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内部分裂：靳云鹏难安其位（1/1）

历史上的西化运动，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以后走向高峰的新文化运动。不过和清末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不同，新文化运动则是自下而上的，率先发起新文化运动的是“五四”前的知识分子，随着五四运动的出现，新文化运动开始逐渐影响上层政局，从而使得“西化”成为主旋律。除了思想界的变革，“西化”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过五四运动这一闹，亲日的皖系政权逐渐走向分裂和没落，直系政权则逐渐崛起，而此前由段祺瑞主导的北洋系也真正走向了分裂。

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的学生同时宣布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随后，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学生相继响应，宣布罢课。到6月北京学生罢课和抗议的声势逐渐增加，并开始涌向街道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6月3日，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逮捕学生170余人，4日，又逮捕800余人，进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5日，上海工人为响应学生罢课，开始大规模罢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全体工人罢工，至此有两万多工人加入罢工。6日开始，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等也相继加入罢工行列，总数有六七万人。罢工的热潮很快波及全国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以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同时成立上海各界联合会，反对开课、开市，从而引起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不同程度的响应。

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北京政府不得不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总统徐世昌甚至因此也递出了辞呈。12日以后，工人才相继复工，学生也逐渐停止罢课。28日是巴黎和会的最后一天，也是全体战胜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一天，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通过此条约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却又增加了诸多对日本人及外国侨民的特权，“弱国无外交”的现状到底不曾有所改善。

在巴黎和会结束之后，北京政府于6月30日将陆徵祥的俭电发布出来，全国上下拒签合约的运动才算结束。可就在一切似乎都烟消云散之际，山东忽然又风云变色。7月1日，日本宪兵在济南纬五路捕去了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本来日渐消停的学生运动再起波澜，千余名济南学生于当日下午到山东省长公署请愿，省长沈铭昌立即派交涉员唐柯三前往日本使馆交涉，结果日本领事不仅不放人，还要求赔偿日商在山东抵制日货期间所遭受的损失，并要中国保证日后不再抵制日货。这样一来，请愿队伍不减反增，唐柯三只好再往日本使馆交涉，直到2日清晨日方才答应将王志谦移送警察厅。就是山东事件传到北京的同一天，参众两院议员在总统府召开重要会议研究陆徵祥的来电，徐树铮主张撤回陆徵祥，改派胡惟德赶赴巴黎补签合约，但徐世昌未予接受。不久，徐世昌发布致全国民众的通电，再三告诫“凡我国人，须知圜海大同，国交至重，不能遗世而独立，要在因时以制宜，各当秉爱国之诚，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张”。

但中日矛盾的一波三折远非北京政府所想的那么简单，靠忍让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7日，济南的日本侨民借口《凡尔赛和约》签订完成，举行了提灯游行庆祝大会，借此捣毁商店，并冲进英美烟草公司，导致日英双方产生摩擦。日方向英美烟草公司道歉并赔偿损失之后，却借口继续调查捣毁济南商店事宜，对济南全城进行戒严，并开始四处侵害中国人。

25日，北京政府不得不宣布济南戒严，并派参战军第二师师长、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并撤换沈铭昌，另委派屈映光署山东省长。马良完全不似他的名字那么驯良，8月3日上午，他先是撕烂了学生们的请愿书，又抓捕了刘文彦等学生代表16人。5日，又杀死了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及会员朱秀林、朱春祥兄弟。济南的枪声再度激起全国性的公愤，请愿示威活动愈演愈烈。

这个时候，南北和谈仍然没有完全被遗忘，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但是因为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业已辞职，派谁作为和谈代表就成为首要问题，徐世昌希望能够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却遭到安福系的反对。安福系推举皖系政要王揖唐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徐世昌开始并不同意，但安福系不断施压，并且表示如果不派王揖唐去，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宣布取消由非法国会所选出的非法总统。徐世昌只好于12日同意王揖唐出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保留，此事立刻遭到西南“非常国会”的反对，表示王揖唐“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坚决不与他一起坐到谈判桌上。

