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则天皇帝（1/1）

公元690年重阳，66岁的武则天举行“革命”，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登上了洛阳的则天门楼，宣布废唐为周，改元，大赦。这年的年号原被称为永昌二年，后又改称载初，至此，又改为天授。武周帝国便这样建立起来，临朝称制也就随之结束了。

中国历史上掌权的女主并非武则天一人，但只有她一人做上了皇帝。这难道是其他人的才具不如她吗？非也。武则天称帝是历史为她提供了“势”，而她也能不失时机地乘时窃势，从而制群生之命，掌至高之权，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东汉时临朝称制的皇后、太后有六例之多，但无一人能称帝。历史到底为武则天提供了什么“势”呢，最重要的就是中央集权的程度不同。东汉时期中央集权的程度，远不如隋唐坚强有力，体制也没有那么完备。这就决定了东汉的临朝称制是弱势的，而武则天的临朝称制是强势的。

第一，在政治上，隋唐中央对地方政府控制加强。东汉时，地方长官自辟僚属。这种地方僚属对长官的忠诚和友谊削弱了他们对中央的忠诚，甚至在事变时与中央为敌。这种体制，使州郡对中央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政策不容易推行下去。但是，在官员们全由吏部选授的唐代，僚属对于长官不承担任何履行家臣之道的义务，中央的政策就可以畅通无阻了。说到底，武则天时代，中央已把用人权掌握在手了。

第二，隋唐中央集权的强有力，还表现在军事上。隋唐之际，中央拥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便是府兵。府兵的建置，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所谓“举关中之众，以监四方”。王夫之认为，唐置府兵，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有助于武则天夺取天下。由于府兵集中在关中，全国各地的军队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和关中抗衡，所以武则天才能在夺取中央军权之后，转移唐祚。

第三，隋唐中央集权的强有力还表现在社会结构上。东汉时，朝廷指名缉拿的人，往往受到了各种不同地方势力的保护，产生了望门投止的现象。而在隋唐之际，这种现象是难以出现的。唐朝有发达的保甲制度，宗族更是社会结构中严密的一环。可以说，一个人犯了罪简直是北不可走胡，南不可走粤。严密的社会组织使得武则天把国家机器抓得更紧。她像是金字塔的顶尖，可以层层控制，在深宫中就能掌控整个政局。

武则天当政时期，对农业生产比较重视。

唐朝继承了北朝隋朝以来的均田制，多次制定了均田令。规定，一般民户，成年男子每丁可以占有100亩土地，作为农户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根据这样的理想标准，政府向农户收取相同数量的赋税，实行按人头、户口征收的租庸调制。在制度规定数量内的私田是合法的，超过制度规定的最高限额而占有私田，就是占田逾制，国家有权进行检括。为了进行土地管理和赋税管理，唐朝还有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包括登记户口的名籍和登记土地的田籍两部分，民户严禁逃亡。户籍是政府征收赋税徭役、控制社会秩序的保证。

武则天统治的时代，是唐代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创于北魏的均田制，是一种在战乱之后土地大量被抛荒情况下实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国家对土地和人口进行严格支配和控制。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地主阶级要求兼并土地、扩大生产，而大量的农户则力争逃脱国家的户籍，形成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群。

对于广大地主兼并土地，武则天政权没有惊慌失措。尽管土地兼并也会造成贫富分化，造成农民逃亡，但当时的社会是稳定的。所以，武则天没有采取行政命令去挽救这种与时代潮流不相符的经济制度，而是对地主兼并土地采取纵容态度，对广大逃户也实行宽容政策。

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个体农户的独立生产和生存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唐代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并不像汉朝那样，失去了生活的依存，无法回到土地上，只能去做奴婢或流亡，而是可以重新以佃户的身份，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租种地主的土地，或逃往一些尚未得到开发的山区进行垦荒。总之，他们大都能够回到土地上，重新与土地结合。所以，在汉朝的土地兼并中看到的是大量的“流民”，而在唐朝土地兼并的过程中，看到的却是大量的“逃户”。流民是浮游于土地之外的一种动荡力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力很大，逃户是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的流动人口，他们继续在土地上劳作，有可能造成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但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土地集中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土地集中带来的也并非只有破坏作用，伴随着土地迅速集中，在唐朝出现的是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长远来说，土地集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有利于扩大社会再生产。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逃户，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他们出入关防，往来山泽，为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武则天时期对逃户的政策，在前期主要还是因循前朝的做法，原则上由地方州县进行搜检，实际上却是流于形式。因为地方与中央的利益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地方上在新的经济变动中，发现了自己的利益。保留一定的逃户，正是地方经济利益所在，也是地方官取得政绩的一个重要基础。

