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铁幕（1/1）

“铁幕”是对冷战最形象、最贴切的比喻，它指用意识形态和军事威胁形成一幅无形的大幕将东西方分隔开来。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这个词来源于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3月5日那天于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重要演讲。但事实上，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提出得更早。在1945年2月25日，也就是雅尔塔会议之后，这个词出现在了《德意志帝国报》上。当然，丘吉尔不太可能读过德国报纸上登的那篇文章，但双方的观点却不谋而合。戈培尔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德国人按照雅尔塔会议的要求放下武器，那么苏联就会占领欧洲东部和东南部。这样一来，一个包括苏联在内的巨大铁幕会立刻落下，在铁幕后面则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与后来的冷战狂热分子想象中不同，当时苏联并没有打算在东欧建立帝国。这不是战争的目的，也不是克里姆林宫方面的意图，只是机缘巧合之下的结果。德国投降那天，苏军到达的地方就成了苏联新的边境。在创造所谓的“苏联集团”方面，希特勒做的比任何人做的都多。如果没有1941年德国的入侵，那么苏联就不会染指欧洲。如果西方盟国提前进行诺曼底登陆，那么苏联征服的地方可能就会少一些。战后，贝利亚被儿子问及西方是否能够避免被苏联占领时，他给出了非常客观的解释：“有一种方法。他们应该更早登陆诺曼底，尽管那样会牺牲更多士兵的性命。如果西方军队提前几个月，当我们还远在东方的时候就到达波兰，那么他们就可以阻止我们。他们胆小怕死，也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那么现在他们就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1

战争期间，斯大林多次敦促英美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此牵制德国，减轻苏联的损失。但盟国之间在这方面却存在分歧。罗斯福被说动了，在1943年几乎就要同意进军被纳粹占领的法国。但丘吉尔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会给英国军队造成重大伤亡。这样一来，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都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苏联继续在东部与德国作战，而西方盟国则继续为大举进军法国做准备，等待时机成熟再给德国致命一击。高级外交官、后来担任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的威廉·斯特朗爵士在给英国战时内阁的一份报告中明确阐述了这一战略：“对西方来说，苏联占领东欧总比德国控制欧洲要好。”如果盟友们在战争期间听了斯大林的建议，那么可能就没有“苏联帝国”了，或者苏联不会成为丘吉尔在富尔顿演讲时说的那样，将铁幕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覆盖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2

斯大林对如何管理新的领土并没有统一明确的计划。毕竟它们不是来自一个整体，文化和历史背景各不相同，在有些方面甚至还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最主要的共同点是在1944年到1945年被苏军占领。苏联将占领区视为一个巨大的整体，计划推行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制度。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每个国家花费的时间也不相同。斯大林首先考虑的是苏联的安全。他并不认为这些国家都适合苏联式的一党制，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可以与左翼政党在“人民阵线”中共存数年甚至数十年，为日后的共产主义政权奠定基础。他在1945年中期对铁托说：“今天，即使在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下，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需要再搞革命了。”3

新领土上的居民往往对苏联充满仇恨，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遗留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独立自主。其中大多数（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都曾被右翼的专制政权统治。对斯大林来说，胜利的好处就是能在这些地方建立起绝对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政权。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必须被“苏联化”—正如当时一位观察家所说的那样，“以某种方式阉割就可以了”。苏联希望在东欧建立一个“友好国家”缓冲区，以此取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了孤立苏联而建起的“封锁线”。不久之后，随着与美英两国的关系恶化，冷战开始了。斯大林认为，要让共产主义政权完全依赖苏联并服从克里姆林宫—实质就是要在西部边境经营一条“殖民”地带。

一些中欧国家在战争期间成为苏联的敌人，例如匈牙利就曾加入了希特勒入侵苏联的队伍，罗马尼亚也是如此。而其他一些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则成了名义上的盟友。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些在纳粹侵略期间遭受不同程度迫害的国家，即使被苏联“解放了”，恐怕还要受到老对手的欺负。与德国一样，匈牙利也支付了巨额战争赔款。战后的头几年里，该国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和部分黄金储备都交给了苏联，一些工厂干脆被整个搬走。这导致匈牙利经历了战后异常艰难的18个月，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14 000 000 000 000 %。有鉴于此，1944年底，苏联在“解放”保加利亚时，所作所为就有所收敛。

