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入官场（1/1）

张居正入仕的年代，正逢明代内阁斗争的高潮。

大明建国之初延承元制，在中央设立位高权重的中书省，统辖吏、户、礼、兵、刑、工部及各院、寺、监等。中书省由左右丞相综理机务，俨然是皇帝和国家机关之间的一级权力部门，丞相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

朱元璋生性多疑，眼看中书省和丞相的权力逐渐坐实坐大，心里越发恐慌。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他借胡惟庸案撤销中书省，废除丞相。从此皇帝直接领导指挥六部尚书，成为事实上的总尚书。

朱元璋的继任者明显不如他精力旺盛，这种寄托在皇帝勤勉基础上的机制实施起来已然不现实。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当了皇帝后，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就设立了内阁协助皇帝处理公务。

明成祖朱棣以后，政治运作的枢纽开始集中在内阁。但整个内阁在法律上仅仅是皇帝的秘书处，内阁大学士也无非是皇帝的秘书，内阁之权非常渺小，即使大权在握，仍受皇权限制。

大明王朝好比一家家族企业，内阁首辅则为总经理，管理权限取决于董事长的授权。皇帝放权，权力就大，皇帝收权，权力就小。

在内阁制推行早期，以“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早期阁臣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几位阁老优势互补，各尽其责，在他们治下，明朝迎来了国力持续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力鼎盛的同时，明代阁臣的地位也得到空前提高，就连以三人为代表的“台阁体”文章亦风靡一时。

“三杨”之后，阁臣们大体上能融洽相处，但小的冲突也断断续续，从未停止。

嘉靖、隆庆年间，内阁权势加重，阁臣身系天下安危，在内辅助主上，在外统帅百官，俨然真宰相。

时人陈子龙在《皇明经世文编》中如是总结明代内阁发展史：

高皇（朱元璋）诏废中书。文皇（朱棣）政归内阁。三杨秉钧而后。势以益重。至嘉隆之间，几几真相矣。若洛阳（刘健）余姚（谢迁）之谠亮，永嘉（张璁）丹徒（杨一清）之才略，新都（杨廷和）华亭（徐阶）之弘博，新郑（高拱）江陵（张居正）之英毅，山阴归德（沈鲤）之端方，内辅君德，外总机务，朝政之清浊、海内之安危，职任綦重。裒辑尤详。

内阁地位的崇高也使得帝国精英为此明争暗斗。正常状况下，内阁会有多位阁臣同时在阁，遇事一般由首辅先作决定，首辅与皇帝的接触最多，地位远非普通阁臣所能及，所以阁臣之间竞争异常激烈。

嘉靖初年，以大礼议为界限，开启了此后阁臣争夺倾轧之风，此后的首辅无一不是通过激烈的权力斗争，踩着前任鲜血，登上万人瞩目的宝座的。

嘉靖皇帝十六岁以亲王的身份到北京入承大统，他即位后不久，为给生父兴献王上尊号之事，与大臣发生了冲突。

以杨廷和为首的元老大臣虽然依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拥立嘉靖皇帝，却把嘉靖看作是一代贤君弘治皇帝的过继皇子，坚持嘉靖尊弘治皇帝为父，而以生父为叔父，遭到嘉靖的强烈反对。

君臣矛盾从此日益尖锐，新皇帝与旧大臣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较量。强权压倒纲常，嘉靖在新科进士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人的协助下，运用廷杖、镇压等极权手段取得最终胜利，正式颁诏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追尊为睿宗，入祀太庙。

同时，重定礼议诸臣之罪，退休的杨廷和被定为罪魁，被削籍为民。至此，君臣争执数年的大礼议之事尘埃落定。

礼议不仅是礼法意识形态的争论，更是帝国最高权力的重新洗牌。一批下层官僚很快取代前朝老臣，成为决策的核心人物。

张璁由于襄助嘉靖皇帝礼议有功，六年之内就走完别人二十年都未必能完成的奋斗历程，官居一品，入阁拜相。张璁入阁不久，桂萼也追随他的脚步，以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

尽管张璁在大礼议中比较投机，但他作为新进官员，尚未沾染官场陋习，颇具革除弊政的勇气。张璁秉政，锐意任事，辅佐嘉靖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推行一系列革故鼎新的政策，与后来的张居正颇有相似之处。