武周后期，武则天察觉了这一问题，根据凤阁舍人李峤的建议，对逃户政策进行了调整。一方面，继续对检括出来的逃户采取宽容优待政策：更为重要的是，承认农户逃亡的现实，通过强力有效的手段，将逃户检括出来，如果逃户不愿意回到原来户口所在地，即允许在逃入地区落户，成为国家合法的编户。

根据这种政策，大量逃离乡土的农户，又有可能重新回到国家的户籍上来。这样，就把过去简单的简括、惩罚变成重新纳入政府管理范围之内。所以，武则天时代既有户口逃亡过半的现象，又出现了户口成倍增长的事实。逃户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形成了许多新的居民点，致使武则天时代大量新置州县。

武则天称帝前后，因为统治形势的变化，选官问题、边疆问题、财政问题以及因为实行恐怖政策而导致的大量司法刑狱问题激增。高宗、武则天时期在政治体制上作出的最初反应是扩大和完善尚书机构。吏部、兵部、户部、刑部和尚书都省的官员大量增加。

过去尚书令的职掌是“总领百官”，这是一个职务独掌相权的体制。尚书省的权力是必然要被分割的。所以自隋朝以来，尚书令实际上已很少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作为尚书省的长官。但是自贞观以后，仆射的官职也长期空缺，而六部尚书入相参政的又日渐增加，这是以下属分割了上级的权力。渐渐地，尚书都省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对不断增加的六部事务总汇裁决。到了武则天时期，进一步分尚书省的权力。为了应付行政事务的剧增，增加了尚书省的主要官员。在武则天称帝之前的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月五日，尚书都省设置左右司员外部。一方面的目的是为了加强都省的勾检职权；另一方面，一个部门的权力就这么多，主要官员增加了分到每个人手里的权力就少了。尚书都省作为总管六部的行政中枢的地位就逐渐丧失了。

强权的统治者大都把权力看得死死的，事事躬亲，对官员们不放心任使。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包揽的结果可能反而管不好。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狄仁杰第一次拜相。他发现有个叫王循之的大学士要请假回家，居然得上表求得女皇帝亲自批准。狄仁杰当即借此劝谏武则天：“臣听说皇帝只有生杀大权不借手于人，其余的事情都交由有关部门去处理。故左、右相的官，对流放以下的事就不管了，因为其地位太高。左右丞的官，就不管徒刑以下的事。那个学生请假，只有丞、主簿等小官才去管，如果天子为这么件小事去发命令，则天下的事怎么管得了呢？”这实际上是借以劝武则天只管作为一个皇帝分内要做的事，不要事事插手，越俎代庖，让各职司官员按职权各司其职。武则天赞扬了他。

武则天虽然专揽，但也肯把权放出一部分，那就是给她的私臣。什么人才有资格做私臣呢？打个比方：女皇是头脑的话，私臣就是手臂，只能以头脑指挥手臂，手臂自己不能妄动。私臣可以有能力，但不能有野心，甚至不能有自己的好恶，完全是一个忠实奴仆，武则天才肯放心让他们去办事。只可惜这种人几乎没有，她的私臣一个个都因“辜负”了她被她除去。只有二张兄弟相比较而言最合格，做了她的殉葬品。

出身北门学士的宰相刘祎之，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武则天视之为心腹、为私人，所以肯让他当宰相掌大权。但刘祎之后来渐渐地和裴炎越走越近。整个裴炎集团对武则天临朝称制，将睿宗李旦幽禁于别殿是反对的。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刘祎之对武则天临朝称制不满，虽未公言其非，却私下与人说出“太后既能废昏立明，何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的话，结果被告密。武则天大怒，她说：刘祎之是我起用的，居然有背叛我的想法，岂不是辜负了我对他的恩宠。武则天是把刘祎之当成私仆的，所以才给他权，现在私仆有了二心，是决不可留的。于是找个借口派人拘审刘祎之。当特使宣敕后，刘祎之坚持“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也就是不接受未经中书、门下两省宰相机关法定程序处理的圣旨。按太宗的成例，这个逮捕他的诏书是要经过他自己批准的。但武则天以女主临朝，势必要破坏成例。罪名不是现成的吗。武则天另给他安了个抗拒天后专使的罪名。当刘祎之知道天子为他求情时，不喜反忧：“太后临朝独断，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只会让我的大祸早日临头。”五月，他被赐死家中。

