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寂寞英雄（1/1）

持节云中

多年来，考虑到内政不稳、国疲民困，汉朝朝廷对匈奴的骚扰一直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于朝堂上的主战声，文帝一般都采取抑制态度。因为，大汉实在经不起战争，保持社会稳定，让民众休养生息，才是目前压倒一切的头号任务。

忍字当头一把刀，忍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但文帝接过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江山，除了选择忍，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些年来，匈奴在边境线上不停地制造事端，他忍了；吴王刘濞等诸侯骄横跋扈，他忍了；朝堂上，功臣倚老卖老，把持朝政，他也忍了。

但如果就此认为，文帝是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也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如今，匈奴人快要杀上门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敌人的刀尖已快要插到胸口了，难道要束手就擒，将大汉江山拱手让人不成？

一道诏令从未央宫传出，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sù)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做好沿边诸郡防守，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做好出击匈奴的准备。

同时，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集结千辆兵车、十万骑兵，驻扎渭水北面，拱卫京城安危，防止匈奴人突袭长安。

宣布军事部署和人事任命后，文帝亲自到渭水大营劳军，整肃军纪，厚赏将士，并决定御驾亲征，出塞与匈奴决一死战。

皇帝亲征匈奴的消息传开，朝堂上炸了锅，引起轩然大波，群臣们纷纷站出来反对，表示天子不能轻易涉险。皇帝亲上战场，可不是闹着玩的，文帝长于代国，虽说对匈奴有所了解，但毕竟不像高祖那样身经百战，岂能凭一时血气之勇与敌搏命？

战场上刀剑无眼，谁也不能保证皇帝的绝对安全，当年高祖就是由于阵前中箭，最终死于箭伤。

只是，文帝已经铁了心，任群臣们费尽唇舌，百般劝谏，他根本听不进去。

皇帝油盐不进，这可如何是好？

好在有人聪明，想到有一个人的话，皇帝一定能听得进去，还得赶紧动员她出来劝阻，她便是薄太后!

老太后心疼儿子，文帝要亲征，她自然一百个不愿意。

文帝为人至孝，母亲出面发话，他只得作罢，便命张相如率董赤、栾布出征匈奴。

正当汉军集结完毕，开赴边境时，老上单于率领匈奴大军已经在塞内祸害了月余。在这段时间内，抢钱抢粮抢人，已经抢得差不多了，得知汉军大部队将至，他才不想做无谓的纠缠，满载战利品从容扬长而去。

等到张相如带领汉军赶到塞上时，连个匈奴人影子都没看到，大军在边塞附近草原上转了一大圈，只好原路返回。

匈奴人给汉朝朝廷造成如此大的损失，却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数万汉军劳师远征，没能斩杀敌人一兵一卒。遇到这样幽灵般的对手，汉廷上下非常郁闷，但又毫无办法。

不过，让文帝稍感欣慰的是，此次匈奴大举入侵，在萧关遭到驻地汉军迎头痛击，损失惨重。尤其振奋人心的是，有两位新入伍的勇士斩杀匈奴颇多，战绩斐然。

他们是一对堂兄弟，来自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静宁县西南)，兄长叫作李广，弟弟名叫李蔡。

说起来，李氏兄弟也并非一般布衣百姓，祖上可是大有来头。秦始皇发动统一六国之战时，在灭燕之战中，率领先锋军的是位名叫李信的少壮将军，他率领秦军率先抵达易水，迫使燕太子丹远逃辽东。李信穷追不舍，一路追击到衍水(今辽宁省太子河)，穷途末路的燕王喜使人逼杀太子丹，李信获其首级而归，一时名扬四海。

李广兄弟正是李信的后裔。李信本籍槐里县(今陕西省咸阳兴平东)，后来，李氏后人迁徙至成纪县。虽说家道中落，但李家的骑射传统世代传承不辍，在家庭熏陶之下，李广兄弟从小练就一身本领，特别是李广，箭术娴熟，加上臂力惊人，可以做到矢无虚发，一箭毙命。

得知朝廷为抵御匈奴颁发征兵令，兄弟二人便以良家子弟身份参军入伍。

何为良家子弟？就是出身清白，没有犯罪记录的家庭出身的孩子。

同样是参军，良家子弟与罪犯戍卒大不一样。罪犯戍卒是被强征，属于戴罪入伍，具有惩罚性质，而良家子弟入伍为主动参军，在以后战功提拔等方面，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李广因战场上表现出色，很快被提拔为中郎(秩比六百石，属于高级郎官)，李蔡也被提拔为郎官。

自此以后，李广常侍从皇帝身边，扈从出行。

外出总免不了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比如道路受阻，甚至在荒郊野外路遇野兽，但李广毫无惧色，当场将野兽格杀。

李广高超的武艺和过人的勇气，令文帝深为折服。有一次，文帝用惋惜的口气说：“你生在当下，实在有点可惜了，没遇到好时机，要是早一点，赶在高祖争夺天下之际，以你的本事，就算封万户侯，也不在话下啊!”

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从来是英雄血染红了帝王们的皇图霸业，但并不是所有的帝王都能成就勇士的英雄梦。

文帝这番话，表面上说给李广，实际上又何尝不是说给自己听呢？

他明白，自己注定成不了与父亲并肩的伟大帝王。冥冥之中，宿命已成定数，纵然贵为天子，亦无法摆脱命运的枷锁，他在为英雄报国无门而叹息时，又何尝不是在为自己无法为英雄提供驰骋舞台而伤神!

或许文帝自己也没料到，他一句无意间的感慨，却一语成谶，犹如魔咒梦魇，伴随了李广一生，令他终身无法摆脱。

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足够广阔的天地，就看帝王的魄力和决断力了。比如困扰汉朝多年的匈奴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文帝总是感叹，朝中缺乏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然而，人世间从来不缺人才，缺的是发现人才的伯乐。

有人就曾断言，即使当世有廉颇、李牧这样不世出的将才，皇帝也不会用他，为此，文帝还气恼了许久。

直到这次匈奴大举入侵之时，文帝又想起了此人，便将他找来，再次当面质问他：“冯唐，你倒是说说看，怎么知道我不会任用廉颇、李牧呢？”

冯唐担任的官职是中郎署长。

按照汉制，郎中分属车、户、骑将等，中郎高于郎中，分属五官、左、右中郎将。未央宫、长乐宫及上林苑等皇家宫廷、离宫、园囿等俱设有郎署，供各级郎官更值宿卫之用，郎署负责人称作郎署长。

冯唐署理的是一处中郎署，故称为中郎署长。

冯唐祖父本是赵国人，曾在李牧手下效力，两人交往过密，对李牧的生平事迹颇为熟悉。

想当年，李牧遭人陷害，蒙冤而死后，赵国再无大将，秦人很快就灭了赵国。赵国亡国后，为了逃避秦人迫害，冯唐祖父和家人隐姓埋名，藏匿民间。

祖父死后，冯唐父亲携带家人远离赵国，举家迁居代地。在这以后的数年间，包括赵、代在内的河北地区，先后历经了秦末战乱和楚汉战争，几乎沦为丘墟。为了给家人寻一个稳定的生活去处，待大汉建立后，冯家又一次搬家，这一次他们迁到了关中，落户安陵。

