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最讲道理的皇帝（1/1）

十国中，北汉尽管地域狭小，物产微薄，但一直是个刺儿头。它的都城太原城池坚固，民风剽悍，军队的战斗力一直不弱。北汉国主还一直学着“儿皇帝”石敬瑭，对契丹辽国称臣，称“儿皇帝”“侄皇帝”，每到危急时刻，总能从辽国得到支援。从后周开始，中原朝廷一直将其视为劲敌。

赵匡胤御驾亲征平定李筠叛乱后，本想借大胜之余威，一举扫平北汉。但大将张永德却认为有害无利，建议每年只派小股部队袭扰，干扰北汉的农业生产，使他们本就微薄的物产再受影响，不能形成发动战争的资源储备，然后再派间谍离间辽国与北汉的关系，以断绝后援，再寻机歼灭。赵匡胤认同他的看法，并在这个基础上，与赵普商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方针。

就在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计划进展顺利时，北汉突然发生了内乱。宰相郭无为谋害了北汉国主刘继恩。刘继元继位后，与郭无为也产生了矛盾冲突，而郭无为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与宋朝勾连。北汉乱象频仍，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马上任命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郭进为副都部署，率领河东诸州精兵分潞州和汾州两路，北征太原。

刘继元刚即位，宋军已进入北汉境内，连克北汉军寨，进逼太原城下。同时，赵匡胤又施展软的一手，遣使持诏书指示刘继元投降，答应他投降后授平卢军节度使，并赐宰相郭无为以下四十多位大臣高官厚禄。郭无为扣下赵匡胤给四十多位大臣的诏书，只拿出给刘继元的那份。没想到刘继元一口拒绝，一边备战，一边向辽国求援。

契丹辽国这时与北汉矛盾已经很深，但并不想让宋朝灭了北汉，因为这样一来，宋朝军事实力将更加强大，所以二话没说，马上出兵增援北汉。此时宋军已经在太原夺取了汾阳桥，焚烧延夏门，但因为太原城池坚固，北汉守御顽强，宋军久攻不克。契丹军队出动后，李继勋担心腹背受敌，便引军而退。北汉和契丹联军来了个反冲锋，一直追宋军到晋、绛二州，将这一带抢劫一空。

赵匡胤不甘心第一次北征失败，于开宝二年（969）二月再次御驾亲征。他先遣曹彬、党进等大将率军杀奔太原，再遣李继勋、赵赞等率精兵跟进，自己亲率大军随行。

同时，赵匡胤吸取上次的教训，分派韩重赟、何继筠分守北面和石岭关，防止辽国增援北汉。他叮嘱韩重赟：“契丹听说我亲征，一定会率军来援，他们定会以为镇州、定州一带没有防备，会从这里经过。你率军倍道而行，出其不意破之。”后来，契丹兵果真如赵匡胤所料，南下定州袭扰宋境，被韩重赟迎头痛击，大败亏输。

这时，老天爷却跟宋军作对，由于大雨不断，宋军被迫在潞州停留了十八天才来到太原。赵匡胤命李继勋、赵赞、曹彬、党进从四面攻击太原，再分派其他将领攻击北汉其他州县。

但宋军的凌厉攻势，却受到北汉大将刘继业的顽强抵抗，一时难有进展。这刘继业就是后来名闻天下的杨家将中的杨老令公杨业。此人骁勇善战，颇有谋略，在北汉与契丹的多次对抗中，大败契丹军队，声名远扬。但面对战斗力超强的宋军，刘继业却没占到任何便宜。他先是在城西与赵赞、李谦溥的战斗中惜败，又在城东与党进的战斗中吃了大亏，一直被追到城下，狼狈地攀着绳篮逃入城内，差点当了俘虏。同时，辽国两路援军受到韩重赟、何继筠的阻击，纷纷吃了败仗，无法前来增援。但即使如此，北汉军队的守御依然严整。