张璁与张居正都是辅佐幼主、锐意改革而大披圣宠的重臣，甚至身后谥号都同为“文忠”，明朝因此有了两位张文忠公。相传，孤傲冷峻的张居正极为推崇张璁，在他主持修撰的《世宗实录》中对其赞誉有加。不过，张璁以及桂萼是以迎合皇帝作为发家资本，且在科举考试中名次不佳，因此成为士大夫眼中的佞臣，其人品受到举国上下的鄙视，由此恶性循环，这两个人更是拼命地巴结嘉靖皇帝，巩固权力，打压异己。

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两大敌对势力，彼此猜忌、攻击，官场倾轧激烈。张居正入仕的时候，内阁与六部、僚属之间就是处于这种钩心斗角、明争暗斗的气氛中。

话说张璁一党把持内阁七八年，一时风头无两，直到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春，张璁得疾，被护送回乡。当蛮横的张璁退出以后，本以为朝堂之上会就此平静，然而夏言入阁后，朝中冲突反而更加激烈，远超张璁时期。

小小一内阁，各派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

先是夏言与李时、翟鉴之间的暗斗，以夏言被罢、严嵩入阁告一段落；不久，严嵩又打败翟鉴，翟鉴被削职为民，严嵩一党占了上风；直至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夏言复职，再次入阁，内阁中形成夏言、严嵩对峙的局面。

夏言豪迈多才、纵横善辩，在入阁之后，他任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计划收复被鞑靼占领的河套地区。曾铣屡战屡胜，获得嘉靖皇帝的赞赏，嘉靖也因此更加器重夏言。这引来次辅严嵩的嫉妒。

严嵩摸透了皇帝的心思，利用嘉靖对鞑靼的恐惧心理，进谗挑拨离间，说夏首辅收复河套、对鞑靼用兵，实在是穷兵黩武、混淆国事。

天助严嵩，恰逢此时鞑靼进犯大同、永宁、怀来等地，京师告急，嘉靖深惧北方的游牧民族打进都城。严嵩见此机会，开始猛攻夏言，他危言耸听地向嘉靖皇帝报告：夏言、曾铣祸国殃民，是他们导致鞑靼入侵、生灵涂炭。

嘉靖勃然大怒，一气之下把夏、曾两人逮捕问斩，昔日风光无限的政坛大佬顷刻间变成身首异处的冤鬼。

外宽内狠的严嵩就这样斗倒了骄盈刚愎的首辅夏言，夏言也成为有明一代唯一被公开杀头的内阁首相。夏言倒了，严嵩顺理成章地爬上了首辅的职位。

再来说张居正。翰林的身份让他接近了首辅理想，却也触及了现实政治，亲眼所见的真相使渐近的理想变得更为遥远，拉大的心理落差激出了张居正胸中的不平。

对于夏言和严嵩的斗争，愤怒也好，惋惜也罢，张居正作为新科进士，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只能默默观察时局。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里，他必须蛰伏以待，从容缓进。

这段时间，张居正不肯将生命耗费于虚辞侈言的文字游戏中，他一边忙于撰写史书，积蓄知识；一边冷眼旁观现实生活，剖析政务。

就在与他同时入仕的很多青年官员忙于攀交权贵，陷入争名逐利的漩涡之时，他却洁身自好，喜好与对他升迁无甚助益的基层吏员交往。

每遇小吏从边塞巡视归来，他常常提一饭盒酒菜前去探望，与这些官员边饮酒边聊天，详细询问当地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回家后便一一追记，归纳整理，并提出自己对时局的见解，挑灯写作，彻夜不眠，足不出京而晓天下事。

当他合上书本，回到现实中来，面对眼前的衰败时局，一向沉稳的他终于按捺不住。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这位不起眼的小编修奋笔疾书，连夜撰写了《论时政疏》，试图让皇帝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首次提出政治改革的恢宏大计。

《论时政疏》开宗明义：国家如今内忧外患，已到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请陛下尽早摒弃幽居深宫的消极态度，自知其疾而及时就医。进而针对时弊，提出抑制宗藩、整肃吏治、整顿时政、整饬边防、上下沟通五大对策，洋洋千余字。

