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前夜（1/1）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如果你问天下最忙的人是谁，会有人告诉你，是宰相杨国忠。

杨国忠的繁忙程度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帝国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各方面事务。

杨国忠的效率奇高无比，在他以前，吏部对官员的选拔有复杂的程序，经过三道唱选，评比从春天持续到夏季，才能将官员选出。但是杨国忠却做得轻轻松松，他在私宅里进行选拔，再召集官员在尚书省的办公室里唱一次票，一天之内就选定完毕。

对于帝国的国库，他也是维护得井井有条，不让国库出现哪怕一时的短缺。直到安禄山兵起，各地的物资仍然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师长安，将府库填满。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库调研，看到仓库堆得满满的，对杨国忠推崇有加。

杨国忠的崛起又和他的妹妹杨贵妃有关，这就牵扯到了本书的又一个配角——但在许多其他的书中却是主角中的主角，也是玄宗之祸的主要背锅者。

在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底或者第二年初，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了，玄宗在感情上陷入了一段空白期。直到有人告诉皇帝，寿王（武惠妃的儿子）的妃子、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杨氏可以代替武惠妃。于是玄宗给寿王另聘了妃子韦氏，先让杨氏当了女道士，号太真，然后召入宫中，直到天宝初，才封为贵妃。

杨贵妃受宠时，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她的三位姐姐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她的哥哥（不是亲哥哥）杨钊（即杨国忠）也因此受宠。

在野史中，充满了对杨贵妃香艳的描写，这一方面是中国禁欲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几乎所有的文人墨客都以意淫的方式幻想着皇帝和贵妃的温柔乡，并将当时的名人（最著名的就是安禄山）也都编排进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玄宗之祸归罪于贵妃。

但事实上，杨贵妃的作为并没有超出其他的皇后或者妃嫔。在唐代，皇后家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只是一种常态而已。比杨贵妃的家族更会弄权的家族不在少数，最著名的就是武则天所属的武氏，以及韦后所属的韦氏。杨氏家族虽然出了杨国忠和三位夫人，但这些人大都是享受型的人，并没有对帝位产生野心，反而对皇帝颇为忠心，这可能也是玄宗放手让贵妃家族享受荣华富贵的原因。

在杨贵妃家族中，唯一能够称得上野心勃勃的是杨国忠，他并不幻想篡夺皇帝的权力，却对李林甫式的权相位置颇为心仪。但所谓权相，也是皇帝的意图造成的，并非仅仅靠大臣的野心就能达成。皇帝总是需要一个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规训官僚系统，之前是李林甫，李林甫之后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唯一不确定的是最终谁去填补这个位置罢了。

如果按照亲缘来算，杨国忠的舅舅是武则天朝的宠臣张易之。杨国忠本人不学无术，最初在蜀地的军队中混，后来投靠了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而这位节度使需要他，更多是因为当时杨太真已经受到了皇帝的宠爱。

在章仇兼琼的引荐下，杨国忠被授予监察御史之职，这也说明杨太真最初并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提拔这位哥哥，只是后来帝国的传统让这位贵妃的家人飞黄腾达了。如果只是贵妃的家人，还不足以让他担任宰相，偏偏杨国忠又是极其善于钻营的人，他很快就投靠了李林甫，帮助李林甫清理了其他的聚敛集团成员，如韦坚、杨慎矜兄弟等人。当把这些人清理完毕后，唯一能够与杨国忠比肩的，只剩下了王鉷。

最后，杨国忠把握住机会，利用谋反案将王鉷干掉。在这个过程中，杨国忠也有了一批亲信，其中最著名的是边将哥舒翰。由于哥舒翰与安禄山的矛盾，也注定了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

清理了王鉷之后，杨国忠接替李林甫已经成为一种必然。但这件事依然要等到李林甫死后才会发生。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十一月，李林甫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但当皇帝前往华清宫时，他依然陪同。这表明这位老宰相的擅权之路充满了艰辛。果然，这一次从行加重了他的病情，自此他一病不起。在弥留时刻，他依然想从皇帝身上获得最后的宠幸，因为有人告诉他，见一见皇帝，能够给他冲喜。皇帝并不拒绝这么做，但左右却不让皇帝接触将死的人。皇帝只好让人将李林甫抬到院子里，他站在远处的楼上，遥遥地挥了挥手中的红巾。李林甫已经不能下床了，只好请人拜谢。

见过皇帝不久，李林甫又见到了刚刚从蜀地回来的杨国忠。杨国忠之前去了四川，派兵镇压南诏的反叛，大败而回，却向皇帝上奏获得了胜利，正在受宠的时刻。他亲自到家里去看望李林甫，并拜在床下。李林甫知道自己已经快死了，向杨国忠托付了后事。

李林甫死后，杨国忠成了整个国家最有权势的大臣。这就有了本节开场的一幕：在很短的时间内，杨国忠就像李林甫一样，将所有的大权都揽在了身上。对于社会和普通民众来说，两人的作为几乎毫无区别，都是一样帮助皇帝解决财政问题，也满足着皇帝的私欲。整个社会依然在平稳地前行，就连边疆的几次败仗也小心翼翼地隐藏了起来，不为人所知。看上去一切都是没有变化的。

然而，人们却很少意识到，权力从李林甫向杨国忠的更迭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波澜不惊。事实上，虽然杨国忠接手了李林甫的一切权力，但他又没有实现李林甫那样的完全控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边将问题。

玄宗初期的政策是由重要的大臣担任边将和节度使，这些人中，像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等人都可以从节度使直接担任宰相。为了抑制这些人的权力，也是为了让更听话的人掌握军队，李林甫扶持了大量的蛮族将领。这些将领对李林甫感恩戴德，也表现出了忠心。李林甫死后，表面上是杨国忠掌握了这些人的任命权，但事实上，杨国忠很难获得这些人的尊重。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必须将这些老节度使罢免，换上新的，这些新人才会对他表现出忠心。

