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酷吏（1/1）

据两唐书《酷吏传》记载，武则天统治时期共出现过11位有名的酷吏，他们是丘神勣、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王弘义、周兴、来俊臣、傅游艺、来子珣、郭霸和吉顼。

酷吏集团是武派的一支重要力量。恐怖时期的制使一部分后来成了酷吏，这些酷吏能量之大、触角之深广、手段之残忍都超出了预先的想象。

特派员在武则天实行恐怖政策时最为普遍。武则天除了派私人心腹到外朝去做宰相外，还设立“制使”--皇帝的专使，他们是武则天个人的特派员，随派随撤，既保证任务的完成，又保证权力始终不脱手。

在实行恐怖政策时，为了把广大的下层告密者发动起来，就必须使下层的告密制度化。因此首先必须解决告密受理权由谁掌握的问题。过去，告密者很少奔赴首都告密，而是就近向所在州县告密；受理者往往是当地地方官吏，如刺史、长史，或出巡本州的监察御史之类。如果事情发生在首都或首都附近，接见者往往是宰相，或者是各有关主管部门的首长。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大臣是李唐皇室或与李唐皇室有关的人，当事情牵涉到皇室成员的时候，他们可能设法巧为掩盖，恐怖政策的实施将遇到层层阻力。

武则天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将告密受理权揽到自己手里：有告密的，臣下不得过问，官吏不得斥责，包括自中央宰辅至地方州刺史等全部官员。武则天成了帝国的大检察官，接见所有告密者，她的工作量就相当繁重了，所以对案件的审判，就必须另外找人，武则天不得不把一部分推鞫权交出来。但是她不放心大理或刑部的一般官员，于是武则天亲自挑选，这些被挑选的人便是制使。从这一点来说，制使就是她的私人法官。她既可以指派他们，又可以撤换他们，他们必须秉承她的意志办事，每一个制狱的结果，其实就是她个人意志的体现！

制使所起的第一个作用是承制，即接受内状--武则天下达的“公诉书”，然后向被告宣读制书。武则天的内状，大体上近乎一份公诉书。她的受理告密，略相当于检察官之向社会作调查。就她直接掌握告密受理权与下达内状而论，从法律观点看，她起了一个检察官的作用。而且，由于这个检察官具有一种高于法律的特殊身份，她是称制的太后，所以她下达的内状就具有无可争辩与抗拒的权威性。制使的再一个作用则是审判。制使起了一个钦定的法官作用，也就是太后临时指定的法官。

武则天制狱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内状，在内状里，武则天的意志开始显露出来，而判决结果，则是武则天意志的全面实现。所谓制狱，就是由武则天告状，武则天派人审判，武则天定出结果的一个过程，只不过披上了一件合乎法律程序的外衣。过去，门下省还有对皇帝旨意的详复权，也就是复审封驳的权力，遇有不当的决策，可以驳回，这是对君主权力的一种监督和制约。现在全没有了，君权极度膨胀了。

武则天高坐丹墀之上，对政府各部门、州府各地方的事很难了解得一清二楚。她权威的触角也很难达到这些地方。于是，有了钦差大臣，有了皇帝专使。他们是武则天的耳目，是武则天的爪牙，代表她行使权力。不过，历来掌权者又都对自己派出的权力代表不放心，害怕他们滥用权力。武则天时代，虽然那些专使给政治秩序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总的说来，武则天还是控制住了局面，方法是对他们限权，保留一些制约他们的力量，对他们经常性地换血。

武则天控制酷吏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武则天对特派员的授权有限

由于酷吏只是武则天打击政敌的工具，所以武则天并没有把行政大权交给酷吏。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下当时每个酷吏的履历就会明白。

丘神勣：是左卫大将军丘行恭的儿子。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始任左金吾卫将军。翌年赴巴州监视章怀太子李贤，逼李贤自杀，左迁为叠州刺史。垂拱年间官复旧职，与周兴等人推鞫制狱，以酷暴著称。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率军镇压越王李贞的叛乱，以功加左金吾大将军。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下狱伏诛。

