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讲 谁说文人骨头软（1/1）
汉桓帝刘志借助宦官，清除了梁冀和梁家势力，这让受尽了梁冀淫威的朝臣们感到异常振奋，头顶的乌云终于散去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迎来期盼中的阳光，反而是一场倾盆大雨接踵而来，一个空前黑暗的宦官专权时代来临了。
长期生活在梁冀阴影下的刘志，能重新过上一呼万应的真正帝王生活，全靠了单超、唐衡、具瑗、左悺、徐璜这五个太监。关键时刻这五人算得上忠勇，在当时梁家权倾朝野时，做这样的事情相当于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但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回报，成功铲除梁冀后，刘志下令加封五人为侯爵，其中功劳最大的单超封地两万户，其余四位每人一万户，历史把这个五个人称作“五侯”。
宦官被封侯在东汉并不是新鲜事，之前的郑众、蔡伦、江京、李闰、孙程、王康等宦官都被封过侯，但是“五侯”与他们有本质的不同。郑众、蔡伦非常守规矩，没有恃宠弄权。江京、李闰是第一批弄权的宦官，但主要权力还是控制在外戚阎家手中。孙程、王康等封侯后很快就被赶出了洛阳。
在前面几朝，虽然这些宦官帮助皇帝清除了外戚势力，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外戚，宦官始终没有走到权力中心。但这次却大不一样，以“五侯”为代表的宦官群体，逐步控制了朝政，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主角。
宦官制度实在是中国历史糟粕之一，虽然在古埃及、波斯帝国等一些其他国家也存在宦官，但中国的宦官产生之早，延续之久，影响之大，出现祸国殃民的大宦官之多，在中外历史上非常少见。唐朝时日本遣唐使学习并带回了许多东西，但却没有学习宦官制度，就是看到这个制度的危害性。
东汉后期，宦官逐渐走向权力中心，这实际与外戚专权紧密相关。大量的未成年皇帝即位，形成了外戚势力控制朝政的局面，但这些皇帝成年后，不愿意再做傀儡，想着自己能够主政，但外戚却不愿放弃到手的权力，于是渴望掌权的皇帝和不愿意放权的外戚之间形成了对立和矛盾。
皇帝虽然很想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权力，但外戚势力往往过于强大，皇帝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要找到能够依靠的力量，和皇帝最为亲近的宦官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事实上，东汉后期皇帝能从外戚夺回权力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宦官帮助。夺权以后，皇帝自然要大力奖赏这些有功宦官。由此，形成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的奇怪现象。
宦官形成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干预国家政治的重要势力，正是在桓帝刘志统治时期，这个“头”开得实在是可恶至极。
既然是一个权力体系，当然就不会只是他们五人，“五侯”只是这个权力体系的代表，他们利用梁家覆灭，权力出现真空的大好时机，大力培养自己的势力，一些实力派太监如侯览、刘普、赵忠等人纷纷投靠到他们的门下，这些人后来也都封侯，于是太监集团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在这股势力的形成过程中，桓帝刘志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虽然在清除梁冀时表现的颇有计谋，但说到底还是个昏庸之君，这些太监天天在他面前拍马屁、当孙子，刘志全盘消受，不断给他们加以赏赐，并给予他们皇权的保护，帮助宦官实现了势力的快速扩张。
宦官是个特殊的群体，很多人看不起他们。即使他们大权在握，那些读书人还是耻于与其为伍，因此在宦官势力不断扩大的同时，与之抗衡的一股势力也渐渐形成了，这股势力就是“党人”。
“党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简单地说，就是政治态度和道德水准较为相近的一群读书人。党人的形成与东汉时期儒学的昌盛密切相关，光武帝、明帝、章帝等大力倡导儒学，到东汉末期，仅聚集在京师的太学生就达三万多人，与此同时，由于东汉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任人唯亲，排斥那些刚直不阿的士人，这些士人进入仕途的渠道受限，他们就通过品评人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称为“清议”。被“清议”褒扬的，名气就会飙升；被“清议”批评的，名声便会扫地。太学是当时的清议中心，一些士人中的领袖与太学生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清流派士大夫群体，他们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针砭时弊，抨击权贵，成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