就在南北和谈因为北方议和总代表人选问题陷入僵局之际，谈判所在地上海也发生了一件震动中国政坛的大事。1919年8月13日，浙江督军杨善德因病去世，14日，北京政府调原上海督军卢永祥署理浙江督军，江苏督军李纯趁机提出收回淞沪军区的要求，属于直系的长江三督联合保举第六师师长齐燮元继任淞沪护军使。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在当时是重要的远东金融中心，皖系自然不甘心将如此重要的城市拱手交给直系。于是，卢永祥急电北京政府，密保第四师（杨善德的部队）第八旅旅长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此时的卢永祥已经督军浙江，却仍然兼原有的第十师师长，同时将杨善德留下的第四师扩充为一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更把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保升为淞沪护军使，兼任混成旅旅长，另保举第四师第七旅旅长陈乐山为第四师师长。卢永祥的嫡系第十师则分别进驻杭州和上海。皖系的这些做法自然招致直系的不满，上海的局势倏地变得复杂。

让徐世昌头昏脑涨的事情还没有完，8月23日，直隶、山东和北京的代表们联合大请愿，到总统府门前集会，要求北京政府撤换并严惩马良，僵持至入夜后北京政府只好出动警察拘捕去请愿的代表38人。26日，北京、天津的代表们第二次到北京请愿，当晚则露宿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也加入请愿的行列，使请愿人数增加到1000余人，并共同露宿在新华门外。28日大雨，请愿的人却并未散去，还抽出400余人作为代表向国务院请愿。随后，全国各地的请愿代表陆续抵达北京，集中在新华门外，将总统府重重包围，以致新华门、西苑门、福华门和集灵囿的总统官邸都纷纷关闭。当日下午，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将请愿代表30余人以两人夹一人的方法带到天安门集中，警察总监吴炳湘出面劝告他们离开，被代表们当场拒绝。晚间，北京政府再次动用大批军警，抓捕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并将其余代表及学生带出天安门遣散。30日，北京政府又不得不在外界舆论压力下释放马骏。

钱能训在辞去总理职位后，代理总理的是原财政次长龚心湛，因为任命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事情，这段时间吴佩孚接连致电龚心湛，龚心湛感到内外交困、时局难以掌控，只好辞去代总理的职务。举国上下反对王揖唐出任北方议和代表的声音越来越高，尤以吴佩孚的反对声最高，但是王揖唐本人却是政坛有名的厚脸皮，加上他既是安福系的魁首，又是徐世昌的学生，可以说在当时的北京政府左右逢源。临行之前，他前往总统府请示南下方针，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只说了一个“让”字。于是，王揖唐就大肆鼓吹自己南下是要“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后致电唐绍仪，又前往奉天拜访张作霖，前往保定拜访曹锟。在此期间，吴佩孚、谭浩明、谭延闿、莫荣新等南北军人联合通电反对王揖唐南下，但王揖唐完全不予理会。

王揖唐要南下上海，却迟迟没有动身，原因在于上海问题还没有解决。卢永祥既然要去浙江督军，却还攥着上海不愿放手，这无疑让直系非常不满，于是直系借口淞沪护军使不能由资历浅的旅长继任，要求北京政府重新考虑淞沪护军使的人选。但卢永祥决意不让出上海，他向北京政府表示，如果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就不到浙江督军，而回任淞沪护军使，这无疑是在向直系示威。北京政府为了缓和直、皖之争，只好将淞沪护军使改为淞沪镇守使，依旧让何丰林出任。这样一来，虽然是何丰林控制上海，何丰林却要受江苏督军李纯的节制，因此李纯和卢永祥都反对这个任命。此后，浙江的第四师、第十师全体官兵致电北京，呼吁收回裁撤淞沪护军使的命令，仍命何丰林出任淞沪护军使。李纯平素以和平者自命，于是这场纷争以直系的让步而平息，但直皖之间的裂痕已经变成了裂缝。

上海争端告一段落之后，王揖唐才于18日抵达上海，随行有卫队长宣禺阶和长卢缉私统领季雨农所率的国会卫队40人，当日在龙华车站下车后即下榻哈同花园的爱俪园。但其时更为紧要的事情是，代总理龚心湛离职之后，迫切需要继任者，而此时呼声最高的则是陆军总长靳云鹏。靳云鹏是段祺瑞麾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还和直系的曹锟是换过帖子的把兄弟，在各方对内阁总理人选意见不一之际，他倒算是各方都勉强能认可的选择。

靳云鹏原本是皖系的元老之一，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就跟在段祺瑞身边，此后历经宦海浮沉、南征北战，始终不离段祺瑞左右，素以段祺瑞嫡系自居。但是徐树铮到来之后，靳云鹏的地位就被取代，加上靳云鹏一直在外围练兵，徐树铮和曾毓隽逐渐成为段祺瑞身边最为亲近的幕僚。但是等到段祺瑞与冯国璋发生新的“府院之争”时，徐树铮与靳云鹏的位置却发生了变化，徐树铮到奉天联络张作霖，靳云鹏则在北京落实安福俱乐部，靳云鹏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树立了自己在皖系中的威望。等到段祺瑞再度组阁，徐树铮回到北京，便急不可耐地从靳云鹏手中夺回皖系二把手的位置，二人也就此交恶，因此靳云鹏要组阁，徐树铮是头一个不愿意的。但形势比人强，徐树铮如今在西北，鞭长莫及。