罗马尼亚的迈克尔国王在武力威胁下退了位。保加利亚则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后者与苏联有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所以是最早欢迎苏联的国家。他们在舆论宣传中称，早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人就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将保加利亚人解救了出来，现在他们又一次解放了保加利亚。许多保加利亚人都赞同这一观点。在其他国家，苏联更有耐心。就像在德国东部那样，他们在牢牢控制秘密警察队伍和国家安全部门等重要机构的同时，尽量让政府看起来民主。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还控制了所有联盟国家的内政部。那可是一个权力非常大的部门，可以管理警察部队、任命法官、提供身份证明、办理出入境证件以及颁发出版和新闻报道的许可证。

斯大林告诫那些新领土上的共产党官员，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他给东欧各国的共产党都下达了指示。在给波兰的哥穆尔卡的信中，他写道：“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要沉得住气，不要投机取巧。”他向匈牙利共产党领袖拉科西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告诫他要逐步推进政治工作：“作风不要太强硬，以免造成不良影响。不过事情一旦有了进展，就要继续前进。你要尽可能多地让人才为我们所用。” 拉科西没有辜负斯大林的期望，活学活用了“萨拉米香肠战术”。后来，在谈到共产党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夺取了政权时，拉科西直言不讳地说（更确切地说他是在自吹自擂）：“一开始是怀柔政策，然后再一步步推进。例如，起先我们只要求对银行实行‘政府控制’，然后我们再循序渐进地把最大的三家银行彻底地国有化。这种精准有效的方法使我们打败了反动派。”4

事实上，是苏联的军队让他们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拉科西的左膀右臂、匈牙利未来的“文化沙皇”雷瓦伊·约瑟夫坦诚地说：“不论在议会上还是政府里，我们都是少数派。但我们也掌握着领导权。我们控制着警察队伍，军队也一直为我们提供帮助。”5

* * *

在一些新的领地上，斯大林同意进行自由民主的选举，至少在共产党开始失去这些地方之前是如此。他希望能够以此避免与西方盟友发生冲突。“二战”刚结束时，他坚信共产党会得到那些摆脱了法西斯统治的人的支持，能在“资产阶级民主”方面有所成就。但他既低估了那些人对苏联的敌意，又高估了共产党的支持率。新领地上的本地官员了解实情，却无法告诉苏联领导人真相。根据拉科西的统计，1945年，匈牙利的共产主义者不到4000人；安娜·波克尔则称在罗马尼亚生活的可靠的党员和同志还不到1000人。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所有允许选举的新领地上，共产党的成绩都不理想。1945年11月，匈牙利举行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前，拉科西告诉斯大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者总共可以赢得60% ~ 70%的选票，这样就可以组建一个“人民阵线”联合政府。但结果他们各自只赢得了约17%的选票，而中右翼的小党派则赢得了多数选票。苏联不想冒着被再次羞辱的风险，所以他们采取了简单但是有效的办法—贿赂、恐吓、威胁，最后，还有暴力。

一些共产党人并没能获得斯大林的信任，比如那些在德国占领期间在各自国家进行地下活动的人。斯大林觉得他们可能是敌人的特务，也可能有想要独立的意图。他只重用所谓的“莫斯科人”，并把他们派去管理东欧各地的共产党，甚至控制政府。这些人大多在莫斯科流亡多年，苦等祖国胜利解放。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为苏联公民。在斯大林的精心选拔下，这些对苏联和斯大林绝对忠诚的人被派到苏联的新领土上，成为实权派。从此，他们才算是真正“背叛了”故土。他们的孩子在苏联接受教育，苏联保护他们、信任他们，还委派给他们重要的工作。所以，这些人多是布尔什维克坚定的拥护者。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因共产主义信仰入狱。战后，当他们回到祖国，已经算不得是回家了，他们已经成为“外国势力”的代表。不论身处莫斯科的领袖将他们派到哪里，他们都会满怀热情地投入工作。然而移民在苏联的生活却是危险的。如果为共产国际工作的外国人与一些可疑的外国人经常接触，那么就很难得到苏联的信任。许多在莫斯科流亡的外国人都住在破旧的勒克斯酒店，他们时刻提防彼此—同时还要留意着背后。有数百人死于暗杀，其中包括被奉为布尔什维克英雄的人物，如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库恩·贝拉。身份和名气也无法让他免于被扣上“托洛茨基派”的大帽子。