这些名士对自己的名声看得非常重，注定不会轻易与他人妥协，特别是他们非常看不上的宦官群体。在他们眼里，这些不男不女的阉人根本就是“异类”，何况宦官祸国殃民，残害忠良，简直就是万恶之源，这些以振兴天下为己任的党人，自然就会站出来与之抗衡。
宦官们与党人相反，他们出身寒门，也没有什么学问，所谓“无知者无畏”，在他们眼里只有皇帝，其他人都不在话下。清流派士人看不上宦官，宦官也不怕他们，或者说“党人是唯一敢顶撞宦官的群体，而宦官也是唯一不怕党人的权贵”。这种“针尖对麦芒”的关系，使得两者不可避免发生对抗，而一旦发生注定是你死我活。
首先发难的是白云县令李云，他看不惯宦官的骄横，上书弹劾，言辞颇为激烈，刘志看后异常愤怒，立即命人将李云逮捕入狱。朝中有个官吏叫做杜众听说此事，向朝廷要求一同入狱，表达对李云的支持。刘志更加恼怒，要将两人予以严惩。身居高位的党人领袖陈藩、杨秉等人为他们求情，被刘志拒绝并将他们的官职罢免。最终李云、杜众被处死，这无疑助长了太监们的嚣张气焰。
公元160年，“五侯”之首的单超病死，刘志十分悲痛，下令予以厚葬。他命人为单超修建了陵墓，并让将军、御史护葬。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居然允许用“玉匣”随葬。玉匣就是玉衣，分为金缕玉衣和银缕玉衣，前者只有皇帝和特许的诸侯王可以使用，后者也只有王室成员和特许的侯爵可以使用，刘志允许用玉匣随葬，应该讲是给了单超极大的哀荣。
单超死后，宦官的权势并没有因此而削弱。剩下的四侯更加骄横，他们争相建造府邸，里面陈设非常奢华。他们找来美女做姬妾，穿戴的和宫中的嫔妃一样。他们不能生育，就找同亲或异姓认作干儿子，以便承袭侯爵。他们的兄弟亲戚围拢过来，以求获得一官半职。单超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河东太守和济阴太守，左悺的弟弟被封为陈留太守，徐璜的弟弟被封为河内太守，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有些过了，很快士人集团就向宦官们发起了反击，领衔的是官复原职的杨秉，他联合司空周景上书刘志，说：“如今中央到地方，出现很多人不胜任官职的现象，根据汉朝法律，宦官子弟是不允许当官的，更不许位居高位。现在宦官子弟犹如苍蝇满天飞，建议应予以清查，对不合格的一律清除。”
由于李云事件，杨秉对此次上书没有报太大的希望，只是想试试看。但没想到，刘志居然批准了上奏。杨秉等人立刻行动，展开了一场针对宦官的整肃，初始便有五十多人被杀或者被流放。
杨秉等人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连连出击。负责司法的司隶校尉韩弹劾左悺、具瑗，说他们分别与自己的哥哥左称、具沛贪污腐败、为非作歹，结果左悺兄弟被逼自杀，具瑗兄弟被免职，单超、唐衡、徐璜等死去三侯的兄弟也都被降低爵位，或者干脆贬为平民。
通过这一轮斗争，终于清除了“五侯”的势力，一向对宦官恩宠有加的刘志难道真的准备改过自新吗？非也，他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
刘志借用“五侯”清除外戚，但后来他感觉“五侯”大权在握，大肆安插自己的亲信，有些尾大不掉，他担心大权旁落，所以同意杨秉等人打击宦官的请求。
但刘志骨子里还是最信任身边的宦官，于是在清除五侯后，他迅速提拔了一批新的宦官，包括侯览、曹节、张让、王甫等，这些太监不像五侯有拥立之功，完全是因为刘志的信任才获得提拔，所以对刘志更加忠心耿耿。
这些新的宦官群体上台后，迅速对士人集团展开了反击。首先将矛头对准了党人领袖之一的李膺。
李膺，字元礼，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高官，但是他并没有“官二代”的纨绔习气，他为人刚正不阿，多次以铁腕手段打击宦官及其党羽，从而赢得了士大夫群体的交口赞誉，被称为“天下楷模李元礼”，当仁不让成为了大名士。读书人和朝中官员都以与其结交为荣，如果能够得到他的接见，被称为“登龙门”，可见李膺地位之高，影响力之大。
在李膺担任洛阳尹时，有个原来的北海太守叫做羊元群，在当地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运回了洛阳，李膺对此深恶痛绝，上书刘志要求予以严惩。羊元群用了大量钱财贿赂宦官，以求自保。宦官对刘志说这是李膺恶意中伤，结果翻案成功，李膺因“诬告”被逮捕，在接替去世的杨秉出任太尉的陈藩反复劝说下，刘志才同意释放李膺，但这件事情无疑打击了党人，助长了宦官们的士气。