索元礼：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故史书上说他是“胡人”。武则天在平息徐敬业叛乱之后，“恐人心动摇，欲以威制天下”。索元礼向武则天告密，受到武则天的接见，提拔为游击将军，并成为最早在洛州牧院推案制狱的酷吏。据说索元礼“性残忍”，武则天曾多次召见索元礼，“张其权势”。但直到天授二年被杀时，索元礼仍然是一名小小的“推事使”，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地位。

侯思止：本为高元礼家奴，以密告舒王李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反”起家。初任“游击将军”。天授三年（公元692年）升为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与来俊臣等推案制狱，“苛酷日甚”，后被宰相李昭德处死。

万国俊：洛阳人氏，少年时以险诈闻名。垂拱年号确立以后，任司刑评事，与来俊臣制造《罗织经》，受到来俊臣的赏识，被引为判官。天授二年摄右台监察御史，常与来俊臣同按制狱。长寿二年（公元693年）赴岭南杀流人，授朝散大夫、肃政台侍御史。不久病死。

王弘义：冀州衡水人。以告密入仕，授游击将军。天授年间任右台殿中侍御史。长寿年间，升为左台侍御史。常与来俊臣“罗告衣冠”，推鞫狱讼。延载元年（公元694年）被流放至琼州。后矫诏北返，事泄被杀。

周兴：少以明习法律入仕。初任尚书省都事，后迁司刑少卿、秋官侍郎。垂拱年间屡受制狱。天授元年九月（公元690年）晋升尚书左丞。次年十一月与丘神勣同时下狱，论罪当死，武则天“特免之”，流放岭外，死于道中。

来俊臣：垂拱年间以上书告密受到武则天接见。天授元年（公元690年）迁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开始推按制狱。天授二年任左台御史中丞，与其党徒造《罗织经》，以残暴酷烈著名，成为影响最大的酷吏。他似乎是酷吏中的特例，屡受武则天保护，他是武则天搞平衡的重要棋子，下面还会说到。但在神功元年（公元697年），来俊臣还是落了个被“弃市”的下场。

傅游艺：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为合宫主簿。累迁左肃政台御史、左补阙。因“上书称武氏符瑞”，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擢拜给事中。数月后入相。不久又加朝散大夫、守鸾台侍郎。武则天改唐为周后，赐姓武氏，加银青光禄大夫。一年之中连升数级，时人号为“四时仕宦”。但不久即被告“谋反”，命丧黄泉。

来子珣：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上书言事称旨，被任命为左台监察御史，按照武则天的旨意推鞫诏狱。天授年间告雅州刺史刘行实兄弟谋反，迁游击将军。长寿元年（公元692年）被流配爱州。

郭霸：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以宋州宁陵县丞应“革命”举，至神都洛阳担任左台监察御史。如意元年（公元692年）迁左台殿中侍御史。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官至右台侍御史。后疑惧自杀。

吉顼：举进士，累迁明堂尉。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告刘思礼等人谋反，拜右肃政台中丞，“日见恩遇”。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以天官侍郎身份入相。后与武懿宗争功，被贬为琰川尉，再转安固尉，死于任所。

