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与文坛领袖的江湖恩怨（1/1）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恰逢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之年。当时的科举考试，既是对参考者多年苦读的文化水平考试，也是统治者选拔治国之臣的重要途径，基本上相当于现在的高考、研究生再加上公务员考试的混合体，录取比例之低更是令人咂舌。

金榜题名是每位读书人的梦想，自隋朝起至二十世纪初的一千三百多年中，多少人皓首穷经从弱冠之年考到年逾古稀，都未能取得一功名，竞争之激烈可窥一斑。

和NBA（美国篮球职业联赛）选秀时新秀球员有大小年之分类似——好的年份你就算在第十三顺位都能选到科比这样的天才球员，而差的年份，如同大名鼎鼎的水货状元布朗那样的球员也比比皆是。科举考试或许有瘸子里挑将军的尴尬，时不时也会出现人才井喷的场面，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便是一次天才云集的考试。

这一榜的进士人才济济，应该算得上是明朝科考史的“丰收年”。纵观金榜，他们之中日后有的成为杰出的首相，有的成为封疆大吏，还有的成了一流的文学家……

尤其有两位名垂千古的人物蛰伏其中，他们的名字和嘉靖二十六年丁未科其他进士相比，留给后人更多更深的记忆。两位青年此时看上去与其他进士尚无二致，可谁又能想到，两个传奇人物的人生轨迹，在这一刻有了交集，这次科举，也成了两人今后几十年剪不清、理还乱的复杂关系的微妙开端。

他们就是二十年后咤叱风云、在大明政坛搅起滔天巨浪的政坛领袖张居正，和隆万之际独擎文坛大旗、盟主文坛二十年的“后七子”领袖王世贞。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人生，通常有两个方向，或是经天纬地，成为治国安邦的良臣；或是蜚声文坛，留下传诵千古的文章。张居正和王世贞作为践行这两种人生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命运也正是当时万千学子命运的一个小小缩影。

王世贞，字元美，晚年自号弇州山人。或许有些朋友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提起明代奇书《金瓶梅》，大家一定耳熟能详，而《金瓶梅》传说中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被人怀疑是王世贞。尽管《金瓶梅》作者之谜始终没有定论，但亦由此足可见王世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同凡响。

王世贞比张居正年小一岁，出生于江苏太仓的一个书香门第，从小衣食无忧，生活颇为宽裕。他祖父王倬历官成化、弘治和正德三朝，最终官至南京兵部侍郎，父亲王忬也做到都察院右都御使，所以王世贞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官宦子弟。

王世贞从小耳濡目染，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年纪轻轻就与李攀龙同为“后七子”领袖，中晚年则独领文坛达二十年。

严嵩父子权倾朝野之际，王世贞初入政坛，他不乏文人的理想主义，坚决不依附权贵，和彼时的张居正境遇类似，两人的仕途都颇为不顺。

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他们的同年杨继盛挺身而出，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大奸，杨继盛的作为在当时无异于以卵击石，他的呐喊没有唤醒嘉靖皇帝，自己也落得个身陷囹圄的悲惨下场。

此时的张居正并非没有正义感，但老成持重的他选择了沉默并等待时机。

王世贞则书生意气大发，他毫无畏惧地入狱探望被严刑峻法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杨继盛，还时不时送汤药为其疗伤，与此同时，王世贞还充当起可怜的杨夫人的秘书顾问，为其代写伸冤疏投给皇帝。

可惜王世贞一番努力也没能挽回直言敢谏的杨继盛被严嵩杀害的悲惨命运，王世贞提前准备好棺材收敛故友的尸体，并亲自到刑场祭奠好友，充分体现出不畏生死的文人风骨，但无疑也是对严首辅的极大挑衅，让自己成为严嵩的眼中钉。

老谋深算的严嵩，舔着带血的牙齿伺机报复。吏部两次拟定才华横溢的王世贞离开京城出任提学使，都因严丞相从中作梗而被否决。严嵩更是抓住机会，将他父亲逮捕下狱。王世贞如梦初醒，立刻辞去一切官职，和弟弟王世懋到处寻找好心人解救父亲。

