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1/1）

根据印支共中央的连续请求和罗贵波就此事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50年3月下旬正式形成会议，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越军作战。顾问团团长由原第3野战军第10兵团政委韦国清担任。

选韦国清入越，颇经多方考虑。首先，他久经战阵，长期以来是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员。在红军中，他曾是一名工兵。在抗日战争中，他是征战于江淮地区的“麻雀战专家”。解放战争中，他成为纵队（军）和兵团的司令员，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渡江战役前夕，他担任第10兵团政委，和司令员叶飞一起挥师解放了福建。入闽后，韦国清转而接手地方工作。此种经历使他既熟悉军事也熟悉政治工作，足当重任。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韦国清是广西壮族人，他的家乡和越南相距不远，越南也有壮族人，彼此的语言可以相通。去越南，这是韦国清得天独厚的条件。另外，从个人性格来说，在第3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中，韦国清以机智稳重著称，担任赴越军事顾问团首长很合适。

韦国清恰好在北京，正等着中共中央军委分配工作。

韦国清原名韦邦宽，1913年出生于广西东兰县劳石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8年夏天，15岁的韦国清参加了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参加过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1929年他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由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当过张云逸的警卫员。此后他转战桂黔湘边界地区，然后进入江西苏区，于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很快成为一名年轻的红军团长。

中国赴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

1934年10月，韦国清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他曾率部参加抢占皎平渡、巧渡金沙江的关键性军事行动。红军抢渡乌江时，当时任干部团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跟随团长陈赓，率工兵连星夜疾行60华里，赶到边界河渡口，神秘迅速地架起浮桥，使中央红军得以及时全部过河，攻占遵义。到达陕北后，在红军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战役中，韦国清身负重伤，伤愈后进入红军学校学习。

抗日战争初期，韦国清担任过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1940年后任新四军第3师第9旅政委、第4师第9旅旅长等职，转战于淮北。他于1942年12月指挥了朱家岗战斗，这次战斗对粉碎日本侵略军发动的对淮北地区的大扫荡具有决定性意义。1943年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突然率部袭击新四军淮北根据地，韦国清率第9旅主力迅速包围了韩德勤部，予以围歼，生俘韩德勤，为新四军坚持在淮北和苏北的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1944年9月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牺牲后，韦国清就任副师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韦国清曾任军调处执行部徐州小组中共代表。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韦国清任山东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指挥部队参加了朝阳集、宿北、鲁南等战役。1947年2月，他率领一个纵队越过陇海铁路，发起白塔埠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第42集团军军部和它的第2师、第4师，活捉其司令郝鹏举。随后，韦国清率部参加莱芜战役。在著名的孟良崮战役中，他指挥两个纵队在青驼寺阻击国民党援军，血战三昼夜，挡住了援兵，保证了华野主力在孟良崮全歼国民党最精锐的第74整编师。

1948年起，韦国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参加了淮海战役。担任第10兵团政委后，他同司令员叶飞率部渡过长江后参加上海战役，而后进军福建，先后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韦国清被调到北京，准备让他去联合国任职。正好赶上要成立赴越军事顾问团，几乎是一夜之间，韦国清未来若干年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

1950年3月中旬，组建赴越军事顾问团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刘少奇写了一封信，要韦国清持信向四个野战军首长请示，请他们为军事顾问团选派干部。

韦国清拿着刘少奇的信先找到了第2野战军政委邓小平。邓小平看过刘少奇的信，爽快地说：“这样吧，我们刚好都在北京开会，你一个一个去找太辛苦了，我们一起去找他们商量一下。”

邓小平和韦国清一起来到林彪住处，邓小平对林彪说：“中央决定派军事顾问团去越南，韦国清来请我们各个野战军选调干部，少奇同志还写了信来，我们一起到彭老总那里商量一下如何？”

林彪表示同意，大家一起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一口答应，说：“现在国内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你们要什么干部就给什么干部，要多少给多少，我们全力支持。你说要多少人吧。”

林彪在一旁附和彭德怀的意见。

韦国清说：“越南现在要组建三个师，有的是罗贵波去了以后刚组建起来的。越方的意见，除了总部机关以外，第一步要选派三个师的各级顾问去越南。”

邓小平说：“我看三个师的顾问由中央决定分配吧。军事顾问团的团部人员，为工作方便，就由你所在的第3野战军选调，怎么样？”

韦国清说：“这样办好，我再向少奇同志汇报。”

听了韦国清的报告，刘少奇说：“小平同志的意见很好，顾问团团部人员就由三野选调。那三个师，还有一个学校的顾问，要发个通知，向各个野战军明确分配一下。”

