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余音回荡（1/1）
张江陵以夺情为清议所不容，然其能自任天下之重，江陵之秉国，诚可谓安不忘危，得制治保邦之要矣。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明朝政局本无心平气和的局面，张居正也不是位气量恢宏的大臣。吴中行、赵用贤、艾穆等人遭受廷杖酷刑，皇帝也再三恳切挽留张居正，还是无法动摇舆论。
就在廷杖后的第二天，又一位年轻人挺身而出，再次弹劾张居正“夺情”。这个年轻人叫邹元标，是当年的新科进士，在吏部观察学习，正好遇到首辅不奔丧还摧残异己，义愤填膺的小邹要做最后抗争以捍卫纲常。
邹元标写成此疏后，悄悄揣入怀中，入朝时，正巧看到吴中行等人被打得血肉横飞，他在一旁切齿顿足，怒不可遏。
邹进士又厚加贿赂太监，把奏疏交给他们，得以呈进给皇帝。
邹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这道奏疏写得比吴、赵、艾、沈四人更为尖刻。他从否定张居正新政出发，认为此人骄横自大，不堪重用，皇上以“夺情”挽留张居正是大错特错的决断，张居正虽有小才，然其学术偏激，虽有大志，太过刚愎自用。
在邹进士眼中，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古怪弊多，限制州县入学人数，妨贤误国；官员今日进言而明日获罪，言路阻塞；处决人犯设置定额，滥杀无辜等等。
他还明里暗里讥刺皇帝：幸亏张居正只是丧父丁忧，还有挽留余地，要是哪天首辅归天，陛下难道还就不学习了？志向就坚定不下来了？
骂完皇帝，邹元标继续大骂首辅父死不奔丧，还聒不知耻自诩自己是非常之人，行非常事，其实就是个丧心病狂的畜牲。
“不顾傍人之非，恤匹夫之小节。非病狂丧心，有此言哉？先朝李贤，夺情起复，罗伦力排斥之。居正之不归，盖无情之可夺，无复之可起，远非贤之俦矣。”
邹元标在此提到的李贤、罗伦正是明朝史上一次夺情风波的主角。李贤是河南南阳人，天顺、成化年间的内阁首辅，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是难得的治世良臣，却由于“夺情”起复一事有损英名。
他的学生罗伦当年也抗疏论李贤起复遭到贬谪。巧合的是，罗伦亦为江西吉安人，是邹元标的老乡。
邹元标的奏折给罗伦打了个大大的广告，一时罗伦疏贵，反对夺情的官员们争相购买罗伦劾李奏疏，从中寻找劾张利器。
张居正却“恨屋及乌”地蔑视罗伦小子乃无知腐儒，百般同情理解老前辈李贤，佩服李大人的忍辱负重，甚至特意为李公建坊纪念。
再说邹元标，奏折的最后，他危言耸听地“展望未来”：张居正一个人不足惜，如果后世再有览权恋位的人，全都学习张居正，以致窃权篡位，危害社稷，遗祸深远。
此疏一上，轰动朝野，邹元标也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辈一举变成天下读书人敬慕的精神偶像！据说张居正读到邹元标的奏疏不但没生气，反而为其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勇敢所感动：“此人不怕死，真奇男子！”
廷杖四“直臣”已使中外离心离德，再这么强硬下去，道德破产的代价着实伤不起，张相公决定宽免邹元标。可冯保却衔恨不已。
邹进士最终没能逃脱厄运，当天下发圣旨：邹元标廷杖八十，发谪贵州卫所充军。
发配途中，邹进士的鲜血涔涔而下，沾透了洁白的衣襟。所幸他躲过阿附者的追杀，安全抵达贵州戍所。以后每遇到天阴季节，邹进士腿骨间常隐隐作痛，晚年甚至不能作深揖。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贵州僻处万山丛中，王阳明当年就是廷杖后，在贵州龙场卫苦心钻研，终成一代学术巨擘。邹元标也在贵州苦心钻研，最终赢得世人钦佩，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邹元标的奏疏，显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所能写出。细细读来，不难发现他与张居正同样是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之士，他对新政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提出了他人敢怒不敢言的一系列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且极具现实价值。
