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姓氏录（1/1）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修改的理由是《氏族志》中没有列入武则天家族的郡望。

武则天皇后之位稳固后，再撼永徽政治格局，在大的策略、措施上有二：一是把大量“杂色”放入“流内”；二是建立《姓氏录》的门阀体系以取代太宗时期《氏族志》的体系。这两项措施，一个让许多没有门第资荫的人能进入上流内官的行列，另一个让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名列天下士族榜，抬高他们的社会等级。这些都是收买人心的大举措。

唐代的选官，到高宗显庆年间出现了官阙（空缺的职位）有限而应选人多的严重矛盾。当时内外官员的编制只有1.3万余人，而每年取得做官资格等候任命的多达1400人左右，以每人任官30年计，约1.5万名的员额每年只需500人入流即可补充，现在每年入流1400人已是此数的三倍，更何况现任官员中30年之后还有许多人在任。所以，每年铨选结束之后，仍有许多人得不到官职，造成“九流繁总，人随岁积”的混乱情况。显庆二年时，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曾上疏奏请进行改革，后来中书令杜正伦也想整顿一下此事。高宗下诏让百官集议，由于人们大都不愿做大的变更，讨论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其实，刘祥道、杜正伦等人提出整顿选官制度，主要还是着眼于“杂色入流，不加铨简”，即许多没有门荫又未经科举的人进入到流内官的队伍中。

当时，正统的官僚阶层称为“正色”。“杂色”是跟“正色”相对的，指的是流外官，仿佛是足球场上的替补队员，只有流内官退下一小批，才有相应的流外官替补上场，这叫做“入流”。流外官是高门大族所不齿的，一般是由庶族担任。孙悟空在弄明白弼马瘟是个什么官后，就羞愤地说这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而且一生以此为耻。在唐太宗时代，杂色入流必须经过严格的铨选，因而每年的入流量是不大的。但在武则天夺得皇后宝座后，入流量便猛增了，杂色入流，几乎不要经过什么铨选。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恐怕与她巩固皇后宝座的图谋有关系。善于收买人，树置党羽本来是武则天一贯使用的手法。过去，她是一个一个地收买。现在，她位居皇后，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批大批地收买。在外廷，同意或支持长孙无忌的人是众多的，武则天如果不在流内官员中广树腹心，她将陷入孤立的境地，有被长孙无忌击败的危险。

考虑到当时科举入仕的人很少，进士每年平均只有十余人，明经也不会超过此数三四倍，在每年入流总数1400人中，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极小。大量的人还是从流外入流、或通过应募从军获取军功跻身官场。刘祥道、杜正伦等关陇集团中人要求限制杂色入流，根本上还在于强调门荫，就是根据父、祖的官品取得做官资格，然后入仕任官，这是门阀制度在选官制度中的残余。如此看来，这次整顿如果成功，将是对大量新兴阶层进入官场的一种重大打击，也是对门荫制度即贵族特权的一次强化。

而实际结果是“事竟不行”，主管部门的建议没有被通过。一种解释是，刚刚做上皇后的武则天正急于取得新兴社会势力的支持，为了收买人心，必须给这种新兴势力以机会，也就必须对这样的动议进行干预。

这时候，政治上的另一种突出的现象便是李义府卖官。李义府是唐代历史上第一个大贪官。不仅他本人卖官，他三子一婿全都参加卖官活动，门庭若市！他卖官的目的，自然有敛财的目的在内，但政治方面的意图却是主要的。这种意图即是“多引腹心，广树朋党”。李义府的这种活动如没有得到武则天的支持，是说不过去的。李义府的朋党，自然也就是武则天的朋党。将“杂色入流，不加铨简”与卖官二事合而观之，我们就可以看到武则天意图所在，这就是广树腹心，以摧毁长孙无忌这一派的势力。

与此同时，武则天又采取了钦定士族的方法。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颁布《氏族志》。现在，武则天为什么要修订《姓氏录》呢？

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风气浓厚，士族与庶族之间地位悬殊。唐朝建立后，社会等级的编制也出现了否定门阀制度的趋势。但是，几百年来的门阀观念在唐初社会上还有着强大影响。唐室天下的取得主要靠关陇士族拥戴，既得天下，关陇士族集团成为稳固统治的重要基础。唐太宗为稳固统治，也要依靠这一集团。他想抑制一下旧朝士族，目标主要是声望和历史传统地位很高的山东士族，特别是崔、卢、李、郑等山东大姓，而不是关陇士族。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撰写《氏族志》，是想借此提高包括皇族在内的当朝贵族的声望。

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修成后，唐太宗见崔民干被列为第一等高门，甚至排在皇室之前，深感这种做法与时代精神不合，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来划分等级，命令加以修改。新旧原则都承认现时权贵也承认过去冠冕、父祖官荫的做法不同，是以当今官爵高下划分社会等级的原则，说白了，不看祖宗多大官看你现在多大官。

但是，那些熟悉和维护门阀制度的修撰者们一时还跳不出旧有观念，修改后的《氏族志》中，许多当今没有高官厚爵而以过去冠冕著称的旧士族，仍是居于皇族、外戚之下的最高等级。所以说，贞观《氏族志》只是提高了皇族和外戚的地位，许多现时新贵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承认。于是，还有一些高官以通谱联姻等方式攀附高门，同时，更广大的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吏们，虽然通过各种方式以得到迅速升迁，但在门第上仍不能跻身于高层。这在当事人看来是荣辱攸关的大事。