而要清理老节度使，又必然引起他们的反抗，就这样，这位最忙的宰相就在边将问题上陷入了无解的麻烦之中。

为了说明唐代的边将问题，我们可以做几个切面，去了解玄宗不同时期的边将变化。在玄宗时代，北方的边将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在玄宗担任皇帝的四十多年间，曾经在北方地区担任过节度使一级长官的人不过五十几人。特别是在开元前期，边将群体甚至比宰相都稳定，皇帝换宰相的速度比换边将还快。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这一年在北方边境地区担任长官的大都是功勋卓著的将领，以及与中央有联系的高级官员。负责安西的是名将张玄表和阿史那献，北庭由汤嘉惠和郭虔瓘掌管，而守卫河西的依然是唐代历史上首位节度使贺拔延嗣。陇右由鄯州都督杨矩主持。而在朔方、河东和范阳的，分别是三位（在之前或之后）担任过宰相的高官——王晙、薛讷和宋璟。

这是玄宗朝前期的典型配置。在西北地区升任高官的大都是战功赫赫的将领，既有汉人，也有少量汉化的胡人，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担任。而在某些地区，还会选择中央高官去担任职务，这样做除了保证地方的忠心之外，还可以利用这些高官调动资源的能力，保证边疆地区的军事实力。在地方任职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也有机会到中央担任高官。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担任河西、陇右、朔方和范阳节度使的，分别是牛仙客（宰相）、张守珪（功臣、将领）、信安王李祎（亲王、著名将领）和赵含章（战将、功臣、信安王下属）。这时的节度使模式依然是亲王、宰相和功臣模式，表明盛唐时期的边将还没有失控。玄宗甚至比开元初刚刚开始设立节度使时，更加在意边将的人选，将边境大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而守边的将领只要足够优秀，依然还有机会升任中央高官。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随着李林甫对宰相职位的把持，宰相和高官群体从边将的名单中逐渐消失，形成了专门负责边疆事务的将领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边将与中央官员已经彼此隔绝，事实上，担任河西、陇右和范阳节度使的王倕、皇甫惟明、裴宽都在中央任过职，但由于李林甫把持了朝政，他与汉人的边将集团又往往有着冲突，导致边将升任中央也受不到重用，有时还会有性命之忧（例如皇甫惟明）。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林甫开始有意识地重用胡人群体担任边将，由于这些人比起汉人边将更加听话，成了李林甫巩固权力的一种工具。在此时，担任安西节度使的是著名将领、羌族人夫蒙灵察，而担任平卢节度使的是安禄山。

到了天宝七载（公元748年），李林甫已经将唐代的边将群体进行了换代，这一年担任帝国北边将领的是四个番将，分别是担任安西节度使的高仙芝、担任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陇右节度使的哥舒翰，以及担任范阳和平卢节度使的安禄山。在这四人中，有人始终忠于唐朝皇帝，而有的人则发动了叛乱，但不管怎样，手握重兵的番将控制了唐朝的边防，依然是唐朝即将出现问题的信号。之后，虽然偶尔有汉人担任边疆节度使，但唐朝的边疆控制权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央的手中。

玄宗后期的边将中，最早应该提到的是在北方多地镇守过的张守珪。

玄宗早期的著名将领如郭虔瓘和郭知运等人虽然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受皇帝节制的，不轻易言战，表达了盛世早期对战争的克制。但到了另一位名将王君?时代，由于他急于立功，与吐蕃人和回纥人发生了冲突。王君?表现出与玄宗执政后期相同的急功近利的特点，以失败身死而告终。

第一个帮助玄宗实现了他的武功梦想的，是著名将领张守珪。张守珪早年跟随郭虔瓘镇守西北，后来又在东北地区的幽州担任将领，对于边疆地区的局势非常熟悉。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王君?战败身死，张守珪也获得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会。

由于王君?的死亡，唐朝在与吐蕃的斗争中是处于下风的。张守珪被任命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任务就是保住城池，但吐蕃的势头太猛，就是这一点也很难做到。就在他率领士兵们修城墙工事时，突然间敌人又来了。士兵们知道城池不够坚固，但是逃又没有地方可逃，人心惶惶之际，没有人考虑过长期的战略，只有张守珪不慌不忙，如同诸葛亮一般大摆空城计。他虽然没有打开城门这么嚣张，但在城上和将士们置酒作乐，表现得毫不担心。他的做法迷惑了敌人，让他们担心有埋伏，不敢进攻，只能撤走。张守珪这才放下酒杯，率军出击，击败了撤退中的敌人。这一仗树立了张守珪的威望，他被封为瓜州都督。张守珪继续率领兵民修缮灌溉设备和农田，让瓜州恢复了正常。

由于他的功劳，第二年他被授予鄯州都督，充陇右节度使，跻身高级将领的行列。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待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这期间，张守珪与河西节度使牛仙客、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这三大名将共同支撑起了帝国的西北防线，将吐蕃死死压制，帝国重新回到了和平的轨道。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张守珪调任范阳，担任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后又加封河北采访处置使。这一系列官职让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北京王”，这表明帝国的边疆军职权力有了失控的苗头，也是后来安禄山大权在握的前奏。

但是，张守珪本人并没有野心，他依然是唐朝中央政府忠心耿耿的大将。在他到达幽州时，恰好是可突于猖獗之时，前两任幽州长史都拿可突于没有办法。张守珪却利用契丹人的内部矛盾，将可突于杀死，传首东都，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两年后，当张守珪本人前往东都时，他获得了隆重的接待，皇帝为他准备了一系列的欢迎仪式和赐宴，甚至亲自为他作诗。张守珪被封为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继续镇守东北地区。在幽州，皇帝也下令给他刻碑记功。

张守珪的待遇成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在之前，边关将领们以守成为主，王君?的命运依然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更不要试图主动出击。但在张守珪之后，边将们看到了榜样的力量，为了追求赏赐，纷纷开始主动出击。