李昭德曾是武则天身边红极一时的人物，他是京兆长安人，作风强悍干练，敢说敢做。

当然，他也是武则天的私人心腹。武则天对李昭德很信任，给以大权。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八月，武氏子弟中的武承嗣罢相，武攸宁从门下省长官纳言被罢为冬官尚书。与此同时，武则天换了几个新宰相，其中就有李昭德。甚至武承嗣去说他坏话时，反被武则天讥笑说：“自打我用了李昭德后，就高枕无忧，是他在代替我受劳苦。”但武则天是绝不肯让大权旁落到对自己有二心人之手。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时，李昭德为内史，在政事堂议政时本应与众人共议，他却偏要在皇帝许可众人之议后再越门下省之权进行封驳，确有刚愎自用，显示于人之嫌。而且在武则天高卧之时，他不甘于依附皇权的地位，而想脱离皇权这个本体、自树私威。史书说，地方州县和中央各台寺的官员，都去拜见李昭德。这些都破坏了“君臣一体”原则，是李昭德倒台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受武则天重用的大臣丘愔提醒武则天：“臣闻百王之失，皆由权归于下。”一句话打动了女皇的心。然后他说李昭德在外朝专权，“臣观其胆，乃大于身；鼻息所冲，上拂云汉！”武则天很快罢了李昭德的相位，让丘愔代替了他。

成就大业的人必定不是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他所借助的外力必定很多。所借之物，借钱较易，往往可解眼前之忧；借力较难，所以总有散财以求赢得人心助己的；而借势最难，有时非人力所能及。

武则天的监督分两个层面，一是对百官的监督，另一则是对更广大的社会层面信息的了解。对前者，她有一支监察队伍。特别是对重点人员，还设有长期卧底，专司监视。对后者，她发动社会下层的力量，让少数人处于多数人的视线之内。

在社会政治经济剧烈变革的时期，武则天急于需要了解各方面对自己政治举措的看法，她需要了解朝臣的信息、地方官的信息，把握整个社会的动向，这就需要畅通的信息渠道，也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耳目机关。

武则天对信息的重要性是早有认识的，对信息渠道的经营和耳目的重视从很早就开始了。早年争夺后宫时，自己亲自在朝堂后的帷幕中监听高宗和顾命大臣的谈话，褚遂良言语不逊，她在后面忍不住出声：为什么不杀了这老贼！与王皇后的斗争中，她设在王皇后身边的耳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即使在武则天称帝多年后，她仍有派人直接监控臣下和对手的习惯。她并不满足于对一个人两个人的监督，而是要求一个监督体系能自动运转。

武则天在即位称帝的过程中，选官的公开和开放，在中国古代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其主要途径有科举、自举、告密、试官等。这对廉政建设产生了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说，这些不拘一格，放手选官的做法无疑为各类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但从消极方面看，必然使官员队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武则天知道官员的冗滥必然导致腐败，造成致命的危害，因而采取了各种监督措施加以防范纠正。其中，改善加强监察部门的机构和作用是有实质意义的。

唐代沿袭隋制，朝廷最高的监察部门是御史台，负责检查自宰相以下各级官员遵纪守法的情况，举报弹劾处理各类违法乱纪的官员。在唐代政权结构中，御史台自成系统，在制度上具有从中央直贯地方的职能。自贞观以后就派遣大臣以观风俗使、巡察使、存抚使等名义出巡地方，但并未形成制度，而且出使的人员也并不固定。武则天时期，御史机构有了明显的扩大。唐初时，其纠弹的重点是京城的各级官员。这种职责范围明显是失当的。因为：一是京官本身处于比较严密的监视制约中；二是地方官员是直接的理民之官，他们的清廉与否直接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和社会的稳定。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充分体现了武则天的远见卓识。自此以后，肃政台的官员监察御史、侍御史便一年两次定期出巡全国各地，对地方实行严密的监察。

监察官员的职权范围不但扩大了，权力也大大加强了。由于武则天时期的监察官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酷吏，嗜好滥杀无辜，他们又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官员畏之如虎。武则天时期风闻朝廷使者到来而自杀的地方官员，史不乏书，可见这种监察制度的威慑力强大到何种程度！

监察官员虽说大都品级不高，但他们所享有的地位权势却远比其他官员的高。武则天规定，监察官员只对皇帝本人负责，任何人都无权干涉他们职权范围内的活动。只要他们的行为合法，即使违反她本人的意愿，她也不滥施权威。这种特殊的权力，显然为监察官员行使职权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们无须事先请示，便可当着满朝文武百官的面，弹劾包括宰相在内的任何官员。长安四年（公元704年），武则天为了表示对宰相苏味道的青睐，下旨令他改葬已去世多年的父亲。苏味道受此殊荣，于是大兴土木，修建墓地。此事为监察御史萧至忠侦知，当众弹劾苏味道借改葬其父，“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等事。武则天对苏味道爱莫能助，只好把他贬为坊州刺史。事后，肃政台长官御史大夫李承嘉觉得此事关系重大，责备萧至忠道：“近日你弹劾的事，不请示御使大夫，怎么行呢？”萧至忠答：“依照就例，御史台中无长官。御史是人君耳目，允许各自弹劾，不相互通气。如果先请示了御史大夫才允许弹劾，如果要弹御史大夫本人，不知向谁请示？”