王氏兄弟病急乱投医，俩人索性数日跪伏在严府门外，连连磕头，但严嵩不为所动，王氏兄弟到底还是没能让父亲得到宽恕而被处死。

王世贞从此心灰意冷，绝意仕途。

十多年以后，权倾一时的严嵩一派轰然倾覆，严世蕃更落得个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相传严世蕃行刑那天，王世贞和他弟弟王世懋兄弟亲赴刑场，私下花钱买通刽子手，刽子手行刑之后，早有预谋的王氏兄弟不放过其尸体，拿到了严世蕃一条血淋淋的大腿，二人回家之后，将严世蕃的尸块扔在锅里煮熟后，献到父亲王忬灵位之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接着食人之肉以为父亲报仇。

这件事虽说是报杀父大仇，也从侧面显露出王世贞睚眦必报的极端性格。

严氏父子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张居正作为徐阶多年来一直关爱有加的学生和主要智囊，亦扬眉吐气，正式入阁拜相。

还在太仓老家舞文弄墨的王世贞听说自己的同年张居正已经飞黄腾达，不由欣喜万分，对好朋友戚继光连连称赞：“江陵相公诚谓社稷臣，今日作相乃国家之幸，万民之福！”

王大文人不愧是读着圣贤书长大的孝子，时刻不忘含冤蒙屈的父亲。看到昔日的仇人严嵩倒台，自己同年开始在朝中慢慢掌权，是时候为父亲讨一个公道了。王同学给年轻的张阁老修书一封，请求新进的张相和所有内阁阁臣为父亲平冤昭雪。

首辅徐阶早就看中王世贞的才华，认为他必定会掌控天下舆论话语权，有意将其笼络至自己麾下，爽快答应为王之父平反。这时，高拱却跳出来强硬阻拦。

高拱素来志向远大，不甘居人之下，他与王家未有深仇大恨，此时不过是故意和死对头徐阶作对。可怜王父，死后又一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筹码。后来王世贞在自己的作品《嘉靖以来首辅传》中，也不忘千方百计抹黑高拱，便是报此之仇。

囿于资历太浅，张居正在此事上没有明确表态，所幸王抒还是得以平反昭雪，官复原职，爱憎分明的王世贞自然对徐阶首辅感恩戴德，其中也未必没有张居正的功劳。

隆庆朝拨乱反正，朝政大新，可惜倒霉皇帝苦苦等待二十年得来皇位才坐了六年就一命呜呼。王世贞最为讨厌的阁臣、隆庆皇帝最为依靠的元老高拱骤然失去靠山，落荒被罢。取而代之的正是王世贞那位最有出息的同榜进士张居正。

张居正励精图治，求贤如渴，如何安排部署享誉中外的文苑领袖王世贞，提上新首辅吏治工作的议事日程。

老成的张居正深知网罗人才最重要的绝非文笔好坏，要先考验王文人的适应能力和行政能力，遂授予王世贞湖广按察使一职，派他到自己老家做官。

明朝在地方设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司，掌管行政、司法和军政，合称三司。湖广按察使作为湖广三司之一，品级颇大，是正三品的地方大员，相当于今日湖南湖北两省司法院院长。

这么重要的官职到底还是没能遂王世贞之愿，王文人嗜好文史，毕生的最大愿望是做兰台史令，修撰一部纪传体的明代国史，成一家之言。

张首辅安能不知老同学鸿鹄壮志，此时的首辅，安排官员更需全盘统筹而非个人私交，他不但没安排王世贞任职翰苑，还派他去遥远的湖广当检察官。王世贞书生意气，面对如此落差只有失望郁闷，迟迟不肯动身以做无声的反抗。

消息灵通的张居正很快闻知王同学心思，连忙去信安慰鼓舞，敦促他早日就任。诚然，王世贞所长不在吏治，而在文词，人尽其才就应该最大程度发挥他的文学特长。

正巧此时一个绝好机会向他们走来——三年一度的湖广乡试拉开帷幕，首辅连忙嘱咐王世贞担任乡试第一主考官，以便他大显身手：“今岁乡试，诚顾得公大雅之作，以为程式。”

同时首辅积极协助王世贞工作，向湖广巡抚舒念庭介绍王世贞其人其才：“新任王廉宪凤洲，娴于文词，委以程试之作，必能代劳，有裨盛典。”