事后，人们认为，张守珪对唐代最大的影响还不是他的战功，而是他发掘了两个人：安禄山和史思明。根据传说，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时，安禄山只是当地市场上的小混混，偶尔还偷牲畜，一次他偷牲畜时被抓住了，按照规矩应该被杖杀，就在这时，他看到了监刑的张守珪，大喊：“大夫不欲灭奚、契丹耶？而杀壮士！”这句话让张守珪留了他一条命，从此他成了张守珪旗下的捉生将，担任同一职务的还有史思明。

所谓捉生将，类似于以抓“舌头”为目的的侦察兵。安禄山由于会多种语言，这项活计他干得得心应手，率领三五个人就能抓回十几个俘虏来。张守珪给他的人数翻倍，他抓的“舌头”也会翻倍。久而久之，安禄山就担任了张守珪的偏将，之后又成了张守珪的养子，因为军功加封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

这段传说有合理的成分，但也可能有虚构之处。首先，张守珪担任范阳节度使是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的事情，按照上面的说法，他招纳安禄山必在该年之后。但是也是在同一年，张守珪派遣安禄山前往朝廷奏事，也就是说他至少已经成了亲信。从情理上说，安禄山不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小毛贼变成节度使的亲信。

张守珪在没有晋升为高级将领时，也就是在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之前，曾经在幽州担任过游击将军，后来升为左金吾员外将军。很可能是在这一段时间，他发掘了安禄山，安禄山在几年的时间内逐渐升为张守珪的亲信，并跟随张守珪前往西北地区，后来又回了幽州。

另外，安禄山是否为张守珪的养子也是有疑问的。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作为平卢将军，讨伐奚和契丹失利，张守珪就曾经奏请斩首安禄山，这显然不是父子关系能够做出的。这也表明，张守珪与安禄山只是上下属关系，安禄山以功绩获得了张守珪的赏识，又因为失利而受到贬斥。虽然是张守珪发掘了安禄山，但这并不表示他有什么私心。

张守珪虽然没有太大的私心，但他毕竟也是一名将领，受到了自己建立的功绩的束缚。既然他因为军功而受封，并让其他将领学会了同样的套路，那么接下来，他就会被迫立更大的功劳，才能稳住自己的地位，否则就会被别人取代。唐代官僚缺乏保护机制的弱点又显露出来，一个人哪怕功劳再大、官职再高，一旦失去了上升的势头，就有可能瞬间倒台，并被对手陷害。要想防止这一点，就只能继续努力获得皇帝的欢心。

到了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报应来了。这一次并不是张守珪的本意，而是他的下属立功心切，冒用了他的命令，甚至冒用了皇帝的命令，导致了灾难。张守珪的裨将赵堪、白真陀罗为了立功，命令平卢军使乌知义率领人马在湟水上与奚人作战，由于乌知义不想打仗，他们只好伪造了命令，逼迫他出兵。但这次战斗以失败告终。

这件事本身不是张守珪发动的，但作为领导的张守珪也难辞其咎。为了掩饰，张守珪只好谎报胜利。不想这件事被查了出来，皇帝派了宦官牛仙童前来查验。张守珪前面做了假，已经不可能回头了，只好贿赂了牛仙童，把这事儿归罪给白真陁罗，并逼迫他自杀了。

但这件事又成了连环套，第二年，张守珪贿赂牛仙童的事情又暴露了，这次皇帝杖杀了牛仙童，并把张守珪降职为括州刺史。

努力了一辈子，最终只领了个偏远的刺史，张守珪羞愤交加，到任不久就死去了。他的死亡，也表明在这个时期即便是位高权重的将领，在皇帝面前依然无法做到全身而退。

张守珪被贬的第二年，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恰好是玄宗后期最重要的一位汉人军官升为高级将领之时，他就是王忠嗣。王忠嗣的遭遇，再一次预示着番将的崛起。

王忠嗣的父亲王海宾是一员西北地区的将领，曾经担任过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太谷男。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薛讷担任陇右防御使与吐蕃对峙时，王海宾曾经作为先锋参与其中。当时跟随薛讷的名将如云，包括了后来担任高官或者高级将领的杜宾客、郭知运、王晙、安思顺等人。在这些人中，又以王海宾最为勇猛。他在渭州西界的武阶驿与吐蕃对抗，杀敌无数。就在敌人越来越多时，王海宾急需救援，其余将领却妒忌他的军功，纷纷按兵不动，导致王海宾死在了阵中。但王海宾的战死却为战争的整体胜利奠定了基础，成就了薛讷的胜利。

之后，玄宗感慨王海宾的英勇，不仅追赠他为左金吾大将军，还把他的儿子王忠嗣带入宫廷抚养成人。王忠嗣因此与后来的唐肃宗结识。他长大之后，与父亲一样擅长兵事，玄宗甚至夸奖他必然成为良将。

王忠嗣先后跟随了两员著名将领——后来的宰相萧嵩（时任河西节度使、兵部尚书）、信安王李祎（时任河东副元帅），在他们的手下得到了足够锻炼。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在河西节度使杜希望的重用下，王忠嗣在对抗吐蕃的战争中屡获奇功，并被提拔为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兼左羽林上将军等。

到了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忠嗣终于步入最高级别的战将之列，兼代州都督，摄御史大夫，兼充河东节度使，加云麾将军。第二年，他被调到朔方担任节度使，河东节度使改为另一位战将田仁琬担任。

一般情况下，一位战将担任节度使，他的任职也就到了最高阶，但对于王忠嗣来说，这却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几年，王忠嗣继承了张守珪的传统。他善于用兵，不断地指挥自己的军队进行北伐。他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三次击败了奚人，又击败了突厥人。在他的领导下，到了天宝四载（公元745年），北方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安定。王忠嗣也被封为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采访使，后又进封清源县公。