这种犯颜极谏的精神可嘉，展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坚持信念的光辉形象，虽死不辞的凛然气节，遗憾的是，由于他是在不恰当的时机、不恰当的场合提出这些某种程度上也算正确的意见，下场就不只是徒劳，且要付出更大代价。
他的慷慨陈词不但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把矛盾扩大化。张居正在失去至亲时，被人东拉西扯借题发挥，把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批得一无是处，会是什么心情？岂不又给那些时刻伺候反击的敌对势力提供口实？难怪张居正虽欣赏邹进士之勇气，最终还是狠下心来教训邹元标。
重磅打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邹进士，“夺情”风波稍稍平息，张居正向万历帝谈起他的苦衷：“言官们都指责臣不孝，贪恋权位，骂臣禽兽不如，这是天下大耻，臣不以此为耻。现在那些大臣都已受到惩罚，臣也不敢营救他们，以免又背上欺世盗名的骂名。”
万历皇帝看到老师受到委屈，体贴地安慰道：“朕为爱卿设身处地，考虑体恤，爱卿就为朕抑制私情，顺应诏命吧。夺情起复，移孝作忠，尽君臣之义，这哪里扰乱了纲常？一些奸险的官员结党营私，试图动摇我们君臣的情谊，危害社稷，于法难容。爱卿一定要谨遵谕旨，不负重托啊。”
虽说地球离开谁都能正常运转，但关键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作为确能改写历史，影响深远。张居正在帝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大家胡乱吹嘘的，内阁实在少不得他，虽然居丧在家，但凡遇到重要事情非他拍板不可。
其实自张居正得知父丧消息，在家操办丧事的同时，从未间断过处理公文。内阁办事人员不断拿着公文穿梭于内阁与张府两点一线，请首辅票拟谕旨，然后禀报次辅吕调阳、张四维。
有时候，吕调阳、张四维索性每天去张府请示。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也常常派人赶赴张府，请教某事某人张先生有何高见。
张居正仍以政务为重，来者不拒，一一应付自如。为了接见官员方便起见，他索性在丧服中穿上了官服冠裳。
张首辅接待官员谈论公事，就脱去丧服，以表郑重；办丧事时，套上丧服衰绖，以示哀悼。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确实是一个不曲徇于人情世故，嫌怨有所不避的磊落奇伟之士。
许多官员为表礼节，也都穿着素服进出张府询问政事，构成大明政坛的一道奇特风景。他们固然出于“礼义”，但岂知不是在谄媚阿谀张首辅呢？
《神宗实录》言张居正“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威权震主且违反程朱理学的道德范式，为张居正身后悲剧种下祸根。
时光在紧张局势与忙碌工作中匆匆而过，转瞬间，四十九天的“七七”父丧期满。
十一月初五，鸿胪寺少卿陈学曾传旨给张居正：“元辅以父丧七七期满，请于初六日入阁办事。”到了初六那天，文书官孙斌奉旨前来宣召，要张居正到平台接受召见。
万历说：“先生已尽孝，朕为社稷屈留先生，先生切勿忘父皇临终嘱托，始终为国操劳，才是大忠大孝。”
张居正听后，悲感哽塞：“接到皇上的前后几道谕旨，臣虽愚笨但也能体察圣意，而且当年先帝以顾命重任相托时，臣也发誓要以死相报圣恩，今天又怎敢违背誓言呢？只是臣天性愚笨耿直，凡事只知道一心为国，不顾人情私谊，导致仇怨丛集，还妨碍了别人的升迁之路。若是臣能早日退休回家，不仅可以尽孝道，还可以保全晚节。”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姿态。
万历帝也深知其意，便好生劝慰：“先生精忠为国之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知道。那群奸人乘机排挤先生，自有祖宗的法度处治他，先生不必介怀。今天是个好日子，先生可就阁办事。”
说着，万历吩咐左右太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五十两银、四表里彩缎，犒赏给首辅：“朕要与张先生一起用膳！”
用膳完毕，张居正在太监孙斌的陪同下，青衣角带前往内阁处理公务。
他从初六日开始登朝视事，出朝房见客，便一如往常，身穿官服，衣绯悬玉，甚至还参加一些吉庆典礼。这又引起了一些官员们的非议，首辅器重的许国就提醒他：“守制期间，相公怎能身着彩服？”
