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血的开局（1/1）

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七月，一场政变的传闻正在大唐的朝堂之上愈演愈烈。根据传闻，政变的策划方是当朝皇帝的姑姑，也就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政变的对象则是新任皇帝李隆基。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女性参与政治最多的王朝，这要得益于李隆基的祖母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向世人展示，即便是女人，也可以在朝廷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成为至高无上的人间主宰。这是在她之前的任何一位女强人都没有敢迈出的一步。

武则天的尝试打破了这层壁垒，她的野心也传给了后来人。到了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当皇帝时，皇后韦氏做了一次尝试。她联合武则天宠信的女臣上官婉儿、以武三思（武则天的侄子）为代表的一部分武氏残余势力、以她兄长韦温为代表的韦氏家族势力，与女儿安乐公主一起，试图效仿武则天，控制中央政权。

她们首先针对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太子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起兵杀死了武三思，最终却兵败被杀。接着，她们又毒死了唐中宗，立中宗的儿子李重茂为傀儡，并由韦后以摄政的方式掌握了政权。此时距离中国出现第二个女皇帝仅咫尺之遥。但是一位青年皇子发动的一场政变，却让韦氏家族功亏一篑。

这位青年就是临淄王李隆基，他联合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发动了突然袭击，剿灭了韦氏家族，甚至连襁褓里的孩子都没放过。政变后，李隆基的父亲——也是中宗的弟弟——相王李旦当上了皇帝，是为唐睿宗，李隆基也顺理成章被兄弟们推为太子。

在清理韦后的残余势力时，李隆基的姑姑太平公主与他们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可是，政变成功，太平公主又继承了武则天与韦后的野心，试图控制朝政，这就与作为太子的李隆基发生了冲突。

被拥立上台的唐睿宗性格温和，无力制止双方的争斗，一面是儿子，一面是妹妹，他都不好出面制止。最后，他选择了靠边站，把皇位交给自己的儿子，退位当起了太上皇。这样做，也是想让儿子李隆基趁自己活着，赶快巩固政权。

然而，他的做法却激化了双方的斗争。两大势力集团都认识到必须先发制人，以便获得足够多的利益，否则，必然连性命都保不住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太平公主到底有没有策划针对皇帝李隆基的政变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人们都认为这样的政变必然发生，只是看谁先动手。是太平公主成为中国第二位女皇帝，还是年轻的皇帝巩固李氏政权，就在于这场争斗的结果。

在当时，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李隆基已经成了皇帝，这就意味着他得到了大部分官员的支持。中国一直是一个男权社会，人们更加容易接受男性作为皇帝。强如武则天，为了当皇帝也是费尽心机，消灭了大量的政敌，才利用强力勉强压住了男人们的质疑。即便这样，到了她年老生病时，以张柬之为首的大臣集团还是找到了机会，逼迫她将皇位让给了她儿子。

但也不能因此小看了太平公主的力量，她的力量从一个事例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截至当年七月，皇帝任命的七位宰相中，只有两位是皇帝的人，太平公主的心腹则有四位之多，还有一位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她的人，只是独立性稍强一些罢了。

在唐代，除了皇帝之外的最高官僚阶层，就是一个被称为“宰相”的小集团。

唐代的宰相和汉代不同，不是只有一位，而是有数位之多。这些官员往往是由皇帝从整个高官阶层中选出来的，皇帝给他们加一个头衔，让他们参与政事堂会议，也就算是宰相了。

宰相的数量时多时少，一般不少于两个。在盛世承平时代，两个宰相是比较稳定和高效的结构，可是，一旦到了权力关系复杂的时候，宰相的数量就会膨胀，以反映各方政治势力的需求。玄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就恰逢这样的复杂时期。这一年年初时，已经有了六位宰相，分别是侍中魏知古、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陆象先、检校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窦怀贞、中书令萧至忠。这六个人中，除了魏知古之外，都是太平公主的人马。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担任宰相的高官虽然有派系之分，却并非都一无可取。他们中有的人趋炎附势，但也有正直的人士，只是因为唐朝复杂的派系政治，所效忠的对象不同罢了。同时，随着中宗和睿宗时期政治派系如走马灯一般轮换，他们也在改换门庭中不断地迷失。

比如，崔湜在他的官宦生涯中，先后依附于武三思、上官婉儿、韦后和太平公主，也因为这些人的举荐而数次拜相，可以称为政治上的不倒翁。

而另一位宰相萧至忠则更加复杂，他曾经在政治纷争中保护过相王（后来的睿宗），有政治意识清醒的一面，却又先后依附于武三思、韦后和太平公主，也是数次拜相。

更加复杂的是第三位宰相窦怀贞，他在官小时曾经以清廉著称，但当了大官之后，开始学会了朋党政治，依附于韦后，甚至娶了韦后的乳母为妻。当时人们称乳母的丈夫为“阿?”，所以他就自豪地自称为“翊圣皇后（韦后的封号）阿?”，时人称他为“国?”。韦后失败后，窦怀贞又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加入了太平公主的势力。

如果说前三个人还更多是负面的，同样拜相的岑羲则以正直著称。他为人廉洁，曾经在武则天死后，与武氏家族斗争，也曾在唐中宗时期力保过当时的相王和太平公主。但在政治上，他也不得不依附于韦后，之后又选择了太平公主作为保护伞，成了新皇帝（玄宗）的绊脚石。

除了这四位紧紧依附于太平公主的人，第五位宰相陆象先则显得与众不同。他虽然被看成太平公主的人马，却并没有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陆象先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陆元方的儿子，为人正直，但他担任宰相竟然是不倒翁崔湜的功劳。当太平公主想任命崔湜担任宰相时，崔湜却表现出高尚的一面，要求公主必须先提拔陆象先，然后才能轮到自己。太平公主这才勉强要求唐睿宗任命陆象先为相。由于是太平公主的授意，陆象先通常被认为是公主的人马。然而，陆象先却是一位“不识时务者”，他并没有去拜见公主，也没有参与公主的阴谋活动。

在六位宰相中，唯一可以称得上是皇帝一系的，只有侍中魏知古。他曾经在相王府任职，而相王就是后来的唐睿宗，因此，魏知古是当时少有的一心一意辅弼年轻皇帝（也是相王的儿子）的大臣。

宰相层面上，皇帝居于五比一的劣势之中。在次一级的官僚中，太平公主也有着很强的实力。在这些官僚中，她的死党包括了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唐太祖李虎的曾孙）、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晙、僧人慧范等人。甚至有传言说，太平公主试图借助一位姓元的宫人在皇帝的营养品中下毒。

在复杂的派系和传闻之下，新任皇帝与公主的死斗几乎不可避免，然而作为太上皇的睿宗皇帝却依然不愿意出手制止双方。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皇帝只能依赖自己的力量来和公主缠斗了。

事实上，在前一年，皇帝的亲信与公主的亲信已经有了一次交锋，当时皇帝的势力中还有一人担任了宰相的职位，他就是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幽求。刘幽求在玄宗皇帝刚刚登位的时候，就和右羽林将军张合谋铲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最初他们向皇帝汇报了这个想法，皇帝是赞成的。但张的保密意识并不强，之后他又将计划泄露给了侍御史邓光宾，谨慎的唐玄宗担心事情失控，只好向太上皇主动汇报了刘幽求等人的密谋。太上皇大怒，要杀掉刘幽求，幸亏有人将其救下，最后发配广州。

对于这样的结果，太平公主的党羽崔湜等人仍然感到不满意，派人命广州都督周利贞在刘幽求到达之后杀掉他。这件事被桂州（现广西桂林）都督王晙知道了，为了救刘幽求，王晙顶住压力将流放犯扣下，不让他去往广州，这才救下了这位前宰相的命。

这一次轻举妄动，损失了己方的一员宰相，也让年轻的皇帝看到了斗争的复杂性。而他的亲信依然催促着他赶快动手。其中最激烈的是一位叫王琚的人，他不断劝说玄宗赶快行动，玄宗任命他为中书侍郎，却暂时没有采纳他的提议，只是将他作为一枚棋子埋伏在那里。