到了这时，王忠嗣已经同时兼任了两路节度使（朔方和河东）。这在玄宗时期是非常少见的现象。

但也并不是说没有先例，就在一年前，另一位节度使安禄山刚刚以平卢节度使身份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主控现在的北京以东的燕山一带，而范阳节度使则主控现在北京周边至太行山一带，也就是说，现在的北京以东的加上周边地区，直达太行山东麓，在当时都已经控制在安禄山的手中。

但是，王忠嗣的朔方和河东却更加重要。唐代的两京分别为长安和洛阳，而唐之北都设在了太原。河东节度使的驻地在太原，既是北都又在洛阳北方，是控制东都的北方门户，而朔方主控区在长安以北，同样有着拱卫都城的作用。相对而言，安禄山所控的两个藩镇处于相对偏僻的角落之中。

与后来的将领不同，王忠嗣在稳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并没有居功自傲，继续打仗。可以说，他是最后一位能够保持自控力并明白和平更加重要的节度使。一旦取得了足够的军事优势，王忠嗣想到的是在保持唐朝优势的情况之下，与北方和西方诸民族和平共处。他曾说，将军的能力要表现在控制力，而不是消耗财力去获得功名。因此，他选择了随时做好军事训练，利用间谍摸清敌情，却不轻易发动战争的做法。他还是对后勤最重视的将领，在和平时期，发给将士的一弓一箭都要登记造册，不得遗失。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盛唐的边关进入了最后一个安定期。

王忠嗣的成就在第二年（天宝五载）达到了顶峰。这一年他不仅担任了河东、朔方节度使，皇帝还把陇右和河西节度使都给了他。这样他就成了北方四镇的节度使，这在之前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或者说，他已经达到了作为一员武将的最高峰，再也不可能有人超越了。

但此时，说他闲话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危险性。唐代君臣缺乏互信的传统很可能将他变成一个牺牲品。于是他坚决辞去了朔方、河东节度使，只担任新获得的陇右、河西节度使，放弃了自己的老根据地。他这样做，一是为了让皇帝放心，二是想在新的地方出点成绩。

但不幸的是，这样的做法仍然不足以让他脱离毁谤。最大的问题出在皇帝和其他将领身上。虽然王忠嗣获得了足够的战功，不再渴望打仗，但其他将领在被他压制之后，急需战功来获得威望。而此时的皇帝早已完全忘记了休养生息的重要性，渴望着另外的胜利。

皇帝调王忠嗣担任陇右、河西节度使，是为了让他打仗。但王忠嗣却希望首先通过和平来控盘。王忠嗣的保守做法就同时得罪了皇帝和渴望战功的将领。首先，皇帝不听他的劝说，执意继续发动对吐蕃的战争；其次，另一名将领董延光在皇帝的授意下，准备进攻吐蕃的堡垒石堡城。

王忠嗣先是反对董延光出兵，后来接到皇帝的命令，让他去接应时，又不情愿出兵让自己的士兵去送死。董延光进攻石堡城失败后，顺势将责任推给了王忠嗣。嗅到了王忠嗣即将倒台气息的宰相李林甫乘机控告王忠嗣有意与太子联合谋反。这一切加在一起，导致玄宗皇帝将王忠嗣下狱，差点死在狱中。获救后，王忠嗣被贬，郁郁而终，死时只有四十五岁。

王忠嗣的死亡，表明一个边将在功高震主之时，哪怕他表现得再忠勇，依然无法获得整个官僚系统的信任。但是，他的冤枉又是众所周知的。在他遭难前后，部下李光弼曾经劝说他随波逐流，不能只考虑国家利益而忘了自己的生死。下狱后，接替他的名将哥舒翰又以死相保。这表明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仍然无法阻止皇帝对王忠嗣的打压。

王忠嗣的悲剧性结局，也启发了另一个身兼数职的节度使安禄山。当他遇到同样的问题时，就不再像王忠嗣那样坐以待毙了。

王忠嗣不愿攻打的石堡城，被皇帝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其中的原因是，石堡城事实上是从唐军手中丢失的，而攻占了石堡城的吐蕃，是当时玄宗眼中最大的敌人。只有夺回石堡城，玄宗皇帝才能感觉到文治武功所带来的快感。

石堡城位于现在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日月乡石城山，至今遗址尚存。它位置险要，三面是悬崖，只有一面有一条小路可以上，是从西藏经过青海腹地前往青海湖和西宁的要道。如果唐军占领了这里，意味着青海湖以南的腹地就向唐军开放了。反过来说，如果吐蕃人占领了此处，就拥有了居高临下的优势，成了唐军的劲敌。

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之前，石堡城属于吐蕃，随着吐蕃与唐军的对峙，唐军著名将领信安王李祎率军攻克了这里，使得唐朝掌握了主动权，也逼迫吐蕃与唐朝议和。在这一回合中，唐朝占了上风。

然而，到了另一位著名将领盖嘉运时期，吐蕃再次兴起。盖嘉运在与突骑施人的战争中脱颖而出，担任了安西节度使，但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盖嘉运在吐蕃的进攻中失利，导致石堡城失守。这次失利也让盖嘉运被罢官。

盖嘉运之后，负责指挥唐军收复石堡城的，是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皇甫惟明发动了数次针对吐蕃的战役，试图夺回石堡城，虽然取得了不少胜利，却并没有收复这座皇帝最想拿下的城市。天宝五载（公元746年），皇甫惟明被李林甫害死，接替他的王忠嗣被皇帝寄予厚望。不想王忠嗣却倾向于采取和平方式，他降伏了更靠近唐朝的吐谷浑人，却对吐蕃人采取威慑战略。当皇帝询问他如何夺取石堡城时，他认为：石堡城的地理位置过于险固，如果硬性攻打，必然造成数万人的死伤才能攻克，对于唐朝，就算赢了也是惨胜。唐军的最佳策略是等待机会，待吐蕃内乱的时候再智取。