由于家庭渊源，可以说，冯唐自小就是听着廉颇、李牧的故事长大的，对他们的逸事可以说如数家珍。

汉初人才选拔制度还不太规范，基本由地方官员在辖区内考察举荐，考察内容主要两个方面：个人才能和品德。冯唐由于孝行被举荐为中郎署长。

在中郎署长任上一干就是好多年，由于常在皇帝身边侍从，冯唐对文帝性格比较了解。有一次，文帝乘车路过冯唐任职的郎署，冯唐在一旁侍候。文帝看冯唐年纪不小了(推断大概五六十岁了)，便和他拉家常：“老人家老家是哪里呀？怎么这把年龄了，还在做郎官(郎官一般是贵家子弟晋升的跳板，多由年轻人出任)？”

冯唐一一如实回答。

文帝一听冯唐是赵人，又曾在代地生活过，顿时有了好感，毕竟他是在代国长大，那里相当于故乡，他乡逢故人，自然备感亲切。他向冯唐打听一些代地的陈年旧事：“想当年，我在代国时，尚食监(负责诸侯王膳食的官员)高祛经常向我提起赵将李齐，讲他在巨鹿之战时的英雄气概。到如今，每逢吃饭，还会想起往事，历历在目，老人家知道李齐此人吗？”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名将如云，至于李齐，不过是个不入流的人物罢了。冯唐当即回答说：“比起赵国历史上的名将廉颇、李牧，李齐差远了。”

文帝感到好奇，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冯唐回道：“我祖父曾在赵军中担任将领，与李牧关系很不错，我父亲曾在代国(秦末楚汉之时)担任过国相，与李齐共事，交往甚密。因有过这段渊源，我对他们的为人都比较了解。”

文帝一听，颇有些激动，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说：“可惜啊，我没有廉颇、李牧这样的大将之才，否则，我还会为匈奴所困扰吗？”

不料，冯唐却没有附和，反而淡淡地答道：“请恕臣下直言，陛下就算手下有廉颇、李牧般人才，您也不会重用他们。”

一句话戳到了文帝的痛处，他没想到冯唐会这样当着众人面公开打自己脸，恼羞成怒之下，当场拂袖而去。

虽然文帝很气恼，但并不糊涂。

回到宫中，过了许久，待气慢慢消了，文帝又召见冯唐，用略带批评的口吻说：“你有什么话就不能私下跟我说吗？为何非要当众令我难堪，这不是存心羞辱我吗？”

冯唐听完，先向皇帝致歉，然后答道：“我是个见识短浅之人，不懂得忌讳回避，没有很好地维护好陛下的颜面。”

等于直白告诉皇帝，我就是这性子，拐弯抹角、见风使舵那种事，我可干不了!

文帝见他是个直肠子，也就没太放在心上，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直到这次，君臣二人再次见面。

但文帝心结依旧，不肯承认自己不重用人才。

万方有过，朕躬无错，皇帝一般都是这德行!

但是文帝又不得不拉下面子，询问冯唐，因为边患越来越严重，自打张相如带领大军归来后，匈奴人又先后偷袭云中郡、辽东郡，顺道还祸害了代郡，数以万计的百姓或被杀，或被掳走，不计其数的牲畜被抢走。

边境消息不断传到长安，文帝食不甘味、寝不安床，他迫切需要一位廉颇、李牧式的将领，帮他扭转乾坤。

正所谓，漫说汉庭思李牧，未闻郎署遣冯唐。

冯唐依然是冯唐，文帝依然是文帝，只是双方心态有些不一样了。

面对皇帝的询问，冯唐心想，非常人才必须用非常方式对待。要想得到国士，就必须以国士待之；想要虎狼之师，就必须给他吃肉；想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将帅，就必须给他绝对的权力和自由，这样才能放手一搏，建立非常功业。问题是陛下你能做到吗？

“我听说，在古时候，每逢大将出征，君主亲自跪下推将军的车毂，说：‘国门以内的事我决断，国门以外的事，由将军裁定。所有军队中封爵奖赏的事，都由将军先自行决定，待归来再奏报朝廷。’我曾亲耳听祖父谈过李牧的故事，他统率赵国大军驻扎边境时，在军队驻地，由军队出面，设置交易市场，租税收入供军队使用，称为军市。李牧将从军市征收的税金，自行用来犒赏部下，而赵王从来不过问，也不干预。赵王交给他的任务就一项，打仗必须取胜，其他的事一概不问。”

关于军市，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曾出现。不过，商鞅提倡耕战，打压商业，所以对军市一直持抑制态度。真正将军市发扬光大的，李牧当属第一人。军市既可以增加军队收入，又促进了驻地居民商品流通，可谓一举两得。

文帝没有插话，只是默默地听。

“正因为有了自主权，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充分发挥才智，李牧组建兵车一千三百辆，麾下精于骑射之士一万三千人，能够上阵杀敌的士兵有十万人。有了这支强大的军队，赵军才能北驱匈奴单于，大破东胡，消灭澹林(古代东北一支部族)，西抑强秦，南援韩魏。此时的赵国，犹如中原霸主，无人敢轻视。只可惜，后来赵王迁即位，听信宦官郭开的谗言，自毁长城，杀了李牧，赵国旋被秦人消灭，赵王迁自己也沦为秦人俘虏。”

这些往事，才过去不过数十年。冯唐虽说得风轻云淡，但文帝听来却是惊心动魄。

说完李牧旧事，冯唐话锋一转，说道：“我听说，云中郡郡守魏尚，亦效法李牧开军市，不但将税金全部用来犒赏士兵，还自掏腰包，每隔五日杀一次牛，款待宾客、军吏和身边之人，手下的人都乐于效死。就连匈奴人得知云中汉军将士上下齐心后，也不敢再轻易攻袭云中边塞。后来，有一次，匈奴入侵云中，结果被魏尚迎头痛击，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狼狈逃窜。魏尚手底下士卒们多数都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他们不懂大道理，不熟悉法律，他们参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上阵杀敌，为国效力。然而，在报功时，因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就被治罪，他们的功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

文帝一直不说话，只听冯唐讲述。

紧接着，冯唐话就有些尖锐了：“听说魏尚在上报军功时，因为比斩敌实际人数多报了六人，就被陛下下诏夺爵，判处入狱一年。臣下冒昧地认为，如此轻赏重罚，会寒了边关将士们的心。臣据此认为，陛下纵然得到廉颇、李牧这样的名将，也不会重用。臣口无遮拦说了这么多，请陛下治罪!”

文帝是个明白人，他明白如今匈奴大敌当前，在这节骨眼上必须稳住军心，做出重视人才的姿态来。

在谈话结束后，文帝当即就让冯唐带上皇帝符节前往云中郡，宣布赦免魏尚，官复原职。

经过此次谈话，文帝对冯唐刮目相看，任命他为车骑都尉，掌领中尉和郡国车士。

冯唐的前途看上去一片光明，大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

然而，在以后的七年中，冯唐基本处于被闲置状态，在平淡中消耗时光，毫无建树。直到文帝去世，才被调任为楚国国相，但是上任没多久，就被罢官了。

冯唐为何被罢官，原因不明，但很有可能是与楚王刘戊(楚元王刘交孙子)有关。

刘戊此君是个十足浑蛋，他还在当楚国太子时，父亲刘郢客让申公做他师傅，指导他读书。申公是何许人也？他可是当时大儒。早年曾与楚元王交游，共同求学，后来又陪刘郢客一起赴长安求学于浮丘伯，按辈分，差不多是刘戊爷爷辈了。

