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端平入洛（1/1）

蔡州失陷，金国灭亡，有两个人很高兴，一个是元太宗窝阔台，一个是宋理宗赵昀。

灭金是成吉思汗的夙愿，现在窝阔台完成了先可汗未竟的事业，在得到塔察儿军报的那一刻，他也象他的父亲一样，脱帽向不儿罕山方向默祷，告慰成吉思汗的英灵。他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得意之态，他将要准备征讨另外一个方向的众多敌人，征服者的本性让他永远不会满足。

而宋理宗的表现则可以用两字形容：狂喜。

他在杭州为得胜归来的孟珙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将金哀宗的遗骨奉于太庙，告慰了徽钦二宗的在天之灵。接下来的程序就很老套了：孟珙官封建康府都统制，兼镇北军都统制，而且可以带着武器见皇上，手下一般将领也各有封赏。整个临安城张灯结彩，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也难怪，南宋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背负着一个沉重的使命，从皇帝大臣，再到文人士子和街头百姓都怀着报仇复国的情节，一百多年了，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好比一个就被判终身监禁的人突然得到了自由，或者一个行将饿死的人突然面对着满桌的稀世佳肴。

在整个南宋，被提及频率最高的字眼是：“恢复”。

恢复，这个现在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词，在南宋却有着特定的涵义，说通俗点就是“打回老家去”。它承载着宋人几代的梦想，一百年以来，宋人进行过无数次努力，但时运不济，面对金国强大的军力，每次不是大败而归就是无功而返，这个梦想似乎遥不可及。住在西湖边上的士子们总是翘首望着北方，扪心自问：难道我这辈子就再也回不到中原了吗？而现在，金国灭亡了，这是实现恢复梦想的天赐良机。

长时间的战火，摧毁了河南境内的庄稼和人们的生活希望。中原这个富饶的地方，几乎每次朝代更替的时候，都会重演一次或者几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惨淡。对金国的战火结束后，老百姓开始艰难的重建，但人们突然发现找不找到主人：这个地方出现了无政府状态，金兵没了，蒙古兵走了，宋兵也走了。

“权力真空”，“光复故国”，宋理宗乐观的认为，现在正是实现前辈人梦想的机会。就在蔡州失陷后不久，他就以拜谒祖陵为名，先后派了三批使者到河南，观察蒙古人的动静和中原的形势。现在他和丞相郑清之策划了一个大胆的计划：端平入洛，规复中原。

这是件大事，理宗召开朝议，让大臣来谈谈看法。

在朝议时，一位大臣力挺宋理宗的计划，理由不用说了，蒙军北撤，河南空虚，机会难得，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并占据潼关以为坚守。这位大臣以前出现过，就是赵范，他当时反对与蒙古结盟，现在又成了主战派。

他的后台正是郑清之。和他持相同主张的还有他的弟弟赵葵——曾经的荆襄主帅赵方的儿子。

但反对声也很高，其中一个国史馆搞编修的小官吴渊提出了异议：当前南宋还不具备与蒙古抗衡的力量，当时约定了以陈蔡为界，现在出兵等于自己违约，会招致蒙古的报复；而且河南地区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哀鸿遍野，饥民相食，无法给大军提供足够的军需支持。宋军在无论在实力上还是道义上都处于被动。他还说了一句话“国家力决不能取，纵取之决不能守”，即宋朝根本打不下来，即便是打下来了也守不住！

接着吴渊的弟弟吴潜也提出了相同观点。

这个吴渊胆子不小，敢当众忤逆皇上的意思，似乎是脑袋不想要了？

但实际上，他无论说什么都是安全的，因为在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皇帝不能杀大臣。太祖赵匡胤的时候就定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规矩，有点类似于现在议员的豁免权。大臣们哪怕说错了，一般是口头批评一顿，顶多也就是发配到岭南一带（今天的广东省）戍边，当时的珠江地区是荒凉之地，并非如现在这般繁华。所以，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言论最自由的时代，不象明朝的大臣那样成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每当看到左光斗、熊廷弼、袁崇焕等人惨死的情形，不禁毛骨悚然）。

同时宋代也是官员福利最好的时期，据说一般的官员月薪相当于汉代的5倍，清代的10倍，而且除了固定工资外，还有其他福利，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甚至连雇保姆和仆人的工钱也由政府买单。