赵匡胤采纳部属建议，决定引汾河水淹太原城，使太原城成为一片泽国。在大水的冲击和浸泡下，太原城南一处城墙坍塌，宋军乘着小船发起猛攻。不料陷入困境的北汉将士更为顽强，拼死抵抗，宋军争先恐后往城墙豁口冲击，顽强的北汉将士拼死守住，双方死伤惨重。

经过四个月的苦战，双方仍处于胶着状态，这时又传来辽国再发大军前来增援的消息。形势的发展对宋军越来越不利，虽然有损天子威名，赵匡胤还是准备撤兵。这时，渴望建功立业的殿前司武将一齐请战，愿以死相拼，拿下太原城。这是赵匡胤一手培养起来的精兵，他可不想这些精兵无端送死，便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我亲手训练出来的，无不以一当百，所以一直护卫我左右，我宁可不得太原城，也不肯让你们迎着锋刃去必死之地！”众将士感激涕零。赵匡胤下令撤军，并让太原城外的一万多户北汉百姓，随宋军一起，南返中原。

北汉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国家实力进一步削弱。

而赵匡胤不得不重新回到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方针上，等灭了南唐，基本完成南方统一后，才将目光重新转到北汉。开宝九年（976），他命令党进、潘美、杨光义、郭进等，兵分五路，开始第三次攻伐北汉。宋军一路上进展顺利，党进率宋军主力到达太原城下，大败北汉军数千人。眼看胜利在望，这时赵匡胤却在“烛影斧声”中离奇去世，接掌皇位的赵光义下令撤军，宋军这才草草结束第三次征伐北汉的战斗，无功而返。

虽然赵匡胤三征北汉都未能成功，但也给了北汉致命的打击。经过三次征伐，北汉所属的军队只剩不足三万人，人口也只剩三万五千户，已经不能对宋朝构成威胁。而宋朝灭掉北汉，只剩下时间问题。

太平兴国四年（979），赵光义派大将潘美兵分四路围攻北汉，另派骁将郭进驻扎白马岭，击溃辽国援军，辽国大将耶律敌烈战死。四月，赵光义亲至太原城下督战，将太原城围得水泄不通，断绝城内一切供应。孤立无援、穷途末路的北汉国主刘继元只好开城出降。

赵匡胤亲自培训出来的二十万禁军纵横天下，唯一的对手是辽国的契丹骑兵。契丹是活跃于草原的游牧民族，生活在马背上，一得号令，旋风般闻风而聚，可谓全民皆兵。契丹的重装甲骑兵作为常备军事力量，战斗力极强。

其实五代时期的中原军队由于连年作战，单兵素质很高，整体战斗力也很强，在与契丹军队的战斗中，互有胜负。但石敬瑭为了一己之私，将燕云十六州拱手送人后，中原失去战略屏障，无险可守，契丹占尽地利，这才对中原形成威胁。

失去燕云十六州后，中原自后晋开始，吃够了契丹人的苦头。“打谷草”是契丹抢掠中原的经常性动作，八百里河北平原无险可守，任由契丹骑兵横冲直撞，抢劫财物、人口，中原百姓深受其苦，朝廷也深受其害。

柴荣当年立志收复燕云十六州，当时作为殿前司主要将领的赵匡胤参与了从谋划到出征，再到柴荣因病班师的全过程。赵匡胤和柴荣一样，以扫平天下、统一国家为己任，当然不会对被辽国占据多年的燕云十六州不闻不问。

赵匡胤三征北汉，虽然都无功而返，但宋朝灭掉南方所有割据政权后，实力大涨，小小北汉实在不足为虑，收复只是时间问题。赵匡胤的眼睛，早就盯上了燕云十六州。

以国家实力而论，基本实现全国统一的宋朝，人口、物资、财力各方面，远在辽国之上。军事方面，二十万禁军从军队素质到实战经验，都不输契丹骑兵，如果再加上其他州县及新近收复的南唐、后蜀、吴越等国的军队，军队数量也远在契丹之上。但兵在精而不在多。契丹军队历来善战，而且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冲击力及野战能力都极强。燕云十六州虽然关隘重重，但面对中原的一边却是一马平川，非常适合契丹骑兵作战。而对以步兵为主、迁移缓慢、机动性差的宋朝军队而言，颇为不利，即使获胜，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苦胜、惨胜，不是赵匡胤想要的结果。