从上述情况来看，武则天统治时期的酷吏大部分都是御史台官。他们的职责基本上都和司法有关。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出现的这11位酷吏中，影响最大的酷吏是索元礼、周兴、来俊臣。索元礼官止游击将军（从五品上），周兴官止尚书左丞（正四品上），来俊臣官止司仆少卿（从四品上），此三人皆未至宰辅。在当时的酷吏中，官至宰相的只有傅游艺和吉顼两个人。傅游艺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十三日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到天授二年（公元691年）九月二十五日下狱自杀，当宰相有一年多时间。吉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不能算作酷吏，《新唐书》就没有把他列入《酷吏传》中。他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腊月二日升为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正月二十八日即被贬出朝廷，为相时间还不足一年。至于其他的酷吏，就更不能参与朝中大政了。由此可见，武则天一直把行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酷吏的司法权限内，对他们加以限制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正月，御史中丞李嗣真对酷吏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判。李嗣真质疑司法制度被破坏，提醒武则天权威下移会影响国家安全。他引述古代的司法程序，要求恢复中书门下省的详复权力。详复权是对君主集权的一种监督和制约，同时也有匡正的作用。其实，破坏司法制度正是武则天的用意所在和纵容酷吏的结果。但“权由臣下”却是她的大忌。李嗣真说：我看那些法官们，单人独骑奉命去审理定案，所有结果都是定好的，随审随定案，不走严格的司法程序；有的法官甚至不等向皇上奏明就临时自己专决。这种做法，将带来的危险后果是：权力流到臣下手里，这可不是审慎的方式。陛下让那些九品小官专管审判，反而不让刑部插手，不让门下省复查，如此下去就要出问题。李嗣真的这一劝谏正中武则天的心思。几个月后，酷吏中的几个魁首--丘神勣、周兴、索元礼都被除去了。

狄仁杰一案更加重了武则天对酷吏的不信任。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来俊臣以谋反罪诬陷宰相狄仁杰、御史中丞魏元忠等七位大臣，并由他自己来审问。武则天曾有指令，凡是初审就承认给自己加的罪名，便同自首一样对待，可以不判死刑。来俊臣为了邀功，逼七大臣认罪。狄仁杰很快招认说：“大周既然建立，自然应当由新进官员掌握政权，我是唐室老臣，情愿接受诛戮，谋反是实。”来俊臣见狄仁杰招供得这么痛快，便没对他再施刑罚。

因为狄仁杰已经认罪，管理监狱的官吏便放松了对他的看管。狄仁杰趁狱卒不在时将自己的冤情写出来，放在棉衣里，转给他的家人。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接到棉衣，发现了里面藏着的帛书，就拿去向武则天告发。武则天召见了他。看过帛书，立即传来俊臣进宫，问他：“你说狄仁杰都招供了，可是他的儿子又来诉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来俊臣掩饰说：“这些人总是不肯老实承认自己的罪过，对于狄仁杰，我确实没有用刑，他吃的住的都很好，连头巾和腰带都没给他去掉，如果不是事实，他怎肯承认谋反呢？一定是他反复无常，扰乱视听！”

武则天并不相信，派专使前去查问。专使也惧怕来俊臣的凶残，不敢到监狱里去看，只说了几句恭维话就走了。来俊臣又令人假造了一份狄仁杰的《谢罪表》，让专使转交给武则天。

恰在这时，凤阁侍郎乐思晦的儿子被召见。他年方八九岁，他的家已被来俊臣族灭。他告发来俊臣的刻毒，说来俊臣总是按照预定的罪名逼出供词。武则天又亲自召狄仁杰讯问：“你既然叫儿子前来诉冤，为什么承认谋反呢？”狄仁杰道：“如果我不承认，早就死于枷棒之下了！”武则天立即明白了，免了狄仁杰的死罪，贬为彭泽县令，接着又下达了对其他六位大臣免除死罪的诏书。武则天如果将审讯的全权下放给来俊臣，狄仁杰等必死无疑。但她始终不肯下放这个权力，而在最后关头，采取了当面讯问狄仁杰的措施。由此狄仁杰的性命被保存下来了，事情真相也水落石出。

来俊臣自治狱以来，每次都博得武则天的赞许，这次却挨了一记耳光，心里好大不快，到武则天那里去申辩，认为这样处理太轻，应将七大臣全部杀掉。武则天不予应允。处理七大臣一案，表现出武则天对酷吏来俊臣信任程度的降低，也表明了酷吏在武则天心中的位置已有了明显的改变。