最后，宋代还建立了历史上最早的官员退休养老制度，离开现任职务退休时往往官升半级，回家后拿着退休金舒舒服服的安度晚年，所以在宋朝当公务员是很滋润的。

除了吴渊兄弟外，还有一位叫乔行简的参知政事也提出了反对的声音，虽然都是反对，但他与吴渊兄弟不同：乔行简有着很大的私心，其一，吴渊兄弟是他的学生，师生是他结党的一个联络纽带，在庙堂之上他必须有一帮自己的人。

在南宋朝，结党成了政坛一大时尚，无论多大的官，都会拉帮结派，利用亲戚、师生、同乡、校友等关系给自己构筑一个网络，都能绕着弯的够得着自己联盟中的盟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方面结党成就了一些人，另一方面，结党也坏了很多事，比如这一次。

其二，乔兴简一直把丞相郑清之当成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所以只要是郑清之赞成的，乔行简就反对，只要是郑清之着力施行的，乔行简就掣肘，有点互相拆台的意思。

宋理宗刚刚摆脱了史弥远的控制，亲政伊始，正想有番作为，没想到这些臣子们老给自己泼冷水，左一瓢，右一瓢，浇得他心里哇凉哇凉的。

他心急如焚的听着这些人在朝堂上吵来吵去。吵了几天后，还是没有结果，最后理宗实在不耐烦了，拍案而起，宣布朕意已决，有意见可以保留，再吵就给我回家抱孩子去。他还把吴渊给免了职，力排众议，决定挥军入洛，收复三京。

但是要想实现这个战略步骤，还必须得到一个人的支持，谁呢？京湖制置使史嵩之。

史嵩之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他是史弥远的侄子。这个人比较有才干，嘉定13年，他考中了进士，当时史弥远问他想去哪里做官，他毫不犹豫的说想去襄阳。襄阳和樊城是长江中游的要地，史弥远就派他去了。

精明的史嵩之早就看到了襄樊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他到了襄阳后，不负重望，整军精武，将襄阳城营造的固若金汤，以后几十年襄阳城都会因此而受益。此外，他还干了件大事：屯田，象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一样开荒种地，把襄阳附近的一些沼泽地和盐碱地，该排水的排水，该培土的培土，都种上了粮食和蔬菜。几年过去，襄樊居然变成了一个大粮仓，为当地驻军提供了充足的粮草和兵马，而且还能把富余的粮草提供给其他的战区。宋蒙联合攻蔡的时候，孟珙送过去的30万石粮草就是从襄阳取的。

由于他善于经营，把襄阳搞的红红火火，加上史弥远的裙带关系，他的官职也一再升迁。从襄阳府通判到京西转运判官，再到刑部侍郎，再到荆襄战区的制置使，到端平元年的时候，他成了整个长江中游区域的军事统帅和地方长官，是名副其实的军政一把手。

打开地图，我们不难发现离洛阳、开封最近的就是荆襄地区，两淮地区、川蜀地区则要远得多，无论发兵还是转运粮草的都非常困难，只要史嵩之的京湖战区全力以赴，事情就非常顺利了然而，让宋理宗非常寒心的是：史嵩之反对他的端平入洛计划，还写了奏疏，陈述了一大堆理由，具体内容就不在这里说了。大概意思是荆襄地区连年饥馑，无力承担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河南境内又战火连年，在当地实现补给也不现实，所以自己宁肯抗旨也不敢拿国家命运开玩笑。

客观上讲，史嵩之陈述的理由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有一点他没有说出来，就是他是个妒忌心很强的人。端平入洛是郑清之和赵范兄弟等人提出来的，他只是作为配角。就算这次军事行动成功了，头功也不会落到我的身上，我凭什么给人做嫁衣，所以他打心里不想配合此次行动。

由此可见，史嵩之是一个缺乏大局观的人。

看到史嵩之反对，理宗先是做他的工作，试图说服史嵩之，但没有效果。后来是封他当兵部尚书，希望他回心转意，也被史嵩之拒绝了。没有办法，理宗只好让两淮军为主力，史嵩之的荆襄地区作为后勤基地提供粮草支持。

