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惊天大案（1/1）

乾隆皇帝晚年，官场风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粧自大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贪污大案在这个背景下发生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地处西北腹地的甘肃省向乾隆皇帝请示，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衣食无着，因此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款赈灾运动，准备给那些捐得多的富户，每人奖励一个“监生”的资格。

什么叫“监生”呢？原来清代国家的最高学府，叫国子监。它相当于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因此能取得它的毕业证是很光荣的事情。有的时候，朝廷缺钱，为了鼓励老百姓捐款，往往就奖励给捐款者一个监生，也就是国子监毕业生的资格。

我们说过，乾隆对救灾历来很重视，于是就批复说，这是件好事，你们去办吧！

乾隆没想到，就是这个批复，后来竟然成了一起史上最大贪污案的通行证。

当时甘肃省主管财政的布政使，叫王亶望。就是那个爱吃驴肉丝、爱吃活驴肉的那个人。这个人是通过捐纳——也就是买官——当上的官，所以特别会钻营，也特别会想歪点子。通过捐“监生”来救灾这个事就是他来主办。他办这个事，可不是真的为了灾民考虑，而是要收回买官的成本，而且还要获取暴利。

所以乾隆皇帝一批复，王亶望就热火朝天干了起来。他规定，五十两银子一个监生文凭。因为价格不高，手续简便，所以很快筹集到了一大批银子。不过银子到了手，他可没有拿来买粮食赈灾。干什么了呢？他跟其他地方官员一起，瓜分了。不到三年时间，甘肃省一共收到捐监银两六百多万两。王亶望自己留了一半，三百万。剩下的三百万，参与这个事的其他官员们分了。

当然，王亶望他们不是直接把银子拿回家了事。清代财政制度，对于捐款的收支，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王亶望要求当时的甘肃全省各府各县，每年都要上报灾情。甘肃地处西部，王亶望就让各县都报旱灾，还专门给各县列了个表，你这个县，说今年报大旱，要花二十万赈灾。他那个县，今年报中度旱情，要花十万两。就这样，通过全省知府知县各级官员的配合，编造了连续几年的灾情，编造了一个非常细致的账本，细到了我这个县十万两银子，都花到哪些人身上，这些人的名字，每家几两，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后面还有这些人的签名画押，所以上报到户部，大家包括乾隆皇帝都没起疑心。

那么这个包装得如此严密的事情后来是怎么败露的呢？是王亶望这个人自己折腾出来的。

怎么回事呢？王亶望这个人非常精明，他是一鸡二吃，假赈灾这个事，不光成了他捞钱的手段，还成了他升官的阶梯。为什么呢？他把这个事包装成了他的一大政绩。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这样的奏折哄得乾隆是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因王亶望办理捐监救灾“有功”，乾隆一道谕旨把他从甘肃调到了浙江，升任巡抚。从荒凉的西北边陲调到东部最繁华的省份做一把手，王亶望心花怒放，也踌躇满志。他觉得自己真聪明，太有办法了，太是个当官的材料了，按我这个势头、这个打法，几年后进京，当大学士、做军机大臣，那都指日可待。

所以他马不停蹄开始琢磨下一步的事。为了快些升官，他拼命花钱铺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第五次南巡中发布指示，要进一步把浙江海塘修好修结实，防止海水倒灌。原来浙江沿海，很多地方地势低洼，经常引起海水倒灌。所以朝廷在海边兴修石塘，造福百姓。为了在乾隆面前表现自己，快点把海塘修起来，王亶望一次性捐款五十万两用做工程费用。

结果，这一次捐款，引起了号称“精明天子”的乾隆的注意。要知道，虽然此时乾隆皇帝已经称不上励精图治，但也不是说他就像历史上其他的昏君一样万事不管了。所以王亶望的这个举动让乾隆起了疑心。

乾隆想，一个巡抚，一年的工资，加上养廉银，不过两万多两白银。你到浙江才三年，怎么就一下子能拿出五十万两？这里头可能有问题。于是派大臣阿桂调查。

一调查，事情很快水落石出。阿桂汇报说，不光是王亶望贪污，关键是甘肃省全省，上到总督巡抚下到知府知县与这个事都有牵连。比如陕甘总督勒尔谨，是王亶望的直接上司，王亶望办的这些事，他都一清二楚，而且也收了王亶望的钱。至于甘肃各府各县，更是积极配合王亶望做了假账，一个县也没落下。所以这是团伙作案。