张居正沉默不语。
南京浙江道御史朱鸿谟为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上疏鸣冤：“此五臣生死未卜，永绝国门之望，万一有何不幸，上伤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气。”
任他如何慷慨言事，皇帝依旧置之不理，把他夺职为民。此后再有奋起反抗者，都如海上潮汐般旋起旋灭，这样一来，“夺情起复”已成定局，言路暂时平静，张文明死后引发的风波，至此终于尘埃落定。
“夺情”事件算得上万历五年政坛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大，朝野震荡。有心人都把张相夺情写进剧本加以讽刺，盛行一时的《星变志》等笔记就是其中之一。
传统伦理道德固然可畏，面对强大的政治车轮时却不堪一击。这场斗争中，万历帝无条件地站在张先生这边，注定了张相的胜利，夺情巩固了他苦苦争取来的政权，却冷了天下读书人的心，那位善意规劝张居正守孝的宋尧俞看到自己建议不被采纳，悲愤而死，天下贤士莫不惜之，张居正的个人声望跌到谷底，不少以往热切支持张居正改革的贤官能臣，也因此站到了首辅的对立面。张居正日益强大的政权背后，暗暗潜藏着危机。
在反对“夺情”的人群中，不少人打着纲常的幌子，把自己装扮成正义公理的代言人，大肆非议张居正其人其事，迫使张居正离职守制，中断新政，维护既得利益。
衡量了国政与守制的轻重后，张居正毅然冒天下大不韪，策划“夺情”之局，并固执到底，毫不退让。其维护个人威权的权谋手段固然不足为训，但却彰显出对诸多谤议在所不顾的大政治家风度，又一次击退了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
张居正也并非孤掌难鸣，时人一片反对声浪中，不乏好友知己出自真心的鼎力支持，帮他度过人生最困难的关卡。
其中，为之奔走呼号最为积极的当属李幼滋和耿定向。耿定向平日相当推重名教，时人周思久曾把他和同时代的李贽做过比较，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之谓。
但耿先生在这件事上却不拘泥于纲常名教，表现得相当开明，耿先生曾对张居正的状元门生张元忭赞誉，相公乃当世伊尹、周公，反观那些反夺情官员，看似爱国守礼，实则全无大是大非与轻重缓急之辨。耿先生渴望张状元能在士林中支持首辅。
张元忭这位德才兼备的状元患有道德洁癖，骨子里反对老师夺情，万分仰慕敢于言事的吴、赵等人。但碍于师生恩义，他也不贸然弹劾恩师，读到耿大哥的来信，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天下知师相之深、谅师相之诚者莫若公与李公（李幼滋），有知己如此，师相之幸也。”
不仅在门生故旧间斡旋，耿定向也找到张居正本人安慰，回忆二十年前，兰台史令张翰林在徐阶府指点江山，忠言纳谏，赢得士大夫一片赞誉的旧事。
耿大人巧妙地以旧喻今，意为如今的士大夫只知敢于直言博取名声，却不能设身处地体恤社稷苍生。他跳出现实的囹圄，从儒家经权思想的角度，为张居正的非常之事作出非常的辩护，鼓励首辅师法伊周，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移孝作忠，以安社稷。
今之士大夫自束发以来惟知以直言敢谏为贤，耻其痛不切君民。惟伊任之重、觉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议可得耶？夫时有常变，道有经权，顺变达权，莫深于易。易以知进而不知退者为圣人，古惟伊尹以之。兹阁下所遭与伊尹异时而同任者，安可拘挛于格式？乃兹诸议纷纷，是此学不明故耳。鄙心愿阁下时以往所觉，不摇撼于称讥毁誉而永肩一德，以安社稷为悦。
张相公另一位知己周友山也千里迢迢致书首辅，他和耿定向互为姻亲，思想见解也高度一致，把话说到首辅心窝里去了，他认为恋权是一个任事大臣所应该有的品质，如今的大臣，一旦功成名就，就不思进取，只求自保固宠了。
此话正中下怀，张居正深表赞同：只有坚持“恋权”，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单看这段对话，或许会觉得周友山是位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上位者心思的马屁精，可谁又能想到张居正死后，反张英雄邹元标也称赞周友山耿介正直，不阿附权臣，周友山却来了句令所有人惊骇的真情告白：“张太岳是我的知己呀！”
