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章《历史的沸点 第三卷 》(4)(1/1)
崔浩: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
——他自比张良,屡献奇计,算无遗策,在统一北方的征程中居功至伟,作为一个汉人,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最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但“欲为子房而不知所以为子房”,他完全被成功冲昏了头脑,忘乎所以,四面树敌,最终落了个惨死的下场。
他算准了一切,却独独没有算到自己的结局。他用一生的跌宕起伏,告诉世人:得意可以但不要忘形。
一 崔氏大家族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 年)农历六月,平城,一辆囚车在北魏都城缓缓前行,宛如公审游街一般。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顶端露出一颗人头,此人白发苍苍,看上去已步入古稀,本已凌乱的头发在风中四散开来,囚车经过的地方不由引起一阵骚动,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暗暗叹息,还有一些鲜卑人则发出恶毒的咒骂声。
囚车行至南郊刑场,在一个十字路口停稳后,几十个鲜卑兵士居然将尿撒在死囚的头上、脸上和身上,顷刻之间,他全身都被浇湿,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阵刺鼻的尿骚味,只听到这位死囚发出“嗷嗷”的哀叫,声音传到了很远处。百般凌辱后,一道血光闪过,所有的喧嚣都归于沉寂。
这个死囚叫作崔浩,他是当朝皇帝太武帝拓跋焘身边的第一“红人”。
红到什么程度?拓跋焘每每遇到问题,直接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因没有提前打招呼,搞得崔浩连正式衣冠都没办法穿戴好,仓促间也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物,只能提供家常便饭,但拓跋焘一点也不介意,常常礼貌地举起筷子,随便吃一口,征询完意见便起身回宫了。而崔浩进宫见驾,居然可以直接出入皇帝的寝宫。两人看上去不像君臣,倒像是哥们。
这样一个集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为何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呢?
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他是个汉人。
崔浩出身于“清河崔氏”,别看“崔”姓在《百家姓》中并不靠前,但在南北朝、隋唐时绝对是一个大姓,当时所有的北方世家大族中,有五个姓氏最为尊贵,分别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李氏和崔氏各有两个郡望宗族,被称之为七宗五姓。
清河崔氏能成为大望族,首先要感谢奠基人崔琰,在他之前清河崔氏没有大名。崔琰是东汉儒学大家郑玄的高足,后来成为曹操手下的著名谋士,表现很出色,虽然后来被曹操所杀,但在他的带动下,清河崔氏的地位大幅提升,开始迈向顶级家族的行列。
而真正使清河崔氏达到如此高度的是惨死的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
崔浩死后,崔氏依然保有强大的影响力,唐代崔氏有二十三人做过宰相,唐初官员修订《氏族志》时,把崔氏列为第一。这让唐太宗李世民很生气,大怒道:“崔氏早已衰微,既无显官,也无人才,凭什么排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下令将李氏排到第一位,让崔氏退居到第三位,即便如此,崔氏依旧是士族高门。
清河崔氏能获得这样的地位,除了人才辈出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永嘉之乱后,不少北方大族都逃到了南方,当时东晋的名门望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颍川庾氏等都是从北方跑过去的,但崔氏却留了下来,崔浩的祖父崔悦在后赵当官,崔浩的父亲崔宏则在前秦为仕。
崔宏是崔氏一族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从小才智过人,被称为冀州神童。在前秦为官时,崔宏就表现出很强的能力,深得苻坚大帝的弟弟阳平公苻融的信任,经常向他请教。苻坚知道他很有才干,征召他入朝为太子舍人,崔宏以母亲生病为由谢绝,后改任为著作佐郎。
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败亡,树倒猢狲散,官员们纷纷收拾细软,四散去避难,崔宏也成为逃难大军的一员,他的首选是江南的东晋,毕竟他是一个汉人,虽然一直在前秦为官,但骨子里对东晋王朝很是向往。
可天不遂人愿,崔宏带着族人走到泰山附近时,被盘踞在当地的丁零人所建立的“翟魏”政权“截流”,崔宏没办法只好留在翟魏当官。
不久一代战神后燕皇帝慕容垂消灭了翟魏,崔宏又来到后燕继续当官,慕容垂对他很看重,封他为吏部郎、尚书左丞。
但没过几年安稳日子,慕容垂死后,后燕被拓跋珪的鲜卑铁骑碾得粉碎,崔宏又一次出逃,《魏书》记载:“玄伯弃郡,东走海滨。太祖素闻其名,谴骑追求,执送于军门。”玄伯就是崔宏,后来为了避孝文帝元宏的名讳,史书上将崔宏都称为崔玄伯,就是说,崔宏逃到了海边,但由于他名声很大,拓跋珪派人将他追回,崔宏只得来到北魏继续仕途生涯。
十几年的时间,崔宏先后在前秦、翟魏、后燕、北魏四国为官,如果说一个人历经四朝已属不易,但分别在四国为官更为罕见,而且在四国都受到认可和重视,足见崔宏的才干确实不一般。
时光不等人,崔宏眼见投奔东晋希望渺茫,决定踏踏实实为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效力。拓跋珪同样很重视他,任命崔宏为黄门侍郎,与张衮执掌机要。
崔宏感恩图报,为新生的北魏制定官制、朝仪、律令等典章制度,因此他成为北魏由游牧走向封建化最早的设计师之一,甚至连“魏”
这个国号,也是在崔宏竭力建议下,最终被拓跋珪所采纳的。
拓跋珪经常召崔宏询问古今旧事、帝王制度。崔宏对历史很有研究,他分析历代兴衰的原因以及历史中所积累的政治智慧,这是拓跋珪迫切需要的,也让这位北魏开国皇帝感到很是解渴。
除了学识和才干出众,崔宏身上还有种很可贵的品质,便是简朴。
他虽深得皇帝信任,但心里明白越是这样越要自律。崔宏一辈子对钱财看得很淡,他不置产业,以至于家中空空如也,上下朝不用“公车”,都是步行而至,他的母亲年过七十,每顿饭都是粗茶淡饭,没吃过豪华大餐。有些人觉得他表现得有些过了,但崔宏不为所动,永葆着清廉本色。
崔宏以他的才干和清廉,赢得了拓跋珪的高度信任,封他为白马侯。
拓跋珪在生命后期,由于滥服寒食散,变得性情暴躁,许多大臣受到他的斥责或处罚,但他对崔宏却很尊重,始终没有谴责过。