调查结果汇报上来，乾隆皇帝是大吃一惊。他说：“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全省官员上下勾结，团伙贪污，总数六百万两，这样的大案，大清王朝建立一百多年来，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乾隆皇帝下令，将王亶望立即正法。除了王亶望，相关人员都处理。陕甘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参与这个事的县级以上官员，一共一百零二人。这些人的罪名，要按大清律，都应该杀掉。但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真的那样办，那么一下子就把甘肃全省官员基本全杀光了。这震动也太大了。所以乾隆皇帝最后长叹一声，杀了一半，把五十六名贪得相对更多的知府知县砍了头。

这个案子后来被称为“甘肃捐监冒赈案”，它因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众，被后人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那么，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详细地说这一个具体的案子呢？这是因为，这个案子，在乾隆朝晚年，非常有代表性。它的发生，与乾隆本人作风变化直接相关。

本来，在中国传统社会，想要杜绝贪污现象，可以说，就如同想让大海停止涨潮落潮一样，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传统财政制度，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没有严格的审计监督机制，可以钻的空子到处都是，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难事。第二是大部分朝代，特别是明清两朝，官员的薪水都非常低，有的时候低到无法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比如明代著名的清官海瑞，严守朝廷的规定，工资之外的钱，一分也不拿。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必须在官衙中，自己开了一块菜地，才能不至于被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只能或多或少贪污一点，所以明清两朝的贪污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不过这种贪污，也是会受到一些力量的制约，所以通常不会发展到太严重的程度。哪些力量呢？第一是儒学的价值观。传统时代的官员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是有着很大影响的，对官员们的人格操守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约束。第二个力量，就是皇帝的警惕性，让官员们不敢太明目张胆地贪污犯罪。

我们说，乾隆中前期，贪污腐败并不严重，正是因为这两条在发挥作用。然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两条基本上都失效了。第一，乾隆这个人，不断压制臣权，致力于把大臣变成只会办事的奴才，于是乾隆朝的官员们渐渐放弃了对人格理想的追求。第二，乾隆晚年，凡事务从宽厚，对官员的管理越来越宽。这样，贪腐就失去了约束。

乾隆朝晚年的贪腐创了历史纪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乾隆中前期，清朝经济一直高速成长，人口从一亿增长到近三亿，GDP总量也占到了世界第一位。蛋糕做大了，那么可以搜刮的基数也比以前扩大了好几倍。地方官员手里的钱多了，贪污起来，手笔也就大了。

所以，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腐败就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仅仅十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从乾隆三十多年，到乾隆四十多年，乾隆王朝就完成了从前期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遍地的转变。“甘肃捐监冒赈案”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

“甘肃冒赈案”反映出乾隆中后期，腐败形势出现了几个新特点。

一是腐败的全面化。以前乾隆朝处理的贪污官员，大部分都是中低层官员。但是到了乾隆朝晚年，腐败官员由低层向高层发展。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被处理的三品以上大员，不过三五个人。而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三品以上地方高官被处理的，达到二十多人。乾隆皇帝在退位的前一年自己也说过这样一句气话，他说，“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也就是说，各省的总督和巡抚，能真正保持廉洁的，十个里不过两三个。高级官员队伍中居然出现王亶望这样毫无底线的人物，就说明当时乾隆朝的腐败已经蔓延到了最高层。这是第一个新特点。

第二个新特点，是窝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的趋势。

乾隆早期，官员们贪一点钱，也是藏着掖着，生怕别人知道。到了乾隆晚年，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习以为常了。办一件事，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大家都有心照不宣的价码。

而且为了自保，这些贪官结成了利益同盟，出现了很多“窝案”“串案”。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除了这个案子，朝廷还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比如山东巡抚国泰亏空案、闽浙总督富勒浑勒索钱财案等，和甘肃冒赈案一起，在历史上统称为乾隆后期六大案。这几起案子，都和“甘肃冒赈案”一样，“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个人犯事，会挖出几十名上百名同犯。

