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闻趣事（1/1）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军元帅艾伦赛曾经宣称：德国的将军们必将遇到困难，因为他们之中没有哪一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过上尉以上的军衔。一旦大战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法国仍将战无不胜。
艾伦赛单以军衔来衡量战争指导能力的高下，显然是形而上学的。军衔固然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一个指挥员的资历和战争的指挥能力，但有些时候二者并不能画等号。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不过是一个小班长的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仅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将法国打得措手不及。战争的历史证明，较少战争经验的后起之辈，往往更容易接受新的战争法则，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法军将领刚好在这方面处于下风，有可能画地为牢，盲目恪守“一战”的经验，依赖单纯的阵地防御，用5年的苦心经营，并且耗费巨资，在阿尔卑斯山—色当一线构筑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进行专守防御。德国法西斯把空军、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性、快速性紧密结合，实行大规模的迂回战，从法军毫无戒备的阿登山区突破，向法国境内长驱直入，马其诺防线完全成了一个没用的摆设。
1940年6月14日，德国攻占巴黎。仅仅几个星期，法国便被德国法西斯占领。现实无情地嘲弄了艾伦赛所引以为荣的辉煌肩章！堂堂元帅艾伦赛羞得无地自容，但这一切都已于事无补了。
很多历史事件都是受个人的极大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名鼎鼎的影星格丽达·嘉宝利用她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使德国希特勒企图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的阴谋落空，进而对战况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1939年，希特勒就下令研制原子弹，并用威胁和恐吓等手段到处搜罗能制造出巨大杀伤力武器的科学家，著名的丹麦原子科学家内伊尔斯·博赫尔成为他们首先瞄准的对象。北欧反法西斯地下组织获悉此情报后，立即转告嘉宝见机行事。
不久，在一次演员与观众的见面会上，嘉宝向博赫尔教授指出法西斯的本来面目，希望他“能够以人类的和平和正义为己任，绝不向灭绝人性的纳粹泄露原子弹的任何秘密”并表示已经帮助他制定了具体的出逃方案，逃离希特勒的魔掌。当年冬天，博赫尔在嘉宝的精心安排下，乘坐英国皇家空军的一架蚊式战斗机，从哥本哈根逃到了英国，从而摆脱了法西斯的搜寻。
后来，这位著名的原子科学家在制造原子弹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博赫尔的出逃，使“二战”期间的人们幸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有谁想过在“二战”中备受德国欺凌的英国曾经密谋劫持希特勒？不久前，美国学者在伦敦档案局查阅资料时发现，英国皇家空军曾计划劫持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战争。刺杀战争罪魁祸首希特勒的计划也一再被很多机构和人员制定出来。其中，英国情报部门最先决定解决希特勒。根据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门掌握的情况，希特勒外出常乘坐“神鹰—4”引擎飞机。皇家空军道格拉斯上将和哈里斯少将进行了一番秘密策划，决定利用内线，等到希特勒座机在莱姆奔机场着陆时对其进行袭击，整个计划是：在劫持希特勒到达该机场时，由一名“可靠”的司机和两名通讯兵驾驶一辆“福特V8”旅行车和两辆摩托车去接受“猎物”，然后，由其他人将希特勒迅速转移。计划显得十分完善，所以从1941年3月起该机场就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但令英国皇家空军失望的是，在以后的两三个月内，希特勒的座机一直没有出现。至于为什么没有出现，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在《冬季战争》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苏军在荒野上长途行军，又饿又累，当他们缴获了芬军的野战厨房，竟然发现炉子上正煮着热腾腾的香肠汤时，便忘记了打仗与危险，只顾吃了起来。许多人嘴里含着香肠，还没有来得及下咽，就被击毙了。芬兰人引以为豪，戏称这种奇怪的作战方式为“香肠战”。苏军士兵为什么会在“香肠战”中倒下呢？
芬兰的温度常常低于零下40℃，在这种寒冷的天气下，就连坦克和卡车都要每隔一二个小时发动一次才能使用。而在这种条件下，硬面包和水是不能补充体力的，部队要想生存和有战斗力，必须要有营养丰富的食物。严寒虽然可以帮助伤员止血，但也可以把伤员活活冻死。这样的条件对于日常的生活都是个挑战，更别说作战了。相比之下，芬军因在本土作战，可以就地取食：着装注重保暖，外着伪装服；住的是地下掩蔽部和温暖的帐篷，伤员也得到了较好的安排。
芬兰人擅长滑雪。当苏军精锐兵团的大批坦克成几千米的纵队，爬行在厚厚的积雪中时，上百支芬兰游击分队却携带轻武器滑雪打击苏军。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不是公路上的重装备，而是那些保证苏军生存的野炊厨房，载运补给品的卡车和用来构筑栖身之所的器材等，重点破坏苏军的野战生存能力，从而使其饥不得食，伤不得医，寝不得安。
为了达到其预定的战争目的，苏军集中了强大的突击兵团，准备速战速决。但在芬兰军民的顽强抗击下，苏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随着军队的深入、气温的下降，苏军没预料到的严寒的地狱出现了，于是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场面。所以，战争不光靠武器和金钱，更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
1941年，黄沙飞舞，寒风肆虐，大地一片迷蒙。利比亚沙漠上却坦克隆隆，枪声四起，硝烟弥漫，英国第8军军长蒙哥马利与德国“沙漠之狐”隆美尔的非洲军，正在展开一场规模庞大的坦克大战。由于战场态势犬牙交错，瞬息万变，英军与德军相互盘旋追逐，战线极不稳定，情况游移不定，造成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复杂局面，因而发生了多起浑水摸鱼的“国际玩笑”。
英军某补给站的保管员，一觉醒来，还没从梦中完全清醒过来，他迷糊着双眼刚想向正在加油的战友们致以敬礼，定睛一看，竟使他大吃一惊，面前的情景真能把人吓晕过去。他万万没料到这些忙着加油的装甲车全是德军的。他安安神，悄然返回帐篷，抓起电话机发出紧急救援信号，召唤自己的部队赶到，出其不意地将这股德军干掉了。