韦国清请示：“可否由二、三、四野战军各选调一个师的各级顾问，军政学校的顾问和教员，由四野就近选调？”

刘少奇同意韦国清的意见，说：“这样好。一野在西北地区，任务很艰巨复杂，人员又少，这次就免了吧。你把这个考虑向聂总报告，看他还有什么意见，请中央军委发个通知。”

此议最后经毛泽东批准。

195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套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同时确定，由第3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4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军军事学校的顾问。

4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要求增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军事顾问团，准备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

第3野战军首长粟裕和韦国清商议后，由粟裕提名并确定，由当时设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首长组成顾问团团部，由总队队长梅嘉生担任韦国清的主要助手。

梅嘉生，是第3野战军各军中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他是江苏丹阳人，1913年生于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幼年随母亲到上海读书，初中毕业后当过店员，而后继续求学并且接受了进步思想，不久又到南京投考军校，学习装甲兵课程。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梅嘉生于1937年秋天回到自己的家乡，组织抗日武装。这时，在他的邻村，大革命时期就成为中共党员的管文蔚也在组织抗日部队，梅嘉生于当年冬天和管文蔚取得联系，组织起农民自卫团。不久，陈毅率领的新四军第1支队北上，梅嘉生所部即归属新四军，不久后参加了著名的黄桥之战。梅嘉生于1939年入党，初任丹阳游击纵队第3大队队长，后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参谋长。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转战苏北、山东，参加了许多重大战役，战功卓著。尔后，他曾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参谋长，第23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在渡江战役中，他所在的第23军经历了和英国军舰发生冲突的“紫石英号事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发生的最重大的涉外军事冲突。他熟悉司令部业务，思考细致周密，是一名出色的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梅嘉生

一纸密令颁发，刚刚拂去了解放战争征尘的上百名师、团、营级军官迅即离开熟悉的岗位集合起来，向南方那个多少有些陌生的国度进发。

在几十年光阴闪过之后回首这段往事，几乎无人不说由于年深岁久，这段奇异经历埋藏得太深，使得记忆的探铲在启封它们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磨损得太多了。几乎是四十年后，当年的军事顾问赵瑞来对笔者说：“历史学家为什么要等历史走远了才来研究历史？1950年，我正在滇西南的大山里剿匪时，通信员送来副师长王砚泉的信。信上告诉我，已经确定让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并要我立即回军部报到。眼下四十年过去了，我只记得信里的一句话了，副师长说：‘……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军事顾问，希望你发挥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这封信我保存了三十多年，可是最后一次搬家，把这封信给烧了，烧成灰了。历史学家，你们来晚了。”

不过，在中国和越南的现代关系史上，这样牵动历史的事件毕竟是不可能磨灭的。让我们记录下几位当年的顾问团成员对久远往事的回忆吧。

张英（原中国赴越军事顾问团办公室主任，后任中国驻斐济大使、外交部领事司司长）：

我于1946年随广东东江纵队离开老家东莞撤到山东，编入后来的第3野战军。在山东，我们打胜了。苦战三年，终于一路打到了南京。进入南京以后，我在华东军政大学第3总队担任组织科科长。1950年4月下旬，总队首长梅嘉生、邓逸凡先我一步调离。邓逸凡走后由原政治部主任李文一担任政委。谁知过了不久，李文一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调令，我们刚开完梅、邓首长的欢送会又开了欢送李文一的会。这期间，总队的倪有石、孙志明和王振华也调到顾问团去了。李文一出发前告诉我，上级已经确定我担任副政委，要我抓好总队的工作。

看来我要在南京生活一段时间了。我妻子李南很快请假回了广东东莞老家。我是抗日战争前夕在那里参加革命的，算得上东江纵队的老战士。

因为战争环境险恶，我和李南把出生不久的女儿托付给一位农民抚养，自从撤离广东后就再没有音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们想把女儿找回来。

李南到东莞不久就来信说，女儿找到了。差不多同时，我也接到了去军事顾问团的命令。

这时顾问团团部已经离开了南京。我想在离开祖国之前再和妻子见上一面，同时看一眼多年不见的小女儿。经过上级批准，我带了一位警卫员，抱着1岁多的儿子，奔波几天到了东莞。

我见到了女儿建芳，她正和养父、养母在一起。我走过去，建芳的养母说：“快叫啊，叫爸爸。”已经8岁的建芳愣了一下，指点着身边的养父说：“这不是爸爸吗？”

养母指着我说：“这是你的亲生爸爸。”

但是建芳没有叫我。

我感到一阵心酸。抗战多年，我没有几天和女儿在一起，解放战争三年多，连女儿的面都没见过。建国了，见到了女儿，却是一见马上就要离别。

一家人在东莞团圆了三天，照了一张相，我就带着警卫员赶往南宁，顾问团正集中在那里准备奔赴越南。

窦金波（中国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第一任炮兵顾问，后任兰州军区炮兵部队首长）：