所以“甘肃捐监案”是一个很好的标本，从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朝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

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本来，有清一代，放赈的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为了防止有人冒领赈灾款项，朝廷规定，在给灾民们发放粮米的时候，主管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完毕后，要亲自在账单上签字画押。同时，整个赈灾完事后，要把发放了多少钱多少米，具体多少人领取，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写到一张大榜上公布，让老百姓来一起监督。然而在“甘肃冒赈案”当中，朝廷所有的这些规定都如同一纸虚文，起不到任何约束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王亶望这个贪官的大名，早已经是尽人皆知，却从来没有人敢于向上反映。当时甘肃省民间有一句顺口溜，叫做“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你要是送一千两银子给王亶望，不过能见上他一面；要是送两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可能会留你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就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健健身，以表示关系更近了一层。

所以你看，王亶望贪污已经把自己贪成了民谣顺口溜的主角，就是说，王亶望是个大贪官，这不光官场中人知道，连老百姓也是尽人皆知，但是多年以来，却从来没有人向乾隆举报揭发过。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个是当时，地方上的主要官员在各地确实能一手遮天；再一个，乾隆从严管束老百姓，让他们不敢随便举报自己的地方官。所以如果不是王亶望利令智昏、自我暴露，说不定以后会一直平步青云，真实面目永不暴露。

在所谓盛世之中，发生了这样的案子，可以说已经丢尽了乾隆的脸，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由这个案子，又引发了另一场更让乾隆丢脸的笑话。

处理完王亶望案，按说乾隆皇帝应该非常气愤，全面反思自己。然而，晚年的乾隆已经无心全面振作。他自欺欺人，认为这个案子只是甘肃一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全国各省都如此。

因此处理完这个案子，乾隆不但没有整顿官场纪律，反而关心起了另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原来，这个王亶望，也是以精于办贡闻名，每年都会给乾隆送很多好东西。在王亶望案被处理的前一年，正是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王亶望曾经向皇帝进献了一份厚礼，礼物几乎件件精美绝伦，其中有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是纯正的羊脂白玉，玉料极佳，而且造型别致，雕工一流，乾隆是非常喜欢。只不过，皇帝收受礼品，有退贡的成例，进九回三，不能全收，所以反复掂量来掂量去，乾隆最后忍痛割爱，又把这两样东西退给了王亶望。退了之后，乾隆心里却有点后悔，经常想着这两样玉器。

这回，王亶望案一爆发，乾隆皇帝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抄王亶望的家，这两样东西又可以回到他的手里了。

所以乾隆赶紧命地方官到王亶望家里去抄家，一抄，果然是收获不少，珠宝玉器不计其数，一共装了五百六十五箱，然后按乾隆要求火速送到了北京。

乾隆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赶紧让人把东西抬到自己面前，打开箱子，一一验看。然而，看来看去，却始终没有找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而且乾隆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抄来的这些珠宝，大多数是设计老套，做工一般的大路货，“大率不堪入目”，令乾隆是大失所望。

这是怎么回事呢？乾隆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也就是抄家底册呈上来，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乾隆是大吃一惊。原来，抄家册上写着的一百多件最好的珍宝，根本没有运到北京来。而抄家册上面没有的东西，送到皇帝面前，却多出了八十九样。

很显然，是有人把老王家的财宝调了包了！

这简直是有史以来从没听说过的奇闻！谁这么胆大，敢当着皇帝的面偷皇家的宝物？

气急败坏的乾隆命令自己信任的大臣阿桂星夜赶往浙江，会同当地最高官员，闽浙总督陈辉祖一起，查办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乾隆认为，这样荒唐的事情，很有可能是经手的小官，甚至可能是衙役，没知识没文化，不知道官场上规矩的森严，一时利欲熏心，无知者无畏，做了如此愚蠢的事情。要是一般的官员，都会知道这是掉脑袋的大事，谁敢这样胆大妄为？