到了第二年六月，皇帝终于有机会了，他任命了一位新的宰相。这位宰相出自西北的军事将领之中，在与吐蕃和突厥人的战斗中脱颖而出，他就是兵部尚书郭元振。郭元振获得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加衔，成了宰相，并迅速地进入了皇帝的决策圈。到这时，皇帝扳回了一局，在宰相层面上双方实力对比变成了五比二——事实上是四比二，因为陆象先虽然因为是太平公主举荐的而被算成是她的人，却并没有参与她的阴谋。郭元振作为久掌兵权的将领，他的支持意味着军队对于皇帝的背书。

除了两位宰相和王琚等人之外，唐玄宗的阵营中还有两位亲王，分别是他的兄弟岐王李范和薛王李业，这两位宗室的加盟对于皇帝的权威是一种加持。自从唐太宗以来，唐朝宗室子弟之间血腥的斗争不断重复，玄宗获得了宗室的支持，也意味着他可以团结李氏子弟，共同对付外姓的敌人。

此外，支持皇帝的人中还有一些掌握着宫廷守卫和内侍职责的人，他们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人。这些人虽然职位不高，却主导着宫廷之内的防卫，是必不可少的。

到了这一年六月，关于双方冲突的消息纷纷传来，玄宗一派的人更是不断带来太平公主将要举事的消息。反对公主最激烈的王琚告诉皇帝，事情已经非常急迫，不能再拖延了。另一位曾经担任过宰相的高官，时任尚书左丞的张说当时在东都，也派人送给皇帝一把佩刀，意思是皇帝必须赶快做个了结。同样担任过宰相的崔日用，参与铲除韦后之后，因得罪了太平公主而被贬为荆州长史，恰好在长安向皇帝奏事，不仅劝皇帝赶快动手，还给皇帝策划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即先控制禁军系统，再铲除公主一党。

到了七月份，宰相魏知古向皇帝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表示这个月的初四就是公主一党行动的时间。这个最后的信号让皇帝终于下决心行动了。事后，我们只能得到皇帝一方的证词，表明公主事先策划了叛乱，而皇帝是为了挫败公主的阴谋，才不得不提前行动。这个证词是否符合事实，我们已经无法知道了。只是我们可以根据唐代频繁发生的宫廷叛乱来判断，不管证词是真是假，形势已经让双方的冲突必然发生，因此，追究皇帝证词的真实与否已经没有意义了。

在叙述两者的图谋前，必须先看一下皇帝和太上皇居住的环境，以及朝廷的地理位置。

在武则天时期，武后长期在东都（曾改称神都）洛阳执政，直到她死后，中宗才将朝廷搬回了西京长安。唐代的长安主要有三大宫殿群，分别称为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三个宫殿群又由于在京城的位置，分别称为西内、东内和南内。与前两者比起来，南内兴庆宫本来只是玄宗为藩王时的居所，规模较小，在政治上也不如前两者重要，这里先不提，先说前两个巨型宫殿群。

西内太极宫位于长安城的北面。作为京城的长安分成了三大区域，其中最外层的是正方形的京城，居住着三教九流。在京城的北墙之内，有一块区域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叫作宫城。宫城继承自隋朝的建制，就是太极宫。如果仔细分起来，太极宫又包括了三部分，分别是皇帝居住的太极宫（位于中间）、太子居住的东宫（位于东面）、容纳宫女和罪犯女眷的掖庭宫（位于西面）。

在太极宫的南面，是官员们办公的皇城，这里设立了中央政府的众多衙门机构，其大小也与太极宫相当。在皇城之南的京城其他区域，才是众多百姓居住的里坊。而京城之北（也是宫城之北），就是专属皇帝的广大禁苑，供皇帝游猎之用。

太极宫之所以称为西内，是相对于后来建设的大明宫而言的。太极宫是在京城的城墙之内，而大明宫则在城墙之外，处于城墙的北面偏东的位置，所以号称东内。

大明宫最早是唐太宗给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李渊建立的宫殿，但李渊没有住进去就死了。之后这项建设工程长期搁置，到了高宗和武后时期才又重启建设。高宗由于患有风湿病，希望居住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选择了处于更高处的大明宫。因此东内大明宫逐渐取代了西内太极宫，成了皇帝居住和听朝的所在。

武则天统治后期，由于她长期居住在洛阳，西京的宫殿都处于空置状态。中宗回来后，没有选择父母居住的大明宫，而是迁回了原为正宫的太极宫。

睿宗将皇位禅让给玄宗之后，却并没有将权力完全放给玄宗，而是继续充当着最后的拍板人的角色。他依然占据了太极宫的主体部分，只是将太极宫建筑群东部的武德殿让给了皇帝，供玄宗居住和办公之用。

太上皇规定，皇帝每天都要在武德殿临朝处理政务，而每隔五天，太上皇就会在太极宫的正殿太极殿临朝。这事实上表明，帝国的大事依然是太上皇在正殿做决策，只有一般性事务，才在偏殿武德殿内由皇帝决定。

从武德殿前往太极殿，需要经过武德殿的正门武德门和一道偏门虔化门，李隆基虽然做了皇帝，但和帝国的最高权威之间还隔着这两道门。

在玄宗与太平公主的争斗中，双方都必须考虑宫廷的地理布局，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军事力量迅速消灭掉对方，取得干净利落的胜利。

首先看太平公主的策略。她的策略重心在两位党羽——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和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身上，这两人掌握着左右羽林军。玄宗继位之初的先天年间，在国都的北门外主要有四支军队，分别是左右万骑和左右羽林，号称北门四军，其中领导、掌握左右羽林的就是常元楷和李慈。

除了北门外的军队之外，在宫城以南还有一部分南衙军，这一部分军队可以由宰相窦怀贞调动。根据皇帝后来所言，太平公主是想趁初四这一天皇帝在武德殿上朝时，由常元楷和李慈从北面进入武德殿，将皇帝及其追随者一网打尽，而窦怀贞则从南面进入太极殿，控制太上皇，从而形成对朝廷的完全掌控。其核心策略在于从南北两方同时进入宫城，还必须抓住皇帝上朝的时机，让他的党羽无法逃脱。可皇帝是否会这样束手就擒呢？

既然太平公主主要依靠的是北门的左右羽林军，那么皇帝依赖的就是剩下的左右万骑了。左右万骑的指挥官号称龙武将军，而龙武将军王毛仲就是皇帝的死忠。要想以左右万骑对付左右羽林，那么重要的是必须先发制人。

初三，也就是传说中太平公主起事的前一天，皇帝开始行动了。这一天上朝时，皇帝命令王毛仲取来马厩里闲置的马匹，率领三百名士兵，从他居住的武德殿出发，通过他和太上皇住所之间的虔化门，到达太极殿。

太极殿是太上皇上朝和举行大典的所在，在宫殿的周围，还有一系列的建筑，这些建筑容纳了唐朝官僚机构中顶尖的那一部分。在太极殿以东，是门下省、弘文馆和史馆的所在，而在太极殿以西，则是中书省和舍人院。在更靠南的位置，是皇帝当作内库使用的东西左藏库。在宫城的正门承天门内，还有东西朝堂，是宰相们办公的地方。

王毛仲率领士兵首先到太极殿背后的北门，找到了两位羽林将军常元楷和李慈，出其不意将他们拿下，直接斩首，这就割断了太平公主与羽林军的联系，让她失去了北门军的指挥权。剩下的则是对付一群文官了。在解决掉羽林将领之后，王毛仲顺道突入了太极殿以西的内客省，将隶属中书省的两位官员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抓获。

到这时，太平公主最重要的羽翼还剩下四位宰相。宰相们办公的位置在承天门内的朝堂，王毛仲率领士兵向朝堂扑去。他们首先碰到了萧至忠和岑羲，将二人拿下直接砍了头。但是窦怀贞却没有立刻被找到，直到他们在附近的一条沟里发现了一具刚刚自缢的尸体，才确定这就是宰相窦怀贞最后的结局。愤怒的士兵们对他的尸体进行了鞭笞。