1950年4月下旬，当时我是炮兵团团长，刚从青岛移兵福建建瓯，遵照军委命令准备参加解放金门岛的战斗，并准备进而解放台湾。要参加那么大的战役，我特别兴奋。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军部电话通知：“窦金波，到军部来一趟，你的任命有变化。”

我赶紧去了。副军长刘勇跟我开玩笑：“你知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呀？”

我随口说：“知道了。”

刘勇很吃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要我当副师长。来福建经过南京，特种兵司令部跟我谈了一下。”

刘勇晃了晃脑袋，把一纸电报推到我面前，说：“看一看这个吧。”

电报说，窦金波调往赴越南军事顾问团，立即到南京向华东军区司令部报到。我完全愣住了，没想到刚刚打下天下，又要出“天下”了。这世界变得真快。

没说的，我立即赶往南京，但心里唯一犯嘀咕的是：“越南那地方还不知道有没有炮兵呢！”

到了南京，司令部军务处处长张怀忠是我在胶东时就认识的一个师长，他把我介绍给了正在组建顾问团班子的梅嘉生。梅嘉生向我谈了顾问团的组成情况，要我先在南京住下，他说，凡去顾问团的干部家属都集中到南京来安排工作，你的妻子很快就要从青岛来了。组织上知道她产期临近，一定会妥善照顾。待顾问团人员到齐后，可能去北京接受中央的任务。

大约是6月20日，梅嘉生率领我们顾问团团以上干部近二十人去北京。很巧，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应中央电召也去北京，列车上挂了一节专列车厢，我们也就搭乘他的车厢一起走了。事后才知道，朝鲜局势非常紧张，大规模战争爆发在即，中央同时在考虑解放台湾的问题，召集高级将领去北京商议对策。在列车上，我发觉粟裕将军经常沉思。我不禁想，到越南去，一定也是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下的决心，这当然是光荣的任务。待我从北京参加了中央首长的会见回到南京时，女儿已经降生了。我给刚出生的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越华”。

田大邦（中国军事顾问团派往越军主力团第102团的顾问，后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春天，我任第14军第119团团长，率部向滇西北进发剿匪，随即又进至西昌地区，配合友军剿匪作战。仗打得很顺利，到5月间就班师返回昆明。当我来到洱源县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一人急返昆明报到，接受新任务。我赶到大理，恰巧碰上副师长王砚泉也接到命令从滇西往昆明赶，我就和他一起到了昆明。我随即向军部报到，原来是让我到越南部队去当顾问。

1952年，中国顾问团照片。左起：许法善、马西夫、罗贵波、史一民、张志善、王宗金、金昭典、王许生、张振东

我们在昆明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学习领会国际主义精神，掌握政策。然后由第37师副师长吴效闵带队乘火车到开远，接着赶到了砚山县。越军主力308师的两个团——第88团和第102团——已经到了，我到第102团担任顾问，我的战友周耀华去了第88团当顾问。第102团团长是武安，政委是黄世勇。武安三十来岁，原先是河内的一个工人，作战勇敢，和我的关系挺融洽。我们团一级顾问最初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听他们谈训练安排，我们提出意见。看了越军部队以后留给我的印象是，越军战士忠于祖国，能吃苦，这样的部队训练出来是能打仗的。

张祥（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云南文山军分区副司令员）：

那时候，我还以为国内战争结束了，这辈子我不再打仗了。

1950年年初，我任第13军第37师第110团第2营营长，结束了滇南战役后从元江回到昆明，驻守飞机场。5月初的一天，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立即去师部报到。我马上进城到连云巷师部所在地，师长周学义告诉我，已经确定，派我去越南当军事顾问，立即出发去开远向军部报到。他还特意叮嘱：“此事绝对保密。”

我赶到开远，在这里遇上了从别的团抽调来的顾问。我们在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主要学习党章、国际主义精神和军事。大约有一个来月，学习结束我们就去了砚山。当时，越军第308师刚刚来不久，由我军整训。我们走前军部开了一个挺隆重的欢送会，会后周希汉军长带我们去第308师，我被分在越军一个小团（营）任顾问。

一到任我就知道了，整训结束之后，进入越南的第一仗就由这个小团打。

李增福（中国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昆明卫戍区司令员）：

那个时候我年轻啊，才23岁。

我是江苏沭阳人，1940年13岁的时候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第二年皖南事变发生，随着游击队“升格”，我就成了新四军战士。抗日战争胜利，我随黄克诚师长进军东北，又从东北一路打下来，到了广东、广西，那就是一路追击了。1949年年底我军进了广西，一部分国民党残军就往越南跑，我在的第39军部队拼命追。追到了离镇南关六公里处，突然接到总部命令：就地停止追击，任何部队不得出关。