然而，阿桂查出来的结果，又一次让乾隆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调皇帝的包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当地最高官员，堂堂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从王亶望家里搜出的这些宝物实在太精美绝伦了，陈辉祖一见之下，垂涎三尺，利令智昏。这个人，想来也是平日里做各种坏事做多了做习惯了，胆子比谁都大，居然敢打起皇帝的主意来。他弄一些破东西送到京城糊弄皇上，自己把这些好东西都留下来了。不过他调包时候呢，大大咧咧，粗心大意，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以致露了马脚。

这个陈辉祖，本来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做过两广总督，乾隆对他是非常信任，很早就把他提拔起来了。没想到，这个所谓“世受国恩”的地方大员，竟然做出这样的事。乾隆在上谕中说：“是王亶望所为，系明火执仗，而陈辉祖竟同穿窬（yú）行径矣。朕于此事不胜惭懑。”（《清高宗实录》）就是说，王亶望的所作所为，是明火执仗，从我爱新觉罗家明抢。而你陈辉祖呢，是偷偷摸摸，从我爱新觉罗家暗偷。我怎么挑来挑去，挑了你们这两个活宝呢，真是气死我了！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陈辉祖被赐令自尽。

正如这个案子所反映出来的，乾隆晚年，朝中是大案迭出，怪象不穷。对于这些案件，乾隆皇帝当然痛心疾首。每出一个大案，他也都全力以赴进行处理，处理起来，手段往往还很重，一杀就是几十人。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来考虑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些案件，都是个案，处理完了，大清王朝就又回复清静了。乾隆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很简单，当一个人进取心减弱，陷于享乐之中不能自拔时，他总是会产生一种自欺欺人的心理，偏执地相信那些让自己能更放心地去继续享受的理由，而不愿意清醒过来面对现实。

所以就在乾隆认为他已经把贪官一个又一个挖干净了的同时，一个清代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却在他身边迅速地成长起来。这个贪官，贪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什么王亶望之流，和他一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这个人就是和珅。

应该说，和珅的大肆贪污，乾隆是毫无察觉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方面，是因为和珅贪污手法十分隐蔽，欺骗乾隆皇帝的本领非常高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乾隆皇帝确实是过于自信，认为凭借自己的英明，一定能把和珅这样一个没根没派的人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掌心。他哪里想到，事实上，是和珅把他乾隆皇帝控制在了掌心，一方面利用乾隆的信任大肆以权谋私；另一方面，又把乾隆哄得团团转，对他所有建议，几乎无不言听计从。

那么和珅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乾隆朝最大的贪官的？有记载说和珅家产有八九亿两，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们讲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总理大臣。

接下来，他仍然在继续蹿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充《四库全书》正总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和皇帝成了亲家，乾隆皇帝把自己最喜欢的小女儿固伦和孝公主许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和珅当上了协办大学士。五十一年（1786年），晋文华殿大学士。这样，就达到了一个文臣的最高品级。后来，因为几次镇压起义有功，他还被授为公爵。我们知道，中国传统贵族品级，公侯伯子男，公是最高的。亲王和郡王，那必须是皇族才能当。所以公是一个非皇族的人能封的最高爵位了。后来晚清的曾国藩，替清王朝立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大功，相当于再造清室，也才封了个侯爵。可见乾隆对和珅是多么够意思。

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和珅家也从清朝一个普通人家，迅速蹿升为全国首富。历史记载，乾隆五十年（1785年）之后，和珅的家里就变成了一个市场。什么市场呢，权钱交易的黑市。史书记载：“和相当国，一时朝士若鹜，和每日人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后期，时称为‘补子胡同’。”（徐珂《清稗类钞》）补子是官服，就是说，和珅每天上朝的时候，从他家到皇宫，道路两边，站满了全国各地的官员，都是来找他办事的。所以买官卖官，成了和珅发财的主要途径之一。档案中记载的两淮盐政徵瑞行贿案可以说明当时买官的价码。两淮盐政是一个肥缺，为了保住这个肥缺，徵瑞在嘉庆元年（1796年），和珅的妻子去世的时候，给和珅送了二十万两白银，作为吊礼，档案记载：“彼时和珅意存见少，欲伊增至四十万，是以未收。而从前曾送过和珅二十万，当经收受。”（《耆献类征》卷九十六）就是说，和珅认为你才随二十万两的分子，太少，你这样的情况，至少应该随我四十万两，所以没收他的。你看，为了保官，而不是升官，就需要四十万两。