太平公主系的最后一位宰相崔湜并不在现场，因此没有被当场杀死。到后来他被抓住时，皇帝已经控制了局面，不想再多杀人了。崔湜在太平公主党羽中是最卖力的一个，皇帝却只判他流放到窦州（现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不过，由于公主的另一个党羽新兴王李晋在被杀之前出卖了崔湜，加之他勾结太平公主阴谋给皇帝下毒的事情传了出来，皇帝在他走到荆州的时候赐死了他。

在王毛仲率领士兵逐一消灭政敌时，作为宰相的郭元振也没有闲着。当政变发生时，太上皇在宫中听说发生了兵变，连忙跑到了宫城正门承天门的城楼上。由于唐朝宫廷发生政变过于密集，逃跑是老皇帝或者太上皇们都必须学会的本领。

太上皇之所以上城楼，是为了吸引南衙兵的注意。这就很可能让事情复杂化，而这时，就是掌握兵权的宰相郭元振出场的时机了。他连忙带上士兵，跟着太上皇来到了城楼上，向太上皇禀报皇帝正在锄奸，这么做一是为了让太上皇放心，不要反抗，二是避免太上皇召集南衙兵。

过了一会儿，处理完大事的皇帝亲自来到了城楼，劝父亲回去休息，不要担心。太上皇也明白该完结的事情都已经完结了，他的妹妹也保不住了，连忙顺势下了诏书，将事情归咎于已经死去的窦怀贞等人，并表示除了一小拨参与了谋乱的人之外，其余人等不予追究。

太平公主的党人中，被追究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还有薛稷、李晋等少数人。按照唐律，谋反是要牵连到家人的，但事实上，他们的家人受到了从轻发落。

另一位宰相陆象先虽然被看成是公主党的，但是在李隆基继位之前，太平公主谋求废掉李隆基，陆象先不仅不服从，反而据理力争。这件事让玄宗皇帝记忆犹新，表示“岁寒知松柏”，暂时继续让他当宰相。陆象先也利用自己宰相的职位挽救了不少人。

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太平公主的命运又如何呢？

政变发生后，太平公主逃入了山里，但在皇帝的穷追猛打之下，三天后，她不得不出来投降。这一次，就连她的哥哥也无法帮助她了。就在政变的第二天，初四，太上皇宣布将一切权力让给自己的儿子，不再参与朝政，避居百福殿养老去了。玄宗皇帝从此完全掌握了军政大权。

失去了太上皇的保护，太平公主被赐死在家中。但对于公主，皇帝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仁慈，公主的儿子薛崇简因为劝说过母亲不要发动政变，不仅没有被处死，反而官复原职。

皇帝为了表明镇压太平公主的正当性，下令搜查公主府，从中搜出了大量的珍奇器玩，对于她掌握的牛羊马匹、山川土地也进行了清点，至于这些动产和不动产所产生的利息更是数年都还没有算清。

初六，皇帝登上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这也表明他最终掌握了权力。

历史上往往将这次政变当成开元盛世的开局。然而，经历过政变的唐朝人却并没有这么乐观。事实上，当时的人们很难把这件事当成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反而认为它只不过是唐朝无穷无尽的政变中最新的一个罢了。到政变发生时，唐朝这个建立不足一百年的王朝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在玄宗的祖母武后统治时期，这个王朝已经带上了衰老的特征，人们对它的信心并不强，反而见证了它不断地应付着一个又一个危机。武后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时期，朝政更是混乱不堪，看不到希望。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新的小皇帝有能力扭转乾坤吗？

到底是走向盛世，还是走向衰亡，往往只是一念之间。更何况，唐朝本来就有内乱和斗争的传统，这已经导致了数次生死之局。在叙述唐玄宗的选择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他接手的唐朝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只有这样，才更能看清楚唐玄宗时代的发展和它的不足。

唐朝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三大类：没有底线的内斗，不断挤压中央政府财政空间的北部边患，以及混乱不堪的财政系统。

在中国历史上几个疆域较大、时间持续较久的大一统王朝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汉、唐，至于分裂、文弱的宋朝，一直是作为教训出现的。但这种史学观点往往忽略了下面的事实：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极力避免内斗和滥杀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汉、唐两朝偏偏是杀伐之气最重、内斗最激烈的朝代。这里不去说汉朝的情况，仅以唐朝为例。

唐开国不久，秦王李世民就发动了一场政变，将他的哥哥（当时的太子）和弟弟杀掉，换来了皇冠。这次兄弟之间的杀戮也造就了唐代的内斗精神。唐代和宋代的区别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制定了严格的权力制约体系来限制某个人拥有过大的武力，使得没有人能够轻易威胁别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制约体系在很长时间内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这样的皇家和官僚传统：权力斗争以不威胁政敌的生命为底线，大多数时候以将对手罢官或者流放为目的。这种对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国文治的最高峰。

但是，唐代却并没有这样的约定俗成，而且唐是尚武的国家，李世民兄弟三人各自掌兵，建立了各自的亲信体系，结果反而形成了另一种赢者通吃的传统：只有残酷斗争中的胜利者才能获得政权，而其余的人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才不会对胜利者产生威胁。

朝堂内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北魏时代。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分野，存在着两大政治传统。其中一支是从秦汉以来流传下来的纯粹的汉族文化体系。在秦和西汉时期，这个体系在迅速扩张的同时，也有着激烈的内斗，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没有安全感。可是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取得政权之后，为了减少这种斗争对政权的消耗，提倡文治，政权内部的权力制衡也增加了。这种传统的制衡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第一次失调，随之而来的崩溃造成了三国时代的混乱。西晋初期，晋武帝试图恢复内部的制衡，进行文治。不幸的是，北方出现了另一政治传统：由游牧民族带来的更加有活力却更加血腥的政治。游牧民族起源于马背之上和战争之中，他们对政治的权力制衡和制度建设一窍不通，却个个能征善战，很快冲垮了西晋司马氏的重建工作，将秉持秦汉以来文雅平和的政治传统的人赶到了南方，在北方建立了以军事征服和强力为特征的政治体系。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方文弱的政治传统接近消亡，而北方缺乏制衡精神的武力统治传统却居于强势。这种北方政治传统由北魏传给了西魏，又由西魏传给了隋，最后被唐所继承。

隋代时，开国势力依然以武将集团为主。而在王朝内部，不管是皇子之间还是大臣之间，必须靠你死我活的斗争来决定胜负。这种野蛮性是作为隋代重臣的唐高祖父子所熟悉的。而唐代又偏偏是一个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新建设的朝代，它基本上继承了隋代的政治制度，于是将北朝以来的杀伐气也继承下来。

唐高祖后期，三个儿子的势力范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也就是说，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唐高祖并没有能力控制三个儿子，完全剥夺他们的权力，只能试图在其中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随着三个儿子斗争的显性化，一次血腥事件几乎是不可避免了，没有人会遵循点到为止的方针，必然需要取得对方的性命，才能结束。

唐太宗取得政权后，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虽然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在他的儿子和大臣之间，还会分裂出许许多多的派系来，这些派系依然遵循“以杀掉对手为终结”的规则，而唐太宗在制止这些杀戮上依然无能为力。他本来想做一个仲裁者，却发现自己仍然是个参与者。

唐太宗最初想到的办法是利用道德力量感化人们，让他们忘记杀戮的本性。他的事迹后来经过史臣吴兢的记录，变成了一段千古佳话，以“唐太宗纳谏”之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但是，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太宗追求的并不是制度化的约束，而仅仅是依靠人格魅力去感化。

我们可以将唐太宗时代和宋代最自由的宋仁宗时代做一个对比。宋仁宗时代，是一个大臣可以和皇帝激烈争吵的时代。如果宋仁宗实在忍受不了某个大臣，想杀了他，首先会意识到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老祖宗（宋太祖）时就已经禁止杀害文官。更重要的是大臣本人也知道皇帝无法杀他，因为皇帝没有这个权力。可是如果皇帝一定要打破所有惯例杀了这个大臣会怎么样呢？首先，皇帝会遭到谏官的反对。谏官由于知道皇帝无法下旨杀自己，一个个以和皇帝吵架为荣。在谏官的鼓噪下，从宰相到大臣也都知道杀死大臣是不妥当的，于是，皇帝的命令根本就不会被执行。这种遵守传统又互相制约的体系，让皇帝根本不会动杀死大臣的念头，最多将其革职了事。只有到了北宋末年，随着新旧党人的冲突愈演愈烈，并已经到了亡国之际，才出现了少量杀大臣的例子。