除了乡梓好友能够谅解首辅，不遗余力帮他营造有利于他的舆论氛围，首辅同年进士中亦不乏其人。左都御史陈瓒时已退休，拖着病体在家休养。当他得知首辅夺情起复之事，不顾身体有恙，奋力从床上爬起，迅速备好笔墨纸砚，致信礼部尚书马自强：“师相之事，公卿应恳请陛下留他，礼部尚书亟需倡议。疏上，勿忘署老臣之名。”
由于当时社会上有两个陈瓒，他特别嘱咐是北直隶之陈瓒，非南直隶的陈瓒。马自强接信后不仅没被陈大人的“精诚”所打动，反而大为叹息：“想必老人家之病难以愈，其心已死。”
这些支持张相爷夺情的人，于公于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不幸都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殊不知那些整日抱着经典遵守纲常之徒，才真正偏离了儒家初衷。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就是教育人要有服务精神，用一定道德规范来修身，最终归宿还是治国平天下。
当时不少言官确是随声附和，投机钻营。耿定向等人则非，主少国疑之际，需要一个权威强力控制局势，于内辅弼幼主，在外调动百司，号令群僚。支持者无非着眼于国家大局，挽留首辅，却招来自诩为“君子”的“道学家”侧目。
反观反夺情之人，虽然遭受酷刑，却毫无怨言，反而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整个士大夫阶层，也藉此认为他们是道德的楷模，君子的代表，体现出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究其内情令人唏嘘不已。
时过二百余年，清代著名文史学家袁枚也和朋友讨论起前朝这件轰动一时的首辅夺情事件。
袁枚颇为反感明代士人矫情做作的风气，他在《答洪稚存书》中这样给洪亮吉剖析明代士大夫喜好沽名钓誉的阴暗心理：“史称江陵相万历，二十余年，四夷宾服，海内充实，有霍子孟、李赞皇之遗风。然则中行果有爱国之心，方宜留护，为贤者讳过可矣。而中行不但不谏其师，并欺蔽之，使不知其过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击，其心术尚可问乎！”
古时师生之谊，情同父子。袁枚认为，这位受到诸多门生接踵背叛、反复打击之后的内阁首辅，精神上迭受重创，他自忖“大名已裂，状如被逐，刚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
在那些妄博清名的门生们逼迫下，张居正的人格个性深刻逆转，袁枚最后下结论：“此后台臣谏官，阁臣大学土，水火偾兴，互相诽诋，无一日休，必至国亡而后已；如庸医治病，专务斗药净方，而不顾其人之元气命脉也。扬其波者，中行与有罪焉！”
袁枚以他独到的眼光，从明万历五年“夺情”之议中找到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今中外凡能盱衡世局、帷幄运用者，必有与世俗迥异的经历。多少人年幼时都曾立下远大理想，发誓将来要建功立业，然而随着年龄增长，自己在现实的高墙前一次次被撞得头破血流，理想就被藏于心底，变成遥不可及的梦境了。
王国维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处于夺情风暴中心的张居正，少年成名，宦海沉浮三十载，位极人臣荣登首辅，其情其景，不正暗合了“独上高楼”的孤独？彼时的张居正，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忐忑历程和对改革夙愿的憧憬，不正应了“望尽天涯路”的豪迈？
权倾天下之时，父亲突然故去，为人子者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不能灵前尽孝已让这个从小接受儒家正统礼教教育的权臣内心备受煎熬，更受打击的是，自己专行一意站在为国尽忠一边，却挑起全天下读书人的怒火，成了时代的敌人，即使是自己亲密器重的学生和老乡，也跳出来猛烈攻击自己。
这一切，都让这个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人愈发心寒，哀莫大于心死，恰好与王国维总结的“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第二境界相合。
风暴中心的张居正和他的新政，此番憔悴过后，注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也不知这条路上的张首辅，匆忙前进之余，何时才会“蓦然回首”，找到阑珊灯火之中的最终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