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武帝的自我批评（1/1）

汉武帝经过四面出击，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帝国。南到越南中部，北到今天的蒙古，东至朝鲜，向西一直越过帕米尔高原。武帝站在如此幅员辽阔的版图前，心中充溢着一种前无古人的自豪感。

和秦始皇一样，武帝觉得自己的丰功伟绩应该让上天知道，于是他决定去泰山封禅。公元前110年正月，汉武帝开始了封禅之旅，四月在泰山东举行了封泰山大典，礼毕后，他带着霍去病的儿子霍子侯登上山顶，实现这个心愿后，武帝将年号由元鼎改为元封。

熟不知，这一切透支着整个帝国。作为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他统治的中后期却昏招频出，险些葬送了西汉王朝。所幸最后幡然醒悟，悬崖勒马，这才没有重蹈秦亡的覆辙。

说起武帝的昏招，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好大喜功。武帝亲政后对外连年征战，虽然拓展了不少疆域，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沉重。有些战争是必要的，譬如对匈奴的征战，因为长期以来匈奴就是西汉王朝最主要的外患，而汉朝恰好涌现出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军事奇才。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匈奴采取军事行动以解除威胁，应该说没什么可指责的。

但有一些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比较典型的就是对大宛国的两次战争，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时曾经去过大宛国，并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同时从那里带回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说大宛国盛产汗血宝马，据传这种马能够日行千里，奔跑后会流下像血一样的汗水。

作为超级“马迷”的武帝对此很向往，派使者用黄金浇铸的金马去换活马，但是大宛国贵族觉得汗血宝马是国宝，不肯给汉朝。汉朝使者很生气，对大宛人出言不逊，大宛贵族看不下去，命人半路把汉使给截杀了。或许大宛国这些贵族觉得自己距离长安远达万里，汉朝不会大动干戈。但他们太低估了武帝。

一直顺风顺水的武帝怎会咽下这口恶气，他没有太多犹豫就决定讨伐大宛并夺取宝马。此时，卫青、霍去病都已经去世，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统帅军队出征，贰师城是大宛国的一个城市，据说汗血宝马藏在那里，这样的命名显示这次出征的主要目的直指汗血宝马。

李广利何许人也，为何要让他做统帅呢。这里面隐含着武帝的私心，这位李将军是武帝非常宠爱的李夫人的哥哥，武帝这样做，是希望李广利和当年的卫青一样，能够通过军功来换取名禄。

这场长途远征出乎意料的艰难，一万多里的路程，数万军队出征，人吃马喂，后勤补给非常困难，只能边打边解决粮草问题，结果还没有打到大宛国，就已难以为继。无奈之下，李广利只能带着残兵退到敦煌，活着回来的不及出征时的十分之一。

这次远征失败让汉武帝感到震怒，听说李广利想带着残兵回来，武帝怒斥仗打成这样还有脸回来，他派使者赶到玉门关，把残兵挡在关外，并下令胆敢入关者杀无赦，李广利吓得只好屯兵敦煌，打消了回长安的念想。

武帝认为这场败仗，使得大汉王朝在西域的颜面尽失，他自然不会甘心，过了不到两年，武帝决定第二次远征大宛，这次充分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集结了大量的军队，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准备充足的牛、马、骆驼以及粮食和兵器，组成了庞大的后勤保障队伍，浩浩荡荡向大宛进发。

有了强有力兵源和后勤保障做基础，这次成功打到了大宛国。汉军断绝大宛国都城中的水源，使得大宛内部发生了动乱，贵族们杀死大宛王后请求投降，并贡献了一些汗血宝马，算是满足了武帝的愿望。

司马迁对这次出征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在出兵大宛时，西汉主要粮食产区的关东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武帝置这样的灾难于不顾，不惜耗费巨大人力财力，去抢汗血宝马，并不忘给自己大舅子提供立功的机会，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实属不应该。

除了穷兵黩武外，武帝还有一个很大的喜好，便是像秦始皇一样喜欢出巡，先后出巡十几次，走一路赏一路，耗费远远超过秦始皇。

武帝如此做派，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财政吃紧。汉朝经过文帝和景帝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百姓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据《史记》记载，在高祖刘邦时代，皇帝都找不齐四匹毛色一致的马匹来拉车，将相只能用牛来拉车，百姓的生活就更加清苦，到了武帝初年，马根本就不再稀奇，乘母马的人都会被人瞧不起。这说明，文帝和景帝给武帝留下的家底是相当不错的。

