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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历史的沸点Ⅱ》(14)(1/1)

桓温: 人生没有选择,不流芳百世便遗臭万年

公元331 年,泾县县城,一场葬礼正在进行,死者是县令江播。

这场葬礼的气氛不同以往,显得格外的诡异,暗暗隐藏着一股杀气。

江播的三个儿子身穿孝服,看上去有些奇怪的是,每个人都拿着一根手杖,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秘密,手杖里居然藏着一把利剑,氛围搞得如此紧张,因为他们知道,这场葬礼是仇人复仇的大好时机,搞不好躺在那里的不一定只是父亲,今天很可能成为全家人的祭日,所以不得不防。

该来的还是来了,一个身穿白衣素缟的吊丧客人,白布蒙着面孔,只露着一双眼睛,他随着吊丧的人群缓缓前行,到了灵堂,却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跪拜行丧礼,而是绕过祭台,悄悄地潜入内室,他知道江播的长子江彪在里面守护着棺木,说时迟那时快,进入内室后,此人突然拿出身上藏着的利刃,向江彪的要害处猛刺过来,江彪毫无防范,根本来不及拿出手杖中的利剑,便血流如注应声倒地,内室中其他人见状,乱成一团,四处逃散,其中包括江播的另外两个儿子,这位仇家哪肯罢休,追上前去,接连两刀,手起刀落,二子也倒在血泊之中。

看上去有点像金庸武侠中的情景,但却真实发生在公元331年的一天。

这位身手不凡的仇家便是桓温,他为什么会在葬礼上对江播三子痛下杀手,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刻骨仇恨呢?

其实,要说起来,桓温和这三个刀下之鬼之间没有直接的过节,仇恨是发生在父辈之间,简单地说,他们的父亲江播是桓温的杀父仇人之一。

这要从几年前说起,公元327 年,东晋王朝发生了史上最大的内乱——苏峻之乱,桓温的父亲桓彝是个大忠臣,一心想救援朝廷,听说建康被苏峻攻破,他决定坚守泾县县城,拼死抵抗叛军。但一个月后,县城被攻破,桓彝被叛将韩晃所杀。而江播在此中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作为内应出卖了桓彝,所以被桓温视作杀父仇人。

这一天,桓温等了三年。

他父亲被杀时,桓温年仅十五岁,他指天发誓,一定要报弑父之仇。从此,他白天刻苦练习武功,晚上枕戈泣血,一心一意想复仇。

江播听说此事,深感惊恐,终日不敢出门,家里戒备森严。

时间不等人,没等桓温兑现誓言,江播先死了。但人死仇不消,桓温把复仇对象转移到了江播的儿子身上,于是,便发生了开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父亲桓彝的死,是桓温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是一个官宦子弟,过着颇为自在潇洒的日子,而此之后,他便要撑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在人生的道路上独立前行了。

整个家族的重担,从桓温诞生一刻起,就注定要由他来肩负,因为他是桓彝的长子,而且从一出生,桓温似乎就具备这样的潜质。

史载,他出生不满周岁,当时的大名士温峤看到他,大为惊讶,说:“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桓彝往自己儿子屁股上拍了几下,桓温放声啼哭。听到哭声后,温峤说道:“此儿将来肯定能成英雄”。能得到温峤的赏识,桓彝欣喜无比,于是给他取名为“温”,这也是“桓温”

名字的由来。

对桓温来讲,青少年时代无疑是无忧无虑的,他的最大爱好居然是赌博,但不清楚是手气差还是水平臭,连赌连输,欠下了巨额赌债,他当然不敢回去和父亲要钱,无奈之下,只好找到自己至交袁耽。桓温找这位袁老兄并非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是赌神。

兄弟就是兄弟,桓温求上门时,袁耽正在为家人服丧期间,看到兄弟有难,二话未说,跟着桓温来到赌场,债主看着桓温带着一位来和自己赌,心里直犯嘀咕,他没见过袁耽的容貌,担心桓温带来的是这位赌神,便不安地问:“你不可能就是袁彦道吧?”彦道是袁耽的字,袁彦道当然不可能亮出自己的身份,否则还怎么玩?

袁耽赌博很有特色,“十万一掷,直上百万数,投马绝叫,旁若无人”,就是每次下了骰子,都会旁若无人地大叫,不知是为自己打气,还是要灭掉对方的威风,结果是三局以后,赌注已上百万,五局以后,桓温欠的巨额赌债一笔勾销,看到目的达到,袁耽见好就收,脱下自己的帽子,甩给对面的冤大头,说道:“你知道谁是袁彦道了吧”。

桓温总算解套了,他对这位袁老兄佩服得简直五体投地。

这位兄弟对桓温实在太够意思,不仅帮他摆平赌债,还原本想把自己妹妹嫁给他,可惜他的两个妹妹早已确定夫家,一个嫁给了殷浩,一个嫁给了谢尚,他非常抱歉地对桓温说:“很遗憾,我没有妹妹可以嫁给你了。”

什么是真兄弟,看看袁耽和桓温就知道答案了。可惜袁耽只活了二十五岁,史书没有记载桓温对老友英年早逝的感受,想必在袁耽死时,他一定痛不欲生。

不过,袁耽没有妹妹嫁给桓温,对桓温来讲并非坏事,相反,还有些幸运的成分在其中,这是因为桓温在为父报仇后,当朝的皇帝晋明帝司马绍将自己的女儿南康长公主嫁给了他,桓温没有做成袁耽的妹夫,却一跃成为了当朝驸马。

为啥一个杀人犯会成为驸马爷呢?照现行法律,一个人砍死三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为过,考虑到为父报仇的因素,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也算正常,但是在当时,他的这种做法非但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反而被视为一种英雄行为。

这是因为在儒家正统学说里,为父报仇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礼记·曲礼》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就是说对于弑父仇人,儿子们不能和仇人生活在同一蓝天下,无论仇人身处何处,儿子们非得找到并亲手杀之,连一向温文尔雅的孔夫子也教育弟子说,如仇人杀父母,就应睡在草垫上,枕着盾,不做官,不论在集市还是在官府,遇上了就要与他决斗,即使没有兵器,也要死磕到底。

因此,在当时几乎所有人看来,桓温的所作所为不仅正当,而且弥漫一种英雄主义的色彩,更何况江播是参与苏峻叛乱的乱臣贼子,早就应该被诛灭,如今桓温只是替天行道。更让桓温没想到的是,这起事件对外传播的速度很快,很快传遍了整个东晋王朝,桓温不仅当上了驸马爷,而且成为了“网红”,许多粉丝为他的侠义之举击节叫好。