另外一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深夜，一名正在交通岗值勤的英国宪兵，忙着指挥一队队车辆南来北往。突然之间，他猛然发现自己指挥的是滚滚开进的德军装甲车，看阵势，德军并没发现他是英国宪兵，这个英国宪兵不露声色，悄无声息地上演了一出无间道，继续坦然地履行职守，德军装甲车队也乖乖听从指挥。其中有几十辆德军坦克在他的指挥之下，转弯向完全错误的方向开去，成了英军的美食。
还有一个英军前线救护所，无意中陷入敌掌，敌人强迫他们救护德军伤兵。半夜里，一位迷路的英国炮兵军官，稀里糊涂地闯进救护所打听情况。当时正在敌人的监视下做手术的军医，巧妙地向这位炮兵军官低声耳语，“这里危险，赶快离开”。炮兵军官不明情况地撒腿就跑，安全地脱离了虎口。
二战中的丘吉尔一边推行他的非洲计划，一边顽固拒绝按预定时间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同时，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他又坚定发展了他自己的“巴尔干”和“地中海”的战略主张。
据戴高乐所说，在地中海，“英国既想捍卫在埃及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如在塞浦路斯、马耳他、直布罗陀已夺占的阵地，又打算在利比亚、叙利亚、希腊、南斯拉夫夺占新的阵地。正因为如此，英国才极力把英美联合进攻的矛头指向该战场的翼侧”。
丘吉尔视察莱茵区。
丘吉尔并不是从军事的层面去考虑问题的，而是更多地基于政治的考虑，他坚决主张开辟第二战场的“巴尔干方案”，就是如此。他力图挡住苏军通向巴尔干的道路，制止当地的民主运动，巩固英国在地中海的阵地，保住它对远东的控制。
罗斯福对自己的儿子埃利奥特说过：“首相一有机会就提出经过巴尔干实施进攻的主张，这使所有与会者都十分清楚他的意图何在，他是想在中欧打进一个楔子，以便阻止红军进入奥地利、罗马尼亚，如有可能，还阻止苏军进入匈牙利。”
事实上，丘吉尔本人也并不掩饰，他打算在巴尔干打进一个“把欧洲和苏俄隔开的盟军楔子”。美国记者拉尔夫·英格索尔曾形象地说：“巴尔干就像一块磁铁，无论罗盘怎样抖动，英国战略的指针始终指向它。”
提出“巴尔干战略”还因为：英国想利用在次要方向作战的时机来积蓄力量，以便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向德国进攻。
为了实施他的“巴尔干战略”，丘吉尔和支持他的华盛顿的政治家们，提出了一项建立巴尔干—多瑙河联邦，即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诸国反苏集团的计划。该联邦应以保加利亚科堡王朝为首。其成员有：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阿尔巴尼亚。联邦对外应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实体，而实际上则受英国领导。1942年1月，希腊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签订的政治联盟条约便是建立该联邦的一个步骤。当时在伦敦还签署了关于建立另一反苏集团，即中欧联盟的波—捷协议。
丘吉尔一直想在苏联周围建立一个新的“防疫线”，这种想法也是伦敦政治家的共有观念。但事态的发展使这个想法一直无法实现，但是他们并不罢手，一个一个这样的计划依然次第出现。
1942年11月19日，斯大林格勒会战吹响了其第二阶段的号角，苏军英勇作战，战无不胜，强大的攻势撼天动地，在德意军的防御体系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德军多尔麦辛集团军的野战工事像一座座垃圾堆，幸存的官兵龟缩在防炮洞里祈祷上帝保佑自己完完整整地回到父母妻子身边。
苏军各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利用炮兵火力效果，协同步兵迅速突破了德意军的战术纵深。守敌招架不住了，开始全线溃退，苏军西南方面军由攻坚战转入势如破竹的追击战。
在追击过程中，苏军坦克第24、第25两军进展最为顺利，特别是坦克第24军一马当先，奋勇追击意军，从意军的后方插入，并且在行进中一举攻占了塔清斯卡亚城和火车站。这支浪漫军旅以惊人的速度飞驰而来，就连德军指挥部待命的飞机都没来得及转场，就被无情地俘获了。坦克兵们用钢铁征服了敌人，在胜利面前，谁也关不住激动的闸门，兴奋的洪流淹没了应有的警惕，就在他们围绕着缴获的350架飞机谈笑风生、手舞足蹈、欢呼雀跃之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时危险正在袭来。
其实，敌人的侦察兵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发现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苏军坦克第24军是“孤军奋战”，远离主力，孤军深入，便速将配置在塔清斯卡亚地域的预备队机动过来，团团合围了坦克第24军。德军全方位的冲击波使苏军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小错误”，事已至此，无论如何也要单枪匹马地打下去了。于是，一场装甲对装甲的拼杀战激烈地展开了，这是铁与铁的较量。部队打得十分顽强壮烈，许多场景催人泪下，经过五昼夜浴血奋战，苏军终于在生与死的夹缝中突出了德军的合围。
有人会说：“鸟粪影响战局，这也扯太远了吧？”但是，这世界就是这么奇妙，所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鸟粪就曾一举成为稀缺物品，变身重要战略物资，结结实实地当了一回明星，也从一定程度影响了战局。
那卢岛地处太平洋，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岛，它既不是海上重要通道，又不是军事基地，它既无丰富的矿产资源，也没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可以说丝毫没有军事价值。所以这里既听不到枪炮声和飞机的嘶鸣，又看不到军舰的频驰，因此，门可罗雀的名声非它莫属了。美日军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在其他海域打得翻江倒海，大洋中的鸟类家族为了逃难，纷至那卢岛栖身，这里成了鸟类“难民”收容所。特别是岛上的老“居民”，谁也说不清有多少代，它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吃喝拉撒，积累了层次很厚的鸟粪，成为鸟粪著名产地之一。
日本人发现了岛上的鸟粪。这对肥料资源缺乏的日本来说，如获至宝，便决定把岛上的鸟粪作为战时农业肥料的主要来源，夜以继日地运往日本。开始岛上的鸟类对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不安，但看出他们竟然只是收集自己的粪便，也就不再担心，化惊为喜了。不久美国著名的粮食专家罗伯特·施特劳斯根据获得的情报，分析了日本此举的意义。