在这种情况下，和珅就成了名符其实的二皇帝，也成了清代历史上第一大贪官。

关于和珅家产，到底有多少，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和珅贪污了八九亿两。比如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和珅“籍没家产，至八百兆有奇”。就是说，八个多亿。当然还有更离奇的说法。比如晚清学者丁国均在《荷香馆琐言》说，“有数可稽者”，就达到一百个亿。

按常理推断，这是不可能的。据著名经济学家彭信威所著的《中国货币史》，清代乾隆年间白银的总流通量是多少？是三亿六千万两。就是说，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用来当货币的白银，才三亿六千万两。和珅一家的钱，怎么可能比全国的货币总流通量还多出三倍甚至是三十倍呢？和珅确实是清史上第一大贪官，不过贪污的数量没有这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研究的结果，认为数量应该是一两千万两，而不是八九个亿那么多。

那么，几个亿离谱的说法是从哪来的呢？主要是源自一份流传甚广的野史，《和珅犯罪全案档》，许多非专业的清史爱好者认为，这个《全案档》是研究和珅家庭财富的正史依据，也是第一手材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全案档》来头很大，它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我们知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专门保管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档案的中央级国家档案馆，其资料基本上都来自清宫旧藏。所以从这个存放地看，似乎是一个很权威的资料。

但实际上，这份裆案，任何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人，只稍微一细看，就会发现，它绝不可能是官方正式档案。为什么呢？因为它破绽百出，内容非常杂乱，既包括嘉庆皇帝的上谕，也包括和珅小妾的诗文，可谓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杂烩。这份档案，字体粗陋、许多用词和称谓非常不专业，比如其中管抄家的官员叫什么八王爷，十一王爷等，在清代政府的公文中，称呼亲王郡王，要叫封爵的全称，是绝不可能出现这些民间称呼的。而且这个档案当中，凡是遇“宁”字，都缺了一笔，就是没有下面的勾。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根本不是嘉庆朝查办和珅时所写原始档案，而是到了道光年间才出现的一份野史资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道光皇帝名字叫旻宁，遇宁字少写一笔，说明是在避道光皇帝的讳，所以说它是直至道光年间才出现的野史。

因为是野史，所以这份资料里，有很多常识性错误。比如说和珅家里，有多少黄金呢，按今天的单位，二百多吨。要知道，乾隆年间全国的黄金年产量，也不超过十吨。一个人家里，藏了全国二十年的黄金总产量，这可能吗？再比如，这份资料说，抄和珅家的时候，抄出大东珠六十余颗，每颗重是二两。二两重的珍珠，得有鸡蛋那么大吧？你问任何一个从事珠宝行业的人，都会告诉你，珍珠长这样大，是不可能的。所谓“七分为珠，八分为宝”，一般直径十一毫米的珍珠已经难得了，根本不可能长到二两重。

所以从这些特征看，这份《和珅犯罪全案档》只是一份民间传抄的野史大杂烩。那有人问了，它怎么会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重要的地方呢？很有可能，是道光年间，某个好事的太监，从外面民间抄来这本野史，大家传看，就留在了宫中，所以后来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收藏。

所以，专门研究和珅问题的清史专家冯佐哲先生，经过多年研究，综合《清实录》《清史稿》，以及其他正史、档案的资料记载，结论是，和珅家的现金、土地、房产，总价值当在一两千万两之间。当然所藏古玩、字画没包括在内，因为这些无法准确估价。

因此我们介绍乾隆一朝所创的诸多历史纪录里，到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乾隆朝的大贪官数量，以及这些官员所贪污的钱财数量，也创了清代的历史之最。

面对一桩桩、一件件出乎意料的贪污大案，乾隆皇帝仍然不愿意清醒过来，终于，在乾隆朝的大臣之中，有一个人看不下去了，他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由此引发了乾隆晚年一桩朝野瞩目的离奇的“君臣赌局”。