综观酷吏的任官情形和结局，可知武则天只是因为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对他们加以利用。他们的任官一般仅限于大理寺和御史台的中层官职，其影响局限于司法系统而不涉及行政机关。而且即使在司法系统内，也并非让酷吏一统天下。大理寺的长官大理（司刑）卿和御史台的长官御史大夫，很少由酷吏担任。尤其御史大夫一职，大都由宰相兼任。而李嗣真、严善思、周矩、魏元思、徐有功、杜景俭、李日知等用法平恕之人先后担任法官，无疑也是对酷吏的一种抑制。

采取不断换血的方法，使酷吏之间互相牵制

索元礼、周兴这批老酷吏，就是被来俊臣这批新酷吏解决的。“请君入瓮”的故事就由此而来。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御史中丞李嗣真因酷吏滥杀，向女皇进言说，现在的法官不按程序，随意断案定罪，这是“权由臣下”。他还拿出老子的话“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认为现在把威权交给酷吏，不可不慎。“权由臣下”是她的大忌，她对老酷吏也下手了。

对酷吏，武则天始终不是专信一派，而是多树旗帜，分其权势。在促使武则天对酷吏重新洗牌的过程中，二线队伍也发挥了促动作用。天授二年一月，来俊臣集团采取了行动。他们首先控告的是丘神勣。丘神勣家族属于贞观士族，这类家族本就是武则天疑忌的对象。丘神勣被罗织的罪名是“谋反”，结果下狱被诛杀。

紧接着发生了史务滋事件。史务滋是武周帝国建立后的第一个纳言（门下省首脑，属宰相集团成员之一），此时正受命审判刘行感案。来俊臣参与了此案。刘行感出身显贵，此时被人告密而下狱。

来俊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准确把握了史务滋事件这一时机，激起了武则天对一些法官的疑忌和愤怒。史务滋与刘行感有旧交，来俊臣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上报武氏。结果是：武则天大怒，令来俊臣审讯史务滋。史务滋惶恐自杀。把同一办案的法官也列为指控对象，这是来俊臣的又一发明。既然女皇已经对法官有了怀疑，来俊臣就再接再厉，把矛头指向周兴。之后，有人上告周兴与丘神勣合谋，武则天要用一派去处理另一派，让来俊臣审讯周兴，就有了“请君入瓮”的故事。

来俊臣先不露底牌，和周兴一同吃饭。席间向老前辈请教：有囚犯不认罪，如何是好？周兴也诲人不倦，说取个大瓮，用火在周围烤，让囚犯进瓮里，不怕他不认罪。来俊臣依样布置好，说请兄入瓮吧。周兴一见到自己发明的刑具，精神立刻崩溃了。他伏地求饶。来俊臣就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索元礼的下场与周兴有相同之处，在周兴被控告的同时，索元礼也受到了指控。他的罪名是贪污受贿。索元礼入狱，持抗拒态度。刑讯的酷吏说：“拿索公的铁笼来。”索元礼立即屈服了。来俊臣对待周兴的方法是请君入瓮，同样地，对待索元礼的方法也是“请君入笼”。笼和瓮都是周、索自己设计的刑具，现在还治其身了。由此也可见来俊臣的阴狠，他刑讯不一定用酷刑，那样做可能让一些软弱的人屈服，但遇到硬汉也未必好用；而且，更麻烦的是，刑讯易留下痕迹，如果犯人日后翻案，那是最好的证据；一旦刑讯的火候没掌握好，犯人死了，也不好向女皇交代。所以，他更愿意用心理战术，在刑讯之前先把你的意志摧垮，在兵家，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手段的智力含量更高，更不露声色。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真正杀害周兴等的不是来俊臣，而是武则天。《资治通鉴》记载了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索元礼被杀的原因，说索元礼性情残酷，武则天也正好杀了他以安抚人心。审讯拘押犯人的权力长期落在某些酷吏手中，是相当危险的事。正如宰相必须经常更换一样，酷吏也必须经常更换。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拥戴武则天的功臣之后，强干有魄力。由武承嗣指使到武则天面前请求废李立武的王庆之，就是被李昭德率领朝臣群殴而死的。武则天对李昭德很信任，甚至武承嗣去说他坏话时，反被武则天讥笑。但武则天是绝不肯让大权旁落的。