为了切断日本的部分农肥供应，影响其农业生产，施特劳斯献出金点子，他建议破坏那卢岛上的鸟粪资源。后来美国空军认真研究了施特劳斯的建议，认为这个建议富有远见，战略眼光独到，并且决定予以采纳。1942年，美空军对那卢岛实施了破坏性轰炸。美国这一招没白用，果然使日本翌年的粮食生产大大下降，造成给养供应发生恐慌，削弱了日本的军事潜力。而鸟粪可以影响一场战局，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战中，有过一只英雄信鸽，它的故事广为流传。1943年11月18日，英国第56皇家步兵旅为了迅速突破德军的防线，请求盟军空军火力予以支援。正当盟军飞机要起飞时，英国的一只雅号“格久”的信鸽送来一份万分火急的信件：“德军防线已被第56皇家步兵旅攻占，请求撤销轰炸。”从信中获悉，“格久”在10分钟内飞行了30多千米。由于“格久”拯救了1000多人的宝贵生命，英国伦敦市长特授予它掺金勋章——这是战争史上授予信鸽的最大荣誉，而它为英国人民所作出的贡献也将永远被铭记。
诺曼底登陆作战中，在盟军主要攻击方向上的田野里，纵横交错着许多灌木树篱，这些树篱与地埂形成了天然屏障，即使是美国的现代化装备也无法克服这些障碍，因此给盟军的突破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步兵和坦克只好缓缓前进，致使战斗历时1个月零20天尚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这个艰苦的时刻，有位士兵提出了一条既简单又十分巧妙的建议：在坦克前面安上两把坚硬的钢刀，凭借坦克的强大推动力，可切断树篱，铲平地埂。有“大兵将军”之称的集团军司令官布莱德雷纳谏如流，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就这样，依靠这种极为简单的装置，美军顺利地克服了障碍物，一举突破了德军防线，迅速向南推进，进而获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所以说，有时一个好的创意就能左右战争的局势。
战争中，误伤难免发生，在二战中最严重的误伤发生在60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中午，当时英国一队战斗轰炸机采取突袭行动，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把两艘扫雷舰击沉于法国近海，舰上海军官兵117人遇难。其实，这些战斗轰炸机是自摆乌龙。铸成这种大错的根源是通讯出了毛病，从而导致英国海军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惨重的误伤损失。
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在对公共档案局公布的、迄今一直保密的大量文件作了分析之后，公布了这场灾难的详细情况。1944年8月27日早晨，设在诺曼底的盟军地面雷达操作员发现在离德国占领的法国海岸仅几千米的海面上有一支小舰队。这些舰只实际上是英国军舰，它们正在排除德国布设的水雷。可是由于电讯信号出了错，这些扫雷舰未能把它们的位置通报给法国地区的海军总部。最终，这样的错误导致117名士兵葬身海洋。
其实从1944年8月中旬起，有两支英国扫雷舰队在法国昂蒂费角近海地区进行扫雷作业。克利克中校率领的第1扫雷舰队在进行了12天作业后，于8月25日离开该海域前往他处，而属于英国诺曼底远征军管辖并承担着法国北部沿海扫雷任务的第2扫雷舰队，也于8月26日离开昂蒂费角前往另一个海域。
同时，有关舰队离开这个海域前往别处扫雷的计划已向上级报告。不幸的是，这天晚上，代理舰队指挥官维纳布尔斯决定临时改变计划，返回昂蒂费角原扫雷海域。改变计划的决定也已通过电报及时报告了海军总部。可不幸的是，千不该，万不该，由于信号发生错误，地区海军总部没有收到此项报告。当盟军地面雷达站发现它们时，它们距海岸仅仅几千米。操作员认为离海岸这么近，肯定是德国舰只。于是雷达站与英国地区海军总部参谋人员联络，后者也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他们一直以为英国的扫雷舰队已于8月25日和26日先后离开了这个海域。于是这个“敌情”被报告给地区司令部司令官。
他们经过确认仍然认为这里没有盟军的军舰，于是这位海军少将下令派出侦察机侦察，并命令准备实施空袭。可是被派出的波兰飞行员报告说，这支舰队看上去像友军舰队时，司令部又试图与扫雷舰队指挥官联系，但是又一次因为线路故障，未能成功。这一切似乎是上天注定，在这种情况下，地区司令部下令实施空袭。战斗轰炸机263中队和266中队分别于13时零5分和零6分起飞。率机队执行任务的是王牌飞行员鲍德温，他飞临作战地区上空后立即产生了怀疑，他4次对空袭命令提出质疑，但毫无结果。当年的中队长拉特回忆说：“他们要我们进攻。”鲍德温认为从队形上看，这些舰只不是德国的。在空袭过程中，船员们认出是英国的飞机，并发射了识别用的信号弹，可是为时已晚，火箭准确命中，击沉了“轻骑兵”号“布里托马特”号，并炸毁了“斯特恩”号三艘扫雷舰。后来官方采取了严格的保密规定，幸存者们被告知不得谈论这个事件，并且决定，这个档案只能在100年后才能示人，只是由于政府加快了开放政策的步伐，这些文件才得以提前解密。而因为这个灾难，3名海军军官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两名当庭无罪释放，另一名军官则受到了行政惩处。这也说明了在战场中，通讯和协调的重要性。
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残忍妇孺皆知，本文将要揭露的是日军在二战中最机密的档案，也是自古以来人类战争史上最丑恶的秘密。在二战中日军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在与美国人的太平洋之战中不仅动用了飞机、战舰、坦克、大炮等武器，还使用了世上最无耻的武器——“性病武器”又称“性病战术”。
“性病战术”由日本医学博士金马提出并发明。1942年初，正值太平洋战争酝酿之际，富有远见的金马博士预测到，日军不敌美军，美国人早晚会夺回太平洋各岛。细心的金马博士还发现，由于气候环境的原因，太平洋岛上的土著民们多衣不遮体，女人们更有裸露上体、大腿者，她们热情奔放、性感妖娆；由于文明程度不高，土著民们对于男女关系的态度也表现得很随便。金马博士还料到美军士兵登陆各岛后会因身处异地、远离妻儿而倍感无聊、苦闷，这时如果遇到岛上美丽火辣的土著女人，一定会欲火焚身、放浪形骸，于是金马博士心生一计，向日军参谋部献计献策：在日本占领的、美军必然攻之的岛屿上散布梅毒，让岛上的土著女人们染上性病，而美兵一旦与她们发生关系便会染上性病，这样可以极大地削弱美军的战斗力，保存日军实力。
但是，当时的日军气焰很高，他们不仅轻视美军的实力，甚至还扬言要进攻美国本土，所以日军参谋部根本没有把金马博士的提议当回事，认为金马多虑了，仅仅勉励了他一番便打发了。不过，金马并没因此灰心，继续在实验室里研究“性病战术”，等待机会。很快，太平洋战争便爆发了，日军的节节败退让日军当局想起了金马博士的提议。
1943年12月5日，日本参谋部邀请金马博士请他详细介绍有关“性病武器”的制造方法和实施方案，打算在日军撤离太平洋诸岛时，对岛上年轻土著女孩实施“性病注射”。
这一举动严重违反了人性道德，令人发指。
1944年6月，太平洋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6月12日，即美军进攻马来西亚群岛的第二天，金马博士在日军当局的催促下率领由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性病武器”小组，乘坐海军潜艇前往关岛实施秘密计划。因为实施“性病武器”需要培养相关病菌，耗时颇多，加之这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才着手的方案，未能及时推广实施，所以没能挽回日军的战败局面。但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犯下的泯灭人性的罪行难逃后人指责。
