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胜利情怀（1/1）

原金宝屯胜利农场天津知青 陈泽文

陈泽文 男，1952年5月生于天津市。1969年6月下乡到金宝屯胜利农场。先后在基建连，加工连和场部孵化室工作。1973年9月入天津轻工业学院（现天津科技大学）造纸专业学习，毕业后，在天津南开造纸厂和天津造纸工业公司科研科工作。后调入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天津公司工作，曾任物资部经理和公司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1969年6月15日，我作为一名1968届的初中毕业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了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我们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知识青年不畏艰苦，战天斗地，双手磨出了老茧，滚了一身泥巴，练就了一颗红心，用青春和汗水谱写了那个特殊年代的历史篇章。回顾这段下乡经历真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胜利农场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和一幕幕的往事浮现在我眼前，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故事。

最难干的活——掏厕所

在农场的几年时间里，我的工作经历可谓丰富多彩。脱坯、垛墙、基建队盖房、加工厂碾米、磨面、榨油、扛麻袋、夏秋农忙时下过大田割麦子、玉米和大豆；还做了近两年孕育生命的工作——孵化小鸡和小鸭……纵观自己经历过的这些工作，让我感到最难干的活儿就是掏厕所。说它难干不是因为我怕脏怕累，而是源于世俗观念和心理因素。这两个因素反映到我的思想上，一是认为有问题或犯错误的人才会干这种工作；二是感觉干这种工作是非常丢面子。

那是在1971年春节前夕，当时我在加工连任排长，主要负责粮油生产工段。一天连部召开春节前工作安排会，会上得知我们连负责清扫厕所的原场新生就业人员（具体姓名我记不清了）因家中有急事要回南方探亲，假期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当时加工连在春节期间要保障全场粮油和一些调料及副食的供应，本来人员就比较紧张，现在又需要安排这样一个相对特殊的岗位，这让时任连里指导员的李成和连长陈玉峰犯难了。在会议上我看出这个端倪。会后，我心里想为连里分忧解难，兼职承担起这份工作；但又想到掏厕所工作的特殊性就有点退缩，说真的在接与不接这份工作的问题上我是经历一番思想斗争的。最后，我下了决心主动向连里提出申请，接下了这份工作。

清扫厕所的工作是接下来了，但真要亲身去做还的确需要勇气。尽管我们在上学期间学习过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为革命掏大粪的先进事迹，可是一想到我这不满十九岁的小青年拉着小粪车围着厕所转不免有些心慌，气短；特别是想到万一掏厕所时遇到熟悉的人时，那该有多么尴尬。尽管顾虑重重，但我心里明白开弓没有回头箭，对我而言既然选择了，就没有退路，无论如何都要去面对。

记得在第一次掏厕所的那天早晨相对往日天不算很冷。我穿上早已准备好的专用工作服，戴上皮帽子，为避免熟人轻易地认出我还特意带了一个大口罩，拉起带着工具的小粪车，就直奔基建连院内的厕所。之所以选择这为第一站是因为我们的宿舍在这里，对这情况非常熟悉。也知道这个时间段女厕所基本不会有人，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算是热身吧！正如我预料，第一站工作顺利完成。接下来，我就到了位于场部办公室和场部大食堂之间的那个厕所，很快清理完男厕，轮到清理女厕了，按照正常程序我要在女厕所门口高喊几声“有人吗”？在听不到回答时我才能进入清扫。当我站在女厕门口刚要大声问“有人吗”时，突然有个女性走出来，当时我觉得满脸通红，心里噗通噗通直跳，并不自觉地把头低了下来向后退了几步。好在出来的人我不认识，才避免我进一步的惊慌和尴尬。在慌乱之中，指导员李成从我背后走了过来，轻轻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小陈，不好意思啦？”我回答“有点”，他接着对我说“没关系，万事开头难，我相信你能干好，能闯过这一关”。李指导员的简单话语让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看到他期待的目光，给我增加了勇气和信心。为了让我缓解紧张的神经，他帮我清扫了这个女厕。而后他想继续陪我，我没有答应，而是独自拉起小车奔向下一站。就这样我完成第一天的掏厕所工作，虽说整个工作用时也就是不足两个小时，可是我觉得好像是整整的一天。

随后的日子里，我不断调整心态，克服心理障碍，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环境，每天能够轻松自如拉着小粪车做清理厕所的工作。在这期间，我没有看到大家对我有异样眼光。每当拉着粪车遇到熟悉的知青和同事时，都会正常点头或打招呼。在领导激励和大家支持下，我最终圆满完成了这个最难干的活。