能够成功晋级驸马,除了侠义之气,桓温的长相对得起广大粉丝,他不是小鲜肉类型。《晋书》里说他“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就是说眼睛如紫苏辉石一样光泽黑亮而且棱角分明,胡须像刺猬毛那样直刷刷地分张开来,纯爷们一个。《世说新语》里也谈到他的长相,当时大名士刘惔说他“鬓如反猥皮, 眉如紫石楞”,意思差不多。他长相最突出的特征是脸上有七个痣,就像天空中的北斗七星。

“郎才女貌”,男人说到底还是要拿事业说事。成为驸马,只是使桓温获得了一个很好基础,但真正在仕途上发迹,是因他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庾翼。

庾氏家族是当朝的外戚,东晋初创时,王导、王敦等王氏家族掌控朝政,王家之后,权力便过渡到庾家手中,庾家老大庾亮病逝后,他的兄弟庾翼成为庾家的大当家,晋成帝病逝后,庾翼和他兄弟庾冰拥立了晋康帝,有了拥立之功,一时权倾朝野。

庾翼很欣赏桓温,史书说:“温与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宁济之事”,两人很投脾气,相约一起匡济天下。庾翼曾向晋成帝司马衍推荐桓温,说:“桓温具备英雄的才能,希望陛下不要用常人的礼节对待他,当成平常的女婿来豢养,应当委派给他重任,他必定能够建立匡救世事艰难的功勋。”

公元343 年,在庾翼的建议下,朝廷任命桓温为北伐前锋。不久,又升任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此前桓温的职务是琅琊内史,算是地市级干部,在遇到庾翼后,像“坐火箭”一样,很快便成为了省部级的封疆大吏。

好景不长,两年之后,时任荆州刺史的庾翼病逝,他临终前上奏想让自己的儿子庾爰之替代自己的位置,但遭到了朝廷大臣们的反对,这些臣子对庾家专权早就看不怪,庾翼死了,正是去除庾氏家族的大好时机,所以坚决不能让庾家势力卷土重来。

庾家子弟不行,合适人选是谁呢?当朝丞相何充站出来说:“荆、楚乃是国家的西大门,拥有人口百万,选到合适的人则国家安定,选到不合适的人社稷可忧,怎么能让一个白脸的少年来担当这样的职位呢!桓温英气谋略过人,文武双全,这个职位没有比桓温更适合的人了。”

桓温的人缘实在不错,按说庾翼和何充是政治对手,但两人却争相要当桓温的伯乐,一个把桓温扶上了正部级的位置,另一个又要将地位极为重要的荆州给予桓温掌控。在何伯乐的建议下,朝廷任命桓温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把这个关系国家安危的军事重镇交给了他。

“人生的道路很长,但关键的只有几步”,坐镇荆州,对桓温来讲,无疑属于这几步中的一步。桓温刚上任,便提出要“统一天下”的口号。

对于偏安江南的东晋,这个口号提得虽然硬气,但感觉宛若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历史上的几次北伐都无功而返,几乎没有人再对收复失地抱有信心。

整个朝野崇尚清谈,这些人整天身着宽袍、手持塵尾,云里雾里,谈玄论道,没有几个人还关心一统天下的事情。桓温偶尔谈谈,水平距离这些高手差很多,有次他和刘惔一起听别人说《礼记》,桓温觉得那个人讲得已经很好,但刘惔却觉得很一般。

桓温觉得自己不是那块料,对清谈变得毫无兴趣,觉得纯粹属于浪费时间。有次桓温穿着戎装出去,正好碰到刘惔,刘惔问他:“如此装束,意欲何为?”桓温说:“我不做这等事,你们怎么能安心清谈呢?”

这明显是话里有话。

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让朝野大跌眼镜,桓温决定亲率兵马进攻蜀地的成汉政权,打响了统一天下的第一枪。

成汉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呢?简单地说,是一个由流民建立的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有一对父子发挥了关键作用。当爹的叫作李特,儿子叫作李雄。

这还要把时光拉回西晋惠帝时期,当时在甘肃天水地区,聚集了大量流民,实在活不下去,向朝廷申请迁往汉中,到了汉中发现情况也不好,接着南下蜀地,以寻求活路。这支浩浩荡荡的流民队伍中有汉人,也有氐族人、羌族人,其中包括氐族出生的李特以及他的兄弟李痒、李流、李骧等。

李特和一般流民不同,他曾经当过州县的军官,很有志向,但命运不济,被迫加入流亡大军中,当李特从汉中经剑阁进入四川,看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时,不由发出感叹:“刘禅有如此之地,居然束手就擒,真是一个庸才。”

当时蜀地父母官是益州太守叫作赵廞,他是皇后贾南风的亲戚,“八王之乱”中贾南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听到这个消息,赵廞深感惊恐,此时朝廷传令让他去洛阳任职,将益州太守交于接任的耿腾,赵廞觉得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他不甘心就范,就想在这些流民身上做文章。他开仓放粮接济流民,并把他们武装起来,任命李痒、李特兄弟为部将,正式起兵造反,杀了那个赶来接任的耿腾。

赵廞是个典型的小人,危机解除后,他看到李痒治军严谨,又害怕将来威胁自己,找了个由头将李痒杀掉,这下激怒了李特兄弟,他们率领流民武装,向赵廞发动进攻,一路杀进成都,赵廞乘船逃跑,途中为人所杀。此时,被朝廷任命为益州刺史的罗尚带着军队进入蜀地,李特刚刚和赵廞大战一场,元气尚未恢复,只能服从于罗尚领导。

这位罗大人初来乍到,想着干一番事业。眼前最挠头的问题就是流民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有很多种方式,但罗尚却选择了最简单也最愚蠢的做法——遣返。当时许多流民已经在蜀地安顿下来,遣返基本不具备现实操作性,李特也多次向罗尚求情,但都被拒绝。罗尚认为李特等人从中作梗,下令缉拿李特兄弟。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李特让自己弟弟李骧偷偷地把缉拿公告换了,原来公告写着只抓李家兄弟,现在抓捕名单则变成李、任、阎等各大流民首领,这一下把打击面扩大到整个流民队伍,流民武装纷纷聚拢到李特在绵竹的大本营。

罗尚见状只能采用硬手段,他派三万兵马偷袭流民大营,结果李特事先得到情报,早有准备,官军大败,死伤惨重。李特被推举为镇北大将军,一路杀向成都,蜀郡太守投降,李特攻占成都外城,罗尚躲在内城苦苦挣扎。