除了徐世昌和段祺瑞，直系与奉系也因为私下匪浅的交情对这位走马上任的皖系大佬颇有好感。1919年9月19日，曹锟就发来效电，恭贺靳云鹏组阁。20日，北京政府正式准许龚心湛辞职，同时任命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理国务总理，李思浩兼代财政总长。22日，直系军阀曹锟又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名致电靳云鹏，祝贺其组阁，算是给足了靳云鹏面子。

同时，曹锟和张作霖这封联名贺电还代表着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那就是反皖的“七省联盟”正式形成。这个反皖联盟其实主要针对的是跋扈的徐树铮，徐世昌当初借外蒙古独立将徐树铮调往西北，本意是要抽去段祺瑞的主心骨，同时削弱皖系的力量，哪里知道徐树铮把西北经营得有声有色，俨然做起了“西北王”。曹锟和张作霖随即联合长江三督，以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和东北三省组成了“七省联盟”，他们提出“清君侧”，就是要段祺瑞远离徐树铮。

“七省联盟”聚集了直系与奉系这样的实力派，让段祺瑞头痛不已，恰在此时，北京城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大有来头的人物，那就是直系的精神领袖冯国璋。

自卸任总统之后，冯国璋就回到原籍河间休养，可就在此时，他在逊清时收编的禁卫军忽然被断了粮饷，他于是在1918年夏天抵达天津，准备回到北京去为禁卫军争讨粮饷。徐树铮枪杀陆建章后，徐世昌电邀冯国璋北上调停直皖之争，忐忑难安的冯国璋怕徐树铮也对自己下毒手，踌躇不敢进京。到1919年，禁卫军的粮饷已经停了一年，而徐树铮正在西北戍边，他才大着胆子于9月23日进京。

25日，靳云鹏正式就职代理国务总理，第一道人事任命就是聘张志潭协助处理内阁事务，张志潭本来是徐树铮的学生，但因为徐树铮专权，亦跟徐树铮交恶。就在靳云鹏继任代理总理不久，吴佩孚亦专门发来贺电，让靳云鹏在政府中的威望更上一层楼。

26日，段祺瑞专门设宴款待冯国璋，席间冯国璋虽也劝段祺瑞不要偏信徐树铮一人之言，但远不似“七省联盟”那般激烈，而彼时冯国璋业已不在总统位置上，故与段祺瑞交谈甚为投机，安福系借此机会暂时缓解了“七省联盟”的步步紧逼。另外，为笼络冯国璋，徐世昌下令恢复禁卫军的粮饷，冯国璋见目的已经达到，也就高唱节饷裁兵，但其实并无什么实际作用。

在代理总理位置上的靳云鹏，日子也不太好过，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南北和谈则陷入僵局。

在上海，因为得不到西南系“非常国会”的认可，王揖唐甚至还没有见到西南系军人的面。

1919年10月18日，王揖唐派王克敏、李国珍备好正式函件，要求与唐绍仪当面接洽，但北洋元老唐绍仪丝毫没有给他面子，撂下一句“和谈尚未恢复，无事可商，所请会面一节，未便接纳”，闭门拒客。这样一来，王揖唐的处境就变得很尴尬，甚至有人推测此间发生的哈同花园爆炸案也是王揖唐自己布置的，为的就是借此找个台阶下。万般无奈的王揖唐自19日起也闭门拒客。

自钱能训辞去国务总理之后，因为徐世昌和段祺瑞在正式总理的人选上总是产生分歧，所以此后的总理都是代理的。如今靳云鹏一当上总理，就得到安福系和“七省联盟”的支持，徐世昌自然非常满意，于是正式咨请安福国会，提名靳云鹏为国务总理。段祺瑞不愿反对自己的老友，安福系自然也不反对，只是提出以李思浩出任财政总长、姚震出任司法总长、朱深出任交通总长、曾毓隽出任国务院秘书长作为交换条件，靳云鹏表示认可。

于是，众议院在10月31日通过了靳云鹏正式组阁案，参议院亦在11月4日予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