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二圣临朝（1/1）

据史书记载：上官仪被杀后，高宗将政权拱手让给皇后，群臣朝贺、四方上奏时，都称“二圣”。从此以后，群臣举目上望，帘子后边还坐着一位比皇帝更有权威的人物！历史学家司马光对此总结道：“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诀于其口，天子垂拱而已。”

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是武则天政途上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她挫败了宰相上官仪企图影响高宗废掉她的阴谋，并且从此和高宗并称“二圣”，高宗每日视朝，武则天垂帘于后，大政由二人共决。

王皇后、萧淑妃被处死后，后宫中无人可以取代武则天的皇后地位了，但夺宠的人还有，这就是她的姐姐韩国夫人和外甥女魏国夫人。外间传闻韩国夫人及其女贺兰氏越来越受到高宗的宠爱，武则天妒意大发，在击败了王、萧二人之后已再难容忍，于是在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前后，秘密将韩国夫人处死。武则天对高宗生活上的过分限制，引起了高宗的不满。史称武则天在稳固皇后地位以后，志满意得，作威作福，无所顾忌。而高宗则表现得懦弱寡断，一举一动都受到武则天的限制。高宗流露出了想废除武则天的念头，被当年与上官仪同事陈王李忠的宦官王伏胜探知。

上官仪为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人，按当时的政治地理概念，属于关陇圈的人物。其父上官弘为隋江都宫副监，后在宇文化及谋杀隋炀帝的弑逆事件中被杀。幼小的上官仪侥幸逃生后，私度入沙门，在佛寺中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不仅精通释典，还兼涉经史，善于文章写作。贞观年间获得进士出身，一度成为太宗的文学侍从。高宗长子李忠为陈王时，他曾任王府洛议参军，与宦官王伏胜同在陈王府供职。李忠后被立为太子，不久又为武则天的长子李弘所取代，上官仪当时名位不显，未受冲击，但上官仪对武则天的一系列举措深表不满。王伏胜为高宗找到了一个废皇后的借口，即武皇后引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祈求非分之福。王伏胜将此事告诉高宗后，高宗盛怒之下，密召上官仪入宫商议。高宗首先透露欲废武则天为庶人，上官仪乘机附和道：“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于是高宗让这位号称“大手笔”的宰相亲自起草废除皇后的诏令。

事件在极短的时间内便被解决了，这又是由于宫内严密的情报网起作用的结果。探知情报的人见势不妙，急忙告诉武则天，武则天当即赶到。这时上官仪刚离开，诏书墨迹未干，还捏在皇帝的手里。唐代的诏书由中书省官员或皇帝指定之人起草后，还必须经过门下省的审核，通过以后重抄一份，加盖印经后才能生效，往下颁发。现在诏令还在皇帝那里，只是一份尚未生效的“诏草”。武则天情急之下也深感几分庆幸，如果诏令下颁，自己纵有无边法力也难以翻天了。

武则天半是恼怒、半是委屈地一番申诉之后，高宗软下心来，之后，又与武则天和好如初。在武则天的追问下，高宗忙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上官仪身上。上官仪和王伏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自己在朝中本是势孤力单，缺乏根基，而武则天早已控制了内廷，后宫也没有可以取代其皇后地位之人。所以，他们转眼之间成了皇帝惧内的牺牲品。

武则天杀上官仪的罪名是，上官仪和王伏胜与废太子李忠谋大逆。根据唐朝刑律，谋大逆是指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是对皇帝发泄怨恨和恶性报复，属“十恶”重罪。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丙戌，上官仪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下狱而死，女眷没入后宫为奴婢。

从这以后，武后的统治也公开化了。史书记载说：自从诛杀了上官仪全家后，高宗每次上朝，武后垂帘于御座后。上官仪事件前，皇帝还有和大臣单独接触的机会，而在事件之后，这种机会就几乎没有了。所有视朝活动都是在武后严密监视下进行。高宗已经无能为力，因为羽翼都被剪除了。再也没有一个像韩瑗、来济遇事劝阻的人。朝廷上没有提出异议的声音，无须制服不肯妥协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向武后说声“不”。