这样，我到了越南门口又折回来了。

1950年夏天，我们第39军集结到河南漯河整训，这时，我担任营长。有一天，我正在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突然接到了团长的电话：“张师长打电话来，要你带上一个警卫员、一个饲养员，全副武装，立即到团里来。”

我问：“什么事呀？”

团长说：“来了再说。”

我立刻离开会场，带上通讯员侯玉明和饲养员老陈，骑马赶到了团部。原来团长只知道要把我送到师部去。当下，我们套起一辆马车到了师部。师长张竭诚告诉我：“军里来电报，调你到中南军区，另有任用。具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不管到哪儿，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我想，也可能把你派到艰苦的地方去。”

我立正向师长敬礼，说：“派我到哪里都行。”

马车接着往前赶，在哗啦啦的大雨中把我们三人送到了在漯河的军部。刚到军部门口，就见雨里站着军队列处（也就是干部处）的人，冲着我喊：“来的是李营长吗？”

一听我回答说是，他高兴坏了，说，不要进军部了，直接去火车站，票已经买好了，介绍信也开出来了，你直接去武汉报到。

就这样，马车把我拉到车站。只一会儿，火车就来了。

下半夜我到了武汉，想自己找到军区去，结果转了向，只好跑到一家铺子里给军区队列部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人可高兴了，说：“部长正等着你呢，派人到车站也没把你接着，这下你可不能乱跑了，我们马上派车去接你。”

小车把我拉到了中南饭店。我们四野抽调的干部都集中在这里了，我大概是最后一个到的。我一进饭店就遇上发东西：便衣、雨衣、皮鞋，还一人发一块英纳格手表、一支派克钢笔。这后两样当时可是贵重东西，我一下子变成富翁了。我想，这次执行的一定是个特殊任务。

发完了东西，大家一起去照相，得到通知明天动身去南宁。临走了，军区一位部长宣布：“你们是到‘越南工作团’工作。具体任务到南宁以后由工作团首长安排。”这下子，我才明明白白地知道，我要去越南打仗了。

吴涌军（军事顾问团顾问，后任海军福建基地政委）：

1949年夏天，我作为第3野战军第20军的一个营教导员，参加了上海战役。上海，是我度过了少年和青年一段美好时光的地方。我终于回到上海了，还在上海找到了失去联系已经12年的母亲。我见到母亲的时候，她一下子认不出我了，还说：“你是从扬中老家来的，你们小一辈的人我都不认识了。你的老一辈是谁呀？”我说：“你再看看我！”这下子母亲把我认了出来，一下子大哭起来。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真想在上海多停留一段时间。

不久，部队移驻昆山。接下来，我来到南京，进入华东军政大学“高干团”，又称“一团”，开始了学习生活。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现在胜利了，能安下心来读书了，我特别想读出一个好成绩来，补上少年时期的欠缺。

一个崭新的国家在我们手中活脱脱诞生，接下来，我们应该去建设她。时间过得特别快，转眼就是半年。1950年初夏的一天，政治部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郑重地通知我：“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上级决定派你作为军事顾问到越南去，去帮助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战争。现在你就去野战军司令部报到、集中。”主任还问我有什么意见没有，但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辈子会出国呀。

接受了命令，我来到中央路野战军招待所，邓清河、窦金波、于步血、倪有石、陈镇已经先我一步来了。我还很快知道李文一也要调到顾问团来。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谈起了去越南的事。

我实在是百感交集，不知有多少念头涌上心来，晚上想得都睡不着觉。

新鲜、激动，又带着不安，我那时的心情实在难以形诸语言。

我本是贫苦农家的孩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参加新四军，打仗已经整整10年了。我打过日本侵略军，接着打国民党军队，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法国人呀，这个仗将怎么个打法？多少年来，我一直受教育说，参加革命，要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但是毕竟只是从理论上明白，现在要我去实践了，我还没有经验呢。越南，这个邻国的解放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一点不知道呢。

20世纪50年代初到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战士（李增福供稿）

说真的，这时我格外留恋起国内来了。我打了十年仗，从踏上战场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有想到过我还会亲眼看到胜利的今天。可是如今毕竟胜利了，我怎么不该多享受一分胜利的快乐呢？到越南去，又要置身战场，这个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呢？