遗憾的是，他呕心沥血所撰的奏疏如石沉大海，一腔热血被轻蔑地扔掷在泥沙之中。经过这次打击，张居正继续埋头于朝章国故的探索中，对时政不置一辞。

风高浪急的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正是张居正三十而立之年，人到三十，本该奋勇前行，张居正却急流勇退了。他厌倦了官场的荆棘丛莽、黑白不分，但对时局还抱有一丝希望，因为在他眼中，还有“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蓍龟”的老师徐阶，希望尊师有朝一日带领大家扫除阴霾，拥抱光明。

徐阶年轻时曾担任浙江提学佥事，深谙人才育选的要领，威望颇高。他不同于同时代一些腐儒，只工于词章，而是引导庶吉士们把兴趣由文学转向政治，授课内容无不围绕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使学生们身心受教，学有所用。

当年风华正茂的张居正经过层层考试脱颖而出，来到翰林院任职之时，分管翰林院的内阁次辅徐阶就注意到，新来的这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卓尔不群，所作之文虽旁列诸子百家之言，却以务实为本，且虚心向各位老前辈请教，博得了诸位翰林老师的好感。

有心的徐阁老刻意接近小张，多次找他谈心，借以全面观察这个谈吐不凡的年轻人。两人的交流非常投契，他很是欣赏小张“沉毅渊重”的性格和好学上进的进取精神，深相期许，认为他以后一定会成为国家重臣。

从此，徐阶一路提携小张。张居正对徐老的知遇之恩也铭记在心，从此更加积极上进，二人在政见上也多有默契。休假回家前，张居正特意修书一封致徐相公。

信中，张居正毫无顾忌地袒露心扉。他愤慨于群奸乱舞，迫害正人；又赞誉徐老师博通古今、器量恢宏，可惜并未使天下有所改观。他也觉察到徐阶的顾忌太多，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又要虚与委蛇，“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不亦难乎？”

张翰林颇费心机地以后辈之身，委婉道出徐阶的不足，又以知恩图报之心，许诺誓死相随。面对这样的倾肠相告，苦于政争的徐阶又怎能不动心呢？

只是时机未到，老谋深算的徐阶绝不会轻举妄动。对于张的建言，他只能摇头苦笑。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他终于物色到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知己和接班人了。

此时的张居正不仅官场上失意，情感上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正值盛年，与他相濡以沫的爱妻顾氏溘然长逝，抱着念妻、怀友、感叹时局的心绪，他满腹哀伤地休假回家了。

回乡之初，张居正寻得风光甚佳的湖畔筑一茅屋，种半亩青竹，养一只癯鹤，终日闭门不出，身边有童仆数人，专事洒扫，烧茶煮药。

人在天涯，心悬京华；养疴田园，魂萦廊庙。他有过读书自娱的避世念头，但目睹江山败落、百姓哀鸣的末世之状，这个曾经梦想“直上尽头竿”的青年才俊，又怎能割舍对社稷苍生的关切呢？

出世与入世、遁世与经世的矛盾冲突，交织在张居正大脑中，他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倾注在诗词里：

山居

林深车马不闻喧，寒雨潇潇独掩门。

秋草欲迷元亮径，清溪长绕仲长园。

苍松偃仰云团盖，白鸟翻飞雪满村。

莫漫逢人语幽胜，恐惊樵客问桃源。

舟泊汉江望黄鹤楼

枫林霜叶净江烟，锦石游鱼清可怜。

贾客帆樯云里见，仙人楼阁镜中悬。

九秋查影横清汉，一笛梅花落远天。

无限沧洲渔父意，夜深高咏独鸣舷。

追求超逸、希望摆脱尘世烦扰的情绪跃然纸上。

“显则立于朝，晦则隐于野”，大自然往往成为传统士大夫回避世俗纷扰的一片净土，更是暂避惊风骇浪的安静港湾。

张居正寄情于寒泉潭水、沧江白鸥，在烟霞松竹中闲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心灵或驰骋在云端，或伏贴于岩崖，寻找人世间难以寻觅的宽容和慰藉。

六年的休假生活中，最令他身心愉快的当属衡山之行。

在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张居正偕同应城李义河、湘潭王会沙、汉阳张甑山、长沙李石棠等几位湖广友人，遍历潇湘大地。张甑山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李义河、李石棠后来都位列公卿，成为日后张居正执政改革的左膀右臂。他们正是在此结成扯不断、紧相连的至密亲友圈。