上官仪事件有承上启下的作用。自承上方面看，这是武则天的又一次反复辟斗争。此后她的皇后地位终于巩固了，朝中反对武则天的关陇贵族一派人，就再也没有作过复辟的尝试。自启下这一方面看，事件为武则天的全面夺权打下了基础。

武则天又一次化险为夷。在几十年的宫廷生涯中，武则天有过多次风险，甚至是灭顶之灾，也许是命运之神的青睐，更主要的是武则天为斗争做了多年的准备和铺垫，她在风浪中一次次地走了过来。而在每一次风浪之后，她获得的是政治斗争的信心和经验，在自己奋斗的征途中再上一层新台阶。

武则天在政治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胜利，便想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以庆祝。什么样的礼仪能承载如此厚重的胜利呢？武则天想到了古代意义最深远、最隆重的封禅典礼。

泰山封禅在战国时已有议论，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之中，泰山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仪式象征性地对天地宣告，皇帝在人世的任务已胜利地完成。但此种祭祀活动要耗费大量人力财力，需要相应的国力才能进行。越是难办的事就越显得神圣，因而封禅泰山就成为皇上有德、天下大治时才能举行的盛典。自上古至唐，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举行过这种大典。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时，文武官员力主封禅，太宗内心里也很向往，无奈魏征力谏，认为国力不够，不应“崇虚名受实害”，太宗乃止。当时太宗回答诸臣之请说：“照我个人看来，如果百姓安居乐业，衣食丰足，虽不封泰山，也不失为一个有道明君。设若天下混乱，百姓遭受战乱之苦，贫困无以为生，虽然举行封山大典，也不足以粉饰太平。晋武帝统一中国后，自己心满意足，趾高气扬，曾举行封山大典，但在人们心目之中，他仍是一个无道昏君。”

武则天比起太宗来更为自信，对国库不甚顾虑。那几年唐朝在边境战争中连连获胜，社会生产也稳步地发展，唐朝的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这是太宗时代打下的基础以及高宗君臣努力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武则天自以为天下大治，经济繁荣，万邦悦服，应举行这一盛典。在一个以礼为最高目标的国度里，封禅这样最高级别的礼仪活动，是展现最高统治者政治威信和风采的最佳时机。它可以显示大唐的声威，显示她和高宗的政绩，还可以让天下百姓知道她的功劳。唐朝官方的史书上记载说：高宗即位，群臣多次上书请求封禅，而武则天立为皇后以后，又在暗中赞助其事。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武则天一提出封禅，百官竞相呼应。于是，朝廷下诏派司空李勣、少师许敬宗、右相陆敦信、左相窦德玄等为主校封禅使，着手准备并议定礼仪。

这一年，高宗君臣赶赴东都洛阳，为封禅做准备。这是大唐开国以来第一次封禅大典，因为几百年来没有举行，祭祀的具体形式基本上已被遗忘，需要讨论和决定。武则天更在盘算着如何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十月在议定礼仪中，武则天发现按旧礼没有她祭祀的位子。按旧制，祭天以皇上为首献，亲王为亚献，大臣之中有德高望重者为终献。祭地由皇上为首献，皇太后为亚献，而且皇太后为亚献是名义上的，表示一下而已，由公卿实际进行。尽管没有妇女参与的先例，但武则天认为，既然当今没有太后，自己应该代为亚献。麟德二年（公元665年）十月，她向高宗上表说：根据传统的封禅礼仪，祭地的时候，以太后昭配，却由公卿大臣来主持，这样的礼规实在是未见得妥当。这次典礼，妾请率内外命妇奠献。于是高宗下诏，决定在祭地皇之时，由武皇后为亚献，太宗嫔妃中仅存的越王贞之母、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武则天将在封禅大典上亮相，她将率领殡妃及皇族亲眷作为第二队，表示她具有与皇帝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是武则天走向政治前台的重要步骤。