“讲道理”的赵匡胤还有一层顾虑：燕云十六州是当时代表中原朝廷的后晋“儿皇帝”石敬瑭“送”给别人的，并不是契丹从中原手里抢去的。如果“抢”回来，有那么一点“不讲道理”。

更深一层的顾虑是：骄兵悍将实在是自大唐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年间的万祸之源。不受辖制约束的藩镇是滋生骄兵悍将的基础，赵匡胤在改革藩镇制度后，仍然非常警惕军队失控，一直牢牢把控着军队。所以收复南方割据政权时，每次出征，他都委派不同的主将，同时配置实力并不弱于主将的副将或监军，相互钳制，严加防范，不让某一个部将的功劳遥遥领先于其他部将，更不能功高震主。如果某个部将能够消灭契丹军队的有生力量，甚至收复燕云十六州，那将是足以震古烁今的奇功、丰功，他的威望、对军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都将是很可怕的，这不仅可能威胁宋朝的政权，更大的危害是颠覆赵匡胤一直在推行的全新的政治体系。

所以，赵匡胤不想以与辽国决战的方式夺回燕云十六州，他想到的最好的方式，是“赎”回。

从收复荆湖开始，他便专门将缴获的金银财物放在封桩库中，国家收入的盈余部分，也被存入封桩库。他说：“当此库满五百万缗，当向辽国赎回燕云十六州。如果他们不答应，我则散其钱财，以武力收取。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的首级，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我只要花费二百万匹绢，就把他们消灭了！”应该说，这是一个结合了现实情况的非常有眼光的战略构想。

赵匡胤在对付南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只在北方边境适当保留军力，对来犯之敌，只是进行对等的反击，而不是主动进攻，以便保持北方的相对安宁，从而全力收复南方。在攻取南唐的关键时刻，他还主动派使者与辽国讲和，双方使臣互有往来，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

有一次，赵匡胤在讲武殿招待辽国使者，他把使者带到便殿，让他们参观禁军的骑射表演，还让使者跟随自己去郊外打猎。只见赵匡胤张弓搭箭，箭无虚发，箭箭射中猎物，辽国使者大惊失色。后来使者对人说：“宋朝皇帝每射必中，前所未见，真是神勇无敌啊！”从此，辽国也大大转变了对宋朝的轻视态度，将宋朝作为最强大的对手认真对待。然而，以钱财赎回燕云十六州的计划还未实施，赵匡胤就突然去世，继位的赵光义却未能领悟赵匡胤的良苦用心。太平兴国四年（979）攻灭北汉后，赵光义想借助战胜北汉的余威，直取燕云十六州，以建立不世之功勋。他统率三十万大军，围攻幽州城月余，却始终不能得手，反被辽军在高梁河一战中打得大败。赵光义坐着一辆驴车，连夜奔逃，才侥幸逃得性命，但大腿上中了两箭，箭伤每年都要复发。数年后，他再次分三路大军大规模北伐，却又损兵折将，被辽军打得大败。吃尽了苦头的赵光义这才明白赵匡胤当初用钱物赎回燕云十六州的策略是何等正确，他从此锐气顿失，再也不敢染指燕云十六州。一百多年后，宋徽宗与女真结盟，剿灭辽国，也是为了收回燕云十六州。谁知后来女真却从燕云十六州奔袭而下，直接灭了北宋。

燕云十六州成为大宋心头永远的痛。

帮着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的，有跟赵匡胤有八拜之交的义社十兄弟，还有禁军中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将领。这批人个个骁勇善战，胆略过人，又手握重兵，跟赵匡胤交情匪浅，赵匡胤用最和平的方式，让他们交出兵权，外出担任节度使，或是直接回家甘享富贵。