武帝喜欢铺张，生活奢靡，再加上连年用兵，这些家底很快就被耗光。如果还这样继续下去，国家难以维持，很可能天下大乱，形势逼迫武帝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他重用一个叫做桑弘羊的大臣，让其采取措施来改善财政状况。

首先进行的是盐铁专卖，就是把制盐和炼铁的经营权收归国有，由政府垄断经营，这个来钱很快，为政府带来了一大笔收入，尝到甜头的武帝，在后期把酒也作为了专卖产品，凡是能带来高昂利润的产业都没有逃过武帝的法眼。

在增加税收方面，实行算缗、告缗制度。“缗”就是穿钱的线，一千钱一串，就是一缗钱，缗就成为计算财产的单位。所谓“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商人和手工业者自己申报收入，商人是一缗一算，也就是每一千钱抽取税赋一百二十钱，大概是12%的税率，手工业者减半，除此之外，还对运输业等也收取资产税。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台如此严厉的征税政策，导致一些工商业者不可避免想隐瞒自己的收入，达到少交税的目的。为了解决隐瞒不报的问题，配套出台了“告缗”政策，就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告发，告发属实的，被告发者财产充公，而告发者则可获得财产的一半作为奖赏，这个政策的核心要义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武帝任用了一名叫做杨可的官员专门负责执行告缗令，《汉书》记载“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告”，政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

桑弘羊还搞出两个新花样：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就是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所谓“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即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

当然，最重大的一项改革当属币制改革。汉初由于经济凋敝，国家对铸钱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政策。元鼎四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废除过去铸的一切钱币，而以新铸的五铢钱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这次币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的一次创举，它最终将汉朝的币制稳定下来。

统一铸币并无问题，问题在于武帝并不满足于此，为了聚敛财富，他推出了“白鹿皮币”，就是用白鹿皮作币材，《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鹿在当时只有天子才可以养，而白鹿又是极少的，物以稀为贵，白鹿皮币自然价格不菲。《史记·平准书》记载：“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意思是说，一平方尺大小的鹿皮，边缘用华丽的刺绣装饰，身价就一跃而升至四十万钱，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白鹿皮币究竟是如何发行和流通的呢？说起来有些可笑。《史记·平准书》记载：“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按照当时的规定，每逢重大节日，宗室、王侯等都要进献玉璧，而进献玉璧时，要用一个皮荐垫在玉璧之下，以示恭敬。汉武帝颁布规定，宗室诸侯朝觐皇帝时，必须要用白鹿皮币做皮荐。也就是说，只有用白鹿皮包裹的玉璧，才符合朝廷的要求。而皮币本是朝廷独家发行的，数量有限，严禁私造。宗室诸侯要觐见皇帝，就必须要花四十万钱向朝廷兑换，然后再把皮币连同玉璧一起进献给皇帝。白鹿皮币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皇帝手里，但武帝的钱包里却凭空多了四十万钱，真是生财有道。

在经济改革上，桑弘羊无疑是难得人才，采取一系列举措堵塞了财政漏洞，使大汉没有因财政问题而崩盘。但是羊毛终究还是出在羊身上，单靠这些财政措施，并不能创造财富，只是对财富的再分配，说的更直白些，这些措施很多是“与民争利”。盐铁专营导致盐和铁价格高、质量差，算缗、告缗加重了工商业者负担，均输法和平准法让政府直接参与商品经营，使得原本应维护社会秩序的政府变成了一个逐利机构。

桑弘羊因此成为在史册中留下恶名的人物，以至于后来发生旱灾，有位叫做卜式的大臣说道“烹弘羊，天乃雨”。但实际上，桑弘羊虽然操刀改革，但至多也只是一个替罪羊，真正的祸端是由他背后的武帝所引发的。

武帝的第二昏招是酷吏当道。所谓酷吏，就是指那些执法严酷，喜欢罗织罪名，以杀人为主要功绩的官吏。任用酷吏，是武帝维持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史记》中专门有一章叫做《酷吏传》，一共提到了十三个酷吏，其中武帝时代就有十个，占了绝大多数，所以说武帝时代酷吏当道并不为过。