崔宏的正直清廉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从一件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拓跋珪被儿子拓跋绍杀死,拓跋绍为了收买人心,拿出大量财物锦帛赏赐群臣,所有人里只有一个大臣拒绝接受,便是崔宏。
拓跋嗣杀掉拓跋绍登上皇位后,对德才兼备的崔宏更是看重,他设置八大人官,总理朝政,又称“八公”,而崔宏位列“八公”之首,被任命为天部大人,进封白马公。
泰常三年(418 年),崔宏得了重病,拓跋嗣非常关心他的病情,派近臣前去探视,一夜数次往返。崔宏死后,拓跋嗣给他极高的殊荣,下诏丧礼完全比照亲王的规格办理,郡臣及各附属国头领都要参加葬礼,并诏令除亲王外,所有人都要为他送葬。
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作为一个汉人,崔宏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 北魏“活神仙”
令崔宏颇感欣慰的是,他自身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还生下了一个更厉害的儿子,崔浩将自己老爸创造的高度又向上提升了不少,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崔浩出生于前秦建元十七年(381 年),从这个时间推断,他的父亲崔宏应该还在前秦为官,因此崔浩很可能诞生于前秦的都城长安。
崔浩给人的第一印象应该是——“美”,美到什么程度呢?《魏书》里说:“浩织妍洁白,如美妇人”,想必长得面容俊秀,皮肤白皙,手指纤长,按照现在的说法,好听一点可以称之为“小鲜肉”,难听一点则有些“娘炮”。
长得如此漂亮,崔浩却没有后来兰陵王高长恭那两下子,无法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只有靠学识和才华出人头地,所以崔浩从小十分喜欢读书,史载:“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从这段记载来看,崔浩涉猎的范围相当广泛,没有死读书读死书,特别是他对神秘的阴阳术数钻研很深,看上去有些偏科,但恰恰是这些学问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命运。
崔浩十几岁时跟随父亲从后燕到了北魏,由于他写得一手好字,拓跋珪调他到身边当文字秘书,先后担任给事秘书、著作郎等官职,这段时间他只是默默无闻做一些文字工作,历史上没有记载有什么突出表现。
当时正值拓跋珪统治的中后期,这位北魏开国皇帝喜怒无常,滥杀无辜,朝臣们能躲多远就躲多远,生怕惹上祸端。但崔浩却不一样,他经常恭勤不怠,有时甚至吃住都在宫中,这事被拓跋珪知道后,很欣赏他这份敬业精神,为了表示嘉奖,亲自派人给崔浩送宵夜,这也是拓跋珪时期,崔浩为数不多能拿出来炫耀的事情。
崔浩真正开始显山露水,是在接下来的拓跋嗣时期,这位北魏的第二任皇帝和崔浩有个共同的爱好——占星。崔浩从小精心钻研的阴阳之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有次皇宫里发现了一只兔子,宫禁森严,围墙也很高,兔子应该没有机会混入宫中。按说这是件不值一提的芝麻小事,但颇为迷信的拓跋嗣找来崔浩让他掐指算算,到底是凶兆还是吉兆,崔浩算后说:“当有邻国贡嫔嫱者,善应也。”就是说这预示着邻国将进献嫔妃,是一个吉兆。
没过多久,后秦皇帝姚兴果然将西平公主嫁于拓跋嗣,拓跋嗣觉得太神奇了,从此对崔浩刮目相看。不过到底崔浩真是个料事如神的“活神仙”,还是他事先听到了什么风声,这就不得而知了。
当然,这样的玄乎之术只能偶尔为之,并不具备持续性,要想在仕途上更进一步,自身必须要有几把刷子,这对崔浩来说并非难事,自从走进拓跋嗣的视野后,他很快便显出高人一筹的预判和谋划能力。
崔浩遇到的第一件事情是——“迁都”。
北魏建国后,都城一直在平城。为何拓跋嗣要琢磨迁都呢?主要原因是在神瑞二年(415 年),平城周边遭遇早霜,致使谷物歉收,发生了严重的粮荒,周边的云中、代郡的许多百姓饿死,不少大臣提出在平城无法继续待下去,应该将国都迁往邺城(今河北临漳)。
邺城最早是袁绍的老巢,后来曹操将其定为自己的都城,接着后赵的石虎也看上了这块宝地,将国都由襄国迁到邺城,所以邺城不是一座普通的小城,而曾经是一座繁华的都市,因而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后,拓跋嗣颇为心动。
但迁都是大事,甚至关乎国运,拓跋嗣向群臣征求意见,大部分朝臣同意迁都,只有崔浩站出来,大声说了两个字——反对!
崔浩的理由有三:一是汉人一直以为鲜卑人多如牛毛,所以不敢反抗,南迁后必然暴露拓跋部人少的问题,这会让汉人和其他部族蔑视鲜卑人,搞不好会起来造反;二是南迁后,北方的柔然会乘机而入,到那时想回师救援,由于中间隔着恒山,根本来不及;三是如不迁都,即使南方发生了变乱,也可以轻骑南出,敌人不知虚实,必然会望尘畏服。
简单地说,北魏应该“立足平城,防备柔然,遥摄中原”,崔浩不单单讲出了反对迁都的理由,实际上是为北魏未来的发展描绘了蓝图,和当年诸葛孔明的隆中对有一比。
崔浩同时表示,眼前的困难只是暂时的,熬过了冬天,春天草木新发,粮荒就会大为缓解,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则完全能够挺过难关。
拓跋嗣觉得崔浩确实站得高望得远,但他还有一丝担心,便是如果挺不到明年春天,该如何是好?崔浩说:“陛下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年庄稼仍然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
拓跋嗣采纳了他的建议,将一些重度贫困户分散到各州就食,下令汉民每户出米五十石来养活这些穷户。果如崔浩所料,第二年收成很好,百姓吃饱了饭,人心逐渐安定,一场劫难就此过去。
拓跋嗣对此很高兴,既没有兴师动众迁都,又成功挺过难关,于是对崔浩大加封赏,赐御衣一套,绢五十匹,锦五十斤,更为贴心的是,还赐小妾一名,崔浩财色双收。
崔浩虽然逐渐取得拓跋嗣的信任,但尚没有到让拓跋嗣言听计从的地步,不过事实证明,只要拓跋嗣不听崔浩的,总会遭遇到挫折。
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后秦时,向北魏借道,拓跋嗣召集群臣商议该如何是好,大部分人认为刘裕此举目的不纯,不排除灭掉后秦后对北魏有所图,所以不仅不能借道,还应该出兵和刘裕拼了。
又是崔浩一个人站出来说:“借!必须要借!”这次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北边的柔然不断侵扰,国内又缺乏粮草,自顾不暇,为何还要管别人闲事?二是刘裕兵精将勇,后秦朝不保夕,但刘裕攻占长安后,不可能久居关中,如果他弃守关中,北魏可以不劳而获,坐收渔利。
高!实在是高!因为此后形势完全按照崔浩的预想发展。
只可惜拓跋嗣这次没有站到崔浩一边,他令司徒长孙嵩带着十万人驻守黄河之北,派出一些骑兵跟随刘裕大军,密切监视,形影不离,搞得刘裕感到很不爽,一气之下使出独门战法“却月阵”,将魏军打得丢盔卸甲,损失惨重,听闻魏军大败的消息,拓跋嗣后悔不迭,恨自己没用崔浩之计。