帮着抢江山的是一批人，帮着他扫平天下的，则是另外一批人。

这批人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前，资历尚浅，权力不大，威望也不高，不至于位高权重，变成新的骄兵悍将。然而，这帮人被“打了鸡血”后，一个个干劲冲天，迫不及待地想扬名立万，建功立业。赵匡胤自有盘算，他让每个人都有立功的机会，但不会让某个人有连续立大功的机会，不给他功高震主、权倾一时的机会。而得到机会的将领，知道机会难得，就会拼命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一个个龙腾虎跃，奋勇争先。

党进是契丹人，性格憨直，治军能力虽然平平，但却因勇猛善战深得赵匡胤赏识，被委以重任，官至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党进能得重用，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让赵匡胤“很放心”。其实党进也是粗中有细，该拍马屁时一点儿也不含糊。他在京城巡逻时，看见有人饲养鹰鹞、鹦鹉、八哥等禽类就生气，必定命令手下强行打开鸟笼放生，还要骂养鸟人：“你不买肉奉养父母，反倒饲养禽类？”有一次，他遇到有人在遛鸟，就要放生。这人气势汹汹地告诉他这是晋王养的，他要是敢放，就向赵光义告状去。党进马上转怒为笑，还掏了一把银子给人家，嘱他买肉饲养，说：“好好养！好好养！”

张琼是赵匡胤的贴身侍卫，作战勇猛，不惧生死，为赵匡胤挡过弩箭，被赵匡胤视为生死兄弟，将他从一名士卒一路提拔。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撤了弟弟赵光义的殿前都虞候之职，让张琼接任。殿前司有两万多如狼似虎的兵，是最精锐的劲旅，一直是赵匡胤手中的王牌，全部交给张琼统率，还说“非张琼不能统制”，可见他对张琼的信任。

但是，皇权面前，再铁的兄弟也是有底线的。张琼只知自己是皇上的人，能为皇上披肝沥胆，所以任性妄为，不知不觉犯了天子的大忌。原来，赵匡胤为防止谋逆之事，安插了很多暗探，这些人可以直接向赵匡胤汇报各关键环节的动态。禁军中的两个暗探，因为经常被张琼斥骂，被当众羞辱下不了台，便将张琼记恨在心，向赵匡胤谎报张琼擅自选用官马为乘骑，还将叛将李筠的仆从收归自己帐下，还说张琼私养了百余人的部曲。最后这一诬告直接点中了赵匡胤的要穴，马上召张琼入宫亲自审问。张琼脾气火暴，又自认是皇上的死党，哪里受得了这种冤枉，当场就暴跳如雷，惹得赵匡胤大怒，命令左右杖责。诬告他的小人拿起铁杖乱打张琼的头，把铁汉一样的张琼打得昏死过去。赵匡胤气还不消，将张琼打入御史府大牢，御史府秉承上意，赐死张琼。张琼死后，赵匡胤派人一查，才发现张琼家中只有三名仆人，家无长物，这才明白自己冤杀了大将，对张琼一家进行了抚恤。这是赵匡胤身上最不光彩的一笔，张琼是他下令处死的唯一一名大将，而且还是对他有救命之恩却被冤杀的。只能说，过度的防范意识让他失去了理智。

同样被冤枉的还有赵匡胤的结义兄弟韩重赟。韩重赟时任殿前都指挥使，职位虽高，但赵匡胤并不让他执掌军事，而是管理工程建设事项。这也是因为有人向赵匡胤进谗言，说韩重赟挑选军中壮士为自己的心腹亲兵，正好违背了赵匡胤刚刚颁布的将领不得组织属于自己的亲兵卫队的规定。赵匡胤知道后，又是一顿大怒，下令诛杀韩重赟。幸得宰相赵普劝阻，再三分析利害，赵匡胤这才放了韩重赟一条生路，但解除其职务，外派担任彰德军节度使。后来赵匡胤亲征北汉时，路过韩重赟的辖区，又想起了当初的兄弟情义，便带上他一起出征，结果韩重赟大破契丹骑兵，以战功证实了自己对赵匡胤的忠诚。

