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美国的世纪（1/1）

“战争是地狱……但美国在战争中的经历却不太一样。”“二战”结束后不久，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写下了这句富有深意的话。的确，美国的经历的确不同于深陷“二战”旋涡中的其他国家。虽说苦难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美国却是唯一打完仗后反而比1941年参战之前过得还好的国家。美国本土没有直接的人员伤亡，国土没有被侵占，城市没遭到轰炸破坏，也完全没有那种在亚洲和欧洲随处可见的大量的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难民。虽然阵亡和失踪的美军人数共计有42万左右，但相较于覆盖了欧亚非三大洲的战争规模来说，这个数字算不上太大。英国的人口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是死亡人数却达到了33万。苏联就更严重了，仅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英美两国在“二战”中的伤亡人数之和。

在此之前，美国经济从来没有如此繁荣过。从1940年到1945年，年度国民生产总值从1020亿美元涨到2140亿美元，整整翻了一番。与此同时，失业率却降到了历史最低—从14.6%降至1.2%。美国通过战争走出了经济大萧条的困境。即便牛奶、糖、汽油、橡胶轮胎、蔬菜、某些品种的肉和植物油—甚至打印机色带—都是限量提供的，但是因为收入增长了50%以上，所以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上算是提高了的。不仅如此，这场战争还把阶级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占全国人口5%的最富裕的那群人的收入下降了近五分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才再次扩大。

说美国成为世界的粮仓和工厂一点也不为过。1946年初，其商品制造总量就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二战”时期，美国推行了一种新的金融体系，使得美元成为世界头号通用货币，直到21世纪亦是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二战”中美国不仅投入了军事力量，更贡献了大量金钱，这才助力盟军获得最后的胜利。

战争一结束，美国最希望的是拥有一段可以庆祝胜利的喘息时间。此后，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迪安·艾奇逊，这位做过总统顾问，3年后又成为美国国务卿的人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美国人在外交方面的愿望：一是让士兵平安回家，二是不再像圣诞老人那样给其他国家“派送礼物”，三是不再被随意摆布。另外，他们还希望通过财富获得安全感。

“二战”之前，美国只在菲律宾有正式的军事基地。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走上超级军事大国之路的契机。美国1946—1947财年的国防预算为130亿美元，占国家总支出的36%，是战前连续9年国防支出平均值的13倍。这种军事支出直到此后30年里都未发生太大变化。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已经在美洲地区、冰岛、希腊、土耳其、韩国和中东地区租用了海军和空军基地。仅驻扎在欧洲的美军人数就有50万之多。这样大规模部署的结果就是在未来的40年中，驻扎在国外的美军数量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最终让美军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的军事力量。让人至今想不通的是，当时美国如此大动干戈地进行军事部署，其他国家居然还天真地以为驻扎在大西洋两岸的美军很快就会撤离。1944年春，在确定诺曼底登陆的具体细节时，美国一位高级官员问罗斯福，战争胜利后要在德国及其他地方驻军多久。这位三军统帅当时表示：“最少一年，也可能两年。”除此之外并没有多说。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美国依然在这方面没有太多改变。“三巨头”决裂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面对苏联在欧洲的野心，美国表现出了更加强硬的态度。起初的时候，即便是盟友苏联也坚信美国的驻军不会停留太久。温斯顿·丘吉尔持同样看法，在欧洲战场上获胜之前，他在写给英国内阁的文件中强调了这一点。“我们不能指望战后美国还能在欧洲长时间驻扎大批军队。”他说，“我估计停火4年后，欧洲就不会再有美国大兵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回到了过去的孤立主义。美国大兵、工程师和一批理想主义官员按照自己的构想，打算把日本塑造成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为了不让他们再对邻国或美国造成威胁，解除日本的武装力量势在必行。虽说美国计划撤军，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停止在欧洲的和平谈判和外交活动。“一战”结束后，有一位美国总统致力于促成《凡尔赛和约》的订立，那就是伍德罗·威尔逊。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主张，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倒台后新建立起来的那些国家应该拥有独立和自主的权利。不过他这种“通往民主之路最安全的办法”却很难获得美国民众的认同。美国国会没有同意加入国际联盟，就是因为不看好这个组织。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银行在数届政府的支持下，试图为一些因战争而破产的欧洲国家纾困。德国对法英两国的战争赔款就来自美国提供的贷款。股市大崩盘后，美国为了应对大萧条而改变了策略。罗斯福新政把美国自身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在欧洲陷入灾难的时候并没有继续为他们提供贷款。