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个酷吏叫做张汤。他最初受到武帝赏识，是因为办理陈皇后的案子。陈皇后便是那位“金屋藏娇”的陈阿娇。陈阿娇出生高贵，所以处处趾高气昂，武帝虽然当初表示要专心宠她，但实际上并不喜欢她。因为如此，陈皇后很难为武帝生下一男半女。

可她又是一个醋坛子，非常嫉妒武帝当时宠幸的卫子夫，阴暗的心理使她做了一件蠢事，就是利用巫蛊诅咒。巫蛊之术是当时一种诅咒人的法术，操作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诅咒谁，就用木头刻成此人的形状，写上姓名和生辰八字，然后让巫师使用咒术，以求对方被咒死。现在看来，这种做法非常滑稽，但当时人们对这一套深信不疑。

有人告发陈皇后利用巫蛊诅咒，武帝就派张汤处理这个事情，张汤头脑很灵活，他先探查了武帝的大概意图，知道武帝是想趁此废掉皇后，但并不想杀皇后。所以最后的调查结论是皇后因受到了巫师的怂恿后采用巫蛊之术，但并不是想咒杀皇帝而只是诅咒卫子夫，武帝据此下令处死巫师并废掉陈皇后。在处理这个案件时，张汤进一步扩大了范围，最后因这件事处死了三百多人，这件事情办得很合武帝心意，从此张汤官运亨通。

更能体现他酷吏本质的是有名的“腹诽”事件。当时武帝任命的大农令叫做颜异，他负责中央财政，职位重要而且官阶也很高。颜异这个人比较正直，武帝为了搜刮财富发明了“白鹿皮币”，颜异对此非常反对，这让武帝感到有些不快。

颜异因为一些事情被人检举，武帝派张汤负责调查，一直看武帝眼色行事的张汤，想利用这个案子进一步取得武帝的信任。可是张汤查了半天也没查出什么，只是在调查中发现一个细节，说是有一次颜异与别人谈话，有人说现在的法令有问题根本行不通，颜异听完既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只是嘴唇微微动了一下。

一般来讲，这样的反应太正常不过。但到了张汤这里却有了不同解读，张汤认为嘴唇既然动了，意味着有话要说，但却欲言又止，说明颜异想说的话肯定是要攻击朝廷的法令。于是张汤上书武帝，说颜异作为朝廷重臣，觉得法令不好就应该在朝堂上公开提出意见或建议，但他没有这样做，却在背地里诽谤攻击，阳奉阴违，罪当处死。武帝听从了张汤的意见，下令处死了颜异。这下子公卿大臣都开始害怕张汤，也不敢再在武帝面前提不同的意见。

后来出了个敢于挑战张汤的大臣，名字叫做狄山。朝廷当时讨论对匈奴是战还是和，狄山提出应该继续采用和亲政策。武帝问张汤的意见，张汤知道武帝好战，他说狄山过于迂腐才提出如此委曲求全的建议。狄山听到张汤的话后，忍无可忍展开反击。他对武帝说，张汤是个奸诈小人，根本没有是非观念而只会揣摩上意。

狄山讲出了大臣们想讲但不敢讲的话，但给自己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武帝问狄山，以你的才能，派你守一个郡能否抵抗住匈奴的进攻。狄山如实回答，说自己守不住。武帝继续问，如果是一个县呢，狄山仍说守不住，武帝问那一个边塞呢，狄山不好意思再说不能，只好硬着头皮答应，武帝就派他去驻守一个边塞。狄山是一个儒生，哪里会打仗，结果没到一个月，边塞就被匈奴攻破，狄山也被匈奴人砍了脑袋。消息传来，让大臣们都吓出一身冷汗，以后再没有人敢和张汤叫板。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酷吏如此残酷对待别人，最后自己的下场通常也会很惨烈。武帝元鼎年间，有人发现文帝的陵园被破坏，一些埋在地下的钱币被盗，这件看上去和张汤扯不上任何关系的事情，却最终让他丢掉了性命。

皇帝陵园被盗，自然要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丞相庄青翟和御史大夫张汤本来两人约好一起向武帝谢罪，但张汤却临时变卦，他编造了庄青翟事前知道但知情不报的谎言，想抓住这个机会除掉庄青翟，从而让自己取而代之。