那时候苏联人的生活总是伴随着各种口号，每当口号的主题发生变化，有人就要为此遭殃。曾有人这样描述：

苏联人的生活很艰难，且充满恐惧……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尤其是在苏联。即便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并不会因此而幸免于难。人们知道，自己就算没有犯错也可能会被革职、逮捕或是审判。人们也知道，永恒的真理是不存在的—苏联从来没有过这种东西。苏联人知道真理会有许多副面孔，大家唯一关心的是当时的真理应该是什么。他们知道真理只掌握在领袖手中。所以，哪怕昨天的真理到今天就变成了谎言，他也不会感到意外。6

捷克斯洛伐克是中欧唯一普遍支持共产主义的国家。作为一个工业国，它的经济状况比邻国奥地利要好得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财富积累方面，比利时和荷兰也要屈居其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1946年5月，该国进行了战后首次选举，在这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将近40%的选票，作为第一大政党，它还与自由党和社会党结成了联盟。共产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该国的亲苏背景有关，同时也与反德浪潮有关。毕竟，是苏联帮助捷克斯洛伐克赶走了德国人。

爱德华·贝奈斯在流亡英国期间，与苏联签署了一项外交条约，使苏联人获得了主导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外交的权力。这对斯大林来说很重要。战争末期，贝奈斯写信给莫洛托夫，承诺“在重大问题方面，我们会尽量让苏联满意；在外交事务上，两国的政策从现在开始应该保持一致”。贝奈斯不是傻子，也不是一个懦夫，他的出发点非常实际—苏联实力雄厚，他希望与之保持密切联系。而且他也深知，苏联比西方更值得信任。因为早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就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西方国家一边高喊着自由，一边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在中欧的流亡政府里，贝奈斯是唯一战后重返故土并夺回政权的。在东西方之间的分歧不断扩大的时候，他反复提到双方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斯大林没有干涉捷克斯洛伐克人，并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甚至把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好朋友和好邻居的榜样”。7

然而，另一个邻国却不愿意向苏联俯首称臣。波兰成为苏联在新领地上的巨大挑战。

1815年，滑铁卢战役结束后，英国政府曾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询问，拿破仑战败后波兰的命运将会如何。沙皇告诉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的全权代表惠灵顿公爵：“波兰的未来就是为我们所有。”这种想法延续到了130年后斯大林执政时期。不过那时候，许多波兰人—包括其领导人，都寄希望于西方盟国，认为他们能让波兰人在经历了过去6年的恐怖统治之后，获得独立和自由。毕竟在战争期间，六分之一的波兰人（约为500万，其中300万是犹太人）惨遭屠杀。他们希望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

苏联要建立与西方国家的缓冲区，波兰就是其中最关键的部分。它与苏联的共同边界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都要长，同时波兰人对苏联的仇恨又是最强烈的。波兰是历史上欧洲侵略者进军俄国的必经之路，所以斯大林决定一劳永逸地关闭这个潜在的敌人通道。在战争后期，苏联反复表明自己的立场：波兰应该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波兰政府应该听命于苏联，其东部边界地区也应并入苏联。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私下签订的协议中就谈到了新边境问题。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都试图阻止斯大林，但他不为所动。

雅尔塔会议上当谈到波兰问题时，丘吉尔摆出一个乐于伸出援手的姿态：“英国参加战争是为了让波兰获得自由和主权，我们要为波兰拔出抵抗希特勒的利剑。”斯大林的话则要直白得多：“对我们来说，保卫波兰不仅是荣誉问题，还是一个事关生死的安全问题。”说到这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绕着会议室走了一圈，然后就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如何穿过波兰进军俄国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波兰一直是攻击俄国的走廊。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敌人两次从这里入侵。”莫洛托夫也曾多次强调，波兰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弱势所在。我们不能失去波兰，否则我们的弱点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8

像贝奈斯一样，战争时期，波兰政府的领导人也都流亡在外。然而，与捷克斯洛伐克人不同的是，战后波兰的官员都不是由波兰人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因为波兰人完全不想跟苏联打交道。这种厌恶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让他们更有了怨恨的理由。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波兰被一分为二。数千名波兰人被投入苏联监狱或是被杀。4年后，当波兰流亡政府在华沙起义反抗德国统治时，驻扎在附近的苏联军队不仅没有施以援手，还禁止英国和美国的空军飞越他们的领空向波兰空投武器和弹药，以至于起义军遭到巨大打击。

苏联曾多次表示反对华沙起义。莫洛托夫警告波兰人，苏联“将与发生在华沙的纯粹冒险事件撇清关系”。斯大林则表示这场起义是由“一小撮追求权力的罪犯”领导的。那的确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毕竟波兰人不仅反对德国，也反对共产主义。一旦他们针对德国的起义成功了，那么最终他们也会努力摆脱苏联的控制。