最温馨的春节——和老将军一起过年

在农场四年多的时间里，我仅回天津探亲两次。其中一次还是我出差到上海学习，经领导批准在返回农场的途中下车，回家待了十天。在经历的四个春节中，我坚持在农场过了三个春节，其中留给我记忆最深和最温馨的春节是1971年的那个春节，因为那是我和老将军洪学智一起度过的。

1971年的除夕，这是我自1969年来到农场后连续过的第二个春节。那时农场逢节假日只吃两顿饭，吃过早饭我就来到连里，与连领导和几位原场职工一起检查场院内粮囤和粮垛的苫盖是否牢固，车间生产设备是否处于安全状态，对重要的厂房和车间贴上封条，处理完这些事宜之后，我们才算正式放假。大家都得知我不回家，纷纷热情邀请我到他们家过除夕夜。我知道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除夕夜又是每个家庭阖家团聚、共叙亲情的重要时光。我担心到同事家过除夕夜多少会给他们带来不便和影响人家家庭团聚的气氛，所以我婉言谢绝他们的邀请。

当我回到住处，面对空无一人的宿舍时，觉得心里空落落和有些失落感。对于此，我有一定的思想准备，马上投入到换被单，洗衣服，清理室内卫生等等杂活中去，想借此分散自己的思乡之情。可当干完活后，随着天渐渐地暗下来，这思念家人情绪又阵阵向我袭来，顷刻之间这种情感就如同被打开的阀门喷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不能自拔。为了缓解它，我决定到外边走走，让寒冷的空气平复我的情绪。就这样我来到加工连东院，这里住着洪学智将军。他曾经是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回国后担任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因受政治运动牵连洪将军受到严重迫害，被下放在胜利农场劳动。他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洪头”。看到“老洪头”屋里的灯亮着，我才想起老将军也在农场过年。当我敲门进入时，老将军正在收拾屋子。看到我的到来，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并让我脱鞋上炕，并说：“我这里有好多‘残渣余孽’，我们一同来分享吧。”他边说着边把几盘好菜加了热，拿出了贵重的茅台酒一并放在炕上，还说：“最后我要给你上一道我最喜欢的好东西——酒酿，你也一定喜欢吃。”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老将军的家人特意准备，年前从长春给他送来的过年食品。我坐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接过老将军笑眯眯递过来的满满一杯酒，品尝着摆满一炕的美味佳肴，我心中顿时有到家的感觉。那是我第一次喝茅台酒，这杯酒像一股热流一样奔向我的胃里，暖在我的心头。面对着老将军和蔼、可亲的面容，我感受到慈父般的温暖。这种感觉是我从未体验过的，因为我童年丧父，懂事后就没有享受过父亲的关爱。

加工连农场职工胡长生的到来，使我们的年夜大餐增加了人气。面对我们两个小青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老将军特别善解人意，他知道此时我们的心情特意说：“小伙子，今天这顿年夜饭你们一定要多吃多喝，你们吃着，我给你们吹吹牛。”他就讲起他亲历的奇闻轶事，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讲述残酷的战争故事。老将军生动、幽默、诙谐的语言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令我俩时而哈哈大笑，时而拍手叫好。不经意间，我的思乡之情在慢慢地化解和释放。

正值午夜十二点钟声响起的时刻，加工连的穆大爷从家里赶了过来，我们的年夜大餐掀起一个小高潮。我们这二老和二小共同举杯辞旧迎新。虽然在那个破四旧、立四新的年代，不提倡拜年，但我们俩还是按照中国传统，庄重地向二位老人家拜了年，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同时我们也得到了二位老人家的祝福。已经过了子夜我看到二位老人都非常高兴，毫无倦意。我知道老将军平日喜欢打扑克，就提议我们两个青年人为一方和两位老人家对垒玩扑克“升级”。“老洪头”欣然答应，就这样我们进入了娱乐阶段。在说笑中，鏖战一夜，直到天亮。

回到宿舍躺在炕上，我的心情还一直沉浸在幸福之中，久久不能入睡。从那时起，1971年这个最温馨的春节情景已经深深印记在我的心中。在后来的岁月里，每当过春节我脑海中就会呈现出这难忘一幕。

最开心的一件事——关门打狗

这里我所提及的“关门打狗”是有别于人们用这个词时的通常寓意，而是真实的字面意义。我们天津知青和贫下中农等，在基建连院内曾进行过三次打狗活动。

1969年初到农场，我们天津二十名男知青分配到场部直属连队，宿舍在基建连。基建连的院子挺大，约有40米左右见方。院子的北面是四间大宿舍和连部办公室，南面是直属连队的伙房和餐厅，东侧是木工房和工具库，西侧是木工电锯车间和厕所。大门口是在院子东侧木工房和办公室之间，装有一个木条格门，院内堆放着原木、未制成的半成品和一些杂物等等。这就是我们打狗场所。