可见张居正颇费苦心，考虑周详，安排细致，诚心希望培养一个才华横溢的助手来协助自己的改革大业。

可惜王世贞不改初衷，在当年乡试所做《湖广策问·国史策》中，又充分表达了登兰台做令史的美好愿望，再次委婉地告诉首辅，我王世贞之志不在做地方官。

面对老同学的真情告白，张居正无可奈何地叹口气。他了解老同学虽才高八斗，但并不适合在血雨腥风的政坛摸爬滚打。王世贞也完全没想到，精明的张首辅早就苦心为他设计了一条官场升职捷径，这个按察使不过是为他下一步升为京官的跳板。他没理解张同学的良苦用心，也让自己的前程蒙上了一层尘土。

在首辅的关照下，王世贞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二月内转为太仆寺卿；九月，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

短短一年之内，王大才子由正三品的地方官转为正三品的京官，尽管品级没有变化，但古往今来，相同品级，京官的魅力远远高于地方官。尤其在明朝，做到正三品的京官就很容易步入六部尚书或是内阁大学士之列。

再说王大人的新工作郧阳巡抚，该府位于湖广荆襄地区，山深地广，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为流民聚居之所，在这里担任官职颇能磨砺人。首辅顾念同年之谊，屡屡拔擢文坛宗主王世贞，更向天下士子们宣示着阳光开明政治。自然，安置王世贞做自己家乡的巡抚，于公于私都是极大的托付与重用。

这期间，王世贞顺风顺水，也尝为首辅的老父老母撰写过文采飞扬的寿辞，深得两位老人的欢心。

歌颂首辅的父母还不过瘾，王世贞又作《世德庆源祠记》，把张首辅的数代先祖通通高歌一番：他称赞张居正高祖张诚“廓落好施予”，曾祖张镇“自喜为施予益甚”。

“醉翁之意不在酒”，王世贞最后终于进入正题，歌颂起张相爷：“为德者各满其分而已。二公之为德，于所知，则所知尽为德。于力所及，则力所及尽。虽太岳公，亦尽其所知与力所及者耳。德大小殊，其能满于分均，而发于不忍之。”

张居正看到这些也非常感激，连连向他道谢。《张太岳先生诗文集》中收录了张居正给王世贞的多达十五封书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王世贞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欣赏，尤其欣赏他的文才、词采。

卖弄文笔、为首辅歌功颂德只是王世贞生活的小插曲，他在郧阳的五百余个日子里，大多是在巡抚衙门的寂寥中度过的，常常趴在办公桌上发呆。

这一年（万历二年）赶上好时候，皇上下诏免除江陵租税。江陵知县李应辰派张现负责丈勘田亩。可府学生员许仕彦认为，张现对他每亩地的田产所报超出正常数额。李应辰又派巡检范应瑞复勘，发现其仍隐匿田亩。

许仕彦硬是不服，“揭竿而起”，上演了一出“挟知县以令诸侯”把戏，并多次提出无理要求。李知县被这么一折腾，就给巡抚大人王世贞打了小报告，并上交辞职信以示威胁。

不久，王世贞又接到湖广按察使同样的报告，于是他即刻申奏朝廷从重惩处隐匿田亩者。

这本是一桩再平凡不过的民事案件，可此案的幕后主使王化正是当朝首辅张居正的小舅子。

这个背景使得本案变得错综复杂。好在深有城府的张居正了解文人本性，他通情达理，一方面为自家人辩护，一方面也理解王世贞，没有为此责难他，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此后，王世贞凡有纠劾贪纵、举荐人才、刷军政、清屯田等上疏、请告，张居正几乎毫不留难，一一照准或呈上。

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或许是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或许是远离江南老家终让王世贞忍无可忍。

这年晚春五月，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忽而阴风阵阵，一场地震席卷了湖广与河南的部分地区。巡抚王世贞递上《地震疏》报告地震情况。

作为地方要员，王大人如实汇报灾情即可，可王大人毕竟是文坛领袖，奏折文末，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议论：“内而养志，以坤道宁静为教；外而饬备，以阴谋险伏为虞。”影射权臣专权而导致天下不安宁，是祸乱的根源。

张居正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挑战自己的权威，《地震疏》触犯到了张居正的底线。从此，二人真正交恶。

王世贞也并非不知自己的侃侃议论渐失首辅之意，可他非但没有收敛，还给一位在京做官的宗人大谈首辅八卦：“相公情窦渐开，浸耳目之好，恐非宗社之福……”