自古兵法中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可见在战争中后勤的保障对战争胜败影响之重大。在“二战”中，美国就曾经建立了一个高效的运输队伍。1944年8月25日，美军为保障“诺曼底登陆”计划中盟国军队对德军的进攻，组织了一个名叫“红球特别快车”的运输部队，用以保障战争物资。这次行动共遣送物资41万多吨，日运量最高达12340吨。运输队最初有118个运输汽车连，约5400辆汽车，运输高峰段增至132个汽车连，约6000辆汽车。
为避免发生交通堵塞，延误运输计划，“红球”行动占用的道路严禁其他部队和民用车辆使用，并规定：车队一律单向行驶，掉队车辆只能紧跟其后，不得超车插入，待返回时方可归队；发生故障需要检修的车辆必须停靠路旁进行维修，让出行驶路面，所运货物由备用汽车代运；车队如若需要休息，车辆务必停在休息点，以确保道路畅通。每个运输队由数十个汽车连组成，车与车之间的距离保持在50米左右，时速达40千米/小时。实行司机轮流驾驶、人歇车不停的方式昼夜奔驰，一天可疾驰20小时。斯大林及苏联军方曾一致肯定：“红球”行动在供应方面取得的成就，应作为最伟大的人类行为载入“二战”史。事实上，“红球特别快车”行动作为战争史上的成功案例也为此后的军事专家们津津乐道。
神风特别攻击队，又称神风突击队，由日本海军中将大西泷治郎首倡。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在中途岛战败，整个战局对日本极为不利，为了抵御美国空军强大的优势，挽救其战败的局面，有人第一次提出建“自杀飞行团”的构想。参加这一行动的飞行员，唯一也是最后的任务是驾驶装满炸药的飞机，冲向敌军的太平洋舰队，与它们同归于尽。疯狂的日本企图以此极端的方式获得战争的胜利。
1944年夏天，为了阻止盟军部队向欧洲挺进，纳粹德国用尽了各种计策。与此同时，他们的日本盟友也在竭尽全力地抵挡来自美军的攻势。日军在对美战争中处于下风，在菲律宾海战中，日本人损失了3艘航空母舰、300架飞机及数百名飞行人员。当年的6月19日，日本皇家海军冈村舰长第一次正式提出采取大规模的自杀式飞机行动。
当时，日本海军大将福留正在房总半岛空军基地视察。冈村在向福留汇报工作时说：“我坚信，采取用我们的飞机同敌舰相撞的方式，是目前情况下扭转战局的唯一办法。”冈村还表示：“请给我300架飞机，我一定能扭转战局！”当时福留并没有立刻回应，但返回东京后，他立即向日本海军副总参谋长伊东转达了冈村的建议，同时提醒说，他已经和日本空军达成了一致。尽管伊东当时认为做出这一决定的时机尚未成熟，但他还是如实向上级汇报了这一建议。而几乎与此同时，在菲律宾海域同美国人作战遭重创的另一艘航空母舰舰长射屋也向其上级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射屋表示：“用传统的方式已不可能再击沉敌军的航空母舰。我请求紧急建立特别突击队，采取直接相撞的办法。我要求担任这一部队的指挥官。”同年7月底，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辞职，于是日本皇军总参谋部开始策划这一海上作战计划，并命名该计划为“胜利”行动，初定于10月18日开始实施。日本新任驻菲律宾海空部队司令尾西在计划开始实施的前一天抵达马尼拉。井口舰长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就是他亲自给那些即将实施自杀行动的飞行员起了“神风突击队员”的名字。
神风突击队队员
据历史记载，1274年10月20日，元朝和日本之间发生的“文永之役”已经进行到白热化阶段，元军分两路在日本的博多湾登陆，打得日军溃不成军。但很不幸，一场台风突然来袭，不可一世的元朝大军被这场大风完全吞没……日本人认为这场台风是上天在挽救日本，于是乎顶礼膜拜谓之“神风”。这便是“二战”时日军中“神风突击队”名字的由来。
自1944年10月起，日本海军先后组建了8个“神风突击队”，“神风”飞机多由轻型轰炸机或战斗机改装，设备简陋，但装有大量炸药。1944年10月，“神风突击队”在菲律宾莱特湾海战中首次出击，击沉、击伤多艘美军舰只，使美国海军大为震惊。1945年4月，“神风突击队”在冲绳战役中更是频繁出击。在莱特湾海战和冲绳战役中，“神风”飞机共出击2550次，其中475次命中目标，击沉美军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舰只43艘，击伤各型舰艇约370艘。
但是，日本企图扭转战局的行动最终是徒劳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战争永远偏向正义的一方。
胶姆糖，又称香口胶、口香糖，是由胶基、糖、香精等制成，其中胶基占胶姆糖的20%～30%。众所周知，口香糖用于咀嚼并清洁口腔，殊不知胶姆糖还能用于军事领域。
事实上，在“二战”期间胶姆糖曾一度成为美军军用食品。因为美国政府认为，胶姆糖除了具有糖果的各种特征外，还有其他特殊作用。例如，在监视敌方时咀嚼胶姆糖，可以防止打瞌睡；飞行员在飞行中咀嚼胶姆糖，可以防止耳鸣；甚至在军舰被击沉、必须靠橡皮舟、漂流海上、几天吃不上东西的情况下，胶姆糖也可以用来维持生命。1944年，由于二战的紧张局势，胶姆糖在美国全部被用作军用品，以至于在市场上完全没有了踪影。如此微小的糖果竟能在军事领域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实在令人称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凡是被派往海外的官兵不得将所在部队地址和行军位置泄露出去。但是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美军中许多人别出心裁，创造出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暗语。例如，有人写信问妻子某张唱片的背面是什么歌曲，妻子收到信后，查看唱片发现背面的歌曲是《四月的巴黎》，于是便知道丈夫去了法国。有人写家书时故意在收信人的名字中间多写一个字母G，在第二封信上多写一个U，第三封信多写一个A，第四封信多写一个M，等家人把这4封信都收齐了，将4个字母凑一块：“GUAM”，便知道他正在关岛服役。更有意思的是，有人和家人约定，各自拿同一版本的世界地图，写信时把信纸与地图重合在一起，对应地图上自己所在的地方，在信纸上扎上针眼，等家人收到信后，拿出同样版本的地图一比照，便从针眼中得知对方的位置。身处异乡的美国兵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传达对家人的思念，令人不胜嘘唏。
出于保密原因，美军早在“二战”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军事行动代号了。当时，美陆军部作战计划处的参谋们选出1万个通用名词和形容词，组成了一个行动代号表，供命名时挑选。其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将诺曼底登陆定名为“霸王行动”，以此充分展现美军开辟第二战场的重大意义。