庄青翟手下的三位长史为了保护主人，决定先下手为强，他们让官府逮捕了一个和张汤有交往的商人，此人叫做田信，田信供认说张汤和武帝议论的事情，张汤都透露给他，利用这些信息自己赚了大钱。这个事情传到武帝耳朵里，感到非常生气，武帝找张汤质问，张汤不承认也不谢罪反而装做很惊奇的样子，武帝觉得张汤为人奸诈，犯有欺君之罪，失去武帝信任的张汤在重压之下自尽而亡。

张汤虽然是个酷吏，但却是一个难得的清官。他死后被抄家，办案人员发现“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赢”，由此他与田信坐地分赃的说法不攻而破。他的兄弟之子要厚葬张汤。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被恶言污蔑致死，有什么可厚葬的！”就用牛车装载他的尸体下葬，只有棺木而没有外椁。汉武帝知道后说“非此母不能生此子”，并下令将三位长史处以死罪，丞相庄青翟也被迫自杀。

这些酷吏出生大多不显贵，有些从小家境贫苦，为了上位通常不择手段，而对这些寒族出生又想出人头地的人，武帝更容易控制。这些酷吏和武帝的关系，说到底就是鹰犬和主子的关系，他们看武帝的眼色，帮武帝出面解决问题，为武帝扫除许多障碍，武帝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一旦别人攻击这些酷吏时，也会给予他们一定保护。

但是，如同张汤一样，这些酷吏的下场大多不好，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有六个最后自杀或被杀。尽管他们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但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白色恐怖，让武帝统治的中后期变成了一个残酷压抑的时代。

第三个昏招是求仙问道。在这一点上，武帝和秦始皇很相像，应该讲汉初几位皇帝对待生死的态度都比较从容，高祖刘邦病重时，劝退了吕后找来的名医，他知道这是命运的安排，所以也只能接受。文帝更是参透生死，认为死是人之必然，没有必要因此过度哀伤。

但武帝却不一样，或许是自感建立了旷世奇功，更加渴求长生不死，他所用的套路和秦始皇基本一致，就是求助于方士，于是一些江湖骗子蜂拥而至，以求利用武帝的癖好来获得荣华富贵。

第一个“大忽悠”叫做李少君，李少君能来到武帝身边，和武帝的舅舅田蚡有关。李少君看上去像是四十多岁，但常自称是七十岁的人，李少君曾经参加田蚡举行的宴会，宴座中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李少君说起和老人的祖父在一起游玩射猎的地方，老人在小孩的时候曾跟着他的祖父出行，认识这个地方，整个参加宴会的人都感到很惊奇。

这个事情被传的神乎其神，李少君因此被武帝召见，见面后武帝拿出一件珍藏的青铜器，李少君说这是齐桓公时期的器具，当年放在哪里，做什么用的，说得活灵活现，好像亲眼见过一样。汉武帝让人查看青铜器上的铭文，果然是齐桓公的器物，整个宫廷的人都惊呆了，认为李少君应该有几百岁了，是个活神仙，汉武帝从此成为他的粉丝。

李少君和武帝讲他自己和那些神仙交往的故事，武帝听得入了迷，在李少君的指导下，他开始求仙人、炼仙丹，正在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可笑的事情发生了，李少君死了！宛如神仙的他其实就是一个江湖术士，长生不死只是他欺骗武帝的一个伎俩，但武帝并不这样认为，作为李少君的铁粉，他不相信李少君死了，而认为是化仙而去。

武帝求仙之路并没有因为李少君的死而停止，由此引来了更多的投机分子，其中比较出名的一个叫做栾大，他对武帝夸下海口，说自己可以练出不死之药，还能够找来仙人。武帝对他寄予很大期望，先拜他为五利将军，很快又给了他三个将军头衔，不仅如此，还封他为乐通侯，这样还觉得不够，居然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他。武帝经常与他一起探讨求神不死的问题，但折腾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栾大和武帝说要去大海求仙，武帝派人和他一起向东到了海边，看他是否真的能见到仙人，但最终连神仙的影子也没有看到，武帝此时才意识到栾大是个骗子，就命人把他杀了。