双方第一次摊牌的时候很快就到了，公元166年，接连发生了几件事，一是张俭事件，张俭是党人中的著名人物，他被任命为督邮，主要职责是巡查不法官员，大太监侯览的家就在他管辖范围之内，侯览在当地大修坟墓，为非作歹，张俭就命人拆了他的坟墓，没收了他的家产，侯览跑去向刘志哭诉，刘志下令逮捕了张俭。
二是黄浮事件，黄浮也是党人，他当时任东海相，在他的管区内有个下邳县，县令是五侯之一徐璜的侄子徐宣，徐宣看上一个姑娘，上门求婚被拒，劫持姑娘并将她杀害。黄浮听到这个消息，下令逮捕处死了徐宣。按照东汉的法律，一个郡的地方官是无权处死县级官员的，宦官们告发黄浮目无法纪，黄浮被抓了起来。后来张俭、黄浮都被定罪处罚。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发生了张成事件。张成是个算命先生，经常给太监们算命，和一些大太监过从甚密，是大太监的座上客，所以为人比较嚣张。这个算命先生很有意思，他算到朝廷近期要大赦，所以教唆儿子去杀了仇人。当时掌管司法的司隶校尉正是李膺，李膺将其子逮捕入狱，并判处死刑。尚未执行时，朝廷果然发布了大赦令，张成得意洋洋，等着儿子被释放。李膺实在看不惯他嚣张的样子，不顾大赦令而照样执行了死刑。宦官们又一次抓住机会，在宦官们的支持下，张成的门徒上书刘志控告李膺等，说他们“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要求予以严惩。
一而再发生的事情，让刘志忍无可忍，他下令逮捕李膺、范滂等，并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党人”，结果二百多名“党人”被抓，刘志命令将案子交给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李膺等人慨然赴狱，虽受刑但不改其辞，表现的很坚强。
太尉陈藩一再上书，请求刘志释放党人。刘志嫌他多嘴，罢免了他的官职。这个时候出现两个人物，使整个事件出现了转机，其中一个是贾彪，他也是党人，但没有被列入抓捕名单，事情发生后，他赶到洛阳找到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外戚窦武，也就是桓帝刘志的岳父，请他出面说情。窦武本来同情党人，同时也为贾彪的言辞所打动，答应出面为党人说话。与此同时李膺等人在狱中也没有闲着，他们故意供出不少宦官子弟，宦官们也害怕牵连到自己，有了想收手的意思。
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公元167年阴历六月，刘志宣布大赦天下，二百多名党人被释放。但他们被“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就是终身罢黜，一辈子都不能出来做官。这就是“党锢”的由来，意为党人被禁锢不能为官，历史上把这个事件称作“第一次党锢之祸”。
在关键时刻，外戚窦武起了重要作用。当年梁皇后死后，刘志宠幸邓猛女并立她为后，那外戚怎么会变成窦家呢？这还是要从刘志说起，他作为皇帝治国无方，但却是荒淫有道。他在后宫的女人有几千人，这大概创造了大汉王朝的历史记录。
虽然刘志一度比较宠爱邓猛女，但邓猛女一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再加上年老色衰。面对如此多后宫美女，刘志自然移情别恋。他当时最宠爱的是郭贵人以及田圣等几个宫女，邓皇后非常嫉恨郭贵人，两人之间的一场宫斗戏不可避免，结果却是两败俱伤，邓猛女被废掉皇后称号后打入冷宫，不久就被折磨致死，郭贵人从此也销声匿迹。
刘志想立田圣为后，但这位刘志宠爱的女子级别实在太低，是三等宫女中最低的一等，叫做“采女”。此前东汉各朝的皇后，马家、窦家、阴家、邓家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大家族出身，将一个地位如此低的宫女一下子册立为皇后，朝野恐怕都不同意。在众人的规劝下，刘志也觉得不妥，就把自己的一位贵人窦妙立为了皇后，这位窦妙是前朝窦太后的侄孙女，非常符合皇后的标准，而窦妙的父亲就是窦武。
第一次党锢之祸，虽然党人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并没有扑灭他们的斗志，与李膺齐名的党人领袖范滂，在被审讯过程中视死如归，他根本就没有准备活着走出牢狱，他说：“我死之后，希望能够埋在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无愧伯夷、叔齐。”出狱后，范滂受到了士大夫的热烈欢迎。因此，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仅没有消灭党人，反而借此更加提高了他们的声望。