也许有人会问：部下的人不听领导的话，直接将他撤了，换个听话的不就得了，还费这么多口舌干吗？

实际上宋理宗也有苦衷，毕竟史嵩之在京湖地区经营多年，对军队和老百姓的作用和影响根深蒂固，真要撤了他，换上个新手，很难控制京湖地区的局面。而且大军未动，先撤换了大将，毕竟对发兵不利，所以就做出了上述安排。但从这一点来看，宋理宗确实缺乏帝王应有的决绝与魄力，连臣子都驾驭不了，这种现象在成吉思汗那里是不可能出现的。

1234年（端平元年）6月，宋理宗命令庐州知府兼关陕制置使全子才率领1万名淮西兵为先锋，直驱汴京，赵葵率五万名两淮军为主力作为后继，往河南境内进发。

由于河南境内现在处于权力真空状态，所以一开始宋兵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到了亳州。残破的亳州城只有七个士兵守城，一看到宋军到来很快投降了。接着全子才继续前进，于7月2日到了开封城下。

当时开封城的守将是谁呢？崔立。

在讲“开封之变”那章的时候曾经说过，崔立擅杀了两位留守，并且丧心病狂的把金朝皇族家眷都拱手送给了蒙古人。速不台当时没有进城，让崔立权且守着开封城，自己退到黄河以北去了，所以崔立成了这座城的临时主管。

崔立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众怒，其中一个叫李琦的都尉，他的妻子曾经被崔立侮辱过，所以他一直想找机会杀了崔立为民除害。他去找开封的安平都尉李伯渊，商议杀掉这个家伙。当宋军抵达开封城下的时候，李琦派人在开封城南面燃起大火，而后李伯渊前来禀报是宋军打来了。崔立一听不敢怠慢，急忙跟着李伯渊一起前去视察，行至半路，李伯渊手起刀落将崔立斩于马下。而后宣布崔立的罪状，将崔立的尸体挂在城墙暴尸三日，祭祀了金哀宗。接着李伯渊等人打开城门，向宋军投降。

端平元年7月5日，全子才率宋军兵不血刃进入了昔日的汴京城，以如此梦幻般的方式实现了宗泽、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未实现的梦想。当理宗听说宋兵进入开封的消息后，大喜过望。他封赵范为东京（开封）留守，赵葵为南京（商丘应天府）留守，全子才为西京（洛阳）留守，临安城内还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

实际上，宋军进入开封，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当时的开封，经过多年的战火，早已是残垣断壁一片萧条，也无险可守（都被崔立拆掉了）。据说城中只有民居千余户，守军六七百人，以及遍地的坟茔和遗骸，原来的居民不是死亡就是被蒙古掳走到河北就食，还有一部分南逃到了南宋，真是既无粮也无人，等于是一座死城，全然没有了《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华景象。

如果没有后续人马、充足的粮草，和及时的恢复重建，即便是占领这里，也守不住！宋军更大程度上是想圆一下复国的梦想，尽管这种梦想非常短暂。

也正因为此，全子才进了开封，没有再往前走，而是在这里等着主力军。一直到半个月后，赵葵才带着5万兵马来到汴京会师。

赵葵一见到全子才就斥责他不该贻误战机，可是全子才也有自己的苦衷：现在士兵都饿着肚子，还往前走，喝西北风去？恐怕还没有走到洛阳就已经成了人家的一盘菜了。

那为什么粮草迟迟不到呢？

那个临时后勤总管、京湖战区的史嵩之，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表示荆襄地区连年饥馑，没有余粮，不要指望这里。没有办法，赵范只好从两淮地区转运粮草，路途遥远，而恰恰七月份正值雨季，淮河和黄河改道，黄淮地区成为一片泥泞，步行尚且困难重重，运粮车很多都陷入泥沼之中，粮草转运极为缓慢。

但赵葵求胜心切，他将现有的粮食集中起来，分给部分兵力，让部将徐敏子带着这部分士兵先拿着5天的粮食直扑洛阳，其他留守开封的部队等到军粮运到后再出发。这样一来，宋军原本的整体行动改成了分批前往了。