世界上本没有神仙，但武帝却不信这个邪，他虽然杀了一些骗子，但一直对此深信不疑，于是方士们像飞蛾扑火一样络绎不绝，为什么武帝明知方士们都是骗子，还如此执着呢，司马迁说这是因为“冀遇其有”，就是说武帝一直心存侥幸，认为虽然大部分都是骗子，但万一遇到一个真的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但武帝为他自己的梦想，透支着整个国家，为此多次巡游并大兴土木，消耗许多但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第四个昏招更可怕，那便是疑神疑鬼。到了统治后期，武帝的健康情况恶化，疑心也变得很重，总觉得有人想害他，由此引发了极为惨烈的历史悲剧。当然，他知道别人公开谋害自己很困难，所以最担心有人在背后采用“巫蛊之术”，陈皇后就因此被废除并株连了三百多人。到了武帝后期，由于巫蛊引发的悲剧逐渐步入高潮，而这个高潮的前奏是公孙贺事件。

公孙贺是当时的丞相，位高权重。但公孙丞相的儿子很不争气，这位“官二代”飞扬跋扈，贪赃枉法，被人告发后投入监狱，公孙贺为此很着急。这时候，朝廷正在抓捕一个叫做朱安世的江湖大侠，但一直抓不到。公孙贺向武帝主动请缨，立下保证去抓朱安世，以求减轻对自己儿子的处罚，武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为了自己的儿子，公孙贺下了很大力气，终于抓住了朱安世。但没想到，这非但没救了儿子，反而把自己的命也搭上了。

朱安世被抓以后向朝廷告发，说公孙贺的儿子不仅与武帝的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还在去往甘泉宫的路上埋了不少木偶，并下了巫蛊之咒。甘泉宫离长安有几十里路，这条路武帝经常走，在天子经常走的路上进行巫蛊那还了得。武帝查实后，将公孙贺父子处死，还诛杀了两位受此牵连的公主，这两位公主都是皇后卫子夫所生，还有一些人受到牵连被杀，其中包括大将军卫青的长子卫伉。

前奏结束后不久，真正高潮很快就到来了。这场悲剧的主角是太子刘据。刘据是卫皇后所生的独子，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刘据就成为了太子。武帝对刘据的教育非常重视，专门修了博望苑让他在里面安心读书。但刘据的性格和武帝反差很大，生性比较温厚宽顺。

武帝到了晚年，大部分时间住在甘泉宫，与住在长安的卫子夫、刘据见面很少，沟通少了自然就有了些许隔阂。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个人叫做江充。据记载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对武帝非常忠心，武帝安排的事情办得都很漂亮。但江充喜欢挑拨离间，经常在背后告发别人。武帝的信任使得江充渐渐膨胀，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这里面也包括太子刘据。

有一次，太子派人去问候武帝，结果太子手下不小心把马车走到了天子专用的道路上，不巧被江充发现了，他随即没收了马车。太子知道后向江充求情，希望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武帝，刘据担心武帝知道了会责备自己对手下管教不严，从而影响父子之间的感情。但江充并不买账，最后还是告诉了武帝。这件事情得到武帝的高度赞赏，认为江充不畏权势，尽职尽责，表扬他说“人臣当如是矣”。

不过随着武帝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弱。江充心里感到一丝恐惧。原因很简单，武帝驾崩后，如果太子刘据即位，有可能会借机打击报复，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

正在倍感焦虑之际，一个难得的机会到来了。武帝有段时间经常做噩梦，梦到许多木偶用大棒打他。江充对武帝说这一定是有人背地里使用巫蛊之术，武帝派江充去调查。江充先查办了许多人，看到武帝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应，于是一步步将灾祸引向了太子。他派人去太子处找到了一些木偶，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江充所为，为的是故意栽赃太子刘据。

刘据听说这件事情，吓得顿时不知所措。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如果江充将此事告发武帝，太子的命运堪忧，公孙贺就是前车之鉴，所以不如先杀了江充，再向武帝禀明真相，或许才会有转机。

太子听从了这个建议，派人把江充抓来杀掉，但杀掉江充后，太子并没有按计划立即向武帝报告，而是去找自己的母亲卫皇后商量，并打开兵器库武装了宫廷卫队，随后莫名其妙地起兵。这样做确实比较让人费解，历史上对此也没有详细合理的解释，大概刘据是想一鼓作气肃清江充的党羽。

在甘泉宫的武帝听说太子起兵叛乱，命令丞相刘屈氂领兵镇压，两军在长安城里恶战了五天，太子刘据实力不支逃出了长安，被人发现踪迹后被迫自杀。他的母亲卫皇后，这位与武帝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的女人也被赐死，太子妃史良娣、太子的儿子、女儿等全部被诛杀。