他们在衡山游历八天。到底是翰林才子，张居正文思泉涌，留下名篇《游衡岳记》：

……

晨登上封观海，日初出，金光烁烁，若丹鼎之方开。少焉，红轮涌于海底，火珠跃于洪炉。旋磨旋莹，苍茫云海之间……噫吁嘻！奇哉伟与！山僧谓此日澄霁，实数月以来所无。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见，去。而余辈以杪秋山清气肃，乃得快睹，盖亦有天幸云……盖衡山之胜，高称祝融，厅言方广……夜雨。晓起，云霭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径道亦绝，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谓不复似世中人矣。

……

这是他此生最惬意怡情的一次旅行。数年后，他还和理学名流孙应鳌津津有味地谈起当年的衡山之游，和朋友分享自己的旅途日记。

归途中，一行人溯江西行，途经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张居正禁不住又发感慨：“慷慨悲歌，俯仰古今，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血刃；东望厦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思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强烈的怀才不遇之感再次涌上心头。

青年张居正报国无门，此时只能寄情山水，渴望在大自然中求取心理平衡，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他游赤壁而生用世之念，望洞庭而萌旷世之慨，登衡山而怀出世之思。种种思想交织融合，构筑了他一生的思想和事业。

当然，逃避现实绝非他的风格。

张居正之所以是张居正，就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是消极避世、厌闻世事的隐士，他所做的只是默默等待机会。

“同是天涯沦落人”，怀才不遇的张居正想起了魏晋时代与他一样怀才不遇的竹林七贤。他们从不在意世人的嘲笑讥讽，谈笑自若，坚决不与臭名昭著的司马氏集团合作，并以放荡不羁的个性，挣脱礼教和功名的约束。

张居正仰慕竹林七贤的淡泊洒脱，理解他们孤独的灵魂，作《七贤吟》歌颂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和阮咸七贤。

为摆脱世俗纷扰，保持内心平静，张居正一度研习禅学。他闭目盘膝而坐于清凉树下，修身悟道，常与著名僧侣学者邓豁渠交流心得。公安派文学家袁中道把禅宗思想说成是张居正执政后不顾个人安危、坚持不懈的思想根源：“江陵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讥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

张居正希望通过虔诚的修炼解除人世间的烦恼，缔造一个美好的极乐世界。理想很美好，现实终归很残酷。

此时的大明帝国，内忧外患如沉疴一般日复一日，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西北草原蒙古犯边，陆边和海防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江陵位处腹地，暂时没有北虏南倭侵扰之患，但在这些年来水旱频繁，民穷财尽。

作为休假的朝廷命官，张居正本可文诗会友聚高朋，向他的父老乡亲们炫耀一下京城见闻；可谁也没有想到，血气方刚的翰林院编修当起了泥瓦匠，亲手筑起几间房，名之曰“学农园”。

他深切体会到，农业乃民生之本，治国必须“力本节用”。读书之余，他常常游走于在阡陌间，种竹植树，与老农切磋农艺，同悲共欢。丰年的收获固然令人欣喜，但更多的是农民身被风露、头炙熇日、终岁劳碌，也仅仅免于饥饿。而官吏的催征过急，常陷农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被逼得抛妻别子、逃亡他乡。

此情此景，实非沉溺于歌舞台榭、声色犬马的高官士绅所能想象，却令张居正恻然以悲，惕然以苦。

当时的湖北有楚王、荆王、襄王等五大藩王以及数不清的郡王宗室，这些人靠国家财政收入来“支给禄米”。政府对基层的掌握逐渐失控，宗藩过多，田赋不均，荆州一带榷税负担日益加重。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深深烙印在这位年轻人心中。

社会大学堂给了他非常大的影响与启示，在研究透榷税和农商的复杂关系之后，他逐步形成了重商益农、农商互惠的新思想，促使他日后大刀阔斧改革赋役制度，强力推行“一条鞭法”。

身在山林，心在庙堂。

五百年前，仕途坎坷的范文正在岳阳楼挥毫写下了那篇不朽的《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五百年后，同样处境的张居正，也遇上了同样的矛盾。堂堂热血男儿，难道还要继续沉溺于烟霞湖水吗？