但在唐代，皇帝却没有这样的约束。即便史官再称赞唐太宗是明君，但事实上，太宗给人的印象仍然是：第一，他是有权力杀死任何人的；第二，他之所以不杀，不是因为不能，只是因为不愿意；第三，他听别人的意见，也不是必须听，而是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也没人管得了；第四，他不愿意听的时候，甚至有权杀死任何给他提意见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对一位叫作穆裕的官员感到不满，立刻发怒，要在朝堂之上将他斩首，但被太子劝住了。于是大臣长孙无忌立刻抓住机会恭维皇帝有个好太子，自古罕有。太宗在大臣的恭维下，捡了个台阶下的同时，对太子也夸赞一番。在这里，皇帝是可以随便杀人的，而大臣们与皇帝的周旋，就像是在伺候一个易怒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既可以选择收敛自己的脾气，也可以选择不收敛。即便是善于直谏的魏徵（太宗自己树立的直臣的榜样），太宗也数次动过要杀死他的念头。

正是因为唐代缺乏对朝政中杀人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皇帝可以随便杀人，大臣和宗室之间胜者为王的风气，使得唐代的内斗愈演愈烈。

在这种风气之下，唐太宗的儿子们也继承了和父辈一样的传统，在父亲还活着时就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唐太宗作为一个仲裁者显得手忙脚乱，家庭事务又成了皇帝晚年的包袱。而在他死后，这种斗争更是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混乱一直持续到了高宗时代。在太宗的儿子中，太子李承乾因为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谋反而被废为庶人，魏王李泰因为争夺皇位被贬，齐王李佑被赐死，蜀王李愔死于流放，蒋王李恽自杀，越王李贞因为反抗武则天被逼服毒自尽。

与皇帝的家庭悲剧相比，大臣的命运也好不到哪儿去，唐太宗本人由于想制止杀戮，还显得比较克制。为了表彰追随他打天下和夺权的功臣们，唐太宗在太极宫的凌烟阁中为二十四位功臣画了像，在这二十四人中，太宗只以谋反罪杀掉了两个——侯君集和张亮。侯君集是因参与了太子的谋反而被杀。至于张亮谋反，更像是一场子虚乌有的事件。当人们告他谋反时，唐太宗面对无力的证据也选择相信，只是因为张亮的养子太多，太宗害怕他形成家族势力而无法制衡。

到了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和儿媳妇（也是太宗的嫔）武则天时代，皇帝的权力更加没有限制。两人执政时期，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唐太宗的亲信大臣上官仪、长孙无忌（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宰相刘祎之等都死于非命。

即便在整个唐代，由于皇帝的杀戮和内部斗争，高官也是个极其危险的群体。唐代宰相共有三百多人，在宰相职位上死于非命的有四十一人，罢相后惨死的有四十二人，加起来一共八十三人，占了全部人数的近四分之一。

除了宰相，其余的官职也同样危险，特别是在武则天时期。现代人将武则天定义成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女皇帝，但在历史上，武则天除了丰功伟绩外，还是一个会玩弄手腕的女强人。她和高宗共治的时代，以及她单独统治的时代，从整个唐代来看都属于酷吏时代。

中国历史往往有这样的特征，当朝代建立后，恢复了和平，政府对民间的干扰不多，于是就会产生一次超级繁荣。但在超级繁荣时，官僚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却在加速，这种破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税收的提高；二是官僚阶层的失控，即便中央政府也无法管理基层的官僚队伍。

到这时，皇帝就会采取措施，对官僚阶层进行约束，这就到了第一次酷吏时代。皇帝不得不依靠酷吏的力量来重整官僚队伍，同时由于皇帝的集权动作，使得民间经济发展也放慢下来，产生朝代中期的第一次凋敝。

这个经济收缩和集权的时期在汉代对应汉武帝时期，在唐代就对应武则天时期，而在清代则对应雍正时期。但是一个王朝的第一次酷吏时代又总是会结束的，皇帝的集权举措也会暂时退缩，于是就有了经济的再一次发展，这在唐代就对应唐玄宗的开元时期。

武则天的酷吏时代是皇帝借助低层的酷吏，对官僚阶层进行的一次整肃行动。甚至到武则天死后，她的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都无力恢复正常的官僚秩序，唐代政权仍然在酷吏与宫斗的剧情中颠簸，直到玄宗利用两次血腥的政变上台。到这时，唐代已经在浴血的内斗中存在了将近一百年。

在这样的斗争中，唐代的官僚制度遭遇了严重的破坏，而与内斗相伴的，还有更加复杂的外部局势。

在中国几个大王朝的对外关系中，汉朝是一个幸运的王朝，在大部分时间里，汉朝都只有一个主要的外部敌人。作为对比，唐朝却是一个不幸的王朝，在它存续时，周边的形势要复杂得多。

隋唐政权本身继承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就属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甚至隋唐时期的宗室和大臣，也多多少少都有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在中原的北方和西方，也有着不少的游牧强权，在如今属于中国的内蒙古、新疆，蒙古共和国和中亚的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争霸戏剧。

首先继承了匈奴霸权，可以被称为帝国的，是柔然。人们也因此将柔然称为匈奴之后和突厥之前的第二游牧帝国。但是，柔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名气不大，主要原因是它的出现，恰好处于东西方强大政权的间歇期。在西方，罗马帝国已经崩溃，而在东方，汉帝国崩溃后也一直处于纷纭扰攘之中，这导致周边文明没有兴趣记录这个庞大的游牧帝国。到了隋代中国再次统一后，柔然帝国却又已经衰落了，中国北方和西方已经是突厥帝国的天下。

唐代时，中国周边的敌人更加复杂，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不止一个。我们可以将周边政权概括为突厥系、吐蕃系、朝鲜系，以及更加遥远的大食帝国。

在突厥帝国崛起之前，中亚地区除了柔然，还有一个叫作铁勒（即高车，后被柔然击败）的部族。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当中国北部还处于东、西魏的分裂状态时，突厥取代柔然成了西部的霸主。

西魏废帝元年（公元552年），突厥土门可汗击败柔然建立突厥汗国。北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突厥西半部的室点密可汗联合波斯，将中亚的另一个霸主嚈哒人（主要居于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击败。在短短六年间，突厥人就在太平洋、里海、贝加尔湖和兴都库什山之间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然而，也正由于疆域过于庞大，突厥无法在如此广大的地区建立统一的行政机构。到了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突厥分裂成了东西两部分。这两部分在与隋朝的战争中继续分裂，东突厥向隋朝投降，西突厥则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境地。

隋文帝对突厥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态度，成功地维持了突厥的分裂状态。但到了隋末炀帝时期，随着中原地区的战乱，两突厥都重新崛起。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西突厥在射匮可汗的领导下完成了复兴，建立了西突厥汗国，形成了以中亚和西域为核心的强大游牧国家。

同样是在公元611年，东突厥也迎来了一位新的可汗——始毕可汗。在这之前，东突厥已经成了隋朝的臣属，但随着隋朝的衰落，始毕可汗加强了与隋朝的对抗。仅仅四年后的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为了应付突厥人煽动的北方边疆各民族起义，隋炀帝率军北上，却在雁门（现山西代县）被始毕可汗的数十万骑兵围困长达一个月，后由于援军的到达而解围。这次事件也预示着中国北方的霸主，已经从中原转移到了东突厥。

到了隋末大乱，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区）起兵时，整个中国北方防线上各路诸侯几乎都以突厥人为宗主。除了李渊之外，向突厥称臣的军阀不下九人，有的甚至还接受了突厥人的封号。事实上，李渊在起兵后，为了防止突厥以及他们的附庸在背后突袭，也备了大量的礼物，放低姿态向始毕可汗称臣，并向突厥许诺一旦获得了都城，他们只要人和土地，金银财宝都归突厥所有。李渊父子依靠与突厥的和平，引诱突厥放弃对其他附庸的支持，占领了长安，最终统一了中原。