流亡在国外的波兰人并不好对付。德国入侵苏联后，波兰流亡政府的领导人米科拉伊奇克对助手说：“唯一能解决波兰与苏联问题的，是苏联同美英之间开战，而且后者还要站在波兰这一边。”9

罗斯福支持波兰独立，但对波兰流亡政府的行事方式很不满意。在苏联提出的边界变更方案被拒绝后，他告诉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

我不了解生活在本土的波兰人，但我却非常清楚身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的想法。这些人大多都是贵族出身，希望借助美国和英国的帮助，恢复他们在战争之前的地位、财产以及社会制度。他们不相信苏联，而且跟我一样不喜欢共产主义。他们把波兰的未来寄希望于英国和美国，并希望我们为了保护波兰而与苏联作战。但我们为什么要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呢？

罗斯福认为波兰拒绝妥协是不明智的。1944年秋天，米科拉伊奇克到访华盛顿，罗斯福对他说：“苏联人是波兰人的5倍。英国和美国都无意与他们开战。”10

丘吉尔一直公开支持波兰流亡政府，但私下里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受够了血腥的波兰人。” 1944年10月13日，华沙起义失败后，他会见了米科拉伊奇克，告诉他应该接受苏联更改波兰东部边境的意见，同意划分“寇松线”。而且同盟国也劝说苏联做出了巨大的让步，愿意把德国西边的土地补偿给波兰。11

丘吉尔觉得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在地理和军事现实面前，波兰应该理智地与苏联达成一些合理的协议。但波兰领导人拒绝了。原本心态平和的丘吉尔顿时火冒三丈。他说：“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不想破坏这种关系……除非你接受新边界，否则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苏联人会让你无家可归。你简直是在自掘坟墓。”12

苏联对待波兰流亡政府的态度就是置之不理。莫洛托夫直白地说：“我们没理由费尽力气解放波兰后，再把它交给一个对苏联有敌意的执政团体。”斯大林也没有处理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而是把已经解放的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的政府打造成能与流亡政府抗衡的对手。卢布林有很多苏联的“自己人”，比如那些曾经流亡莫斯科的波兰共产党人和一些德国占领期幸存下来的地下党，所以卢布林委员会那时是公认的波兰合法政府。

不管在雅尔塔会议上，还是后来的一段时间里，盟国之间都围绕波兰问题进行过多次谈判。后来苏联向英国和美国做出了保证，即欧洲所有国家，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特别是波兰—都将举行自由独立的选举。斯大林在解放欧洲的宣言上签字，保证推行民主政策。莫洛托夫对此很惊讶，他问斯大林：“确定要这么做吗？这可能对我们造成不良的影响。”斯大林则回答：“签吧，别担心。稍后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那些问题。当务之急是组成联合政府。”13随后，盟国之间针对如何解决波兰的实际问题展开了讨论。西方盟国同意建立一个由卢布林人和伦敦流亡者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随后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又为哪些人应该出任部长这类细节问题进行磋商。在斯大林看来，美国之所以对波兰感兴趣，是因为美国选民中有不少是波兰裔。

1944年底，米科拉伊奇克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安抚盟友说：“不要担心。我们知道共产主义不适合波兰人。因为他们过于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所以波兰未来的经济必须依靠私营企业。它也必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米科拉伊奇克完全不相信斯大林的话。在随后讨论波兰选举的会谈中，斯大林说：“战后我们不能让那些激进分子参与政治。”据这位波兰领导人后来所说，他当场指出在民主制度下，不能规定谁可以参与政治，谁又不可以参与政治。可在斯大林看来，他简直就是在痴人说梦。14

斯大林很讨厌西方领导人的“伪善”，他们天花乱坠地对苏联进行说教，像是要保证弱小国家的独立和民主之类。斯大林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和英国在战争期间就签署了《大西洋宪章》，里面包括了人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希望的政府形式的条款，但丘吉尔却坚持称这些条款不适用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其中就包括印度这个一直在争取自由的国家。美国也是如此，他们阻止其他国家干涉美国事务，但又不允许其他人对日本未来的发展有任何发言权。所以在斯大林看来，其他盟国也不能过多干涉波兰问题。