刘交与刘郢客父子二人好学尊儒，但万万没料到，后世出了个刘戊这样的混世魔王，他打小就不爱读书，特别憎恶父亲逼他读书。申公作为一代宗师，估计教导他严苛了一些，就被刘戊记恨心头。待他即位没多久，就罚申公去做苦役。申公一大把年纪，哪里受得了这罪？好在后来抽了个机会，逃离了楚国。

估计，冯唐的遭遇跟申公差不多。

在以后的时光中，冯唐闲居家中，淡看春去秋来、花开花落，一天天消磨时光，直到年华不再，华发满头。

数十年后，朝廷下诏民间推荐人才，才记起冯唐来。只是此时的冯唐已是年过九十，垂垂老矣，难堪大用了。

快意人生

人生在世，最难的是按照自己的性子快意地活着。每个人总有一些人生信条，不同的是，有人可以变通，但有人则不然，为了自己信条，可以不惜以身涉险，冒着惹恼皇帝的风险。比如张释之、冯唐就这样，他们的结局令人不胜唏嘘。

文帝时代，是个不错的时代，也是个不幸的时代。

总体来说，国家保持了稳定，社会生产力在稳步地提高，平常老百姓暂时告别了秦末以来的战乱，日子虽然仍旧艰难，但至少不用再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文帝一直保持着冷静头脑，抱定不折腾的精神，除了在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4年)冬季那场匈奴大规模入侵，他一度打算亲征外，对外基本保持守势，不主动挑事，也按住了朝堂上一些人不切实际的鼓噪。

比如文帝即位之初，大将军陈武就曾怂恿对南越、朝鲜动武，开疆拓土。陈武的理由也很充足，南越、朝鲜自秦一统天下后，就归属中华帝国，成为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但是，秦末大乱之时，两地趁机各自割据，自立门户。高祖成立大汉之初，碍于天下初定，无暇分身，腾不出手来，只得作罢。现在可不一样了，天下已定，海内皆仰承陛下恩泽，应该出兵讨伐，一统宇内才是。

其实，陈武的另外一层潜台词没有说破，文帝以外藩入主大统，想要立威，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发动一场对外战争。

自古以来，帝王将相一旦身处不利，为了平息纷扰，快速树立权威，往往会发动对外战争，以达到凝聚人心、转移视线的目的，这种手段从来都是屡试不爽。

说实在的，面对陈武的提议，很少有君王会经得住这样的诱惑，哪个皇帝不想建功立业名垂青史呢？

况且，以大汉的体量，对付南越、朝鲜这样的边陲小国，还不是手到擒来？

好在文帝没有热血冲头，他果断拒绝了陈武的提议——

“当年先帝知道百姓已困疲至极，不能再加以驱使了，因此，没有考虑南越、朝鲜之事。先帝尚且如此，我岂敢再生妄念？现如今，匈奴年年入侵，边境百姓日子过得实在太凄苦，为了抵御外敌，父死子继，士卒们超限服役，无暇休养生息。为此，我常常彻夜难眠，倘若北部边境安定下来，老百姓能过上安分日子，我已经谢天谢地了，怎么还敢痴心妄想，另起刀兵之念呢？这事，你以后就别提了。”

战争就是个魔鬼盒子，开启容易，但是一旦打开，谁也无法保证它会发生什么。文帝的冷静理智，让大汉避免了卷入另外一场战争泥沼中。

仗是不打了，但帝国的体面还是要维持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赵佗在南天一隅公然称帝，朝廷总不能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吧。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如果任由赵佗这样招摇下去，大汉天子的威严何在？

安抚四夷，手段无非有二，武力威慑和笼络羁縻。目前既然排除了动用武力的可能，剩下只有一个办法：外交解决。

文帝先派人到真定，修葺赵佗先人的墓地，按时祭祀赵佗祖先，并安排人手守护，以免再遭破坏。另外，赵佗在老家的同族亲人，均被委以官职，重金厚赏。

死者已矣，无知无觉，给死人脸上贴金，无非是做给活人看。

汉廷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做给赵佗看的。只是赵佗身在千里之外，路途遥远，音信杳然，难免以讹传讹，如何是好？

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一名得力人手前往南越，对赵佗恩威并施，晓以利害，让他放弃称帝。但是环顾朝堂之上，又有谁能够担当起这份重任呢？

当时丞相陈平还健在，他对皇帝说，此事好办，有个现成人选。

文帝问：“谁？”

陈平说，陆贾在先帝时，曾出使南越，轻车熟路，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了。

文帝当即表示同意。

从高祖至文帝十多年间，陆贾一直半隐半仕，游刃于朝野之间，从来不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但从来没有远离高层政治。文帝继位之初，表面看周勃、陈平等人出了大力，风光无限，实则陆贾一直在幕后助推。

所谓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君子居高处，往往如临深渊。张良推辞高位，得以善终，而周勃设法踩着陈平往上爬，结果身陷囹圄，几乎性命不保。

陆贾是一位智者，知道人生成功，能力固然重要，但准确把握时机，懂得进退，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他的志向并不是在庙堂上挥斥方遒，而是在天下间合纵连横。他一直在静静等待时机。果不其然，朝廷的诏书到了，他被任命为太中大夫，代表朝廷出使南越。

赴南越之路，陆贾多年前就走过，谈不上陌生，只是现在形势远比当初复杂多了。吕后末年那场失败的南征，使得大汉与南越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陆贾此次的南越之行，注定不轻松。

好在陆贾不辱使命，利用他出色的口才和外交才华，最终使赵佗主动放弃称帝，成功维护了大汉帝国的体面和尊严。自此以后，南越王赵佗恢复春秋两季朝贺的礼仪，按时派人到长安朝见大汉皇帝。

然而，实际情况是，赵佗只有对汉廷上书时，守宗藩之礼，在其国内仍以天子自居，汉越之间的矛盾只是被暂时搁置了而已，根本冲突依然未得到解决。

不管怎么说，陆贾的南越之行，为汉朝赢得了一个稳定的南部边境。文帝求稳的策略，还是发挥了效果，成功避免了大汉与匈奴和南越同时敌对的局面。

和平岁月是国家之幸事，但却是英雄的不幸。平淡的日子，消磨了英雄的意志，磨掉了壮士的棱角，让他们变得与平常庸人差不多。

秦崩、楚亡、汉兴，这些惊天巨变，才短短二十几个春秋，多少英雄事，早已成为陈迹往事，多少英雄骨，化为腐草流萤。

平庸的年代，是埋葬英雄的坟冢。

不过总有一些人不改本色，还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活着，比如栾布。

这些年，栾布先后在地方做过燕国国相，在朝廷被委任为将军，要论身份，他早脱离了草莽阶层，跻身于庙堂阶陛之间，却依然保留着快意恩仇的江湖习气，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从不藏着掖着。他公开对人讲：“一个人在潦倒落魄之时，没法做到忍辱负重，就算不上汉子，但志得意满后，还不能按照本性活出个人样来，也谈不上是个英雄好汉。”

栾布还是当初的栾布，只是社会大环境已今非昔比。

栾布只是个个例，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栾布一样，按照自己的性子去活。如今天下一统，比不得战国乱世，不能任你书剑飘零，恣意江湖。

功名利禄是身外物，唯有自由最难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是每个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事。栾布活出了精彩人生，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人生有所得，就有所失。在这个世上，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拿来交易的。

交上灵魂、尊严、自由，换来金钱、名利、地位。

哪怕坐在三公位置，与皇帝坐而论道，也有些线终究不敢逾越，有些话终究不敢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身在庙堂言不由衷。