还有，胜利了，我也28岁了，也应该考虑结婚成家了，我要在打下的天地里好好地生活。

再有，我还有在江苏扬中县老家的父亲，在上海做工的母亲，胜利了，我也该尽一尽过去没有尽到的供奉之责呀。

我还想到了我的妹妹。我和她感情很深。那一年我9岁，她才6岁，家里没办法养活她，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了。卖她的那天夜里，妹妹哭，母亲哭，我也哭。我紧紧抱住母亲的双腿说：“不要卖妹妹。我就要长大了，我长大了能养活妹妹。”可是母亲对我说：“你才9岁……”从此我没有见到妹妹。现在胜利了，我要找到妹妹。

去越南，对一个人来说是生活的一个大变化，谁没有自己的想法呢？同去的邓清河是一位师政委，是老红军，他和我谈起去越南的事，也流露过希望留在国内的意思。可是邓政委说，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得服从上级决定，到越南去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自己的事情，就先放在一边吧。

我也是这样想的。想想那些在过去的战斗中牺牲在身边的许多战士，我能活着看到胜利，怎么还能讨价还价呢？我想，和我一起走向越南的顾问们，绝大部分人也都怀着同样的信念。世界上的事情，想一想也就想定了。

我们在南京集中以后，上级允许顾问以短暂的时间处理个人事宜。我决心找妹妹。我先赶到无锡，找到同在部队但已经五年没有见面的哥哥，他在苏南军区参谋集训队当队长。哥哥告诉我，他已经根据线索到常州找过妹妹，可惜，妹妹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只晚了一步，妹妹就在常州解放以后因病死去了。

听了哥哥的话，我的泪水直在眼眶里打晃，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是我向哥哥辞行，家事全托付于他，我要全心全意地去越南打仗了。

7月下旬，我随顾问团来到南宁，团长韦国清也从北京来了。我们在一起制定了《出国守则》。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中央对顾问团的指示：“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

1950年，首批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其中的侯寒江（右二）早在1946年就开始在越南参加革命工作了

韦国清一直在北京负责军事顾问团的全面筹组工作，刘少奇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就赴越工作问题先后找他谈了两次。在韦国清陪同下，聂荣臻还在北京两次接见中国军事顾问团的顾问们。

顾问团的名单里出现了侯寒江的名字，他要重返越南了。原来，他跟着李班一到北京，就提出了留下来学习的请求。经李班同意，侯寒江进入中央统战部为华侨党员举办的学习班学习。5月，统战部突然通知侯寒江去见连贯。连贯告诉侯寒江，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军事顾问团去越南协助作战，现在急需越语人才，就把你找来了，要你加入军事顾问团，先做翻译工作。连贯正式通知侯寒江：“你的组织关系已经从越南转来了。”

5月底，侯寒江去南京向梅嘉生报到。同行的还有三位年轻的越南人，黄明芳、文维、武德，他们都是越方最近派到北京到“青年训练班”学习的，现在结束学习，都到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工作。日后，他们都成了越南方面的重要中文翻译。

在军事顾问团紧急组建的同时，中越边境上，整训越南正规部队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着。原滇桂黔“边纵”司令员、现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赶往砚山，会同第13军干部整训越军，进行必要的协调。

翻译，越南语翻译突然变得万分急需。云南军区下令，在原先庄田统率的滇桂黔边纵的越南华侨青年中寻找懂越语的人才。太巧了，1948年至1949年年初，活动于滇桂黔边界地区的“边纵”受到国民党军的压力，曾从广西和云南边界出境，进入越南的高平、河阳等边境地区整训。在这段时间里，有许多华侨青年参军，其中有几十个华侨女青年，她们大都有一定文化，集中在宣传、医务分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华侨女战士集中在昆明、文山地区。

命令急下，驻地在昆明昙华寺的边纵医务处朱碧英、冯明等六七个女战士赶往庄田在翠湖边的住所，当晚就在庄田住处的一个空屋子里打地铺睡了一夜。次日，庄田带领工作人员和这批被视为宝贝的女翻译们乘车驶向开远，他们在第13军军部住了一夜，天明即赶往砚山。那里，越军第308师刚刚开到。

冯明记得，到砚山的那天特别热，她吃到了早熟的荔枝。

当年才16岁的越语翻译丁苏萍在40年后向笔者回忆说：

那时候，真觉得天下没有比翻译更难的事了。在云南砚山整训越军主力团的时候，受过大学教育，越语汉语都说得呱呱叫的也就那么三几个人，我们管他们叫“大翻译”，他们负责首长之间和上大课的翻译。再往下，就靠我们这些小翻译了。