7月21日，徐敏子率领1万三千人的部队带着五天的干粮先行，部将杨义率领原来全子才的1万人马为第二梯队出发前往洛阳。

进展倒很顺利，5天以后，徐敏子率领的一万三千人到达了洛阳，在开封的入城仪式再次重演：宋军兵不血刃进入洛阳！

这是宋军胜利的巅峰之作，但同时宋军也成了强弩之末，其忍耐度已经达到了极限。干粮已经吃完，未来几天之内宋军不得不靠野菜和携带的一点面掺和在一起充饥，一个个都饥肠辘辘。现在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徐敏子陷入两难境地。

而稍后一些出发的杨义部则遭遇类似，当他们到了洛阳东郊的龙门的时候，突然遭到了蒙军汉人万户刘亨安所率的骑兵的伏击，大部分阵亡，剩下的一部分狼狈逃入到洛阳城，得胜的蒙军又趁胜逼近，兵临洛阳城下，城中徐敏子的部队陷入孤立。

如果此时宋军有足够的粮草和后援部队，此次入洛计划很有可能成功。可是由于宋朝离开中原已有百年，这里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基地，而史嵩之作为后勤总司令，其粮草迟迟送不到，宋军就在洛阳勒着裤腰带苦等。

饿肚子的滋味是很难受的。

三天过去，粮草依然无望。徐敏子和杨义在无奈之下，决定突围回师，离开这个刚刚占领了5天的西京。

8月1日，宋军开始主动向城下的蒙古军发起攻击，蒙军也用骑兵冲击宋军的阵地。应该说宋兵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他们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先后打退了蒙古人的数次进攻，杀伤敌人400余人，蒙古人并没有沾到太大的便宜。鏖战了一天，双方互有损失。天色晚了，宋兵退回城中坚守，双方暂时罢兵。

次日，宋军再次突围，但此时宋兵已经断粮四天，战斗力下降不少，而且宋朝多为步兵，在撤退途中遭到了蒙古骑兵的掩杀，损失惨重，就这样边战、边退、边找吃的，最后只有徐敏子带着300名步兵，一路吃着树皮草根侥幸撤回到了光州。

入洛又失洛的消息传到了开封，赵葵和全子才大惊失色。他们商量了半天也拿不出一个好的办法来，粮草不济，而且种种迹象表明蒙古军正在向这里运动，一旦开封被围，这五万主力也将不复存在，所以现在撤退是唯一的选择。

8月5日，宋军放弃开封南撤。

赵葵回头凝望着这个等待了一百年才得来的城市，心如刀绞：假如给我一个月的粮食，我必将大功告成，为大宋国创造奇迹！可是时运不济，竟让我功败垂成，把刚刚到手的果实再次扔掉！赵葵心有不甘的回到了淮西。而由于在撤退之前，没有给士兵们做充分的动员，所以给这次撤退带来了一定混乱，许多辎重被丢弃。

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也太容易失去。

兵力损半、寸土未得，这样的结果无异于给了宋理宗一计十足的闷棍，打得他眼冒金星。他的光复旧国的憧憬，中兴图治的梦想，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就破灭了。这叫什么据关守河之策！让大宋的元气都伤着了，他气急败坏的瘫在座位上，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得已，他下了罪己诏，深入做了一次检讨，表示自己德行不足，给老百姓带来了灾难，言辞恳切。

接着，他下诏将住主战的赵葵、全子才各降一级；徐敏子和杨义停职，其他主战派官员也各有处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人承担一下责任，否则无法向天下人交代。而令人意外的是那个反对出兵而且处处掣肘的史嵩之，他非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改迁为刑部尚书。

而随着端平入洛计划的失败，宋理宗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先的热情灰飞烟灭，取而代之是颓丧不振的消极，而且贯穿于他以后的执政之中。

关于“端平入洛”的是是非非，史学界有诸多争论，很多人质疑宋理宗这次军事行动，称此举不但损耗了国家的实力，还给了蒙古人开战的理由，总之是得不偿失，并称宋理宗缺乏远见等等。

但笔者倒不这样认为。

我认为：端平入洛是南宋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打的一场失败的战争。

金国灭亡后，局势对南宋非常有利，蒙军北返，中原空虚，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这块地带是闲置那里好还是把它利用起来好？傻子都能看出来。即便是不能守住，把他建设成为一个战略缓冲区，让蒙古人再次南下的时候起到阻滞的作用也好，我倒不是指宋朝上百年的复国梦想，而是很现实的战略考虑。所以南宋趁此机会进入河南从战略上并没有错。