刘裕很快兵临潼关,这次拓跋嗣学乖了,他专门把崔浩找来请他分析形势,崔浩认为后秦必败无疑。
拓跋嗣给崔浩讲了他的想法,欲借刘裕北伐之际,南下攻打东晋。
崔浩认为时机不成熟,因为北魏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良将,根本就不是刘裕的对手,况且刘裕灭掉后秦回师后,一定会取代前主,可以坐而待之。
这次拓跋嗣不敢不听,对崔浩的意见全盘接受。
没过几年,又发生一件离奇的事情,更让拓跋嗣对崔浩刮目相看。
泰常三年(418 年)彗星光临地球,当时没有天文望远镜,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出现这样的奇象,一般被认为是大凶兆,天下将出什么大事。
于是拓跋嗣召集群臣开会,听听大家的意见。
拓跋嗣对群臣说道:“现在天下没有统一,各方势力相互对峙,这次灾难的征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我很害怕会发生在我们国家,各位可以大胆地说说。”皇帝这样开诚布公,按说群臣应该畅所欲言,但无奈大臣们都不懂天象,纷纷推荐崔浩来回答。
恭敬不如从命,崔浩说道:“在以前的记载中,凡是灾难之兆都是因为人而起,人要是没有过错也不会发生这种征兆,就现在各国来看只有晋朝的皇帝比较弱,而他的大臣刘裕手里掌握着大权,想必晋朝很快会被刘裕推翻。”
“神算子”又一次言中,泰常五年(420 年),刘裕废掉了东晋皇帝,自己篡位称帝。这个消息传来,拓跋嗣觉得崔浩实在厉害。
刘裕只做了两年皇帝便驾崩了,拓跋嗣闻讯大喜,他一直想夺回被刘裕占领的故地,但由于忌惮刘裕而不敢动手,如今机会终于来到了。
没想到,崔浩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以“礼不伐丧”为名,建议拓跋嗣放弃南征的想法。实际上,这只是崔浩找的一个理由,他认为刘裕刚死,刘宋人心未散,如果出兵南征,他们必定齐心迎战,魏军不一定能战胜敌手。刘宋现在强臣争权,一定会发生内讧,到那时再发兵出征,就可不劳士卒,坐收淮北之地。
拓跋嗣觉得好不容易等到刘裕死了,要继续等到刘宋生乱,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于是有些不满地对崔浩说:“刘裕正是趁着姚兴新丧,出兵攻打后秦,使其灭国的,刘裕现在死了,我怎么不可以出征呢?”
崔浩解释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后秦皇帝姚兴死后因两子发生纷争,刘裕看到这个情况才出兵征讨。但一心想南征的拓跋嗣根本听不进去。
第一波的争论结束,皇帝定了调子,出兵肯定是要出兵。下一个面临的问题是该如何打,是先攻城还是抢地盘,在这个问题上,崔浩与大将奚斤等人又发生重大分歧,奚斤认为应该先攻城,占了地盘但却拿不下城池,感觉相当于没打。但崔浩却认为刘宋军队擅于守城,所以不应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应分兵略地,占领广大地盘,将滑台、虎牢等据点孤立起来,使其与刘宋军队断绝联系,最后定会不战而胜。
遗憾的是崔浩又一次成为少数派。
这次南征的结果,还真让崔浩说中了,拓跋嗣派遣大军虽然收复了一些地方,但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特别是攻打滑台、虎牢时,遇到顽强反抗,魏军尸体堆得和城墙一般高,可以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北魏因此元气大伤,不久后拓跋嗣也驾崩了。
北魏王朝接下来迎来了一位杰出君主——拓跋焘。他能登上皇位,崔浩在其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拓跋嗣经常有小病缠身,屡屡看见怪异东西,于是他派宦官秘密地问崔浩说:“朕已病了好几年,医疗救治倒也无大损害,但始终担心一旦不行了,诸子都还年少,那该怎么办呢?”
崔浩知道这是征询立储事宜,拓跋嗣有七个儿子,长子是拓跋焘,但拓跋嗣更喜欢次子拓跋丕,所以他在到底立谁为太子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既然皇上如此信任自己,他直言不讳建议道:“皇长子焘年纪将满十二岁,聪慧敏睿温良谦和,众情所系,现在登上储君的位置,那是天下的幸事。立子以长,礼仪所定。如必须等到他们都成人了然后再择储君,倒错天伦,则会生出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典籍所记,兴衰存亡,很少不由此的。”
拓跋焘由此被立为太子,后来顺利登上了皇位。
三 正确少数派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崔浩总是站在群臣的对面,而且屡说屡中,自然引发了不少大臣的忌恨,趁着新君即位,他们集体发难,要求罢黜崔浩官职。拓跋焘虽然知道崔浩才干突出,但为了平息众怒,稳定朝局,不得不让崔浩暂时赋闲在家。不过,离岗不离责,拓跋焘遇到什么重要问题,还是召他来商议。很快就有了一个大难题摆在群臣面前。
心怀“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志向的拓跋焘,在打掉柔然人的威风后,不知下一个该收拾谁?此时恰值大夏国的皇帝赫连勃勃刚死,拓跋焘倾向于攻打夏国,但老臣长孙嵩一干人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大夏都城统万城城高墙坚,很难攻克,如果柔然乘虚而入,情况会变得非常危险。
崔浩又一次站到了这些人的对面,他力主先打夏国,看到自己势单力薄,只好使出最擅长的“占星术”,这方面他是绝对权威,他说:“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就是说,上次出现这样的星象,西边的秦朝亡了,如今再次出现,则预示着西征必定会获胜,这是上天的旨意,千万不能错过。
崔浩既然把这个问题上升为“天意”,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更何况崔浩曾经凭借星象成功预测过姚兴之死和刘裕篡位。
崔浩的建议正合拓跋焘心意,他亲自率军攻击夏国,第一次征伐初战大获全胜,打得夏国皇帝赫连昌躲在统万城里不敢露头,拓跋焘抄掠一番后班师回朝。第二次征伐拓跋焘改变策略,故意示弱,引蛇出洞,将夏军引出城来。就在双方马上要短兵相接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阵沙尘暴,拓跋焘身边的宦官赵倪进言道:“现在风沙从敌军后面而来,我军正向着风沙,而敌人则背着风沙,天不助我,况且将士又十分饥渴,希望陛下领着队伍躲避他们,待日后再图大举。”
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随军的崔浩站出来厉声斥责赵倪道:“我军千里而来,破敌之策怎么一日内说变就变,敌人前后军已经脱节,正是歼灭他们的好机会。刮风下雨,要看人如何利用,凭什么就说对我军不利!”