其他各国也都有自己的战役代号，比如“关特演”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进攻苏联的战役计划代号，意思是“关东军特别演习”。1941年7月由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共同制定了这个计划，目的是配合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而在远东地区开辟对苏的“第二战场”。具体内容是以中国东北为基地，以航空兵突然袭击的方法，消灭在远东的苏联空军并夺取其制空权，同时地面部队分两路向苏联进攻。
1943年1月10日～2月2日，在苏联卫国战争中，苏联顿河方面军将歼灭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德军的战役命名为“指环”。在这个计划中规定首先消灭合围圈内西部之敌，然后歼灭合围圈内南部之敌，最后再由西往东从中间实施横向突击，将经过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后的残余敌军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此次战役由于准备周密，指导正确，最终得以如期实现。
在“二战”后期，意大利迫于压力，退出战争，法西斯德国为了解除意大利军队的武器威胁，将“康斯坦丁”设为占领意大利本土及意大利在巴尔干所占领土而进行的战役代号。1943年9月8日，英美联合统帅部决定与意大利巴多利奥政府签订停战协定，于是德国开始实施这个计划。纳粹德国派出大批军队进驻意大利，并控制了意大利的大陆部分和意大利所占领的巴尔干地区的领土，并迫使占领区内的意大利陆军以及空军解除武装。但德军未能挟持意大利的海军主力，于是意大利海军主力舰队在驶离基地港口、逃离德军控制后，直接向驻守在马耳他岛和亚历山大港的英美联军投降。意大利海军的这一突然行动，使德军的计划没能完全得逞。
听说过动物冬眠的你，听说过“冬眠”的飞机吗？一架由美国生产的洛克希德P-38闪电式歼击机在格陵兰86米深的冰原下整整沉睡了50年。当被工程队耗时12年，花费200万美元“捞”出时，飞机的主要部分仍完好无损，武器、弹药也未锈蚀，经过整修可望重上蓝天。
这架在格陵兰冰原冬眠了半个世纪的飞机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942年，在代号为“包列罗舞”的行动中，美国空军准备分批向英国转移几个战斗机中队。由保罗·蒂贝茨领导的第一支飞行队顺利到达英国，但第二支飞行队却永远没有到达目的地。1942年7月15日凌晨，由两架号称“空中堡垒”的B-17飞机和6架P-38飞机从格陵兰的一个秘密基地起飞，飞往雷克雅未克。
飞行了3个小时后，他们发现难以继续前进，只好折返。在途经格陵兰冰原上空时气候十分恶劣，飞机燃油也即将耗尽。傍晚时分，麦克马那斯中尉找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他关闭了发动机，放下起落架，准备迫降于此。飞机接触地面后摇摇晃晃滑行了200米后，忽然，前轮卡在了一个地缝里，就地打了一个滚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不动了。
一股浓烟从发动机中冒了出来，麦克马那斯很快从舱中爬出来，他开始在冰上奔跑，疯狂地向同伴们挥手。随后，另外7架飞机相继平稳地降落地面。史密斯上尉在航空日记上记下了整个飞行情况。他当时取下头盔，走出座舱，并随手将飞机的钥匙丢在了座舱中。50年后，麦克马那斯对这个细节仍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当时我们大家都笑了，还有人问他，难道不怕有人来偷这架飞机吗？”
P-38闪电式歼击机
他们一行25个人在两架B-17的机舱里待了9天，直到一支救援队赶来，飞行员们被迫抛下那些不曾有过损伤的飞机，随救护人员到达40千米之外的海岸，在那里登上了1艘迎接他们的大船。
1980年，亚特兰大飞机俱乐部的常客、飞机销售商帕特里克·泰勒偶然遇到那支传奇式飞行中队中的一名飞行员。
老飞行员对往事的叙述立即吸引了他。因为一个顾客多年来一直在搜寻P-38闪电式飞机。这种飞机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飞行员在开火之前可以从瞄准器中看到他们对手的脸部。这种飞机共生产了9923架，现存的只有28架，而真正能飞的现在只剩下5架了。当那些飞行员又一次看到他们曾经的飞机，那种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1941年7月16日，德军大举压境，斯摩棱斯克大部分地区被德军占领。苏联红军第16和第21集团军在城市的北部也被德军所包围，但是他们没有投降，继续和其对抗了10天之久，从而阻止了德军攻占莫斯科的企图。在斯摩棱斯克会战过程中，无论战士还是平民都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英勇顽强精神。他们誓死保卫家园每一所房屋，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居民点。敌人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进攻被制止了，由于这一胜利，苏军赢得了准备战略预备队和在莫斯科方向采取防御措施所需的时间。
作为苏军西方面军的司令员的铁木辛哥元帅，在战争最初几个月的艰难日子里，顽强地坚持着，坚定地领导着部队，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防御并抗击敌人进攻。希特勒的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本身，对于苏军士兵的英勇无畏和集体英雄主义都感到震惊。德军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损失官兵25万人。但是，在德军的强大攻势下，斯摩棱斯克还是沦陷了。
斯大林知道斯摩棱斯克沦陷后怒不可遏。他把怒气都发泄在前方指挥员身上。7月底，他命令铁木辛哥立即回莫斯科见他。当这位前线司令员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几乎全部政治局委员都坐在那里。斯大林一言不发，站在屋子中央，烟斗在手中逐渐熄灭，看上去十分不高兴。
“是这样的”，斯大林说，“政治局讨论了铁木辛哥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员的工作，决定解除他的职务。有人提议由朱可夫担任这一职务。你们有什么意见？”
铁木辛哥没有说话，这时朱可夫说话了：“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更换主帅会影响战争的进程，主帅在不了解情况的前提下对其提出过高要求是不合适的，铁木辛哥元帅指挥方面军还不到4个星期。在斯摩棱斯克会战过程中他熟悉了部队，了解了他们的能力。他做了处在他的位置所能做的一切，使敌人被阻止在斯摩棱斯克地区将近一个月。我想，任何人也无法做更多的事。部队信任铁木辛哥，而这是主要的一条。我认为，现在解除他的方面军指挥官的职务是不正确的。”
这时加里宁插话道：“我同意朱可夫的观点。”
这时，斯大林抽了口烟，看了看其他政治局委员，说道：“也许你是正确的。”
就这样，铁木辛哥又回到了战场。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一度疯狂进攻，势不可当，其摩托化部队快速向莫斯科穿插，快如闪电，无所顾忌，正如其代号“台风”一样。突如其来的打击使苏军统帅部和战场失去了联系，电话线被潜入的敌军破坏，莫斯科的防御一片混乱，于是，斯大林在万般焦急之下又想起了朱可夫。