到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突厥立刻感觉到出现了机会，在投降他们的汉人鼓动下，率领十余万人向长安进发。他们来到长安附近渭水上连接两岸的便桥以北，接下来，就有了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历史故事。

按照这个故事所说，刚刚即位的太宗李世民率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来到了便桥以南，与突厥人隔水相望，太宗在马背上义正词严地指责突厥乘人之危，这样违背道义的事情怎么可能获胜？果然太宗的指责有了效果，第二天，感到理亏的突厥人前来请和，双方在便桥上斩白马而盟，之后突厥人回兵，放弃了进攻。作为历史上有名的“仁义之主”，唐太宗在突厥人回兵时并没有掩杀，甚至当群臣问他为什么不乘机袭击突厥的军队时，他还说了一大通道理。原来，突厥人来的时候，太宗已经派人抄了他们的后路，形成了夹击的局面，可以借此打败敌人，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突厥人才不得不选择了求和。而皇帝之所以不在对方归途中进行袭击，是考虑到自己刚上位，要与民休息，不要随便打仗。

通过这一段话，唐太宗仁义之君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这样的说辞却可能掩盖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当时更强大的一方，突厥人之所以撤退，并非是感受到了唐太宗的仁义，而是因为接受了贿赂。

但不管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这次便桥之盟反而让唐太宗意识到，突厥人才是他最大的敌人。也是从这时开始，唐朝开始采取合纵连横的方式对付东突厥。与此同时，由于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之间发生了冲突，导致东突厥内部发生了分裂，突利可汗投靠了唐朝。之后，各个部族纷纷背叛了颉利可汗，唐朝乘机出兵。在李靖、苏定方等人的率领下，唐军最终击败了东突厥。就在便桥之盟四年后的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强大的东突厥就消失了。

而西突厥也在和唐朝的战争与和平中起起落落，最终显庆二年（公元657年）被唐太宗的儿子高宗皇帝击灭。

在与突厥的战争中，唐朝面向突厥故地的四大都护府也逐渐建立了起来，它们分别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建立的安西都护府、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建立的安北都护府、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设立的单于都护府、长安二年（公元702年）设立的北庭都护府。

在这些都护府中，最重要的是面向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安西都护府。它所辖的区域内主要包括了四个军镇，最初是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在高宗时代西突厥灭亡后，四镇又设在了龟兹、于阗、疏勒和碎叶，延伸至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境内。因此，安西都护府辖区也往往被称作安西四镇。到了玄宗时代，此地成为著名的安西节度使辖区。

在唐代初期，战争的对手除了第一突厥帝国分裂之后的东西突厥人之外，还有位于现在青海湖南岸的吐谷浑人，以及朝鲜系的三个国家，之后则是新崛起的吐蕃人和大食人。

吐谷浑原本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鲜卑人的一支，在流徙中来到青海湖南侧建立了国家。到唐朝建立时，吐谷浑已经存在了三百年。唐太宗即位后，也曾经与吐谷浑作战，双方战战和和。到了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西藏地区崛起的吐蕃击败了吐谷浑，将它的土地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吐蕃取代了吐谷浑的地位，成了唐代西南地区的心腹大患。

根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族人源于一个叫作雅砻的部落。到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松赞干布出生时，这个部落已经从位于现代西藏山南地区的雅砻谷地出发，征服了苏吡、象雄，成了广大藏域的主人。

松赞干布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成了新的赞普。在他统治时，吐蕃进行了大量的改革。除了统一藏域之外，他还迁都拉萨，创造了文字，并进行了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改革，将吐蕃从部落变成了一个集权式的国家。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朝的宫廷里第一次迎来了吐蕃的使者，唐太宗随即派遣冯德遐跟着使者前往吐蕃抚慰。随后，两个国家发生了初步冲突，但还是决定对对方采取友好的姿态。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选择了一位宗室女子，封为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这位女子就是文成公主。

然而两国的友好并不持久，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他的儿子唐高宗继位。第二年（永徽元年），吐蕃的松赞干布也去世了。继任赞普的是他未成年的孙子，而权力则落到了大论禄东赞的手中。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朝接受了吐蕃的敌人吐谷浑的附庸。不久，吐蕃决定对吐谷浑开战。未几，禄东赞去世。在和唐朝的关系上，他属于“鸽派”，他去世后，唐朝与吐蕃之间的战争就越打越烈，吐蕃最终成了唐朝的心腹大患，战争也持续了上百年。

除了吐蕃之外，唐朝在西方的另一个敌手是阿拉伯帝国，也就是中国历史中记载的大食。人们总是认为唐朝的崛起已经非常迅速，但阿拉伯帝国的速度却更加惊人。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等离开故乡麦加，去了另一座城市麦地那。这时的阿拉伯依然是一盘散沙。之后阿拉伯人开始了南征北战，从北非直达中亚，到了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人完成了对波斯的征服，最后一位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三世在波斯帝国东疆的古城木鹿（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附近被杀。到这时，仅仅一代人时间，西方就出现了一个横跨亚非的庞大帝国，从北非经过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直达伊朗、阿富汗。

但阿拉伯人并没有就此罢手。公元652年到653年，阿拉伯大军进攻吐火罗斯坦，征服了整个地区。公元8世纪初，阿拉伯呼罗珊总督屈底波越过阿姆河，对北方的中亚河中地区用兵，于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夺取了布哈拉，先天元年（公元712年）获得了撒马尔罕。在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和第二年，阿拉伯部队甚至接近了位于现在中国新疆境内的喀什噶尔（今喀什附近），也就是大唐时期的疏勒国的辖地。

阿拉伯人与唐朝的实际军事接触很少，即使有怛罗斯之战，对唐朝的军事破坏也是有限的。但是阿拉伯帝国的存在，又对唐朝的西域政策造成了足够大的影响，让中亚和西域地区的政权多了一种选择，也让唐朝的征服难度加大。特别是阿拉伯人以宗教来同化中亚地区，其过程中产生的宗教连接让中亚地区在此后事实上与中华文明完全分离了。

不过，在唐太宗末年，吐蕃和大食只是崛起，和大唐王朝的冲突并没有全面爆发。唐太宗在他的一生中南征北战，将突厥系势力降伏，被誉为一代雄主。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声赫赫的皇帝到了晚年却差点儿因一个小国栽了跟头，明君形象险些毁于一旦。这个小国就是当年坑苦了隋炀帝和隋朝的高句丽。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直接导致了国家的覆亡，但在唐太宗治下，也发动了三次对高句丽的远征。唐军的出征与隋炀帝的结局也很类似，劳民伤财，却突破不大，这证明了中国古代王朝对于战争问题的徒劳无功。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太宗第一次出征高句丽，十万大军在他的率领下向东北进军。最初唐军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对方却采取了紧缩防守的策略，依靠着冬天严寒的天气击退了唐军。这一次，唐军的人员损失不大，但军马损失了80%。在中国古代，军马就是最重要的军事装备，而且由于中原气候不适合养马，军马的恢复周期特别漫长，最高保有量不过几十万匹。在战争中损失了八成的军马，即便在基本面上显示不输不赢，实际上已经是一次巨大的败仗。

两年后，不甘心失败的唐太宗再次发兵。唐军水陆并进，攻击高句丽，仍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到了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太宗决定再派三十万大军前往征讨。他在陕州（河南西部与陕西交界地带，现三门峡市所在地）和山东半岛一带大量储存军粮，又在南方聚集了庞大的舰队。

出征高句丽的舰船要在四川境内制造，再顺长江而下，驶入东海，前往朝鲜半岛。另一部分则是将四川境内采集的木料沿江运至浙江一带制造，但造船的钱出自四川，每艘船的成本大约为一千二百匹缣。