王忠嗣的观点是对的，但无法得到玄宗的认同，这才有了玄宗派遣另一员将领董延光去攻打的一幕。这次进攻不仅没有攻克石堡城，还让王忠嗣倒了台。

接替王忠嗣的就是大将哥舒翰。这也是唐代利用番将取代汉人将领的关键性一幕。哥舒翰是突骑施哥舒部落的后裔，在他父亲那一代就已经汉化了，他父亲曾经担任过安西副都护，距离高级将领仅一步之遥。

哥舒翰直到四十岁依然没有担任官职，只是在父亲的庇护下过着饮酒任侠的生活。到他父亲死后，哥舒翰居住在京师时，由于受到了长安尉的轻慢，才发奋图强，回到了河西并在当地崭露头角。他担任过节度使王忠嗣的手下，在与吐蕃人的战斗中脱颖而出，数次击败吐蕃，他本人也节节高升，直到担任了节度副使。

王忠嗣离职后，哥舒翰继任节度使。虽然他曾经力保王忠嗣不死，但在战略上，哥舒翰却放弃了王忠嗣的保守政策，开始积极备战。他首先在青海湖中的龙驹岛修建了应龙城，让吐蕃人不敢靠近青海湖。之后，他把目标对准了皇帝朝思暮想的石堡城。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哥舒翰率领陇右、河西两节度使的军队，以及突厥人阿布思的兵马，再加上皇帝给他增派的河东、朔方兵马，一共六万三千人，进攻吐蕃的石堡城。而吐蕃在石堡城中的兵力只有数百人而已，他们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滚木、石头等战备物资。唐军一来进攻，吐蕃人就利用地理优势进行防守。唐军伤亡数万人也没有攻克。数日之后，哥舒翰要将他的将军高秀岩和张守瑜斩首，两将请求再给他们三天时间，率兵拼死进攻。最终唐军以数万人死伤的代价，攻克石堡城并俘虏了吐蕃四百人。

这场大战虽然所获不多，但皇帝依然非常满意，哥舒翰因此得到了不少赏赐，包括拜官特进、鸿胪员外卿，同时赐给布帛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哥舒翰俨然成了皇帝除了安禄山之外最欣赏的战将。宰相杨国忠也认准了哥舒翰，将他拉入自己的麾下。到了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哥舒翰被封为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加河西节度使，后来又封为西平郡王。第二年又加封太子太保，再加三百户，兼御史大夫。

这样的赏赐与哥舒翰的实力并不相符。事实上，就在石堡城大捷的当年冬天，哥舒翰新建立的龙驹岛应龙城就出了问题。他曾经派两千人驻扎在岛上，依靠四面环水的地形，吐蕃无法攻克。不想到了冬天，青海湖封冻，吐蕃人乘机自冰面进攻，将驻守的两千人全部杀光。这也表明皇帝的进攻性策略是消耗巨大的。

可是，皇帝的欣赏，以及他本人的英勇表现，让他在民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以至于有人写了诗歌来歌颂他。

哥舒翰之所以受到如此的重视，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新任宰相杨国忠对安禄山的防范。王忠嗣倒台后，中央政府也需要一个人能够与安禄山抗衡。恰好哥舒翰与安禄山又有矛盾，作为外族将领，两人存在着直接的竞争。不管是皇帝还是宰相，都需要将哥舒翰作为榜样，以牵制安禄山。

哥舒翰的根据地在陇右和河西地区。而在更加遥远的新疆地区（安西和北庭），还崛起了另外两位名将。

在盖嘉运丢失了石堡城之后，接替他的是一位叫作夫蒙灵察的将领。正是在夫蒙灵察的手下，出现了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仙芝本是高句丽人，与父亲长期在西域为将，曾经在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手下任职，都没有受到重用。夫蒙灵察提拔了他，直至使他担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与哥舒翰取石堡城相同，高仙芝的功劳同样源于一个遥远的所在。在本书的《楔子》中，已经叙述了高仙芝对小勃律的袭击，这次袭击可以作为难度最大的奇袭而载入史册。但不幸的是，小勃律对唐王朝的统治几乎没有影响，使得这场军事冒险虽然伟大，却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甚至可以说，这次奇袭反而助长了唐朝的自大，这才有了几年后的怛罗斯战败。怛罗斯之战的发起人依然是高仙芝，虽然战败，却并没有影响到高仙芝的地位，使得他能够在安史之乱初年继续发挥作用。

高仙芝凭借对小勃律的袭击取代了夫蒙灵察，而他的手下，就有后来领导唐军抗击安禄山的封常清。封常清长期作为副手跟随高仙芝南征北战，其中就包括了征伐小勃律的战役。随着高仙芝被调往河西节度，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封常清升为安西和北庭节度使。在这个位置上，他有机会参与到安史之乱初期的战局之中。

在唐代天宝末年，不管是安禄山为代表的东北军事集团，还是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为代表的西北军事集团，甚至南方的其他边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加好战。在对外上，他们更加频繁地打仗，高仙芝在最西面的边境与吐蕃（及其盟友）和大食作战，哥舒翰在青海地区同样与吐蕃作战，而安禄山则在东北地区与奚和契丹发生冲突。这些边将大都是胡族或者出身低微，只有通过战功才能彰显自己的价值。

由于缺乏了贤相集团的约束，皇帝也变得更加好战，他的情绪又得到了聚敛集团宰相们的顺从甚至鼓动。在云南地区，宰相杨国忠（作为蜀地的节度使）更是亲自策划了针对南诏的灾难性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唐代的军费从最初的二百万贯膨胀到一千二百六十万贯了。

这种膨胀扩大了节度使的权限，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发动对外战争和对内叛乱，而在叛乱发生后，又让中央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去镇压叛乱。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在家乡熬了大半辈子的高适突然间获得了机会。这一年，皇帝设立了有道科的制科。宋州刺史张九皋一直感觉高适是个人才，这次终于找机会将他推荐了上去。制科的好处是，一旦通过了考试，就可以立刻获得任命，而不用像进士科那样有个等待时间，于是，做了四十六年平民的高适突然得到了封丘尉的职位。