在整个“二战”期间，朱可夫参与组织了所有重大的战役，并且在关键时刻对战局能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这也是斯大林信任他的原因。
于是朱可夫在刚刚解围了列宁格勒之后又被调回莫斯科。
斯大林见到他后便连连发问。“敌人在哪里？我们的集团军在哪里？为什么没有报告？朱可夫同志，情况糟透了，我们没法下决心，我们不知道该怎样部署，在哪里进攻。现在，请您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一趟，了解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您的消息。”
这样，朱可夫顶着疲惫，义无反顾地向前线出发了，他先找到西方面军的司令部，紧急给斯大林通电话，报告情况，然后又通过线索寻找预备队。他在偶然遇见的几个通讯兵的带领下在山里找到了正在整顿那些无组织退却的人员的预备队。几经周折下，他又找到了预备队的司令布琼尼，在布琼尼那里他得知了更坏的消息，第24、32集团军已经被敌人切断，朱可夫及时报告了斯大林。接下来，朱可夫继续前行，终于在红军占领区和敌占区之间找到了红军装备最精良的预备坦克旅。
现在一切情况都清楚了，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听完情况汇报后，斯大林撕下一张便笺，写下了一行字，任命朱可夫为保卫莫斯科几个方面军的总指挥，命令他立即到西方面军司令部去。
揣着斯大林的这一张便笺，朱可夫走马上任了。他果断采取措施改变混乱的局面，把司令部转移到最前线的阿拉比诺；他命令助手们去指挥每一个集团军，把它们屯驻在最合适的地点；他组织撤下来的部队，把预备队大批开赴前线；他亲临前线建筑数百千米坚固的防御线，加大防御纵深；他派大批政治干部到士兵中去进行宣传，提高士气，加强胜利的信心，连民兵也组织起来了。
没过多久，莫斯科就又变得坚不可摧。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国法西斯军队大举进犯。而刚开始由于斯大林的判断失误，导致苏联应对德国入侵的准备不充分，使红军在战争一开始就陷于被动。新任总参谋长朱可夫在经过冷静分析后，于1941年7月29日来到最高统帅部求见斯大林。
见到朱可夫走进来，斯大林向他点了点头，并用烟斗示意他坐下，然后缓慢地说：“报告你的想法吧，朱可夫同志。”
朱可夫一边应和，一边把带来的地图摊在桌子上，详细地报告了从西北方向到西南方向的局势，指明了敌军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敌人可能进攻莫斯科。最后，他向斯大林建议，为了避免损失，应该有足够的兵力保卫首都，尽快地将西南方面军整个右翼部队撤到第聂伯河东岸，以便形成拳头，伺机打击敌人。
“基辅怎么办？”斯大林凝视着朱可夫。
朱可夫知道，基辅是乌克兰的首府，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放弃基辅会强烈地伤害所有的苏联人，包括斯大林的感情。但指挥作战，不能感情用事。于是，他明确地回答说：“我们不得不放弃基辅。”
斯大林被朱可夫的建议激怒了：“这样轻易地把基辅让出来，亏你想得出来！”
朱可夫是个直爽而有个性的人，他不愿奉承斯大林，便顶嘴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还要我过来干什么？你干脆把我的参谋长职务免了吧。”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离开这儿。”斯大林冷冷地回答。
“我是一个军人，必须执行最高统帅部的任何决定。但我和总参谋部坚信，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是正确的。”
朱可夫说完，收起地图，愤愤地离开了斯大林的办公室。
第二天，朱可夫便被免去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但是，他在前线进一步了解了敌情后，更加坚定了放弃基辅的主张。为了祖国的利益，他不顾斯大林的反对和训斥，之后又三次向斯大林提出建议。
朱可夫在最后一次向斯大林建议说：“无论多么痛心，基辅必须放弃，我们别无他路。否则，我们的步兵集团就会被合围并歼灭。”
但斯大林最终没有采纳朱可夫的建议。9月11日，他向部队发出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基辅。”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朱可夫的意见是正确的。基辅战役结束以后，基辅失守，红军遭受了惨重损失，近百万苏联红军被围歼，仅被俘人员就达65万多人，很多指挥员战死沙场。布琼尼、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在基辅陷落前及时乘飞机离开该城，才免于成为德军的俘虏。虽然历史无法改变，但朱可夫宁可丢官也不放弃原则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
1941年，莫斯科被德军死死围住，危在旦夕。10月15日，贝利亚、巴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建议斯大林疏散到古比雪夫市，并且为他备好了专门列车，列车就停在城门外的车站上。此外，在莫斯科郊外的机场上还停放着准备好的4架飞机。其中有一架斯大林的专机，由空军师长格拉切夫上校驾驶。
但斯大林不打算离开莫斯科。这一天，远方别墅的警卫长索洛沃夫已经在向专用车厢里搬运东西。
斯大林看到他忙个不停，便问了一句：“这是在搬运什么？”
索洛沃夫回答说：“斯大林同志，我们在准备向古比雪夫市疏散。”
斯大林平静、坚定地说：“我们不进行任何疏散，全部留在这里，直到胜利。”
当夜，斯大林又把自己的工作人员基里林、斯塔罗斯京、图科夫、赫鲁斯塔列夫和司机克里夫琴科夫召集在一起布置任务。他再次重申：“我不到莫斯科以外的任何地方去。你们都留下来同我在一起。”正是这种从上到下统一的抗战精神使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列夫·梅赫利斯曾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官当得很大，但心眼却很小。有一次，他在向斯大林报告了前线形势后，顺便提起风流倜傥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有生活作风问题”。斯大林听了没做任何反应。
梅赫利斯不甘心，执意要打击这位春风得意的将军，临走时又向斯大林问道：“我们到底拿罗科索夫斯基同志怎么办？他搞女人搞得也太得意了！”
斯大林不喜欢纠缠干部的枝节问题，更不爱听小报告。他反问梅赫利斯：“怎么办？你只能眼馋呗。”
日本偷袭珍珠港半年后，美国情报部门破译了日本的密码电报，截获了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将进攻中途岛的作战计划。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暗中调兵遣将，准备将计就计，痛歼日本海军舰队。谁知正在这节骨眼上，美国芝加哥一家报纸竟然把这一重大机密作为独家新闻播了出来，一时间引起美国军政首脑和情报机关的震惊。罗斯福灵机一动，对此表现出漠然的态度，佯装糊涂，使这家报纸没有引起日本间谍和侨民的注意。1942年6月，美国海军以劣势兵力，巧妙地与日本舰队周旋，一举击沉日军4艘航空母舰和1艘巡洋舰，击落舰载飞机300余架，创造了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海战战例，为美国不久后在太平洋的反攻奠定了基础。罗斯福的智慧也为后人传为美谈。