宗人听着有趣，便悄悄告诉了一个张居正身边的好事之徒：那个王世贞闲得无聊，很是嫉妒首辅身边的美女，莫非他想偷一个回家调戏？

多少曾经坚比金石的友谊尚且经不起小人的挑拨离间，更何况张王二人早已心生罅隙，且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遥远的楚地。三人成虎，张居正对王世贞愈加不满，“积不能堪”。

张首辅身边自然少不了善察言观色的跟班，没多久，望风承旨的给事中杨节疏劾王世贞大节已失。

事情到了这一步，王世贞出击了。他一口咬定是张居正背后施展阴谋诡计处处算计他，暗暗对天长叹：“此江陵始终弄我也。”

事已至此，他心生怨恨而辞官回家。尽管王世贞心里怨恨张居正，但对自己亲家，治河名臣潘季驯说起自己罢官始末，则归罪于与言官不合，而非江陵公有意为难他。

俨然一副宽宏大量的儒者姿态。

平心而论，文豪赋闲在家未必不是好事，握持大权者需善权衡，通谋略，知兵懂武，精于智术。文艺天才的理想工作莫过于创作精神财富，远离权力核心乃英明之举，否则哪能留下等身的著作？纵观古今中外的大文学家，哪位不是饱经人世沧桑才留下千古不朽之作？

罢官回家的王世贞，生活重新回归平静，有了充裕的时光舞文弄墨，表面上对首辅依然很友好，时常厚礼相赠。首辅父亲去世，王世贞并没有激烈反对首辅夺情起复，而是“悲痛”吊唁张文明，为他写下神道碑歌功颂德，还安慰张居正节哀，不要过于悲痛贻误国事；但憋藏在心中的抱怨，一天都不曾停止。

王世贞除了与张居正的直接矛盾，他与同乡王锡爵相互友善或许也是两人构隙的间接因素。王锡爵本来就与张居正不睦，张居正夺情，要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王锡爵带着史馆十余名同事跑到张府上求解，张居正硬是不予理会。

王锡爵英勇无比，无所畏惧，径自闯入张相私宅，指着首辅鼻子切言痛批，一时把堂堂张相国气得要拿刀自杀。

次年首辅回家奔丧，九卿大臣都联名上奏，请皇上早日召还首辅，唯独王锡爵鄙视他们卑躬屈膝依附权臣，不肯署名。

王锡爵这种独立清高的作风在当时相当有市场，拉拢了一批以气节自负的青年官员。张居正十分厌恶王锡爵，想动他又抓不到把柄，临死前都不忘骂他是奸邪之人。

王世贞晚年偏偏与张相爷讨厌的王锡爵情同兄弟，两位皆因张居正而赋闲乡居，亲密得形影不离，一起吟诗作画，王世贞甚至还拜王锡爵次女昙阳子为师，与王锡爵同入恬淡观。

说到昙阳子，她的名气一点也不比其父小，在晚明可是家喻户晓、极富传奇色彩的女侠。她坚守爱情，甚至要为不幸早死的但又从未谋面的未婚夫终身守节，自己做了道士，最后白日升仙，为“夫”殉情，年仅二十三岁。

昙阳子白日飞升那天，十万之众聚集在太仓城目睹盛事，又哭又拜，经日不绝，汤显祖那部响彻古今的名剧《牡丹亭》就是根据她的事迹改编的。

或许张居正雍容端庄的高贵仪表令人心驰神往，俨然成为当时小女生心目中的政坛偶像。尽管其父和张居正有着不小的过节，但这并不影响昙阳子对相爷的崇拜，称赞张相爷乃是一世豪杰。昙阳子在世人心目中就是一神仙形象，被她崇拜的张居正在当时自然是老天注定的政坛大腕。

昙阳子升天以后，王世贞为她树碑立传。传文不久传入京师，好事之徒闻风而动，欲兴大狱而向首辅献媚，一箭双雕，将二王（王锡爵和王世贞）一网打尽。张居正颇不以为然，保持着异常的冷静，认定这不过是小事一桩，不足道也。

在志在革除积弊的张首辅眼里，改革才是第一要务，只要王世贞不妨碍朝廷的大政方针，不挑战他的权威，张相爷断然没有心力，也没有时间蓄意打击报复。过分打压自己的同窗，于情于理都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为一介书生的王世贞远远达不到这样的政治高度，蛰伏家中的王才子，等待的只是一个可一吐胸中恶气的机会。