但栾布不一样，无论落魄失意，还是身居高位，他都有魄力，能担当，敢作敢为，活出了大家想活的模样，所以他成了神。栾布死后，燕赵一带百姓为他立社奉为神明，号称栾公社，香火不绝。

可惜的是，英雄如栾布，让世人铭记的光辉事迹还是在高祖时，他敢于站出来为彭越收尸，不畏强权，敢于仗义执言，与皇帝据理力争。此后，除了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他跟张相如出塞，在大草原转了一大圈无功而返外，终老案牍之间，一事无成。

文帝时期，注定不是英雄建功立业的年代。

实际上，在平庸生活中消耗时光，最终沦为籍籍无名者的英雄，何止栾布一人？季布的人生遭际，与他同样相差无几。

文帝即位之时，季布人已不在长安，他从中郎将调到河东郡，担任郡守。季布的名气很大，朝野之间广为人知。文帝觉得让他屈居地方，实在有点委屈，想调他到长安，出任御史大夫。

季布接到皇帝诏令后，赶到京城，住进驿馆，等待皇帝召见。可是一来二去，等了一个多月，却仍然毫无动静，迟迟不见皇帝召见。

原来就在他调任期间，出现了一点意外。

文帝听到了一些关于季布的负面传闻，比如有人说，季布人是不错，就是脾气不太好，常常醉酒耍酒疯，让他担任御史大夫，恐怕他很难与人共处，保不准会贻误大事。

文帝性格谦和，也缺少几分果断，做事用人常常优柔寡断，很难做到始终如一。听别人在耳边这么一说，他心里就犯起了嘀咕，有些犹豫了，最终打消了由季布出任御史大夫的主意。

只是人都来长安等了这么久，总得有个说法吧？

于是，文帝决定还是见见季布。

君臣二人见面后，寒暄了好一阵，只是文帝说的都是些不着边际的客套话，绝口不提季布出任御史大夫一事。胡乱扯了一大堆后，文帝宣布会见结束，让季布从哪儿来，还回哪儿去，打道回府，重返河东，继续去做他的郡守。

千里迢迢，大老远从河东郡被召到长安，又在驿馆窝了一个月，难不成就是陪皇帝聊几句家常？这样的事，搁在谁身上都窝火。

季布心里很不爽。

换了一般官员，眼看即将到手的三公高位就这样失之交臂，纵然心中腹诽，但对皇帝的决定，又能如何？只好权当回京休假一月，然后回到自己一亩三分地，继续该干吗就干吗。

可惜，季布不是常人。

季布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过去面对高祖、吕后是如此，如今依然如此。

“臣在河东任上，也没干出什么出色业绩，无故蒙陛下召见，定是有人利用虚名欺骗您。我在京城白白耗了一个月，啥事没干，如今又被遣回，想必又有人在陛下面前诋毁我。陛下因一人称赞就召臣入京，又因一人毁谤就送臣出京。我个人的毁誉得失倒没什么，只是这事传出去，恐怕有损陛下圣誉。”

话虽然说得委婉，但句句都戳中文帝心窝，季布这是在说自己为君做事摇摆，没有个人定见，单凭别人三言两语，就受人摆布。

文帝听后一脸尴尬，坐在那里，半天不知如何回答。半晌后，他才讪讪说道：“河东犹如朕的膀臂和大腿，实在太重要了，特意召见你，就是想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况。”

这样的理由，说出来恐怕文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季布也不想再与皇帝辩论。

这场谈话，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回到河东任上，季布继续做他的太守。后来，他听到一件事，皇后哥哥窦长君与一个名叫曹丘的家伙交情挺不错。

曹丘，楚人，能说会道，整日周旋于权贵之间，如鱼得水，据说他与宦官赵谈关系密切。靠着逢迎权贵，组建了一个超级大的权力关系网，从中获得了大量好处。

此事本与季布毫无关系，但他认为，窦长君是谦谦君子，绝对是为曹丘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他决不能眼看着好人吃亏上当而坐视不理。

虽说在官场多年，但季布依然不改嫉恶如仇的英雄本色。

不行，这事必须要管，他特意给窦长君捎去一封信，希望他远离曹丘这种巧言令色之徒。

窦长君收到信不久，曹丘也到了。他央求窦长君，写一封介绍信，将他引荐给季布。

窦长君说，拉倒吧，季将军不喜欢你，你就别去自讨没趣了。

曹丘缠住不放，窦长君经不住他软磨硬泡，没法子，只得答应。

曹丘揣好信，匆匆上路了。

走在半道上，曹丘先让人将介绍信送到季布府上。

季布一看，气不打一处来，没想到这世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当下打定主意，等曹丘一上门，就好好羞辱他一番。

一场唇舌之争，看来无可避免了。

但没承想，待到曹丘上门后，事情的发展却峰回路转，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自曹丘进门后，季布就一脸冷漠，没拿正眼看他。

吃了闭门羹后，曹丘却满不在乎，对主人的冷脸视而不见，远远冲着季布深深一揖，不待他开口，就说道：“将军是楚人，我也是楚人，算起来，咱们也是同乡，在楚国民间流行一句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可知这句话为何传播如此之广？那是由于我到处宣传的缘故，如今宾客登门，没料到却遭到您的疏远，这恐怕不是足下应有的待客之道吧。”

季布一生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声誉，听曹丘这么一说，自然没法再板着脸了，一肚子气也消去了一半。

本来剑拔弩张的气氛，却被曹丘三言两语化解。通过一番攀谈，宾主相谈甚欢，季布觉得曹丘这家伙也不像传说中那样差劲嘛，便挽留他多住些日子再走。

他乡闻楚音，已是难得，更兼曹丘口吐莲花，说得季布心花怒放，两人越说越投机。曹丘在季布府上一住就是几个月。

分别之际，季布又给曹丘送了许多厚礼。

秦汉之际，侠客义士重诺轻生者多矣，然季布名冠天下，多与曹丘的宣扬有关。

世人一般习惯了非黑即白的二元世界观，只是，大千世界纷繁复杂，岂能以简单的好坏优劣来分清？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君子小人，抑或公卿白衣，所求者无非名利而已。真正不为名利所动者，犹如木石一般，恐怕也没有做事的动力了，更遑论正义还是罪恶。

赵谈和季布，看似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人，但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其实都需要曹丘这样的中间人，去做一些他们不能做或者做不到的事。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只要名利二字存在，都需要曹丘这样的信息传播者。

季布信诺守义、急公好义的事迹，感染了不少人。他的弟弟季心，估计受了兄长的熏陶，也是个侠肝义胆之人，常常急人所急，为人抱打不平。有次，估计是为了仗义助困，季心杀了人，在家乡待不下去了，跑路到吴地。

恰好袁盎在吴国担任国相，收留了他，他才躲过了一劫。

季心侠义之举感召了不少人，成为年轻人心中的榜样，有不少人效法他，为弱者伸张正义。

此后江湖上流传着一个传说，有困难，找季心，他就在你我身边。有时候，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都出现了季心行侠仗义的事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季心肯定不会分身术，事情的真相是，许多季心的追随者也打着他的名号到处活动，宣扬他的名声。到最后，都分不清孰真孰假了。

