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亲自来访（1/1）

蒋介石亲自来访

1927年3月26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乘“楚同舰”抵达上海，驻扎在了南市董家渡附近。

事先得到消息的黄金荣如坐针毡，如今的蒋介石已经不是当年的落魄后生了，而是堂堂北伐军总司令。如今再相见，想起当年拜师那一幕岂不让人尴尬。

黄金荣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当年介绍蒋介石入黄门的虞洽卿。虞洽卿却不慌张，对黄金荣说：“这有什么要紧，这又不是你的错，蒋总司令应当感激你才是，怎么会有其他的想法呢？如果你觉得这种师徒关系不太方便，那找个机会把门生帖子退还给蒋总司令也就可以了。”黄金荣平定了内心的忐忑不安，等待机会把门生帖子还给蒋介石了。

蒋介石来到上海之后，本想直接进法租界来拜访黄金荣，没想到法租界巡捕却很不给他面子。当他的卫队和两辆军车经外马路转过一枝春街，准备进入法租界爱多亚路的时候，法租界安南巡捕将他的车辆和护卫人员一并扣押了。

黄金荣闻讯惊出了一身冷汗，赶忙跑到租界巡捕房，与程子卿一起向巡捕房的头目进行解释。因为事关重大，巡捕房也不敢擅做主张，而是打电话向法国领事馆请示。领事馆方面感到事态严重，指示巡捕房方面让黄金荣出面调解。

到这时，黄金荣悬着的一颗心才落到肚子里。他建议，先让被扣押的两辆军车开进法租界游行一圈，然后开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宅。巡捕房同意了黄金荣的主张。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顺利了。军车进入黄宅之后，黄金荣非常热情地犒劳了蒋介石的卫队。护卫人员回去后将事情的经过汇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马上邀请虞洽卿一同去探望黄金荣。两人相见，黄金荣万万不敢再以“师父”的身份自居了，而是一口一个“总司令”地叫着。

黄金荣对蒋介石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

“先生总算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该忘记的。”蒋介石谦虚地说。

尽管蒋介石很客气，也很尊重他这个师父，黄金荣还是坚持着把那张门生帖子交还了蒋介石。

两人又客气一番后，蒋介石说明了来意。蒋介石此来，决非仅仅是来表达当年的谢意的，他是有要事要跟黄金荣相商的。他想让黄金荣充分调动起自己在上海帮会中的影响力，协助他进行“清党”活动。所谓“清党”就是消灭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势力。

蒋介石知道，流氓帮会在上海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利用他们来打击共产党，肯定是上算之招，而且当时帮会势力与共产党之间也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共产党对于他们的戒备之心肯定是不强的，这样杀他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清党”就会达到更佳的效果。

黄金荣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一则，自己现在已现颓势，蒋介石对自己仍以师礼相尊，自己就应该给予回报。二则，自己虽然不懂政治，可是对国共两党之间的罅隙也是略知一二的，他也隐约地感觉到国共两党的分裂是早晚的事情。三则，如果依附上蒋介石，说不定自己还能再次风光起来呢。

如今的黄金荣在上海滩发号施令起来已经不似前几年那么灵光了，很多时候都是杜月笙站在前台。大家再议论起来的时候，往往会把黄金荣给丢下，倒是会先提到杜月笙。黄金荣岂能甘心？

当然，黄金荣也很明智，要“清党”，仅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必须将杜月笙和张啸林也一同拉进来。

蒋介石对黄金荣的这个提议非常赞同，于是，就在黄公馆召见了杜月笙和张啸林，同他们面议“清党”事宜。

三大亨尽管平时矛盾重重，但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却是相当一致的。

张啸林绝对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主，如今天下已不再是北洋军阀的天下，再加上北伐军势如破竹的气势，他自然会考虑把国民党当靠山的。

杜月笙则是经过了一番判断后作出的决定。从国共力量对比看，国民党明显超过共产党，谁的势力大听谁的话，这是进行选择的一个基本原则。政治上，北伐军风头所向，打的全是国民党的旗号，北伐军、国民党几乎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国民党因此声誉日隆；军事上，北伐军当时所拥有的全部二十多万人马名义上概属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党军。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影响很大，但基本没有自己的正规武装，农民自卫军散布乡间，工人纠察队尚在组织之中，两相比较，强弱之势显而易见。

再说，帮会同国民党之间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关系，国民党的前身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还是同盟会，都与帮会关系密切。在上海，与杜月笙等帮会头目过从最密的政治家也以国民党居多，即使是共产党人，用的也多是国民党的名义。

杜月笙推测未来中国的天下必将是国民党的，该跟谁走，是不言而喻的。如能够攀上蒋介石这棵大树，何愁日后不能飞黄腾达？所以，杜月笙在协助蒋介石“清党”这件事上的表现比黄金荣更为积极。

三大亨心意已决，帮蒋介石“清党”，充当他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屠杀人民群众的工具。

与蒋介石会晤后的第二天，“三大亨”在杜月笙家里初步定下了反共的两条方针：第一，帮会从此不仅要彻底和共产党翻脸，而且还要施展出铁腕手段来，以组织对付组织，以群众对付群众，争取让共产党掌握的工会和工人反过来打共产党。第二，尽快建立一支“民间武力”，一方面协助国民党维持秩序，确保上海的安宁，一方面负责监视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