飞机还在飞行，穿过浓云密布的夜空，飞机上，戴高乐正在似睡非睡地躺着。几天来，他穿梭于伦敦与法国之间，同英国首相交涉、商谈作战计划，争取援助及撤退北非等各项事宜，疲劳极了。这短短的旅途正好可以让他好好休息一下，但诸多的思索使他片刻也安稳不下来。
1940年6月16日晚9时30分，飞机降落在波尔多机场。戴高乐快步走下飞机，只见他的两位助手奥比尔坦和亨伯尔上校迎了上来。他们焦急万分地告诉戴高乐：“总理辞职了。贝当元帅受权组织新政府。情况很不好。”
戴高乐虽然对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幻想，但他仍希望联盟方案能使总理压倒投降派。因此，雷诺辞职的消息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不过，事前他已经想到了这些，提前做了两手准备。就在当天上午，他在伦敦时就超越了职权范围，电令预定驶向波尔多的法国货轮“巴士德”号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港口。该船装有从美国运来的1000门75毫米大炮，几千挺机枪和大量弹药，他的决定使这批物资没有落入德军之手，而是重新装备了撤回的英国远征军。
此刻他听说雷诺辞职，马上下定决心，天一亮就启程返回伦敦，他事前已同丘吉尔商定，假如事态的发展需要回来，这架英国飞机仍归他使用。
戴高乐先去看望那位辞职了的总理。他发现，雷诺在卸掉千斤重担之后似乎轻松了不少，他没有提到要移师北非，而是想着总统会亲自请他再次出山。他听到戴高乐决定去英国，就帮了这位年轻将军最后一次忙：从秘密款项中支付了10万法郎交给身无分文的戴高乐。
当天深夜，戴高乐来到英国驻法大使坎贝尔下榻的蒙特雷饭店，告诉他自己准备去伦敦继续组织战斗的意图。在场的英国将军斯皮尔斯表示愿意陪同他前往。
“我唯一担心的是，即将担任贝当政府国防部长的魏刚会在我起身前逮捕我。”戴高乐不无忧虑地对斯皮尔斯说道。“我先设法在夜间隐蔽起来，等早上7点再同你在饭店见面，然后我们一起乘使馆汽车去机场。对外就说我为你送行。”
斯皮尔斯随即打电话将这件事告诉了丘吉尔。他们两个都明白，戴高乐在法国已经无能为力。他是一个最年轻的准将级军官，他在法国并没有什么名气，政治上也没有势力，魏刚很容易把他压下去。如果逃到英国那就大大不同了。所以，丘吉尔欣然允诺斯皮尔斯将戴高乐接走。
第二天清晨7时30分，戴高乐与斯皮尔斯在饭店见面。副官库塞尔中尉将戴高乐的一大堆行李塞进使馆汽车，三人乘车前往机场。为掩人耳目，戴高乐让汽车先开往一个临时陆军司令部。他在那里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同几名军官和官员分别定好当天晚些时候的几次约会。斯皮尔斯焦急地在外面来回踱步，他生怕军方会逮捕戴高乐。过了很长时间，戴高乐才走出陆军司令部。斯皮尔斯这才松了一口气。
汽车飞快地驶向机场，顺利通过入口处的警卫。真是越急越出乱，斯皮尔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很难在那么多架飞机当中找到自己的那一架。经过一番寻找，他们终于发现了那架小型英国飞机。驾驶员正要找一个起飞所用的空地。这时他们商定，戴高乐装作是来给斯皮尔斯送行，到飞机开始滑动的最后一刻，斯皮尔斯再把戴高乐拉上飞机。斯皮尔斯打量着戴高乐高大的身躯，而自己的个头还不及他的肩头，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看来又是一件麻烦事。”
就在他们准备登机时，英国驾驶员突然声称：“将军，您的行李太多太重，需要用绳子捆起来，否则无法载运。”“飞机上难道就找不出一根绳子？”戴高乐颇为不快。驾驶员两手一摊，耸了耸肩膀。副官库塞尔只得扭头去飞机库找绳子。
等了很长时间，他们紧张的心脏几乎要跳出来了。戴高乐下意识地朝机场入口处看了一眼，他确信，某个官员就要出现在机场，来逮捕这位逃走的将军。
不过，雷诺办公室的两名陆军军官当时确实来找过戴高乐，恰遇正在找绳子的库塞尔。库塞尔解释，“将军已带着使命去伦敦了”。两个军官似乎感到很满意，随即离去了。
行李装好后，螺旋桨开始转动了。斯皮尔斯登上飞机，飞机遂开始滑动起来。他伸出双手，似乎要同戴高乐握手，以作最后的道别。只见戴高乐向前猛跨一步，抓住他的两手。斯皮尔斯使出浑身的力气，把戴高乐拉上飞机。身后的库塞尔中尉动作敏捷，纵身一跃，也跳上飞机，机舱门随之“砰”的一声关上。在机场的司机和警察看得目瞪口呆。
飞机起飞了。飞机忽高忽低地飞过布列塔尼海岸，可以看到许多遭到重创的船只正在下沉。飞机飞快地穿过陆地，穿过海洋，戴高乐心里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国家，也想到自己。
戴高乐很清楚，此行无异于破釜沉舟，已经没有退路了。今后不是胜利就是失败，但无论如何，法国不会放弃对侵略的抵抗。这是一个国家的尊严和价值。他闭上眼睛，没有再想下去，他只知道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他都会坚持下去。
1939年8月，希特勒搞到一台“埃尼格码”密码机。这种密码机能随意组合字母，无限度地加密，并能将密码一天一换。希特勒相信无人能破译它。但是英国人组织了1万多人专门从事破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破译出了第一份“埃尼格码”电报。从此，英军便能及时得到德国的战争情报，从而制定合理的应对方案。
英军屡次在空中挫败希特勒后，希特勒的军官们开始考虑密码机泄密的问题，并决定作一次空袭试验。1940年11月12日晚，丘吉尔从对方电报获悉，4时后，德军将空袭英国城市考文垂，代号为“月光奏鸣曲”。丘吉尔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提前对城市布置精密的防守，则必然让德军知道，“埃尼格码”已被破译；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个城市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权衡再三以后，丘吉尔决定采取“苦肉计”，对考文垂不采取任何措施。两天后，“月光奏鸣曲”如期进行，轰炸持续10小时，考文垂变成一片火海，5万户住房被炸毁，近600人丧生。为了保住密码被破译的秘密，消除德国人的疑虑，英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后来，英国人把这个“秘密武器”用在事关战争全局的最关紧要的时间和地点，当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阿拉曼之战英军的指挥官蒙哥马利，他的对手是希特勒的猛将隆美尔，战役发生后，隆美尔与希特勒之间的每一份电报都被英方破译，甚至有的电文还没有送到受文者手里，蒙哥马利就提前掌握了对方的一切情况，处处得以主动。在13天之内，德军损失6万人和500多辆坦克。这对后来的战争局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德军曾不断地对伦敦市进行狂轰滥炸。可是，在空袭的时候，丘吉尔首相有时居然在屋里织起毛衣来，神情淡定，泰然自若。后来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传为美谈。