杨义是赵匡胤的老部下，一步步凭战功获擢升，在因病失声不能说话后，获得赵匡胤的空前信任，荣升殿前都指挥使，多年担任殿前司要职。有一次，部分禁军在散指挥都知杜廷进率领下图谋不轨，被赵匡胤获知。赵匡胤半夜开启玄武门，命杨义率兵入内搜捕，将图谋不轨的十九名军校全部捕获，由赵匡胤亲自审问后斩首示众。这次行动也显示了赵匡胤对杨义的信任。而信任他的理由，就是因为杨义有疾在身，不能说话，所以不会有野心，打消了赵匡胤的疑心，让这位有疾在身但还能有效指挥军队、治军有方的将领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匡胤采取让将领轮流“坐庄”、让军权不停流动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把军队可能出现的威胁降到最低，既让在位的将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又不让他们长久掌控权力，形成自己不能掌控的势力，从而保证了军队的正常运转，还保持了军队很强的战斗力。

赵匡胤的治国理念，是一步步减弱军队在国家运转中的重要性，解除军队对国家的控制。这是在国家初立、军队转型过程中，非常高明的一种处置方式。

武将出身的赵匡胤要自废武功，抑武重文。在他想建立的国家体系中，文官是这个体系的中枢。

残唐以来，军队掌握着国家的命运，武将决定着政权的稳定。而文官，则是花瓶和摆设，时常被践踏。当时的文官，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很多时候已经很小心了，但大厦将倾时，依旧会大祸临头，不仅自己会丧命，搞不好还会有灭族之祸。所以，那时很多有见识有能力的文人，果断地放弃仕途，或出家修道，或归隐山林，或甘为布衣百姓，满足于耕读传家。赵匡胤要匡扶衰落式微的儒家文化，让国家呈现尚文风气，显然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

他首先恢复国子监，凡中举贡士，均须到国子监拜谒孔子，以此确立儒家在国家文化体系中的崇高地位。按当时礼制，三品官员可以在家门口立三根戟，以示尊贵。他特意下诏，让人在供奉孔子的文宣王庙门外立了十六根戟。

有个叫王昭素的老头，七十多岁了，精通易学，门生满天下。他去市场上买东西，从不还价，总是按标价付钱。有的商贩不好意思，跟他说标价并非实价，老头就说：“你快把钱收下，不然也成妄语之人了。”时间一长，市场上的人卖货给他，全按实价。有天夜里，有个小偷去他家里偷东西，被他发现，他就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搬到院子里，对小偷说：“你觉得哪样好，就拿了快走，不然一会儿就有衙役来抓人。”这个小偷羞愧地扔下东西逃走了。赵匡胤听说后，便把这个王老头招到宫中，问他为什么没有当官。老头说：“我能力不够。”赵匡胤又向老头请教《易经》，王昭素旁征博引，劝天子多行利国利民之政，让赵匡胤十分高兴。后来赵匡胤又向王昭素请教养生之道，王昭素说：“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赵匡胤很是喜欢，特意将这两句抄录下来，挂在屏风上，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因王昭素不肯当官，赵匡胤便授予他国子博士之职，以示褒奖。

与以前由军人决定政局不同，赵匡胤明确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彻底扭转了社会上重武轻文的风气。文人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大批有才学的文人进入仕途，不仅宰相、地方官员由文人担任，甚至枢密院长官、边防重镇的长官，也逐渐委任文人。

文官制度是赵匡胤的开创性制度，为两宋三百多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确立文官制度后，各级衙门都需要大量有才学的文人。在人才匮乏的情况下，赵匡胤一边要求翰林学士、其他文官及诸州长吏举荐人才，一边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第一步当然是完善科举制度。对取士不公、豪门操纵、擅权舞弊等科举弊端，赵匡胤决心分步逐一解决。