关键时刻,李特也没有逃脱人性的弱点,面对大好形势,变得骄傲自满起来,他没有一鼓作气拿下成都,而让属下的流民到各个本地村垒去征收军粮,本来这些村垒已经表示臣服,李特这样做使得流民和土著成为了对立面,罗尚抓住了这个机会,派人联系各村的这些土著武装,恰逢西晋朝廷派水军驰援益州,这些土著武装本来就是墙头草,看到这样的形势,同意与罗尚统一行动,志得意满的李特遭遇大败,自己也丢了性命。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李特的弟弟李流收拾残部,和李特的儿子李荡、李雄擦干鲜血,继续竖起旗帜反抗罗尚。但形势已不同以往,李荡很快战死,朝廷从荆州派来的援兵前锋已至,李流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在部属的劝说下,准备缴械投降。这遭到了李雄等人的坚决反对,自己父亲用命换来的成果怎么能拱手交给仇家。李雄率军击败荆州援兵先锋,而统领荆州援军的将领不巧在路上病死,援兵就退回了荆州,接着李雄集中兵力攻击罗尚,让其龟缩在成都不敢出来。

疾风知劲草,李流看到李雄的表现,深深为自己感到羞愧,就将兵权交于李雄。形势虽然有所改观,但对于这支流民队伍,困难依旧重重,主要问题是当地百姓筑垒自保,后勤供给非常困难,长此以往,失败不可避免,如何能争取到当地百姓的支持,成为事关生存的关键问题。

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重要是要找对人。他们就找到一个这样的关键人物,此人叫作范长生,他是天师道首领,也就说是一位宗教领袖,很有感召力,他长期住在青城山,门徒众多,普通百姓把他当作神一样的人物。这种人肯出山帮忙,事半功倍,果然在范长生的号召下,流民武装得到了不少当地百姓的支持,力量大增。

李流终于可以放心闭上双眼,在他死前,竭力树立李雄的权威,逢人便讲:“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他立李雄为继承人,并让自己的儿子要绝对服从李雄。李流死后,李雄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这支队伍的领袖。

李流的眼光不错,这支流民武装在李雄的率领下,越战越勇,一举攻克成都,罗尚弃城出逃,公元304 年,李雄在成都称王,正式建立割据政权。两年后,李雄更进一步,即位做了皇帝,国号大成,历史上称作成汉政权。建国后,先后占据汉中、南中等地,成为了包括陕西南部、四川大部和云贵部分地区在内的重要割据政权,势力范围和当年三国时代的蜀国相当。

李雄没有走刘禅的老路,作为一名流民政权的开国皇帝,他的表现出人意料的优秀。对外,与东晋、前凉等政权和平相处,不出头也不折腾,对内,休养生息,薄赋兴教,积极恢复和发展农业,对自己,从谏如流,知错就改,克己自律,营造民主宽松的氛围,在乱世之中,将蜀地治理得像“桃花源”一般,用《晋书》中的话说:“事少役稀,百姓富贵,闾门不闭,无相侵盗。”

但和许多英明君主一样,李雄的最大败笔出现在继承人的选择上,他有十个儿子,但却一心想将皇位传给自己哥哥李荡的儿子,这是因为一方面李荡过早阵亡,李雄认为自己得了一个便宜,这个位置本来应该是李荡的,另一方面在自己生病时,李荡的儿子李班悉心照顾,表现要比自己那些儿子强得多。

李雄的想法遭到了大部分臣子的反对,其中包括李雄的叔叔李骧,他们认为李雄的儿子都已成年,不传嫡子传侄子,极易引发内乱。但李雄对此意志坚定,谁劝也不听。李雄死后,李班即位,李雄的堂弟李寿受遗诏辅政。

李骧等人担心的内乱很快就发生了,李雄的儿子李越对自己父亲将皇位传给李班非常不满,他在成都奔丧期间,与自己兄弟李期商议夺权事宜,李班过于宽厚老实,对于两人的阴谋毫无察觉,自己最后被杀死在李雄的灵堂之上,刚刚闭眼的李雄如能看到发生眼前的这一幕不知会做何感想。

李期当了皇帝后,对李寿非常猜忌,搞得李寿只能起兵造反,攻入成都,先逼得李期杀掉了李越,然后又将李期废黜并软禁起来,李期后来自尽而亡。

李寿起兵之初,曾经歃血发誓,事成之后要归顺东晋,但皇位真正摆在自己眼前时,他又犹豫了,李寿让人占卜,占卜者说他有几年的皇帝命,有的手下说:“能做一天皇帝就相当不错,何况几年呢。”

李寿深以为然,天下哪有能做皇帝而不做的傻瓜呢,李寿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带着一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登上了皇帝宝座,把国号由“成”改为了“汉”。

李寿还真是按照“过把瘾就死”理念进行统治,大兴土木,滥杀无辜,搞得民怨沸腾。做了五年皇帝后病逝,他的儿子李势即位,这位比他老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荒淫无道,看上哪个女人,就将其丈夫杀掉,成汉因此内讧不断,上下离心,只待压倒其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

桓温的出兵时机,选择得实在恰当。但是入蜀之路艰险,即使在桓温集团内部,对是否出兵也意见不一,江夏相袁乔是坚定的出兵派,他认为江防稳固,后赵不会乘虚而入,而成汉日益走下坡路,只要下定决心,一定能平定蜀地。

说干就干,这是桓温的风格,他上表朝廷要求西征,上奏尚在路上,他便开始出兵。战表到了建康,朝臣们大多不同意桓温西征,但木已成舟,反对也无效了,只能接着探讨桓温这次出征是否会成功。

大部分人并不看好桓温,认为他是自讨苦吃,可以等着看笑话,唯有刘惔认定桓温必定会得胜归来。他的理由是从桓温赌博的表现可以看出来,非胜券在握绝不出手。这应该是讲袁耽帮忙之后,桓温的赌技有了很大长进,否则桓温欠下巨额赌债就很难解释清楚。刘惔还说出了他的担忧,那便是桓温灭了成汉后,东晋朝廷恐怕很难再控制他。

刘惔所言不虚,但桓温的胜利也并非来得那么容易,存在着一些侥幸成分,第一个侥幸是敌人送的大礼,李势听说桓温已经到达成都平原,急令将领李福、李忠和昝坚率大军抗敌,这位昝将军不甘心守株待兔,想要主动出击,但情报工作却发生重大错误,走了半天没看到一个晋军,原来他与桓温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直到听说桓温已经攻到成都,才匆匆赶回来增援,但是士气已经低落到极点,军队很快就跑光了,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光杆司令。