然而“二战”过后，美国的决策者们坚称他们会做出改变。这一次他们决定坚持到底，彻底参与全球事务，并承担起责任。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总统顾问曾说：“欧洲太重要了，肯定不能让欧洲人自己解决所有的事情。”权力的天平发生倾斜，一个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建立了，这也是美国成为“四大世界警察”的领军者的开始。

在战后第一年，根本性的差异就显现出来了。美国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不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这是过去法西斯主义都不曾做到的。战争时期，自信的美国通过出口武器和粮食，把世界从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手中拯救了出来。现在它要通过输出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和民主思想来维护和平。战争结束几周后，哈里·霍普金斯—美苏同盟坚定的支持者、罗斯福最亲密的心腹—慷慨激昂地向苏联领导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常有人问：你们在波兰、希腊、伊朗和韩国到底有什么企图？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最符合我们优良传统的任务，就是在外交能力范围内，尽一切努力帮助建立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政府。我们应该大大方方地告诉世界，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都享受到民主自由的权利。我们这样充满活力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意识形态的冲突由此可见一斑。

1946年的哈里·杜鲁门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与前任罗斯福相比，人们称他为“一个政治上的残疾人”。尽管在他的领导下，战后的美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他本人也因此广受赞誉，但不可否认，他的第一届任期却是相当落寞且不受重视。那时候的政治漫画里往往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拳击手，或者是一位技术高超的走钢丝者—哪怕当时所有人都知道罗斯福出行得坐轮椅，可见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有多高大。相比之下，杜鲁门就要“渺小”许多。连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上都写着“杜鲁门就是个错误”，一首流行歌曲里还出现了这样的歌词—“哈里让人发疯”。1946年初进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只有9%的民众认为民主党人能在两年后赢得总统大选。

接替美国史上任期最长、在世界政治舞台叱咤风云的总统罗斯福，绝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杜鲁门不能胜任总统工作”这种观念很快就被改变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认为杜鲁门是一位“近乎伟大”的总统，他在重大事件上都做出了正确的抉择。传记作家们说他是“草根政治家”，有人把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独立镇的“平民总统”的经历作为实现“美国梦”的典型—普通人通过不懈努力成为人生赢家。当然这都是后话。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初几年里，人们认为这位来自中西部、戴着眼镜、长相普通又不善言辞的新总统根本无法与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精明能干的前总统罗斯福相提并论。不论是战争中还是胜利后，在过去的12年里，所有美国人都是在后者精彩的演讲中受到了鼓舞，收获了希望。罗斯福一定也觉得自己才是“天选之人”。虽然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但犯的错误也不容忽视—他没有为继任者铺好路。纵然1933年初次当选总统的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可这绝不是他的心里话。他的一位心腹也曾说：“富兰克林·罗斯福觉得只有自己才配得上总统的职位。”

1944年，罗斯福就收到医生的警告，鉴于心脏和肺部的痼疾，他想顺利完成第四届任期，除非奇迹出现。但是他根本不理会这些，觉得好运会常伴身旁，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竞选。为了赢得当年的大选，民主党需要获得中西部和部分南部地区的支持。所以罗斯福的助手们便选了杜鲁门作为他的竞选搭档。杜鲁门没想过自己会被提名—但在罗斯福看来这反而是个有利因素—这意味着杜鲁门需要花大力气去说服人们给他投票。从再次入主白宫到去世的82天里，罗斯福只见了杜鲁门两面。去雅尔塔参加会议的前一天晚上，罗斯福用惯用的傲慢语气对副总统杜鲁门说：“尽量不要来打扰我，除非有天大的事情。”不少总统的亲信都嘲笑副总统是“第二个密苏里妥协案”。