问卜长安

在帝国时代，皇家子嗣繁盛与否，从来就不仅仅是皇帝的家事，更关系到王朝命运。所以，历史上各朝各代帝王家，无不将壮大宗室、繁衍子孙，作为头等大事。

文帝一生奉行节俭，后宫规模并不大，儿女也不多，还有不少早夭了，能够健康活下来的儿子，唯有刘启、刘武、刘参、刘揖四人。四个皇子中，属刘揖最受疼爱。

幼子受宠，也是人之常情。

刘揖被封为梁王。他非常好读书，平日手不释卷，文帝对这个小儿子也寄予厚望。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文帝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发生了一场意外，刘揖从马上摔下来，不治身亡。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对文帝造成了很大打击，很长时间内，他都沉浸在丧子之痛中无法自拔。

梁王刘揖之死，也对另外一人造成了致命一击，他便是梁王太傅贾谊。刘揖死后，贾谊整日以泪洗面，愧疚、自责、哀伤，一齐涌上心头，久久难以释怀。一年后，贾谊撒手人寰，追随刘揖而去，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对刘揖的这份真挚感情，令人动容。然而，他的死，并非仅为痛失一位好学的学生这么简单。师生情谊再深厚，毕竟没有血缘关系，不至于哀伤丧命。

刘揖的死只是一个诱因，贾谊真正的死因，是对现实的失望、对理想的绝望。

实际上，他是为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而殉葬。

贾谊临终前，忆起历历往事，愁肠百结，饮恨而终。只是又有谁知，他也曾是一名明朗的洛阳少年，也曾胸怀天下，志在家国，只可惜他错生时代，终究难逃宿命，在最美好的年华中辞别了人世。

洛阳，曾经的东周都城，有着数百年历史沉淀，这里人文荟萃，英杰辈出。虽说大汉成立以来，洛阳不再是帝国的都城，但依然文化昌盛，天下瞩目，贾谊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中。

贾谊从小就聪慧过人，小小年纪就博览群书，《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烂熟于胸，声名在外，为坊间所称道。

不久，他就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此人姓吴，名不详，人称吴公。说起这位吴公，可是大有来头，他曾一度师从大秦丞相李斯学习律法，对法家思想有过深入研究。

吴公当时的身份是河南郡(原秦三川郡，高祖二年改为河南郡，治雒阳县，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郡守。他非常赏识贾谊的才华，将其召入门下，亲自授业。

这一年，贾谊刚年满十八岁。

一名无名小子，乍然之间受到位高权重的地方大员的赏识，是何等荣幸？一个人的人生高度，固然取决于勤奋努力，但很大一部分也取决于他的生活圈子。

成功是靠汗水拼搏而来，这话没错，只是当你还在挥洒汗水奔跑时，有人已经乘车上路了。

结识吴公，无疑是让贾谊搭上了快车。

且不说贾谊从吴公那里学到了多少知识，增长了多少见识，只从平台来说，吴公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高层权力世界的门。

不久以后，吴公因在法律方面的造诣被朝廷征召为廷尉。贾谊与吴公分别后，又师从淮南国相张苍，没错，就是后来成为大汉丞相的那位。

有了这样过硬的人脉资源，贾谊想不发迹都难。

果然，吴公走马上任后不久，就向朝廷举荐了自己的得意门生。

年少得志，贾谊意气风发，揖别洛阳，一路向西。

长安，我来了，此行我只带两样东西，才华和梦想。唯有理想与年华不可辜负，汉家宫阙下，应有我实现抱负的舞台。

年轻人有激情是好事，但往往由于涉世未深，头脑过于简单，以为饱读诗书就掌握了真理，可以粪土王侯了。只是，诗书上圣人只会讲治国安民的大道理，只会告诫修身养性、如何做一名谦谦君子，但从不会讲权力场的凶险与肮脏。

实际上，此时的长安，刚刚经历过一场权力搏杀。作为失败者一方，吕氏家族几乎被悉数杀戮，胜利者一方，功臣们全都已经上座，虎视眈眈，准备新一轮的政治分赃，基本上没有多余位置分给外人。

虽然，未央宫大殿皇帝宝座上，文帝已就座。

但庙堂上那些老臣们，从内心中并没有将这位来自北方边陲的年轻人当回事。

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长安。

一对年轻人见面了，这一年，文帝二十三岁，贾谊二十二岁。

由于贾谊的博学，加上有廷尉吴公推荐，朝廷授贾谊为博士。博士嘛，就是点缀物，没有任何实权，不过是供皇帝闲暇时咨询的闲差而已。对于这样的任命，正忙着在权力桌上大快朵颐的功臣们并不介意，乐得给新任的廷尉卖个顺水人情。

初到长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想要有所作为，除了熟悉朝堂上的显贵外，还要了解京城舆情，贾谊觉得很有必要到市井中去了解一番。

朝臣中与贾谊关系比较要好的要属中大夫宋忠，两人在一起话题广泛，上至圣贤治国之道，下至长安街头八卦，无所不谈。

按照汉朝休假制度，朝廷公职人员，每隔五天准许休假一天，在家洗浴休息，称为洗沐。

一天，恰好赶上洗沐，两人闲暇无事，一起结伴外出。当时刚下过雨，天空如洗，街上行人稀少。

贾谊提议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圣人不在朝堂，便在卜者、医师之间。我来长安已有些时日，朝堂上衮衮诸公都认识得差不多了，对他们的才学和人品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何不趁着今日有空，去瞅瞅长安的卜者，说不定会有新收获。”

小医治人，大医医国。天道观天，人道问卜。

上古之时，医巫不分家，医者和卜者往往集于一身，掌握天机之人，往往要么是君主，要么是卿相。

伏羲、黄帝、周文王等上古圣君本身就善卜。卜巫大成之书《易》之三传《连山》《归藏》《周易》，据传就是分别出自伏羲、黄帝、周文王。

商周之际，占卜之风尤甚，无论战事、政务、游猎，只要是大事，事先都要占卜，希望从冥冥之中得到神明的启示。

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前夕就曾问卜。作为小邦周，发起对大邑商之战，心里终究没底，犹豫不决之下，决定问卜。幸赖吕公望捣碎龟甲，坚定了他伐商的决心。

连个人生死和王朝兴亡命运都交付于卜者之手。上古之时，卜者掌握着神谕的解释权，说其一言兴邦、一言亡国，毫不为过。从中也不难看出，其在政治话语体系中权重之大。

至春秋战国，周道陵迟，天子衰微，诸侯更替，士人崛起，医卜星象等本属于上层秘不示人的知识开始下沉，一些精于占卜之士，或归于山林，或隐于市井。

不过，利用世人求名求利之心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江湖骗子也是大有人在，于是人们对卜者的看法也渐渐变了。

卜者不再是高高在上掌握破解神谕密码的圣君，也不是沟通天人之际的智慧化身，而是被视为不入流之辈，为社会所轻视。既然如此，贾谊和宋忠两位士大夫为何还要屈尊，去请教一位市井卜者呢？

原来在长安东市出了一位占卜高人，此人名叫司马季主，楚国人。

待贾谊和宋忠二人同车赶到司马季主卜馆时，正值司马季主给三四名弟子讲课。

两人在旁边细听，只听得司马季主讲的都是天地起源、日月运行、阴阳吉凶等非常玄妙的东西。一听就知道此人了不得，绝非坊间方术之士可比。

贾谊和宋忠上前施礼，司马季主回礼完毕后，让弟子们给他们二人安排个坐席，然后继续接着刚才的话题讲课，洋洋洒洒，逻辑严密，足足讲了大半天。

二人为司马季主渊博的学识和非凡的谈吐所折服，敬仰之意油然而生，在旁边恭恭敬敬地坐着聆听。

司马季主阅人无数，自贾谊和宋忠进门起，从二人衣着和言谈举止就看出，他们非富即贵，绝非市井斗升百姓，不过，他并不急着点破。

倒是贾谊和宋忠有点沉不住气了，等司马季主讲完课后，便率先发话了：“观先生相貌，听先生谈吐，作为晚辈，我二人深为折服，您实在是我二人生平所未见之高士。只是恕我们愚钝，实在不明白，像您这样的高人，为何要沦落到如此地步，从事如此低贱卑微的职业？”