第二个侥幸是自己人送的大礼。桓温击败李福、李忠,杀到成都城下,双方在笮桥进行最后的决战,或许是困兽犹斗,成汉军队重新焕发了战力,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桓温的军队死伤惨重,流矢数次从桓温身边擦过,桓温看到情形不对,决定收兵再战,结果负责鸣金收兵的兵士误敲起前进的鼓,晋军听到鼓声继续进攻,这下蜀军抵挡不住,纷纷溃逃。

“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史书都这样说,但不少人认为鼓吏不可能犯下如此严重错误,可能是袁乔故意让鼓吏为之,无论是什么原因,这场蹊跷的敲错鼓事件,使得桓温赢得关键一役,进而攻占成都,李势向桓温投降,成汉政权灭亡。

桓温的胜利,让远在建康的东晋朝廷又惊又忧,惊的是桓温孤军入蜀,居然大获全胜,忧的是桓温声望爆棚,本来刚刚结束庾氏专权,桓温像一道阴影又一次笼罩在建康城。无论如何担忧,桓温平灭成汉的事实摆在眼前,他为东晋王朝消灭割据政权,算是立了大功,面儿上还是要大加封赏,于是桓温被封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临贺郡公。

平定蜀地是桓温一生中辉煌的时刻,在灭蜀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故事,凸显了桓温的另一面。伐蜀途中,桓温的船队经过三峡,军中有人捉了一只小猿,带上了船,一只母猿沿岸哀哭嚎叫,跟着走了一百多里路也不肯离去,最后终于跳上船,一上船即刻气绝。剖开他的肚腹,肠子都一寸寸地断裂了,这就是成语“肝肠寸断”的由来,桓温听到此事大怒,下令罢免那个人的职务。

桓温是出了名的大孝子,虽然这样的悲剧发生在猿身上,他也实在难以容忍,但有时候忠孝却很难两全,也是在三峡进军途中,桓温看到陡峭的山壁好像悬挂在天上,翻腾的波涛迅猛飞奔,他不禁叹息道:“既然要做忠臣,就不能做孝子,有什么办法呢?”

平灭成汉后,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便是“我见犹怜”的典故,说的是桓温平定蜀地后,见到了一个绝色美女,此女正是成汉末代皇帝李势的妹妹,桓温一见倾心,便纳她为妾。桓温的正室是南康公主司马兴男,这个名字很男性化,不知在现实生活中这位公主是否也是位“女汉子”,总之,桓温和她不是很来电。

说两人夫妻关系一般,并非八卦而是有历史依据,据记载,桓温有个朋友叫作谢奕。此人经常跑到桓温府上来喝酒,喝醉了便衣衫不整,又唱又叫,还要追着桓温拼酒。桓温没有办法,只有躲到南康公主的房里,谢奕才止步。以后,凡是这个谢奕上门,桓温就躲到公主房里。

南康公主满怀幽怨地说:“要不是这个醉鬼,我怎么能见得到郎君!”

公主脾气上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桓温根本就不敢把这位美人带回家,只能在外面“金屋藏娇”,但最终还是被南康公主发现了,驸马爷居然敢私藏美人,司马兴男勃然大怒,带着一群人来到李氏的住处来捉“小三儿”,公主等人闯进屋时,李氏正在梳头,黑发垂地,肤白如脂,明艳动人,超凡脱俗。看到穷凶极恶的一票人,她已知道是怎么回事,神情淡定地说:“我本来不愿意在这里,只是国破家亡,身不由己。如果杀了我,正合我的心意。”

激动人心的一幕发生了,公主呆呆地看着李氏,仿佛看傻了眼,手中的刀当啷掉在了地上。她颇有感叹地说:“我见犹怜,何况老奴!”

就是说我看到你都动了心啊,更何况桓温这个老家伙!从此,两人情同姐妹。

一个女人美丽的最高标准,不是仅仅让异性喜欢,而是要能打动同性。

本来以为桓温就此会消停一阵子,没想到没过多久,桓温又提出要北伐。这下子给朝廷出了大难题,对偏安南方的东晋,北伐永远占据着道德的高点,况且此时后赵石虎死了,北方大乱,正是北伐的好时机,但朝廷不愿意看到桓温借北伐扩大自己的声势,怎么办呢?想出的万全之策是,一要北伐,二由朝廷组织,三不让桓温统帅。

东晋朝廷派出的主帅是当朝皇帝的外祖父,褚太后的父亲褚裒。

他是一个大名士,但打仗绝对是外行,朝廷让他统帅三万兵马出征,当时中原很混乱,大量百姓逃亡想南渡,褚裒派兵马接应这些百姓,但在代陂被后赵军队大败,东晋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二十多万东晋遗民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不能自救,几乎全部死亡,褚裒的北伐宣告失败,他自己因羞愧自恨,很快便郁郁而终。

褚裒不行,朝廷又找来了殷浩,反正是不能让桓温北伐。殷浩更是一位大名士,也是王羲之的好朋友。他精通《周易》《老子》,谈玄水平很高,在那个崇尚清谈的年代,他的名望很高,他说:“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翻译过来就是:官本是臭腐之物,所以将要做官而梦见死尸;钱本是粪土,所以将要发财而梦见粪便。”这句话在当时被广为传诵。

殷浩的清高还体现他不愿意出来做官,朝廷召他,他不出山,征西将军庾亮召他,他也不出山,后来安西将军庾翼召他,他还是称病不出,身价与拒绝成正比,他越是不出仕,名望就越高,有人甚至将他与管仲、诸葛亮相提并论。

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殷浩也大抵如此,公元346 年,东晋朝廷执掌朝政的司马昱又一次征召他,任命他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殷浩又拿出传统套路,上疏辞让,这下子把司马昱搞急了,他写了一封措辞很严重的信,大意是国家正当危难,衰败已到极点,殷浩见识广博,才思练达,为国所用,足以经邦济世。如若再存谦让之心,一意孤行,天下大事从此将要完结。一旦亡国,恐怕死无葬身之所。

殷浩一看司马昱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连“死无葬身之地”都说出来了,不好再拒绝,这场拉锯持续了四个多月,司马昱是在三月份发出邀请的,殷浩最终答应已经到了七月份。不过历史证明,殷浩的这次选择如果用一个字概括——“错”,用四个字概括——“大错特错”。

名望很重要,但不能当饭吃,司马昱因为殷浩有极高的名声,受到朝野推崇,才请他出山,为的是抗衡桓温,如果让他在朝堂上谈谈玄,论论道,殷浩是一把好手,但要让带兵北伐,显然是找错了人,所谓“术业有专攻”,殷浩没有金刚钻,偏要揽瓷器活,到头来只能误己误国。