拓跋焘觉得崔浩所言有理,于是不惧风沙,全力反攻,夏军支撑不住,全线崩溃,统万城失陷,赫连昌亡命上邽。
崔浩再一次成为“关键先生”。
他很快又成为“少数正确派”。拓跋焘平灭夏国后,接着想彻底解决柔然问题,这个被拓跋焘贬称为“蠕蠕”的游牧民族很是讨厌,利用游击战术搞得北魏不得安生。
拓跋焘出兵柔然的想法,遭到群臣的集体反对,包括他的乳母保太后。他们担心南边的刘宋会趁机北进,这样北魏被夹在中间,首尾难顾,会陷入不利境地。
崔浩又一次站到拓跋焘一边,他说:“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没有恢复,无法构成致命威胁。夏国已经大败,气数已尽。蠕蠕气焰嚣张,常口出狂言,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定能大获全胜。”
崔浩分析得有理有据,完全说到了拓跋焘的心坎上,但无奈反对力量过于强大,拓跋焘决定来一个公开辩论再行定夺。
正方主辩是崔浩,反方的主辩是原来夏国的太史令张渊,他之所以被众多朝臣推出来,是因为他也是一个“神算子”,对星象阴阳颇有研究,年轻时他在前秦当官,预料到苻坚攻打东晋必败,所以极力劝阻苻坚,但苻坚不听,后来的结局完全如张渊所料,因此而名声大噪。
张渊对这场辩论做了充分准备,他知道崔浩最擅长拿星象说事,所以决定“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上来就说:“今年是己巳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
崔浩针锋相对道:“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时,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罚,对内是将死囚绑缚闹市处死,对外则是出兵讨伐有罪之国。今天出兵,正是加强刑罚。
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
张渊一看拿星象说事根本就不是崔浩对手,只好说道:“蠕蠕所处的都是蛮荒之地,即使占领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作臣民驱使,根本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说来说去,就是三个字——不能打。
崔浩觉得张渊已经理屈词穷,说道:“渊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就是说,张渊作为太史,说天时、说天意是他的本职工作,即使说错了,也无可指责,但是说人事、说形势,却不该是太史应该说的了。然后逐条进行反驳道:“蠕蠕本来是我们的藩属,后来却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诛杀叛贼元凶,收服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蠕蠕所居漠北之地,水草丰美,夏天可以将我们的牛羊向那里迁移。况且柔然数年入境侵边,造成百姓惊恐不安,如果不乘虚攻之,破灭其国,到秋天后,他们还会南下,让我们睡不着觉。”
崔浩虽然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但他却得理不让人:“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辨深通天文,能够预知胜利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无能,如果知道了却不说,则是不忠。”
张渊当年确实没看出来,自然也不会提醒赫连昌,而恰巧早前被俘的赫连昌也在辩论会现场,这让张渊感到有些无地自容。
居中裁判的拓跋焘宣布获胜方为正方的崔浩,他对群臣说:“朕的决心已定!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今天我算相信这句话了。”
但是单靠嘴皮子,还是难以打消众人的疑惑,拓跋焘让崔浩给群臣们做做思想工作,将出兵的道理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清楚,崔浩对群臣说:“刘裕当年很凶悍,但得到关中之地,尚且守不住,现在的刘宋王朝怎么会在我国政治清明、军队强盛时自投罗网呢?即使把黄河以南的土地送给他们,他们也守不住,既然守不住,他们就不会来。
而蠕蠕觉得距离我们遥远,认为我军不会长途奔袭,所以根本就不会设防。夏天的时候,他们分散放牧,秋天则聚集在一起,南下进行抢掠,而此时正值夏日,是最佳出兵时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们必然惊慌失措,四散逃去,我们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个心头之患。”
思想工作算是做到家了,但还是有人心存担忧,“天师”寇谦之要随军出征,他心里担心此战凶险,便私下问崔浩说:“此次出征,真的能打胜吗?”崔浩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必胜无疑!但恐诸将前后顾虑,不能乘胜而入,可能未必会获得全胜。”
什么叫作“算无遗策”,看看崔浩的表现就可知道。
神(上鹿下加)二年(429 年)夏天,拓跋焘率大军亲征柔然,魏兵长驱直入,宛若神兵天降,柔然一点防备也没有,只能仓皇逃命,魏军斩获巨大,拓跋焘从今天的蒙古国一直向西杀到阿尔泰山东南,“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虏及获畜产车庐,弥漫山泽,盖数百万。”可谓所向披靡,大获全胜。
不过如崔浩所料,北魏众将深怕遇到埋伏,劝说拓跋焘见好就收,只有寇谦之想起崔浩所言,力劝拓跋焘应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彻底解决柔然之患。
拓跋焘最终还是听取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带着大量战利品班师回朝。后来才知只需前进两天,就可以将柔然残部全部消灭干净,拓跋焘后悔不迭。而众人所担心的刘宋乘机出兵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自始至终南边的边境显得非常安静。
之后,崔浩再一次站出来单挑众人,事情发生在平灭“北凉”前。
出兵柔然后,拓跋焘接着率军灭掉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北凉还在苟延残喘,按说以当时北魏的实力,灭掉北凉并非难事,但此时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席话,让拓跋焘心里犯起了嘀咕。
此人叫作李顺,拓跋焘对他很信任,派他作为自己的特使先后出使北凉十二次,因此他对北凉的情况了如指掌,被誉为“北凉通”,所以在这个问题,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不过此人有些贪财,作为使者他多次参加北凉国君沮渠蒙逊的宴会,酒后沮渠蒙逊说了不少对北魏不敬的话,他害怕李顺将这些话向拓跋焘汇报,便送给李顺很多金银财宝,“收人钱财,为人消灾”,李顺不仅没有向拓跋焘如实禀报,还找机会帮着北凉说话。
拓跋焘召集群臣商议出兵北凉事宜,李顺又一次站出来,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北凉之地,遍地是枯石,没有水草,都城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数丈,到春夏天气变暖,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人就引雪水入渠来灌溉农田。如果北凉人听说我们大军到来,一定会掘开河坝,让水流尽,我军的兵马就会无水可喝,姑臧城方圆百里之内,寸草不生,我军难以持久。”
“砖家”有时候挺可怕,特别是贪财的“砖家”,他可以凭借信息的不对称而满口胡言,而且大言不惭。
李顺是第一号北凉权威,他这样一说,不仅拓跋焘心里打起了鼓,其他大臣也都跟着附和,觉得还是暂不出兵为好。
又该崔浩出场了!