埃夫里尔·哈里曼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期间与斯大林见过多次。他告诉杜鲁门，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可改变，而且他们也无法理解别国的政策。“在对待解放波兰的问题上，斯大林永远都无法跟我们思想同步，因为彼此的原则不同。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的信仰对他来说太抽象了。”在后来的一封电报中，他写道：“在一些词语的解释上，苏联和我们就很不一样。比如当我们谈到在邻国建立‘友好政府’时，他们所想的与我们所想的就完全不同。”15

克里姆林宫里的现实主义者写信给美国总统，同时也把同样内容的信送到了英国：

很显然，你们不愿意让我们在波兰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也不让我们拒绝那个充满敌意的政府。但是不要忘记，波兰的解放，是苏联人在那片土地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不知道希腊和比利时是否已经建起合法的政府，因为在进行这些谈判的时候，苏联没有参与，也没有提出任何意见或建议，因为我知道希腊和比利时对英国的安全来说是多么重要。所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讨论波兰问题时，你们就不能从安全的角度考虑苏联的利益。不得不说这是很不合理的，明明是苏联率先对波兰采取行动，明明它对苏联最为重要，但美国和英国的政府偏偏要千方百计地阻碍我们。16

英国和美国知道苏联在这件事上是不会让步的，于是不再干涉波兰问题。“我们已经尽力了。”丘吉尔承认。从现实角度出发，他们不愿意破坏与苏联的联盟。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和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们都需要让苏联继续与德国作战。那时候，柏林还没有沦陷，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得到苏联的承诺—欧洲战场的战争结束后苏联会加入对日作战。毕竟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人们对原子弹的破坏性以及是否会起作用还没有把握。而且，在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也没有进行过核试验。那时候的美国人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唯有寄希望于饱经战火洗礼的苏联—他们必须结盟。

最希望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的是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他们太期待苏联人能够加入对日作战。在雅尔塔会议召开前不久，罗斯福收到了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请示：“苏联作为对日作战的盟友，可以让这场战争更快结束，同时大大降低我们的伤亡和物资损失……但是，如果苏联的态度消极，那么打赢太平洋战争的困难将会无法估量。”美国和英国的想法很简单—苏联人战死多少就意味着美国人和英国人能活下来多少。这与他们推迟诺曼底登陆日期的想法如出一辙。最终，斯大林同意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3个月内对日本宣战。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承诺，这意味着大批苏联雄师将从欧洲转移到东亚。17

波兰人感到被出卖了。米科拉伊奇克分别向丘吉尔、罗斯福和杜鲁门提出抗议。波兰本土军队领袖瓦迪斯劳·安德斯也指责丘吉尔：“你的做法相当于签署了对我们执行死刑的命令。”意指西方盟国把波兰卖给了苏联。随着冷战的发展，“打败了德国的盟军领导人出卖了东欧”这一观点在历史学家和许多西方政客中得到了认同，并从20世纪70年代持续到苏联解体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雅尔塔”这个词也成了“背叛”和“绥靖共产主义”的同义词。然而如今看来，当时的参与者们很难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要知道，那些人在政治上的决策大多都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也不是什么无能之辈。形势如此，他们也是别无选择。何况，波兰和其他国家也都没能提出其他合理或有效的方案。18

罗斯福去世前几天，美国战后首位驻波兰大使亚瑟·布利斯·莱恩向他进言，指出美国的所作所为是“背叛”波兰的表现。罗斯福不耐烦地回答：“你想要什么？难道你想为了波兰与苏联开战吗？”1946年夏天，有人指责杜鲁门罔顾波兰人的死活，这位总统则觉得波兰人的要求有些过分：“我估计……他们是想让我们发动一场战争，以此保住波兰的自由。把波兰置于这种境地的是它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同盟国。”艾奇逊在许多场合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19

从西方盟国的角度来看，这是最好的选择。出席雅尔塔会议的英国代表团成员、冷战时期驻苏联大使弗兰克·罗伯茨爵士始终坚信，雅尔塔协议是西方最好的选择：

我们的确可以说：“不，坚决不同意。”但是这并不能妨碍苏联人继续走下去……也许有人会说，至少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没错，我们的确可以让一些波兰人回去参加竞选，也可以只承认波兰流亡政府，然后说苏联所做的都是错的。但这么做除了让我们觉得自己没向斯大林屈服外，根本没有任何好处。20

斯大林和沙皇对波兰人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们都觉得波兰人一直在密谋对付正直善良的俄国人。这一点从、诗歌、戏剧、音乐等文艺作品中就能看得出来，歌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就是典型的代表。剧中的波兰国王身边围绕的要么是与东正教对立的阴险腐败又诡计多端的天主教牧师，要么就是一心想要扩大自己土地和势力的波兰贵族。