第一次党锢之祸结束后不久，三十五岁的刘志突然病死。这位昏君没有对册立太子留下只言片语，唯一的遗言竟然是将田圣等九个宫女破格提拔为贵人，窦皇后为此很生气，刘志还没有下葬，她就下令将田圣等九人统统杀掉。
桓帝刘志足够悲催，后宫佳丽三千，但却身无一子。那该立谁为新皇帝呢？窦皇后让自己的父亲窦武帮着拿主意，窦武没经历过这些，也觉得犯难，一方面他把陈藩召回，当做自己的智囊。另一方面找了一些亲近的人商议立君之事。商议的结果是立与刘志血缘关系比较远的一个皇室成员，叫做刘宏，窦武看中的是他的年龄，当时他只有十二岁。
按理说，窦武是读书之人，又与党人比较亲近，他很清楚东汉王朝一系列娃娃皇帝带来的危害，陈藩做为党人领袖，更是曾经多次上书反对选立未成年皇帝。但最终他们选择一个十二岁的皇帝，原因很简单，如此一来，窦太后可以继续临朝听政，窦家依然能够掌控朝政。
于是，刘宏被立为皇帝，是为汉灵帝。如窦武所愿，曾经穷困潦倒的刘宏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成为皇帝，即位后自然对窦武感激涕零，将窦武提拔为大将军，而陈藩当上了比三公地位更高的太傅，也就是皇帝的老师。
陈藩的目的很快达到了，他说服窦武，解除了党锢，一些党人重新被起用。李膺、杜密、尹勋等党人领袖担任了重要的官职。一时间，党人们兴奋不已，摩拳擦掌，准备重振朝纲。但这些士大夫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首先要清除专权的宦官，从此时的实力对比来看，朝中三大势力中，外戚和党人已经联起手来，看上去宦官的末日似乎快要到了。
但历史并没有这样发展。党人重新崛起后，宦官们感到惊恐不已，但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在暗中积蓄力量。太监曹节、王甫等人，一方面勾结灵帝刘宏的奶妈赵氏，百般讨好刘宏，赢得了刘宏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对成为皇太后的窦妙百依百顺，努力讨其欢心，窦妙居然忘记了过去的惨痛教训，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信，在许多事情上对他们言听计从。
窦武、陈藩看到如此状况，担心宦官势力又会卷土重来，下定决心要彻底铲除整个宦官集团，公元168年五月的一天，洛阳发生了日食，朝廷上下一片惊恐，窦武、陈藩以此为借口，要求解除宦官职权，统统绳之以法，所有官员改由读书人担任。但窦太后并没有同意，只是象征性地处死几个宦官，对曹节、王甫等大宦官予以了保护。
这条路没有走通，窦武、陈藩决定“曲线救国”。他们借口“天象不利”，逮捕了曹节、王甫等人的一些死党宦官，交由党人尹勋严刑逼供，想通过他们将曹节、王甫等人牵扯进去，然后一网打尽。这招果然奏效，这几个死党经不住严刑，纷纷招供，尹勋把审讯记录和要求铲除宦官的奏章送到了窦武在宫中的办公场所。
但这天恰好窦武休假，这些东西被当值的一个叫做朱瑀的太监偷看到，看后心中大惊，因为奏章上除了要求杀掉为非作歹的大太监，还要求对他这样的宫中宦官予以全部清除。为了保命，朱瑀赶忙把这个消息告知王甫、曹节，他们跑到刘宏的寝宫，说窦武、陈藩要造反，劫持刘宏后，以太后和皇帝名义下诏让羽林军平叛。
窦武听说事情败露，与自己儿子窦绍跑到自己掌握的军队，带着一千多士兵开拔到洛阳城外，准备以武力讨伐宦官。年过八旬的陈藩听到这个消息，带着几十个幕僚，提刀冲进皇宫，正好遇到王甫带领的军队，寡不敌众，陈藩等人被生擒并在当日被害。
陈藩死了，窦武还在，而且还掌控着一千多人的军队。此时宦官们也很犯难，毕竟他们虽然掌控着军权，但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打仗。而且军中的将领并不向着他们，万一反戈一击，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候，正值名将张奂奉调回京，刚刚到京，还不知道内情，于是曹节伪造诏书让张奂领兵讨伐。张奂不知是计，率领大军出城攻击，他是身经百战的名将，带着的又是拱卫京城的精锐之师，窦武父子自然不是对手，兵败后双双自杀。就此，窦武和陈藩意图铲除宦官的行动彻底失败。
这次惊险的经历，足够让王甫、曹节感到后怕，所以他们决心借这起事变彻底铲除党人势力，以绝后患。不过党人中只有少数人参与了此事，大部分并没有参与，如何才能斩尽杀绝呢。
宦官们抓住了党人一个弱点，就是太注重名气。党人们经常聚会，搞出一个“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的“英雄榜”，为首的三君“窦武、陈藩、刘淑”，全部参与了这个事件并死于其中。于是，宦官们以此向刘宏指控党人，说他们“相举群辈、欲为不轨”。
