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论皇帝的诞生（1/1）

公元前221年，嬴政成就了统一霸业，他因此将自己的名字深深镌刻在史册之中，这一年他三十九岁。过去的十年，是血与火的十年，秦军南征北战，将六国一一踩在脚下，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从此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硝烟渐渐散去，对于嬴政和他的王朝而言，一切都是崭新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如何称呼自己。

嬴政原本称号是秦王，这个称号和其他诸侯国国君是一样的，但如今他踏平六国，理应获得一个高于诸侯王地位的称号，如此才能显出他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用他自己的话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嬴政命大臣商议此事，丞相王绾等臣子认为，上古传说中有“三皇”和“五帝”，“三皇”是指天皇、地皇、泰皇，其中泰皇的地位最高，所以大臣们建议以“泰皇”做为新称号。对此，嬴政并不满意，他似乎觉得用“泰皇”也不足以显示他的伟大，他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于是从“三皇”和“五帝”中各取一个字，称自己为“皇帝”。

“皇帝”这个称谓具有历史性意义。从秦始皇到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王朝更迭，物是人非，但“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专用称号一直没有变化，围绕这两个字，上演了许许多多人伦惨剧，父子、母子、夫妻、兄弟之间相残比比皆是，为了争夺这个宝座，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不计其数的百姓像蝼蚁一样被卷入其中，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外国尝有因宗教而战，自由而战的，但中国几千年来所战的却是皇帝一个问题”，概括得可谓一针见血。

在中国古代史上，出现过四百多位皇帝，表现杰出的能够数得上来，大部分不是碌碌无为就是昏庸残暴。从在位时间看，时间最长的应该是清朝康熙，坐了六十一年的皇帝宝座。实际掌控皇权最长的是他的孙子乾隆，虽然在位时间比他的爷爷少一年，但他在太上皇的位置上又待了三年，实际行使国家最高权力长达六十三年又四个月。最短的应该是金朝的末代皇帝完颜承麟，他在位的时间仅仅只有半天。

“皇帝”不单单是个名称的创新，而是确立一套皇权系统。从此，皇帝的口头命令叫做“制”，发布的书面文告叫做“诏”，皇帝自称改为“朕”，大臣要称皇帝为“陛下”，这些称呼只能由皇帝专用，其他人胆敢使用，便是“大逆不道”的重罪，通常会被处以极刑。

嬴政创新不止如此，他废除了一直以来使用的谥号。谥号，简单地说，就是君王死后，根据他生平事迹和道德修养，由接班人或臣子给故去君王一个带有评价性质的称号，可以说是“盖棺定论”。譬如周王朝第一个君王是周武王，他的真实名字叫做“姬发”,死后获得谥号为“武”，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周武王。

嬴政认为“子议父，臣议君”这种做法不成体统，下令予以废除，改以数字为序。嬴政把自己封为“始皇帝”，自己的子孙叫做“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到“万世皇帝”，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希望自己所创立的王朝千秋万代都要姓“秦”，所谓“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嬴政不会想到，秦王朝居然二世而斩，成为古代史上极为短命的王朝。

称呼的变革只是解决名分的问题，如何有效治理这个帝国，对于嬴政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秦始皇首先要搭建中央朝廷的“领导班子”，他推出了“三公九卿”。“三公”是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政务、军务和司法监察。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九卿”是由“奉常”、“郎中令”、“太仆”等九个官员组成的政务机构，他们由丞相领导，但任免权归皇帝，所以他们效忠的是皇帝而不是丞相。

对于地方治理，最简单的选择，就是像过去一样将土地分封给自己的儿子或其他皇室成员，常常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做法既符合常理，又不用太费脑子。当时嬴政手下的不少大臣都如此建议，但却遭到了廷尉李斯的反对，李斯认为周王朝就是采用这样的政策，结果王室成员一拿到土地，开始相互疏远进而发生战争，而周天子对此无能为力，以史为鉴，秦王朝不能重蹈覆辙。

秦始皇支持李斯的意见，决定采用郡县制。他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都是因为分封有侯王。实施分封就是树兵，想要寻求安宁，岂不难哉！”他下令把全国分为许多郡，各个郡设置长官——守、军队指挥官——尉等，郡下面设县，万户以上设县令，万户以下设县官。郡县长官由中央任命，采用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二千年之政，皆秦政也”，这一套官僚体制为后世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基本模式。

不少历史学家对秦的郡县制评价很高，钱穆先生说：“中国之有郡县的国家，实是一大发明，等于今日美国之有氢气弹。当时世界上是没有别的国家采用郡县制度建国的。”事实也证明，郡县制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后来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三藩之乱等，都与分封制有极大关系。

秦王朝到底有多少个郡县，现在说法不一，普遍认为最早应该是三十六个，随着后来扩张，又增加了一些。现在的北京当时叫做广阳郡，感到最亲切的是九原郡，就是今天内蒙古包头，这是笔者的家乡，现在在包头市还有一个九原区，虽然没有考证过，但应该与秦朝郡县制有些关系。