他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能繁殖?况且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所以李顺说得不可信。”
权威最怕被挑战,李顺大声说道:“耳闻不如眼见,我亲眼所见,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呢?”看着有些恼羞成怒的李顺,崔浩并没有退却,非常轻蔑地说道:“你怕是收了北凉人的钱财而替人说话吧,我没有亲眼看到,难道就能欺瞒我?”
双方对此争执不下,一个是“北凉通”,而另一个是“神算子”,现在该拓跋焘犯难了,到底谁说的是真相呢?对北凉到底是征伐还是罢兵呢?
一连串的问号充溢在拓跋焘脑中,群臣散去,振威将军伊馛故意留下来,他对拓跋焘说,如果按照李顺所说,凉州遍地是荒石,没有水草,那北凉何以立国,而且感觉活得还挺不错。
一语点醒梦中人,拓跋焘想想也是,如果像李顺说的那般荒凉,北凉早就灭国了,还用得着自己出兵吗?
拓跋焘就此决定心意。
太延五年(439 年)夏天,他亲率大军征讨北凉,到达姑臧时,发现李顺简直就是一个“大骗子”,城外水草丰美,根本就不是蛮荒之地。
他在给太子拓跋晃写的信中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泉水从地下涌出,在城北汇合,水势如同大河。”
拓跋焘庆幸听了崔浩的意见,他对随军出征的崔浩说:“你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崔浩表示:“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
拓跋焘成功灭掉北凉,露馅的李顺命运可想而知,三年后,他奉旨赏赐大臣时接受贿赂被人告发。此时崔浩又旧事重提,他上表说:“顺昔受沮渠牧犍父子重赂,每言凉州无水草,不可行师。及陛下至姑臧,水草丰足。其诈如此,几误国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谗之于陛下。”拓跋焘大怒,新罪旧罪一并处罚,将李顺处死。
崔浩以他神奇般的表现使得拓跋焘彻底折服。
拓跋焘对他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祖父与父亲,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于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有不能采纳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这话可谓“推心置腹”,很难想象出自拓跋焘之口。
拓跋焘让作曲家制作歌颂诸位重臣的歌曲,其中对崔浩的颂词是“智如崔浩”,高度评价了崔浩的智商,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但这哪里是能学得来的。
在一次庆功晚宴上,拓跋焘指着崔浩对归降的高车酋长说:“你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却胜过百万甲兵,战前犹豫不决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
一向狂妄的拓跋焘居然变得如此谦虚,不过这是他的肺腑之言,确实是有感而发。
拓跋焘对崔浩的信任后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对百官说:“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才可实施。”
一句话,崔浩成了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
四 《国书》大谜案
然而一切都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 年)的这个夏天戛然而止。“如鱼得水”的崔浩,突然被拓跋焘扔到了岸上,落了个凄惨无比的下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北魏王朝给出的官方解释是“暴扬国恶”,就是说崔浩主编的《国书》写了不少不该写的东西,让拓跋氏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曝光于天下。
北魏修史要从道武帝拓跋珪说起,他令尚书郎邓渊编著《国记》十多卷,后来因邓渊之死,这项工作没有完成。明元帝拓跋嗣时,修史的工作没有继续进行。
常言道:“盛世修史。”志得意满的拓跋焘为了让后世子孙铭记他的丰功伟业,于是下令编修国史。太延五年(439 年)十二月,他任命崔浩为司徒监事,担任总撰稿人,带着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续修国史。
崔浩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动笔前他特意请示拓跋焘,让皇上明确修史原则,拓跋焘给出的指示是四个字——“务从实录”。就是说,真实地还原历史,曾经发生过什么,就如实地记录在史书中。
崔浩坚决贯彻落实拓跋焘的指示精神,他带着写作班子秉笔直书,把该写的不该写的通通写进了史书。完成任务后,崔浩颇为得意,参与写史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书》和崔浩所注的“五经”
刊刻在石头上,以向天下展示崔浩的才华以及如何“秉笔直书”。
闵湛和郗标都是“马屁精”,崔浩曾经注解过《易经》《论语》《诗经》《书经》,当时闵湛、郗标向拓跋焘上疏说:“马融、郑玄、王素、贾逵所作的注解,都不如崔浩的准确有深度,恳求陛下没收国内由这些人所著的各种书,颁布崔浩的注本,命令全国上下都来学习。还请求陛下下令让崔浩继续注解《礼记》,使后人将来能看到正确的释义。”投桃报李,崔浩也极力推荐闵湛、郗标,说他们有著书立说的才能,让他们加入了写史班子。
如果崔浩拒绝刻史于石的建议,将所编修的史书藏于深宫,或许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但关键时刻崔浩的耳根子软了,因为这两人平日里把崔浩拍得很舒服,崔浩不加犹豫便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国书》的实际撰稿人之一高允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担心地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搞的这一套,我担心日后一不小心会成为崔门的万世灾祸,这样我们这些曾经参与其事的人都要大祸临头。”
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向他说了建立碑林的想法,拓跋晃表示支持,下令在平城郊外开工建设这个规模庞大的国家文化工程。
说它“规模庞大”,是因为这是一个占地一百余步的庞大石刻群。