我出生在越南高平，是华侨的女儿，小时候读过四年书，13岁那年参加了“边纵”文工团。按说，我的越语挺流利，可那全是生活用语，要我理解军事用语已经困难了，何况还要翻译呢。我被分在越军“首都中团”的一个营，越南营长叫黎永明，中国顾问是李云龙。他们说的那些军事术语我从来没有学过，实在叫我为难了。可我倒也不怕，能翻多少是多少，嘴里说不出来就用手比画，再不行就实说我翻译不了。这时，他们也会换一种说法。我一身军装，越南官兵对我挺尊重，顾问也慢慢理解了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相处得很好。当然，笑话闹了不少。我们这些年轻姑娘初上练兵场，甚至有把步枪准星翻译作“蒜头”的。翻译到后来，我们比较顺当些了。但这时，越南部队也快回国了。

中共中央军委责成第4兵团第13军负责，向进入云南的越南部队提供全套最新装备。军委要求凡是国民党统治区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一件也不要给越军，要给，就给全套美式装备。给第13军的总原则就是：“有求必应。”

第13军军长周希汉亲自拟订了整训越南部队的方案，副军长陈康先期赶到砚山布置。不久，周希汉带领第37师副师长吴效闵等一批干部和电台人员赶来，换回了陈康。

越南西北战区负责将领高文庆、双豪先期来到中国境内，和周希汉商议了越南各部队分批开进云南的具体安排。高文庆和双豪向周希汉递交了印支共中央总书记长征的亲笔介绍信，翻译当场口译。长征在信中说，现在派出越南人民军主力部队到中国整训，希望中国同志不要客气，把我们的子弟也当作你们的子弟……信中表达的诚挚之情，使在场的中国将领不禁为之动容。

双方议定，越军第308师所属各个战斗单位在越南河江省集结，集结完成一批即从麻栗坡进入中国境内。开进部队的掩护问题，以边界的清水河为界，以南由越南部队负责，一过清水河即由解放军负责安全警戒。

1955年，周希汉被授予中将军衔

整训地点应该在哪里？在麻栗坡不行，一来距离边境太近，二来县城地处山沟，太局促了。放在麻栗坡后50余公里处的文山县城也不行，因为解放军正有一个团在那里剿匪作战，不便于军队训练。于是，再北去35公里，周希汉军长将越军整训地点确定在砚山县。

遵照周希汉的命令，设在砚山的第13军随营学校数千人于5月初搬迁到滇中弥勒县，腾出房子让给即将开进的越军第308师。

从1950年5月7日开始，越南部队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由越南河江省进入云南，解放军在麻栗坡县边境老山下的清水河两翼布置了警戒。越南部队来到清水河边，把各种枪支放在国境线越南一侧的河岸上，然后徒手进入中国境内。因为越方提出，他们还缺少枪支。中方即表示，凡越方需要的枪支都带到清水河放下，然后运回根据地使用，徒手进入中国的越军在砚山领取全套装备。第308师开进中国境内两个团，但它的第36团被法军隔断在红河三角洲地区，未能来到云南整训。

跨过国境线，越南部队进入结束了战争的和平土地，不必专拣夜间行军，也不必担心法军直升机突然出现在头顶上。云南人民沿途箪食壶浆相迎，路边还打出了大幅标语：“欢迎两广纵队！”

这支“两广纵队”衣衫褴褛，绝大部分人打着赤脚，面带菜色。可是，一到砚山，情况就全变了。一个班走进安排好的房子，就会看到里面已经搭好了12个铺位，铺位上挂着12顶蚊帐，12支枪排列在门边，其中10支步枪、两支冲锋枪，还有崭新的军装……第308师的整编完全按照解放军主力师的建制进行。越军官兵高兴极了，第130营陈营长进屋看到这些装备，竟一下子跳了出来，拉着中国军官的手说：“太好了，这都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我们胡主席和你们毛主席是老朋友！”

1950年6月初，除第36团以外，预定的第308师各个战斗单位都来到了砚山，越南人民军的第一个主力师——第308师（大团）——就在云南砚山县正式集结编成了。

整训随即开始，周希汉和吴效闵登台为越军干部讲课，越军连以下军官和战士则主要在练兵场上接受战术和技术训练。

为讲课，周希汉、吴效闵很费了一番脑筋。他们商量，得先摸一下越军的情况再讲才有针对性。可是怎么摸呢？周希汉出了点子，双方先交流情况，着重介绍本部队打得较好的一个战例。

吴效闵手执教鞭，为越军军官讲解了第13军在淮海战役中沈庄战斗的战例。吴效闵是有文化的军事干部，又是战斗的亲历者，讲得绘声绘色。讲课结束，越军干部走出屋子，师政委双豪亲热地搂住第13军作战参谋李挺的肩膀，说：“真不得了，一个战役歼敌55万人，这么大的战役我们可打不了。”