刘宏全权委托曹节等人处理这起事件，曹节等人得到授权后，立即行动，按照“英雄榜”开始大肆搜捕。于是，李膺、杜密、范滂等党人领袖相继被捕，并先后被迫害致死。在各地也掀起了抓捕党人的热潮，逮捕、杀死、流放、囚禁的党人达到六七百名，包括党人的家属、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的亲属都被禁锢终生，不得为官，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显然比第一次要严重得多，第一次党锢之祸只抓了二百多人，后来又都释放，没有人被处死，而第二次上百人死于非命。从波及的范围看，第一次禁锢为官的只包括党人，而第二次连五服之内的亲属也包括在内，由此可以看出宦官们下手之狠。
尽管遭到残酷的迫害，党人们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气节。比如李膺，他早听到了风声，别人劝他逃跑，他表示“事不辞难，罪不逃刑”是做臣子的气节，于是主动投狱。再如范滂，负责抓捕他的督邮非常敬重他，接到命令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痛哭，范滂知道这是因为自己他才会这样，于是主动去县衙投案。县令郭揖也非常崇敬他，打算和他一起逃走。范滂清楚自己逃走定会连累家人朋友，所以予以拒绝并从容入狱。
经过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们取得了绝对性胜利。但对东汉王朝来讲，只能加速了它的覆灭。大量的党人遭到清算，未遭清算的也心灰意冷，选择了隐居不出，本来嚣张的宦官失去了制约，整个王朝处于风雨交加之中，离最后垮掉只是时间问题了。
窦武、陈藩结成的联盟看上去实力很强，为什么被宦官集团轻松击败，其中可反思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与皇帝离得最近，关系最密切，而且由于没有子嗣，他们更容易让皇帝放心。东汉后期，宦官势力像一颗毒瘤一样，与皇权紧紧依附，从某种意义上说皇权的行使已经离不开宦官，如果彻底打击宦官，势必影响到皇帝，搞不好就变成大逆不道。
从实际操作上看，窦武、陈藩犯了许多错误，最重要的是策略出了问题，他们把所有的宦官不分好坏都作为打击对象，不仅引起了窦太后的反感，还使本来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宦官们团结起来。“细节决定成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又显得过于轻敌而不够周密，忽略了宦官在宫中的强大势力，导致诛杀宦官的奏章被敌人先看到，皇帝被宦官控制，最终只能仓促起事，结果身首异处。
对于党人的表现，历史上的评价不尽相同。司马光认为，桓帝、灵帝时代，政治已病入膏肓，根本无药可治。“党人”既无实力，也无能力，却想靠“口舌”拯救天下，只能自取其祸。
《后汉书》作者范晔则认为，李膺等人在个人面临危难的政治形势中，宣传正义的主张，影响民间的风习，赞颂“素治”而鄙弃“威权”，崇美“廉尚”以撼动“贵势”，从而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形成向黑暗政治抗争的潮流，深牢监禁、家族破败，都不能动摇其志向，甚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这是何等的壮勇。
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表示，“党锢之祸”严格来讲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斗争，但是东汉党人的正义感、无私情怀、斗争意志和坚定气节，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时代精神。他认为东汉党人的气节和品质，体现着曾经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的人们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主流，后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得到历代有血性有骨气士人的继承。
笔者同意黎先生的观点，党人身上确实有不少问题，譬如过于清高，喜欢沽名钓誉，行事有些偏激等，但在宦官专权的黑暗时代，他们敢于挺身而出，不顾个人安危，确实体现出一种凛然气节。如果每个人面对强权，都选择明哲保身，向黑暗势力屈服，那这个民族就没有什么希望可言。虽然他们的结局很惨烈，但这并非是司马光所说的“自取其祸”，而更加凸显出他们身上有骨气有血性的精神，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民族都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
党锢之祸后，东汉陷入了历史最黑暗的时期，已经到了悬崖边的王朝，离最后的崩溃已经咫尺之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