对内部亲信搞牵制，这是统治者惯用的一招。如果对一线掌权的人员不放心，或出于防备的考虑，可以在他背后安插替补人员。而且，对这些二三线的队伍，或暗中保护，或明里提拔，保持对一线的警示，必要时可以换马。

武则天在对来俊臣的处置策略中，表现了她对酷吏的基本态度。当来俊臣能威慑外朝，并为她的权位巩固发挥作用时，尽管他胡作非为，武则天也总是保护他；但当来俊臣存在的害处比他带来的好处更多时，武则天就会权衡得失，严加惩处了。

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来俊臣曾被武则天外贬，但武则天舍不得扔了他，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又把他捡了回来。回朝后的来俊臣“不辱使命”，又搞了不少大案，清除了不少政敌。但他渐渐进入疯狂的状态，竟然打算把太子、武氏子弟全罗织进来，这简直是与所有人为敌，这就给武则天带来很不利的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女皇任用这样的人，精神状态是否也正常？于是，武则天将来俊臣逮捕入狱，但是否除掉他，武则天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一天，武则天和她的另一个近臣吉顼游御苑，两人交谈起来。她向吉顼询问起外面的动态。吉顼告诉她，人们对于来俊臣死刑迟迟未批下来，感到失望。武则天说：“可他有告密之功啊！”“那算得什么呢？”吉顼指出，“来俊臣赃贿如山，被他杀害的冤魂塞满了路，杀他有什么可惜的！”吉顼的意见反映了外间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所谓“公论”。

吉顼的说法，不容皇帝不重视。当时，武周对外关系极为紧张。在西方，吐蕃正提出割让四镇的要求；在西北方，东突厥的默啜反复无常，极为值得忧虑；在东北方，契丹部队，正在包围幽州，南下威胁魏州，第一次河北事变正处于高潮阶段。当此之时，把一个民愤极大，象征恐怖政治的人保护下来，这合算吗？吉顼的话提醒了武则天：处决来俊臣是一种平缓民怨的政治需要。武则天因为政治的需要起用了酷吏，借助他们消灭怨敌；同样，也是因为政治的需要将酷吏送进坟墓，她需要鹰犬的头颅平息危机。于是，武则天终于决定处死来俊臣。

时人无不对来俊臣之死弹冠相庆。国人无论长幼都恨他，竟然去割他尸体上的肉。武则天听到臣民们的反应后，急忙表态支持公众的作法。她下了一道制书。这篇被后人命名为《暴来俊臣罪状制》的文章中说了不少安抚人心的话。制书最后说要对来俊臣施以族诛灭门之刑，以雪苍生之愤。

纵观武则天一生，不同时期的爪牙也有代表。早期是人称“李猫”的李义府，中期是来俊臣，晚期是二张兄弟。两头的都是被武则天的对手除掉的，只有来俊臣是武则天亲手除去的。从权谋的角度看，也是最有价值的。

公元697年九月，武则天又作了一番不同寻常的表演。她对侍臣说：“近年来朝臣多被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拘审牵连，朝臣们也都服罪了。国有国法，我怎么敢违法不办呢！这中间我也曾怀疑有冤案，派近臣去监狱里查问，但都得到了犯人亲手画押承认的供状，我又就不再怀疑了，准了那些法官的上奏。来俊臣死后，再也听不到有谋反的人了，但是以前的死者就没有冤屈了吗？”这当然是在作势，无非想声明自己只是被酷吏所误，并不是真心发动恐怖政治。

武则天既出此言，久苦于朝夕不保的众臣，何不乘势抓住结束恐怖政治的良机？于是，夏官侍郎姚元之向武则天进言保证以后决不会有人再谋反。

恐怖政治就这样体面地结束了，这是武则天完成了政策转变中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