张居正去世以后，王世贞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出头之日。八年后，他在刑部尚书任上没多久，再次被人弹劾辞官，并于同年死去。

王世贞生命的最后几年正值举朝争索张居正罪过而不敢言其功的岁月，而与首辅有着恩怨情仇等复杂关系的文豪又会怎样看待这位亦敌亦友的重要人物呢？

首先，王世贞研读历史多年，还是深明大义的。他肯定江陵相业，反对把一切罪恶都扣在张居正头上的行径。

隐居不仕的王世贞对政局的反复无常也深为忧虑，他向友人石星表明自己立场：“江陵晚途骄奢贪权，诚有罪矣，然台谏织其罪以求爵禄，不过逞一时之快而无建树，于国于民无裨益，终速大祸而乱国家。尔曹食君之禄，即当分君之忧，断此风气，方为良策。”

王大师表面上的客观公正、心胸宽大，却掩饰不了骨子里对张居正的痛恨。他出身名门，自诩才高八斗，是公认的文坛领袖，文才一时天下无双，后来因为自己一时冲动连累家父，生活陡变；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同年进士，考试成绩比他优秀，长相比他英俊秀美，仕途比他通畅顺利，能力比他精明强干，社会地位比他显赫，也比他受太后和皇帝的宠爱……

总之，再比下去王世贞恐怕想死的心都有了，同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王世贞看着张居正这么风光，心里那是羡慕、嫉妒、恨。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王世贞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熏陶下，也渴望入朝做官，施展抱负。所以，他才会甘心放下身段去巴结讨好这位同年首辅，绞尽脑汁为他父母写文采飞扬的寿文，给张相爷本人赠送自己收藏多年的名贵字画。

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阴差阳错之下，王世贞最终还是被张相爷给弃置不用，就连他自诩的文采也被讥讽为花瓶，可以欣赏品鉴而不能重用。真正刺痛王世贞的，正是张相爷对他才华的漠视，而这种漠视，对一个自视极高的人来说，比当面羞辱更为不堪。

王世贞作为文人，拾起手中的笔杆子，在张居正死后蒙冤又遭到天子的严厉处罚时，开始了自己的报复，在其得意作《嘉靖以来首辅传》的《张公居正传》里，以牙还牙，行间字里，酸辣兼备。

他以传主的同年兼散文家的身份揭露了很多事情的所谓内幕，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包括了很多传闻逸事，细微末节。当然，文中也有对张居正的称誉之词，例如提到他知人善任，任用戚继光、李成梁这样的名将；考成法朝下而夕奉行，其势如无所不披靡。

可是笔锋一转，王世贞重点则指张公虚伪矫饰、器小易盈而天性刻薄，而且他自己也无所顾忌，毫不隐瞒他和张居正个人之间的嫌隙。

传记又说，张居正是因为纵欲过度而一命呜呼，细节描写如身临其床榻之侧，较之也不遑多让。

为了丑诋张居正，王世贞阴损到不惜把戚继光等好朋友也拉下马。他说谭纶曾把房中术传授给张首辅，才换得兵部尚书这一重要职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则用重金购买人称“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进献。

同时代另一位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有一节看似极平淡的文字，叙写了张居正生前死后与两位“同年”王世贞、汪道昆的关系，其中绝妙的对比手法，生动展示出明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及人格分野。

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寿辰。弇州、太涵俱有幛词。谀语太盛过，不无陈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败，遂削去此文，然已家传户颂矣。太涵垂殁，自刻文集在江陵身后十年，却全载此文，亦不窜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过七十岁的生日，王世贞、汪道昆作为张居正的朋友，按照当时的交往礼仪，他们俩各写一堂寿幛致贺，偏偏这两篇寿幛，鉴别出了王、汪两人的品行人格。

汪道昆是安徽人，也是张居正的同年进士。他文武兼备，在福建巡抚任内，曾协助戚继光扫平扰闽倭寇，以军功屡受擢拔，职位直至兵部侍郎，在仕途中少有颠簸，也算得上一帆风顺。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张居正考虑到汪道昆与戚继光的深厚友谊，就派时任兵部左侍郎的汪道昆巡视蓟、辽一带。