而这些石头本地并没有,需要从外地开采运来,同时对石块的要求也很高,每块高不低于一点二米,宽不少于一米,石质要细腻,色泽也要统一,把石块运来要精心打磨,调动各地工匠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将《国书》和经书一个字一个字刻上去,大约有二百多万字,可见工程量之大。据记载,整个工程动用人力达三百万,耗时三年多。
碑林的落成,成为当时平城一件极为轰动的事件,人们争相去看,从这些石刻里才知道,过去不少关于拓跋氏的“八卦”,居然在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于是人们在石碑前指指点点,搞得整个平城议论纷纷。
碑林建成时,拓跋焘正在南边和刘宋打仗,等他出征归来,看到鲜卑贵族们人人义愤填膺,说起崔浩都咬牙切齿,强烈要求严惩崔浩。
拓跋焘去碑林亲自调研一番,知道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了平息众怒,他命人收捕崔浩及其同党,审查罪状,在拓跋焘的质问下,崔浩承认为编修国史选拔著作令时曾收受过贿赂。拓跋焘一听,这还得了,不仅“暴扬国恶”,居然还收黑钱,震怒之下下令将崔氏一族灭门。
到底崔浩编纂的史书记载了拓跋氏的什么丑事,让鲜卑贵族们如此痛恨?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因为石碑早已毁灭,无从知道上面到底刻了什么。《魏书》对此讳莫如深,只是说“尽述国事,备而不典”,就是说写得过于详细,记载了不少避讳,其他史书则更加语焉不详。
所以关于到底写了哪些不应该写的,说法很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便是史书中说鲜卑人是汉将李陵的后代。
李陵是西汉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汉武帝派他出击匈奴,他带领的八千人马被八万匈奴大军包围,力战不支,最后投降,后在匈奴娶妻生子,终老一生。
《南齐书》记载:“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为什么鲜卑人把这个问题看得如此严重,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把自己当作是黄帝的后代。
《魏书》里说:“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
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就是说,鲜卑人的祖先是黄帝儿子昌意的后人,在他们看来,崔浩编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将鲜卑人祖先“严重降格”,搞成了是汉人和匈奴的混血儿,而这两个民族一直被鲜卑看不起,鲜卑贵族当然不会买账,认为崔浩是“欺师灭祖”。
这只是“暴扬国恶”中的“一恶”,想必还有不少让鲜卑人无法接受的“恶”。柏杨先生认为,“暴扬国恶”的“恶”一定是一个使任何人都会唾弃的绝对的“恶”,这个任何人不敢透露半点风声的避讳,是因为一个人——拓跋珪。
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拓跋焘的祖父。据《魏书》记载,他是北魏的前身“代”国国君拓跋什翼犍的孙子,在拓跋什翼犍被自己儿子拓跋寔君杀死后,拓跋珪成功复国并靠自己的雄才大略使得北魏称霸一方。
崔浩在史书中可能揭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那便是拓跋珪根本不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而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说拓跋什翼犍和自己的儿媳好上了。更为惊人的是,将拓跋什翼犍逼上绝路的不是拓跋寔君,这个和“弑君”同音的人物是被虚构出来的,真正的元凶正是拓跋珪。
虽然曝光了不少拓跋氏的丑事,但崔浩的死确因这个吗?历史上对此颇有争议,不少人觉得“国史之狱”充满诡异的气氛,一是编纂和石刻《国书》非一日之功,时间长达数年之久,在此中间,包括拓跋焘在内,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一下子就给崔浩惹来了杀身之祸。
二是史书对整个过程记录甚少,感觉是在故意遮掩,特别是在《魏书·崔浩传》中,对改变传主命运的这个重大事件的经过没有交代,只说:“真君十一年六月诛浩。”更重要的是崔浩只是一个挂名主编,真正编纂史书的高允等人最后却平安无事。
高允是太子拓跋晃的老师,事发后,太子想让自己的父皇饶恕高允,便带着高允去见拓跋焘,请求他能恕罪。拓跋焘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高允说:“《太祖记》是邓渊写的,《先帝纪》《今记》是臣与崔浩一起写的。但崔浩是总编,所以具体内容主要是我写的。”
拓跋焘一听这话,气愤地对太子说:“高允的罪过,比崔浩还大,你说怎么饶?”但拓跋焘最终还是饶恕了高允。
后来拓跋焘想把涉及《国书》案的人都满门抄斩。高允又为此请求拓跋焘从宽处理。高允说:“崔浩犯的罪,假如另有罪行,这不是我所敢过问的。如果只是史书中触犯了忌讳,这种罪不应该判处这样重。”
拓跋焘看高允这样得寸进尺,一时气得又想杀他。但后来还是听从了高允的意见,于是只将崔浩满门抄斩,其余人都只斩本人。
从拓跋焘和高允几次谈话中,可以得出几个判断,一是史书的主要内容并非崔浩所写,他充其量是个挂名主编;二是书中的内容远远不到应该杀头的地步。拓跋焘最后杀掉了崔浩,却放过了一些真正的作者,使人感觉他似乎只是把《国书》当作幌子,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崔浩。
五 满眼皆仇敌
拓跋焘为什么处心积虑除掉自己最信任的崔浩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崔浩的死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颇为重要,那便是崔浩个性过于张扬,平日里树敌过多,每个人都等待着收拾他的机会,墙倒众人推,“暴扬国恶”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细数起来,崔浩主要得罪了三类人:同僚、贵族和太子。
“算无遗策”的崔浩经常成为“关键先生”,不可否认,他学识渊博,能言善辩,有超强的战略眼光和预判能力,但同时他恃才自傲,狂妄无比,在他眼里只有皇帝拓跋焘,视他人于无物。
“羡慕嫉妒恨”,他才华高到使其他大臣突破了前两个阶段,对他只剩下了“恨”,可惜的是,崔浩的情商远低于智商,他依然不加收敛,说话通常不顾及对方的感受,经常把别人批得体无完肤,而且得理不饶人,虽然他在朝堂上风光无限,但实际上是个真正的孤家寡人。
他和这些朝臣们斗了一辈子,先是和长孙嵩斗,后来和刘洁、李顺斗,这样的争斗不单单是政见之争,而是充满着血雨腥风。
譬如崔浩和刘洁的冲突,刘洁虽是匈奴人,但深得拓跋焘的信任。
在是否征伐柔然的问题上,他和崔浩发生了分歧,刘洁不同意北伐,最后拓跋焘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刘洁便怀恨在心,假传命令更改各路大军会师时间,使得拓跋焘孤助无援,陷入险境。他这样做,是想让拓跋焘放弃这次行动,并怪罪于崔浩。