张居正呼唤仁人志士与他一同振兴大明，后来他对知己耿定向道出肺腑之言：“现在的京城，只要向外走出十里路，就会遇到百十人组成的盗匪团；朝廷上下贪赃枉法盛行，老百姓对此早已深恶痛绝，必须仰仗一位‘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破旧立新，否则根本无法改变国家现状。”

世间正好有这样一位“磊落奇伟之士”，但此时的大明朝廷未必察觉得到，即使知道也未必起用。

六年的山居岁月，在张居正五十八年的生命旅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万不可小看这六年，其间张居正有过低沉、彷徨和忧虑，更不乏忧国忧民的困惑和深思。

在彷徨中，张居正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自此以后从未动摇。六年中，他洞悉了社会百态，成熟了自己的治国方略。经过休整、反思和对农民疾苦的考察，张居正心中逐渐开出解除社会弊端的药方，重新燃起了报效国家的热情。

张居正的父亲，那位屡试不第的张文明，看着儿子数年如一日地宅在家中消磨时日，更是忧心忡忡。他逢人便说：“我家三代都无人中第入朝做官。这个儿子难得入选翰林，本想靠他光宗耀祖，可他现在却无所事事。”言罢，深深叹气。

的确，张家三代人孜孜以求的功名，几代人的遗憾全都指望这位年轻人来弥补，眼看儿子业已进入“储相”的行列，岂能长久在家逗留，把大好时光都浪费在闭门读书与游玩休闲上？

国运的召唤，父命的嘱托，肩负着兴国、兴家双重使命的张居正不得不重返政坛。

于是，三十六岁的张居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北上的旅程。人刚启程，一种略带犹豫、担心前景的复杂情绪便徘徊在胸际。

他此去京城，当然不是为了恢复区区七品的官俸，他忧虑的是如何面对紫禁城中那个变幻莫测的官场，而想要在尔虞我诈的环境里施展抱负，是何其艰巨！

他留恋美好的故乡，十三年前，他从这里进京赶考，其后因发妻顾氏去世，一度南回。数度往来，十三个春秋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度过。江岸依旧，而人已近中年。

或许，苏东坡那句不朽名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此时正久久回荡在他耳边。

他深吟一首《割股行》以表达自己对大明王朝的忠心耿耿，激励自己风雨无阻，献身国家：

割股，割股，儿心何急！

捐躯代亲尚可为，一寸之肤安足惜？

肤裂尚可全，父命难再延。

拔刀仰天肝胆碎，白日惨惨风悲酸。

吁嗟残形，似非中道，苦心烈行亦足怜。

我愿移此心，事君如事亲。

临危忧困不爱死，忠孝万古多芳声。

金碧依旧，黄土依旧，京城的乱局没有丝毫好转。张居正最为关心的政治大局，仍然是阴霾弥漫。

长安道上，京师城中，豪门依旧夜夜笙歌，疾苦的百姓也俯仰皆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剧，张居正一路上不知见到了多少。

回京后，严酷的现实依然没有给他提供施展抱负的平台。

嘉靖皇帝还在琢磨那两件事情：一是道，以求长生不老；二是人，以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

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一群道士的怂恿下修道炼丹。为求长生不老药，命方士炼丹，大量征召十三四岁宫女，利用她们的处女月信来制丹药。

宫女常因一些小错而遭嘉靖皇帝毒打，多达二百多位宫女死在皮鞭之下。这种非人的待遇，让宫女不堪苦痛，她们蓄谋拼死斗争。宫女领袖杨金英索性联合了十多位和她一样饱受凌辱和责罚的宫女，谋划除掉嘉靖，却也因自己的失误丧送性命。

在守卫森严的宫廷，一群弱小的女子，竟敢与皇帝拼命，旷古未有。事情虽然很快平息，嘉靖皇帝幸而未死，但精神上的打击相当沉重，恐慌的内心愈发要紧紧抓住求仙长寿这根救命稻草。

自此他噩梦不断，睡不安宁，再也不敢回到临朝议政的乾清宫。皇帝不上朝，一切政务都由严嵩秉承皇帝的意向处置，这给贪官污吏提供了更多渎职枉法的机会。一时，严党的权势达到了顶峰。乌云密布的朝政能否给张居正这颗新星闪耀的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