一直以来，俄国人都把波兰人看作麻烦的根源。莫洛托夫曾说：“波兰人一刻都不消停。他们简直不可理喻，非常讨厌。” 21

葛令卡创作的《伊万·苏珊宁》（又名《沙皇的一生》）是斯大林最喜欢的歌剧之一。故事发生在1613年波兰入侵俄国期间。俄国贵族苏珊宁主动提出带领外国军队由一条隐秘路线进入俄国。当他把侵略者带至一处森林后，凭借一人之力几乎杀死了所有的敌人。虽然意识到被蒙骗了的波兰军人最后杀死了这位俄国的“英雄”，但他们的侵略行为终究还是被阻止了。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的包厢里多次看过这部歌剧，而且似乎特别喜欢波兰人在森林里被杀的桥段。22

一些对抗苏联的波兰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当关于波兰问题的谈判尚在进行的时候，苏联已经向世界证明控制这个国家的权力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16名波兰家乡军的军官在华沙被苏联军队抓获，并被带到莫斯科受审。主犯利奥波德·奥库里斯基是安德斯将军的副官，也是1944年华沙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这些人被指控组织武装抵抗苏联军队—事实上他们只是计划这么做，但还没有付诸行动。奥库里斯基被判入狱10年，其他12人被判入狱5年至8年不等，另有3人被无罪释放—按照苏联的标准，这绝对是从轻发落。

战争一结束，波兰家乡军就被解散了。多数波兰人都觉得继续与苏联作战是愚蠢的。不过游击队小范围的武装抵抗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苏联方面没有掉以轻心，他们在对待反对势力方面一直都很谨慎。而“自由和独立”组织（WiN）则是最让他们紧张的一个。其领导者是波兰家乡军的前军官扬·泽佩基。尽管局势动荡，但WiN却主张和平，号召民众以非暴力抗议的方式来获得民主权利。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出版了一份名为《波兰独立报》的报纸，直到1946年秋天泽佩基被捕，这份报纸才停刊。因为经受不住严刑拷打，泽佩基泄露了支持者和成员的名单，导致WiN只能转为地下活动。23

波兰人被苏联警告该如何行事。战后联合政府的领导人之一、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因缘巧合之下与反对派分子见了面，结果就接到了斯大林的提醒：“你应该注意影响，否则会伤害波兰人民的感情。我们的路线是不会改变的……只要掌握了权利，就绝对不要放手。”24

* * *

富尔顿演说所产生的热烈反响，让丘吉尔备受鼓舞。如他所愿，他再次成为政坛焦点。要知道，在刚输掉1945年选举的那段日子里，他一直很沮丧，71岁的他担心政治生涯可能就此结束。不过他尽可能地掩饰自己的落寞—是他告诉朋友亚历山大勋爵（他是驻意大利的英国军队指挥官），余生将与绘画为伴：“真是太好了，我终于能摆脱政治了……我都懒得看报纸，基本上就是扫一眼而已。”尽管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事件，但保守党内部已经有人希望把丘吉尔从党魁的位置赶下去了。1945年圣诞节前，丘吉尔也认真考虑了辞职的事情。他写信给温莎公爵爱德华八世（后者从国王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仍然与丘吉尔保持良好的互动）：“领导反对派是很艰难的，我越来越怀疑这游戏是否值得。”与此同时，私人医生莫兰勋爵也十分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建议他最好离开英国去休养。25

1946年的前3个月，丘吉尔是在美国度过的。其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别墅里一边享受阳光，一边作画。那幢房子正是他的崇拜者之一加拿大富翁弗兰克·克拉克的产业。动身去美国之前，丘吉尔收到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威斯敏斯特学院院长弗兰克·麦克艾弗博士的邀请函，希望他能做一个关于“世界形势”的演说。通常这样的邀请，尤其是来自偏远地区的一个不知名的学术机构的邀请，都会被他婉言谢绝。但是这封邀请函的底部却有一段有趣的附言：“这是我老家一所很棒的学校，希望您能莅临。我将向他们隆重介绍您。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哈里·杜鲁门。”26