岂料这位多才多艺、文武双全的汪道昆，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被自己那位好朋友——不徇私情的铁面宰相给免职了。这时，他才不过五十多岁。

汪道昆从此便自称“天游子”，隐居于黄山脚下潜心写作。想当年，汪道昆也是张首辅面前的大红人，正是张居正的欣赏重视，他的作品才红遍大江南北，身价随之骤升，一举跻身文坛领袖之巅峰，引来同行王世贞的嫉妒。

汪道昆为表达感谢，给张首辅父亲写的寿幛深合张居正意，赢得首辅的啧啧称赞。

寿幛云：“海内颂相君功德，必本之乎先生，此则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矣”，赞赏张文明“无成心，无德色，无溢喜，无私忧”且“有子得君而相之，泽被天下，而不以为惠”，堪称“众众父”，老爷子的诞辰理当为“社稷之寿”。

后来，面对昔日风光同学的惨剧，与张居正同样有过恩怨情仇的汪道昆没有墙倒众人推，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与理性。他在日后再版的文集中依然留存着当年的寿幛，见证他们的友情。

他油然而叹道，张公之祸在所难免，张公欲有所作为，必揽大权。而这大权正是天子至高无上的皇权！张公当权便是天子失位，效忠国家就意味着蔑视皇帝！功高震主，权重遭忌，这就是张公无法逃脱的必由之路。

汪道昆的评论一语道破天机，深刻地道出帝制社会下，君臣之间无数冤案悲剧的根本缘由。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王世贞没有汪道昆的胸怀，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年羞辱，不仅销毁掉与张居正有关的一切信函，甚至重金派人抹平当年为张文明撰写的神道碑……

二人相较，品性高下立判。

《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持否定态度，书末对张居正的评价除了有才干以外其余乏善可陈，大加鞭挞他的人品修养，还引用孔子名言：“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居正满而骄，群小激之，虎负不可下，鱼烂不复顾，没身之后，名秽家灭。”严厉批评诋毁张居正，说他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乃咎由自取。

由于王世贞是明代数一数二的大文学家、大史学家，《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王大师晚年颇为自豪的作品，所以晚明以来一直到现在，上至官修史书，下到笔记野闻，各种版本的张居正传记都或多或少受到此书影响。

当今很多网文谩骂张居正贪婪好色，滥用春药，都是拜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所赐。桃色新闻不失为抹黑人的最佳途径，王氏史书亦由此博得广泛市场，但众多历史细节到底是真是假已然无从知晓。

《嘉靖以来首辅传》尽管流传广泛、影响长远，但如“王怨夫”这种“爱憎分明”、任肆褒贬的史德也遭到有识之士的批评。

吏部尚书孙矿在《月峰集》卷九《与余君房论文书》中就曾告诫朋友：“足下甚推服弇州，第此公文字，虽俊劲有神，然所可议者，只是不确。不论何事，出弇州手，便令人疑其非真，此岂足当钜家！”

明末清初的青年学者吴炎与另一位史学大家钱谦益也讨论过王世贞，批评他眼高手低，善于攻击别人的缺点，还总以己度人。譬如这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徐阶、张居正二公的溢美溢恶，就不足为信。

连清初参与撰修《明史》的学者汪由敦都看不惯别人过分推崇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的做法：“江陵传自是神宗朝第一大传，而王世贞逞才使气、褒贬抑扬过情，不足以据为信史。”

不可否认，王世贞的确是位杰出的文学家，但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史学家，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客观公允地记录下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历史，其次才是文采。

没有公信度的史书谈不上万世信史，史书编撰者写下的每个字都会影响后人对其人其事的看法，秉笔直书是考验史学家道德和责任的基本准则。可这位王大文人，却将史书当成了自己泄愤的工具，扭曲塑造百年张居正形象，有失忠厚，不能不令人惋惜。

政坛领袖和文坛领袖的故事结束了，无论此二公生前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精英，早已作古而且离我们越来越遥远。只是王大师生前那部有名的大作无论真伪，都成为我们后人了解张居正其人其事的重要史料。我们也只能从传之后人的只言片语里去努力还原当初的事实，让历史画面变得更充盈丰满。

政治家可以掌控文学家的宦海沉浮于一时，而文学家的笔杆子却能臧否讥讽政治家于万世，可见文人万万不可惹，也惹不得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