杜鲁门当副总统的时候从没进过白宫的“地图室”—相当于如今的“形势分析室”—那里是总统每天下午开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与情报人员分析战争形势的地方。除此之外，包括原子弹的研究进展、重大军事机密、“三巨头”的私下交易或者是往来信件的内容，他都毫不知情。他没看过任何关于苏联的机密文件，也不了解总统对战后的构想，他所知道的几乎都来自《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罗斯福从来没想过自己会突然死去，然后被哈里·杜鲁门取代。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院突发脑出血，当天就与世长辞。当时美国正面临严重外交冲突的关键时刻，可继任者杜鲁门却只有一次出国经历，就是“一战”时作为军官在法国指挥一个炮兵连。虽然他在战场上表现得沉着冷静，并因此获得了上司的好评—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但是他的外交经验几乎为零。

杜鲁门非常清楚罗斯福糟糕的身体状况。在大选前几天，他向朋友介绍总统情况的时候说：“已经很虚弱了……往茶里倒奶油的时候，洒出来的比倒进去的多。看上去头脑还很清醒，但是身体已经快要扛不住了。我很担心他的状况。”即便如此，再有3周就61岁的杜鲁门还是对罗斯福突然离世后自己成为新总统这件事感到十分意外。他就这样被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对要不要接受这个任命而矛盾不已。

杜鲁门努力把自己经营成一个谦虚严肃、做事认真、讷言敏行的人。比如他经常用浓重的密苏里口音说：“责任止于此！”他的话多数是可信的，但有时会进行一点“加工”和“润色”，甚至会在回忆录里杜撰一些关于自己或别人的事情。比起刻意塑造的形象，真实的哈里·杜鲁门要更加复杂、有城府。像大多数总统一样，私下里他也有不修边幅的时候，不过与他们不同的是，他对妻子非常忠诚。他当然也有缺点，比如他会跟一帮名声不太好的朋友通宵打牌喝酒，那些人大多是共济会的成员。因为见识过罗斯福时期往来于白宫的大人物，所以批评家们对杜鲁门的朋友非常不以为然，有人说：“杜鲁门的白宫会让人联想起密苏里州独立狮子俱乐部的休息室，那里充斥着廉价雪茄的气味，人们被低俗的段子逗得哈哈大笑。”

杜鲁门看上去很温和，但有时很暴躁，是个自视甚高的人。他很敬佩罗斯福，但也能够客观看待他的缺点，不会曲意逢迎对方。罗斯福去世后，他曾说：“我想美国人已经受够像泰迪（罗斯福）和富兰克林这样的骗子总统了。”

杜鲁门穿着讲究，有时候一天会换两三次衬衫，外面总是搭配有双排扣的浅色外套。他的眼睛有先天性的缺陷，但为了进入陆军预备役部队，他隐瞒了这一情况。杜鲁门是20世纪唯一戴眼镜的美国总统，就算在白宫游泳时也是如此。他曾表示：“不戴眼镜的话，我就像盲人一样。”不过即便戴了高度数的眼镜，散光的症状也没有得到什么改善。跟其他政治家比起来，他显得相对直爽。杜鲁门的外交助手之一、后来成为美国驻苏联大使的查尔斯·博伦形容这位总统是“我见过的最冷酷的人，他从不关心我或者是其他任何人”。话虽这样说，博伦还是对杜鲁门钦佩有加，称他为“把这个国家带入20世纪的总统”。