卫子夫为武帝生了三女一男，在两次巫蛊之祸中，二女一男连同自己都以惨死而告终。不知卫子夫是否还怀念当年在平阳侯府的生活，如果不被武帝发现，或许会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虽然没有后来的荣华富贵，但也不会有杀身之祸。她和自己子女的命运一再昭明，人一旦陷入政治漩涡，便很难把控自己的命运，几十年的夫妻、父子、父女感情在冰冷的政治面前其实什么都不是。

过了一年，武帝终于安静下来，总觉得刘据一向温厚，不太可能起兵叛乱。经过调查后知道太子起兵是被江充所逼，始作俑者是江充，太子是被冤死的。这时候正好大臣田千秋上书为太子喊冤，武帝顺水推舟为太子进行了平反，一方面他诛杀了江充的族人，以示为太子复仇。另一方面在太子自杀的地方建了“思子台”，表达对太子的思念。在长安还修建了“归来望思台”，希望太子在外游荡的魂魄早日归来安息。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说这场父子相残的悲剧有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促使武帝彻底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从而没有一条道走到黑。

昏招频出导致统治秩序出现了很大问题，表面看由于对外战争的胜利，版图不断扩大，似乎又到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盛世。但是连年征战、穷奢极欲，征调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已经苦不堪言。平静的表象下，巨大危机已经出现，大量的流民以及地方时常出现的反抗事件，看上去越来越像秦末的景象。

此时，对外战争上也到了强弩之末，匈奴经过十余年的休养，渐渐恢复元气，又开始不断侵扰边境。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带领三万骑兵出击匈奴，同时派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为接应。这位李陵是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不幸的是李陵遭遇八万匈奴骑兵包围，顽强抵抗了八天后，寡不敌众，最后投降匈奴。

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怒，几乎所有大臣都顺着武帝的意思来谴责李陵的投降行为，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李陵说话，他便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或许他是因敬仰李广将军，想为他的孙子说句公道话，亦或许如司马迁自己所解释的，这样做是为了宽慰武帝，但后果却是相当严重，武帝一怒之下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并处以宫刑。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写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如他们一样，忍受着巨大的屈辱和痛苦，完成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历史著作《史记》。

公元前90年，武帝命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击匈奴，李广利出征匈奴前与丞相刘屈氂密谋推立李夫人之子刘髆为太子，后事发，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率军投降匈奴，其家族被夷灭，七万精兵也就这样全部丧送，整个西汉王朝已经到了内外交困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不改变治国之策，继续听之任之，很有可能与秦王朝命运殊路同归。

武帝此时应该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正好赶上桑弘羊上书，建议在天山附近一个叫做轮台的地方建筑边塞，并派军队驻守。按照过去武帝的性格，这样力主积极扩张的建议一定会被采纳，但这次却出人意料地被武帝拒绝了。不仅如此，武帝还就此下了一道诏书，对以前的治国之策进行了反思和检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由此成为中国历史第一个以罪己诏来进行自我批判的皇帝。

在这份诏书中，武帝深刻反思了连年征战给国家和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写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提出政策要实行根本转变，以后要严禁苛政，不得擅自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要大力发展经济和农业，在军事上不再主动采取进攻，而以防御为主，即“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并把这些做为今后的基本国策。

通过轮台罪已，武帝对整个政策进行了一百八十度的调整。这样的调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武帝，也挽救了大汉王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此评价道“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确如此，武帝的这次改弦易辙，犹如悬崖勒马，否则西汉王朝的命运真不好说，武帝本人在历史上的评价也可能完全相反。

坦率地讲，让一位皇帝主动深刻反思自己所作所为，特别是在文治武功方面建树颇多的武帝，把所有错误和责任都归结在自己身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作为天下最有权威的人，把自己的错误公告于天下无疑需要巨大勇气，汉武帝的这份勇气还是值得赞扬的，这也是他超过秦始皇的地方。

全面调整政策后不久，公元前87年，统治这个帝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武帝刘彻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终年七十岁。武帝临终前一天，下令立自己的最小的儿子刘弗陵为太子，并命霍光、金日等为顾命大臣，嘱咐他们好好辅佐刘弗陵，做完这件事情，叱咤风云的武帝终于安心闭上了自己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