从京师出发至泰山有很远的路程，高宗带着文武大臣提前两个月向泰山进发。一路百官、六宫随行，车驾云集。闰三月抵东都，在这里汇集各地官员。十月丙寅，车驾再从东都出发，向东行进，从驾文武百官、仪仗队，数百里绵延不绝。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皇帝率领的封禅大军中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国酋长，各率其属扈从，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塞道路。晚上列营置幕，覆盖了大面积的原野，场面非常盛大。

十二月底，车驾到达泰山脚下。当地官员早已做好了准备，只等圣驾来到。他们在山南筑起了圜坛，直径十二丈，高一丈二尺，为放置亲封玉册、祀昊天上帝之用。在圜丘上覆盖青色土，四方覆盖赤、黄、白、黑四色土，合为五色土，号为“封祀坛”。山上也建一圜坛，土以五色，高九尺，直径五丈，四面各设一阶，号“登封坛”。于社首山上，筑一坛，坛分八面，每面皆有陛阶，各如方丘，上以黄色土覆盖，周围以赤、青、白、黑四色之土覆盖，称为“降禅坛”。

麟德三年（公元666年）正月初一，高宗主持了祭天大典，亲祀昊天大帝，以高祖、太宗配享。当日事毕登山，次日封玉册于登封坛。初三，在社首山祭祀地神。武则天和越国太妃在社首山主持了祭地皇典礼。高宗初献完毕，执事人等退下，由宦官执着帷幕，武则天率内外命妇上山登坛亚献，越国太妃终献。史官说武则天率六宫登山行礼时，歌舞者皆用宫人，帷帐皆锦绣为之，帷幕多以锦绣做成，五彩缤纷。第四天，高宗登上朝觐坛，接受朝贺。文武百官、中外使臣奉献贺礼，仪式如同正月初一的节礼那样隆重。皇帝又宣布大赦天下，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年号，并给文武三品以上官员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

为了庆祝改帝名、换装和大赦，高宗、武则天举行了隆重的国宴，以招待换上了新式官服的文武大臣们。高宗和武则天登上了含元殿东边的翔莺阁，频频劝百官举杯。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泰山封禅后，朝廷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对高丽的战争。当年四月，高宗一行回到京师，五月，高丽内部矛盾爆发，失利的一方向唐朝求援。六月，朝廷派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出兵辽东。十二月，又派老将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全权指挥对高丽的战争。

由于战争的需要，宰相班子也频繁调整，武则天似乎丝毫插不进手。封禅大赦令中规定，被判为长流的罪人不在赦免之列，不得放还。李义府正是长流的罪犯，得知这个诏令之后，他一气之下，忧愤而死，这使担心他再度入朝掌权的朝士们大大松了口气。武则天对此也无可奈何。这一年，随着几位老宰相的辞职和病故，具有军事才能的刘仁轨被提拔为宰相，任右相（中书令）。刘仁轨曾经在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担任给事中时，负责审查帮助李义府枉法占有囚妇的毕正义，得罪了李义府，被贬出去担任青州刺史。显庆五年征辽东时，他以青州刺史监统水军，李义府强令他逆风浮海运粮，结果翻船。李义府派人审查，并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以谢百姓！”当时有人替他说了句公道话，他才免于一死，以白衣平民的身份从军立功赎罪。封禅泰山时，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耽罗、倭国等东方四国的酋长前往赴会，高宗大喜，提拔他为大司宪（御史大夫）。高丽战事后，高宗便提拔他为宰相。

战争未在短期内结束，以后的几年中武将在统治核心中占优势地位。咸亨年间（公元670年~673年）的宰相主要有由兵部尚书入相的侍中姜恪、屡建战功的刘仁轨和痴于丹青的阎立本等人，还有戴至德、张文璀、郝处俊、李敬玄等人。后几人都有一定的资历和声望，非武则天所能左右。例如张文瓘以敢于进谏著称，他性格严正，诸司奏议，多所纠驳，深得高宗的信任。赵仁本也是敢于拒绝许敬宗请托的人。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二月，姜恪在镇守河西的职位上去世，从高丽前线回来后已因病退休的刘仁轨被召回，征拜为太子左庶子向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对战争国策起主导作用的宰相。武将在朝廷中占优势，导致了文士出身的大臣力量有所削弱，这对武则天是很不利的。毕竟武则天在战争事务和军人集团中插不进手。而武则天的盟友李勣和许敬宗分别在公元669年和公元672年去世，这更使武则天处于不利的局面。