杜鲁门出身贫寒，年轻时靠着家里的土地度过了10年贫困的农夫生涯，土地最终却被银行没收。“一战”结束后，他开了一家男装店，不久之后也倒闭了。不过因为性子要强，他从来没有申请过破产，成为参议员后还在坚持偿还债务。在金钱方面他堪称清廉，离任后甚至变得更穷—这在美国总统的历史上绝对是不多见的。至于他是如何开启政治生涯的，这还得归功于一位声名狼藉的骗子。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的20年，有一个操控着堪萨斯城商业和密苏里州选举办公室的大老板，名叫汤姆·彭德格斯特。他不仅能够操纵选票，而且有本事把政治、禁酒令、卖淫和赌博变成自己的生意，从中获取的高额利润经过一番操作又可以投资到合法的领域。接受政治献金意味着拿人手短，所以杜鲁门从不这样做，但是他却要依赖彭德格斯特在政治方面的能力，想方设法让那些平民为自己投票。一般来说，他们这种关系应该只是政治上的相互利用，然而杜鲁门却始终跟彭德格斯特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即便是后者因逃税被关进莱文沃斯监狱之后，杜鲁门仍然为他辩解。“当我需要这位朋友的时候，他一直在我身边。”他说，“所以我也不会对他落井下石。”杜鲁门对彭德格斯特评价甚高：“就算他经营妓院、酒吧和赌场，但他仍然是一个让人尊敬的、讲信用的人。”他觉得这位朋友不是那种“平日里吃喝嫖赌，只有周末才想起要忏悔的虚伪教会成员”。

杜鲁门在任期间给人的印象是一位胸怀宽广、有远见卓识的国际主义者，但事实上他也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狭隘一面。他的日记和私人信件中充斥着当时最常见的种族主义。他总是称墨西哥为“油脂之国”，还使用诸如“黑鬼”“黑奴”“外国佬”和“犹太佬”之类的蔑称。当提到纽约时，他通常称其为“犹太佬之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觉得一个好人应该是这样的—他要诚实、正派，还不能是黑鬼或是中国人……我想这就是种族偏见，可我就是觉得黑人应该待在非洲，亚洲人应该待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应该属于白人。”杜鲁门最好的朋友艾迪·雅各布森—他俩相识于军中、曾一起开过男装店—却偏偏是一个犹太人。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所以杜鲁门表示要试着与之战斗。他也成了继亚伯拉罕·林肯之后，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利而发声最多的总统。即便是执行“新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这方面的成就也不及他。

杜鲁门成为白宫新主人后并未感到自卑，但是他很不喜欢那些出身于常春藤名校的工作人员—在罗斯福执政时期，这些人因为处事圆滑而很受赏识。杜鲁门甚至把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称作“穿条纹裤的家伙”，由此可见他对这些人的反感。他觉得应该尽快树立权威，并展现自己做事果断的一面。他的追随者承认，在担任总统之初，杜鲁门的一大缺点就是太武断。曾任杜鲁门政府副总统和商务部长但在1946年晚些时候又被“果断”解雇的亨利·华莱士评价：“他总是先做决定，然后再考虑。”其实杜鲁门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短处。做了一年总统后，他故作谦虚地对一位牌友说：“我可能没有什么天赋……不过也有优点，那就是善于用人。”

杜鲁门喜欢直截了当地处理事情。比如他会要求助手简单明了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内容不能超过一页纸的篇幅。查尔斯·博伦也证明确有此事：“反正不能超过两页纸。”然而当时美国正面临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或者说杜鲁门认为美国正面临的大问题—如何对待苏联政府及其领袖，这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解决的事情。智囊团提出了各种建议，有的甚至还互相矛盾。“不能再让苏联这样继续发展下去了。”这并非出于政治考量，而是杜鲁门的本能反应。在整个1946年里，他几乎都在寻找压制苏联的办法。

[ 第一次“妥协案”发生在 1820 年，当时计划在堪萨斯地区成立新的州，以此平衡“蓄奴州”和“废奴州”的数量。但此事没有取得成功，也未能阻止 40 年后美国内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