公元350 年,殷浩被任命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殷浩走马上任,开始组织北伐行动,意气风发的他开始便不顺,出发时坠落马下,虽然灰头土脸地爬起来,继续骑马出发,但实在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接着不利之事接踵而来,本来后赵的许昌守将张遇已经降晋,殷浩派手下大将谢尚去接收,不知谢尚哪里得罪了张遇,这位降将又反了,“跳槽”投降了前秦,并且击败了殷浩所部,可以说出师不利。

此时,王羲之给这位好友写信,劝他应该收手,和桓温处好关系,等时机成熟再考虑北伐。殷浩没有听劝,开弓哪里有回头箭,决定硬着头皮干下去,但是他实在不是这块料,越干越暴露出他非但不懂军事,政治上也一窍不通。

团结是最大的政治,殷浩的北伐军团中最有战斗力的是姚襄的军队,姚襄是当年前赵大将姚弋仲的儿子,前赵覆灭后,姚弋仲和姚襄率一支羌族军队,转投东晋。如果能够好好利用这支军队,还有一线胜机。但殷浩却极其不信任姚襄,先是派人监视,后来索性想除掉他,本来应该想方设法让姚襄卖命打仗,殷浩却反其道行之,欲置姚襄于死地而后快,这样一来,失败已经是板上钉钉。

作为大名士,殷浩对付姚襄的手段却显得有些下三滥,他派刺客去刺杀姚襄,接连派了十几个,个个有去无回,到最后再没有刺客敢去。

暗杀不行来偷袭,他派手下魏憬率五千精兵偷袭姚襄所在的谯城,结果被姚襄大败,魏憬被杀,姚襄下令将剩下的降兵脱了个精光,让他们回去告诉殷浩,不要欺人太甚。

种什么得什么,击败殷浩的果然是姚襄。殷浩出兵后,任命姚襄为先锋,对于这个角色,姚襄和手下经过讨论认为,这又是殷浩在使坏,如果他的军队胜了,功劳是殷浩的,如果败了,殷浩会借此收拾自己,很可能有杀身之祸。无论胜败,都没有好的出路,商量来商量去,姚襄决定把矛头先对准自己的主帅。

姚襄在一个叫作山桑的地方埋下伏兵,然后派人告诉殷浩说姚襄准备率军投敌,殷浩率领所有兵马来攻击姚襄,结果中了埋伏,所有人马被困在山中,任人砍杀,几乎全军覆灭,殷浩好不容易逃出,他以这样一种近乎耻辱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北伐之旅”。

殷浩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桓温做什么呢?三个字“看笑话”,他太知道殷浩了,觉得北伐对于殷浩而说是不可承担之重负,失败是迟早的事情。

作为很早成名的两个人,几乎明争暗斗了半辈子,谁都不服谁,年轻时两人有一段精彩对话,桓温问殷浩:“你和我相比,谁更出色?”

殷浩来了一句:“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言外之意是说“我就是我,不一样的花火”,我殷浩决然不会羡慕你,因为你的一切和我无关。

用现在最流行的话说,便是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生活的节奏。

殷浩的失败,对桓温来讲无疑是“落井下石”好机会,他连续上书朝廷痛斥殷浩误国,要求追究殷浩的责任,朝廷没办法只好废殷浩为庶人,流放到东阳郡。桓温这下得意了,他对别人说:“小的时候,我和殷浩共骑竹马,我把竹马扔掉走了,殷浩上前捡起来,所以殷浩不如我。”

在贬损自己这位老对手时,桓温也清楚殷浩只是个替罪羊,北伐失败根本在于朝廷没有下定决心,而且所用非人,他对别人说:“殷浩品格高洁,能言会道,假使让他担任尚书令和仆射,足以成为朝廷百官的楷模,朝廷用才不当,以致有今日。”

殷浩来到流放地后,经常以礼佛读经度日,他虽然没有天天怨天尤人,但偶尔也会生些闷气,这时候他会对身边人说:“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意思是说:我顺着司马昱的梯子爬上去了,现在倒好,他把梯子给撤了。

或许殷浩觉得说了也白说,后来索性沉默寡言,整天用手在空中写“咄咄怪事”四个大字,有人认为殷浩这是恢复了名士风范,但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更像是得了抑郁症。过了一段时间,治疗抑郁症的良方来了,已经掌控朝廷的桓温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打算让殷浩出任尚书。

“宁作自己”的殷浩,如今不再那么矜持了,他心中感到大喜并立即回信。写好信,封好后,又担心信中是不是写错了,拆开来重新检查。

然后再放到信封中,刚要送出去,还是担心有不妥,再拆开来看,就这样,他把这封信拆拆封封了十多次。最后终于觉得没问题了,派人把信送走。

待送信人走远后,他回家才发现写的信还在桌子上,派人送走的只是一个空信封。

本来不想把事情做绝的桓温,等来的却是一个空信封,觉得殷浩以这样的方式侮辱自己,不由大怒,从此与殷浩绝交。殷浩最后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就这样被自己搞砸了,追悔莫及的他在两年后忧郁病死。

褚裒、殷浩先后兵败,朝廷再没有理由阻止桓温出兵北伐了。桓温这次北伐的目标是苻健建立的前秦。

永和十年,也就是公元354 年,一直叫嚷北伐的桓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一年,他开始第一次北伐,兵分两路,桓温自己率领四万多人从江陵出发,出湖北,然后经河南直趋武关。同时命令梁州太守兵出子午道,合击前秦军队。

憋了许久的桓温,展现出超乎寻常的能量,蓝田一战,大败前秦军,白鹿原又打败秦将苻生,推进到长安郊区的霸上,就是当年刘邦驻兵的地方,长安城已经出现在攻击视线内,而城中只有苻健带着六千多兵马驻守。

看到东晋军队,最高兴莫过于关中百姓,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十八年没见过官军了,因此“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用一句歌词可以描绘当时那种感人的情景——“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桓温的军营里”。一些老人更是激动到失声痛哭,边哽咽边说:“没想到今生还能再见到官军”。

不过接下来,桓温要让他们失望了。桓温到了霸上,便再没有动静了,对于近在眼前的长安视而不见,安静得让人匪夷所思。对此解释有三:一是桓温自己的解释,是说后勤补给出了问题,行军千里,后勤补给线越拉越长,粮草很难供应上,本来想抢收关中的春麦,但被前秦抢先一步收割,如意算盘被打破,所以无力进攻;另一是一个普遍的解释,那便是桓温从心底就没想去平灭先秦,他只是想用北伐来揽权树威,积累向朝廷叫板的资本;还有一种解释是桓温带的兵马并不多,害怕一旦攻克不了长安,自己会遭遇覆灭的命运。

到底哪种解释正确,不得而知。谁都不是桓温肚里的蛔虫,无法探究他真实的想法,或许是一种,也或许是几种综合考虑的结果。总之,桓温最后选择了退兵。

现在宣布第一次北伐的结果——失败!