郡县制只是秦始皇治理国家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和车轨。所谓“统一”，顾名思义，不是创建新标准，而是将秦国过去的标准推广为全国标准。

先说文字，六国过去使用的文字彼此有不小差异，显得比较繁杂，秦灭六国后统一为“小篆”，以后进一步简化为“隶书”，小篆倾向于郑重场合使用，隶书多在一般情况下使用，“书同文”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因为文字是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剑桥中国史》对此评价道：“如果没有秦的改革，可以想象，几个地区性的不同文字可能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能设想中国的政治统一能够长期维持，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统一货币，秦始皇主要采取了两种途径：一是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将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二是统一通行两种货币，即上币黄金和下币铜钱。改黄金以“镒”为单位，一镒为二十两。铜钱以“半两”为单位。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这种圆形方孔的形态，成为中国古代铸造钱币的典范，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

度量衡就是各种计量器具，看上去不起眼，但却非常重要。谷物计量、土木工程、武器制造都是必不可少，身高的测定，甚至伤害罪伤口的测定都离不了它，所以秦王朝对度量衡的统一非常重视，将秦国原有度量衡推广到全国。

车轨的统一是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改革。车轨就是车子两轮间的距离，战国时各国的车轮都不同，道路自然修得也不一样，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防范其他国战车的进攻。近现代也有这样的情况，

建国前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为了自保，就把山西的铁轨修得和其他省不一样，这样其他省的火车无法进入山西。交通是帝国流动的血脉，统一车轨和道路，使得血脉消除了梗阻，得以自由的流动。

统一天下后，始皇帝决定偃武休兵，他命令开展大规模的武器销毁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防六国实力死灰复燃，秦朝收集全国兵器集中到咸阳，销毁后铸成钟鐻和十二个体积庞大的铜人，放置在咸阳宫殿。

不过，血脉贲张的始皇帝注定不会消停太久，不久后他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方向截然相反，一南一北。北边攻击对象是匈奴，这个少数民族当时像牛皮癣一样，总是搞得中原政权非常不舒服。攻击匈奴的主将是著名将军蒙恬，公元前215年，他率领三十万大军一举击破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最远到达了今天内蒙乌拉特后旗的阴山一带。

赶走匈奴人后，蒙恬实施了一项很大的工程——“修长城”，说“修”而不是“建”，原因在于蒙恬并不是白手起家，而是将已经存在的燕长城、赵长城和秦长城连在一起，最终形成东起辽东半岛西到今天甘肃岷县的万里长城，从此长城成为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天然分界线，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

说起秦修长城，与之关联最出名的故事无疑是“孟姜女哭长城”。说的是孟姜女的新婚郎君被征召去修长城，后来死在工地上，孟姜女千里寻夫到了长城边上，得知噩耗大哭不止，结果把长城哭倒了，下面露出许多白骨，孟姜女最后带着丈夫的遗骨回到家乡，以贞女的形象留名千古。这个故事显然是杜撰的，但类似的悲剧应该真实且大量存在。长城大多依山而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修建这样的工程，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为此而死亡的人数应不计其数。

南下作战的对象是百越人，就是生活在今天湖南、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少数民族。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和赵佗统帅五十万大军，南下征伐。北方军队很难适应南方潮湿闷热的天气，当地少数民族的抵抗也很顽强，秦军损失非常惨重，主将屠睢也被杀。直到四年后，秦军才击溃越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将岭南划入秦的版图。

这次南征最有意义的事情，应属修建“灵渠”，这是一条人工运河，修建目的是为了运送粮草，保证南征军队的后勤补给，但客观上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在一起，从此中原的物资可以借水路转运到岭南。

经过南征北伐，以及对西南的开拓，终于形成了一个统一多民族帝国。有效管控这个帝国，畅通的交通体系显得极为重要，从公元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开始修筑以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著名的驰道有九条，从《汉书·贾山传》中得知，秦驰道在平坦之处，道宽五十步(约今69米)，隔三丈(约今7米)栽一棵松树，道两旁用金属锥夯筑厚实，路中间为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部分。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

征伐匈奴后，始皇帝又命令蒙恬修建北起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南至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直道，全部用黄土夯实，全长七百多公里，中间穿越黄土高原，地势险恶，人迹罕至，成为联结关中平原与河套地区的主要通道。

荡平六国，御宇天下，文治武功，四海归顺。秦始皇心中自豪感油然而生，他决定要到泰山封禅，用这样的形式与上天直接交流，将自己的伟大功绩昭告上天。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群臣到达泰山封禅，并在这里立石刻字为念。秦始皇希望上天保佑帝国和他的肉身能够永存，可这注定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不觉中嬴政和他的帝国已经走在快速消亡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