封丘位于现在河南省的东北部，距今河北地区不远，这里在唐代时已经接近北方的边境辖区。作为县令的下属，县尉只是一个杂事众多的芝麻绿豆官，活在蝇营狗苟之中，这与高适粗放的性格并不符合。

唐朝有征兵的活动，作为封丘尉的高适就接手了向北方边境送兵的职责。天宝九载（公元750年），高适接受县令的委托，前往清夷军（驻地在现北京以北的河北怀来）送兵，这里已经是燕山以北，属于安禄山的地盘了。高适在送兵来回的路上，见证了北方的荒凉与凄苦，此时，他满腹的雄心壮志变成了一种无奈。回到封丘后，他感慨自己不适合做地方的小官吏。又在封丘待了不久，他选择了辞职，前往长安寻找机会。此时他已经四十九岁了。

随着边境地区节度使的设置，唐代文人的当官之路突然拓宽了一些。以前，人们只能等待中央政府的任命，而现在，在边境地区，节度使可以招募一些急需的人才，并授予职务。这一部分节度使任命的官员虽然不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但他们的履历是可以得到中央政府承认的。在未来，只要机会合适，节度幕府官还可以转成中央官。这条当官之路的拓宽，使得唐代的文人们突然多了不少的选择。在天宝年间，这条路刚刚打通；到安史之乱时，以及之后的中晚唐时代，则成为坦途大道，有时节度幕府官与中央官的待遇无异，甚至还更好。

高适到达长安之前，另一位边塞诗人岑参刚刚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他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进士及第，担任了录事参军的职务，但在天宝八载（公元749年），他却选择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担任判官，走上了一条在幕府中担任文官的路子。岑参担任安西节度判官时显得如鱼得水，也让同样有志于四方的其他人看到了机会。

高适到长安之时，岑参已经从安西节度判官的职位上离职了，原因是节度使高仙芝刚刚在怛罗斯吃了败仗。但岑参带来的消息却让高适看到了机会，高适认为这样的一条路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可以避开无数小官职位的磨炼，直接担任他喜欢的军队职务。

恰好这时，河西节度使哥舒翰正在组建自己的班子，需要人才的辅佐，就把他招入旗下。高适由此担任了哥舒翰的掌书记。哥舒翰的幕府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高适先来到金城，又陪伴哥舒翰返回长安。由于与哥舒翰相得甚欢，高适终于找到了相对理想的职位。

回到长安后，他和朋友们一同登上了大慈恩寺的大雁塔登高望远。与他一同登塔的除了岑参之外，还有在长安的杜甫，以及另两位文人薛据和储光羲。

杜甫在长安也终于有了起步。在前一年的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正月，皇帝举行了三场大的祭祀活动，分别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并在南郊合祭天地。这一次杜甫抓住了机会，接连写了三篇赋，称为三大礼赋，歌颂皇帝的祭祀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杜甫诗风已趋成熟。如果说他年轻时诗作还显得刻板，循规蹈矩，有时带着奉承的痕迹的话，在长安这么多年的打拼已经让他见惯了世态炎凉，笔锋也带上了苍凉之色。但为了做官，他必须强打起精神，写出最俗套的文字来赞美皇帝。不管在哪个朝代，最好的文字不会出自公文，而皇帝欣赏的，也必然是最俗不可耐的文字。

不出所料，这三大赋果然获得了皇帝的称赞，他决定给杜甫一个机会。于是，杜甫在屡屡考试不中之后，利用溜须拍马的功力，获得了机会。但是这个机会并不意味着立刻授官，而是首先策试文章，文章合格之后，再报备有司，列入资格，至于何时当官，还需要等名额。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杜甫已经通过了考试，但还在等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甫才显得更加活跃，出现在大慈恩寺朋友的诗酒活动上。他得到官职是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时，最初授的是河西尉，他不想去，推掉了，于是又给了他一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位，他才接受了。但当他接受官职时，已经是安史之乱云起之时，不管当什么官，都无法生活在和平之中了。

高适接受了哥舒翰提供的职位后，往返于河西与京城之间。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四月，他恰好在长安，见到了出征南诏回来的李宓。史书中对李宓再出征时是战死还是战败而归有多种记载，但高适的诗表明李宓虽然战败，他本人还是回到了长安。

到了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岑参也再次选择了节度使的幕府，这次他进入了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幕中担任判官。封常清曾经是高仙芝的手下，岑参在高仙芝处任职时，想必与封常清是相识的。

到了安史之乱发生时，封常清被召回长安领导军队，岑参也就结束了与封常清晏游的生活，继续留在玉门关担任了北庭度支副使，按察边关的储备。封常清战败后，皇帝又命哥舒翰带兵，于是高适回到长安，担任了左拾遗，转监察御史，辅佐哥舒翰守潼关。两位诗人就这样介入了唐代的军事行动。

在安史之乱到来之前，还有一位奇人突然间进入了唐代的官僚系统。这位奇人并没有参加任何考试，他只是布衣出身。这样的人如果不是遇到大机会，很可能只是乡间的一个老头子。但是就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不久，他的机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到来了。这个人就是张镐。

张镐，博州（位于现山东省聊城）人，文人出身，喜欢谈论军事和战略，却并不像当时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参加科考。他曾经拜历史学家吴兢（《贞观政要》的作者）为师，得到了吴兢的称赞。后来他来到长安生活。他给人的印象是喜欢喝酒，只要有酒的场合，又有人邀请，他都会参加。也正是在长安的经历，让他认识了不少文人名流，但像他这样的人在国都并不少见，大部分的仕子一旦落榜，都有流落长安的经历。

但张镐幸运之处是，到了天宝末年，宰相杨国忠刚刚上位不久，需要培养自己的嫡系，为此，他号称要搜罗天下的豪杰，于是把张镐报了上去。张镐就这样稀里糊涂获得了左拾遗的官职。这里可以做一个比较，杜甫也曾经在长安混迹多年，却只得到个补缺的机会，必须等待许久才得到实职。而张镐不在乎当官，却得到了权相的青睐，轻而易举跨越了数级。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布衣人士当上左拾遗只是第一步，他从布衣跳到宰相，只用了不到三年。