在战争最艰苦的那几年，丘吉尔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常常处于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据说，为了松弛紧张的神经，他想出了个在战斗间隙织毛衣的办法，用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与紧张的战争筹划相比，织毛衣可以说是一种很好并且独特的休息方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放松术”。
英国的著名将领蒙哥马利有三戒，为众人所知，即戒烟、戒酒和戒奢。他从桑赫斯特军校毕业后，被分到印度军团服役。看到很多军官在军事上不求进取，玩乐享受，由于花天酒地而未老先衰，深感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成就事业，必须除掉身上的不良习惯。他决心戒烟、戒酒，并且注意不享受奢侈。有一次，丘吉尔首相到蒙哥马利指挥的师参观军事演习，结束后与他共进午餐。当丘吉尔兴致勃勃地问他想喝点什么时，蒙哥马利却平静地回答：“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军务繁多，他始终没有因为身体原因中断工作，这应该是“三戒”的功劳。
1943年7月10日凌晨是盟军第二次大规模联合行动开始的时刻，这一刻3000艘舰船迎着汹涌的波涛，蜂群般驶向地中海北部的西西里岛。
蒙哥马利指挥着来自马耳他的第8集团军从叙拉古强行登陆，沿着海岸向西北方向进发。巴顿指挥着他的第7集团军从摩洛哥和比塞大出发同时开往杰拉登岛。
巴顿一贯不服蒙哥马利，虽然他口头答应从侧翼掩护蒙哥马利，但他心中已有别的想法。天遂人愿，没过几日，蒙哥马利的第8集团军就被两个凶狠的德国师挡住了去路，陷于阵地战状态。而巴顿的部队却一往无前地荡涤着意大利军队，进军神速。
代号为“爱斯基摩人”的战场总指挥亚历山大曾多次命令巴顿停止前进，支援蒙哥马利，却都被巴顿拒绝。艾森豪威尔也认为第8集团军自身实力强大，无须增援。就这样，巴顿反客为主，7月20日拿下巴勒莫，继而折头向北，朝墨西拿推进。
7月25日，墨索里尼被部下囚禁，希特勒也紧急命令西西里德军迅速撤离，英第8集团军这才迈开大步直指墨西拿。因为巴顿起步在先，所以这场竞赛胜负早见明了，蒙哥马利没能先于巴顿到达墨西拿。
两天后，在墨西拿市中心广场，巴顿举行了激动人心的大阅兵庆典。根据之前的安排，阅兵之后巴顿要去视察距离最近的第15野战医院，慰问和鼓励伤病员们。
在第15野战医院里，巴顿在院长的陪同下逐个巡视病房，看望为夺取胜利而负伤的士兵们。他看着那些头部、胸部、腿部受伤的士兵，心中异常难受，鼻子有些酸酸的。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们很多都要成为残疾人，他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终身的代价。
突然他看到了一个身上没有绷带的士兵，从他的外表看，此人脸色红润，身体结实。巴顿感到纳闷，上前亲切地问道：“小伙子，你哪里受伤了？”这个士兵顿时身体缩成一团，浑身颤抖，吓得说不出话来。旁边的护士说道：“他得了战争恐惧症。”“什么？”一股无名怒火攻上巴顿心头，他看了看旁边，是一位四肢被炸掉的中士，这使他更加恼火，对那个士兵喝道：“你躺到这些流血负伤的英雄们中间，不感到羞耻吗？”那个士兵吓得脸色苍白，颤声说道：“我感到很恐怖，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回国。”巴顿气得脸色铁青，怒吼道：“十足的胆小鬼，真没想到我手下还有你这样的孬种。”众人都惊得面面相觑，不敢吱声。
巴顿（右）、艾森豪威尔（中）和布莱德雷在一起。
“我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回到原部队去。”巴顿指着那个士兵的鼻子道。那个士兵没有答话，却也没有动。这可把巴顿气坏了，他挥起铁掌照着士兵的左脸就是一耳光，接着一反手扯住他的衣领把他拎下床来，又朝屁股狠狠地踢了一脚。院长赶快过来劝解道：“将军息怒，我马上把他送回军营。”旁边的小护士吓得眼睛红红的，差点流下泪来。
巴顿愤怒地走出这间病房，继续巡视，仍然怒气冲冲，这回他专门注意是否还有装病脱逃之人。在不远处的一间病房里，他又发现了一个倒霉鬼。
这是一个个子不高的夏威夷人，巴顿看他身上也没有外伤，就上前问道：“你怎么啦？”矮个子抽噎道：“我害怕。”巴顿怒睁两眼大叫道：“你说什么？”“我害怕，我再也受不了炮轰了。”“你他妈的不过是个胆小鬼，你这个狗娘养的。”接着，他又用力扇了这个新兵一个耳光。“不许再叫嚷了。我不想让这些负了伤的勇士看着你这个杂种在这里哭喊。”
此时的巴顿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又冲这个下等兵的头部就是一拳，旁边的护士吓得惊叫一声，马上被人带走了。院长又想上前说话，巴顿指着他道：“你们是怎么搞的，这种装病的杂种也收，记住，把所有这种家伙都给我轰出去。”
这时一大群护士和伤员从病房出来聚在外面，弄不清谁在叫喊。巴顿又转向这个夏威夷士兵。虽然他挨了一拳，但他还是尽力地站好。巴顿吼道：“回到前线去，你有可能战死，但你必须回去，如果你不回去，我就命令执法队把你枪毙。”说着，他顺手掏出他那把枪柄上嵌着珍珠的左轮手枪，晃了晃道：“我本该亲自打死你，你这个该死的胆小鬼。”
巴顿没想到会在医院里发生这种令他厌恶的事，出医院时，副官小声道：“将军，假如有记者把这事给捅出去，恐怕对你不利。”巴顿毫不在乎地道：“有什么不利？我不枪毙他们就够仁慈的了，怎么，难道我打他们两下还能引来杀头之祸？”副官看着仍满面怒容的巴顿，欲言又止。艾森豪威尔知道巴顿怒打士兵的消息后很是紧张，他告诉知情者要向新闻界守口如瓶，并让巴顿悄悄地向两位被打士兵道了歉。希望事情就这样过去。可谁知道，一个叫德鲁·皮尔逊的专栏作家不知从何处获得了此事的详情，撩开了这件丑闻的面纱，接着，其他报纸相继跟进。纽约《太阳报》不仅大篇幅报道了此事还刊登了巴顿的照片。
马歇尔也打来电报询问此事，艾森豪威尔一时不知所措，一时间美国国内指责巴顿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艾森豪威尔无奈地接通了巴顿的司令部。“乔治，”艾森豪威尔道，“我非常遗憾地告诉你，这件事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巴顿道：“真对不起，我当时太蠢了。”“乔治，把第7集团军交给布莱德雷吧，回摩洛哥休养一段时间。”艾森豪威尔故作轻松道。巴顿一听顿时眼冒金星，就因这事解职，真是无法理解。他怒道：“难道就因为我打了胆小鬼一耳光，就受到这么严重的惩罚？”“乔治，”艾森豪威尔严肃道，“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这是马歇尔的意思。”
巴顿似乎明白了什么，但他太爱在战场上厮杀了，他不知道被解职后将干什么，于是哽咽地乞求道：“艾森豪威尔，别让我离开军队，别让我离开战场好吗？”艾森豪威尔没想到这件事会将巴顿搞到这么凄惨的地步，安慰道：“乔治，为了平息国内舆论，只好先让你暂时离开战场一段时间。不过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艾森豪威尔在位，我就会让你重新回到部队。”
从此以后，巴顿离开了地中海战场，不过半年之后艾森豪威尔信守诺言，将他召到英国，让他担任第3集团军长官，屈就于他过去的部属布莱德雷。然而，巴顿不计较这些，经过一番拼杀，终于赢得了“猛将军”的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