越军第88团团长泰勇是一位在战斗中右臂伤残的战将，他在图表和照片前向中国军官介绍了不久前越军攻打法军据点的一场战斗。在那里，法军以一个连驻守，越军集中将近一个团的兵力进攻。战斗持续三天，最后将法军逐出据点。这是越军近期来组织的一次较大战斗。

听泰勇大体说完，吴效闵显得不耐烦了。天气正热，他把原先坐着的一条长凳翻倒在地，四脚朝天，自己双臂一弯，枕着后脑躺在凳腿中间。他问泰勇：战斗发起的时候，你们营、团指挥所设在哪里？回答是，营指挥所距离敌人800米，团指挥所距敌2000米，重机枪阵地设在营指挥所前面一点的地方。

这和解放军在战斗中指挥所靠前的做法有一些距离。吴效闵一时失态，脱口而出：“什么战术，完全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这句话，越军干部大都听懂了，满室默然。

这天讲越军战例时越军指挥员高文庆不在场，第二天，他来到了周希汉的屋里，提意见说，昨天有位同志批评我们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这不妥当。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希望不分彼此，有什么意见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确实缺乏经验。

正巧吴效闵也在屋里，高文庆不认识吴效闵，闯进来就直率而言，把吴效闵弄了个大红脸。

不过有此插曲，双方的了解总归是进了一层。周希汉、吴效闵再讲起课来，针对性强多了。周希汉的讲课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三种武装力量开始的：游击队、地方武装、正规兵团。战斗方式也主要有三种：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最后，逐步过渡到以攻坚战为主。周希汉的主导思想十分明确：要让越军了解和掌握打歼灭战的战法。

第13军还抽出一部分连、营干部训练越军的战斗技能，主要内容是班、排、连、营规模的进攻战术训练，单兵技、战术训练，还有抵近爆破、扫雷、设障，以及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摧毁敌工事的战斗方法等。越军对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特别感兴趣，认为适宜在越南战场广泛使用，后来他们果然发展了这一战法，使它成为摧毁敌军机场飞机和一些非永固性目标的常用战法。

高文庆、双豪告诉周希汉，第308师整训后，预定的战斗目标是解放老街。

周希汉叫来作战参谋李挺交代说：“给你一个连，用一个月的时间，让越南同志提供情况，仿造一个老街法军阵地，好让他们针对性训练。”

李挺按照军长指示四处踏勘，终于找到近似地形构筑了土木工事。这工事在当时看来已经是非常坚固的了，但半年多以后他亲自来到老街跳进法军工事一看，才知道法军设置的是混凝土永固工事，实在是比他的仿设阵地坚固出好多倍。

阵地设置完备，解放军训练分队为初到的越军做了破障爆破演示。

假设敌依托山梁构筑了碉堡，阵地前设置了多道铁丝网。攻击分队发起进攻前进行了炮火准备，将堡垒群淹没在浓重的硝烟里。然后爆破手突前，在火力掩护下炸断铁丝网，后续爆破手跟进，撕开第二道铁丝网……最后一个爆破手则把炸药包送到了碉堡的枪眼下面，随着一声巨响，混凝土碎块飞向天空……战斗集群发起冲锋。

一位凝神观看的越军指挥员对站在身边的第13军侦察参谋张秀明说：“这真是打仗的样子。前些时候我们进攻安沛，一共只有一门山炮，三发炮弹，也做炮火准备。三发炮弹打出去了，我们从距敌1000米的地方开始进攻，冲到离开法军500米的地方，法军开火压制我们，我们就不能动了，只好退回来。要是我们也有这样的炮火，也照着你们这个办法打，法国人挡不住我们。”

演示之后，越军也按计划进行了实兵演习。中国军事顾问担任连、排长，越军排级军官当战士向仿设的法军阵地实施攻击。这样的演习增强了越军指挥员在实战中近战歼敌的意识。但是，演习过程中也发生了一次意外的事故。

演习中进行了实弹炮火准备，特意调来了九二式步兵炮做抵近直瞄射击。由于协同不好，一个炮手瞄准出现偏差，一发炮弹落在了越军冲锋的散兵线上，七人同时负伤。

双豪目睹了这个场面，沉痛地搂住李挺说：“我们伤了七个人。我们的干部很宝贵，实在伤不起啊。”

周希汉军长闻讯赶来，到医院看望了负伤的越军干部。

越军第308师炮兵阵地

第13军不仅为前来整训的越军第308师装备了全副美式轻武器，还提供了12门山炮和充足的炮弹，帮助越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山炮营。第13军山炮大队为此专门开赴砚山，从大队长（营长）到连长、排长、瞄准手、驭手，一个对一个地手把手教练，最后还把拉炮的骡马一起交给了越军。这些骡马都是从北方转战千里来到云南边疆的。在交付骡马的那天早上，王砚泉正好从一旁走过，他看到好几位驭手抱着骡马流泪，一边把豆子塞到骡马的嘴里——他们和这些无言战友从此就要分手，再也不会见面了。