不过拓跋焘没有听他的,说战事失利是因为诸将该到未到,不是崔浩的错。崔浩知道是刘洁搞的鬼,派人暗地调查,最终将刘洁的阴谋禀报拓跋焘,拓跋焘大怒,下令将刘洁和他的同伙夷三族。
在平灭北凉的事情上,崔浩和李顺又发生争执,最后搞得李顺掉了脑袋。崔浩死后,拓跋焘对李顺的堂弟李孝伯说:“李顺虽然误国,但朕本意并不想杀他,崔浩恶语中伤,致使朕非常恼火,杀你堂兄的,就是崔浩。”
同僚对崔浩的厌恶之情早就有之,就在拓跋焘登基之初,不少大臣一同发难,要求罢黜崔浩,拓跋焘为了息事宁人,让崔浩暂时归家闲居,后来等风头过去,才又让崔浩出山。
崔浩常自比张良,甚至觉得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才,两人确实颇为相似,但要论人生智慧,崔浩实在差得太远,他显得过于高调,甚至有些跋扈,走着走着似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特别是最后听从闵湛等人的建议,将国史和自己所注的“五经”
刊刻在石上,已经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
得罪同僚,与得罪鲜卑贵族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要知道北魏王朝是鲜卑人建立的,汉人反而是“少数民族”,严格地说,两者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根本不具备分庭抗礼的可能性。
崔浩起初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端倪。
崔浩年轻时经常给人写墓志铭之类的文章,有次,一个叫作冯汉疆的人死了,他的家属来请崔浩写墓志铭,崔浩一听这个名字,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如果照实写,恐怕要出大问题,因为“疆”是“强”的古写体,“汉疆”连在一起就成了“汉族强大”,一个鲜卑王朝的官员敢直言“汉族强大”,那还了得。
怎么办呢?这点小事完全难不倒“智多星”,他把“汉”改成了“代”,也就是说将“冯汉疆”变成了“冯代疆”,一字之差,意思却完全变样,因为北魏的前身是“代”国,这样一改,便成了“代国强盛”,不仅躲过了一劫,而且使得鲜卑人很高兴。
不过,作为“清河崔氏”头面人物,崔浩掌权后,便抑制不住重振汉人门阀望族的冲动,他提出要“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按照汉人王朝评定世家大族的做法,整顿官员品级,辨明官员姓氏和出生家族,说白了,就是想在北魏王朝恢复门阀士族制度。
神(上鹿下加)三年(431 年),拓跋焘下了一道诏令:“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
从内容上看,这显然是崔浩的意思,因为里面说到治理国家需要启用合适的人才,认真探访考察,公推的真正人才是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这些人都是出自世家大族,崔浩让朝廷重用他们,实际上就是将北魏的权力交给了世族。对于门第观念很重的崔浩来讲,这应是他毕生的理想。
但这样的改革受益者是极少数人,鲜卑贵族的地位受到挑战,而广大出身卑微但有志建功立业的中下层人士更加看不到希望,受损方远远要大于受益方。有人看出了其中的危险,此人是崔浩的表弟,同样出身于北方世族大姓范阳卢家的卢宏,他劝阻自己的表哥说:“重大制度的确定要因时制宜,不可太造次,赞成这样做法的,能有几人?
希望三思而后行。”但崔浩根本听不进去,卢宏觉得“浩败颇亦由此”。
崔浩搞“齐整人伦,分明姓族”这一套让鲜卑贵族炸了锅。这些人靠打仗杀人起家,祖上更是养马放羊出身,根本没有受到教育,大字不识几个,几乎等同于文盲,崔浩这样做,在他们看来,分明就是“釜底抽薪”,要活生生夺走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无奈崔浩后面有个拓跋焘,面对皇帝身边的“第一红人”,他们暂时还不好发作,但鲜卑贵族对崔浩恨之入骨,等待时机欲除之而后快。
鲜卑贵族很快便抓住崔浩的一个把柄。
崔浩的弟弟将女儿嫁给一个叫作“王慧龙”的人,此君属太原王氏,这个家族选择了在永嘉之乱后南渡,位列名门望族之中,按说这桩婚事属于门当户对,但因王慧龙是从南朝逃到北魏的,所以有人怀疑他的真实身份,觉得他不是真正的王家子弟。
怎么判断呢?崔浩经过调研后知道,王家有个独特的家族特征——酒糟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由此可见这家人鼻子酒糟得足够厉害。
崔浩一看王慧龙的鼻子果然硕大无比,几乎占了整个脸部面积的一半,打个嚏喷就像下雨一样,据此,崔浩认定王慧龙是如假包换的正牌王家子弟。
鉴定完毕也就罢了,令鲜卑贵族无法忍受的是,崔浩逢人便讲:“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这让本来就极不喜欢崔浩的鲜卑贵族更加生气,如果汉人是贵种,那鲜卑人是什么,难道是贱种不成?鲜卑贵族推举长孙嵩为代表去拓跋焘那里告状,说崔浩这样夸赞南人,有“汕鄙国化之意”。
拓跋焘觉得崔浩确实有些口无遮拦,把他找来痛斥了一顿,崔浩脱帽磕头,不停谢罪后,拓跋焘的火气才渐渐消了下去,警告他下不为例。
虽然是件小插曲,但看得出鲜卑贵族对崔浩已经恨之入骨,到了睚眦必报的地步。
如果说得罪鲜卑贵族,仗着拓跋焘的恩宠,崔浩还尚有些回旋余地,但得罪了当朝太子拓跋晃,便将自己加速送上了不归路。
说起崔浩和拓跋晃的矛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崔浩的飘飘然,他根本没把储君拓跋晃放在眼里。
拓跋晃在五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监国,主持朝廷的日常工作,特别是拓跋焘出征期间,拓跋晃总理朝政。
有次拓跋焘出征打仗,拓跋晃留在平城监国,崔浩仗着功高和拓跋焘的恩宠,想在地方起用自己认定的人,一次就向朝廷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而且起步便是郡守。
拓跋晃觉得此事不妥,他找来崔浩商议说:“早先征聘的人才,也是被作为郡守入选的,他们辛勤劳苦却一直没有得到过朝廷的报答,应该首先补充他们做郡守,让新征聘的人代替他们做郎吏,而且郡守管理百姓,应该由有经验的人来担当。”
一句话,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崔浩根本不睬拓跋晃的话,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他破坏组织程序,将自己选定的人强行外派到地方做了郡守。
崔浩如此做,简直视拓跋晃如无物,不仅搞得拓跋晃很生气,也使不少人看不下去,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司徒这样做恐怕免不了一场灾祸。他为了私心而和储君针锋相对,等到陛下万岁后,他将用什么来保全自己呢!”