不少有识之士指出，大唐除了毁于藩镇割据，也毁于中唐兴起的牛李朋党之争。唐代的科举，主考官与门生、门生与门生之间，互相结为朋党，最后形成不同的势力集团，相互争斗。有鉴于此，赵匡胤严格禁止考官与考生之间结成座主、门生关系，考生不得称主考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他又下诏禁止宰相近臣向主考官推荐有才之人，让科考更透明也更公正。他还限制主考官权力，增设副职，让主考、副主考共同阅卷，共定优劣。

有一回，大臣宋白权担任主考官，私底下收受了贿赂。为了堵塞舆论，他将准备录取者名单呈报赵匡胤，想让赵匡胤根据这个名单放榜。赵匡胤何等精明，马上说：“我命你为主考官，如何取舍应该由你决定，你交给我算什么意思？如果放榜后有异议，我要借你的头以谢天下！”吓得宋白权屁滚尿流，赶紧重新编制放榜名单，以绝后患。

为了杜绝舞弊，他要求举人中凡牵涉品官子弟的，礼部都要登记造册上报，由中书门下进行复试。

后来，赵匡胤亲自在讲武殿召见新科进士，然后下诏放榜。有一次，他发现有两名进士在殿试中应对失次，就把他们从录取名单中划去，后来一查，果然有问题，就严厉处罚了主考官。从此，及第进士就被称为天子门生，这种殿试方式虽然以前女皇武则天也用过，但未形成制度，真正成为科考制度，自赵匡胤始。

赵匡胤还大大降低了科考门槛，只要粗通文墨，不论年龄大小、家庭贫富、郡望高低，都可报考，不尚谱牒，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还给路途较远的贫寒士子发放路券，凭路券由官府负责赶考途中的食宿。

由于每次录取的名额有限，而报考者众多，过低的录取比例容易积累社会矛盾。于是，赵匡胤又令礼部于落第者中，统计出进士、诸科应试十五次以上曾经终场者及应试十五次以上未曾终场者共计一百零六人，具名奏报，各赐出身，称为“特奏名”，亦称“恩科”。

而科举考试的头名状元，在宋朝有非常高的地位。御街骑马、鹿鸣宴、琼林宴，都是状元享受的无上殊荣。状元还往往被委以重任，不少人做出卓越的政绩。文天祥就是状元出身。当时甚至有人夸张地说：“状元及第，虽将兵十万，恢复燕云，凯歌而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也。”

在赵匡胤的大力推行下，宋朝文风大盛，抑武重文收到了实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诗句，就出自宋代，是宋朝文风大盛、全民习文风尚的真实写照。

在政局稳定、治国方略一步步显现效果的时候，赵匡胤突然提出迁都洛阳的想法。

这个想法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甚至反对，包括宰相赵普和晋王赵光义。

当时的情况是，洛阳从安史之乱起，两百多年来，经历黄巢之乱到五代时期的历次兵燹，已经从一座繁华的都城变成破败不堪、百业凋敝的城市。不要说不具备成为首都的基本条件，就连作为一个大都市它也名不副实。如果把它改建为首都，安置整个政府机构及十余万禁军，将是一笔非常巨大的开支，对刚刚恢复元气的国家而言，不是输血，而是一场巨大的透支性抽血，将耗损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国家可能因此不堪重负。

而开封紧邻汴河，深得漕运之利，南方每年的巨额赋税，都可以通过运河运到京城，朝廷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人员、财物，特别是十万禁军规模巨大的粮草、军械及战略物资供应，都可以通过漕运完成。如果将都城移至洛阳，这么大规模的物流运输，只能通过车马人力来完成，其成本十倍于漕运。这方面的巨大成本开支，也将成为政府的巨额负担。