丘吉尔意识到这是自己重返世界舞台的机会，他要借此机会告诫人们要以强硬的态度对待苏联，就像20世纪30年代他对待纳粹德国那样。他告诉杜鲁门，自己原计划冬天去佛罗里达州疗养，原本不打算做任何公共演说。“不过如今你建议我访问你的家乡，并要将我介绍给家乡的人们，这使我有了一种责任感。如果能够在你的支持下进行演讲，我将感到很荣幸。”就这样，丘吉尔接受了演说的邀请，而他给出的理由则是出于对杜鲁门的尊重。27

事后，杜鲁门对外表示自己并没有提前知道演说的内容，但这绝对不是事实。1946年2月11日，在华盛顿的一次晚宴上，两人详细讨论了这次演说的内容。他们还一起乘火车从华盛顿到富尔顿，在一整夜的旅程中，杜鲁门总统仔细了演说的草稿。据丘吉尔说，杜鲁门对演说稿十分满意，认为其内容令人钦佩，而且一定会引起轰动。在火车上，他俩还和总统的那些来自密苏里州的密友一起打扑克。虽然前首相丘吉尔并不喜欢这种娱乐，甚至还输了75美元，但是后来，他告诉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这是非常值得的。”28

丘吉尔去富尔顿是为了登上头条，他成功了。听众原本只是现场的350名威斯敏斯特学院的学生，结果却吸引了美国知名的媒体纷纷前来小镇报道此事，这让丘吉尔的演说最终传遍了美国。结束演说时，他告诉麦克艾弗，他希望自己“开启了一些足以创造历史的思考”。在返回华盛顿的途中，他对助手们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说”。这话在当时听上去可能有些夸张，但它的确对接下来的40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众所周知这就是著名的“铁幕演说”，但丘吉尔却把它定义为“和平的力量”。他当然知道尽管篇幅不长，但关于苏联和东欧的那段讲话势必将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演说的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论那些说英语的国家之间的“兄弟般的联系”。他多次提到“特殊关系”，号召“大英帝国”和美国要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以创造持久的和平。他没有特别提及当时美国国会正在商讨关于向英国提供贷款的事，但想要表达的态度已经蕴藏在演说之中了。他还谈到了共享军事基地、制造可互换的武器，并且还可以共同建立一些机构—最终实现公民身份互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开对战时“三巨头”同盟破裂发表强硬言论且地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他的言论迅速登上了报纸的头版。

苏联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真理报》在头版用三个专栏的位置刊登了一篇社论，抨击丘吉尔是“战争贩子”。几天后，斯大林又罕见地接受了“采访”，通过报纸指责铁幕演说是“吹响了向苏联宣战的号角”。他说，丘吉尔显然认为只有讲英语的国家才是重要的，应该统治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是一种语言上的种族主义……简直如同希特勒之流。”29

演说刚结束的那几个星期，杜鲁门在公开场合对丘吉尔的言论不置可否。因为他想先看国内的反应，然后再表态。此外，他还命令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不要参加富尔顿当地为丘吉尔举行的招待会，以免让人们觉得政府认可了这位前首相的观点。私下里，他亲自写信给斯大林，建议他也到美国做一个类似的演说，他将亲自为斯大林进行宣传，就像他之前为丘吉尔宣传的那样。谁都知道斯大林根本不会接受这样的邀请。总的来说，铁幕演说受到了美国左翼和右翼的广泛认可，美国对苏联的态度逐渐变得强硬起来。战时，美国媒体常常把斯大林称为“仁慈的乔叔叔”，彼时这类言论已经消失不见。到了4月，大多数美国报纸都发表了支持丘吉尔的文章，杜鲁门总统这才公开谈及丘吉尔的那次演说。

反对的声音也是有的。前副总统、时任商务部长的亨利·华莱士表示，这是一个帝国死忠分子对前盟友的攻击。诺贝尔奖得主赛珍珠在演讲后的那个晚上说：“这是一场灾难，将我们的命运引向危险的方向……我们今晚比昨晚更接近战争了。”前总统罗斯福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说，这是对刚刚成立的联合国组织以及已故丈夫对战后世界愿景的直接攻击。30

演说在英国国内也反响热烈，丘吉尔因此再次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事先就得知了演说要点，他私下对丘吉尔说：“我相信这会带来诸多好处。”不过在公开场合，艾德礼则拒绝发表评论，只是说丘吉尔“以个人身份在外国发表了讲话”。但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私下告诉记者，他认为这场演说“精彩极了”。