双方的争议还发生在为拓跋焘嫡长孙选择师傅上,拓跋焘中意的人是李欣,但崔浩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崔箱子等人,有人向拓跋晃反映,崔浩任用自己的亲戚,拓跋晃很不满,于是向拓跋焘报告,拓跋焘问崔浩:“为什么不用李欣?”崔浩回答:“因为李欣外出了,所以没有选。”
拓跋焘表示等李欣回来再说,崔箱子等人就算了,直接把崔浩给顶了回去。
崔浩和拓跋晃最大的争执是“灭佛”事件。
北魏佛教盛行,已经蔓延到王朝整个上层社会,拓跋晃和许多鲜卑贵族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但崔浩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道教徒,史载“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诵读。浩怒,取而焚之,捐灰于厕中”。就是说,崔浩的老婆郭氏是个佛教徒,他非常看不惯,不仅把老婆的佛经烧毁,而且还丢弃在厕所之中,由此可见,崔浩对佛教确实是深恶痛绝。
于是崔浩总在拓跋焘面前褒道贬佛,使得本来对佛教有好感的拓跋焘最终远离佛家而亲近道家,甚至把年号改为“太平真君”,以示对道家的敬意。
拓跋焘后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这固然与佛教的快速扩张有关,但崔浩在其中极力挑唆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书记载,在镇压盖吴起义中,拓跋焘在关中寺庙里发现大量武器后,崔浩借机撺掇拓跋焘“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这让拓跋晃和鲜卑贵族们非常嫉恨,他们一致认为崔浩是“灭佛”的幕后推手。
这场佛、道之争,实际上演变为崔浩与拓跋晃的争斗,拓跋晃再三上表,恳请父皇不要灭佛,但架不住崔浩巧言令色,最终使得大量庙宇被捣毁,一些僧人被杀,这让拓跋晃深感痛心。
表面上看,崔浩笑到了最后,但这种暂时的胜利,却注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崔浩得罪了同僚、贵族和太子,最后因“暴扬国恶”得罪了自己唯一的靠山——拓跋焘,把所有人得罪光的崔浩,只剩下死路一条了。
六 转头一场空
关于崔浩被杀的原因,好像可以水落石出了。
但长期以来,却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给了崔氏灭门案另外一种解释,那便是崔浩是南朝的“卧底”,一心想着推翻北魏王朝。
这并非是空穴来风,在《宋书·柳元景传》中有明确的记载:“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换句话说,崔浩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多年以来一直暗中帮助南朝,积极谋划推翻北魏,因为机密外泄,才遭此厄运。
《柳元景传》所记载的是柳光世所言,而柳光世不是别人,恰恰是崔浩的小舅子,崔浩被逮捕后,他出逃到刘宋,然后便爆出了这样一个大料。
真的假的?柳光世说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崔浩这个人确实很奇怪,打别的国家,比如北凉、柔然,他向来是积极支持,可一旦涉及南朝,他就百般劝阻,不是“礼不伐丧”,就是“时机不成熟”,当年刘裕征伐后秦,拓跋嗣想出兵,他反对;后来刘裕驾崩,拓跋嗣想乘机南征,他又反对。还有人说,崔浩当年力主册立拓跋焘为太子,是因为其生母为汉人,希望拓跋焘上台后对汉人有利。
因此,有人认为这个记载并非杜撰。从国史之狱本身来看,拓跋焘处死崔浩很突然,而且很残酷,根本没有顾及崔浩所立下的汗马功劳,这样“快刀斩乱麻”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便是崔浩有谋逆行为。之所以需要“暴扬国恶”这个幌子,没有光明正大地以谋逆来处死崔浩,是因为崔浩威望很高,长期以来他是拓跋焘最信任的人,如果连崔浩都密谋反叛,拓跋焘不仅脸上无光,还会引起人心浮动。
只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柏杨先生认为“这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想法”,在他看来,“在一个日正东升,强大无匹的政府中,担任言听计从的宰相高位,他就永不会谋反。帝王杀人,对不是谋反的人,还要诬以谋反;对真正谋反的人,反而隐瞒逻辑的轨迹,岂不奇怪?”
另外一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荒谬,他认为:“崔浩深知当时南北两方的情势,他为鲜卑划策,可谓不遗余力。”
也就是说,崔浩阻止南征,根本不是心向南朝,而是审时度势,说到底是为了北魏的利益。
现代的历史学家不信,古代的大家也不信,司马光觉得这样的说法不靠谱,所以在编修《资治通鉴》时并没有引用柳光世之言。
那如何解释这样的说法呢?普遍认为,这样的说法是杜撰出来的,主要是因为柳光世想在南朝立足,才为自己姐夫编了这样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故事。从历史记载看,除了《宋书》外,其他史书对此都无记载,算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孤证”。
更为重要的是,在崔浩死后不久,拓跋焘便心生悔意,他叹息道:“崔司徒可惜!”试想,如果崔浩真是一个长期潜伏的“地下党”,拓跋焘绝不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也不会发出如此的哀叹。
当然,还有些人认为无须将崔浩之死的原因搞得过于复杂,其实简单得很,那便是拓跋焘统治后期,喜怒无常,很多时候处于丧心病狂的状态,暴脾气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让崔浩人头落地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老套路,拓跋焘已经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接下来的目标只有“刘宋王朝”,从崔浩的一贯表现来看,对南征极不热情,推三阻四,因此崔浩不仅在以后很难发挥作用,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障碍,不如除掉他。
复杂也好,简单也罢,结局是崔氏一族,无论远近,几乎被杀绝,跟着一起倒霉的还有他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他们也因此连坐被灭绝,鲜卑人利用这样的机会,对北方汉人大族几乎来了个“一锅烩”,崔浩原本想复兴门阀士族,打压鲜卑权贵,没想到的是,到头来因为自己而使门阀大族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崔浩死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似乎还能感受到那个盛夏,他死前的那份深深的绝望和屈辱。这种遭遇,为几千年文人功臣所未遇,以至于撰写《魏书》的魏收发出如此感慨:“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崔浩遭遇之残酷,远远超越了普通的政治报复。
崔浩的死,叠加了太多的因素,从民族矛盾的立场,似乎与华夷之争有关,从宗教的立场上,与佛道相争也脱不了干系,但是追根溯源,更多的是崔浩人性上的缺陷。
可怜之人自有可悲之处,如果崔浩没有严重的人格瑕疵,想必以他的聪明才智,完全应该是另一个结局。
高处不胜寒,能够在高位上保全自己,着实不易,像张良那样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自比张良的崔浩无疑是失败的。一如秦观在《崔浩论》中说他“欲为子房而不知所以为子房”。
通常来讲,仕途的节节攀升,带来名利富贵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和挑战,会有一个个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陷阱等着你,能够成功地躲避灾祸,最终全身而退,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清楚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人该接近,什么人该远离。
反观崔浩的一生,他屡献奇计,在统一北方的征程中,居功至伟,最终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作为一个汉人,这已经是所能企及的巅峰。
一个人获得这样的成就,拥有满足感或者有些暂时的陶醉,实在难免,但是如果被成功和辉煌完全冲昏了头脑,变得忘乎所以,则祸端必然会跟随而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后的忘形。
说到底,崔浩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只是一个家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能到这个位置,完全取决于股东的信任,即使再有能力,对于这个家族来讲,你也只是一个外人,换句话说,你的荣华富贵、身家性命都掌握在老板手里,有老板罩着,尚且还可以,如果保护伞一撤,一切都将不存在。
可惜的是,崔浩到死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
更为遗憾的是,一生“算无遗策”的崔浩,却独独没有算到自己的结局,实在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