没想到，司马季主既没有被两人充满了惋惜语气的话语所感动，更没有流露出一丝羞愧与难堪，反而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俯后仰。犹如被侏儒优伶的滑稽表演逗乐一般，搞得贾谊和宋忠莫名其妙。

司马季主笑了半晌才停下来，反问道：“两位看上去是很明白事理之人，却为何说出这样没有见识的话来？我倒想听听，你们所认为的贤者究竟是怎样的人？你们认为高尚的人又是些什么人？又是如何认为我就是卑下污浊之人呢？”

衡量人的标准数以万计，但归纳起来其实就一条——成王败寇。居高位、发大财，身份、地位、财富成为检视是否成功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标准，这种观点放之四海而皆准，贾谊和宋忠也未能免俗。

在他们看来，以司马季主的学识和见解，本该跻身于庙堂，峨冠博带，指点江山才对，为何却自甘沦落，流落市井，靠给凡夫愚妇卜吉凶度日呢？

“高官侯爵是每个有才华的人所追求的，处在高位的自然是成功人士，而像先生这样卜筮之人，靠编造虚幻梦想、假借鬼神之意取悦世人，骗人钱财，自然是卑污低下，为人所不齿。”

两人直言快语，没有遮遮掩掩。

司马季主淡淡地说道：“二位安坐，且听我细讲，真正称职正直的人，为官做事，多以诤言规劝君王，如果劝谏多次，君主依然听不进去，便自动引退。这样的人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称赞或批评，都不会左右其看法，他们亦不会在乎对方感受，只要对百姓有利就行。真正的贤能之人，不会去霸占不胜任的职位，不会去贪图不属于自己的利益，面对心术不正、品行不端之人，哪怕他身居要职，也不屑于去奉迎讨好。他们对个人得失看得开，淡看荣华富贵，不以一时荣辱而迷失自我。但是，如今朝堂之上又有几人能做到这样？”

面对司马季主的反问，贾谊和宋忠一时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司马季主看二人窘状，冷冷说道：“你们嘴里所称道的那些人，如果以此来对照要求，恐怕都应感到羞愧才是。你看看现在朝廷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在没上位之前，一个个低眉顺眼、奉迎上司、结党营私，打击正人君子，靠着沽名钓誉，邀功受宠，一旦攫取高位，就利用公器，牟取私利，歪曲皇帝法令，大耍官威，夺民众财物，整日挥霍公帑，吃喝玩乐，沉湎于犬马声色，简直就是一帮身披官服、手里没拿武器的强盗，就是一伙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是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你们又凭什么认为他们就是成功人士，是道德高尚的贤者，是引领社会发展的航标？”

贾、宋二人本来都是能言善辩之人，但面对司马季主的反诘，一时间感到词穷，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倒不是纯粹口才和语言技巧问题，此时，纵然苏秦张仪重生，任他们巧舌如簧，也不得不承认司马季主说的是事实，根本无法反驳。

或许，司马季主根本就没打算辩论，径自继续说道：“现如今，朝堂上那些高官显贵们，对地方上盗贼横行的情况无力制止，对四夷对我大汉不宾服的局面束手无策，奸邪之徒充斥朝野无法斥退，国库被虚耗，听之任之，不能整饬，民间庄稼歉收无力调节。针对这些乱象，他们若有才能不去做，是不忠；如果没有本事，却只是靠着送钱和拉关系忝居高位，阻碍有德有才者升迁，这就是尸位素餐，是无耻!

“如果因为有人占据了高位，就认为他是贤能之人，实在荒谬至极，难道没听过鸱枭(猫头鹰，古人认为是不祥之鸟)也能和凤凰一起飞翔吗？兰芷(一种香草，常比喻君子)和芎(一种名贵药材)被遗弃在荒野，蒿萧(比喻小人)却长得茂密旺盛，如今，正人君子(暗指自己)被逼隐退，还不是拜庙堂上衮衮诸公所赐？”

司马季主等于把话挑明了，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身居要职无所事事，我之所以走投无路，沦落如斯，还不是你们的缘故？你们现在反过来奚落我？

贾、宋二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开始为刚才的失言感到懊恼。

司马季主不想再纠结这个话题，开始谈起卜者来。

“伏羲创立八卦，周文王演化成三百八十四爻，然后天下大治；越王勾践效法文王，按照八卦行事，从而大破吴国，最终称霸天下。卜者通过他们的言行教化感染着芸芸众生，使鬼神得到供奉，使臣子忠心侍君，使子女孝顺奉亲，使父亲疼爱养育子女。问卜者出于感激之情，给几十枚，乃至百十来小钱，这不是很正常吗？由于占卜师的话，病人或许痊愈，垂死之人或许得以复生，惹祸之人或许灾祸得以免除，嫁女娶媳妇者或许得以生养，这种贡献岂止值几个小钱？卜者所得到的与他们做出的贡献远远不成正比!”

请注意，司马季主一再强调“或许”，意在说明，卜者的预测不见得百分百准确，占卜的作用不在于预测的准确度。事实上，世上也从来不会有先知之人。

人们之所以热衷问卜，是源于对人生不确定性的恐惧和疑惑。

君臣猜忌、家庭生隙、仕途莫测、身体健康、家族繁衍等困惑，无不困扰着凡夫俗子，在迷茫时刻，他们急需一个心灵导师指点迷津，安抚焦躁不安的心。

如此，占卜师便应运而生。

面对芸芸众生繁杂的疑惑、千奇百怪的求助，岂是单靠江湖骗人伎俩就能应付得了的？需要对人情世故有着全面把控，非大智慧不可。

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真正做好事的人，是一般人看不出来的。

在司马季主看来，卜者正是这样一群人，不论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卜者都耐心体贴地为他们提供服务，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和精神抚慰，让他们对未来不至于绝望，重新树立生活的信心。卜者为大汉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却要背负江湖骗子的恶名，受到主流社会的轻视，这实在不公平。

司马季主继续说道：“卜者提供的是精神产品，无须占地储蓄，也不要用车搬运，没有占有任何社会资源，而且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世间提供服务的行当多了去了，怎么单单诘难卜者呢？天有不足，故星辰移向西北；地不足东南，就用海为池(据《淮南子》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日月尚有盈亏圆缺，就是圣王贤君的大道，也是忽存忽亡，而你们为何单单要求卜者的预测必须真实有效？”

卜者之所以为人所诟病，无非是预测的事不准确。但世间万物，从来都不曾完美，岂能唯独苛求卜者呢？

司马季主又以说客为例，道：“说客为了说服游说对象，经常夸大其词，动辄引经据典，夸饰上古圣王的事迹，其实大多数根本经不起推敲。但为了打动君王，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非如此不可，大家也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同样道理，卜者为了给问卜者释疑解惑，怎能单靠片言只语，就让他们恍然大悟？自然免不了说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话。总之一句话，良驹不可能与笨驴同拉一辆车，凤凰难与麻雀为群。君子常身居下位，就是不愿招人瞩目。他们暗中观察世道人情，默默做顺天应人的事，不在乎地位和虚名。像你们这样不了解实情，就草率乱下结论，哪里晓得长者的大道呢？”