好几位禁军将领寻机痛陈迁都之弊，赵匡胤都不置可否。后来晋王亲自出面，向皇兄力陈迁都之弊。

唯一说得过去的迁都理由，是开封面对广阔无垠的大平原，所能依傍的只有城北的一条黄河，其他地方无险可守，自古以来就是四战之地。辽军如果南侵，契丹铁骑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可以恣意纵横，在黄河北岸可以长驱直入，一旦突破黄河天险，将直接威胁开封城。

事实上，开封城在后晋末年就曾轻松地被契丹铁骑占领。王者治天下，设险以安万国，首都一旦被攻占，则天下动摇。

其实，私底下很多人在咬耳朵，说赵匡胤说不出口、但最为重要的迁都原因，是自己的弟弟、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赵光义在开封城羽翼丰满，其势力已经伸展到开封城的每个角落，每个关键环节都被赵光义插足。赵匡胤无力清除，只能以迁都的方式，斩断他的羽翼，如此才能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以防肘腋之变。

别人这样想，晋王赵光义更要这样想，因为他在做什么，他心里有数，皇兄知道多少，他得通过迁都之议来探看明白。

赵匡胤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后，赵光义很快就从殿前都虞候成为开封府尹，又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再也不是嘴上没毛的官场新人，各方面都老辣圆熟，滴水不漏。

赵光义惧怕的是，尽管自己尽量做到不露痕迹，但只要露出那么微微的一点点，也逃不脱赵匡胤那双鹰隼般的锐眼。

面对弟弟的力谏，赵匡胤这样解释：开封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要守住开封，就得在四方险要关隘分兵据守；而洛阳山河形胜，有险可据，守御方便，这样可以大量减除冗兵，减轻国家负担。

但赵光义说，国家长治久安，“在德不在险”，认为治国根本在于朝廷的德政，而不是据险以守。这种貌似正确无比，其实大而不当的话，赵匡胤一时也不便辩驳，只好说：“你说的固然有理，但因为固守开封而被迫驻扎重兵，将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只怕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都会因为这个负担损耗殆尽。”

想想百年后女真南侵，灭亡北宋，赵匡胤竟然一语成谶。

赵匡胤接着说，他迁都洛阳，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是要迁都长安，在大唐都城恢复中原当初的盛世繁华。他当然知道长安现今的破败甚至远甚于洛阳，但他还是想借助长安的天然地理优势，既能掌控全国，呼应天下，又能借关中天险之利，保都城平安。他测算过，如果迁都长安，禁军人数至少可以减少一半。

在他眼里，军队就是一颗炸弹，拿在手里，总有一天会炸到自己。更何况，要养护这支战斗力超强的精锐部队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成本远高于地方州府的厢兵。在平定天下、四海统一的条件下，军队要尽可能地减少，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清除引发国家动乱的根源。

但他这步意义深远的棋，没有一个人能看懂，他们只看到开封城的漕运之利，及其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所具备的成为首都的各种现实条件。

得不到大家的支持，满是落寞的赵匡胤还是去了趟洛阳。

洛阳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夹马营是他童年的乐园。他回到夹马营，虽然胸中早有迁都后改建夹马营一大片区域的完整规划，却因不能实施而满是惆怅。突然想起童年时，为了防止被顽劣的小伙伴损坏，他曾把一匹小石马埋在一个地方藏起来，于是命手下挖掘，竟然真的挖出那匹小石马，让他感慨万千。

这时他又想到与自己两小无猜，后又成为自己贤内助，对自己无微不至、百般照拂的爱妻贺娟，不禁热泪盈眶，更觉洛阳是自己不能远离的一方热土。

他到埋葬着父亲赵弘殷的永安陵祭拜，又一次悲从中来，伏地痛哭。哭过后他登高眺望，眼前嵩山郁郁，身后洛水泱泱，只觉无比的宁静。于是他张弓搭箭，拉满弓弦，一箭射出，然后指着箭落地处，说：“此处是我百年后长眠之所。我要与贺皇后同眠于此！”然后吩咐手下，在箭落地处埋下那匹小石马作为标记，并将陵园命名为永昌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