这一次军事准备给中国境内带来了持续的恶性影响。朝廷对四川加税引起了当地的骚动，邛州、眉州、雅州的本地人开始造反。为了镇压，唐太宗又从现在的甘肃、陕西、重庆、湖北一带调兵。于是，东征高句丽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调动。熟悉历史的人可能已看到了隋末的影子。事实上，隋朝的衰落也恰好是因为隋炀帝不计代价地出征高句丽，却屡屡无功而返，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不过，唐太宗比隋炀帝幸运得多。这不在于他有多能干，而是因为，就在全国将要大乱时，他去世了。太宗死后，他的征服计划也随之搁浅。全国又进入了另一次休养生息阶段，唐代也避免了一次巨大的混乱。

高句丽又存在了近二十年，直到其国家内部出现了衰落，才在乾封三年（公元668年）被唐朝征服。

对于唐朝来说，太宗出征高句丽是一次巨大的教训。此前唐朝往往是利用合纵连横，并且必须等到对方的衰落期才出兵的。如果时机不对，即便是高句丽这样的小国都会对庞大的唐帝国造成巨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唐朝的军事力量甚至无法应付一个小国呢？答案不完全在于军事，而是在于隋唐以来不完善的财政制度。

与唐朝发达的社会和经济相比，唐朝的财政制度是极其落后的。当战争打破了财政平衡时，尽管皇帝想表现得英明神武，但财政却不允许。

唐朝的财政系统继承自隋代，而隋代的财政系统又部分来自之前的西魏和北周。在这份传承的遗产中，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是不同于其他朝代的制度）是均田制。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公有制形式。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段持续的财政制度周期。第一次从秦汉开始，延续到三国、两晋，并结束于南朝。到了南朝逐渐衰落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将军事劫掠式财政过渡到了定居式财政，并在北魏时由于文成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而得以固定下来，之后传给了东、西魏，再由隋唐所继承。

在这第二段大周期中，以土地公有制和松散的财政为主要特征。北魏最初是从游牧民族转化而来，他们占领中原时，中原由于连年的战乱，无主土地非常多。而新兴王朝在建立新制度时，往往是从古代的典籍里寻找依据，根据儒家传统，认为春秋以前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所以北魏在进行财政固化时，发明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土地分配方法，叫作均田制。

北魏、北周、隋唐的所谓均田制，是指人民出生之后，就可以从政府获得一份土地，由他们一辈子进行耕种，并上缴税收。他们死后，政府回收土地，以便能够把土地分给新出生的人。

由于土地是由国家分配的，国家就可以根据家庭情况来向这些土地收税。到了隋唐时期，财政制度进一步复杂化，形成了所谓的租庸调制度。

唐代的税制从账面上看显得非常公平，它分别以土地、人头和家庭三个统计项为单位，进行三个项目的征税。但是，在世界税收制度的设计上，有一个大忌，就是税制不能过于复杂，一旦税制复杂了，那么征收效率会非常低，不仅无法达到公平，甚至根本收不上来。而所谓的租庸调制就过于复杂。

根据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时期制定的法令，租庸调制的规定如下：

租：按照土地进行征缴的税收。成年的男丁可以从政府得到一百亩土地，伤残人士得田四十亩，寡妻、寡妾得田三十亩。如果是一家之主，还可以另外得到二十亩土地。在这些土地里，其中十分之二是世业田，十分之八是口分田。当受田人死后，他的世业田是由户主继承的，也就是属于私人田地，而口分田则要交还官府，进入分配池，重新分配给别人，这一部分就是公有田地。作为义务，受田人按照每一丁男每年纳粟二石的标准，向政府缴税。

调：家庭手工业税。居住在各地的人们，根据地方产出的不同，向政府缴纳不同的手工业产品。养蚕的地方每年每户上缴二丈绫绢，加上二两纯丝；不养蚕的地方缴纳布匹代替丝绢，但是要加五分之一，同时再缴三斤麻。所以“调”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庸：力役税。所有丁男每年为政府服力役（不是兵役）二十天。如果不服役，则需缴纳代役钱，每天为三尺丝绢。如果政府今年有事，需要多征几天力役，那么多征十五天就可以免除户调负担，多征三十天则租和调都要免除。每年最多使用力役不得超过五十天。由此，“庸”是以人头为单位的。

此外还有一些杂项规定，但基本税收就是租、庸、调三项。按照唐代的规则，每年都要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而对于每户的财产也需要三年厘定一次。

表面上看，只要做到查清土地、人口和家庭数据，就可以将税收平均分配于整个社会。但事实上，在中国大部分的历史里，政府是无法查清税基的。比如，唐代规定三年必须清查一次财产，一年必须分配一次土地，但这样的工作量即便到了现代依然无法完成，更何况是古代。这种税制最终必然导致官吏的懒政和胡乱征收，这又会带来人民的懈怠和抗税，增加财政税收的难度。

由于制度的复杂性造成的问题在隋唐以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

在隋代，隋文帝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为了查清税基，不惜采取弹压的方式和极其苛刻的政策，结果官员们为了讨好皇帝采取了虚报的做法。隋代的土地数据出现了巨大的浮夸，土地上报数量和实际数量最多相差十倍。这种浮夸导致皇帝按照夸大的土地数据征收税款，人民负担过于沉重，出现了严重的逃户事件。而隋朝税收过重也最终压垮了其政权。

经过了隋朝的混乱，唐朝建国时恰好是人民占有土地、逃避户籍的高峰期。由于高祖采取了宽简政策，政府没有恢复隋代高效的行政机器。加之隋朝分配土地时，许多流民第一次获得了土地，到了唐朝初年，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土地进行分配，而在隋朝分到了土地的人也并不愿意在他死后将土地返还给政府。这样，土地分配制度慢慢地就执行不下去了。为了逃避土地返还和税收，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户籍，越来越多的土地不是被政府回收，而是被私人偷偷在地下市场上买卖。

人们逃避户籍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人托关系拿到僧道的户籍，有的人占用军籍，或者依靠豪族，充当色役，寻找一切可能的免税、免役机会。

在土地市场上，由于私人出售土地的地下市场的形成，许多有权势的家族开始积攒土地，远超规定的额度。到了唐高宗时期，土地的缺乏使得皇帝决定向地下市场开刀，回到“由政府回收土地再重新分配”的轨道上。他下令禁止买卖世业田、口分田。但皇帝的命令比不上利益，人们照样买卖不误。

在这样的情况下，唐代的人口数据一直不如隋代清晰。这并不是唐代人口不多，只是政府查不出来。

隋炀帝时期，人口户数最高接近九百万户，人数则达到了四千六百万人。

由于隋文帝定下的严格的制度，隋朝政府能够跟踪每一个人，不让他们游离于户籍之外。但是唐朝却做不到，根据唐代的统计，隋炀帝统计人口十年之后，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年—公元625年），人口下降到只有二百万户。也就是说，十年时间，人口“减少”了70%还多。当然，这样的数据肯定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不是在战乱中死掉了，而是由于唐代的统计机构不合格，许多活着的人成了逃籍户，未出现在政府的花名册上。

唐太宗统治的巅峰时期，唐朝的户数也只有三百万户，距离隋代的人口高峰（九百万户）仍然相差甚远。太宗的继承人唐高宗统治时期，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时，户口达到了三百八十万户。

唐代查不清户籍和土地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个结果是，由于政府查不清，反而骚扰更少，征税机器的低效让民间经济受到了保护，促成了贞观之治。但坏处则是，由于政府找不到足够的土地和人口来缴税，唐代的税收一直不够用。

此外，唐代每户征税二石，而隋代每户三石，也就是说，唐代的税率只有隋代的三分之二。加之在籍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导致唐代社会的整体税负只有隋代的20%左右。

由于税收不够，唐代玄宗之前的皇帝们都为土地问题头疼不已，屡屡下禁令不准买卖，试图回收土地，但总是没有效果。到了玄宗，他干脆默认了既成事实，彻底松弛了户籍和土地的管理。

到这时，唐代的土地国有和分配制度已经名存实亡。不仅无法执行，还带来了许多问题，由于政府无法获得准确的土地和户籍数据，税收出现了混乱，造成了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宋元之际的历史学家马端临就曾经感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的盛世，可是根据统计数据，天宝十四载的人口不过只有八百九十一万户，与隋代相当；而其中不需要缴纳税收的就有三百五十六万户，占了总户数的三分之一还多。根据唐代规定，不需要缴税的只有鳏寡、残疾、疾病、奴婢、带有余荫权的品官后代，但这些人竟然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只能证明作假的人太多了。