不难看出，司马季主绝非一个简单的卜卦之人，他是一位拥有大智慧却隐居市井的智者。他轻视权贵，甘愿淡泊名利，观点做派与老庄思想不谋而合，不消说，他是一位道家思想的追随者。从他的言谈可以看出，他对当今朝廷那些掌权者的不满。

司马季主虽混迹民间，对朝堂上情况却看得一清二楚。

反观朝廷中有些人水平不咋地，却能占据高位，日常期间，他们无意于国计民生，只知一心追名逐利。

更令人生厌的是，他们不以为耻，反而趾高气扬，优越感十足。

司马季主的一番话，戳中了贾谊和宋忠的心事，尤其是贾谊，年轻人汲汲于功名，优越感致使心态膨胀，他现在需要一盆冷水，让头脑冷静一下。

贾谊和宋忠被司马季主说得哑口无言，只好站起来，勉强行礼后，满怀沮丧和失落地走出了卜馆，再无心思逛街，一头扎进车里往回走。

一路上，两人闷声无语，谁也不说话，心情很压抑，犹如巨石压在心头，几乎喘不过气来。

三天后，两人再次在皇宫大殿外相逢。宋忠特意将贾谊拉到一旁，避开众人，若有所思地感慨说：“司马季主说得没错，懂得大道之人安若泰山，地位越高越危险啊，占卜之人纵然算卦不准确，也不见得被追讨卦钱吧？但立足庙堂，侍君之侧，出谋划策万一不到位，恐怕往后就难有容身之地了。唉，咱们哪有资格对卜者说三道四呢？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自己吧。”

一语成谶，多年后，宋忠奉命出使匈奴，结果出师不利，半道而返，最终落了个罢官判罪的下场。

而贾谊本人，也很快被逐出了长安。

其中原因，诚如司马季主所言，一个人所处的位置，与他的道德才能根本没关系。贾谊哪里知道，当时占据高位之人，哪里是什么贤德之人？多是嫉贤妒能之辈，他不知道，在不经意间，他已经得罪了不少人。

昔为海上鸥，今为笼中鸟。一朝罹尘网，其身不由我。

长安，就是一张权力的天罗地网，一旦沾上，根本逃脱不出去。

个中缘由，一句话，贾谊吃亏就吃在他太年轻了。

遭谤去国

贾谊年少气盛，事业心强，自打入京以来，觉得自己站在帝国的中央舞台，想撸起袖子，干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业，所以司马季主那套不当出头鸟，隐姓埋名的理论，根本没有说服他。

就算长安水很深，也要到中流去击水。如果不积极进取，一心做缩头乌龟怎么能行？

纵然司马季主说得对，但并不适合我，咱们还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你且在市井卜卦吉凶，劝化匹夫愚妇好了，我嘛，还是驰骋庙堂为上。

年轻人好胜心太强，想处处露脸出风头。

贾谊所担任的博士一职，就是为皇帝提供咨询意见。每当皇帝有诏令就相关事宜征询时，在场的许多耄耋宿儒都三缄其口，唯独贾谊一一对答得头头是道，引得众人频频点头称是。

一袭白衣，身形纤瘦，立在一帮糟老头子中间，二十几岁的贾谊显得非常抢眼，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没多久，就被提拔为太中大夫。

太中大夫虽说也是个位高却没有实权的虚职，但年纪轻轻的贾谊，作为一名没有任何根基的政治素人，一下子被抬到如此高位，立刻在长安官场引来一片骚动。

羡慕者有之，嫉妒不满者更是大有人在。

要知道，多少人就是熬白了头发，也未必能爬到这样的位子。

贾谊的出现，给暮气沉沉的朝堂带来了一股清流，文帝感到非常欣喜，对他寄予厚望。

即位以来，文帝环顾朝堂之上，皆是一帮功臣，而自己从代国带来的几个人又不堪大用。

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君王，周围却都是一帮跟他父辈相当的老臣，年轻的文帝处处谨慎，尽量避免与他们产生冲突。

不过，文帝不甘心就这样永远活在老臣们的阴影之下，他想要有所作为，想培养属于自己的团队，他不想整日面对一帮皓首银须的老人。死气沉沉的朝堂之上，迫切需要青春激昂的面孔，来搅活这摊死水。

跟自己年龄相仿，有才华、有见识、有魄力的贾谊适时地出现，使得文帝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年轻的君臣二人在一起，一下子有了许多共同话题。

大汉建国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但由于开国之时，缺乏开创性的架构大师，帝国所有的制度几乎都照搬秦朝那一套。如果说在高祖时期这是不得已的权变之举，那么，现在是时候做出变革，草创大汉自己的制度规范了。

秦制固然具有划时代的巨大进步意义，但秦兴有赖于它，秦亡也有赖于它。秦制犹如一贴带毒的虎狼药，想要终结乱世，非得以毒攻毒，下猛药不可，然而它自带的毒素，也会侵蚀帝国肌体的健康，如果不及时做出调整变革，那么，大汉迟早会走上秦朝覆亡的老路。

高祖君臣目睹了大秦帝国的崩溃，自大汉建立后，时时以秦为鉴，萧何、曹参、陈平等历任相国都提倡与民休养生息，不与民争利。

与此同时，总结秦朝灭亡原因，以免大汉重蹈覆辙，是帝国成立以来的一项重大课题，只是，汉初群臣多出身草莽，根本无力完成这一重任。虽说，陆贾也曾写《新语》总结秦亡汉兴的内外原因，然而，也是浅尝辄止，停留在肤浅的表面，缺乏系统性剖析。

于是，这一重任落在了贾谊身上。

毕竟，历史性回顾总结不能一代代拖下去，趁着秦汉兴亡的见证者还有不少人健在，必须完成这一重大工程。

此时陆贾与贾谊同僚，两人同为太中大夫，肯定有所交流，陆贾对年轻的贾谊必定有一定的启发。

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反复酝酿、梳理、修改、总结，三篇鸿篇巨制横空出世，对秦的灭亡做了全面回顾，名曰《过秦论》。

《过秦论》向上追溯至秦孝公，指出商鞅变法给秦带来的巨变，后经过六代国君的励精图治，才得以最终灭周室，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继而，回顾秦始皇在继承历代先君基础上，开创了空前强大的大秦帝国，深刻剖析了其为政之得失。笔锋一转，指出始皇帝死后，秦二世没有很好把握纠正秦政弊端的历史机遇，反而变本加厉，最终将帝国推向了不归路，至秦王子婴时，已无力回天。

秦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无论军力、财物、人才等，陈胜吴广之辈与之相比，犹如蚂蚁与大象搏斗。但就是一只小小的蚂蚁，愣是将大秦这头巨无霸怪兽掀翻在地了。

贾谊一针见血地指出，秦之灭亡，根本原因在于不懂得对施政方针做出因时制宜的调整。国家进入和平状态后，还一味执行战时那一套高压政策，不懂得恩威并施、张弛有度，最终吞噬了自己。

亡秦者，非陈胜吴广，亦非刘项二人，恰是始皇父子。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而如今，大汉如果不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重新走上亡秦的老路绝非危言耸听。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总结秦朝得失，最终目的还是避免前朝犯过的错误，更好地走好当下的路。

那么，该怎么办？

必须从现在开始，对那些承袭于秦朝的制度加以甄别，在历法、服色、制度、法律、官职、礼乐等诸方面进行全面变革。

在人类的历史上，总有一些人，他们似乎与生俱来就具有超乎常人的才智和超前的洞察力，对他们来说，年龄、资历、经验这些衡量一个人的参数统统失效，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平常人，又岂能以常人而度之？

事实证明，贾谊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拥有与年龄不相称的远见卓识，对国家当前存在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了解，在内政外交方面，他的主张大致如下：

一是大汉在制度上对前朝继承过多，而没有确立自己的制度，与秦的区隔不彻底，新朝开创性不足；

二是当前法律过于严苛，对前秦暴法应该加以选择性摒弃；

三是诸侯日渐坐大，已对中央朝廷构成威胁，建议削弱诸侯势力；

四是匈奴已然成为大汉主要敌人，妥协和忍让绝非长久之计，要逐步分化瓦解匈奴；

五是经济上，要重农抑商，加强国家储蓄。

围绕以上观点，贾谊先后向文帝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论积贮疏》等奏疏，无不针砭时弊，切合实际。

改革变法从来就不是温情脉脉的词汇，有变革就意味着要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动人钱财如杀人父母，更何况触动权势地位乎!