武则天要摆脱宰相，除了安插自己的亲信、建立第三权力中心等策略外，就必须在政治体制上作一些变革，通过调整制度来达到控制人事的目的。那么，政治制度为什么限制了武则天独揽大权呢？

根据唐朝的制度，各类奏事的表状和以皇帝名义签发的诏敕，都要经过门下和中书两省的传递、起草、审查、署名，宰相对重大事件有至关重要的发言权。两省办公的衙署位于宫禁之内，离皇帝很近，形成了对皇权行使过程中的有效监督。而现在，也就成了对武则天插手朝政最大的制度上的障碍，武则天要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发生了龙朔三年四月的移宫事件。

此前的政治中枢在大内，即由隋朝大兴殿改名而来的太极殿，为皇帝起居、上朝和百官办公之所，中书、门下两省决策机关居于禁内。武则天为了摆脱两省官员及宰相的干预和控制，决定将权力中心迁出去。她看中了太宗为太上皇李渊修建避暑用的大明宫。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武则天以高宗患有风湿病，而太极殿又低洼阴湿为由，下令修葺大明宫，并改名为蓬莱宫。龙朔三年四月，诸门、殿、亭全部完工，高宗的宝座、仪仗、礼器全部移至蓬莱宫的含元殿。四月二十五日，高宗正式在蓬莱宫内衙正殿--紫庭殿听政。

建一座宫殿，换一个地方，能起到调整制度的作用吗？这还要从唐朝皇城和宫城的布局说起。唐代长安城和洛阳城都有宫城和皇城。宫城在北，皇城在南。宫城为皇室居住之所，皇城为执政官署所在地。宫城的皇室控制皇城的政府，皇城的政府则统治包括外郭城在内全国各地以及和域外的交往。这样的安排布置虽非隋唐两代首创，隋唐两代却也有所增益。前代宫署之间，往往杂有民居，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唯列府寺，不使杂人居住，更显得统治的威严。

唐中枢三省并立，中书、门下掌管皇朝政令的制定和颁布，尚书则司执行。职务不同，三省的衙署也就不必皆在一处。长安城内的尚书省在皇城承天门街之东第四横街之北。门下外省和中书外省分别在承天门街之东第二横街之北和承天门街之西第二横街之北。门下省和中书省实际上是在宫城之内太极殿前的东西两侧。而太极殿则为帝王听政视朝之所。门下省和中书省设在这两殿之前。

大明宫建成后，大明宫称为东内，宫城称为西内。实际上大明宫已取代宫城成为皇朝政治重心的所在。当大明宫未建之时，每当万国朝贡使者、“四夷”宾客觐见之时，帝王在宫城太极殿前的承天门受礼。大明宫成为政治重心后，这样的朝仪也就转到大明宫含元殿。王维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诗有句“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显示出大明宫一派雍容大方的景象。

这次移宫的最大一个改变就是中书、门下两省不再在禁内，宰相议政和两省处理奏章等，都已被撵到了禁外进行，这是唐代中枢结构的一个重大改变。这样，宰相的权位大为降低，皇权得以扩张。

从武则天移宫，可以看出她调整制度的一个大思路--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上，削弱宰相的参与权力，把谋议从外朝转入内廷，即权力的由外向内收拢。这种思路和做法，在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仍继续运用，于弘道元年（公元683年）移政事堂于中书省。

唐太宗在位时，为了保证君权的专断，又防止因专权而害政，并防止臣下间为争权而误国，完善了三省分权制。由中书省出旨，尚书省奉行，门下省封驳，类似于决策、执行、监督。一切重大政务“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划，于事稳便，方可奏行”，表状在奏达皇帝之前，要经过宰相的审议筹划，皇帝只是批准或否决，否决之后仍然要由宰相大臣或皇帝与宰相大臣一起商量处分，皇帝并没有独立于宰相之外的决策机构，君相在决策程序中处于一种一体化的格局之中。