由于税制的不健康，唐朝皇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一直是费尽脑筋，由此产生了许多奇怪的现象。最奇怪的是唐太宗设立了一种叫作“捉钱令史”的官职。作为唐代最具雄才大略的皇帝，太宗见识了太多的人才，却在一种芝麻绿豆官身上不断地栽跟头，也表明钱这种东西给皇帝带来的困扰，就像对升斗小民一样复杂。

唐代皇帝解决政府财政的思路是这样的：既然政府的正规税收总是收不上来，或者收不够，那么，不如把每一个衙门都变成一个自我经营式的企业，皇帝拨给每个衙门一些土地，再给他们一些现钱，让这些官府依靠经营土地和发放贷款获得收入，再利用这些收入来养活官员和维持政府运转。这样，实际上唐代的每一个政府机构都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企业。

那些由皇帝发放给各级衙门的土地和钱，就叫作公廨田和公廨钱。这种制度最早出现在北魏，隋代继续使用。但后来由于隋代的财政充足，废除了公廨钱制度，官员不再搞经营。唐高祖则让公廨钱和公廨田制度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这样政府财政就可以不用负担那么多的行政支出。按照这个思路，中央政府给每一个部门配发一定的土地和一定的铜钱，安排专门的人手去放贷和收租子。

除了政府的公廨钱和公廨田（也就是办公经费）之外，就连养官也带有经营的色彩：政府会根据官员地位的高低授予他们一部分永业田，再根据职位授予他们一部分职分田。当官员换工作时，需要把职分田交回去，到下一个岗位再重新分配，但是永业田则可以一直保留并传给子孙。

官员的职分田和永业田数量，都远远超过普通百姓的分田，通过这些土地，官员的收入就有了保障，不再需要朝廷发给俸禄，实现了官员的自我经营。

另外，中央政府最大的开支除了养官，就是养兵。在养兵上，唐高祖也采取了懒政的做法——府兵制。府兵制是一种亦兵亦农的制度。由中央政府给每一支军队授予一定的土地，士兵们战时为兵，平常务农。务农时生产的粮食就可以充当军费，只有战争时期，士兵的生产跟不上军费所需，才会使用中央政府的财政税收来填补。

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让军队和政府不依赖于财政收入，而是可以钱生钱、地生粮，政府既不用依赖复杂的财政安排，也不给民间增加压力。

这个制度设计得非常巧妙，但运转起来千疮百孔，主要漏洞在于：官府的经营永远产生不了足够的利润，反而总是把老本亏光。

最早爆发的问题出在官员的俸禄上。还在唐高祖时期，官员就发现，虽然有了职分田和永业田，但这种方式仍然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开支。因为经营土地并不简单，从出租到收租，再到粮食的运输、储藏和加工，其中一环出了毛病，就有可能接济不过来而饿肚子。

接着出问题的是官员的职分田。随着官员的职分田增多，侵占百姓土地的现象屡屡发生。

公廨钱也出了问题。在唐代初年，金融业并不发达，由于大部分人务农，借钱的只是少数的商人。由于市场小，借钱成本也很高，在唐初，借钱的年利率大约在百分之百。由于利率太高，人们借钱大都是短期使用。

另外，放贷本是一个专业的工作，由非专业人士掌管时，不仅赚不到利息，就连本金都消失了。如果仅仅依靠公廨钱来积攒办公经费和补贴官员，各个衙门都会慢慢倒闭，官员也吃不上饭。

到了唐太宗时期，皇帝想了另一个办法：从全国找了七千户最有钱的上等户，逼这些富户每年从政府机构贷款，也必须交租金，这相当于变相逼迫他们交钱供养官府和官员，“定向资助”政府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职田补贴。

这种新的定向资助，并不像是一个明君所为，可以视为唐代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的黔驴技穷。果然此办法运行了三年，由于过于扰民，不得不取消了。但由于财政不足，唐太宗还得继续想办法，这次他直接设置了一个新的岗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捉钱令史”。所谓“捉钱”，就是公廨钱，“捉钱令史”即专门管理公廨钱的办事员。每个政府机关设置九人，每人掌管五万钱（五十贯），通过向市场放贷来获得利息。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资金流失，唐太宗下令捉钱令史必须盈利。他参考了市场利率，认为根据当时的经济和金融情况，每年获得百分之百的回报是可能的，因此规定每个令史每个月必须提供四千钱的利息（一年四万八千钱，折合年利率96%），完不成任务的就要受到惩罚，完成任务的给予奖励。如果一个捉钱令史一年都完成了任务，就可以得到升官。

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太宗一朝，整个三省六部的官员定额只有七百三十人，而捉钱令史就要六百多人，这显然是政府无法承受的。

在之后的岁月里，皇帝经过无数次折腾，公廨钱制度废除了四次又恢复了四次，仍然无法建立正规的财政系统，最后只好作罢。

由于官府无法产生足够的自我经营性利润，官员和军队依然不得不靠中央政府收税来养活，但税收又收不上来，唐代政府的税收问题就成了影响皇帝雄心的大事。

血腥的内斗、边疆强大的敌人、财政总是缺钱，这三大死穴就成了困扰唐代历任皇帝的心头病。

在唐太宗时代，由于整个官僚机构的规模不大，主要的花钱项在打仗上。但是，到了武后和高宗时代，随着养官成本的增加以及皇帝家族的浪费，唐朝就有了打不起仗的趋势。

恰好在唐高宗时期，唐代的宗室和官员由于武后的地位问题而争论不休。

于是，在征服高句丽之后，唐代的对外政策就出现了一次收缩，进入了另一个内斗严重、对外软弱的时期。但军事财政不足这个巨大的问题却被掩盖，到玄宗时代再次显现出来。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九月，唐高宗在内殿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参加的人有身为顾命大臣的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另两位宰相于志宁和李勣。他召集这些人来，是为了商量废立皇后的。

几年前，高宗皇帝的皇后王氏为了对抗受宠的萧淑妃，决定引入一位战略伙伴，名武珝。这位战略伙伴地位极低，曾经是前任皇帝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被迫削发为尼。但她之前认识当太子时的高宗，当高宗发现她的踪迹，就决定把她领回来。王皇后觉得这位武才人可以让皇帝忘掉萧淑妃，于是同意了。不久，武才人晋封昭仪。

没过多久，武昭仪给皇帝生了儿子李弘，而皇后却没有生子，萧淑妃也已经失宠，于是这位战略伙伴反而成了皇后最大的敌人。

与此同时，武昭仪也展现出了作为女人的巨大野心。她善于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构建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有中书侍郎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以及中丞袁公瑜等人。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和武昭仪一样，地位都曾经较低。他们都处于寻找靠山的阶段，显然将武昭仪当作下一个靠山。

反对立武昭仪为后的大都是太宗留下来的老臣，其中又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最有名。老臣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大都见证了高宗与王皇后的婚姻，并已经与王皇后家族形成了强烈的信任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老成持重的他们做了保守的选择，继续支持王皇后。

在这两派中，如果从道德标准来看，太宗的顾命大臣显然更占优势，而支持武昭仪的大都是道德感更随意的年轻人，他们并非因为道义而做出选择，只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这样的分野，就造成了人们对武后时代的批评。现代人往往将武后描写成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事实上，武后在做皇后和皇帝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登上权力舞台和留在权力舞台上。作为女人，她对于道德并不看重，甚至有些鄙视。于是武后时代可以看成是一个混乱的充满了权斗精神且缺乏长远目标的时代。

为了巩固权力，武后需要一批可靠的官员来取代那些反对她的人。要想选拔这些人才，显然不能从原来的世族大家中选择，因为他们都较为保守，不支持女人执政，所以必须从那些出身更加寒微的人才中选择。于是，武后不断地尝试选择新人，从而将唐代的人才制度强行扭转到另一个方向，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又是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大事。