尤其是高宗即位后的几年来，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对军功的赏赐也很丰厚。像薛仁贵在太宗末年白衣从军、立功后由兵卒致位五品游击将军，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又如苏定方，虽说隋末已投身农民起义，贞观初年也曾随李靖击突厥，但至永徽初年也只是个四品下阶的中郎将，显庆后连立大功，迅速提拔为正三品的大将军，封为从一品的国公。这些为数不少的新近因军功而置身高位的官僚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取得法定的社会地位。还有一些人虽无军功却也迅速做了高宫。如李义府，在投身武则天的过程中做到了三品中书令。即便是李勣，虽在贞观时已位重官高，但到死，他在贞观《氏族志》中也没有列入很高的等级。很难想象，经过几十年的出生入死，做到了位极人臣的三公（正一品），李勣没有抬高自己家族门第的愿望。而旧的《氏族志》里面记录的是当年和太宗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勋贵，武则天的支持者大多不在其中。

世易时移，打破《氏族志》的框框，重新确定权贵们社会等级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由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建议，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姓氏录》本是针对武氏和新贵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姓氏录》的指导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样一来，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都成了士族。

《氏族志》虽然也列入了没有旧时去冠冕的新贵之家，但不记其郡望，而只对旧士族却叙录郡望，着意考辨其真伪。其实，像武氏这样在开国过程中兴起的新贵在《氏族志》中未叙郡望的家族还有许多，李勣即是一例。所以，许敬宗的提议，不应只是得到武皇后的赞许，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加以响应。为此，高宗下诏编辑200卷的新《姓氏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

《姓氏录》在长孙无忌被贬之后迅速修订成，并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六月颁布，这无疑是武则天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在《姓氏录》中，武则天与长孙皇后的家族并列第一等，但作为长孙家族的中心人物长孙无忌却已被削去官爵，其家族弟侄及子孙即使没死的也已被除名为庶人，实际上已无人入叙《姓氏录》的族谱中。李勣之家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以宰相资格进入第二等，还有大量因功提拔为五品官爵者都列入了《姓氏录》中。尽管由于根深蒂固的门阀观念的影响，社会上还存在着对《姓氏录》的抵制，但是，《姓氏录》毕竟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推行了，李义府还上奏收天下《氏族志》而焚之。

新志的标准很明确：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也就是说，五品（当然包括五品以上的人）官可列名于《姓氏录》。而且，《姓氏录》一律不注明郡望，完全以官品高下排列等级。这与传统的标准如婚宦、血统、门风、家学等是针锋相对的。现代人可能不把这当做一回事，但是在唐初，门阀观念的残留还很深远，无论多显赫的官员，都把立门户、传姓氏当做头等大事和无尚荣耀。而《姓氏录》打破了高门大族长期依据“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对门第的垄断，让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榜上有名，这是多大的诱惑啊。

《姓氏录》同样重视军功。与旧的《氏族志》不同的，新志收录的多是近期对外战争中涌现出的新的英雄人物。一个出身庶族的普通战士，可以通过积累军功，达到五品，上升成为士族。这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措施。

如果说，通过“杂色入流”，使得大批的胥吏，得以入流内，从而在流内低层官员中，安排了武后大量的拥护者的话，那么，通过《姓氏录》的修订，就使得那些五品以上的人，成了钦定士族。于是，在中层以上的官员中，特别是在武官中，又收买到了一批拥护者，军队指挥官中有不少的人，成了武则天的党羽。至少，他们在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的斗争中，不会采取支持无忌的态度。如果一个统治者没有牢牢地把握兵权，他的宝座是不稳固的。长孙无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永徽夺宫之后不久，他逐渐丧失了发动反政变的能力，武则天已逐渐地控制了军队。也就是在这一年，武则天发动了对长孙无忌的最后进攻。

除了杂色入流和修订《姓氏录》之外，还有一项更具跨时代意义的举措也开始实施，那就是科举制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制科”举人开始多了起来。唐初科举取士还处在官僚队伍来源的补充地位。与此同时，庇荫为官的制度仍盛行，而且贵族子弟上升速度非常快，勋旧大臣的子孙一下就授以高官。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选拔特殊人才的途径，高祖、太宗时情况不详，高宗永徽三年以后，不断设科举人。尤其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设八个科目举人，应举者达900余人，选拔出了郭待封、张九龄等人，进入弘文馆随仗供奉。这似乎是对长孙无忌集团发起总攻之前一次招兵的象征。武则天从此看到了通过制科选拔人才在收买人心方面的效应，所以等她将来临朝称制以后，便大开制科，既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又因此选拔出许多经世治国之才，这些都是后话了。

要想牢固地把握住权柄，最根本的还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给他们以利益，这样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对武则天来说，不仅要在外朝笼络住自己的私人势力，更重要的是取得大多数中下层的官僚的认可和支持。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旧贵族，维护的是小集团的利益，排斥大多数关外势力和庶族地主。武则天正是反其道行之，获得了大多数官僚的支持。

“杂色入流”为武则天获得了大批低层官员的心，《姓氏录》的修订使五品以上的人成了钦定士族。士族和庶族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终于被彻底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