对丘吉尔最强烈的批评几乎都来自他所在的政党。影子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警告丘吉尔不要企图“进行一场脱离美国的反俄运动”。保守党成员索尔兹伯里勋爵则表示，丘吉尔有可能因为疏远左派而破坏两党共同反对苏联的政策。他说：“这次演说更证明了丘吉尔应该从领导位置上退下来。没有了党派做后盾，他既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个人看法，又不会牵连到英国。”不过保守党内部没有进行任何罢免丘吉尔的行动。相反，他的人气还上涨了。31

铁幕演说后来被视为冷战的“第一枪”。丘吉尔越发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有远见的人，他认为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一直都是正确的，就像他在30年代对希特勒的看法一样。然而，丘吉尔并非如他自己所说的一贯正确。自相矛盾、言行不一在他身上也多有体现。说起来，任何从政超过50年的政治家都不可避免地要为命运所困。对待同一件事，他会说出两种不同的见解，因为前后矛盾，人们完全可以用他以前说过的话来反驳他现在的观点和想法。

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丘吉尔曾告诉艾登，战后不能让苏联控制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东部。“苏联人跟希特勒一样，都在搞侵略。如果我们违背波罗的海各国人民的意愿，把他们移交给苏联，这不仅破坏了我们进行这场战争所依据的一切原则，也将使我们的事业蒙受耻辱。”1944年5月，他又告诉外交大臣：“我担心巨大的不幸会降临世界……苏联人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们什么都做得出。”32

然而仅仅5个月后，在所谓的“比例协议”中，丘吉尔却同意了战后对欧洲进行分割，悄无声息地决定了6个国家的命运。他戏剧性地描述了那一幕。1944年10月9日晚，两位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进行会晤：

商议大事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便说：“来解决一下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问题吧。你的军队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那里没有什么优势。所以我们不要在小事上伤了感情。从英国和苏联的利益出发，罗马尼亚90%的地盘归你，我们在希腊拥有90%的话语权，然后我们平分南斯拉夫。你意下如何？”丘吉尔拿起一张纸，写下了他的建议。接着匈牙利又被平分了。斯大林把目光投向这张纸，拿起他的蓝铅笔，在上面打了一个大大的钩，然后把它递了回来……短短的时间里，一切就都敲定了。这之后是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写了铅笔字的纸被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我们这样漫不经心地处理了涉及千百万人的大事，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不如我们把纸烧掉吧。”“不，你留着吧！”斯大林说。

丘吉尔称这是一个“任性的协议”。他把这件事告诉罗斯福时，总统也只能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丘吉尔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因为希腊将继续留在西方的“势力范围”。33

那次会晤之后，丘吉尔在给妻子克莱米的信中写道：“我和斯大林谈得很愉快……我越看越喜欢他。如今，他们尊重我们，我相信他们真诚地希望与我们合作。我们相处得很好，哪怕每周与斯大林共进晚餐一次，我都不会嫌烦。”雅尔塔协议签订后他对内阁说：“可怜的内维尔·张伯伦误信了希特勒。但我对斯大林的看法绝对不会错。”他还曾热情地对一名助手说：“与斯大林的对话，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谈方式。”1945年11月7日，他对下议院说：“我们都很庆幸斯大林仍然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除了对这位伟人充满尊重之情，我再无其他的感觉。他是苏联的圣父，是国家命运的主宰。”34

比例协议就像4个月后的雅尔塔协议一样，直接揭示了战后的现实：欧洲的分裂无可避免，苏联军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在这件事情上，丘吉尔不是无辜的旁观者，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参与者。可以说，制造从什切青到里雅斯特的铁幕，他“功不可没”。35

从富尔顿回到英国后，丘吉尔又恢复了对政治的热情。他看起来青春焕发、活力无限。面对人们对他未来的猜测，他坚定地给出了答案：“我将会一直领导保守党，直到我满意地看到他们能够找准前进的道路，并做出更好的谋划。”丘吉尔一生的挚友布伦丹·布莱肯面对保守党议员们的打探，总会这样幽默地回答：“温斯顿决心继续领导党派，直到他成为地球首相或者天堂国防部长。”

丘吉尔恢复了状态。他告诉医生莫兰勋爵：“不久前我甚至开始为退休和优雅地死去而做准备。但是现在我要留下来把他们都揪出来。我要让他们付出痛苦的代价。”“他们”指的不是苏联政治局，而是他的议会同僚。36

[ 萨拉米香肠战术，也称切香肠式战术、渐进战术，主要方式是在行动自由的限度内，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迅速达到一个中间目标。然后再采取下一个行动，直至达到最终目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