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进场时间不长，大约在1969年8月中旬的一天。基建连的院内宰杀了一批羊，据说是牧场淘汰的种羊。羊肉分发到场部供应站和各个食堂，而羊皮就挂在院内，当时正值三伏天，羊皮散发出的血腥和膻气味在很远的地方就能闻到。到了夜间周边的野狗出来觅食，循着气味自然会光顾这里，加之基建连的院门在一般的情况下夜里是不关的，所以它们轻易就闯了进来，还不止一只。在觅食的过程中它们相互争食，发生撕咬并发出叫声，这声音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出去赶了几次狗，可是刚回到炕上还未能入睡，外边狗又咬上了。这时宿舍里知青都醒了，大家纷纷抱怨，本来干一天活就够累的，加上闷热的天气，难以入睡，现在睡得正香时却被它们吵醒了，我们感到无奈和烦躁。“我们起来去打狗吧！”不知谁说了一句，这真是一呼百应，我们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悄悄地溜到门口，关上院门，打起狗来。可是没有料到被我们关进院里的两只狗，还没等我们展开棍棒攻击时就撞开大门逃跑了。次日，我们知青在午饭间议论昨晚打狗的事，正好被不和我们住同屋当瓦工的贫下中农杨老三（具体名字记不清了，他们哥三个和他们的姐夫都是同批调入农场，分别在基建和加工连工作）听到了，他说：“你们大城市的小青年胆太小，那狗有啥可怕的。下次再打我来镇守大门，肯定万无一失。”当晚我们进行了第二次打狗，可惜的是杨家老三和老二镇守的大门也没能阻挡狗的逃窜，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随着屡打屡跑、二次失败的打狗经历，没有让我们这些知青放弃，反而激发斗志，都憋了一股劲，一定要成功打着一只。所以那两天茶余饭后，知青们不自觉地聚在一起，谈论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关门打狗”。总结前两次的打狗经过，我们发现狗两次出逃地方都在大门处，所以要加固大门，这个任务由在木工房工作的贫下中农周师傅承担了。另据观察这几天晚间来院里的狗非常警觉，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蹿出大院，按原来的做法派人从宿舍出去关院门，关住狗的可能性没有，这就需要从院外关门，恰巧那段时间知青王建民在加工连磨面车间上夜班（夜班工作不是一个人），这项任务自然落在他的头上。最后，大家达成的另一点共识是院内照明不好，打狗时要注意安全，所持的工具一定不能带有铁器和利器，以免发生误伤。

1973年9月，胜利农场生产处领导与加工连孵化室全体工作人员的合影。第一排左起：高延玲、郭贵贵、张国珍，第二排左起：陈泽文、啓葆罡、邹育生，第三排左起：董涤新、王桂环、杨跟弟、刘克兰。

当我们正熟睡中，听到王建民招呼大家已经成功地关住一只狗时，几个宿舍的知青、贫下中农和其他人员倾巢而出，开始了我们的第三次打狗。我跑出门外，看到这是一只体肥健硕的黄色大狗，正急着寻路逃跑。我们手持早已准备好的工具向狗奔去。当时知青们都显得特别兴奋，大家挥舞棍棒围追堵截这只大黄狗，打狗声此起彼伏，场面好不热闹。但这狗跑得太快了，谁也没打着它。最终形成这样一个场景：那只大黄狗在基建连的院内，伴随着大家的呐喊声，进行一次没有终点的障碍赛跑。这场赛事大约持续四十分钟左右，那只狗奔跑的速度才慢了下来。当看到即将要抓住它时，我们精神上放松了，加之院内光线比较暗，转瞬间大狗不见了。大家赶紧拿起手电筒在原木垛下、堆放半成品的空隙中四处寻找，最后在伙房后灶台下煤灰坑里，擒获了这只已经精疲力尽，正在呼呼喘着粗气的大黄狗。大功告成，我们都非常高兴。回到宿舍，尽管已是深夜，我们个个都还兴致勃勃谈论着打狗情景，享受这快乐、开心的过程。

关门打狗是我们知青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放在今天我们是断然不会去伤害大黄狗的，因为地球是人和动物共同生活的家园，我们应该和谐相处。更何况狗是我们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我很内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经意间我已进入了花甲之年，许多的往事早已淡忘，然而胜利农场风风雨雨的知青经历让我终身难忘。以上的故事仅是我记忆长河中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回忆和摘录出来与有着共同经历的知青分享。

祝愿我们这一代知青朋友们在夕阳的时光里，保持好的心态，充分享受人生。祝愿知青们平安，幸福，健康，长寿。

2013年8月，写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