当安史之乱到来时，玄宗时期的文人们已经四散。李白游广陵，入秦淮，上金陵，最后留在了宣城。王维依然继续着他的半隐居半当官的生涯，他担任过吏部郎中、文部郎中、给事中，世事纷纭，对他的干扰并不大，不管什么权臣，都懒得去惹这位已经成名的才子。岑参留在了北方，高适回到了长安。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意识到即将爆发巨大叛乱。

唯一能够感觉到盛世已经成为过去的，反而是表现得最没有自我的杜甫。他通过给皇帝歌功颂德获得了一个小官——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得到官职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回家省亲。他的父亲曾经担任奉先县令，因此杜甫的妻子、孩子也都留在了奉先，正陷于困顿之中，连生活来源都没有。杜甫立刻赶往奉先，一是为了报喜，二是为了接济家人。也就是在这时，他写出了人生第一首万古传唱的杰作。

杜甫的诗歌一直比较循规蹈矩，又显得有些干涩，这主要是由于他对于功名更加看重，缺乏李白式的洒脱。然而随着命运的变化，他的诗歌逐渐从给别人写，变成了给自己写，写自己的命运和观察。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诗歌文风一变，成了命运的代名词。

在他赶往奉先时，恰逢安史之乱爆发的同一个月，只是消息还没有传来。

为了赶去见家人，杜甫在十月寒天半夜离开京城。他的指头冻得生疼，浑身沾满冰霜。天蒙蒙亮时，他来到了骊山脚下。在他之前，皇帝已经带着群臣来到了骊山，享受着温泉的云雾蒸腾。御林军层层保卫着皇帝的安全，皇家乐队演奏的乐曲在远处都能听到。跟随着皇帝的达官贵人有着参加不完的宴会，皇帝的赏赐也多如牛毛，可以想象皇家宴会的金珠玉盘、香橙金橘。

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几十年的盛世之后，这个社会的分化已经无法掩盖，那脆弱的咔咔声已经响起，随时可能崩塌。

杜甫沿着河行走，又渡过了危桥，终于来到了奉先县。他多么渴望见到自己的家人。但在进门的那一刻，他听到了屋内的哭声。原来他的小儿子因为缺吃少穿营养不良，刚刚死去。他本来获得了一官半职，可以改善家人的生活，但是他的小儿子却没有等到……

只是，他还不知道，即便有了这个小小的职务，他的生活依然无法改变，因为在数千里之外，那场巨大的叛乱已经发端。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节度使安禄山走到了命运的岔路口，他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像张守珪和王忠嗣等前辈一样，等待着被皇帝除掉，或是铤而走险，除掉皇帝换上自己。对于这个胡人将领来说，已经没有其他更加安全、和平的路可以走了。

安禄山虽然是历史上有名的叛臣，但他的前半生却道尽了唐代胡人生活的艰辛。他的母亲是一位突厥的巫婆，可能就连他的母亲也不知道他的生父是谁。在生下安禄山之后，母亲才嫁给了一位叫作安延偃的胡人。安延偃的弟弟是一位胡人将军，名叫安波注，安波注有两个儿子分别叫作安思顺和安元贞，因此，安禄山和安思顺又成了后天的堂兄弟。

开元初，安延偃家族衰落，安禄山和安思顺兄弟跟随另一个胡人将领安道买的儿子安孝节、安贞节，来到唐代的岚州别驾处，得到收留。在这里，安禄山遇到了他的贵人，后来的节度使张守珪。

张守珪先是救了他一命，之后，在张守珪手下，一方面，安禄山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员外左骑卫将军，充衙前讨击使；另一方面，张守珪又会随时甩锅给他，在安禄山充任平卢将军时，因为战斗失利，就差点被杀死。这也说明胡人在军中的处境是多么凶险。他们在节度使的庇护下才能获得一定的职位，还随时可能遭杀身之祸。

最能说明安禄山命运的，是他和玄宗时期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之间的纠葛。张九龄任职时期，已经到了李林甫时代早期，李林甫为了抑制贤相们的势力，将节度使和中央官吏之间的旋转门隔断了。之前的退职宰相可以去边关担任节度使，也可以从节度使调任宰相，但李林甫为了避免有人和他抗衡，将这个传统废弃了。胡人将领纷纷得到提拔，作为李林甫的势力对抗贤相。作为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不是不知道李林甫的意图，因此他的策略就是坚决反对对胡人将军的任命，并利用一切机会打击胡人势力。

这本来是路线之争，李林甫的做法虽然带来了大祸，但张九龄的反对意见也并非全有道理，只是大家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利用唐代缺乏对官员的人身保护机制这个缺陷，使出杀招来进行博弈。但在唐人的记载中，却将张九龄神话了，因为他反对李林甫任命的胡人将军就是安禄山。

根据史书记载，张九龄似乎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一次见到安禄山时，就认定安禄山是乱臣贼子。到了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在张守珪因为安禄山战败而要惩罚他时，又是张九龄坚决主张杀死安禄山，但皇帝没忍心下手。

这两件事让张九龄一直被人怀念，甚至有记载，就连皇帝在发生叛乱后，也怀念起张九龄来，后悔不已。

到此时，安禄山已经有过两次性命攸关的时刻，却都扛了过来。更幸运的是，恰逢李林甫重用胡人的政策出台，加上他本人善于察言观色，于是，到了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他已经担任了平卢军兵马使。

第二年，御史中丞张利贞作为河北采访使到平卢考察时，安禄山获得了他的欢心。这次安禄山被加封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节度使，支度、营田、水利、陆运，押两蕃、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顺化州刺史。除了这一串的官职之外，最重要的是，安禄山获得了皇帝的赏识。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皇帝把平卢军从幽州划了出来，单独设立了一个节度使辖区，任命安禄山为节度使，安禄山就名正言顺地成了帝国的军事高官。