桓温并不丢人,至少比褚裒、殷浩这两位要强得多,他们都没有到黄河边,而桓温却隐隐看到了长安城。这个时候,桓温向东晋朝廷提出一个令所有人都不敢想的建议——还都洛阳。

这个上疏传到建康,顿时在朝堂上炸了锅,桓温是几个意思,让君臣迁到他眼皮下的洛阳,这不是想重演曹孟德“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把戏吗?况且洛阳被群狼环视,放着江南的好日子不过,怎么能主动往火炕里跳,所以一万个不答应。

桓温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拍脑门,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这在道义上完全站得住脚,洛阳是正朔所在,当年司马睿南渡那是没办法,现在具备还都条件,理应回到晋王朝发家的地方。

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群臣对桓温的用心已经看透,但是由于道义上不占理,因忌惮桓温而不能迁都这种理由,还不能拿到台面上说。

群臣只能另找理由:一说百姓南迁已经半个世纪,早已落地生根,迁都很困难;二说如果迁都,晋元帝以来的皇帝陵墓都被抛在江南;三说洛阳能否守得住尚存疑问,还都后如果再被胡人攻破,岂不又要重蹈“永嘉之乱”的悲剧。

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愿意。既然这样,桓温也没有办法。

桓温或许也没指望朝廷能同意,他只是为自己找个退路,反正地方已经打不来了,也通知朝廷诸位了,如果大家不愿意来,就和自己没有关系,于是,桓温从洛阳撤军,退回江东了。

不过,朝廷的担心并非多余,很快已经叛变的姚襄举兵围攻洛阳,朝廷拜桓温为征讨大都督,负责司、冀二州的军事,进军讨伐姚襄,开始了第二次北伐。

这次出兵非常顺利,一路畅通无阻到达洛阳近郊。围攻洛阳的姚襄不得不调转枪口,抵挡桓温所统帅的晋军。他把精锐部队藏在树林里面,派使者告诉桓温:“我是愿意投降的,只要您的军队稍稍往后退一点,我就拜伏在路边。”姚襄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那便是如果桓温军队后撤,他的军队就会趁势从树林里冲出,从而一举击溃晋军。

桓温毕竟是桓温,不是“书呆子”殷浩,一眼看穿了这个雕虫小技。他传话给姚襄:“我去收复洛阳,拜谒皇陵,与你没有关系。你想投降就自己来,不要再啰唆。”没办法,姚襄只好率军从树林中冲出,双方大战。桓温亲自披上铠甲,指挥弟弟桓冲和诸将死战,姚襄大败后溃逃。

桓温顺利地进入洛阳城,拜谒了西晋诸皇帝的陵墓,并对毁坏的加以修复。如今的洛阳城已经破败不堪,满目疮痍,看到此景,桓温也没有心思再给朝廷打报告,要求还都洛阳了,他自己也不想待在这个鬼地方。于是他把洛阳周边的老百姓三千多户迁到江汉平原,只留了两千士兵驻守洛阳,保卫皇陵,自己带兵回到了荆州大本营。

第二次北伐的最终标签——成功!

桓温总算暂时消停了,不过在北伐过程中,他深感朝廷“外难未弭,内弊交兴”,不解决这些问题,自己再卖力恐怕也很难成功,于是他上书朝廷,提出著名的《七项事宜疏》,就是指出当前政治上的七个弊病,要求朝廷高度重视,予以整改。

哪七条呢?一是抑制朋党,杜绝因政见不同而相互倾轧;二是合并、裁撤冗余的官职;三是避免办事拖沓,对公文案卷的处理要限制时日;四是明确长幼之礼,奖励忠实、公正的官吏;五是褒奖惩罚要公允;六是继承、遵守古制,弘扬学业;七是选派史官,编修晋书。

桓温确实是人才,这七条放到任何一个王朝都适用。

仅仅说这些还不过瘾,很快他主持了一项重要的改革——庚戌土断,就是严厉清查户口,对隐匿户口的大族予以严惩。朝廷收税以户口为基准,而世家大族把流民收罗到自己庄园,这些人没有户口,但却成为大族们的佃户,结果造成朝廷没钱,但世家大族却很富裕,这项改革便是针对这个朝廷的“出血点”,效果相当明显,彭城王司马玄因违禁藏匿流民五户,被下廷尉问罪。仅会稽郡便“亡户归口三万余口”。

庚戌土断之后,国家控制的户口大量增加,赋税收入也增多了,大大提高了东晋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桓温属于“闲不住”类型,忙完改革事宜,他又把目光对准了前燕。

当时前燕有慕容儁、慕容恪等明君良将,所以在双方交锋中东晋一直处于下风,一败再败,丢了不少地方。

公元362 年,前燕将军吕护领兵去攻洛阳,洛阳守将遣使告急,桓温派竟陵太守邓遐率三千人协助守城,就在此时,不知为何,桓温又一次提出了还都洛阳的上疏,这次比上次更进了一步,要求从永嘉之乱南迁人士,全部北移,以充实河南地区。

旧事重提,桓温这是要意欲何为?东晋朝廷又一次炸锅,反应似乎比上次还要大。按照桓温的方案,门阀大族和所有士大夫都要北迁,历经几十年,他们在江南置办的大量家业岂不要化作浮云,况且洛阳是前线,朝夕不保,在他们看来,桓温简直就是想让他们当炮灰。

每个人心里都犯嘀咕,但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毕竟桓温是当今的老大,都不敢公然得罪他。就在大家都犯难的时候,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孙绰站出来打破了沉闷。

孙绰讲得很坦率,主要意思是丧乱以来,六十多年,黄河洛水一带早已是一片废墟,中原也是一派萧条。南迁人士已经历经几代人,还活着的都已经是有孙辈的老人。让他们携家带口万里远行,跨越艰难险阻,远离家坟,放弃产业,田宅未必卖得出去,车辆船只也无从得到,路途的劳顿很可能导致很多人要不累死在路上,要不淹死在江里,真正能到达北方的人应该不会很多。

一句话,桓温说的不可行!