此外宋军的战术也没有错。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给人一种偏见：宋军战斗力很差，无论和辽、金、西夏还是蒙古总是吃败仗，被人压着打，不象汉唐那样打败匈奴和突厥。所以后人大多对宋朝没有好感，笔者以前也是这个看法。

但实际上，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即便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也是比较强的，他在对外作战中处于被动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汉唐只所以强大，因为这两个朝代是“端盘子”的朝代，从上朝接的整的机器，汉承秦祚，唐承隋祚，饭菜端过来就是现成的。而宋则不然，其建立前整个中国大地已是四分五裂，五代十国折腾了几十年，北方游牧民族又迅速崛起，北宋建立时大辽已经建国达半个世纪，国力正是上升时期，所以互打了一溜够，谁也灭不了谁。

好不容易把辽给熬死了，“满万不可敌”的女真人又起来了，这个更猛，一直压着宋朝打，互有胜负，生生把宋人给挤兑到江南去了，尽管有岳飞、韩世忠等人也有局部的胜利，但整体上宋人还是处于被动状态。

于是宋人在西湖边上接着熬，又等了一百多年，把女真建立的金朝给熬死了，熟料，新兴的蒙古帝国又起来了。

宋朝就如同一个不走运的马车夫，刚走出一段困境，局势稍有转机，但更大的泥泞路段就接踵而至，所以大宋整整三百年，都是走的背运。

可以说，宋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点背的一个王朝，并非宋军的战斗力不行。

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无论全子才还是赵葵，他们具体战术的实施和战法，应该说调配得当，没有大的失误，包括徐敏子和杨义在洛阳城下与蒙古骑兵交锋，用饥饿状态下的步兵数次击溃了蒙古骑兵，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后来的撤退完全是因为饥饿，不得不采取的行动。

既然战略和战术都没有错，那端平入洛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人和。

是的，宋军占据了天时和地利，就差人和。

说白了，就是最高统帅的缺乏信心和将领们的掣肘，此时，宋朝初年立下的皇帝不杀大臣的规矩起到了负面作用：作为最高统帅的宋理宗，他驾驭不了自己的大臣。首先史嵩之反对该计划，让本来可以成行的计划充满了不确定性，也许受这个榜样的鼓励，在整个端平入洛期间，各大臣和将领结党、抗旨、不作为的的现象屡有发生。在两淮送粮部队陷入泥沼时，荆襄地区和川蜀战区完全置身度外，充当着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当时的川蜀制置使赵彦呐面对着圣旨，也是推三阻四的，既不派兵也不供粮。这样一来，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部分人紧忙活，而其他人在旁边站着看笑话。

试想一下，假如宋理宗也象金哀宗完颜守绪一样，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给他做绝。百折不挠，进行全国总动员，从荆襄、川蜀及两淮战区全线出动，收复失地后迅速修缮城池，集中离散的百姓，恢复生产，整编流民囤积粮草，加大战略防御纵深，并委派官吏行使有效统治，甚至将都城从杭州迁到开封以示收复失地的决心。恐怕蒙古人会不战自退（很快蒙古人重心发生了转移，撤出了中原，开始了第二次西征）。退一步讲，即便是挡不住蒙古人，以宋军的善于守城的特点，坚守三京数年，阻滞蒙古人南下的步伐应该没有问题。后来南宋在合州钓鱼城坚守了三十六年、在襄阳城下坚守七年就是典型的例子。

然而，因为指挥者的优柔寡断缺乏信心，以及南宋内部矛盾没有及时协调好，这场本来应该打胜的战役却以失败而告终，这多少让人有些惋惜。

总之，南宋和蒙古人是撕破脸了，再想维护关系也不大可能了，宋理宗忧心忡忡，生怕被激怒的蒙古人南下找自己算账。可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担心的铁骑没有来，种种迹象表明速不台等战将及蒙古主力好像撤回草原了，中原依然空虚，只有窝阔台的儿子阔出和汉族万户史天泽、张柔等人依然时不时的常来转一圈，宣示一下主权。

的确，蒙古人现在的重心再次发生了转移，转到了东方和西方，而这次转移给整个欧洲带来了地狱般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