事实上，向越军第308师提供的装备之精良超过了解放军。第308师得到了十门五七式无后坐力炮，这是解放战争后期重庆兵工厂的最新产品，还没有使用过就先装备了越军。

一个炎热的上午，田大邦、赵瑞来来到越军第102团驻地。团长武安上前向顾问敬礼，说：“我团刚刚发到五门新式火炮，大家以前见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使用，请顾问为我们示范。”

在闪动着蓝色微光的火炮前，田大邦、赵瑞来暗暗吃惊。他们虽然身经百战，却也都是第一次和这样的无后坐力炮谋面，甚至比越军还晚了一步。田大邦悄声问赵瑞来：“这是什么炮？你会打吗？”

赵瑞来没有慌神，他从武安团长手里接过说明书，很快就看懂了，吩咐下午实弹射击，演练一番。在靶场，赵瑞来示范操作以后请一位越军士兵“立姿射击”，打一发试试。也许是翻译导致细微的差异，越南士兵立正肩炮射击。只听轰的一声，一团火焰从他肩后喷出，炮管的震荡使他猛地踉跄一步，大惊失色。这几位中越官兵一起领教了无后坐力炮的神力。

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在回忆录里写到了越军精锐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和整训的事情：

到中国的部队，除了重新装备武器外，友方还帮助训练攻坚技术，特别是爆破技术，这以前由于没有炸药，我们还没有使用过这一技术。经过3个月的训练，可以实弹射击，战士们进步很快。看到我国部队从干部到战士，听讲时都能迅速笔记，许多中国同志感到惊异，还曾以为我军中的知识分子太多！我们只好努力向友方解释，我们的多数干部是学生出身，而绝大部分战士是农村青年，许多人是参军后才学识字的。

……几个主力团冲锋使用的梭镖现在不用了，这还是第一次。那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缺乏现代化武器设备，没有我们很需要的一些武器，如反坦克枪和高射武器。布鲁诺式轻机枪和马克辛重机枪太笨重，不适合我军小个子。174团几年来在四号公路上作战，缴获许多法国、美国造的轻便现代武器。他们建议保留这些装备。总参谋部指示部属各主力部队都必须换装新武器，才能统一供应弹药。过去几年，战士们只希望手里有一支枪。现在不只有了枪，而且弹药也相当丰裕。我军步兵团的火力与以前比较已大不相同。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加紧配备人员，并在中越边界整训越军的同时，中国方面为即将迁入云南的越南陆军学校成立了顾问分团。原第4野战军第48军第143师师长张兴华由广东韶关调任顾问分团团长，他持中南军区干部部部长杜平的介绍信到北京向韦国清报到。韦国清对他说，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就要在北京接见顾问团干部，你先住下等待，准备接受中央交予的任务。

1950年6月下旬，就在梅嘉生出任顾问团副团长不久之后，他在军政大学第3总队时的搭档，政委邓逸凡也来到了北京。邓逸凡是广东兴宁人，1912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做过文书、秘书等工作，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征战，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逸凡作为第115师的政工干部随军开进敌后，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此后，部队继续东进，邓逸凡担任过华中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邓逸凡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从参加红军之日起，邓逸凡就做政治工作，有着丰富的经验。

此时的邓逸凡并不知道梅嘉生的使命，因为他的工作几乎是和梅嘉生同时调动的。学期临近结束，他就得知自己要调动，而且是去北京，大概就是到总政治部去。刚刚于5月就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是邓逸凡的老首长，在江西苏区他们就在一个军团里，彼此十分熟悉。所以邓逸凡一待学期结束就来到北京，他打算问问罗荣桓，究竟分配自己去做什么工作。

中国军事顾问团首长，左起：梅嘉生、韦国清、邓逸凡

罗荣桓一见邓逸凡非常高兴，说：“你来了，很好！家搬来没有？”

邓逸凡一愣，说：“没有呀，还没有通知我。”

“你怎么还不知道呢？”罗荣桓说道，“已经决定把你调到总政治部来。”

“来总政做什么？”邓逸凡问道。

罗荣桓说：“来了再具体分配嘛。你先回南京去搬家，今天就不谈什么了，你在北京休息一下就回去，一切等来了再说。”

又要和熟悉的老首长一起工作了，邓逸凡很是兴奋，回到打磨场招待所就张罗着订票回南京。谁知道票一时还订不上，他只好等在招待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