到讨伐黄巾军的行列中。

卢植把张角包围在广宗城后，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挖掘壕堑，打造云梯，积极做好总攻的准备。这时候，朝廷派来一个叫做左丰的宦官前来监军，左丰不懂军事，只知道谋财，他暗示卢植向自己行贿，卢植不知道是没明白还是不愿意，总之没有遂左丰的心愿。

左丰回到洛阳后，在刘宏面前说卢植的坏话，说他怯战邀功。刘宏听信谗言，撤销卢植的职务，让西凉太守董卓接替。董卓是个大老粗，一直驻守边塞，他接任后，放弃了卢植的战术，而是主动进击，以求速战速决，但效果不好，接连吃了败仗，朝廷下令免除了他的职务，改由在南部战场所向披靡的皇甫嵩接替。

皇甫嵩到达北部战场时，正赶上张角病逝，黄巾军由张角的三弟张梁统率。皇甫嵩认为机会难得，就率军向张梁部猛扑过来，没想到张梁比张角更加骁勇善战，首战重创皇甫嵩。这一败仗把皇甫嵩打醒了，他不敢再轻敌，而是选择闭门不出，静观其变。

张梁所部看到皇甫嵩部受到重创，无力再战，不由放松了警惕，注意力逐渐松懈下来。皇甫嵩抓住机会，连夜调动兵力，偷偷摸到张梁军附近，等到公鸡一叫，突然发起攻击，黄巾军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张梁也无法压住阵脚，血战从黎明一直到中午，黄巾军战死三万多人，跳河自尽五万人，张梁也在乱军中被杀，场面和结局都非常的惨烈。

张梁部覆灭后，黄巾军的精锐尽失，东汉军队转入了全面反攻。没过多久，在巨鹿太守郭典的配合下，皇甫嵩围攻张角二弟张宝驻守下的曲阳，一举攻破城池，诛杀包括张宝在内的黄巾军十万人，所有的首级、战利品和俘虏悉数送往洛阳，并在洛阳城南将头颅堆成一座小山，上面封土，称为“京观”，刘宏率群臣前来观看，炫耀军功同时也给那些想造反的百姓巨大的心理威慑。

张氏兄弟被灭，黄巾军主力基本上消失了。但仍有一些零星的力量坚持斗争，其中据守宛城的黄巾军最为顽强，三进三出，反复争夺，与东汉军形成了拉锯。直到城池第四次被攻破，才停止抵抗。自此，持续不到一年的黄巾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公元184年十二月，朝廷宣布黄巾之战结束，灵帝刘宏下令改年号为中平。

黄巾军起义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准备时间很长，但持续时间却很短。张角兄弟到处治病传教，发展组织，用了很长的时间，但真正起事到最后失败，却只有九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样，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起义计划被叛徒出卖，导致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仓促起事；二是张角兄弟没有明确的战略思想，自始至终没有建立政权组织，各个地区义军各自为战，缺少彼此支援配合，最后被各个击破，分而歼之；三是起义军缺乏基本军事训练，大多靠宗教狂热武装自己，遇到攻击，很容易一哄而散，不仅无法以少胜多，反而经常被人数远不及自己的东汉军队击败；四是没有赢取民心。起事时号称是农民起义，但起义后背离宗旨，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赢得广大百姓的支持，反而逐步演化为一股盗匪。五是东汉的战力尚存。东汉末年政治腐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东汉还拥有皇甫嵩、朱儁、卢植等一批有勇有谋的良将。六是面对的抵抗力量强大。黄巾军面对的不仅有实力很强的东汉官军，还有地方地主豪强等大小武装，寡不敌众，失败在所难免。

黄巾军起义虽然失败，但它对东汉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尽快平定起义，刘宏采纳了皇甫嵩的建议，让各地地方长官就地征兵，让地方地主豪强自行募勇，直接导致具有野心的将领和地方官员借着黄巾军之乱，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一场大规模的军阀混战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