第二年，安禄山入朝觐见，获得了玄宗的重视，加封骠骑大将军。下一年，安禄山兼任了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成为帝国东北地区两大辖区的节度使，权位更重了。他离开长安时，皇帝命令宰相以下高官都必须亲自相送。

但这还不是安禄山受宠的高峰。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开始，在玄宗皇帝和李林甫的带动下，全国开始为安禄山疯狂。这里无法把安禄山受到的一系列礼遇都记载下来，如果相信唐人的记载的话，只能简单总结为：李林甫和杨国忠两大权臣都以侍奉安禄山为荣，皇帝赐给他的财富、官职、宅第和宴会可谓皇家一般的待遇，超乎唐朝任何时期的任何大臣的。出现这样的疯狂，也预示着唐代中央官吏彻底失控，已经没有人能够提醒皇帝了。所有的大臣都只能顺着皇帝的意思，把事情做得更加过火，而皇帝在大臣的奉承下，也会做得比自己希望达到的程度更加过头。

安禄山显然也知道自己没有皇帝想象的那么好，这么多的赏赐砸过来，他的内心又是怎样的呢？

不幸的是，安禄山心中的恐惧并没有消除，就算皇帝赐给他铁券他也觉得并不保险。在唐代的官僚系统中，一个人爬得越高，他的危险也就越大，人们今天能够捧他，明天就能够棒杀他。为了证明自己无功不受禄，他必须做出足够的成绩，才能配得上这些赏赐。于是，在安禄山的掌控下，东北边境上战争频仍，甚至出现了安禄山主动诱杀熟番的情况。在这种疯狂中，边疆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了。

但这依然无法为安禄山提供足够的军功来让人们闭嘴。对他最不服气的就是另一员边将哥舒翰。让哥舒翰不满意的还有安禄山的后天堂兄弟安思顺。安思顺于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接替另一员大将王忠嗣担任朔方节度使，不久又调任河西节度使，到了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又调回到朔方担任节度使，直到安史之乱起。河西和朔方接近哥舒翰的地界，在哥舒翰看来，这就是安氏兄弟准备侵犯他的利益。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随着李林甫的死亡，杨国忠继任宰相。安禄山终于意识到，自己吃肉喝酒的时光快要结束了。安禄山在长安时，杨国忠曾低三下四地搀扶他，却并不喜欢他，将他看成李林甫的人，需要除掉。哥舒翰才是杨国忠的人。

不要以为杨国忠反对的是李林甫任用胡人的政策。随着唐朝边疆将领的胡人化，谁也没有力量扭转这个政策。杨国忠想做的也只是换上一批听自己话的胡人罢了。至于安禄山，由于皇帝对他的恩宠过了头，即便他想表现出听话的姿态，杨国忠也不敢相信，因此杨国忠要对付的首要目标就是安禄山。毕竟在唐代的环境里，权位已极的人要么死亡要么造反，朝廷能做的就是在他造反之前把他解决掉。安禄山不管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个命运。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处于唐代的一张大网中，这张网决定了没有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感，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对方的威胁，除了杀死对方，没有解决办法。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安禄山最后一次入朝。他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并大胆地向皇帝进行了申诉，表示杨国忠要除掉他。皇帝也解不开这个朝代的死结，他在年轻时曾经试图以身作则，避免群臣陷入死斗，但自从他在统治后期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已经无力再让任何人相信了。

皇帝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安禄山又加了官职和无数的赏赐，希望这些外在的东西能够让他放心。人们将安禄山获得的赏赐一一列出，似乎是为了证明叛乱的责任全在安禄山，但他们不知道，由于缺乏内在的制度，不管多少外物，都无法改变人们内心的恐惧。皇帝赏赐的官职只是让安禄山叛乱更加容易罢了。

安禄山离开时，皇帝亲自到望春亭送行，将自己的衣服解下来给安禄山穿上。这个动作吓坏了安禄山，以为皇帝又要找借口将他留下。由此可见，双方的误会已经无法消除了。皇帝本该在安禄山离开前杀掉他，只要让他回去，他必然不会再来。可是如果杀掉安禄山，杨国忠又实现了他的阴谋。

安禄山逃离后，皇帝想给他加上宰相的头衔，最后一次示信于他，表明无意将他拿下。但由于杨国忠的干预，安禄山并没有获得宰相之衔。皇帝的善意反而成了他失宠的信号，加速了他的反叛。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的问题已经成了死结。他即将叛乱已经成了双方的共识，唯有皇帝还不想接受这个说法。不管怎样，安禄山都不可能再来见驾，并且长安和洛阳的任何动作都可能从事实上激起他的反叛。即便是皇帝想怀柔，但如果继续给他更多的权柄，也必然导致未来更大的危险。在这种两难之中，皇帝的不接受更多只是一种鸵鸟战术罢了。

作为宰相的杨国忠反而试图继续解决安禄山这个麻烦。他的方法是将安禄山和他的将军们调往中央，授予高官，同时解除他们的兵权。但这个办法被识破了，安禄山坚决拒绝再次前往长安，因为那意味着他必然会死在那里。

与此同时，安禄山也在试探皇帝，他申请用三十二个番将取代汉将，皇帝和大臣们犹豫不决，摇摆之后，拖延了下来。

从表面上看，双方彬彬有礼，皇帝不时派人去抚慰，顺便打探情报，安禄山继续虚报着对外讨伐的功劳，让皇帝为他的武功感到欢欣。但事实上，双方都知道，这样的局面已经不可能长期维持了。唐代缺乏底线的内斗终于结出了最大的恶果，将所有人都纳入局中挣脱不开，只是看谁先动手罢了。

最后打破平衡的是宰相杨国忠，他派人逮捕了安禄山在长安的几个手下，安禄山通过在长安的儿子（也是人质）安庆宗获悉此事，认为这是要对他动手的信号。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反叛。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唐朝的玄宗盛世，也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盛世，就此成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