“此处必须有掌声”,想必孙绰出头说出此番话时,朝堂上所有的人心底都为他暗暗叫好,但洛阳毕竟是大晋的故都,还都本身没有错,所以孙绰没有把话说死,他建议先派有威望的将帅镇守洛阳,收复河南,开通航运,等中原小康,再商议还都之事。

孙绰这样说,相当于把皮球踢回给了桓温,桓温听说后非常生气,他托人带话给孙绰说:“干嘛不去找你的《遂初赋》读读,何必操心别人的家国大事!”《遂初赋》是孙绰述说自己隐居世外思想的作品,桓温以此讽刺孙绰,意思说孙绰应该如自己写《遂初赋》那样,哪凉快哪待着去,别跟着瞎掺和。

危机尚未解除,朝廷想派人去同桓温商量,希望他能收回还都的主张。扬州刺史王述说根本不用,他说:“桓温不过是虚张声势吓唬朝廷,他并不是真的想让还都,只管答应他,不会有什么事情。”于是朝廷给桓温下诏,给他戴了一堆高帽子,希望他能统帅三军收复中原,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朝廷虽然避免了还都,但对桓温这位权臣没有什么有效制约措施,只能“哄”着。公元363 年,朝廷加封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能想到的名号都给了这位权臣。

两年后,桓温移镇姑孰,将自己原来的大本营交给兄弟桓豁,让另外一个兄弟桓冲负责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这样,长江沿岸都被桓家所掌控。

再往前一步,就是加九锡,这对于桓温似乎唾手可得,但他不想硬干,觉得还是要让人心服口服,如何才能让朝野服气呢,还是老路子——北伐,收拾了前燕后回来晋级,一切才会显得水到渠成。公元369 年,桓温率领五万兵马从姑孰出发,桓温的第三次北伐就这样开始了。

“金城泣柳”,是这次北伐路上留下的典故,说的是桓温途经金城,看见自己早年担任琅琊内史时栽种的柳树已经有十围那么粗壮,感慨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攀着树枝,捉住柳条,不禁潸然泪下,当年种下这些柳树时,自己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儿,如今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只能感叹,时光似水,不舍昼夜。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从此成为人到暮年时一种痛彻的伤怀,南朝诗人庾信作《枯树赋》,就曾引此典抒发对故乡的思念并感伤自己身世:“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毛泽东晚年很喜欢这篇文章,1976 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还请人读这首赋,一个人可以战胜一切,唯一不能战胜的便是时间。

吃一堑长一智,第一次北伐因为后勤补给困难而失败,这次桓温决定用水路解决这个难题,他让人在巨野开凿水路三百里,使船只由清水进入黄河。船队浩浩荡荡,看上去很是威武,但却存在很大隐患。

桓温手下郗超看出了风险所在,他说:“由清水入黄河,逆流而上,路途遥远,航运很难保证,如果运输线断了,又搞不到粮食,形势会变得非常危险。”郗超建议桓温尽率全军直击前燕国都邺城,或者坚守河道,控制漕运,储蓄粮食,直至明年夏天再继续进攻,感觉甚好的桓温根本没有听进去。

桓温的大军进展很顺利,一直打到枋头,前燕皇帝慕容暐都想弃城北逃,被手下臣子劝住。他一方面向前秦求救,以割地为条件请前秦出兵援救,另一方面起用很能打的慕容垂。两军在枋头形成对峙局面。

此时老问题又来了,后勤供给渐渐开始跟不上,桓温命手下袁真进攻谯郡、梁国,并打开石门水道。但袁真始终无法开通石门,最终晋军军粮耗尽。无奈之下桓温焚毁战船,退军而去。慕容垂率八千骑军追赶,与晋军战于襄邑。桓温大败,死伤三万余人。

本来想以一场胜利为自己上位做个铺垫,没想到搞得如此灰头土脸,尽管朝廷不敢把他怎么样,桓温还是觉得面子尽失,总要找个替罪羊,袁真被他隆重推出来,桓温说他没有完成任务导致兵败,袁真不服,占据了寿春并降了前燕。

怎样才能重新树立权威呢,打仗是再打不动了,郗超给他出了个高招——废立皇帝。桓温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公元371 年十一月,桓温声称司马奕身体有毛病,不能生育,让褚太后下诏废掉司马奕,改立辅政的司马昱为帝,是为晋简文帝。

这位新皇帝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历史上的权臣一般喜欢拥立小皇帝,以便自己容易控制,但五十九岁的桓温却拥立了仅比自己小六岁的老皇帝,的确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说起这位司马昱的皇帝之路,怎么一个艰辛了得。原本他有机会在幼年时成为东晋第二位皇帝,没想到,却在五十多岁垂垂老矣时成了第八位皇帝。

司马昱是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最小的儿子,司马睿四十五岁时,司马昱来到这个世间,司马睿算是中老年得子,所以他对这个小儿子非常疼爱,当时的“活神仙”,也是风水学的泰斗郭璞说司马昱:“兴晋祚者,必此人也”,就是说,将来能振兴大晋的,非这小子莫属。

作为司马睿的幼子,前面有五个哥哥,按说即位当皇帝一点希望都没有,但由于司马睿对他的疼爱,再加上郭璞这一席话,司马睿居然动了让他当太子的念头,在他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的时候,司马睿封他为琅琊王,这可不是一般的名号,因为司马睿在没有成为皇帝之前,就是这个封号的拥有者,他从来不舍得把这个名号拿出来,现在将珍藏多年的名号授予司马昱,可见对这个幼子寄予了厚望。

司马睿后来决定再往前走一步,改立司马昱为太子,不过此事被王导等人给搅黄了。过程很有趣,当时重臣王导和周顗都觉得司马睿的这个想法不靠谱,所以坚决反对,但另一位大臣刁协为了迎合帝意,建议司马睿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于是,司马睿拟好了圣旨,他怕王导、周顗等人阻挠,想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他原本计划传旨让王导和周顗进宫,然后把诏书给刁协,令其对外宣布旨意,王导和周顗知道时木已成舟,也不好再反对。

王导、周顗进宫后,司马睿怕露馅,让他们到东厢房休息,周顗没有多想,但王导觉得里面有蹊跷,他直接找到司马睿,一直追问为什么要召见他们。司马睿无言以对,面露愧色地把藏在怀中的诏书拿出来撕掉。

司马昱最接近皇位的一次机会就这样溜走了,在他两岁时,最疼爱他的老爹驾崩,他的大哥司马绍即位,三年后,大哥病逝,他的侄儿司马衍即位。司马昱二十二岁时,侄儿皇帝也死了,司马衍的弟弟司马岳即位,司马岳干了两年多,便得重病,他的两个儿子尚在襁褓之中,当时执掌朝政的庾冰、庾翼兄弟提议传位于已经成年的司马昱,这是司马昱第二次最接近皇位的机会,但庾冰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司马岳在临终前三天下诏,立自己的儿子司马聃为太子。