武则天时期，随着国家新事务的不断出现，百官上于皇帝的议、表、状等论事文书大量增加。中枢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就是由宰臣总括百官所议上奏。在这里，宰相对百官的议状没有参谋筹划权，只是汇总，经过中书省进奏交由皇帝裁决。宰相在议政决策方面的权力大为下降。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家体制的转型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需要更加集中的权力；另一方面，也与武则天争夺决策控制权有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这是谋议转入内廷参决的开始，也标志着皇帝与宰相在决策程序上开始分离。其后，随着高宗的身体每况愈下和武则天在政治上的成熟，武则天以皇后的身份直接参与政务的裁决，形成了“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的局面。但是，武则天不满足于此，她是个威权独断的人，不能容忍宰相分割君主的权力。她要进一步调整制度，完全控制宰相。

三省制下，门下省因为审驳奏抄，与尚书省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中书省因为起草诏敕，与皇帝关系较为密切。随着国家事务的增加，同时也是出于武则天控制朝政的需要，皇帝专权的加强成为必然，而皇帝在决策上权力的集中，自然使得中书省的重要性提高。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去世后，裴炎由侍中迁中书令，认为中书令执掌首席宰相的权力，宰相府署政事堂应设在中书省，于是政事堂移至中书省。中书令在政事堂中居于主导地位，破坏了三省之间的制衡机制。

移政事堂于中书省，标志着三省制的破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则标志着决策行政合一的新中枢体制的形成。裴炎的时候，三省长官都是宰相，政事堂只是作为宰相议事的一个办公室。中书门下作为宰相府署超于三省之上，成为决策行政合一的机关。至于尚书省，在这种体制下，唐初裁决政务的权力被中书门下取代，中书门下直接执行皇帝的命令。决策和行政合一了，三省变成了两省。尚书六部职权渐失，尚书都省成为纯粹勾检文案的收发机关。同时，门下省、联络中书省、尚书省的枢纽地位也丧失了，再加上封驳权的丧失，在体制上失去了对君权的制约。这样，君相关系在武则天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中书省权位的提高，并不说明宰相权力的加强。因为中书省内的中高级官僚中书舍人侵夺了决策程序中原本属于宰相的权力。百官的表、状等上达中书省，由中书舍人分工进行押判，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其余舍人同押连署后进呈于皇帝。这使得中书舍人与作为首相的中书令之间的距离在扩大，其作为中书令属官的性质有所改变。

武则天一方面削夺了唐初时沿流下来的宰相与皇帝共同决策大政的权力，大权独揽；另一方面又打破旧有的三省体制，取消门下省封驳皇帝已作出的决策和命令的权力，将尚书省的主要权力交给中书门下，抬高了中书令的地位，以便于执行皇帝的决议。武则天还大大加强了中书省中中书舍人这种级别不高官员的职权，让他们在参决政务上发挥实质性作用，制衡中书令的权力。在这个精密的权力机器中，武则天居于中心，以心使臂，以臂使手，操纵着庞大的机器运行。

由于宰相机关逐渐沦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和纯粹事务性机构，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机制被彻底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宰相的权力全在于皇帝的临时授予，而不是来自制度的规定。

武则天能揽住大权，和她通晓典章制度，明晰制度的利弊而为己所用分不开。范文澜先生曾将唐代的三位最有成就的君主做了比较，认为唐太宗经常以“守成难”和“慎始慎终”来警戒自己，是位虚心谨慎之主；唐玄宗早年是励精图治之主，晚年却以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在三人之中，弱点最突出；而武则天则始终执持权柄，权不下移，是位专断之主。

武则天在政治上的能力初见端倪，她轻而易举地击垮了上官仪的阴谋，成为与高宗并列的“二圣”之一。她通过封禅仪式和修建大明宫，渐渐地揽住了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