权力高位坐久了，就习惯性地视为理所当然，容不得别人染指。

经历过失去权力痛苦煎熬的人，当侥幸失而复得后，对权力的迷恋会更加疯狂到变态地步。

不幸的是，贾谊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群人。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这些人，在吕后当政时期，几乎全都靠边站，被踢出了权力的核心圈。权力是一种神奇的东西，一旦拥有后，时间一长，就会离不开它。权力带来的美妙感觉，是世间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

很难想象，被剥夺了权力后，老臣们是如何在煎熬中度过那些时光的。

好不容易熬死了吕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岂能愿意再失去一回？

他们这些人，为了权力，没有什么事干不出来。比如周勃，为了坐上右丞相宝座，不惜踩着陈平肩膀上位。

人在权力场，相互倾轧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

在诛灭诸吕过程中，我们可是冒着灭族的风险，好不容易才夺回失去的荣华富贵。没想到，冷不丁，不知从什么角落冒出一个毛头小子来，整天不是在皇帝耳边叽叽喳喳鼓噪个不停，就是在朝堂上指指点点，老臣们自然很不爽。

当年我们追随高祖征战时，你还在娘胎之中呢，哪里轮到你在我们面前指手画脚!

更让老臣们隐隐不安的是，文帝对贾谊有着超乎寻常的喜爱。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潜在的威胁。

年轻天子这是要撇开老臣们，扶持自己的班底人马。

果然，没多久，皇帝提议，任命贾谊做公卿。顿时，朝堂上一片哗然。

此前，皇帝虽然暂时搁置了贾谊要求变革制度的建议，但却采纳了在京的列侯必须动身前往自己封地的意见。

老臣们感觉到了，皇帝这是要卸磨杀驴，拿咱们开刀呀。不行，决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不信咱们还斗不过一个毛头小子!

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这些老家伙们都是刀口舔血过来之人，啥场面没见过，岂能甘愿让贾谊爬到自己头上去？哪怕挤到咱们圈里都不行，不然咱们老脸往哪里搁!

说干就干，老家伙聚在一起密谋一番后，联合起来，向文帝施压：

“这个来自洛阳的年轻人，学识浅陋，没啥本事不说，野心倒不小，一心想独揽大权，把政事弄得乱七八糟，陛下可不能受他蒙蔽啊!”

在老臣们的威胁下，文帝招架不住了。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根本斗不过这帮老家伙，没法子，只得选择妥协和退缩。

老臣们轻松战胜了皇帝，赢得了胜利。

贾谊为年轻气盛付出了代价，沦为皇帝和权臣斗争的牺牲品。

两个年轻人，一君一臣，在二十几岁的美好年华，尝试了人生的绚丽，也品尝到了失败的苦涩。

通过此事，文帝明白了即使贵为天子，也不是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贾谊也懂得了，在政坛上，仅靠才华、勇气、理想，远远不够。

然而，一切都晚了。

长安是待不下去了，那么，离得远远的，前往遥远的南方，去长沙国吧，朕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蹊跷的是，在贾谊遭到排挤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尤其是廷尉吴公和御史大夫张苍集体失声，这就值得玩味了。

如果说，一般朝臣不敢表态支持贾谊，或是畏惧功臣集团的庞大势力，或对贾谊锋芒过于外露心怀不满，这不难理解。

但吴公和张苍实在不应该，吴公是贾谊的伯乐，张苍与贾谊有师生之谊，关系匪浅。而且他们官位显赫，吴公掌握帝国司法系统，张苍掌握帝国监察系统，这两人要是联合起来力挺贾谊，估计任何人都要考量一下其背后的能量。

可惜的是，他们自始至终，一直保持沉默。

或许他们本身都是刚从地方调到中央，资源有限，贸然与周勃、灌婴、张相如等人对着干，很容易引发朝廷官僚集团内部的撕裂，刚刚平息了吕氏之乱的大汉王朝，实在经不起新的动荡。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让贾谊远离朝廷，是平息这场纷争的唯一途径。

以张苍低调为人的个性，他这样做，实在是不得已。

这样解释，的确合理，也说得通。

不过，历史的真相或许未必是这样。

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张苍默许周勃、灌婴、张相如这些人排挤贾谊，甚至支持他们的行动。

背后的奥妙是，贾谊和张苍虽然有过师生之谊，但两人的关系或许并不融洽，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政治主张相背，可以说是截然对立。

张苍是从秦朝的旧时代过来的人，他目睹了秦末大动乱，又经历了吕氏和刘氏的权力之争，对于政治纷争和国家动荡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他感触太深了。

他的为政理念，其实与萧何、曹参等基本相差无几，就是尽量不折腾，让国家休养生息，让千疮百孔的社会面貌得到疗愈，才是目前的首要任务。

所以，他反对改变大汉的德性，坚持汉继承于秦，属性为水德，不同意改变历法、服色等，总之，最好现在啥都别乱动，一切顺其自然最好。久病之人，经不得乱翻身，让他静卧休养就好，国家也是如此。

试想，一旦文帝公开支持贾谊的一系列变革主张，势必引起新的政治纷争，满朝官员都将无法置身其外。纵观历朝变革，无论成败，莫不是在经历血雨腥风之后，惨烈收场。

如果真如此，大汉王朝恐怕就要风雨飘摇了。

或许，正是张苍的沉默，成了压垮贾谊的最后一根稻草。

没多久，朝廷宣布贾谊即日调出长安，赴长沙国做太傅，距离他出入长安，还不到两年时间。

来时壮志踌躇，去时失魂落魄。

经过这番宦海沉浮，那个意气风发的洛阳少年消失了，贾谊变得意志消沉，满怀惆怅。

长沙国，治临湘县(今湖南省长沙市)，户二万五千，人口十二三万，为大汉开国以来仅存的异姓诸侯。长沙国国力弱小，历任长沙王多数短命，短短二十几年，已历五世，此时长沙王为吴差(吴芮玄孙)。

长沙国地处南方，下辖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西、广东、江西的小部分土地，地势较低，气候多雨、潮湿、闷热，许多地区还处于未开化的蛮荒状态。

贾谊长期生活在北方，骤然间去到这样一个陌生地区，难免产生只身投荒的感觉，内心的悲怆可想而知。

一路走，满怀伤感，心怀对未来命运不确定性的忧惧，一种强烈的不祥感涌上心头，贾谊觉得此行是一条不归路，他是没法活着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