武昭仪的手段在和王皇后斗争时就显露无遗。她为了陷害皇后，甚至害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嫁祸于刚刚来看过新生儿的王皇后，从而导致了皇后失宠。接着，她又诬陷皇后的母亲玩弄巫术，使皇后的家人被驱逐。到这时，皇后距离被废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当我们看到武后的残酷时，也不应该离开时代背景。事实上，随着太宗皇帝的死亡，太宗在世时竭力压制的唐代内斗传统已经再次复活了。在高宗初期，大臣们就已经拉帮结伙，纠缠成一团。比如房玄龄的儿子、太宗的驸马房遗爱，就曾经卷入对高宗的宫廷阴谋，试图发动政变废黜皇帝。而审理这个案件的长孙无忌抓住机会，毫不手软，不仅杀掉了房遗爱，还牵连了一大群自己的政敌，其中既有大臣，也有不少宗室亲王。高宗的哥哥吴王恪被杀时，对长孙无忌发出了诅咒，希望他在不久之后也尝尝灭族的滋味。由于唐代缺乏制度性约束和人身保护，只要一有机会，不管是名臣还是奸臣，都会不由自主地卷入对政敌的迫害甚至杀戮。

高宗皇帝召见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和李勣，希望与他们讨论换后的问题。褚遂良据理力争，甚至将头磕出了血，极力反对皇帝换后。与褚遂良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长孙无忌，而于志宁则选择了一言不发。只有李勣私下里向皇帝表示，这是皇帝的家事，问外人干什么。一语点醒梦中人，换后也就成了定局。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月，皇帝终于下诏书，废掉王皇后，改立武皇后。所谓换后，在中国古代也是经常发生的，但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废后的命运。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被武后下令先各杖一百，再斩断手脚装入坛子，数日才死去，之后又被斩首。这样的残酷行为也预示着武后在未来对唐王朝的制度性破坏。

从这一天到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就成了武周代唐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武后依靠李义府和许敬宗两人对前朝老臣进行了系统性清理，并挫败了数次针对自己的阴谋。首先被贬黜死去的是褚遂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许敬宗更是炮制了长孙无忌谋反案，以长孙无忌为中心，将他的故旧和家族连根拔起，完成了官僚系统的改朝换代。到了第二年，由于高宗皇帝的身体问题，武后得以全面掌权，成了唐帝国的实际控制者。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皇帝试图联合上官仪夺回控制权，不想武后提前获知了消息，将上官仪扳倒，更加稳固地掌控了局面。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初，武后和皇帝前往泰山封禅，这个仪式表明了武后对朝局的完全掌控。

在这个阶段，虽然文官系统被清理，但武官系统依然在有效运行。这个时间段也成就了高宗时期对外战争的顶峰，唐朝完成了对西突厥和高句丽的征服。唐代的吏治虽然经历了破坏，但依然在向前推进。

此外，武后虽然依靠李义府和许敬宗掌了权，但她也知道，可以依靠他们清理对手，却不能完全依靠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佞臣来治理国家。因此，武后一方面限制佞臣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在设法将官僚系统的建设重新正规化起来。

首先被清理的是恣意妄为的李义府，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就在武后获得了对老臣的胜利不久，就首先将他贬官，让他“靠边站”了。至于许敬宗，在与大臣的对抗中，武后更离不开他的支持，所以咸亨元年（公元670年），许敬宗申请致仕，才离开朝廷。

两位权臣离开后，武后开始对官僚队伍进行正规化建设，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朝廷对官员的选任和提升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这之前，唐朝由于官吏数量不大，并且大都出自名家，提升是相对混乱的，以和皇帝的关系远近为主。随着官吏数量的增加，必须有更强的制度支持，于是形成了官员的铨叙方法。在一个人当官之前，必须参加吏部的考试，合格的人才能授予官职。官职的轮替也必须通过考试来完成。与此同时，武后还规定了两种特殊的考试。有的人的资历不够，但能力很强，就可以参加所谓“博学宏词科”（考三篇文章）或者“书判拔萃科”（考三条书判）考试，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越级获得更高的任命。

这种正规化的官僚体制改革，在每一个朝代从前期向中期转型的过程中，都是必须经历的。到了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行也可以看作一次官员选聘制度的改革。

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到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去世，可以作为武后执政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唐王朝是内敛和修复性的。随着权臣离开，帝国的官僚制度步入正轨，能够得以掌权的既有裴行俭这样的世家子弟，也有狄仁杰这样依靠科考晋升的新兴人才。

在对外关系上，唐王朝的征战也是有限的。此时的西突厥和朝鲜地区都已经变成了残余的敌对势力，唐朝的将领不时征伐，却并没有将战争扩大。与此同时，吐蕃和大食崛起的速度显然超过了唐王朝，但唐王朝与两者的矛盾还没有激化。

武后维持着正规吏治的同时，也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她对家族势力的扶植，以及对自己的儿子（李氏太子）的压制上。她曾经试图提拔自己的外甥贺兰敏之，但由于贺兰敏之辜负了她的期望，最终她扶持侄子武承嗣出任。与此同时，她害死了长子——太子李弘，又废黜了继任太子李贤，表现出了极强的权力欲。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去世，随后的权力调整又带来了一次王朝形势的失控。首先，高宗死后，武后并没有直接即位，而是采取了让儿子登基，自己垂帘的方式控制朝政。没想到的是，接替高宗的中宗立刻重用皇后韦氏的家族，武后大怒，废黜了他。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危，武后加速了让她的家人和亲信上位的过程。而一批拥护李唐的人们，以李敬业和骆宾王为首，发动了针对武后的叛乱，试图将她赶下台。

李敬业的叛乱规模并不大，但这次事件却让武后产生了一次错误的判断，认为人人都在反对她，特别是那些李唐宗室。宰相裴炎由于与叛军的亲戚关系，也受到了牵连，从而造成了另一次对唐朝高官阶层的清洗。为了防止人们对她不利，武后制定了告密制度，并提拔了一连串的酷吏，用来强行为那些受怀疑的人定罪。其中最著名的酷吏是索元礼、来俊臣和周兴。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的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以及男宠薛怀义，开始作威作福，唐朝的吏治也到了最腐坏的阶段。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李唐诸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联合发动了叛乱，但起兵的主力越王李贞在七天后即被镇压。这次起兵反而成了武后大肆杀戮李唐宗室的借口，也导致李唐宗室再也没有能力阻止武后登基。

载初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武后终于改国号“唐”为“周”，开始了历史上的武周时代。武周时代又可以以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武则天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利用酷吏和佞幸巩固自己的政权，大肆杀戮李唐宗室和反对派。同时，由于酷吏在杀人的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民怨，到了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武则天将最著名的酷吏来俊臣杀死，结束了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时代。圣历元年武承嗣希望被封为太子未遂，武则天最终选择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继承人。

这次选择铺平了在武则天身后权力重归李唐的道路，同时也让武周的最后几年陷入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宁静之中。武则天耽于享乐，崇信佛教，她的佞幸张宗昌和张易之兄弟为所欲为的同时，官员们却在积聚力量等待她的死亡。最终，官员们在她患病时，抓住机会逼迫她退位，让武周时期告终。

纵观武则天时代，正规的官僚系统受到了武后随意提拔的各类佞幸的冲击，这种冲击又由于唐朝固有的缺陷而被放大：由于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保护，官场上人人自危，不得不互相加害以求自保。

然而，武后时代又并非完全黑暗一片。事实上，由于她想要对抗太宗时代遗留的世族名臣，不得不使用科举制从寒门提拔新的官员，从而使得科举成了重要的入仕手段。这种制度的建设，为后来大量人才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当武后死去，人们急需通过大规模的拨乱反正结束这次混乱，回归到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之中。所谓正常的秩序，指的是：第一，避免再次出现武后时代那样大规模的杀戮；第二，避免酷吏上台；第三，将内斗和谄媚的官僚风气扭转过来。

在短暂的中宗和睿宗时代，显然这几条都没有做到，反而更加严重了。那么，到了年轻的玄宗上台后，这位皇帝有可能完成拨乱反正的重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