不只是对朝中和地方的官员，武则天甚至想发动社会各阶层都上传信息，以求对最广泛信息的占有。

武则天在做皇后的时候，是不怎么奖励告密的。临朝称制以后也曾有告密的事例。“扬楚事变”前夕，二月政变之后，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一群参加了二月废立的“飞骑”（禁卫军）兵士，在酒店里聚饮。其中一人发牢骚道：“要是知道废除皇帝之后不给赏赐，咱们何必去逼着皇帝退位。”片刻以后，同座的一个人飞驰起身离席，他奔赴北门，向当局揭发了那个飞骑的言论。那场聚饮还未结束，所有在场者均被逮捕。发牢骚者虽然被处决，未发牢骚者，也因为知反不告而被处决。但总的来说，这时的告密事例不多，告密风气尚未形成，广大的下层告密者尚未发动起来。但在“扬楚事变”以后，形势就变了。

垂拱元年（公元685年）以后，武则天首先采取了一系列保证信息渠道畅通的措施。这年二月，她决定：“放置在朝堂上的登闻鼓和肺石，不需要派人看守，有人击鼓立石，就派御史接取状纸来告诉朕。”登闻鼓是武则天为表示听取臣民谏议之言或冤抑之情所设的悬鼓，让臣民百姓击鼓上闻，一般设在西朝堂外。肺石是武则天让百姓控告地方官吏犯罪（包括谋反）所站立的石头，设在东朝堂门外，因石块色赤如肺而得名。现在撤除防守，由御史接受申诉的表状之后，直接进呈武则天，打通了臣民直接向朝廷告状的环节。武则天此举可以达到双重之目的：一是可以了解下情，于政事有益；二是借以使人放心告密，了解百官动态。

垂拱二年（公元686年）三月，武则天又下令设置铜匦四枚，放置在朝堂之中，以接受天下表疏章奏。四枚铜匦于六月间置成。铜匦有四个口，任何有所企求的人都可将文字投入其中一口。第一个口用于自荐和改善人民福利的计划，第二个口用于对政府的批评，第三个口用于对不公正的陈诉，第四个口则用于报告预兆、预言和密谋。铜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了解社会动向，所谓周知民间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武则天此举不失为伟大的创举。在制度上为帝王之尊直接受理臣民申诉创造条件，听取百姓对于治理国家各方面的意见及陈诉各种冤屈。

铜匦的设计者是鱼保家。在徐敬业谋反的过程中，鱼保家暗中教他们制作刀、车及弓弩。徐敬业失败，鱼保家侥幸逃脱了追查，但内心还是不安。他得知武则天急于想了解社会动向，就上书献上一计：“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并且设计了铜匦的式样：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大抵相当于今天的邮政信箱之类的东西。武则天对其大加赞赏，接受了这个建议。鱼保家暗自庆幸，以为获此大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不料铜匦制成后，其冤家很快投了一状，状告鱼保家为徐敬业制作兵器，造成了官军的惨重伤亡。于是，鱼保家成了铜匦受状的最先受害人。从以上事件之中，武则天得到启发，通过鼓励告密，可以尽快得知外间的各种动向。当时的政治环境，对于急于想专权的武则天来说，也确实异常险恶。所以，铜匦臣的作用很快脱离其“周知民间事”的本意，成为告密的重要工具。

随着安装了告密的信箱，朝廷向各省各县颁布了命令，只要有人要揭发阴谋，要控告言论批评朝廷的，不论其地位贵贱，地方官长，当一律妥为招待，即使是监狱里一个囚犯，也应当优礼有加。对于这样告密的人，武则天竟然亲予召见。假若他长于辞令，可以做爪牙，便立即封予官职，或授予御史之职，或授予游击将军，并赏予绸缎金银。假若告密的人情报不实，也任其自去，并不处罚。武则天这样做，是因为需要把监督告密的人形成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形成无处不包的谍报网。

武则天终于扫除了障碍，登上了皇位，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她以自己的权威向天下人昭告：武则天是大唐的女皇，是可以主宰朝政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