好吧,司马昱接着辅助自己的侄孙子,转眼十七年过去了,侄孙子司马聃死了,司马聃没有子嗣,按说应该轮上司马昱了,他当时已经年过不惑,正是人之盛年,朝中的呼声也比较高,但当朝褚太后,害怕司马昱上台后,自己大权旁落,于是下令由侄儿司马丕即位,就这样,司马昱又一次与皇帝擦肩而过,没过几年,司马丕也死了,他依然没有儿子,褚太后又把司马丕的弟弟司马奕送上皇帝宝座。

就这样,司马昱眼看皇位上的人轮流交替:他的哥哥、他哥哥的大儿子、他哥哥的小儿子、他哥哥小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大儿子、他哥哥大儿子的小儿子,而他自己则一天天老去。

自此,司马昱彻底死心了。

事实证明,身体确实是革命的本钱,一个个小辈先他而去,经历了七朝变更的司马昱,终于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只是司马昱当年的热情早已消逝,更何况他是被桓温指定做这个皇帝,上台后注定也是一个傀儡,这种赶鸭子上架的做法,让司马昱不仅丝毫没有兴奋的感觉,反而非常郁闷。

郁闷到什么程度,史载,司马昱每次见到桓温都痛哭流涕,搞得桓温也不知如何是好。本来身体还算不错的司马昱,当上皇帝后却每况愈下,皇帝宝座坐了不到一年,便被重病击倒,他隐约地看到死神在朝自己招手,想着召桓温来商量后事,连下四道诏书,请在姑孰的桓温入朝,但都被桓温拒绝。

桓温为什么拒绝,现在看来还是一个谜团,如果想篡位,此时应该是最好的机会,带兵入朝,趁着皇帝病危,可以顺利登基。但桓温为什么却拒绝入朝,对此后世颇有争论,挺桓温的认为,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桓温根本就没有篡位之心。另一派则认为这是桓温一贯毛病,和第一次北伐拒不攻取长安一样,他最擅长关键时候掉链子。

司马昱等不到桓温,只能自己安排后事了,他下诏立自己的儿子司马曜为太子,让桓温像当年周公一样摄政,还说道:“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这句话很熟悉吧,这和当年刘备在白帝城与诸葛亮说的基本是一个意思,临终说出这样话的帝王,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继承人比较羸弱,二是辅政大臣很厉害,三是对身后之事充满焦虑,这种话看上去诚恳,但实际上是一种试探,更是一种警示。

司马昱当然希望桓温和当年诸葛亮一样,听到此话后,能知道深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他身边的侍中王坦之,似乎对桓温根本没有信心,他看到诏书,觉得后患无穷,当着司马昱的面子,撕掉诏书,司马昱也在生命最后一刻做出正确的抉择,对桓温由“君可自取之”改为“如孔明、王导辅政”。

桓温无疑是失望的,不管他是否真有篡位之心,他心里期盼着司马昱会把皇位让给他,至于他是否愿意做,那另当别论,但结果司马昱死前又立了一位皇帝,而他自己也只是辅政而已。不知是真生气了,还是为了奔丧,桓温带着一些兵马到了建康,东晋朝廷一直以来对这位头牌就非常忌惮,听说他引兵入朝,纷纷盛传桓温这是要来夺皇位的。

东晋朝廷根本阻挡不了桓温,能做的就是让王坦之、谢安等率领百官去新亭早早迎候桓温,在这次历史上著名的“新亭风波”中,谢安立功了,他不卑不亢,经过与桓温的长聊后,桓温选择了退兵,也就此选择了自己最终的命运。

桓温回到姑孰后,便重病缠身,他的欲望似乎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只是希望朝廷能够授予他九锡,这是历代权臣除了篡位外,所能享受的最高待遇。在盖棺论定时,桓温需要一个上层次的称号,但遗憾的是他遇到了谢安,最后的这个愿望注定成为一桩黄粱美梦。

谢安用的方法很简单——拖,本来有人已经起草好了加九锡的诏令,谢安看完,觉得写的不到位,让拟稿人修改,修改完了再给谢安看,谢安还是觉得不满意,这个材料也没有标准,谢安的意见是要精益求精,能够惊天地泣鬼神,结果还没定稿,桓温就不行了。

公元373 年七月,一代枭雄桓温在姑孰病逝,走完了他六十二年的传奇人生。

桓温虽然死了,盖棺但很难定论,一直以来,对他的一生充满争议,焦点在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匡济社稷的大英雄,还是一个意图篡位的野心家。

持前者观点的认为,桓温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被重视,桓温虽然权倾朝野,但出身并不高贵,在那些大门阀大名士眼中,桓温就是一介武夫。

有次桓温为自己的儿子向王坦之的女儿求婚,这居然引得王坦之的父亲,也是大名士王述大怒,他说“兵,那可嫁女与之!”就是说,我们王家的女子怎么能嫁给一个当兵的呢。桓温所以如此努力,三次率军北伐,无非就是想用功名来赢得天下人的尊重和认同。况且既然桓温能够废立天子,自己要想做皇帝根本没有人能阻拦他,但至死他也没有迈出这一步。

持后者观点的认为这正是桓温最大的弱点,在关键时刻缺乏孤注一掷的胆量。柏杨先生是后者观点的代表,他说:“桓温显然渴望篡夺政权,无奈,他虽有篡夺政权的决心,却不敢篡夺。司马昱卧病,一夜之间,发出四次诏书,征召桓温进京,这是上天赐下的篡夺良机,桓温竟然拒绝,使人怀疑他的智力商数。他之所以拒绝,由于他的恐惧,恐惧掉进陷阱。因为他无胆,所以在节骨眼上,也就无能。桓温终于放弃晋帝国帝位,不是力量不够,而是他对自己的必胜把握,没有自信;而自信,正是英雄事业的必要条件。所以,桓温不能称为枭雄,不过一个较王敦略高一筹的饭桶军阀而已。”

“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是桓温留给这个世界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成为他充满争议一生的真实写照。悠悠千年过去,流芳后世或遗臭万年,对桓温来讲,似乎不再那么重要,倒是他留下的那些典故千年以来让后世津津乐道。

桓温一直把西晋大忠臣刘琨作为自己的偶像,有一年北伐,他遇到了刘琨手下的一个老歌姬,于是问:“我跟你已故的主人刘琨比,如何?”这位女士说:“我看你长得跟刘将军差不多。”这可把桓温乐坏了,马上梳妆打扮一番,再问:“我哪里像他?”这位老人回答:“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

就是说,眼睛相似,就是小了点;脸相似,薄了一点;胡须相似,就是红了一点;身材也相似,就是矮了一点;声音相似,就是有点像女人的声音。本来满心欢喜的桓温听后备受打击,脱去衣帽,一头扎进房间里不出来,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这份真性情或许才是真实的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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